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会了撒谎。倒也没什么人什么势力直接压迫我撒谎，更主要的是由于撒谎和虔诚连在了一起。说学会了也不太恰当，因为没人教，就算无师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学中的好朋友从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谈起了“林副统帅与毛主席井冈山会师”。
我说：“是朱德嘛！怎么成林副统帅了？咱们小学六年级的历史书上，明明写的是朱德对不对？”因朱总司令已上了“百丑图”。我们提到他时，都将“总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学说：“那是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的历史现在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那也不对呀，林彪当时才是连长呀！”同学说：“那也是被颠倒的历史，现在也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真是被颠倒的历史呢？”
同学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不是被颠倒的历史呢？咱们左右都是不知道，将来再颠倒一次，也不关咱们的事儿！”
正是从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位同学，将撒谎和虔诚分开了。难免继续说谎话，但已没了虔诚。前几年，有位外国朋友，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假话时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说假话而不得不说，我便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辈子总要说些假话，赶上了亿万群众轰轰烈烈都说假话的年代，把一辈子可能说的假话，一块儿都在这个年代里说了罢！这个年代一过去，重新做人，不再说假话就是了。”
外国朋友又问：“那么梁先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没说过假话了？”我不由一怔，犹豫片刻，说出一个字：“不……”我因自己没有失掉一次说真话的机会，对自己又满意又悲哀。外国朋友流露出肃然起敬、钦佩之至的表情。我赶紧说：“我说‘不’的意思，是我没有做到不说假话。”
我想，如果我不解释，我说的这一个字的真话，实际上岂不又成了假话吗？外国朋友也不由一怔，她问：“那又是因为什么？”我说：“一方面，我感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有了一个维护真话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大概要归咎于我们有说假话的后遗症。”
她问：“报纸、广播，不少宣传手段，不是都曾被调动起来，提倡、鼓励和表扬说真话吗？”
我说：“这恰恰证明假话之泛滥是多严重啊。倘若说真话须郑重地提倡、鼓励和表扬，细想想，不是有点儿可悲吗？”
她问：“妨碍说真话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
我说：“那倒不尽然。在党内，将说真话，作为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见共产党还是多么希望它的党员们都说真话的。我不是党员，但对此确信不疑。而我感到，社会上，似乎弥漫着将说假话变成一种社会风情的怡然之风。”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我请她想象小孩子玩“到底谁骗谁”这一种纸牌游戏获胜时的洋洋自得。
她说：“梁先生，可是据我所知，你被认为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啊！”我说：“我当然坚持说真话。坚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词，况且我常常坚持不住。在上下级关系方面，在社交方面，在工作责任感方面，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时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在不少方面，不少因素迫使你就范，不得不放弃说真话的原则，改变初衷，而说假话。常常是，哪些时候哪些方面有困难有问题，你说了假话，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说了真话，困难就更是困难，问题就更是问题了。我说过多少假话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仅仅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说过一些真话，人们就已经觉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可见说真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到了必须认真提倡的程度。”
她注视着我，似能理解，亦似不太能理解。
……后来，我和一位友人又讨论起说真话的问题。是的，我们是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的，而且讨论得挺严肃。
我又回忆起我小时候因为撒谎，使得母亲怎样伤心哭泣，以至于怎样打了我一记耳光，和对我进行过的撒谎可耻的教诲……我讲到我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如今怎样仍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似的，耳提面命，谆谆告诫我：“傻儿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说真话不可呢？该说假话你不说假话，你岂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吗？你已经四十出头的人了，还让妈为你操心到多大岁数呢？”
友人默想良久，严肃而又认真地说：“你母亲是对的。”我问：“你是说我母亲从前对，还是说我母亲现在对？”他说：“你母亲从前对，现在也对。”
