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的怒吼声在原野上回荡，幸存的日军也声嘶力竭地呐喊。山顶周围枪声大作，但没过多久，三八式步枪的零星射击就被冲锋枪的急促扫射压过。
许多装束奇特的士兵出现了，他们将一个又一个的包裹装上小车，吃力地推着它向要塞的入口走去。冈崎哲夫被这一诡异的景象所吸引，目光死死地盯住他们：那些小车被顶在要塞的通道上，滑向幽深的隧道尽头，3秒钟后发生的一幕令上等兵目瞪口呆，因为要塞内部发生了剧烈爆炸，“甚至大气都像石头一样发出尖锐的嘶鸣”。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小车上全部是烈性炸药——苏军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要塞夷为平地。
这种手段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地下要塞接连腾起大火，从分水岭两侧喷出滚滚浓烟，新一轮更猛烈的爆炸带来了刺眼的强光，让入口处的士兵陷入了暂时的失明。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虎啸山暴露出鲜红色的山体。侧影变小而且模糊，朦朦胧胧地沉入了浓烟之中。此时是1945年8月26日下午3时30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斗至此画上句号，与之伴随的是惨重伤亡：苏军有近500名官兵阵亡，伤者的数字至少三倍于此，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守军相信战死会带来永恒的“荣誉”。
有件事情不得不提，那就是在东西方的传说中，启示总是随着强光与毁灭一道降临，如果说广岛和长崎是这样的一次启示，那么虎头要塞的毁灭一定也是，在那耀眼的白光背后，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信号，而且它不只意味着一个终点，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多事之秋的开始，在离虎头要塞300公里的朝鲜半岛，围绕东北亚命运的较量仍在继续，尽管这种较量如今已不再发生于战场，并且抛弃了血腥的形式。
重回蓝海：大清海军的末日救赎
文/刘永峰
1905年，叶祖珪的去世，只是当年经历甲午之耻的清朝海军衰败凋零的一个象征而已。而不久，带着一份痛定思痛的海洋蓝图，由一群败军之将领衔的破败舰队，在晚清的余晖中，开始了重回蓝海的缓慢起航。
1905年夏天，长江下游溽热难耐，时任南北洋海军统领兼广东水师提督的叶祖珪，从南京沿江而下巡视炮台及水雷营地时积劳中暑，又染上了伤寒，不久死于上海军营之中，享年53岁。该年1月，是清廷首次决定统一南北洋海军，而他作为第一任统领在任还未到半年时间。
这位当时大清海军最高长官的突然去世，令朝野上下一片愕然。后来，叶祖珪灵柩移归故里时，朝廷诰授其“振威将军”谥号，祭悼仪式上从福州达明路叶氏故居到西门外，十里长街，素幔蔽天，“有越千里来送葬者”“将吏皆哭失声”。这位海军将领的去世，也只是当年极盛时期的清朝海军衰败凋零的一个象征而已。
那个时候，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丁日昌，这些近代海军事业的奠基者，都已或早或迟地撒手西去；而最早的，也是鼎盛时代的那批优秀将领们，因为甲午战败受罪裁撤，也都一度四散飘零。重新复出的叶祖珪，刚刚肩负重任不久，便又染病身亡，在大清海军最需自我拯救的时刻，那希望之光却显得那么微弱黯淡。
如果说，将星陨落所带来的悲伤还在其次的话，那么更为刺痛人心的，则是甲午之后的那段时期内整个海军透出的一片沉沦的景象。
沉沦
甲午之前，经过三十年洋务的积淀，清朝海军的规模，一度达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王双印《甲午战后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述论》）然而，中日海战中，大清海军的精华——北洋舰队，几乎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而此后，清朝整个海军的境况也长久地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威海卫战败后，一度声势皇皇的北洋水师就仅存“康济”一艘练习舰而已，朝中清议者纷纷以惨败来弹劾、斥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怯战畏敌、误国卖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仅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及海军内外学堂全部停撤，而且其后将北洋海军的武职实缺，自提督以下至外委计315名，也概行裁撤，士兵被一律遣返。
无论如何，那都是大清海军最早培养出的一批现代海官人才，他们或战死或自杀殉国，幸存者中，叶祖珪待罪天津。多数史料里，邱宝仁、林国祥不知所向。萨镇冰回到原籍福州，当时他父母已逝，萨夫人陈氏不久后也去世，37岁的萨镇冰从此孑然一人。史料记载萨镇冰为官清廉，不蓄私产，此时竟囊空如洗，处境悲惨，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能在城内应缙绅之聘，教授各子弟西学，以维持家计。
海军的萧条不仅是北洋，在福建，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军舰制造“开山之祖”“海军人才摇篮”的福州船政局也经历着同样的衰败。1896年以后的大约十年里，福州船政局人事更替便异常频繁，由裕禄至松寿，前后凡历11任，情况也每况愈下。资料统计，1896至1907年，12年间，海关累欠船政经费达460万两之巨，船政仅造船只5艘，平均两年还不能造一艘。此后数年，都是闽浙总督兼理船政，船厂不再造船，只靠修理船只所得来维持船政局的费用，毫无建树可言。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所派出洋留学人数与前期相比大为缩水。
189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施恩孚等六人前往法国学习制造，此时为了节省开支，对留学生的监督制度也有变更，洋监督被取消了，仅设华监督一人。这批学生原本定期六年，可到1900年，使法大臣便以无款垫付留学生费用为由，要求将其撤回，福州船政局只得决定学生学满三年中止，回国后就厂学习，就这样，大清最后一批海军留学生的学业也半途而废了。
几乎没受到过较大战事创击的南洋水师，此时的状况也同样是令人担忧。1903年春天，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参观南洋水师“寰泰”号的一次毕业演习，记道：“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至于体操技能，同样草率，军装仪容，多有不整，以至于“随同在船观看者无不哗笑”。而问及出海经历时，三年之中仅到过朝鲜一次，至于“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张之洞毫不客气地说：“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而如此糟糕的情况，又岂止“寰泰”一例，可以说，它代表的乃是当时几乎整个海军内部积弊日深、制度败坏的真实现状。
