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料出处必须持有既慎重而又忠实的态度，尤其是因为语言上稍有变动就可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这时主要的修辞形式应该是以准确为主，而不是文学性。我们若要认真对自己的研究，历史的判断就得站得住脚。我在读明清过渡时期的遗民与贰臣传记时，一再发现中国历史学家不断地要在儒家的褒贬问题上苦心孤诣。但是我们的史学能指并不武断，当历史学家向我们确保他们已经考查遍了所有文件而且得出了可靠的结论时，我们是可以依赖历史学家的考证的。尤其是在一些历史学家能够获得别人无法得到的文件时，人们就更倾向于信赖他们。
我并不想过分强调这种责任感，但是有时这是关系到生死的大问题。而且即使叙事本身已有中心人物，我们在选择历史人物时仍然必须极为谨慎（他们的生活也许是“文本”，但并不仅是文本，而是关系到后果的问题）。例如，当我在考查1645年江阴屠杀时，我起初误把守城将士们的敢死精神看成是无谓的壮举。仅仅是在写作时，在我必须把笔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判断时，我才意识到这样来解释他们的自我牺牲不免过于生硬——故事本身并不是这样展现的。
历史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要么让人在evenements（事件——译注）外表下发现出反复而系统地显现的复杂模式，要么是要求人们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作出选择（顺序、环节、因果关系、人物，等等），它们突然把各个部分组合进一个新的没有预料到的结构之中，一个全新的整体由此形成。
这后一个部分是比较机械的过程。通常在根据初步形成的解释性背景进行叙述的时候，好像咔嗒一声，各个部分便突然天衣无缝地嵌入一个新部位。当我在写《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时，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每当对叙述结构进行重新组合之后，它便迫使我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种明显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正确、更接受事实的解释方式（魏斐德，1995）。此处的关键是文章本身的风格，因为形式和内容太容易互相混合。那么新的解释顺序读起来顺当吗？或者说它就一定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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