我糊涂至极。他诲人不倦地说：“撒谎是可耻的，这毋庸置疑，所以我说你母亲从前是对的。但说假话并不等于就是撒谎，甚至，和撒谎有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我的确没思索过。我一向简单地认为，撒谎说假话，乃是同性质的可耻行径，好比柑和橙是同一种东西。于是我洗耳恭听，于是友人娓娓道来：“撒谎，目的在于骗人，在于使人上当而后快，是行为，听明白了吗？撒谎之后果必然造成他人的损失，起码是情绪或情感损失。更严重的，造成他人利益损失。所以正派人是不应该撒谎的。而说假话，不过心口不一而已。心口不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概念，通常情况之下体现为态度问题。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件事，有表明自己真态度的权利，也有说假话的权利。听明白了，说假话是人的权利之一。假话是否使对方信以为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方，责任完全在对方。因为任何人都有不相信假话的权利，谁叫你相信的呢？举一例子，我们小学都学过《狼来了》一篇课文，那个撒谎的孩子之所以应该谴责，不可取，是因为他以主动性的行为，诱使众多的人上当受骗。如果你一个同事告诉你，他在西单商场买了一件价格便宜的上衣，并用花言巧语怂恿你去买。你果然去了，没有那种上衣出售，或虽有，价格并不便宜，是谓撒谎，很可恶。但是，说假话的人之所以说假话，往往是被动的选择，通常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指着一个茶杯问你造型美观吗？你认为不。但你看出了对方在暗示你必须回答美观极了，于是你以假话相告。你又何必因说了假话而内疚呢？如果对方具有问你的权利，你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而对方又问得声色俱厉，带有警告的意味，你更何必因说了假话而内疚呢？如果对方信了你的话，那么对方只配相信假话。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可悲的是对方，应该感到羞耻的也是对方。对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你犯得着跟他说真话吗？老弟，你看问题的方法，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你只看到人们在生活中说假话的一面，似乎没有看到生活中有多少人喜欢听假话，早已习惯于把假话当作真话听。他们以很高的技巧，暗示人们说种种假话，鼓励人们说种种假话，怂恿人们说种种假话，甚至维护种种假话。他们乐于生活在假话造成的氛围之中。他们反感说真话的人，因为真话常使他们觉得煞风景，觉得逆耳。一万个人或更多的人心口不一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要的是一致的假话而轻蔑一致的人心。正是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使说假话变成了似乎可爱的现象。所以，与其惩罚说假话的人，莫如制裁爱听假话的人。因为少了一个爱听假话的人的同时，也许就少了一批爱说假话的人。人们变得不以说假话为耻，首先是由于有些人变得以听假话为荣啊！另外，老弟，因为咱俩是朋友，我向你提几个问题，你坦率回答我……”
我似乎茅塞顿开，有所省悟，又似乎更加糊涂，如堕五里雾中，只说：“请讲，请讲。”
“你说真话时，是不是感觉到一种人的尊严？”我说是的。
“当别人都说假话时，你偏想说真话，以说真话而与众不同，并且换取尊重，这是不是一种潜意识方面的自我表现欲在作祟呢？”
我从未分析过自己说真话时的潜意识，倒是常常分析自己说假话时的潜意识。尽管我似乎觉得“作祟”二字亵渎人说真话时自然、正常而又正派的冲动，但也同时尊重潜意识之科学理论。犹豫了一下，我点了点头。
“难道出风头就比说假话好到哪里去吗？”“强词夺理！”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了。友人自然是不屑与我斗气的，友人嘛。他笑曰：“瞧你瞧你，也听不得真话不是？一听真话也羞也恼也要跳不是？能听得进真话并不是舒服的事哩，是一种特殊的，有时甚至非强制而不能自觉的训练啊！”
一番话，倒真把我说得虽恼羞而又不好意思成怒了。友人谈锋甚利，其言自是，又道：“你不要以为别人不说真话，便一定是怎样的观风使舵。其实，不屑于而已。与人家的不屑于相比，你自己每每足令大智若愚者扼腕叹憨罢了！”
友人辞去，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后来，我又向几个惯常说假话，却又能与我推二三层心至腹外之腹的人请教。
皆答曰：懒得说真话。何必说真话？说真话，图什么？
我相信他们对我说的话句句是真话，所谓酒后吐真言。为了这样一些真话，我奉献出了几瓶真的而不是假的好酒，还有佐酒菜。从此，我观察到，假话是可以说得很虔诚，很真实，很潇洒，很诙谐，很郑重，很严肃，很正确，很令人感动，很精彩，很精辟的。从此，每当我产生说真话的冲动，竟有几分羞于说真话的腼腆，在意识当然潜意识中作梗了！
后来我做过一个梦：我因十二条大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我望着法官们的面孔，觉得他们一个个似曾相识。我看出他们明知所有大罪都是无中生有，但他们一个个以假话把它说成是真的。他们那些假话同样说得水平很高，包容了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一切形式完美的假话之最……我忍无可忍咆哮公堂大喝一声可耻！于是我醒了。我愿人人都做我做过的这个梦，那么人人都将不难明白，仅仅为了自己，也断不该欣赏假话，将说假话的现象，营造成生活中氤氲一片的景致。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之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不完美的假话仍保留着几分可矫正为真话的余地啊！……让我们爱憎分明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几经犹豫我才决定写下这一行题目。写时我的心里竟十分古怪仿佛基督徒写下了什么亵渎上帝的字句。仿佛我心怀叵测，企图向世人散布很坏的想法。我能预料到某些人对这样一个题目的忐忑不安，他们大抵是些丧失了爱憎分明之勇气的人，这使我怜悯。