卢西安诺的最佳搭档就是犹太人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兰斯基，1.62米的个头，瘦小的体格、褐色的头发，脸上却挂着一副与身材不相符的表情，“我比那个侏儒要高点”，卢西安诺毫不隐讳谈及自己对兰斯基的第一印象，“但是他看着我眼皮都不眨一下，脸上一股凶悍之气，一开口就是爆粗。”这是两位黑社会大佬的第一次相见，兰基斯成了卢西安诺帝国的关键人物。
1933你，卢西安诺被政府抓住把柄，以操纵卖淫罪判了30年徒刑，这是对纽约黑帮的一次沉重打击。兰基斯去监狱里看望了卢西安诺，得到“把事业接下去”的指示。从此兰基斯成了纽约黑帮的大佬。
就在意大利黑帮在美国一统天下的时候，德国的希特勒也开始了一统天下的美梦，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开始排犹。德国政府宣布禁止犹太人经商、从军和担任公职，纳粹党徒公然骚扰犹太人商店、侮辱犹太人。犹太人纷纷逃亡国外，尤其是美国。而在逃亡的犹太人的口耳相传中，希特勒成了犹太民族的公敌，一些犹太籍黑帮大佬坐不住了。1933年早春，纽约黑道江湖上开始传出刺杀希特勒的计划。
FBI全国大搜捕
司法部部长卡明斯接到上级指令后，马上想起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胡佛时任司法部调查局主任，是一位退伍老兵，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几场漂亮的反黑战提高了调查局的地位。1935年，调查局正式改名为联邦调查局（FBI）。随后的48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总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名叫胡佛。
卡明斯命令胡佛必须在半年之内找到那封恐吓信的主人——丹尼尔·斯特恩。1933年春天，胡佛亲自领导的“G行动小组”开始了全国大搜捕。
很快，芝加哥调查分局传来一条重要线索。一位告密者说他听到一个叫丹尼尔·斯特恩的人扬言要刺杀希特勒，这个斯特恩刚刚从芝加哥搬到了费城，这正是那封恐吓信的投寄地址，费城的探员开始全城查找电话记录，但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G行动小组”没有泄气，他们找来了美国犹太黑帮的几大头目，兰基斯、霍夫、西格尔一一问话，但这些人都一口咬定，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也没有听说过斯特恩这个名字。令行动小组不满的是，有些黑帮大佬在听说有人要干希特勒一票后，满脸惊喜：“他妈的，谁想出了这个天才的主意。”
1933年4月，美国司法部又收到了德国大使转来的一封信，但这次不是恐吓，那是一封日期为“4月21”、邮戳来自“纽约高桥车站”的信，信中说：“我听到了几个纽约犹太人的谈话，获悉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正在实行中，一名年轻人的美国人已经被选中执行此次行动，犹太人都在为这样的计划而欢呼。”信件后还署了名“博达哥”。随这封信送到司法部的还有德国大使的亲笔纸条：“如果此事能够亲自处理则至为盼望”。
调查局局长胡佛动员了华盛顿的所有探员，从7月18日到23日，探员们翻遍了城市的通讯录、电话簿和邮政纪录。但很可惜，光凭“博达哥”这个名字实在是大海捞针。
4月24日，调查局收到了一封寄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信，报告此事的是一位工程师，曾经在军队服过役，以上校军衔退役。他说在圣卡洛斯市（属于亚利桑那州）拜访一位朋友时，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偷听到隔壁几个犹太人很大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希特勒不会在世多久了。一帮在纽约的犹太人已经派了一个人去德国暗杀希特勒。”另一个发言人还提及到了刺客要乘坐的德国轮船的名字。据告密者透露，暗杀定于“1933年5月到9月间，希特勒或者被毒死或者被枪杀”。
听到这些骇人的言语后，上校立即密切关注着隔壁房间的举动，一会儿，从隔壁房间里走出两位矮胖的、大约50岁的男人。等这两人一离开，上校立即找到旅馆的服务生，打听到了他们的名字。就在这位上校给司法部发出告密信时，他突然呆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两个犹太人以及轮船的名字忘得干干净净。
探员们不得不对住在这个旅馆的人展开大调查，但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哪怕一点关于那两个矮胖男子的信息。探员们翻阅了旅馆的客人名录，查阅了每一个疑似犹太人的信息，他们把这些可疑的名字传到了华盛顿总部。
谁是刺客？
这条最重要的线索断了。1933年9月2日，调查局特别探员布兰特雷提交了一份最终报告给胡佛，报告说，一切暗杀线索“完全得不到更确切的证据”。因此，“这个案子将被封存。”看起来黑帮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将永远沉落历史长河了。
但特拉维夫犹太史专家罗伯特·洛克威（Robert Rockaway）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这些故事。1988年，他终于找到了曾经参与此事的神秘人物亚伯·道奇·戈德堡。
戈德堡住在以色列的荷兹利亚，这是一个富裕的滨海区。他已经80多岁了，一头稀疏的灰白头发，褐色的眼睛似乎总是眯着，在他的讲述中，刺杀希特勒的迷雾渐渐展开：
戈德堡曾经是一个纽约犹太黑帮中的成员，他成长于纽约无产阶级聚集地——下东区，中学没毕业就开始混社会，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杀手。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成了兰斯基的一名手下。
当时美国的黑帮存在谋杀集团，绝大部分是由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职业杀手组成的，他们是移民的第一代后人，在幕后匿名活动。这个杀手集团由卢西安诺和兰斯基操纵，每份谋杀令必须经过黑帮大佬的集体同意，当时，谋杀令规定，禁止谋杀治安人员和记者，杀手也不为平民服务。30年代仅在纽约就至少有300起谋杀疑为那些杀手所做，“发现目标、杀死他，然后拿钱走人”，这是当时杀手遵循的规矩。