船舰粗劣，制度混乱，人浮于事，大清海军所残存最后的一点力量，也正在被这些弊病所慢慢蚕食。而尤为寒心的是，甲午惨败之后，朝中大臣对整治海军的热情突然冷淡了。1895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位之前海军的积极缔造者之一，在谈到海军时，也变得谨慎起来。他说海军刚覆灭，一时巨款难筹，将才尤其难得，目前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舰，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置巡洋舰、鱼雷艇以资预防，并派水师学堂子弟出国游历，总期先有人后有船，俟款项充盈，不难从容购办。
刘坤一本是朝内最熟悉海军建设的人物，也视海军如鸡肋一般。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近于崩溃，难以再拨款重兴海军，固是事实，但惨败所带来的重重阴影，却是整个大清那点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瓦解了。
最不光彩的，那支劫后余生的海军也阵前怯战起来。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舰，不去援助清军，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联军轻易夺取。当时，叶祖珪所乘“海容”舰也与联军一同熄火抛锚，放弃作战。
海军如此的表现更加削弱了人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敬意。1901年，庚子谈判时，一位议和大臣竟建议，“将‘天’‘圻’‘容’‘筹’‘琛’五舰退还英、德两国，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这种对于中国海军、海防简直自暴自弃的念头，也足见一部分人之于当日海军的心态。
瓜分狂潮
当战败的耻辱，自身的败坏，令奄奄一息的大清海军深陷低谷，而又遭受冷眼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列强对于海军的重视，与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19世纪末，漫长的征服海洋的经验，使西方人对于海洋的理解有了更理论系统的陈述，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马汉的“海权论”。
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商船队、贸易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这种在海洋上极具主动性、攻击性的姿态，这种在认识海洋上更为理性明晰的表达，极大地迎合了此时正从事于海外扩张、远洋贸易的殖民主义强国的需要，因而马汉的“海权论”一提出便在西方备受推崇，简直成了西方列强在行动上的指南。
在德国，1897年12月15日，基尔军港附近，德皇威廉二世在为亨利亲王出征送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这次演说几乎就是马汉“海权论”的翻版。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在我德意志军旗保护下的我德意志的贸易，我德意志的商人以及我德意志的船舶，要享有与其他列强在这方面的同等权利，并受到保护。德意志的贸易因有能受到德意志国权的安全保障的自觉，才能发展起来。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缺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
此时的基尔军港内，德国第二舰队正整装待发，这支舰队包括了一级装甲巡洋舰“德意志”号（7320吨）、二级巡洋舰“格希翁”号（4200吨）、“开泽林·奥古斯塔”号（6065吨）3艘，而他们的目的地将是遥远的中国。一年多来，德国在中国谋求海军基地的愿望一直毫无进展，而最近德国两名传教士又在山东被杀，这使得威廉二世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机会，于是他决定立即动手，派亨利亲王率舰队去征服胶州。威廉二世在演讲中说：“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
就这样一支兵精械利的德国舰队正朝着中国海岸袭来，而此时的清朝，海军依然处在甲午惨败后的低潮，甚至整个朝廷也在惨败后成了惊弓之鸟。军机处向山东巡抚李秉衡致电说：“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拾耶？”
德国以军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1898年3月6日，清朝与德国签署《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中国沿海主要的军事基地被迅速瓜分。1898年3月28日，中俄两国签订《中俄旅大租借条约》，清朝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同年7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的地方，租给英国。1899年，法国也强迫清政府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日本则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9年初，意大利也向清政府提出索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令世人为之一惊。
虽然对于相对弱小的意大利，清朝政府尚能强硬一些，但对其他列强，大清的海军已无可奈何了。甲午战后，面对着残破的海防格局，清廷曾尚有收拾之意，但往往囿于或经费、人才，或政局变动的原因，一直未有大的动作来重整海军。十余年里，已无力自造军舰的清朝，尽管也向英、德、日三国订购了29艘舰艇，但大都为小型浅水舰艇而已。而为了节省经费，许多原有的巡洋舰被改成运输船、练习舰，有些则酌减船员人数开支费用等，那个时候，大清的军舰，多数仅维持在勉敷巡操的状态而已，海防形同虚设。
19世纪末，当列强将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业已瓜分殆尽时，中国海军甚至找不到一个停泊的基地了。整个中国深切地意识到了事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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