我能预料到某些人对这样一个题目的不以为然乃至愤然，他们大抵是些毫无正义感的人，并且希望丑恶与美好混淆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他们做人的原则以及选择的活法，更适应于丑恶而有违于美好。唯恐敢于爱憎分明的人多起来，比照出了自己心态的阴暗扭曲，甚至比照出了自己心态的邪狞。我不怜悯这样的人，我鄙夷这样的人。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之分，则心之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古人云：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又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怎么的，现在，不少人，却像些皮囊里塞满稻草似的人？他们使你怀疑，胸腔内是否有我们谓之为“心”的器官，纵有，那也算是心吗？
男欢女爱之爱，他们倒是总在实践着。不但总在实践着，而且经验丰富。
衔恨怀仇，也是从不放过体验机会的。不但自己体验，还要教唆别人。于是，污浊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这些人看来世界大概是无是无非，无美无丑，无善无恶的。童叟扑跌于前，佯视而不见，绝不肯援一搀一扶之手，抬高腿跨过去罢了。妇妪呼救于后，竟充耳不闻，只当轻风一阵，何必“庸人自扰”。更有甚者，驻足“白相”，权作消遣。
苏格拉底说：“有人自愿去作恶，或者去做他认为是恶的事，舍善而趋恶不是人类的本性。”
苏格拉底是对的吗？帕斯卡尔说：“我们中大多数人欲求恶。”又说：“恶是容易的，其数目是无限的。”还说：“某些人盲目地干坏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他们是出自本性时干得那么淋漓尽致而又兴高采烈了。”帕斯卡尔所指的是人类生活现象的一方面事实吗？而屠格涅夫到晚年也产生了对人类及其生活的厌恶。他写了一篇优美如诗但情感色彩冷漠之极的散文《山的对话》，就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情绪。
当然我们不必去讨论苏格拉底和帕斯卡尔之间孰是孰非，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早已是一世纪的命题，并且在以后的世纪必定还有思想家们继续进行苦苦的思想。
我要说，目前我们中国人的某些人，似乎也患上一种“疾病”，可否叫作“爱憎丧失症”？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崇高，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必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心理素质方面成为优等民族，那么世界四分之一人类将是优秀的。反之，又将如何？
思想哲人告诫人类对善恶的无动于衷是人类精神最可怕的堕落。生物学家则告诫我们一类物种的灭绝，必导致生态链条的断裂，进而形成对生态平衡的严重威胁和破坏。
人类绝不是首先因憎激发了爱的冲动、力量和热情。恰恰相反，是由于爱的需要才悟到了憎的权利。好的教养可以给予我们爱的原则。懂得了这一点才算懂得了爱的尺度，也就懂得什么是恶了，也就必然学会了怎样用我们的憎去反对、抵制和战胜恶了。
爱憎分明的人是我们人类不可缺的“物种”，是我们人类精神血液中的白细胞，是细腰蜂，是七星瓢虫，是邪恶当前奋不顾身的勇敢的蚁兵。因了爱憎分明的人存在，才会使更多的人感到世上有正义，社会有良知，人间有进行道德监督和道德审判的所谓道德法庭。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中庸之道”的，但我们的老祖宗也留下了这么一句“遗嘱”“道不同，不相为谋。”并指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可是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为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恪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叵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我们常常希望有人拍案而起，厉曰：“耻与尔等厮混！”对这样的人，我们心中便生钦佩。我们环顾左右，觉得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气。然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唯恐落个“出头鸟”或“出头的椽子”之下场。于是我们自己便在一团和气之中，终究扮演了我们本不情愿扮演的角色。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地同样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我们谁有资格说自己从未这样过呢？
因而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憎恶我们自己，憎恶我们自己的虚伪，憎恶我们已经染上了梅毒一样该诅咒的“爱憎丧失症”。
那么，便让我们从此爱憎分明起来吧！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莫如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倘你周围确实无人在这一点上值得你钦佩，你何不首先在这一点上给予自己以自己钦佩自己的资格呢？如果你确想做一个爱憎分明之人，的确开始这样做了，我认为你当然有自己钦佩自己的资格，你也当然应该这样认为。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做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做一支矛。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的领略人类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大众的情绪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是羡慕嫉妒恨，也往往能从电视中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
