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家的工艺

    对于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对逻辑以外其他的考虑构成了一种对历史细节及其背景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使历史工艺匠足以与英美讲究分析、周密的哲学家们相匹敌。如摩顿 · 怀特（Morton White），在哈佛学院他试图教我如何把叙事的认识性特征作为适用于历史事件的阐述形式建立起来。而强调社会科学的法国编年史学派认为，如果历史研究要变成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就得根除其中的叙述成分。再如符号学家罗兰 · 巴特与朱丽娅 · 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他们把历史叙事仅看作是众多分析形式中的一种。汉斯—格奥尔格 ·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保罗 · 里克尔那类阐释学家则把叙事看成是某种时间意识通过话语的具体表现。当然，这些区分来自于海登 · 怀特，他还指出了第五种不带哲学立场的历史思想家来——他们捍卫“历史研究的工艺匠观点”。而且“认为叙事是一种完全值得尊重的‘造’历史的方式”——是这门学科的信仰（怀特， 1987:31）。毋庸赘言，我自认为这与第五种情况最接近。这也是因为受到马克 · 布洛赫的谦虚态度的影响。“哲学家”是他拒绝对自己采用的头衔。布洛赫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总喜欢对自己日常任务进行思索的匠人的记事录，是一个工艺匠的手册，他由于拿惯了木匠的矩尺和水准仪而从不意识到自己因此也是一个数学家”（布洛赫，1993:46—47）。历史工艺匠对细节的感受要求他具有一种学问上的坚实和自我把握：“在必要的目的性部分以外，一个人究竟得发挥得多具体，得给并非必不可少的细节留多少余地，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机智和品位。”（李凯尔特，1829:385；引自伯格，1976:43）对背景的感受要求历史叙述者避免把现实化为孤立的个别现象——用李凯尔特的观点看，也就是反历史的抽象化。“相反，只有它把面对的所有事物都置入于产生它们的境地（Zusammenhang）里，讲究具体现象科学的精神才能得以体现。”（李凯尔特，1929:392；引自伯格，1976:44）

    起码就我而言，这二者之间的空间便是叙事的基础——至少从它对叙事人和虚构者的吸引来说是如此。“一个虚构作家对大部分事件几乎明显地具有强烈感受，以至于他想进入到叙述之中。一部长篇小说会使作者感到头绪纷乱，使其冥思苦想，而热衷整理文件材料是对这种折磨的根本治疗。一想到拯救一种濒于消失的语言，想到使战后的成语和残存的俚语复活，或者发掘出作者自己曾经历过的、模糊的、多已久远的年代。这能在心中唤起怎样的狂喜啊。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一个极为有力而引人入胜的主题。这些感觉最终都会到来。那时，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仅是令人麻木的片刻，却是一种历史感。”（德里洛， 1997a:60）尽管我曾经对自己同时把握这两头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我当时正在写的《洪业》（那时我不时对能否完成这个写作感到绝望）最终为我提供了某种信心，从而我能够做到使“双重话音”相互渗透。《洪业》的中心概念是“忠”的问题。这个悲剧性的道德观念是一切行为的基点。忠到底是什么？ 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是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该如何看待呢？与其像一位哲学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不如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来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当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个篇章，直至最终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的奋斗在南方呈现。

    无须强调，这个交替穿插叙事的目的在于含蓄，而含蓄就意味着有被懒惰和不习惯的读者们忽略的危险。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许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里已司空见惯。我发现，这种居中的叙述方式经常受到那些“生硬”的社会学家们令人惊讶的鄙视，他们把叙述性历史作品简单地当作讲故事或者说书（要是他们知道这个词的话）。“有一种认识混淆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是规律的综合，或者大致如此，第二种认为历史事实是相对总体而言的个别现象。”（韦纳，1982, 195）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力图避免把历史当作简单的记事，而尽量追求那种托克维尔自认为可望不可即的“艺术”性。许多社会学家为了强调概念简化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写历史的这一要领。对政治学者们来说这尤其如此，他们经常因为新闻性写作而相对更接近叙事，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近邻更加苛刻。他们偏爱的写作方式是，先对手头某一题目的“文献”进行回顾，接着引出两三个假设来对“资料”进行论证。在许多重视叙述的历史学家看来，要是整个写作结构必须保持简单明了以便于提问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方式实在显而易见得近乎贫乏。

    此外，讲故事又何罪之有？ 现象学家和阐释学家都向我们保证：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于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

    虚构和措辞最独特的效力[如：对现存的幻觉]肯定会与历史学家们所保持的评判的警觉发生冲突，这种警觉是他们为自身的目的而在其他方面所采用的，也是他们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但是，有时会在这种警觉和自愿地放弃怀疑之间出现一种奇怪的结合，这个关系会按美学顺序引出人的幻想来。“受到控制的幻觉”一词的涌现，就是为说明这种奇妙的结合。比如，正是这样的结合使得米什莱对法国革命的描绘足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米什莱的作品是反方向流动的，即从小说转向历史，而不再是从历史转向小说。（里克尔，1988:186）

    历史作为叙事尽管具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连贯”，但仍然会显得任意而多变。“许多现象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话语远不是一种表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中立媒介。而是对现实某种玄秘认识的反映，是概念性或者伪概念性的‘内容’，当它被用于表现真实事件的时候，它能使这些事件具有一种表面的相符性。并赋予它们某种与其说清醒的思维、不如说带有梦幻色彩的特点。科学历史学近期的倡导者们对叙事话语的这个评论，否定了现代文学中的叙述性。他们认为，在当代，从总体上来说，实际的生活是无法被真实地表现出来的，就像形式上的连贯与传统写法中完美的寓言般的故事一样，相互之间水火不相容。”（怀特，1987:ix）在这儿或那儿改动了一个单词便可完全改变一个判断或概念的整个意义。事实上，历史写作的“诀窍”之一，便是文字措辞。另一种“修辞诀窍”是，为了描述一个事件而越过一些“属于附带发生的事件，并且暂时与主题没有联系”的情节，把它们放到以后再谈。（奥拉夫森， 1970:279）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往往极为讲究引用资料和实际文章之间的协调。这就是李凯尔特所赞美的“机智”所在：必须知道你什么时候才恰到好处。

    从理论上讲，叙事历史写作最难的一点在于妥善处理过渡部分而使历史事件保持“连贯和持续”（里克尔，1988:186）。把一系列精确的情节串连起来并不难，尤其是像《上海警察》（魏斐德，1995）里的凶手供词这一类的第一手资料本身就非常具有吸引力时，就更加如此。但是如何才能把一种叙述与另一种相结合，以便用一种更为复杂的阐释方法来表现事件，同时又能不失去虚构所具有的直观效果呢（魏斐德，1996）？这往往仅是如何使用动词时态的问题。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大胆地用了历史现在时来写，这就突出了叙事（erzahien）和评论（besprechen）的区别。“用来组合叙事的动词时态往往被认为缺乏具体的时间性。相反，它们提醒读者：这不过是一个叙述而已。于是对这个叙述的反应便是放松、保持距离，而不是卷进评论让人引起的紧张和投入。”（里克尔，1988:189）类似的“诀窍”使当今读者能够把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也使历史学家得以从Geschichet向Historie（德文，Geschichte指人真实经历过的历史，Historie指被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译注）移动。当然，再现过去，要有一个头脑，一个主题。要有一种无法遏止的探究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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