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爆发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代材料的纸张上写道——“×××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史上大劫难：1928年火烧少林
文/黄小凡
在长达1500年的历史中，少林寺遭遇过很多次劫难。封建时代，每逢一个朝代没落，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减弱，民不聊生，少林寺就很难独善其身。少林武术很难抵挡“山贼”的骚扰，如果碰到大规模的流寇，寺里的僧众往往会逃散，建筑被毁，也是常有的事。
少林寺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毁、不断重生的历史，当然，这是指物质意义上的建筑而言。少林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精神力量，却是时局难以斩断的。所以，等到局势缓和，僧众又会回来，天下太平，政府有余力，又会帮助修缮，于是，少林寺就又恢复了生机。
在所有的劫难中，1928年军阀石友三火烧少林寺，或许是最严重的一次。1928年，中原地区正处于军阀混战，枪炮日渐普及，冷兵器时代的功夫，很难阻止军阀粗人的恶行。这一次劫难，也是最典型的：一些少林弟子加入了军阀的部队，想通过武功建立功业，最后却为少林寺带来了空前的劫难。这让人想起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事迹，如果不参透历史大势，不站在正义的一方，武术也很难带来善果的。
恒林
民国初年，少林寺有僧众200多人，土地1370余亩，但是，迫于当时形势，少林寺仍日趋衰落，度日艰难。军阀混战，土匪肆虐，当时的恒林和尚为保护少林寺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因此种下了祸根。
恒林（1865—1923），武艺高强，民国初年，由于政府很弱，无暇顾及少林寺，就任命他为“少林寺保卫团团总”，属于地方民团性质，恒林只好购置枪械，训练僧兵，以备不虞。这实际上是少林武僧的武装化，从练武术到操枪械，实力当然是大大增强，对抗小股土匪是绰绰有余，但是如果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就非常危险了。
1920年，豫西大旱，土匪横行，恒林在登封县城、白玉沟等地与土匪激战数十次，打落“肉票”多人，这些战斗缴获的枪支弹药，都运回少林寺储存。恒林因为善战而威名远播，土匪不敢来战，也为少林寺周边地区争取了一小段和平日子，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张凤台授予恒林奖状、奖章，并对少林寺送匾以示谢意。1923年，恒林病逝，第二年，附近有300民众捐资为他立碑。至此，可以说恒林的武师生涯得到了民间的肯定。
恒林死后，他的弟子妙兴接替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的职务。恒林还有一个徒弟叫樊钟秀，也是一个奇人。妙兴和樊钟秀，最终让少林寺陷入一场大劫。
樊钟秀
樊钟秀，原名铎，别号醒民，河南宝丰人。少年时代即进少林寺，拜在恒林方丈门下学习武艺。清末河南土匪横行，学习武艺是当地人自我保护的一种必要手段。稍后，樊家为避匪患迁到陕北洛川。陕北从清末左宗棠西征之后，迭经战事，人烟稀少，豫西人民多有迁徙至此，在电影《1942》中，饥饿的河南人，迁徙目的地也是陕北，即使在现在，陕北也有很多人祖籍是河南。樊钟秀身怀武艺，年轻气盛，因练民团成为新移民中的头目，得到陕西督军陆建章的赏识，他又团结陕西豫籍军人会党，与靖国军合作，独树一帜，号为靖国二军，护法成功，樊钟秀声名鹊起，孙中山先生招他到广州，亲自嘉奖他，并委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北伐之中，建国豫军是革命同盟者，与国民联军的石友三部，本是战友。冯玉祥由陕入豫，率先派人和樊钟秀联系，意在收编。那时候的冯玉祥，挟武力逼退三任北洋总统，且占有陕、甘、豫大部分地盘，又新从苏联归来，获得了大量武器补充，兵强马壮，有雄兵40万，而樊钟秀虽然领有建国豫军的招牌，所属皆陕北豫西的河南老乡，人马不过万人。但樊钟秀自恃是靖国功臣，建国豫军的招牌又是中山先生亲赐，无意归附，最终，这种意气之争让他倒向了军阀吴佩孚。所以建国豫军和冯玉祥国民联军石友三部，首先围绕着豫西宛洛的归属，弹矢相向了。
妙兴
妙兴（1891—1927），家境贫寒，8岁就到少林寺拜恒林为师，苦练武艺，人送外号“金罗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师长张玉山到登封，想收编陈青云、任应岐的部队。这时，樊钟秀在张玉山手下做团长，他路过少林寺，看到大雄宝殿残破，便承诺修缮，因为军务繁忙，他先捐了400元购买物资，少林寺的人对他很有好感。1923年，吴佩孚受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玉山奉命在河南招兵买马，似乎有某种必然性，他发现了妙兴。妙兴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有人有枪，使得他成为张玉山麾下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正式加入了吴佩孚的军事集团。
1926年，广州革命军开始北伐，冯玉祥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革命军。吴佩孚联合张作霖，攻打冯玉祥，但是被冯和北伐军击败。1927年，冯玉祥占领西安，配合北伐军攻打河南，妙兴所在的吴佩孚手下第一团，奉命调往郑州，又转战舞阳。3月6日，在与冯玉祥的部队交战时身亡，年仅37岁。妙兴的遗体由弟子运回少林寺，葬于寺东北的山坡上。
1928，大火
那时候北伐战争炮火刚熄，石友三部作为西北军驻防宛洛，并兼任洛阳警备司令。石友三属于冯玉祥国民联军编制。在河南，他的主要敌人是直系吴佩孚部队，奉系张昌宗部，以及在冯玉祥和吴佩孚之间摇摆不定的镇嵩军。
若要对比兵力，樊钟秀本不足与石友三颉颃。石友三国民联军第五路，人马近6万，久经沙场，而且又刚刚战胜奉军，锐气不可当，连冯玉祥对石部的骄兵都畏惧三分。樊部兵马不过万人，除了骨干之外，多数还是新招的豫西土匪。那么樊钟秀为什么要以卵击石呢？