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不吉祥，不和谐。
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打了折扣，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如傻子。傻子即使未傻到家，每每也还是会有羡慕的表现的。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由羡慕而嫉妒，一个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其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
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它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去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儿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去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前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他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去除嫉妒，但文化不能去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堆积雨云。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军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并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而是心字，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
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但毕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也很反感那一种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帮派林立，似狼窝虎穴。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用告状信骚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也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业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之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而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复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律吕调阳云腾致雨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尔尔。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之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了提供了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开始这样自欺地进行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向愤懑。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形成在社会上空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时间长短罢了。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
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反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的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也非常重要。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地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是以忧虑。
看客在网上
虽然我不上网，但对网上情况并非一无所知。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文学感觉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写家。我称他们为写家，而非作家，绝不包含丝毫轻视的意思，只不过强调他（她）们与我这样的作家的不同。
对于我这样的作家，写作起初是职业，后来渐成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他（她）们则不如此。他（她）们的职业或许也与写有关，但文学写作大抵不是职业。最大的区别是，他（她）们不会也愿使写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内容。
他（她）们无疑是喜欢写作这一件事的，像喜欢一切带给自己愉快的事那样。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散文、小品文、杂文，能看出他（她）们写得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说很考究。分明地，他（她）们是些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题目起得很别致，遣词用句也细细打磨，仿佛首饰师傅做一枚够得上是精品的首饰，而且不是为卖，是为自我欣赏。
