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两吨半军用卡车，突然几乎90°急转弯，车身一下横到卡迪拉克前面。伍德林事后说，他只来得及踩了一下刹车，一边试图把车向左打，但说时迟那时快，与卡车几乎迎面相撞。
伍德林没受伤，但当他回头，看到的景象让他心惊肉跳：盖伊没有大碍，可巴顿将军在后座上倒卧在盖伊身上，从鼻梁到头顶的一道裂口血流如注。巴顿说他脖子很痛，接着又说：“我喘不过气来。帮我活动活动手指头。”盖伊做了，可巴顿继续要求“活动活动我的手指头”——他麻痹了。
附近一家咖啡店为红十字会工作的一位妇女目击车祸，跑过五条街口，到第290工兵营部求助。工兵营指挥官塔克少校和辛德上尉带着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把巴顿送到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
军警也很快赶到现场。巴顿的伤口是怎么造成的，盖伊和伍德林都没看见。军警推断说：巴顿被向前甩，头部撞上了前后座位之间的隔离板。那个年代，座位上都没有装设安全带。
一位对德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上将出了严重车祸，从杜鲁门总统到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表示关切和慰问。但在同时，各种说法也冒出来了：车况正常，路况正常，为什么突然撞车？撞车力度大吗？若大，为什么盖伊少将和伍德林都没有前翻后仰？若不大，巴顿何以受了这么重的伤？那辆领路的吉普哪里去了？
最关键的是卡车为何会突然撞向巴顿座车？匈牙利出生的前美国海军调查人员法拉格写过一本《巴顿：磨难与胜利》，这是影片《巴顿》所依据的两本书之一。法拉格后来到德国勘察了车祸现场，1981年又写了一本书《巴顿最后的日子》。在第一本书中，他说卡车司机汤普森发出了转弯的信号，要转上一条小路；而在亲自调查之后的第二本书里，他改变了说法，说卡车司机并没有发出转弯信号，也并没有要转到任何小路。汤普森在车祸中的角色令人格外生疑：他没有正当理由星期天上午开车出去，法拉格说：“汤普森违反规定，那天他也没有任何外出任务……他是和两个伙伴喝了一晚上酒之后，出去兜风的……他们三人都坐在驾驶室里——这又是一项违规。”
尽管汤普森是肇事者，车祸之后被人拍下了照片，但他本人、两个不知名的伙伴和那辆卡车，都被莫明其妙地放走了！
死亡谜团
巴顿并未当场殒命。当天中午12点30分，被急救车送往离得最近的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
最先接诊巴顿的是急救室的希尔军医。事后他写道：将军失血很多，脸色苍白，但人是清醒的。希尔对巴顿“鼻子、前额和头皮上的严重伤口”的描述是：“一道又长又深的Y字形伤口”，“从鼻梁横过前额，直到头顶”。而1945年12月12日一份无人签字的“病情简介”上则说，巴顿的“头皮翻下来到鼻梁上”。这显然和希尔医生对伤口的描述矛盾了。这些细节对于确定巴顿到底是怎样和被什么击伤，可都至关重要。车祸后人们给两辆车和两位司机都拍下了照片，但唯独没有人给巴顿将军拍下照片——或许拍了但消失无踪？——以致人们至今都无法对证。
巴顿头上脸上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按说到车上察看一下就明白了，可医生没有这么做。这倒也合乎情理：医生的任务不是调查受伤的原因，而是治疗不管什么原因受的伤啊。
车祸现场清理得很迅速，撞得一塌糊涂的卡迪拉克给拖走了，从此下落不明。
巴顿好几天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日夜抢救。这么重的伤，他居然恢复得挺快。医生说出现了奇迹，家人和部属脸上的愁云也慢慢散开了。美国当局一直要求让巴顿回国治疗。到车祸之后第十天，12月18日，鉴于他好多了，他的夫人贝翠丝（Beatrice）也想让他回美国过圣诞节，医生便同意了将他送回美国加州他老家的医院。
就在他动身的前一天——又是一个“动身前一天”——12月19日，巴顿的病情忽然恶化，出现了血栓。贝翠丝一直担心会出现血栓：巴顿有过出现血栓的病史，1937年他们夫妇骑马，他被马踢断了一条腿而住院那次就出现过。巴顿的病情急转直下，感染了肺部，12月21日下午，巴顿去世。
尸体没有解剖。有一位医生提出要解剖，但贝翠丝拒绝了——这也无可指责：丈夫死在异国他乡，她不想把痛苦拖延下去。再说，一位有过血栓史的患者受到重创之后又一次出现血栓，这有什么可疑呢？
不过，联系车祸等一系列反常现象来看，没有解剖，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过失。
《目标：巴顿》叙述说，巴顿将军死后几小时就有传言，说他不是死于事故，而是死于谋杀。他的不少部下、亲属听到噩耗，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被害了”。
巴顿夫人后来也对丈夫的死感到怀疑了。2006年，FOX电视台“战争故事”系列节目，以“巴顿将军卓越的一生与离奇的死亡”为题制作了专辑，巴顿的外孙、家族发言人詹姆斯·巴顿·特坦，对着镜头说：“我的外祖母（即巴顿夫人）曾雇了几个私人侦探调查死因。结果没有发现能证实那些传言的证据。”
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关于巴顿车祸和去世的记录都付诸阙如。这太令人震惊了。威尔考克斯到处询问原因，有一种解释是：1945年底，正是数年血火厮杀结束之后的混乱时期，所有情报、调查人员都归心似箭，无心做什么记录。档案的混乱和丢失，都不是不可理解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就记载，当时在欧洲的几百万美军闹着退伍回家与妻儿团聚，斗志和军纪涣散得不成名堂，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让杜鲁门总统焦头烂额。何况，官方也不那么在意巴顿了，和平了，战将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不过，巴顿将军的死亡疑云让不少人念念不忘：“飞鸟尽，良弓藏”还可以理解，如果是“兔死狗烹”呢？巴顿很有性格魅力，一边对着血肉横飞的战场吟诵诗篇，一边逼迫千万士兵超越体力极限赢得胜利；一边在伤员床边为他默默祈祷，一边用他极富个性的粗话俚语激发全军斗志……他的“粉丝”成立了“巴顿历史协会”等多个民间社团。在巴顿去世半个世纪后有了互联网，“粉丝”更建立了多个以巴顿为中心的网站。多年来，“巴顿死于暗杀”一直是讨论不已的话题。
传奇蒋百里
文/萨苏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我国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从而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后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课，而是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是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坚持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得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吗？
如果言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言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得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友人
蒋百里是军事家，又是国学家，其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期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人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称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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