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清，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大的迷惑性。
甲午战争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宗方在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苦艾酒，令人疯狂的绿色圣”场所之一。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汪精卫的1910：刺客的道路
文/李远江
1910年1月1日，北京，琉璃厂火神庙夹道。
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从东北园一路走来几个青年学生，在他们年轻的脸上透出的却是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坚毅。这一切，都让他们与这条暮气沉沉的老街显得格格不入，以致擦肩而过的人们不由得要多打量他们几眼。他们的目的地就在火神庙夹道，那里有一家尚未开张的店铺，看上去他们就是这家店铺的主人。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打算做什么生意？
细心的人能够听得出来他们说的是广东和四川方言，偶尔还会说几句日语，男子都没有发辫，唯一的女子也穿着非常西化的时装，看上去大概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这几年清政府大搞新政，到日本留洋的学生数以万计，北京街头走过一群留洋学生倒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南方口音，却难免让人担心他们会不会就是这些年在南方大搞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人。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但是街坊们实在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一个多月后，“守真照相馆”正式挂牌营业，一下子吸引了不少猎奇的围观者。照相馆里的照相机、摄影间、摄影作品都对来客开放，唯一神秘的地方就是院里有个永远关闭的小屋，主人称之为暗室，偶尔会散发出化学药品的异味，据说是冲洗照片的地方。相对于琉璃厂满大街的古玩字画，照相机不但是吸引眼球的时髦玩意儿，更是地地道道的高科技，若不是这些留洋学生，整个琉璃厂大街恐怕还真没几个人摆弄得了。高科技和留学生，两个不正常的事物凑在一起反倒变得一切正常了。
然而，这群人的确不是什么生意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南方各省通令缉拿的革命党人。为首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兼《民报》总编辑汪精卫。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也不是经营照相馆，而是利用照相馆的暗室秘密制造炸弹，用以刺杀清朝政府高官。为了方便，他们在附近的东北园租下了一处民宅，作为居住和密会的地点，因此，从东北园走到琉璃厂是他们每天必经的路程。
密谋
从汪精卫等人有组织的行动不难看出，这场暗杀行动绝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产物。事实上，这次暗杀行动的确有不得不为的原因，而汪精卫已经为此秘密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
此前数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开始，革命党人精神振奋，东京的同盟会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孙中山《建国方略》）。然而，此后多次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后，革命党内出现了浓厚的悲观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叹息，相视无言”（孙中山《建国方略》）。
不但如此，起义一再失败，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志士血洒疆场。或许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惜，抑或是借机打击革命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撰文批评孙中山等人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的“远距离革命家”，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声望一度大为下降。
更有甚者，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浙江籍同盟会会员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孙运动”。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历数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要求同盟会罢免其总理职务。
保皇党的冷嘲热讽，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革命派的悲观失望，三大困难叠加在一起，坚毅者，如孙中山、黄兴则继续奔走呼号，筹划新的武装起义；急躁者如汪精卫则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借此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
虽然也曾主张暗杀，但孙中山坚持认为，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推翻清朝统治。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自然心知肚明。于是，他并未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商量，便于1909年1月14日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的行动引起了挚友胡汉民的注意。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与胡汉民交情最深，此前两人也曾多次探讨是否应该组织暗杀的问题。为阻止汪精卫飞蛾扑火，胡汉民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同盟会庶务长黄兴。黄兴随即电告孙中山，然后联名发电报劝阻，并同时安排香港的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务必截住汪精卫。汪在九龙码头登陆时，被早已等候的冯自由抓个正着。鉴于几位同盟会主要领袖都反对暗杀行动，而自己也尚未做好准备工作，汪精卫只好顺水推舟，暂时中止了暗杀行动。
但是，汪精卫丝毫也不曾放弃自己的暗杀主张。他撰文《革命之决心》，将革命者形象地比喻为薪与釜（即柴与锅），“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爨火，光熊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饱食则一。”他自认没有孙中山那样的恒心，所以决心做一块助燃革命烽火的薪炭。于是，汪精卫四处搜求可用于暗杀之炸药，并暗中联络有志于暗杀的革命者。
他先是写信给同盟会元老吴玉章，请求寄送炸药。吴复信说：“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再度复函，以薪釜之说表明心迹。吴终被说服，遂将炸药寄送给了汪。
有了炸药还不行，专修法政的汪精卫还需要会制造炸弹的人。
于是，他专程前往日本联络黄复生、喻培伦、但懋辛、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团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09年底，汪精卫等人先后北上，开始实施暗杀计划。临行前，汪精卫不敢向胡汉民道别，便咬破手指写下一幅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有资料说，胡汉民收到血书竟当场哭昏过去。（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