报刊往往这样注明“摘自某某网站”或“摘自某人博客”。看他（她）们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刚从地里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尽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与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时入口，能嚼出别样的清爽的汁来。
有的文章写得很时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为然的。
却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动一下。特别是，有人将国外生活或工作的经历、见闻，以思想性见长或趣味性见长的风格写出，使我间接开阔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对比之法，将中外文化形态之不同、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不同，写得深入浅出，令我获益匪浅，也每令我汗颜。我从报刊上读到的摘自网上的小说极少，多是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故我所言网上写家，也多是以上文体的作者。
我对他（她）们深怀敬意，知道网上有那样一些准同行，高兴。我觉得，古代时的“诗的国度”，我们中国，堪称当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国家”。然我首先谈到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她）们在网上发挥的中国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过由于亲切感决定的罢了。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利用网络传播自己关于国是民生的看法，这些人士多为男士。古今中外，忧国忧民者仍以男士为多。女人即使也忧，往往只忧在内心，并不习惯公开表达，更不乐于与人讨论、争论。他们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启蒙的使命，我头脑中也每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意念，但只愿用笔写在纸上。而且，我也有点儿像女人，不热衷于争论。我认为中国的某些事，目前是争论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对错又明明白白，无须争论。
那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谈民生看法时，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关注民生。但他们一谈国是，关注的人就少多了。谈国是就免不了谈政治观点，这在中国还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愿介入。有些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想使他们明白“顶层设计”的改良，与他们钱包里的钱多起来、福利多起来、社会公平感多几分有直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对一个正处于低血糖病状的人说“跟我去种甘蔗、种甜菜也行，那你就不会头晕了”一样，会使对方觉得不着调、不靠谱，瞎忽悠，企图利用自己尽管，从逻辑上讲，忧国忧民的启蒙者们是对的。
何况，像我一样，他们大抵也只能对我们国家的“病根子”点到为止，所开药方，也基本上是治标的温药，而许多对社会现实持激烈不满情绪的人，却不买账。依那些人的冲动，最好再来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当然，革命有多种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样能够促使社会进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价小得多。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仅需要理解、支持，还需要耐心。大多数郁闷的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耐心，并且觉得已等得太久。而大多数网上启蒙者（我不认为目前中国有谁称得上是启蒙家，尽管目前中国太需要启蒙家了）其实像我一样，思想上是改革促进者，而非革命鼓动者。
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耐心地受着煎熬。因为主张进一步改革，故都不愿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目前之中国，几乎与“反国家分子”是一个意思。若被视为那样，便连促使改革、推动国家进步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而改革启蒙者们，大抵又都是爱国的。正因为爱国，更须自我保障发出改革之声的权利。改革主义者希望启蒙，对盼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们，这该是多么纠结的事啊！
他们注定了要在网上横身而立，既得经受怀疑自己动机的目光，又要对盼着革命的人们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我每同情他们。因为我的思想表达在书中，而非网上。买我的书的人，不会朝我的书吐唾沫。我比尊敬网上的写家们还尊敬他们。
他们更是我的同类。他们是中国之理性思想的种子，也是宝贵的种子。
他们若遭到中伤、诋毁、攻击，不管来自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我都会有忧伤之感。
