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纷纷解密、“归队”。但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没有对外公开。知道阎的历史的，除当年的单线联系人王玉外，只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少数高层领导了。

    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统计，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而且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这其中就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党员不止一次注意过阎又文，但阎又文严守上级定下的纪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信号，他一概当作没看见。他只同王玉进行单线联系，王玉的上级，就是罗青长，罗青长直接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就直接通到周恩来了。

    尽管阎又文与中共的联系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并不是没有人了解阎又文的过去。在山西大学读书的时候，阎又文是个“左倾”的进步青年。到傅作义的部队以后，当时同在傅部队中的一位地下党员，与阎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没来往后，他后来看到了阎又文为傅作义写的那封公开信，坚信阎已经改变了政治立场，从此与阎再无往来。加之，在这期间，若干地方线的地下党员试图与阎建立秘密联系遭拒，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了解阎又文过去的人的误解。

    解放之后，阎的身份不公开，无意间却成了早年对他误解的一个佐证——连党都不承认你是党员，看来你就是有问题了。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开播出的讲述北平解放的电视剧中，阎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阎却从不申辩。女儿入团遇到麻烦，他无法解释，不公开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当年中共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问过阎又文的儿女们：如果可能，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干这一行，就是意味着牺牲——而并非刺激、浪漫与传奇。“我尊重父亲的选择。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而罗青长说阎又文是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阎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能“白皮红心”潜伏得极好，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他的情报，都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克己

    在电视剧《潜伏》热播的日子里，阎又文的子女们仍然在一点点收集着父亲的史料。电视里的中共特工，与他们所熟悉的父亲，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点他曾经的叱咤风云，只有温和，勤谨，克己。

    上小学时四女儿阎海兰在她的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写道：爸爸永远是一种特别平静的表情，和若春风。经常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从门缝里看见爸爸进屋的身影，早晨一睁开眼，又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出门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啊？

    听着阎又文子女们对父亲的描述，你觉得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又文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两种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认真刻苦地学习，严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时，阎的一些朋友经常邀请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欢文艺的他都婉言谢绝，而是埋头在家苦学。他不是学农业出身，现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学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持有特供证，可以凭此证领到一些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意味着生命。但阎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阎又文到农村视察工作时，本来是可以吃为他做的面条的，但他一定要与农村的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饿出重病而死的。

    20世纪50年代时，阎又文上班有专车，但在五女儿的记忆中，专车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颠屁颠在后头走路上学。后来，因为石油危机，父亲索性把配的车给退了，每天蹬着自行车上班。他极少直接表现出对子女的温情，在四女儿的记忆中，曾经在睡梦中隐约感觉到父亲走进房间，挨个端详孩子们。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给阎又文6个子女的单位分别发出信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多年的努力和寻找，终于等来了这个结果。在明白这一切之后，除了对父亲更多的认知，还有无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相来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无法重新来过。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这个结果终于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在阎又文身边，勤俭持家、相敬如宾的妻子，终于完全读懂了自己的丈夫。

    宗方小太郎：洞察中国的日本间谍

    文/雪儿简思

    1895年10月4日上午11：30，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御殿前庭。

    一名脑后垂着长辫、身穿中国平民服装的人，被御前侍卫角田海军大佐引领着，拜谒明治天皇。角田大佐朗声禀报了拜谒者的姓名、简历。明治天皇龙颜大悦，温语褒奖有加。

    这位拜谒者，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宗方小太郎（Munakata Kotaro，1864—1923）。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一名间谍，这即使在十分注重谍报工作的日本亦是罕见的殊荣。宗方在当日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

    而在拜谒天皇之前，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亲自接待了这位谍报人员。拜谒当日下午，大本营众多高级官员又奉钦命会晤宗方，听取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数日后，海军将领西乡从道、山本权兵卫等高级将领，再度宴请宗方，“承询中国之现状，开怀畅谈达三小时半之久”。

    一个在危机四伏的敌国薙发易装、风餐露宿、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搏命的间谍，何以能登庙堂之上，与衮衮诸公们商讨军国大计呢？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90年佐佐友房当选日本首届国会众议员。1900年义和团动乱时，他曾出面鼓动李鸿章组建南方联邦，被李鸿章严词拒绝。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薙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游历北方九省，全程步行，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的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而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

    谍报工作初见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内阁机密费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业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是所培养的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他郁郁寡欢，不得不于10月回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两度亲自潜入威海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的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做好了准备。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的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又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接待。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和台湾。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特工，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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