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倘居然没有，即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制药，也可以制毒品，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所为的勾当，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人所耻为的。故，稳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才的地方。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反映到、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有的人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只有吞噬苦水的份儿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窃以为，这样的“问题”成为问题本身便是一个问题，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成为“问题”已多年矣。幸而在大学里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倘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真理”了。那么，人类到世上，人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而且是在大学里，是由教师对学生们说的。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什么不好，因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听来似乎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它不能使人类更进化是显然的，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我想，人类中的强者，与动物界的强者，当有人类评判很不相同的方面才对。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仿佛此种公器之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报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历史，广播已有百余年历史，电视的出现已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故以上传媒既为社会公器，其对社会时事公开、公正、及时的报道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虽然与其始俱，但只不过是其兼有的一种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必便是什么学业损失。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得还快、还全面。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师生比赛着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太对不起含辛茹苦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倘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现象。当文学艺术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之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之美”的眼和心，我以为是几近于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拉达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做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
……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府特征。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
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继承的比颠覆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段就该由家长、家庭和人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合作已完成的。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须的人文教育的关怀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己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人文标准。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样不够仁慈。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大学也罢，学子也罢，大学从教者也罢，其实都共同面对着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重叠堆砌的倦怠时代。这一种时代的特征是不仅普遍的人们身心疲惫，连时代本身也显出难以隐藏的病状。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那种在大学里用政治思想取代人文思想，以为进行了政治思想灌输就等于充实了下一代人之“中心空洞”的完事大吉的“既定方针”，我觉得是十分堪忧的。
大学的精神
我在决定调入大学之前，恰有几位朋友从大学里调出，他们善意地劝我要三思而行，并言“晓声，万不可对大学持太过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别理想主义。《告别理想主义》，是我五十岁以后发表的一篇小文。曾以为，告别了理想主义，我一定会活得潇洒起来，却并没有。于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尔斯泰。雨果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别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九三年》证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义者。而托尔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别理想的平等主义者。现在我郑重地说六十岁的我，要重新拥抱理想主义。我认为，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对于全人类社会，泯灭了甚而完全丧失了理想，那么一种活法其实是并无什么快意的。我这么认为是有切身体会的。故我接着要说我愿大学是使人对自己、对国家、对人类的社会形成理想的所在。无此前提，所谓大学精神无以附着。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先生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九十一年过去了，若重读其演说，他对大学的理想主义情怀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说中对那时的北大学子寄予厚望，既希望北大学子砥砺德行，又希望北大学子改造社会。他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
现在的情况与九十一年前很不相同。那时，蔡先生对大学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若以本科生而论，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学子在内，似乎应是大学者，通过颁发毕业文凭，诚实地证明从业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对“大学精神”的第二种看法是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来说道。
连大学都不讲一点儿理想，那还能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觅理想的踪影呢？倘若一国之人对自己的国家连点儿理想都不寄望着了，那不是很可悲吗？
如果连大学都回避现实问题种种，包括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内，那么还到一个国家的哪儿去听关于现实的真声音呢？若大学学子渐渐地都只不过将大学视为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那么大学与从前脚夫们风雪之夜投宿的大车店是没什么区别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强调现实，岂非自相矛盾吗？我的回答是当今之大学，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学子跨出校园迈向社会的国度的大学，其实是在为国家培养一批批思想意识上不普通，而又绝不以过普通的生活为耻的人。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反了过来，受过高等教育于是以过普通生活为耻的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识与此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的人也很多。