我知道，网上有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为网上意见领袖引起关注、提高知名度、实现人生价值的人。
谈开去几句人类除了爱看“热闹”还更爱出名。爱看“热闹”由于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彻底改掉很难。并且，有些“热闹”爱看之凑之，倒也不伤人类作为顶级动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确乎与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关系密切，但有一个事实乃是，不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价值，大多数人类的父母并没什么知名度，谁敢说他们的人生没有价值呢？每年或几年一次选出的“中华小姐”、“亚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谁又能说她们此后的人生比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却被公认的优秀的幼儿园教师、小学中学教师的人生价值大得不得了呢？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并且问题是，当他们一旦认准那才是“真理”，就连别的许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认了。
我不是说网上的意见领袖们都是以上一种人，而是说他们的情况那么的鱼龙混杂、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网上成为有价值的意见领袖，实在非是容易之事。他们的有价值之意见的导向作用，每被一地鸡毛般的无价值的集体扯闲篇式的“意见”所淹没。嘻哈的无聊的泡沫话题淹没严肃的有价值的话题，在中国的网上每如盲目的集体无意识而忽东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颗丹柯的心*。
于是情形仿佛网上的言论大集，一位颇值得爱护的意见领袖正说着颇值得一听的话，呼呼啦啦地围过来一大群各自手持话筒的意见“党徒”，一阵呼噢喊叫之后，便又呼呼啦啦地围向别处的正说着什么的别人去了。
尽管如此，我这个中国人，对于经常在网上发表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大众权宜之意见的人士，是持力挺态度的，不上网的我，虽不能在网上挺他们，以这种字纸的方式支持他们，使他们多一个网下同志，于心安也。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义士，热胆侠肠，哪里有不平之事，总是第一时间在网上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躹躬。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中国的福尔摩斯，对于某类蹊跷怪异、悬疑吊诡之事，如孙悟空般天赋了火眼金睛，善于洞察。收集情况，归纳线索，提供证据，可迅速向公众给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离十。尤其事关贪官污吏时，他们给出的真相，每使后者们无隙遁形。丹柯为带领族人走出黑暗森林，在众人怀疑中掏出自己的心，高举。那燃烧得比太阳还明亮的心，照亮了通向自由的道路。
真相，每使后者们无隙遁形。我爱死他们了，钦佩之至。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好人，他（她）们善良，富有同情心。哪里有弱势的、不幸的人需要帮助，他（她）们总是率先在网上传播济助帖，并以实际行动唤起善举。
没有了他们，中国像北极，同胞都将像北极熊除了对自己的崽子有爱心，对别的北极熊咆哮敌视，野兽凶猛。
在我心目中，他（她）们乃是上帝遣往中国的天使。我常想天堂里不腐的天使估计也不多了，他们眼见中国人拿中国的腐败似乎没辙了，便也跟着学坏了吧？上帝还能遣往中国一些经得起腐败腐蚀的天使，估计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我替中国感恩于他们。
我听说中国有四亿多网民，但以上几类人士，该是四亿多的多少分之一呢？十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千多万我压根儿不信有那么多。百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百多万我只听说过网上有几百万人参加选秀，转发变态“新闻”、淫秽图片的事，从没听说过有几百万义士或好人拧成一股绳的事。也没听说过哪位启蒙者的有思想价值的文章，被点击了几百万次之多的事。
千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十多万我希望有这么多，但冷静想想，觉得也没四十多万。
万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万多人我估计，经常参与网上正能量体现的我们亲爱的同胞，也就是那么多吧。
相对于中国四亿多网民，万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那么，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国网民，通常都与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网对他（她）们起工具的作用，网对他（她）们起服务的作用；网对他（她）们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还是交滥友、聊贫天）；网对他（她）们起消遣娱乐的作用；网是他们找乐子、看“热闹”、凑“热闹”、起哄，通过语言暴力发泄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至于那些骗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裸露癖的人、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销自己的男女、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人，还暂且不论。
而我认为，中国之四亿多网民中，其实尤以“看客”为最多，另外再加上为数也不少的“哄客”。