“暗杀时代”
汪精卫的暗杀小组中聚集的都是同盟会中的精英分子。
黄复生，四川隆昌人，留学于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为四川分会会长，兼《民报》经理。1907年，回川准备起事。因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伤面，经抢救得以脱险。乃更名复生。汪精卫找到黄复生的时候，不待汪说完黄便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郑重其事地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十分豪爽地回答：“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留学日本专修工科，深谙化学，是同盟会中少有的炸弹专家；但懋辛，四川荣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元老；曾醒、方君瑛，同为福建福州人，中国同盟会早期女会员；黎仲实广东肇庆人，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出身华侨富商的陈璧君则因爱慕汪精卫而来。整个暗杀小组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像汪精卫这样谋刺政府要员的读书人却并不鲜见。
1900年，兴中会成员史坚如暗杀广东巡抚德寿，失败后被杀；1904年，万福华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败入狱；1905年，吴越以“人肉炸弹”刺杀即将出访西方各国的辅国公载泽等五大臣，遗作《暗杀时代》名动天下；1906年，同盟会成员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被捕后慷慨就义；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亦震动朝野。
短短十来年里，“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一股暗杀潮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暗杀时代”。
与先秦时期的刺客不同，这个暗杀时代的主角不是江湖侠客，而是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既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也是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1年1月26日，慈禧下诏推行新政。然而，传统的儒学教育根本造就不了实行新政的人才。一时间，人才匮乏成了朝野上下最焦虑的难题。为此，各地大臣纷纷上书，请求借助日本的力量培养速成人才。于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大批青少年负笈东洋，其中绝大多数都选择学习速成教育。
新政人才之告急，在国内则催生了大批的新式学堂，适龄学童大多涌入新学堂，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之熏陶，成为前无古人的新一代知识群体。然而，新政初开，国内人才匮乏，懂得西学的教师寥寥无几，以致“讲理化、数学的教员”连“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郭沫若选集》）。于是，学生们纷纷越出课堂范围，四处搜求新读物，由此带来了报馆的发达。
教育速成化，折射的是一个国家激烈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却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本，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报馆不断翻新的思潮，激荡着学生们的头脑，使他们不再安于按部就班的社会改良，革命成了他们投向现实社会的利剑。
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知识群体对社会的不满，对应的是社会对知识群体的疏离。新式学生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属于城市的。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农村出走却再也回不到农村。然而，他们所栖身的城市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实现西方式的工业化。谁也不曾料到，短短十年，新政之初的人才荒，就已经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严重过剩。“百无一用是书生”，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群体刚一诞生就滑向了中国社会的边缘。
然而，知识分子绝不同于安分守己的农民，他们从报纸上接受了革命的理想，又从古代的刺客那里继承了任侠的豪气。于是，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铤而走险暗杀当权者，由此开启了一股知识群体不断志士化的潮流。
汪精卫无疑是这个志士化的新知识群体中最具有侠客魅力的一个。
失败的刺杀
和往常一样，1910年1月1日这天，“老板”黄复生和“摄影师”喻培伦照例留在店里监督工人装修，其他人各自分头行动。作为《民报》总编辑，汪精卫对媒体的信息有着灵敏的嗅觉。虽然没有关于他搜集报刊的历史记录，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天《顺天时报》报道的政府要人和汪精卫的刺杀对象竟然高度吻合，由此不难推测，汪精卫不仅每天阅读报纸，而且正是以经常曝光的当权者特别是清权贵为暗杀对象的。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汪精卫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完全信服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这一思想显然影响到了他对暗杀对象的选择。
当天的《顺天时报》“时事要闻”版块涉及清权贵的消息只有两条：1.摄政王倚重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2.海军大臣（载洵）随员到京。
其中，第二条报道说海军大臣载洵大约在腊月中旬回京，这个消息直接引发了汪精卫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在该报的报刊转载部分涉及清权贵的报道也有两条，提到两个人物——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奕劻。汪精卫一开始就打算刺杀奕劻，落空后才转而刺杀载洵，最后干脆谋刺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选来选去，要杀的都是清权贵，至于对方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派，还是逆流而动的顽固派，他似乎并不关心。
“守真照相馆”开张，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汪精卫和他的暗杀小组便开始实施暗杀计划。
一开始，他们打算暗杀军机大臣奕劻。尽管此人是清王朝重要的改革派，但是他掌管着内阁中权势最大的外务部，位高权重，杀了他一定会引起极大的轰动。然而，几经侦查，汪精卫等人发现奕劻出行极为谨慎，每次出行都有大量的卫队，而庆亲王府更是戒备森严，根本无从下手。后来，汪精卫探知赴英国考察海军的载洵即将回国，便临时决定刺杀载洵。载洵抵京当天，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盛满炸药的铁壶，在正阳门火车站等了一天。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正在搞廉政运动，载洵下车时没有受到任何隆重的迎接，而是与同僚混在普通乘客中一起出站。面对嘈杂的人群，汪精卫根本无法辨认，又恐伤及百姓，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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