如此说来，似乎是大学出了问题。否。
我认为，一个家庭供读一名大学生，一个青年用人生最宝贵的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就读于大学，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于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成全他们的诉求，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视为沮丧的生活，乃是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实在还是太过吃力的生活。要扭转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绝非一日之功可毕。要扭转这一点，大学是有责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发，而后云始布雨，间接而已。若仰仗大学提高GDP，肯定是错误的理念。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问何以不同？笑未答。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但，若国运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关于“大学”的补白不论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都不会是没有理想的。竟没有，那么不论个人、民族或国家，便都没了由不好向好，由较好而更好些的希望。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大学，大学便一向是个人、民族以及国家寄托理想的所在。一言以蔽之，大学是实现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理想的“助推器”。
管理大学者，大学从教者，不可以对自己的职责全无理想成分的要求。若全无，大学与各类考前补习班便没有了什么区别。
个人、民族或国家，亦根本不可能不对大学抱有理想式的寄托，因为迄今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加不负寄托的所在。个人、民族或国家对大学的要求，本质上是特别现实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倚重。于是决定了大学应该具有与大学相配的文化品质。
我认为的大学文化的基本品质是人文文化的品质。
关于“人文”二字的诠释可谓多矣，往最直的说无非便是利于人更加“文明”的文化即“人文文化”。
“文明”一向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仅仅属于道德范畴的词汇，这是理解的误区。“文明”一词也包含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能力公认。考前补习班承诺提升一个人的此种能力，但对一个人一批人将来以怎样的姿态融入社会，不负任何责任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乃因其以担负后一种责任为光荣。
大学对学子们与亲人、他者、社会、国家之诸关系，一向几乎义不容辞地力图产生正面影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大学引导学子理性思考之，对待之。
习总书记谈到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时曾言，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这两句话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文化发展、进步的总规律的概括，不完整的理解无疑是片面的理解。
列宁在其《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全部优秀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所以，“只有共产主义口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知识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今日之世界与从前之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今日之指导大学工作的政府部门、大学管理者和从教者，皆应以更具世界性的眼光来审视大学文化、理解大学文化。否则，列宁有灵亦郁闷矣。
我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后，曾为大一学子们上过半学期的情感教育课这是我们人文学院教师同仁们一致决定开设的一门公共课，我们将此公共课视为师生共勉的人文文化洗礼，内容与蔡元培先生所著的《论中国人的修养》甚为一致。
我校一位专授优秀传统文化课的教师曾坦言：“当外国学生及友人问既然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化人向好的，为什么你们中国境外旅游者往往给别国人相反的印象？”
他的话是我们开情感教育课的初衷欲育有起码修养的中国人，先育有良好情感底色的青年，即由爱己而自尊，由自尊而爱亲人，敬师长，礼待他者，悯护弱者……北京语言大学有“小联合国”之称，意指外国学生、多分别来自的国家多。这要求我们北语师生的文化观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开放的文化观。
以上三句话是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的主张。
“各美其美”意指在吸收别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并不鄙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美人之美”意指虽然中国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三千余年的文化史，那也还是要以特别虚心的态度看待别国的优秀文化。有此虚心，我们的科技在近三十年间才获得快速发展；无此虚心，妄自尊大，我们在文化上便只有吃老本。在文化上，没有“美人之美”的胸怀，意味着真的没有起码的文化自信。而真的没有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成为与别国建立友谊的桥梁。
习总书记还说过，每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都是全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每一个国家”的意思就是一切国家。
“美美与共”意指发乎真诚地互赠美好。“每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当然是每一个国家的美好之“国礼”，不可不以礼看待。
如果连在大学里都不能做到以上三点，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的文化都是令人遗憾的，也都不是较全面意义上的人文文化。
大学是需要有大学精神的。我所理解的大学精神是：活跃的发现的欲望和不停止的创造力指理工科，以贡献理性的思想成果为己任指文科。
大学精神是不应以文、理、工院系的不同而一分为几的。社会学方面的理性思想之能力，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区别于一般人的能力。大学为众学子此种能力的形成而服务。
人类之思想现象从来是极为复杂的现象，“自由之思想”最终皆以理性之思想为意义。全人类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基本闪耀着理性之光，然而连我们大学教师也无法一向充当学子们之理性思想的影响者社会浮躁，校园亦不例外，谈何容易？
比如我与学生谈到我们中国时，往往先需达成以下共识。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如今中国在人口上约等于一百几十年前的世界，问题多多，须以睹世界之眼睹之。
中国之“转型”现象，乃世界上极少见的国家“转型”现象，并无经验可循。操之切切，急功近利，因“落后恐慌”导致。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转型”拐点。时代之变，不像房屋改造那么简单打通几堵墙壁，重新间隔，万事大吉。时代虽然转折，以后的发展却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上一个十年与下一个十年必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要看实力是否朝向全民所愿之最终方向。
十八大以来，曾令人民大众所怨憎之种种乱象，毕竟开始改变……还以我们北语为例，我与我的教师同仁们、学子们，在以上方面都不难达成普遍共识。既有此共识为前提，在课堂上言及国情也罢，课堂下言及也罢，畅所欲言，有益无害。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科技知识分子还是文化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有底线的不管什么人，对大学提要求时，应尽量不说在基本概念上不明不白的话，即习总书记所言，“尽量不说外行话”。因此，知识分子此时的沉默，不但令知识分子的知识底线变得可疑，还会极大地伤害知识分子必定皆有的自尊心。
中国之大学依我看来，是眼里有世界，心里有国家，情感上有人民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这使中国之许多方面，不可能不具有共同的“特色”，中国之大学也概莫能外。故除了某些大学也滋生的腐败现象应该坚决而强烈地反对，不论政府或社会，则都以不超现实的眼看待中国的大学为好不超现实的眼便是理性之眼。