在樊钟秀看来，他资格很老，不但石友三不配作为他的对手，即使冯玉祥、蒋介石也算是后生小子。当初樊钟秀崛起陕北，树立靖国军旗帜的时候，北洋军和镇嵩军都非其对手。而豫西宛洛之间，本来应该是樊钟秀的地盘，他的子弟兵，基本全是宝丰、郏县、鲁山、汝州一带的土著。
除此之外，樊钟秀还有地利之便。当时在河南的军事地图上，还活跃着三种不可小觑的地方势力。第一种就是豫西深山的土匪，第二种是地方民团，第三种是民众组织的红枪会、“金钟罩”等带着迷信组织的会党。红枪会宗旨在自保，其武器装备可以不论，其他的地方势力，与樊钟秀部皆是友非敌。樊钟秀的部下，多半出身豫西深山，他们本无特别的宗旨，当兵或者为匪，全凭利害形势决定；至于民团，樊钟秀的师父——少林方丈恒林，就是登封地方民团的团总，恒林死后，继任的妙兴、妙全都是樊钟秀的师弟，在地方民团中更有莫大影响力。
1928年3月，樊钟秀与石友三开战之前，樊钟秀把指挥部驻扎在少林寺内，此处久为地方武力的中心，通讯和指挥皆方便顺畅，更可以得到民团的协调合作，自然是理想的司令部了。就少林寺方面而言，樊钟秀既出本门，又是能够在全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叫得响的人物，能引为护法，光大宗门，当然再好不过了。
占尽了地利的樊钟秀，尽管有民团的协助，也不是石友三的对手。除了寡不敌众之外，关键的因素是石友三部队武器精良，都是从苏联新运回的枪炮。樊钟秀部队的装备，多系汉阳造和土制枪炮，根本不是对手。双方激战正酣，少林寺僧在嵩山之南十八盘，借助地势阻击石友三部，樊钟秀退往嵩县深山。
3月15日，得胜的石友三进驻樊钟秀设在少林寺的指挥部，纵火焚烧法堂。次日，驻防登封的国民军苏明启旅，命军士抬煤油至少林寺中，将整个少林寺付之一炬。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鼓楼等重要建筑，都陷入火海之中，大火烧了40天，只剩下几根石柱遥望苍天。
在那样的时代，樊钟秀和石友三，作为大军阀的马前卒，不管多么英勇善战，最终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抗战之前，他们都死于军阀的混战，他们的死，无法和民族正义联系起来，最终湮没无闻。
1936年，蒋介石到少林寺参观，随行的登封县长毛汝采向他介绍了少林寺被烧的事情，蒋介石说：“石友三也够坏了。”——这话耐人寻味，因为有证据表明，石友三虽然也算是国民革命军出身，但始终摇摆在各种势力之间，最终被蒋介石派人除去。
1928年少林寺的大火，可以理解为少林寺的一次转折。单个人的武功再高强，也不是现代枪炮的对手，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人命如草芥，少林僧众也不能例外。作为个人，如果不能看清历史大势，急于跟随军阀建功立业，最终得到的只是毁灭。对一个寺庙来说，可以从这场劫难中得到一些教训，但是，少林寺要迎来自己真正的涅槃，则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本文参考《当代少林十讲》《少林历史与文化》）
杨靖宇的最后三个月
文/杜兴
1939年的冬天，对杨靖宇以及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来说，格外寒冷。
这一年，日伪当局把“大讨伐”的重点转移至通化、吉林、间岛省等地区，直指抗联第一路军。
1933年，杨靖宇担任政委的南满抗日游击队仅30余人。几场硬仗打下来，他以自己的威望，以及“豺狼入室、一致对外”的统战原则，逐渐“赤化”了多支零散的抗日山林队。4年之后，抗联第一路军成立，队伍已有6000余人。杨靖宇率领司令部及属下三个方面军分散游击，“据有山丘密林之地面为所欲为，不仅对部落、矿山、警备机关进行袭击、掠夺，且胆敢迎击移动中之日本军部队。”仅1936年，南满日伪军就遭到抗联袭击12280次。
作为“最顽固”之“匪首”，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自然成了“大讨伐”的重中之重。
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年度《治安肃正计划要纲》中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伪满洲国治安部《治安肃正要纲》所附悬赏规定里，杨靖宇名列第一。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三浦随即命令，“以杨匪首为目标，坚持追击，捕捉歼灭，行动地区不受限制，神速灵活行动，努力利用夜间进行急袭和奇袭，进行搜捕。”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抗联中有人提议，把部队暂时转移到苏联“避一避”。“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抗日联军？抗联是打鬼子的，就得坚持战斗。”杨靖宇坚决否定了这个建议。还有人提出把司令部藏到长白山深山里去，其他部队在外面牵制敌人以保卫司令部。“抗日抗日，你走了还叫什么抗日，你到长白山里猫起来，这叫什么抗日！”杨靖宇激动地喊道。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回忆，“他的声音非常大，嗷嗷的。”
9月，“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关东军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三省军警联合作战。这大批兵力，包括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5个大队，伪满军7个旅，三省警察队和热河、奉天、滨江、锦州四省增援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唐振东为头目的“挺进队”，总数约2.5万人。此外，还配有一个飞行队。其作战原则是：同时遇上“土匪”（抗日山林队）和抗联，专打抗联；同时遇见杨靖宇的部队和其他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的部队。
一张空陆交织的大网，正向杨靖宇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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