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在民国初年，上海滩级别高一点的堂子，都称为“长三”，其校书的局资为3元，“长三”也可代指高等校书。到了20世纪20年代，竞争比较激烈了，“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这一块钱中，校书“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比“长三”稍弱的，称为“幺二”，出局收2元，“幺二”一直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
民国年间，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认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
……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批评归批评，花酒还是要吃，您要是在上海滩待上几个月都没人请一次，那就证明人缘差。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他只叫“长三”，落款总是“和尚”，也是上海局牌中的一绝。他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
“做花头”的规矩
如果您腰缠万贯，能随便请别人吃花酒，是不是也能自己大大咧咧地叫局呢？
当然不能。
堂子有堂子的规矩，作为上流人士，您绝对不能土豪做派，在上海滩一掷千金的主儿多了去，大家都得讲游戏规则不是？您想点尚不相识的校书，最好由常客介绍，在“局票”上写明是代那位熟客叫局。等对方来了之后，熟客可以介绍她“转局”坐在您的身边。
苏曼殊喜欢吃花酒，也喜欢替人家“叫局”，据包天笑记载，苏曼殊曾给鸳鸯蝴蝶派的高手毕倚虹叫过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会，到场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毕倚虹没有。苏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有人接话：“和尚正法眼藏，必无错误，何妨叫来一看。”花笺飞去，不到半小时，人就来了。
若是您第一次跟某校书相处，叫做“打样局”，有个说法，“犹之商店中参观货场”，不可造次，这样才能赢得芳心。民国时期有报纸刊文指导：“如在报上见其绯闻，而叫打样堂差者，切不可举其隐秘相询，以免惹其心中不快，而冷淡你。”“不可太放浪，以免露出极相。”打样之后，您下次就能以自己的名分叫局了，但最好“专叫一人”，时间一长，关系就密切了。“打样局”的时候，不可贪多，即便您有钱，也显得您花心，会给校书们笑话，被说成“垃圾马车”。人家也不会专心应酬，觉得掉价。也就是说，即便有钱，也不能像个土包子。
为什么苏和尚能徜徉在烟花之地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校书们的心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最重要的是，他还肯砸钱为校书们争面子。
有人统计苏曼殊的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曾有朋友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苏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动了凡心？”
叫局的花销其实并不大，苏曼殊不仅仅喜欢叫局，更喜欢“做花头”，那就相当烧钱了。
“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于大洋12元，折合现在的物价，扩大300倍，大约3700元。
“做花头”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摆花酒”：找个由头，为某校书庆祝生日，或者故意给某校书长脸，在堂子里办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称为一个“花头”。“做花头”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钱，外加给琴师、佣人的犒赏，合计下来也得十三四个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第二种是在堂子里请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将，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将，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档水果茶叶奉上，打一圈麻将也算一个“花头”。
如果您办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折合多少钱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万。不过购买力这玩意儿也不好折算，按照当时黄包车夫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个大洋，您请一次客，够他们忙活一年了。故时人感叹“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
每逢立春或者冬至，以及某位校书的生日，长三都会请熟客帮忙“做花头”。此时如果某校书没人捧，那就会很丢面子。苏曼殊每次不等人家开口相求，便主动来了，而且每次都摆好几桌，倍儿给面子，自然能得到校书们的格外垂爱。
民国时没有手机，请人赴宴往往要前几天就通知，可苏曼殊不一样，他兴致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铜牌给黄包车夫去接人。铜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桃、杏、荷花等，称为“轿饭票”，在市面上能兑钱，堂子也会回收。
但凡是男人，估计都不会谢绝这种宴席。某文人记载受邀后的遭遇：
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校书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校书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校书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涂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兑了水的酒……
做花头愉人悦己，且看一段民国年间的文字：
做花头，为客人冶游妓院中的一出重头戏，亦是狎客显出面子的时候。……凡狎客在妓家做花头的那天，最受妓家的奉承，一呼百应，应酬周到，犹其余事。徵花作伴，歌曲娱客，声达户外。左拥右抱，可得享尽艳福。酒后席散，得逢机会，还可挟其所好的妓女，随其月圆的好梦。所以游其地者，常忘白驹的易过，做主人的开心愉快，自可不言而知了。
奇怪的是，花和尚苏曼殊喜欢逛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朋友们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他最喜爱且往来颇多的青楼女子有素贞、桐花馆、花雪南等数人。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美女，苏曼殊有她的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待人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苏曼殊戏呼之为“温暾水”， 意即暖而不热。苏曼殊与花雪南同居一室，共衾共枕，而终不动性欲。花雪南很奇怪，苏曼殊却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花雪南曾对曼殊动心，想赎身做其妾室，在民国时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苏曼殊却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于江湖，留回忆无限。他这种欲行不得，欲罢不能的彷徨情绪，在一首七律诗中做了表达：
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
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
传说钱塘名妓苏小小曾坐油壁车与恋人相会，死后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苏曼殊以苏小小喻花雪南，问：你的油壁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呢？我俩终会天涯梦断，西泠终古，然而恋情难断，犹如莲虽捣烂而丝不断，麝已煮沸而香不灭……
还别说苏曼殊精神境界，就这才情，也够让一般人自惭形秽。
民国肇始，北洋当道，政治依旧腐败，孙中山极力奔走要“打倒军阀”，苏曼殊对前途极为悲观，终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费便呼朋唤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饮食无度，肠胃又不好，是医院常客。1918年5月，时年35岁的苏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传世的最后一部爱情作品《非梦记》，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随即去世。
和尚走后，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无所有，其身后事也是由汪精卫等人料理。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校书头戴白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苏曼殊去世6年后，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出资千金，将其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名妓苏小小朝夕相伴，民国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势走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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