中国之大学文化在培育期，精神在形成期，理念在发展期；追求在心里，使命在路上，光荣在前头……2015年2月11日复旦与我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倒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1962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母校”说法，其意深焉。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它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1974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现在，全中国的大学都在有计划地而又尽量地扩招，更有新的大学在兴办着。确乎的，有机会读大学的下一代，人数比例是快速地增长了。
但是，不少在别人们看来很幸运地考上了大学的学子们，往往一年二年读下来，随之对他们的大学感到了失望。除了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学子们状态良好，那一种失望是较普遍的。他们在被形容为“金色年华”的六年的时间里，连续经历三次中国特色的升学考试。而那六年从人的心理年龄上讲，是本不该经历那么严峻的“事件”的。真的，他们所经历的三次考试，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家长们，难道还不算是严峻的“事件”吗？他们原本以为，终于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在经历了三次严峻的“事件”之后喘息一下了，可是大学里的学业更加繁重，要学四十几门之多，连星期六和星期日还要加课。
普遍的家长们有着这样的一种观点我们已经尽我们的能力使你们无忧无虑了，你们要做好的事情只有一桩，那就是学习。而学习是多么愉快之事啊，你们怎么还水深火热似的呢？
看来，这未免是太局外人的疑问了。某件事的性质无论对人是多么有益的，当它的进行时成了一种超负荷的过程时，它对人的性质往往会倾斜向反面。即使它的性质原本是诗性的，其诗性也会不同程度地被抵消掉。我以为，普遍的大学里最薄弱的环节，薄弱得几乎被忽视的环节，是人文思想教育的方面。而无论理科的工科的还是文理综合类大学里，倘薄弱了人文思想之教育，那也就几乎将大学的教育功能降低到了民间匠师的水准了。即或从前民间的匠师，也是既教技艺，又教做人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是好师傅的座右铭，而是好徒弟的座右铭。从前，父母将孩子引至师傅跟前，行过拜师之礼后（从前拜师之礼是大礼），往往说一句话是“师傅，托付给您了！”正包含着父母对孩子将来成才的双重的希望谋生的技能方面和立世的做人方面。而从前的师傅们，如果是一位好师傅的话，也总是尽量从两方面不负重托的。“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行相冤，莫如相全。”这些都是从前的师傅们对徒弟们的训诲，具有民间的极朴素的人文教育的意味。初级是很初级的，但毕竟是尽心思了。
现在的大学，一届一届一批一批地向社会输送着几乎纯粹的技能型人。而几乎纯粹的技能型人，活动于社会的行状将无疑是简单功利的。其人生也每因那简单功利而磕磕绊绊，或伤别人，或害自己。
但在课程的压力之下，教师们又怎么能做得比从前的师傅们更好？学子们又怎么能在大学里也兼顾做人的自修？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是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的，发生在他的外资公司在中国公开招聘的现场：一名大学生填表格之际，错了揉，揉了又错，揉成的纸团便扔在地上，而另一名大学生接连替之捡起，没发现纸篓，便揣在自己兜里……我的外国朋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手指着两名大学生说：“你，不要填了，因为你没有必要再接受面试。你，也不要填了，后天可以直接来面试。”
我还是不写出那名连填表资格都当场被取消了的大学生是哪一名牌大学的学子了吧，但那一名不必填表就被允许直接面试，并被录取了的学生，我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是郑州的一所纺织机械学院的男生。这件事其实和他们各自的学校毫无关系，却不能不说和他们各自做人方面的起码自修有关系。
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连这一点也一并教着，那么大学就真的是高等幼稚园了。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要说给大学学子们的话：既然对中国大学的现状不满意，那么就自己为自己办一所大学吧，在自己的心灵里。学生，只是自己一个人；教师，是一切古今中外的学者，或作家，或诗人；教材，是一切自己喜欢的读物，或历史的，或文艺的，或传记的，或足以陶冶性情的甚或足以消遣的。这不用教委决定，这是自己完全做得了主的事，教育方针自修以及自娱式的阅读，一种最容易向自己一个人推行的教育方针。
这肯定会使你们在大学里的时间更不够用。那么我进一步的谏言是：除了几门直接关系到你们将来择业问题的硬主科，其他一概的课程，对付个及格就行了。某些被列为主科或必考的课程，我以为，无论是对于教着的教师还是学着的学子，都是不值得必争一搏二地对待的。我对教文化选修课的老师们也斗胆谏言，那就是，千万想明白了，目前我和你们在大学里的使命，不妨理解为是一种减缓学子们课程多多的压力，使他们得以换脑的一种方式。在这一纯粹为使他们轻松一时的前提之下，我们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将人文的营养提供给学子们，完全由他们任意地选择性地接受。倘他们的评价是“我并不反感”，我以为我们便有理由欣慰。
我为将来的中国学子们做这样的虔诚祈祷：有一天在中国有一所按照新理念兴办起来的大学出现了，学子可以只按照愿望主攻一门主科和几门副科。主科当然定是他们为了迈出校门以后择业而学的，副科是他们为了第二职业而学的。教这些课程的老师，又一定会是使他们学得深学得透的老师。其余一概课程，全由他们凭兴趣选修，从社会学到心理学到文化艺术甚至到收藏到烹饪，好比最丰盛的自助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能说：“大学不仅仅教给了我谋生之本，还使我成了一个可爱的人、幸运的人，是我一辈子最怀念的地方！”
走出高等幼稚园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未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和“女孩”。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是多么乞求怜爱、溺爱、宠爱……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甚至尤以中国大学生们对时代、对社会的撒娇耍嗲，构成最让人酸倒一排牙的当代中国之“奶油风景”……我想说我们中国的孩子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说我们中国已经是这地球上孩子最多的国家了。而那受着和受过高等教育、原本该成为最有希望的青年的一批，却赖在“男孩”和“女孩”的年龄段上，自我感觉良好地假装小孩，不知究竟打算装到哪一天……放眼现实你会看到另一种景象。恰恰是那些无幸迈入大学校门的一批，他们并非“天之骄子”，在人生的“形而下”中闯荡、挣扎、沉浮，因而也就没了假装“男孩”假装“女孩”的资格。假装小孩子就没法继续活下去，他们得假装大人，假装比他们和她们的实际年龄大得多成熟得多的大人……这是另一种悲哀。
明明还是孩子的早早地丧失了孩子的天真和天性，明明是青年又受着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却厚脸憨皮地装天真装烂漫装单纯。那么，中国的大学的牌子统统摘掉，统统换上什么什么“高等幼稚园”得了！
我的外国朋友中，有一位是美国的中学校长。这位可敬的女士曾告诉我她每接一批新生，开学的第一天，照例极其郑重极其严肃地对她的全体学生们说一番话。她说的是女士们，先生们，从今天起，你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你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请求她的孩子们早些成为青年。为了我们的美国，我个人也请求于你们……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女孩”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文化”或“女孩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电视里、电台里、报纸上，所谓“男孩”和“女孩”们的装嗲卖乖的成系统的语言，大面积地填塞于我们的视听空间，近十二亿中国人仿佛一下子都倒退到看童话剧的年龄去了。许多报刊都在赶时髦地学说“男孩”和“女孩”才好意思那么说的话。三十大几的老爷们儿硬要去演“纯情少年”的角色，演得那个假模酸样，所谓的评论家们还叫好不迭……真是一大幅形形色色的人们都跟着装小孩学小孩的怪诞风景。这风景迷幻我们，而且，注定了会使我们变得弱智，变得男人更不像男人女人更不像女人！
因为我和大学生们接触颇多，某些当公司老板和当报刊负责人的朋友便向我咨询首先该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什么样的？
我的回答从来都是凡张口“我们男孩如何如何”或“我们女孩怎样怎样”的一律不要，因为他们还没从“高等幼稚园”里毕业。
我给大学校长们的建议是新生入学第一天，不妨学说那位美国女校长的话“女士们，先生们，从今天起……”
大学生真小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多年以来，我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看待上的误区。这误区没被自己意识到以前，曾非常地使我困惑，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我自己这儿，还是只出在大学生们那儿。
真的，实话实说，我曾多么惊讶于他们的浅薄啊！我是多次被请到大学里去与大学生们进行过“对话”的人。每次回家后，续想他们所提的问题，重看满衣兜的纸条，不禁奇怪中国当代大学生们提问题的水平便是这样的吗？与高中生有什么区别？甚至，与初中生有什么区别？
