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
安重根身陷牢狱，朝鲜、中国和欧美的许多城市举行集会，进行声援；美洲韩侨还为安重根募集资金，聘请国际知名律师为其辩护。
一天，在探视室内，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拜访安重根，对他说：“我俩是受旅居海参崴的韩国人委托，为你辩护。我们已经得到日本法院的许可。公判之日，我们再来。”
可是不久，情况剧变。审讯中，沟渊检察官面如冰霜，不仅态度变得粗暴无理，而且言语中夹杂着不少谩骂、侮辱。安重根估计他是受到上方压力，并非本意，但感情上却难以接受，就针锋相对地说：“日本虽有精兵百万，千万门大炮，可是，除了有杀戮安应七一人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的权力。人生一世，一死了之，何愁之有？对于检察官的审问，我想也没必要再做回答，一切悉听尊便！”从此，一言不发，气得沟渊拍桌子瞪眼，毫无办法。
1910年2月7日，旅顺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开庭，对安重根、禹德淳、曹道先、刘东夏进行公审。预定的300张旁听证被一抢而光。旁听者中只有3名俄国人（俄国驻大连总领事夫妇和一名书记官）、3名韩国人（安秉瓒律师，安定根和安恭根兄弟），其余全是日本人。原定安重根的英、俄代理律师，也被法院强行更换成日本律师。
审理时，安重根开门见山：“由于伊藤的恶政，如果我不暗杀他，国家会灭亡，这种思想会一直持续下去。此次事件，我是作为义兵参谋中将，根据独立战争杀害伊藤博文的计划，在哈尔滨举事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私怨而采取的犯罪行为，而是以参谋中将的资格举事的，因此，对我应该给予战俘的待遇。然而，今天在法庭当作杀人犯受审，甚感遗憾。”并借此机会，揭露了伊藤弑杀日本孝明天皇等罪行。日本人面面相觑，整个法庭鸦雀无声。真锅审判官跳将起来，猛敲警锤，失声吼道：“不准你再这样胡说！”
接着，宣布休庭。
再开庭时，安重根没说两句，就被审判官敲锤叫停。如此多次，安重根认为这种“哑巴演讲、聋子旁听”的公审，不过是走过场，自己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内定判决，所以，他轻蔑地指出：“审判官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我不在乎！”
2月14日，真锅审判官宣布一审判决：被告安重根处以死刑；被告禹德淳，处以3年有期徒刑；被告曹道先、刘东夏分别处以1年6个月有期徒刑，“如对本判决不服，可在5天之内提出上诉”。
5天时间，眨眼过去，安重根自动放弃了上诉。他没有工夫再陪日本法院玩“真人秀”，在倒数的人生里，他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正在撰写自传《安应七历史》，并准备写作酝酿已久的《东洋和平论》。这本著作拟包括序文、前鉴、现状、伏线和问答等几大部分，将在深刻分析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建立亚洲经济政治共同体理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短时间内难以写成。
延期
一天，经典狱长栗原氏的介绍，安重根与地方法院院长平石见了面，并对死刑判决这一错误提出批评，平石院长满面通红，边深深鞠躬，边小声嘀咕道：“我对你深表同情。但这一判决是日本政府决定的，本人官卑权小，无法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更改，请你多多包涵。”
当得知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写作计划后，平石连连点头，鼓励他赶紧开写。
“如果允许的话，能不能把行刑日期往后推迟一个多月，以便完成这部著作？”安重根问道。
“别说一个多月，就是再宽限几个月，也是可以特别准许的。重根君，不必多虑，你安心写吧！”
“夫合成散败，万古常定之理。”在《东洋和平论》中，安重根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他明确指出：“日本人占领旅顺、大连，不仅惹得中国人憎恨，西方各国也为之反目，这是危害东洋和平之举。日本人应该把旅顺、大连归还给中国，使其成为开放的港口。”并用相当多的笔墨，具体论述“亚盟”施行方案，包括在三国枢纽旅顺召开中、韩、日首脑会议，成立常设机构“东洋和平会议”，商讨和平方案；共同出资成立亚洲银行，发行“亚元”，推动金融一体化，促进工商、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组建三国维和部队，管控分歧，维护亚洲和平。
死刑宣判后，定根、恭根一直留在旅顺，等待执行后，将哥哥的遗体运回祖国。安重根对两个弟弟的学习抓得很紧，督促他俩读书、习字，在写作之余，经常批改他俩送进来的习字帖。安重根的书法，善于中锋运笔，功力深厚，在楷体的基础上，融入行书笔意，严谨中不失生动。
