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泰坦尼克号的名人

    文/温宁

    天才发明家、美国金融巨头、著名小说家、糖果大王、钢铁大亨……

    他们都曾经差点儿登上泰坦尼克号，他们一同经历了世界上最幸运的错过。

    泰坦尼克号几乎已经成为海难的代名词。在泰坦尼克号出海之前，能登此船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一些没能登上船的人则为自己的错失而懊恼不已。事件发生后，那些错过登船的人才发现，得与失的转换竟然那么轻而易举。

    马可尼：意大利发明家，无线电之父

    错过原因：赶稿子

    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明家马可尼在1912年获赠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船票，但是马可尼却在泰坦尼克号开船3天前乘坐“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先走了。马可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急着写一篇学术论文，而他的速记员搭乘的是“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马可尼在泰坦尼克号上，说不定他会用自己的无线电设备发送遇难消息，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1915年，马可尼又被幸运之神眷顾，当时马可尼在4月乘坐了卢西塔尼亚号，而在5月，这艘船就被德国潜艇击沉了。

    约翰·皮尔彭·摩根：美国银行家

    错过原因：在法国享受按摩不愿离开

    美国银行家摩根是当时华尔街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华尔街拿破仑”，他在1907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系统。摩根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泰坦尼克号的所属公司英国白星航运公司也在其商业帝国的控制之下。1911年，摩根出席了泰坦尼克号的下水仪式，并且在船上拥有自己的私人套房、私人甲板以及带有特别设计烟嘴的浴室。摩根的泰坦尼克号处女航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摩根没有去乘坐泰坦尼克号，而是留在法国，享受舒适的早间按摩与硫黄浴，因此逃过一劫。

    西奥多·德莱塞：美国著名作家

    错过原因：乘坐更便宜的船

    1912年，40岁的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正在欧洲度假，并且打算乘坐泰坦尼克号返回美国。一位英国出版商劝说德莱塞找一艘便宜的船，结果德莱塞就这样与泰坦尼克号错过了。德莱塞得知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并且把这件事写在了自传里。

    密尔顿·史内夫里·赫尔希：糖果大王，好时巧克力的创始人

    错过原因：订单出错

    赫尔希，美国糖果大王，好时巧克力的创始人。1911年冬天，他与自己的妻子在法国，计划乘坐泰坦尼克号返回美国。据档案记载，当时赫尔希已经向泰坦尼克号所属的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支付了乘船的定金。但是由于一些原因，赫尔希的船票没订成功，所以他和妻子乘坐了早些时候德国的一艘轮船返回美国。在泰坦尼克号遇难前，这艘德国轮船曾用无线电向泰坦尼克号发出过冰山警报。

    亨利·克雷·弗里克：匹兹堡钢铁大亨

    错过原因：在医院陪护扭伤脚的妻子

    亨利·克雷·弗里克是美国的钢铁大亨，也是摩根生意上的合伙人。本来他也在泰坦尼克号上预定了房间，但是由于自己的妻子扭伤了脚，他不得不留在意大利照顾妻子，也逃过了这次海难。

    阿尔弗雷德·格温·范德堡：资产千万的运动家

    错过原因：临行前取消航行

    34岁的运动家阿尔弗雷德·格温·范德堡资产千万，是美国铁路和航运大亨范德堡家族的继承人。他在临行前取消了自己的旅程，媒体都以为他在船上，还把他列到了遇难者的名单里。3年后，阿尔弗雷德搭乘的英国轮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他成为卢西塔尼亚号有名望的遇难者之一。

    约翰·莫特：著名传教士，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错过原因：工作繁忙，无法抽身

    约翰·莫特是当时著名的传教士，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当时，一名对他和他的同事工作很感兴趣的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职员赠送了他们两张船票，但是他与同事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并且搭乘了一艘更加普通的轮船。当他得知泰坦尼克号遇难时，他说：“也许仁慈的上帝留给我们更多的工作去做。

    阴谋与佳话

    文/赵冬梅

    宋太祖驾崩，宋朝传位制度出现转折。为何传位制度由“兄终弟及”变成了“父死子继”，大宋官方给出了一段近似“佳话”的解释，历史却解读出一段相反的阴谋。

    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急召二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屏退旁人，兄弟密谈。在外守候的太监远远望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胤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那情景就像是一场模模糊糊的“皮影戏”。

