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奋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只要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白金汉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时“擅自起立，曰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日本的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22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藏（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刻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3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1926），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1936），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都能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遑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Iriye Akira）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的“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职，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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