“我开始著述《东洋和平论》。当时法院和监狱的一般官吏，有心把我的墨迹留作纪念，买来几百张绢匹、纸张，求我题字。事不得已，我不顾自己笔法之拙劣，他人之耻笑，每天都要书写几个小时……”
安重根将赠送书法，既作为答谢关照、增进友谊之举，又作为抒发情怀、宣传政见的载体，“一日不读书，口中生荆棘”“人无远虑，难成大业”“丈夫虽死心如铁，义士临危气似云”等书法，无不洋溢出豪迈气概。
但是，安重根也不是提笔就写，有求必应。他对书法创作的态度十分严肃。千叶十七上等兵，是名宪兵，从哈尔滨开始，他一直负责看守安重根，尽职尽责，但很尊重安重根，两个人相处融洽。一天，千叶值勤，他站在门外踱来踱去，犹豫了很长时间，才鼓足勇气，诚恳地对牢房里的安重根说，我也想要您的一张墨宝。
安重根正趴在桌前，赶写《东洋和平论》。他停住毛笔，对着门外说：“真抱歉，我今天心境不好，写不了。再找时间吧。”
行刑
然而，日本政府为了杀一儆百，三天两头发来电报，催促旅顺地方法院尽快执行。平石院长以各种理由搪塞，希望拖延时间。3月25日上午，平石接到最后通牒，务必在伊藤公爵的忌日，执行死刑，否则，将追究他的渎职罪。放下电报，平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秘书问他，是否马上通知。平石摇摇头，说：“不要破坏他的心境，让他再多写一点儿吧。”
傍晚，酒井警视奉命走进3舍9号，送来了好酒好菜。听完执行通知之后，安重根异常平静地放下毛笔，说：“可惜只完成《序》和《前鉴》这两部分。”
酒井拿起书稿，双手捧着，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叹息不已：“重根君，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请你把《东洋和平论》的结论写给我，流传人间吧。”
安重根觉得，这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在牢房里低头抽了一根烟，挥笔写下：“东洋大势思杳玄，有志男儿岂安眠？和局未成犹慷慨，政略不改真可怜。”
随后，他又与两个弟弟最后话别：“我死了之后，希望把我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我们国家恢复国家主权后返葬到祖国。我到天国后，仍会为国家的独立而努力。你们回去后，向同胞告知，每一个人都应负国家的重任，尽国民的义务和能力，合心合力创下功劳，实现实业。当大韩独立的呼声传到天国时，我会欢呼，高唱万岁。”
1910年3月26日，阴雨霏霏，春寒彻骨。安重根却像往常一样，安详地用过早餐，又将《东洋和平论》修改了几个错别字。9时许，千叶前来押解安重根去绞刑室。安重根态度和蔼地说：千叶君，我答应你的事，现在可以兑现了。
千叶听后，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身为宪兵，他经常执行死刑，却从来没有见过像安重根这样临死不惧的人。他赶紧铺好白绢，摆好笔墨。安重根心不慌、手不颤，从容挥笔，“为国献身，军人本分”。
10点钟，绞刑台上，安重根身穿母亲寄来的、亲手用白丝绸缝制的民族服装，仿佛一座矗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他居高临下，藐视着刽子手们，大声而平静地留下最后遗言：“我刺杀侵略朝鲜第一凶手伊藤博文，是为了挖除东洋巨人脚上的鸡眼，这样的话，东亚的和平方向更正确，前进速度也会更快捷。我希望韩日两国国民相互协力，为实现东洋和平而奋斗。我为东洋和平祈祷！”
按照监狱的规定，绞刑后，尸体都被折叠起来，塞进一个粗糙的白木桶里，埋在监狱一角的墓地里。出于敬佩之情，监狱特意用松木制作了一口卧棺，入殓后，棺材上又裹了一层白布，灵柩两侧，还挂着基督像。但为了防止日后安重根成为大韩民族的崇拜对象，监狱做了秘密埋葬。
英雄就义，天地动容；不屈精神，代代传颂！
章太炎褒奖安重根是“亚洲第一义侠”，孙中山题诗歌赞扬他“功盖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弱国罪人强国相，纵然易地亦藤侯”。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听闻噩耗，浑身热血沸腾，含泪写了一首长诗《秋风断藤曲》：“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
几十年来，朝鲜、韩国都把安重根视为民族英雄，大力宣传，并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到旅顺寻找他的遗骨。但岁月如水，地形地貌变化很大，一直没能找到。2009年9月，韩国又做了一次努力，还是无功而返。安重根义士崇慕会副理事长金永光表示：“作为后代的我们，至今还无法实现义士的遗愿，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在一天拖一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能会永远揭不开谜底，真令人着急啊。”