有次我在大学里谈到在我的青年时代，也就是在“文革”中，坦言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受是相当危险的。倘公开坦言，就不但危险，有时简直等于自我毁灭了……结果递到讲台上不少条子，而那些条子上写的疑问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不明白，难道坦诚不是优点吗？
自然，我可以耐心解释给他们听，半分钟内就可以解释得明明白白。但，在大学里，面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这样的问题竟是需要解释的吗？难道他们对“文革”真的一无所知？关于“文革”的书籍，以及登载于报刊的回忆文章，千般万种，他们竟一本都不曾翻过？一篇都不曾读过？他们的父母从不曾对他们讲起过“文革”？就连某些电视剧里也有“文革”社会形态的片段呀！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大学生们明知故问，装傻。而当时给我的现场印象是，他们绝非装傻。还曾有过这样两张条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者多多，这是否与他们年轻时缺乏营养饮食的起码常识有关？”
“我讨厌我们学校那些穷困大学生，既然家里穷，明明上不起大学，干吗非不认命？！非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挤入到大学里来？！害得我这样家庭富裕的大学生不得不假惺惺地向他们表示爱心！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吗？这种强加于人的爱心是社会道德的原则吗？”
振振有词，但其理念是多么的冰冷啊！是的，我承认我在大学里曾很严厉地斥责过他们，甚至很粗鲁地辱骂过他们……现在，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出在他们那儿，而几乎完完全全地出在我自己这儿，完完全全地是我自己看待他们的一个早就该纠偏的误区。
是我儿子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他当年高二，第二年如果能考上大学，他就也是一名中国当代大学生了。
有一天我问他：“你能说出近半年内你认为的一件国际大事件吗？”他想了想回答道：“周润发拍了一部被美国评为最差的影片。”“你！……再回答一遍！”
“我又怎么了？”“克隆羊的诞生知道不知道？”“知道哇。”“因特网知道不知道？”“知道哇。”“科索沃问题知道不知道？”“知道哇。”“那为什么不回答那些？”
“那些是你认为的，不是我认为的，你不是让我说出我认为的吗？”“但是你！……你你你怎么可以那样认为？！”我真想扇他一耳光。他也振振有词：“我怎么不可以那样认为？你不是也常常向人表白，你是多么的渴望思想的自由吗？”
我压下怒火，苦口婆心：“但是儿子呀，如果是一道政治考题，你就一分也得不到了！”
“但考试是一回事儿，平时是另一回事儿！”我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一时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他究竟是成心气我，还是真的另有一套古怪的却又自以为是的思想逻辑？我不禁暗想，如果他已然是一名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了，我对他这样的大学生可该下什么结论好？而我每次被请到大学生里去“对话”，所面对的，其实主要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群体，大三大四的学生很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基本上不怎么热衷于与所谓名人“对话”了，而那正是他们渐渐开始成熟的表现呀！
大一大二的大学生，他们年龄真小！他们昨天还叫我们叔叔，甚至伯伯，经历了某一年的一个七月，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的确，与是高中生时的他们相比，思想的空间又会一下子扩展到了多么大的程度呢？大学并非一台思想成熟的加速机器呀！
大学的院墙内，并不见得一律形成着对时代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呀。长期自禁于大学校园内的人，无论教授们还是博士们硕士们学生们，他们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与社会和时代状态本身的复杂性芜杂性是多么严重地脱节着，难道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吗？
我自己的儿子又看过几本课本以外的书籍？他有几多时间看电视？每天也就洗脚的时候看上那么十几分钟。他又有几多时间和我这个父亲主动交谈？如果我也不主动和他交谈，我几乎等于有的是一个哑巴儿子。家中哪儿哪儿都摆着的报刊，他又何尝翻过？
我曾问他“四人帮”指哪四个人？他除了答上一个“江青”，对另外三人的名字似乎闻所未闻。我何曾向他讲过我所经历的那些时代？他对那些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不是太正常了吗？他的全部精力几乎每天都用在了学习上，用在了获得考分上，对于此外的许多社会时事无暇关注，不是也就不太奇怪了吗？
每年的七月以后，在中国，不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我们的孩子，经过一番昏天暗日的竞争之后，带着身体的和心理的疲惫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吗？
大一简直就相当于他们的休闲假，而大二是他们跃跃欲试证明自己组织能力的活动年。我在他们大一大二时“遭遇”到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产生过高的要求？
大学生毕竟不是大学士啊！一名大一大二的学生，虽然足可以在他们所学的知识方面笑傲他们没有大学文凭的父母，但在其他方面，难道不仍是父母们单纯又不谙世事的小儿女吗？
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少年期在父母心目中往往被无形地后延了。由我自己看待大学生们的误区，我想到了当代中国许许多多成年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乃至几乎整个社会看待大学生们的误区。
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往往要以在大学生们中反响如何来判断他们的评说就那么权威？
须知不少大一大二的女生，床头摆的是琼瑶，甚至是《安徒生童话集》。在她们成为大学生以前，在她们所学的字足可以自己阅读以后，她们几乎连一则世界著名的童话故事都未读过……一部电影仅仅受大学生喜欢就特别值得编导演欣慰了？须知他们中许许多多人在是大学生以前就没看过几场电影，使他们喜欢并非很高的标准，使他们感动的，也往往感动许许多多不是大学生的人。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倒是如果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竟不能感动大学生们，那么，原因何在？是许许多多的人“心太软”，还是大学生们已变得太冷？
一位成年人在大学演讲获得了阵阵掌声，就一定证明他的演讲很有思想很精彩？
须知有时候要获得大学生们的掌声是多么的容易！一句浅薄又偏激甚至一句油滑的调侃就行了，而那难道不是另一种媚俗？！
而所有误区中最可怕的误区乃是有时我们的成人社会，向当代中国大学生们做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暗示因为你们是大学生啊，所以请赶快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吧！除了指望你们，还能指望谁呢？
甚至，那暗示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拯救中国吧，你们当代大学生们！倘接受了这样的暗示，倘大学生们果真激动起来热血沸腾起来义不容辞起来想当然起来，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反腐败，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要民主，他们便以他们的方式去一厢情愿地推动中国的时代车轮……而这些伟大又艰巨的使命，即使一批又一批对国家有真责任感的成年人，实践起来也是多么的力难胜任？
成人社会凭什么将自己力难胜任，需要时间，需要条件，需要耐心之事“委托”给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去只争朝夕地完成？
反省我自己，十几年前，何尝不也是那样的一个成年人？我不是也在大学的讲台上激昂慷慨过吗？仿佛中国之事只要大学生们一参与，解决起来就快速得多简单得多似的……羞耻啊，羞耻！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叵测之心，但每细思忖，不禁自责不已。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些孩子智商较高，思想较浅；自视较高，实际生存的社会能力较弱；被成人社会看待他们的误区宠得太“自我”，但他们的“自我”往往一遇具体的社会障碍就顿时粉碎……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也应传递这样的意识思想的浅薄没什么，更不值得自卑，而且也不一定非从贬义去理解。“浅”无非由于头脑简单，“薄”无非是人生阅历决定的。浅薄而故作高深，在大学时期是最可以原谅的毛病。倘不过分，不失一种大学生的可爱。而且，包括忍受他们种种冰冷的理念，不妨姑且相信他们由于年龄小暂时那样认为。
说到底，我认为，成人社会应以父辈的和母辈的成熟资格去看待他们而不是反过来，仿佛他们一旦一脚迈入大学，成人社会就该以小字辈三鞠其躬似的……那会使他们丧失了正确的感觉，也会使我们成人社会丧失了正确的感觉。而且，会使社会的正常意识形态交流怪怪的……纸篓该由谁来倒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抑或瓶子，还有诸种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异峰突起的山头。
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做出反应，或言，或行。