    大约30个小时之后，二十一日凌晨，太祖驾崩，晋王即位，这就是宋太宗。十九日的兄弟密会成了太祖生前最后一次有记录的活动。宋太祖明明有两个儿子，却把皇位传给了弟弟，实在有悖常情。这让人们对那场模糊的皮影戏有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

    宋朝官方的解释是“佳话版”的：太祖召见晋王，是预感大限将至，要把江山社稷托付给他。晋王诚惶诚恐，一再谦让，最终勉强受命。太祖所言“好为之”，意思是“好好干”。但是，很多人更愿意相信“阴谋论”的解释：太祖发现晋王图谋不轨，召来训诫。晋王极力否认。激动之下，太祖将手中柱斧砸出，怒吼：“你干的好事！”柱斧是太祖手边爱物，玉质，重击足以致人死命。柱斧戳地，猛然有声。

    太祖死后，宋皇后立即派宦官王继恩去传召太祖的小儿子德芳。然而，王继恩召来的却是晋王。宋皇后见到晋王，脱口而出说：“吾母子的性命，就都托付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朝宫中对皇帝的专用称呼。这样看来，宋皇后对太祖的死并无准备，而晋王却早有预谋，恐怕还是“阴谋论”的剧情更加可靠。

    大宋王朝最高权力的第一次交接开了个坏头。就算我们相信“佳话版”的解释，“兄终弟及”也显然不如“父死子继”来得稳定。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宋太宗有责任恢复“父死子继”的华夏传统。然而，此事必须从长计议。太宗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上层的稳定。

    为了把“佳话”做足，太宗把三弟廷美摆到了开封府尹的位置上——这正是当年大哥匡胤安排他坐的位子，又宣布三兄弟的儿子都是“皇子”，还给了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德芳跟廷美一样的皇室最高待遇。于是乎，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美好愿景”，开封的政治观察家把太祖、太宗的传位佳话发展成了一个复杂的“三传约”：老大传老二，这是一传；老二传老三，这是二传；老三再传给老大的儿子，这是三传。刚刚解决了自身即位合法性的太宗，又面临着新问题——如何从“三传约”中解套。

    解套的开端是一个悲惨的偶然事件——979年，太宗即位的第四年，太祖的长子德昭自杀。这一年，太宗打了两场大仗。第一场，打太原，跟割据政权北汉打，宋朝完胜。第二场，打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跟契丹人打，宋朝惨败。太宗跟卫队失散，下落不明，北征大军群龙无首。混乱之中，有人提议要拥立先帝长子德昭。正争执之际，太宗脚上带着箭伤、脸色惨白铁青地坐着驴车回来了。这场风波在太宗的心上留下了一道难看的疤。

    979年的这两仗，前边打太原是胜了的，胜了就应该论功行赏。然而太宗却迟迟不赏。德昭看不过眼，好心提醒。没想到太宗却勃然大怒，甩了一句狠话：“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也不晚！”这句话断送了德昭的性命。

    德昭的意外自杀给了太宗一个邪恶的提示——如果廷美和德芳也像德昭一样死了，“三传约”不就自动作废了吗？两年之后，德芳“寝疾薨”，因病医治无效死亡。太祖一系两位最有潜力的皇位竞争者消失了。德芳死后，太祖的老部下、前任宰相赵普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传弟，支持传子，主动提出愿为马前卒，搞掉廷美。廷美受到谋反指控，被赶出开封，赶到洛阳，最终死在了流放地房州（湖北房县）。

    德昭、德芳和廷美悉数死亡，“三传约”自动失效，太宗解套成功，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宋朝的皇位继承顺利地摆脱了兄终弟及的不确定性，回归了更为稳定的父死子继原则。而有关“斧声烛影”的“阴谋”与“佳话”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两部小说支配南北人情

    文/傅国涌

    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二次革命”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是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法律解决的。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上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传》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民国根基未固”，力主慎重。他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的理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做出答复。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

    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水浒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博弈之路。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做“民党”，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民党”。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

    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

    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系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知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今日的中国为何如耶？

    历史无法假设，如何走出“三国”和“水浒”，却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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