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报纸上便登载了有人谋刺摄政王的消息，有的说是溥伦贝子干的，也有的说是庆亲王干的，更有的说炸弹就是载洵等人从英国带回来的，因为包炸药的纸上写有英文“伦敦”字样。随后，又有消息称已经在卢沟桥抓获了刺客，已经就地正法。
这一连串的消息，让汪精卫等人以为事情并未败露。于是，重新商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运来后再作打算。1910年4月4日，陈璧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汪精卫，与黎仲实、喻培伦离开了北京。
然而，汪精卫显然低估了清朝警察的智商。他们起获炸药后并未声张，而是找来国外专家，确认炸弹威力很大，绝非中国境内制造。但是，外壳很大，又比较粗糙，还有明显的车削痕迹，一定是最近才制造的。于是，警方一面通过媒体放出假消息，以此稳住真正的刺客，一面又遍访铁匠铺，寻找炸弹的来源。结果，查出铁壳乃鸿太永铁铺（《顺天时报》记载为三合盛铁铺）所造，经提审，厂主供认是“守真照相馆”订做的。
4月16日，黄复生、汪精卫连同“守真照相馆”司事罗世勋相继被捕。
营救
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内外，同盟会的反应自然最为激烈。
正在纽约筹款的孙中山得知汪被捕时悲痛不已，对随行党人十分痛心地说：“此无异断吾臂也。”（吴朝晋《孙中山三赴纽约》）胡汉民得知消息后，料定汪难逃一死，更是悲痛莫名，于是写下了“挟策当兴汉，持锥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的诗句。
然而，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胡汉民，或许都比不上陈璧君更为痛苦。汪精卫被捕时，她已经和喻培伦到达日本。得知消息时，陈璧君痛彻心扉以致气急败坏，竟然无视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开会做出的决定，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出卖同志，临阵怯逃。陈璧君的指责很快影响到了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满腹委屈的喻培伦选择了沉默。事后，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果如其言，一年后他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一路冲锋在前，因重伤被俘，慷慨赴死，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心急如焚的陈璧君心中只有汪精卫，她再三央求吴玉章设法营救。吴玉章营救未果，陈璧君便赶到新加坡，得到胡汉民、赵声等革命党人的热情帮助。
这年冬天，陈璧君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北京，费尽周折才通过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几枚鸡蛋，内藏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几番书信传递后，感情急剧升华的汪陈二人定下了永结连理的誓言。
关心汪精卫的岂止是陈璧君一个。事发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四处演讲，高歌汪精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动了无数的华人华侨，革命派获得了空前的支持。而掀起分裂运动的浙江光复会也在这场运动中偃旗息鼓，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
意想不到的审判
汪精卫被捕后，情知必死无疑，遂写下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以一泻千里之气势表白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暗杀目的，并千方百计替黄复生开脱。在狱中，他又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捕口占》）的诗句，激荡着视死如归之豪情。
然而，令汪精卫意想不到的是，改革派的肃亲王善耆担任了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在审讯中，汪精卫和黄复生抢着承担责任，为对方开脱，这一切都让肃亲王善耆由衷赞叹。起初，摄政王载沣和大多数官僚都主张按大清律例判处汪精卫和黄复生死刑，以儆效尤。但是，肃亲王善耆为首的部分官僚则认为清王朝正处于预备立宪的关键时期，杀掉这几个革命党非但不能震慑乱党，反倒会逼迫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如果破例开恩，不处极刑，却可以“标榜立宪，缓和人心”（《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或许还能笼络一些革命党中的优秀人才，为朝廷所用。
经过肃亲王的大力劝说，摄政王载沣最终放弃了处死汪黄二人的主张，判处汪精卫、黄复生终身监禁，罗世勋监禁十年。让汪精卫更意想不到的是，自从被捕后，清政府为表明新政之决心，特别提供了“文明之法”的待遇：“一、审讯时不用跪。二、饮食皆不粗恶。三、衣服衾枕皆准其将素常所用之物带入”（《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不仅如此，肃亲王善耆还经常到狱中探望汪精卫，与其纵论天下大事，甚至吟诗作对。两个敌对的政治人物在这种特殊的境遇里成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多年以后，汪精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救我命的是肃亲王”，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余波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不仅使自己成了名噪海内外的英雄人物，而且使革命力量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但这并不是这个事件历史影响的全部。摄政王载沣施行仁政的良苦用心，被解读成了大清帝国软弱的象征，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汪精卫的感召下，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仅如此，汪精卫的胆识与气魄还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倾向革新的帝国官员和士绅，在他们心中已经萌生了对革命的向往或者同情。
1910年1月1日，这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汪精卫或许正在为刺杀谁而苦恼吧？
彭家珍：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
文/宋石男
1912年1月26日晚，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数日后，清帝退位。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彭”不止“收功”，更是“收宫”。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为同盟会历史上最后的刺客。
同盟会暗杀风习
要了解一个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先得了解这个暗杀时代。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上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7年，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之人）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更是“暗杀主义”之代表作。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的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克强，即黄兴，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以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着，他真可能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年与胡汉民通信，胡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同盟会的三个大佬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四个：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曾参与其中；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同年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史略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50起。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为配合武装起义而行刺敌方大僚。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澄等，都是以个人的孤注一掷为集体起义开路，多半带着“擒贼先擒王”的盘算。
二是武装起义失败后，暗杀“罪魁”以泄愤。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欲孤身与清军协领余大鸿拼了；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也是因为多次起义失败，要用一己肉身搏杀敌首；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而李沛基又炸死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这又是以个人的袭击报复为死难的同志招魂了。
三是跟具体的起义无关，只是激烈政见的宣泄方式。如1910年陈与燊谋刺在他眼里“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年又有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
最后一种则是考量大局而必须除掉的障碍物，如1912年三烈士刺杀袁世凯未遂，以及稍后彭家珍刺杀良弼。他们希望通过除掉“元凶巨恶”而使自己理想中的革命成功。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非常复杂，其思想根源却大致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二者常被混淆，但绝非一物），一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他们读了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的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刺客彭家珍
了解完“当暗杀已成习惯”的渊源，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最后的刺客彭家珍的世界。
彭家珍（1888~1912），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受父亲影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面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有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他的一个朋友回忆，当时连彭家珍在内的7个年轻会员跑去剃了光头，合影留念，以示革命决心。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驻成都外北凤凰山。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
此后直到1910年初，彭一直在清军担任下级官僚，并两度失业，于是前往沈阳碰运气。7月，经同盟会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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