“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此行也。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她都必会前来做她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她可能会认为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读书与人生
入冬的第一场雪使北京变得有点儿寒冷，很像我的家乡东北。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里赶到国图来。我和国家图书馆的陈力馆长都是民盟的盟员，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民盟的同志为中国文化事业做任何事情，举办一切和振兴文化有关的活动，我们都要踊跃参加。仔细想来，这世界以前和现在发生着许多灾难性的事件，许多国家还有流血，还有死亡，有这样那样的灾难，而我们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讨论读书的话题，应该是一件值得欣慰和感到幸运的事情。即使在中国也依然如此，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还有那么多孩子想读书、想上学而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此时此刻，我们谈论读书的话题和读书的时光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与文化的颓唐没落有关联我一直在想，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将要振兴或开始衰退，几乎可以从十年前就看
出它在文化上的端倪。20世纪90年代上旬我访问过日本，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比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但当时我已经非常震惊了。
我是第一次到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首先利用一切机会考察它的文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开始处于颓唐、没落的状况，它的经济为什么还能支撑着呢？我当时不解。后来事实证明它的经济开始衰退了，我从这之间找出了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批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如《野麦岭》、《望乡》，电视剧《阿信》，还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以及写工业家族的《金环蚀》、《华丽家族》。再往前看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电影和书籍，我们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文化由三方面的元素构成：
第一个元素是反思意识，第二个元素是卧薪尝胆振兴民族的精神，第三个元素是危机意识。这三种文化因素培养了日本二战后的新一代，这种文化背景在他们身上是起了作用的。
而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本的文化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一种反省的意识了，到处呈现着颓唐和没落。我的感觉是，日本文化总想从现实中抓取到能够构成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那种文化核心，但此时这种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核心，处在一种极其颓唐的娱乐状态。1993年，我和翻译走在银座大街上，翻译指着一个形迹匆匆的男人说：“这是我们日本非常著名、家喻户晓的一个青年主持人，你今晚一定要看他的节目。”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用两团胶泥引出一个话题，他问女性的左乳房和右乳房是不是一样大？令我吃惊的是，竟有那么多的女性上台当场脱下衣服，她们脸上已经没有了作为人类女性的任何羞涩感。我看得发愣，这不是午夜十二点以后的节目，而是黄金段的正规节目，大人孩子都可以看。
第二天晚上，我走到地铁站口，突然看到电视台摄制组在现场拍摄，内容是从地铁站口出来的年轻女孩子们如果谁能穿上那件价值一万日元的紧身衣，就送给她，当然她必须当场脱下衣服试穿。很多人脱下衣服，虽然是在白布后面，但晚上打着灯会映出一个女子脱衣服的影子来，主持人还时常做些怪脸。
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致死》，我感觉日本那时的文化就处在一种大面积的娱乐状态，书店里写真集比比皆是。我想到日本曾经拍过那么好的电影，那些电影在资料馆里放映的时候，北影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观看。我们确实感觉到日本电影中有着一种精神，但是当日本文化一旦翻过这一页，进入全面娱乐化的时候，我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精神的衰落。
回国后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叫《感觉日本》，其中写道：我感觉到某些日本的青年，尤其日本的女青年脸上有一种单纯，但是那样一种单纯使我震惊，几乎和我们汉语中的“二百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什么样的文化能使人们变成那样？我觉得文化肯定不止带给人们审美和娱乐，文化还造就一代人。一个国家的科技也罢，精神也罢，它是不是可持续发展，关键还要靠人。虽然此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渡边淳一、村上春树的作品目前在中国非常时尚、畅销，我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村上春树的书迷，因此我也很认真地读了他的几本书。我从这些书中也确实看到了日本当代人，尤其是日本当代青年那样一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颓唐。这和文化有关，这个文化恰恰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历史之后，当一个民族开始享受它的经济、科技、文化成果之后，当这种享受的过程经历了十年之后，上一代人的某种精神可能是会蜕变的。
西方深厚的基督教精神是他们文化的底色
至于欧美，娱乐文化是由他们推动和发展起来的。首先美国为世界制造了大面积的娱乐文化，但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的价值观念通过电视，通过一切传媒，通过一切文化艺术的形式（包括书籍）传播着最多元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欧美许多国家，你又感觉到它有着国家精神，它有着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是跟基督教文化有关的。
基督教文化的正面，说到底是自律、平等、博爱，跟启蒙时期最朴素的人文文化部分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有了这一碗饭垫底，无论多么的娱乐、多么的商业，都不能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底色。因此西方的孩子们并不一定要从书本上接受关于人文、同情、博爱、团队精神、责任感，以及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因为这种文化已经融解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了西方的孩子从小就懂得撒谎、欺骗、计谋、损人利己是不光彩的、可耻的、违反道德的。
文化的基因和无厘头文化的启示
文化影响什么？我在想文化可否是基因，我认为是可能的，要不为什么说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长大后他身上就有这种气质呢？一定是在一代代的基因里就体现着的。因此美国的孩子即使再娱乐，他从小养成的价值观念是不会动摇的。
香港电影演员周星驰被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周星驰电影的特色叫“无厘头文化”，在大陆，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影响非常广泛。我非常喜欢周星驰，最早看他的电影是《龙蛇争霸》，那时他还是个小青年，演一个配角，非常不错。在拥有着许多优秀演员的香港，他独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表演特色，相当不容易。
香港演艺界，尤其男演员中，有一批苦孩子出身，他们是奋斗者，所以我喜欢周星驰，把他的影片都定为娱乐片，什么《少林足球》、《大内密探零零发》等。在他的娱乐片中，虽然大部分情节是搞笑的，包括《大话西游》，但其中有思想或思想的片段。这些片段是深刻的，情节和细节的设置是机智和俏皮的，这些都是我所喜欢的。
我跟香港的教师们探讨过关于周星驰电影在香港大学里有没有构成一种影响的问题，是不是周星驰的电影一演，整个香港大学里一片这样的文化呢？回答是相反的！它不会影响到大学校园的文化。香港人只是把它当成电影，看过就过去了，然后还是接受大学文化。为什么在大陆就变成了校园里一片“无厘头文化”呢？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作为大学的中文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极为困惑，而扭转这一点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其效果并不好。
现在凡女孩子，无论是诗歌、散文、书评、影评、日记，几乎都是一个主题情爱。凡男孩子，除了极少数还能看到庄重之作，差不多都好像流水线上、复印机上出来的一样，行文都是“周星驰”式的。我说可以换一种行文的方法，可以写一点其他的，但无论如何号召，都是成效甚微，可见其影响之大！这个问题可供我们去思考。