1933年早春，一些犹太黑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刺杀希特勒，并建议派一个杀手小组去完成，其中包括戈德堡，但戈德堡不愿意离开美国，于是他就寻求大佬兰基斯的建议，兰基斯将刺杀计划简要地描述了一下，并且信心百倍地告诉戈德堡，不要担心，德国内部有人接应你。兰基斯许诺给每位杀手2500美元犒劳（相当于现在的25万美元）。兰基斯给每个人预定了一张去比利时的单程机票，他们都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兰基斯都不希望他们回来。
确实，在黑帮内找几个杀手容易，但要找到可暗杀希特勒的人却很难。他的周围是些头脑机灵，身强力壮的保镖。选中的枪手必须要熟悉德国风俗，成事后，他还得安排自己如何逃出生天。正因为这件事情很棘手，黑帮挑选人也很慎重。
就在计划步步推进的时候，暗杀希特勒的风声开始走漏，司法部嗅到了气味，引来了胡佛。调查局一边在各大城市调查杀手，一边派出人马盯住犹太黑帮，兰基斯被传唤了几次。正是胡佛的“打草惊蛇”之计使得兰斯基不敢贸然采取行动，暗杀计划最后不了了之。
1993年，曾经参与暗杀计划的戈德堡去世，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了解刺杀详情的人也走了。犹太黑帮刺杀希特勒的故事终最后沉寂下来，它的一些文字纪录却留在了FBI的档案局里，档案号为65-53615，档案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
“鬼使”“神差”大对决—读史琐谈中日外交战
文/雪儿简思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总理衙门的会谈纪要
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不宣而战的行为深深震撼。
中国“外交部长”奕劻（总理大臣、庆亲王）亲自主持了与英国公使的会谈。
这对与会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国在自己的藩属朝鲜海面上遭到了突然袭击，而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也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
会后，双方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会议记录，焦点集中在：英国下一步对日动武的可能性，以及双方对中国军事前景的预测。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奕劻问道：“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英国外交官欧格讷答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这话虽然委婉，却依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鼓动英国对日报复，正是中国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目标。作为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欧格讷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预测，都将对中国的士气民心乃至中日战争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在欧格讷当天向伦敦发送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此事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必须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国际法作出决定。”欧格讷在报告中强调说：“我个人认为，日本的行为是完全非法、无理的，因为高升号毫无防卫能力，又载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将其击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蛮横、残暴和无耻的行径。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女王陛下的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决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见，有必要等待更确切的详细情报。”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
从中英两国谈话者的记录重点，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些临时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绝对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词上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兵方面进行了“创作”，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各自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至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鲁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1876年，甲午战争前18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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