“目标：巴顿”——军神死亡之谜
文/（美）高伐林 季思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刚刚平息，美军在非洲和欧洲战果最多、战功最大的四星上将乔治·巴顿，就突然遭遇一场离奇车祸，死在医院。一位战争期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的神枪手声称，他参与了美国情报首脑指使的刺杀巴顿行动，因为巴顿干扰政客们的大计，也威胁要披露战争期间的种种丑闻。
军神之死
美国四星上将乔治·巴顿有句名言：一个士兵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但他本人却不是死在对德战场，而是在“二战”硝烟散去后的1945年12月21日，死在德国海德堡医院；肇因则是此前12月9日，星期天，他在德国曼海姆所遭遇的一场车祸。
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将领的知名度，美国四星上将乔治·巴顿肯定名列前茅。这大半要拜1970年的美国影片《巴顿将军》之赐。这部史诗式传记片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7项大奖，美国影星乔治·斯科特出神入化地塑造了这位桀骜不驯的军神，进入银幕经典形象的系列。不过斯科特藐视权威、特立独行，拒绝领奖，倒是跟他饰演的巴顿高度相似。
斯科特1999年在美国加州去世。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巴扎塔（Douglas Bazata）的著名画家。
离奇车祸
1885年出生于美国加州豪门、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巴顿，早已是一个传奇人物，作战天才，创造过很多军事上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他随潘兴将军赴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组建了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1939年，他受命组建装甲旅，晋升为准将。1942年任第一装甲军少将军长，同年8月率4万铁骑渡大西洋登陆北非。1943年与蒙哥马利联手肃清了北非德军后，晋升为中将。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指挥了西西里战役。1944年任第三集团军司令，作为第二梯队参加诺曼底登陆，并率军打到奥地利。他的部队9个月歼敌140万，相对伤亡最小。战胜德国后擢升为四星上将。
巴顿有句名言：一个士兵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但他本人却不是死在对德战场，而是在“二战”硝烟散去后的1945年12月21日，死在德国海德堡医院；肇因则是此前12月9日，星期天，他在德国曼海姆所遭遇的一场车祸。
关于这次车祸，现存档案中最权威的，只有给巴顿开车四个月的司机伍德林的证词，可这份证词上有明显的被涂改的痕迹，用词造句的能力在一些人看来也超出了这位司机当时的文化水平。
后来人们关于巴顿车祸的说法，多来自于这份写得还算详细的证词。人们早就知道：在他将搭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专机回国前一天，巴顿和他的参谋长霍巴特·盖伊少将最后一次去打猎，伍德林开车，盖伊坐在左后座，巴顿坐在右后座，车上就是他们三人加一条猎狗，另一个军士开着一辆吉普随行。
一辆卡车从对面开来，离他们车不到6米时突然转弯撞过来。巴顿被惯性向前甩去，头部重重地撞在司机座后面降得很低的隔板玻璃上，前额的头皮掀起，创口在眉骨上方大约3英寸处，颈椎断裂。
这时大约是上午11：45。
重建现场
那天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是个谜。美国作家罗伯特·威尔考克斯（Robert K. Wilcox）在2008年年底出版的《目标：巴顿——刺杀乔治·巴顿将军的密谋》一书里描绘了车和道路的情况：
这辆1938年出厂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是专为在欧洲驾驶设计的，车内可坐七人——前排两人，后排三人，还有两个活动座椅，所以后排坐两人十分宽敞，和前排座位之间有一个玻璃可以摇下来的隔板。
他们行进的公路有两条车道，星期天上午，路上车辆不多。道路笔直，19岁大兵伍德林可以看到半英里远。车祸发生时巴顿和盖伊都各自往车窗外两边看，路边都是战后废墟、弃物，巴顿说：“战争多么可怕，看那些破车，看那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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