我们有些文化现象绝对不是世界性的，比如读书，全世界有一个共性，就是读书的人和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先是有电台，有报纸，有刊物，然后有电视，有网络，人们获取一切信息或趣味的东西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书本和人的关系松弛了。但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人与古老的阅读习惯更快地疏远了起来。还有这种“无厘头文化”在我们第二代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状况。再有就体现在手机短信息和网上聊天现象，不要以为这是世界共同的，绝对不是。手机短信息只是中国特色的，国外也有手机短信息，但不会发出那么多俏皮的、娱乐的信息。手机短信息我见过质量非常高、非常深刻、非常有理念的，而且有些几乎是名言，是我们读名人录、名言集的时候所不能读到的一些相当隽永的话语，但大多数的只不过是小聪明而已，没有意思。
这些东西构成一种文化的泡沫，只有意思而没有任何意义。文化也有泡沫现象，我们看到美国人制造了大面积的娱乐文化，引领了全球娱乐文化的时代，但美国人无论怎样娱乐，智商都不会降低。可能恰恰在娱乐过程中，他的文化还在提升，智商还在提高。但是另外一些民族，可能是在快乐的过程中仅仅被塑造成了只会娱乐的动物，文化的其他元素和人类的关系散失掉了，这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启蒙文学”使改革顺理成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那一时期特殊的文化影响，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民来说会在心理上、精神上变得那样顺理成章吗？当我们读西方文化史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启蒙文学那一时期，我觉得80年代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就是启蒙的。
当时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反映了那么多的社会现象，正因为这个启蒙的作用，才有了今天所看到的经济成果、科技成果。
应该看到在80年代整个新时期文学所起到的作用。那个时代在我头脑中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文化印象，说起美术，就会想到罗中立的《父亲》。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幅关于陕北老农的油画里，它使我们所有看着、欣赏着这幅油画的人想到了什么？油画本身就传达出了一种思想有知识有能力的中国人要奋斗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父亲。它给人的鼓舞是从内心发出的，尤其是油画中的一个细节，老农耳轮所夹的那半截铅笔，老农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还有老农的微笑，几乎是对生活没有要求的那种微笑。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的诉求那样的低，能吃饱饭他们脸上就有笑容。作为这个国家的青年人，一想到这样一些农民父兄们就觉得自己所负的责任之重大。我还想到另一幅油画《心香》。它的整个画面就是一颗卷心菜，只有少许的几片叶子，已经没有了水汽，没有了支撑力，耷拉在土垅上，而且被菜青虫咬过，但就在卷心菜的正中翠生生地长出了菜花。一看这幅油画，我们立刻知道它所表达的内涵，顿时那个时代的每位知识分子，无论是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都知道我们就应该像那卷心菜长出的花一样，即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也要生长。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幅油画，好像是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在还没营业、还没打开小窗的书刊亭旁边，一位穿一袭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早早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买书，她手里拿着并在看《中国青年》，那显然不是为《中国青年》这本杂志在做广告，而是标志着、传达出那个时期中国青年们的学习热潮。尤其是在有的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古典名著的时候，排了长长的队伍，谁敢说后来为国家振兴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士中，与这一文化背景无关。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所呈现出来的整个民族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些成就能凭空而来吗？它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成就吗？
读书是造就文化灵魂的工作
谈到读书，我希望孩子们从小多读一些娱乐性的、快乐的、好玩的、富有想象力的书，不应该让孩子们看卡通时仅仅觉着好玩。儿童卡通书一定要有想象力，西方儿童读物最具有想象的魅力，但这种想象的魅力并不是孩子们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感觉到的，一定要有成年人在和他们共同讨论中点拨一下。未来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个区别恐怕就在想象力上，科技的成果就和想象力有关。我们孩子的想象力是低于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而且不只是孩子们的想象力，我们文艺创作者的想象力也是低于西方人的。如果人家在想象力方面的智商是十，那么我们的想象力恐怕只有三或四，这是由于整个科技的成果决定了想象力。
我希望青年们读一点历史书籍，不一定从源头开始读起，但至少要把近现代史读一读，至少要“了解”一些。这个了解非常重要！我刚调到大学时曾经想在第一学期不给学生讲中文课，也不讲创作和欣赏，只讲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当年一个学徒工中专毕业之后分到工厂里，一个月十八元的工资仅相当于今天的两美元多一点，三年之后才涨到二十四元。结婚时，他们的房子怎么样？当年的幸福概念是什么？我在那个年代非常盼望长大，我的幸福概念说来极为可笑，当时我们家住的房子本来已经非常破旧，是哈尔滨市的小胡同、小街、大杂院，大杂院里边窗子已经沉下去的那种旧式苏联房，屋顶也是沉下去的，但当时一对年轻人就在那个院子里结婚了。他们接着我家的山墙边上盖起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北方叫作“偏厦子”，就是一面坡的房顶，自己脱坯拣点砖，抹一点黄泥。那个年代还找不到水泥，水泥是国家的紧缺物资，想看都看不到。用黄泥抹一抹窗台，找一点石灰来刷白了四壁就可以了。然后男人要用攒了很长时间的木板自己动手打一张小双人床、一张桌子。没有电视，也买不起收音机，那时的男人们都是能工巧匠，自己居然能组装出一台收音机，而且自己做收音机壳子。我们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坐在门槛上听那个自己组装、自己做壳子的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和相声。丈夫一边听着一边吸着卷烟，妻子靠在丈夫的怀里织着毛活那个年代要搞到一点毛线也是不容易的。那就给我造成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想自己什么时候长到和这个男人一样的年龄，然后娶一个媳妇，有这样一个小屋子，等等。
今天对年轻人讲这些，不是说我们的幸福就应该是那样的，而是希望他们知道这个国家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至少要了解自己的父兄辈是怎样过来的。应该让他们知道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父母付出了很多。现在年轻人所谓的人生意义，就是怎么活得更快乐。很少有孩子想过，爸妈的人生要义是什么？如果许多父母都仅仅考虑自己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得失、人生的损失，那么可能就没有今天许多坐在大学里的孩子，或者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坐在大学里。我们的孩子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懂的话，那是令人遗憾的，所以要读一点历史。
中年人要读一点诗呀、散文呀，因为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事情孩子们今天活得也不容易。竞争如此激烈，我们总让他们读一些课本以外的书，但如果一个孩子在上学的过程中读了太多课外书，他可能就在求学这条路上失策了。能进入大学校门绝对证明你没读什么课本以外的书，孩子们的全部头脑现在仅仅启动了一点，就是记忆的头脑、应试的头脑。对此，要理解他们，不能求全责备，他们现在是以极为功利的方式来读书，因为只能那样。但对于中年人，从前叫“四十而不惑”，已到知天命之年，应该读一点性情读物。
我不喜欢看所谓王朝影视，因为有太多的权谋，也从不看权谋类的书。我建议，首先女人们不看这类书，男人们也可以不看。我们的人生真的时时刻刻与权谋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吗？到六十岁的时候，哪怕你就是权谋场上的人，也可以不看了吧！可以看一些性情读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而且要看那种淡泊名利的。你能留给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时光呢？建议老年人要看一些青少年的读物，了解青少年在看什么书，用他们的书来跟他们交谈。老同志不妨读一点儿童读物，也要看一点卡通，同时要回忆自己孩提时读过哪些书，格林兄弟的、安徒生的童话中是不是还有值得讲给今天孩子们听听的？我感觉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是特别孤独的，他们很寂寞。父母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玩伴，他们工作非常紧张。孩子到了幼儿园，老师和阿姨们如何管理呢？第一听话，第二老实。然后呢，最多讲讲有礼貌、讲卫生，唱点儿歌，如此而已。所以孩子们在幼儿园这个学龄前阶段是拘谨的，孩子在一起玩也是不放松的。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如果家庭环境是上有哥哥下有弟妹，并能够和街坊四邻的孩子一起任性的玩耍，那是最符合孩子天性的。现在的孩子非常孤单，非常寂寞，孩子身上有总体的幽闭和内向的倾向。爷爷、奶奶读书之后和他们做隔代的交流、做隔代的朋友，而孩子读书时不和他们交流，书就会白读。有些书的内容、书的智慧一定是在交流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
“理想”的误区
依我看来，“理想”这一词的词性，是不太好一言以蔽之地确定的。我总觉得它也可以被当成形容词，因为它所意象着的目标必是引诱人的。它还可以被当成动词，起码可以被当成动词的前导词，因为有了理想往往接着便有追求，追求跟着理想走。
人类有理想，国家有理想，民族有理想，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通常也都有理想。而具体的个人的理想，皆可以他人的人生做参照。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贵族了，甚至是王储，或公主。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亿万富豪了，因为他或她命中注定是庞大遗产的继承者。有一些人，生逢其时，吉星高照，以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换来了累累商业硕果。有一些人，靠着天才的头脑，抓住了机遇，成了发明家，名下的专利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滚滚钱钞。有一些人，赖父辈的家族的权力背景而立，捷足易登，仅仅几步就走向了奢侈的生活水平。有一些人，受“上帝”的青睐，胎里带着优秀的艺术细胞，于是而名而富。有一些人，由时代所选择，青年得志，功名利禄集齐一身。
商业时代的媒体，一向对这一些人大加宣传。仿佛他们的人生，既不但是大家的人生的样板，也是大家只要有志气，便都可以追求到的“理想”似的。
这一种宣传的弊端是，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群体之相当多的一部分，陷于对社会普遍规律对人生普遍规律的基本认识的误区。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以上“一些”人之人生持什么否定的态度。我又不是傻瓜，和每一个不是傻瓜的人一样，毫无保留地认为以上“一些”人的人生，乃是极其幸运的人生。谁若能成为以上“一些”人中的任何一类，无疑将活得特别潇洒。那样的人生确是一种福分，姑且不论那样的人生也包含着可敬的或可悲的付出。
我要指出的是，那样“一些”人，实在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极少数的一类人，统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百万分之一，这还是指那样“一些”人中的“普通”类型。至于那样“一些”人中的佼佼者，则就是千万分之一了，比如整个亚洲半个世纪以来只出了一位李嘉诚和一位成龙。
那样“一些”人之人生，有的足以为我们提供成功人生的经验，有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可比因素。时代往往一次性地成全“一些”人的人生。时代完成它那一种使命，往往要具备不少先决的条件。时过境迁，条件改变了，那样“一些”人的人生，便非是靠志气和经验所能“复制”的了，只在精神激励的方面有“超现实”的积极意义了……我主张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少年，不必一味仰视着那样“一些”人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而首先要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再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再决定自己的人生究竟该怎么走。
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便会发现，许许多多堪称优秀的男人或女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其实都正过着仅比一般生活水平稍高一点儿的生活。他们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留过学，他们有双学位甚至顶尖级的高学位，他们敬业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他们已经青春不再人届中年，他们有才华和才干，也有所谓的“知产”……但他们确乎的非是富有的“一些”人。他们的月薪相对高点，但绝非“大款”。他们住的相对宽敞但绝不敢奢想别墅。他们的人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少说是在大学毕业后靠了五年的努力，多说靠了十年十五年的努力……如果算上他们从小学考初中，从初中考高中，从高中考大学，进而考硕考博所付出的孜孜不倦丝毫也不敢懈怠的学习方面的努力，那他们为已达到的现状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付出了多么沉甸甸的代价可想而知……对于最最广大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他们那一种付出和努力，欲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也简直是异想天开！或曰：那也算是成功的人生吗？究竟可不可以算是成功的人生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知道，那一种人生在中国已是很不容易争取到的人生。即使在日本，在美国，在我们的同胞世代生存的香港和台湾，普遍的努力的人生，也只不过便是那样的……我主张正为自己的人生蓄力储智的青少年，首先应将这样的人生定为追求的目标。它近些，对它的追求也现实些。我并不是在主张无为的人生，我只不过主张人生目标的追求要分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脚踏实地去走。
至于更高的人生的目标、更大的人生的志向，似应在接近了最近最现实的人生目标以后再拟计划……这便是我认为的社会的普遍规律和人生的普遍规律。倘连普遍都还难以超越，竟终日仰视“一些”人的极个别的人生，并且非那一种“理想”而不“追求”，则也许最终连拥有普遍的人生的资格都断送了……静好的时代读书对人有什么好处呢？某些外国电影中每有这样的对话：就一人游说另一人参与某事，另一个问，对我有什么好处？事关好处，老外们喜欢直截了当。所谓好处当然可以指精神上的。我常被绑架到各种场合劝人读书，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尴尬的事情。劝人读书就好像劝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要坚持健身一样，而我碰到的许多不健身的人经常跟我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吸烟、喝酒、不锻炼。你要碰到一个不读书的人，他说，我没有觉得对我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你是无语的。因此，我谈的是读闲书。闲书与闲书不同，有的闲书不值一读，有的闲书人文元素的含量颇高。读后一类闲书即使不能益智，起码也能养心怡情。在那样一些场合往往并没有人直截了当地问：读书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我却看得出，几乎所有的人内心里都在这么问。
事关好处，国人之大多数仍羞羞答答的。其实大家心里也都在问，读书究竟对人有什么好处呢？现而今，谁愿意将时间用在对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有的事上呢？非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就等于是忽悠。若说书是知识的海洋，其书恰恰指的不是闲书，而是专业书，而是学科书。若说书能养成气质，无非指的是书卷气，要形成那种气质得读得很多的书，而且论到气质，无非指的是书卷气，但要形成那种气质得读很多书，而且论到气质，谁又在乎自己书卷气的有无呢？分明当下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官气和财气，谁敢说官气和财气就不属于气质呢？要知天下事，看报、看电视、上网就可以了，凤凰卫视有一档节目便是“天下被网罗”，专门报道网络新闻，何必读闲书呢？要了解历史吗？网上的史实资料足可以满足一般人对史的兴趣。都说读书的人会有别种的幽默感，但目前中国人最不缺乏的就是幽默感，微博、短信每天互夸的幽默段子不是已经快令国人餍足了吗？
那读书究竟对人有没有好处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人自觉地摆正自己是人类一员的位置，就好回答。因为文字的产生开启了人类真正的历史，同时派生了传播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书籍。工具的发明只不过使人类比其他动物在进化的长征中跃进第一步，运用工具使人类的智商在生物链上独占鳌头。但是，如果没有书籍的引导，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智商最高，但也最狡猾、最凶残的动物。世界上没有其他动物像曾经的人类那样，以食自己的同类为乐。地球上只有人吃人才载歌载舞。书籍是人类最早的上帝，教我们的祖先有所敬畏、忏悔和警戒。读书，世界读书节，是体现人类对书籍感恩的虔诚心。
为什么一个国家读书人口的多少也标志着该国的文明程度呢？因为读书不但需要闲暇的时间，同时需要人在那一时段有静好的心情。有些事人在不好的心情下也可以做，比如饮酒、吸烟、听音乐。有些事会使人产生好心情，但不见得是一种又沉静又良好的心情，甚至可能是一种失态、变态、庸俗的所谓好心情，比如集体的娱乐狂欢，比如成为动物斗场上的看客。对于人，只有一种事能使人处于沉静又良好的心情，沉静到往往可以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忘了时间，进入一种因为自己的心情沉静了，似乎整个世界都沉静下来的程度。找到一种内心里仿佛阳光普照，或者清泉凉凉流淌，或有炉火散发着中意的暖度。细细想来，这么一种又沉静又良好的时光，迄今为止，除了是读书的时光，几乎还是读书的时光。当然，指的是读好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将读书当成享受的人多了，证明它留给人的闲暇的时光是充足的，体现了高层面的人性化，同时证明人心的较良好的状态是常态。失业者的闲暇时光也是有的，但如果长期失业，他们会因那样地被闲暇而脾气暴躁，希望他能享受读书时光的静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故读书人口多了，间接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本身是静好的时代、静好的社会、静好的国家。反之反证。
数字阅读的时代来临，是否意味着人类将会告别读书这一古老而良好的习惯呢？刚才我们听到陈超馆长以及你们都谈到这一种忧患啊。有人断言那是早晚的事，最快五十年后便成现实。我认为不会，起码一百年后还不会。一百年后的地球怎样呢？没谁说得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人与书籍的亲情对于一部分读书人类而言，早已成为基因，成了DNA的一部分。小海龟一出壳就会朝向海岸爬，有读书习惯的人类的后代，往往两三岁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将带图带字的书籍往父母手中塞，小孩子与书籍的亲情是父母日常习惯示范的结果。一位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读书上的好故事，永远是人类的美好式亲情。不管水平多高的朗读者的录音，起初都比不上坐在孩子身边的母亲捧书亲读。人长大以后一般不会牢记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细节，但听母亲给自己读书的温馨往往会成为终身的记忆。只要有携带读书基因的父母，人类的读书种子便会一代代繁衍不息，写书的人、出版者、发行者、图书馆工作人员，是为这样一些人类服务的。后一种人某一历史时期会少，但永不会绝种。数字书籍与纸质书籍并非前者灭后者的关系，而有时也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一位母亲教自己两三岁的孩子用手机或弄iPad，这种情形不论是画、是摄影，在我看来是可怕的，会使我做噩梦，梦到外星人变成了人类的母亲们，而将人类真正的母亲给害死了。今天的广告创意者是多有才能呢？为什么苹果也罢，三星也罢，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广告图片也罢，从没有人推崇过以上情形的广告：就是一位母亲在教自己两三岁的孩子看手机，对吧？因为那也许将遭到集体的抗议甚至起诉，罪名是企图异化人类后代，使人类从基因上变种。
博客时代很快就被微博时代抢了风头，微博时代已分明是强弩之末，海量的段子令人眼花缭乱，这个情形似乎已经过去，人们转发的兴致已经不那么高了。原来的时候我有明确的感觉，我在初用手机的时候每天都得转发个段子。后来我碰到转发的人，问，你们怎么不转发给我了？他自己有一点索然了，因为太多了，他已经转发过一年的光景了，他玩腻了。微博是什么呢？微博最使人刮目相看的是传播消息的速度，远快过报刊、广播、电视。但人类不是仅仅靠知道一些事才感觉到自己存在，人类还要知道某些人为什么成为那样一些人，某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更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人、什么人，如果想要改变，怎样改变。人生苦短，应当活出几分清醒，唯有书籍能助人达成此点。电脑功亏一篑，而手机不能，甚至恰恰相反。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过一次话，因为她是眼睛红着在跟我谈论文，我说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她说昨天晚上在网上阅读了。我说，几个小时？她说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我说你一直在网上阅读老师给你留下书目的那些文章吗？她说不是，半个小时之后我想轻松一下。我说半个小时之后，又之后呢？她说又之后我就下不来了，就去看别的了。我不太相信，有人在网上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追忆似水年华》。好多名著都不可能是在网上读的，所有那些在网上阅读的人，十之七八是忽悠我们，他在冒充读书人。
我建议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应该像断奶那样告别儿童的文字故事，开始读少年故事，而初中生应该开始读青年故事，高中生应该开始读一切内容健康的正能量的成人书籍。总之读书这件事起码要超越实际年龄两三岁，否则谈不上益智，怡情也太迟了，怡心则成马后炮。我认为对于今日之儿童少年，怡情、怡心比益智、励志更重要。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励志，都想让大家成为大款，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子们似乎只剩下了这么一种志向。一个智商较高但缺乏人性之美的人，即使外表再帅再靓，也很难是可爱的、令人敬佩的。谁不希望自己是可爱的呢？这是我们人作为人的底线，读书能使我们保持这种底线。
故我建议当下之中国男性也应该多读一些出自女性笔下的文章、文学作品、书籍。我的阅读体会是汉文字在当代女性笔下呈现的种种优美似乎超过了男人，不但喜读而且爱写的中国当代女性向汉文字、汉词汇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灵动、俊美的气息。同样，我也建议当下之中国少女、姑娘们读一些男人们笔下的文章、文学作品，这里主要讲散文、杂文、随笔以及较有思想含量的书籍。这年头知识泛滥，而思想，对于中国人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如果当下之中国女性仅仅陶醉于自己是极感性的动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毕竟女性是半边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不中意，改变它是男女共同的事业，而改变时代也需要靠思想。
我建议人们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时应取这样一种态度，如果说世界是地球村，那么文化思想，不论东方的、西方的，首先都是人类的。将传统文化思想当成盾，企图用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心理，是我所反对的。我赞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阅读使女性变美，会使美女更美。我们看绘画史就知道，西方的油画史中多次画到阅读中的各种年龄的女性，而且既然进入了美术史，既然成为经典，一直到现在被人们欣赏而不厌，那就证明她真的是美的，再也没有比人类在阅读的时候的姿态更美的了。尤其对于女性，我个人觉得有四种姿态是最美的：第一就是阅读时的女性，第二就是哺乳着的年轻的母亲，第三就是恋爱中的女孩儿，哪怕她手持一枚蒲公英在遐想，第四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妪闲坐在家门口的那样一种安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的。
谈到读书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想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下乡之前或在“文革”之前看过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叫作《舞会以后》，讲的是在要塞中做上尉副官的主人公伊凡爱上了司令官的女儿，那姑娘是相当俊美。有一天，这个司令官的花园里正举行派对，绅男淑女在月光下，挽着手臂浪漫地谈诗、谈爱情、谈崇高的情操、谈人格的力量等等。而就在花园的另一端，在实行着鞭笞，在鞭打一名开小差的士兵，因为他回家去看了自己生病的孩子。这时就有了伊凡和司令官女儿的对话，他问那女孩为什么，女孩告诉他原委。他说你去替我请求你的父亲可以终止了，因为我已经暗数了已经鞭笞的次数。那女孩说，不，我不能，这是我父亲的工作，他在执行他的工作，以后你如果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你应该习惯这一点。伊凡吻了她的手之后告辞了，他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上帝啊，哪怕她是仙女下凡，我也不能爱这样的女孩。这样的女孩之可怕就在于，我们从二战中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纳粹军官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可能正在领导督察，显示出德国上流社会的某种姿态。
一个人在他少年的时候读到这样的书，这书肯定影响了他的心灵，这使我有资格对外国记者们说当他们来采访我的时候问，你在“文革”中的表现的时候对不起先生们，你们选错了人，我正是在“文革”中知道怎样去关怀人、同情人，暗中给人一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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