毛泽东的诗词有几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若改为“网络时代，热闹真多，人或为看客”窃以为，大约并不离谱。网络当然改变了世界。
网络也当然改变了中国。但若将中国进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亿多中国特色的网民身上，我认为纯粹是无望之望的寄托罢了。
不我这个中国人才不那么傻！我还是宁愿将希望寄托于“一小撮”对中国有责任感、使命感，并且注定了举步维艰、孤独前行的改革家们。
我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但我相信“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倘说“英雄毕竟也来自人民”，几乎等于说“英雄毕竟也是人类”强词夺理显而易见。
中国到了该出现改变中国“体内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时候了！只要他们以真作为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国之庞大的看客群体中，将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国的种种“热闹”，而会或迟或早地相信他们、拥护他们，随他们为中国的明天，也是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谁愿一直看自己国家的热闹呢？唉中国之看客，是沮丧极了才成为看客的呀！……网络时代的知识者及其“话筒”
我们中国人一向不乏批评之积极，讨论的能力次之。我认为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事某现象应是知识者的一种能力。而中国目前之诸事诸现象，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也需要讨论之风的倡导。
工具乎？玩具乎？
网络对于人类具有知识方面、信息方面、交流方面、办公方面的综合“工具”的属性，但也具有“玩具”的属性。人类是动物中玩兴最多的种类，对新事物的玩兴超过于任何动物。
“干什么呢？”“没事儿，上网呢。”
自从电脑普及后，以上两句话是我每每听到同胞之间的问答。“整天总摆弄手机玩！”自从手机功能提升了，如同掌上电脑了，这是许多父母常向我抱怨儿女的一句话。
五亿多中国网民中，究竟有多少特别经常地将网络作为随身携带的，每天总有点吸引眼球的内容的“玩具”，这是无法统计的。但有一点可以估计到，网上某些垃圾内容的点击率，真实性可疑的“新闻”、特八卦的消息、没甚必要参与的“口水仗”，往往由他们的指尖推波助澜，搞得风生水起。因为他们在“玩儿”，而那些内容具有“好玩儿”性。语言暴力倾向、传谣、甚至添油加醋、甚至将网络当成“脏话公共厕所”，以呈现污言秽语为快事，皆因将网络当成“玩具”而为。
何况，五亿网民中，还有不知百分之几是心理失衡者、变态者。我从阅读中知道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今日之中国，近十四亿人口矣。此后，我便每以中国在人口上是一个“小世界”的眼来看某些中国现象，于是不复像之前那么动辄欲掷文字的“投枪匕首”了。我们对一个“小世界”的种种要求都不能太急。
网络及其派生功能起初使国人产生的大亢奋，其实不是愈演愈烈，倒是逐渐归于“去烧”阶段了。想当初，博客风行，人自“媒体”，网站如潮涌现，给我的感觉，比“文革”时期的“战斗队”产生还快、还多。
细思忖之“，文革”未尝不也是那时的青年们觉得“好玩儿”的“革命游戏”，却也不过“玩兴”持续了两年罢了。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人极度亢奋的“玩性”也便“退烧”了。
中国之网络文化现象正合着这样一条规律人类再是爱玩儿的动物，那也断不会对某一种玩具玩儿起来没够的。所以，微博一风靡，博客顿失半壁江山。而微信一时兴，相当一部分网民又“喜新厌旧”，趣味从电脑转到手机上了。“微信绑架”现象，由是而生。
但即作为一种令大多数“信友”所嫌恶的现象被提出了，证明其厌存焉。人们青睐微信，一因省钱，二因方便，三因间接满足虚荣心。“信友”数量的增多，似乎意味着人脉广、人气特旺。某些人对微信的态度分明是双重原则的别人千万别忘了自己，想使别人关注自己时，最好立刻就达到目的；又最好，别人勿用微信来烦自己。
有次我在机场用餐，邻座是两位中年女士，吃一会儿，自拍一会儿。甲问：“你发几张了？”
乙说：“三张，再发三张，凑个整。”
甲说：“我已经发了十张了。”乙的手机忽响，看一眼，满脸嫌恶地说：“真讨厌，刚加入圈子的一个男人，认识没几天，总转给我一些垃圾短信！”
甲说：“把他列入黑名单！”乙说：“还不能那样，是以后用得着的人。”
国人对待微信的心态，真是一言难尽功利、虚荣、自恋、暧昧，皆有之。并且，逆年龄传染。先是青少年男女间的“玩法”，不久便有中年人学去，按得自己连吃顿饭都吃吃停停，还觉自己紧跟“潮流”一步也没落下。
想想吧，如果谁的手机接连响了十次，每次所见都是一半老徐娘在饭桌旁弄姿摆态的自拍照，烦不烦啊！
有谁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吗？但真能这么要求自己的人其实不多。
至于“网络约架”之事，不论也罢。十三亿多人口，五亿多网民的国家，那只是个案，没有评说必要。我认为不评说也是一种态度，往往媒体对个案的纷纷报道，等于是合力炒作。
“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自话筒”、“人自媒体”以前，普遍之国人在言论，特别是意见性言论方面的公开权力是极有限的，从对国事到对社会百相的评说欲望长期感到压抑。网络平台使积蓄的意见几乎得以全面呈现，长期感到的压抑也终于得以释放。
这是中国网民最初之亢奋的涡轮。知识者亦人也，所以同样亢奋，于是网上呈现一派喧嚣与狂欢。大多数上网表达意见者，都是一显一潜两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两种目的。
显愿望是自己的意见被公认是很深刻、很重要的，潜愿望是自己这个人由此被公认是很精英、很卓越的。此点正常好比“文革”时期全没了文学，文学的“春天”一经到来，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太多值得写的事了，一写必一鸣惊人，好作品问世的同时即成为大作家，从此“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于是，某些人极在乎自己言论的点击率，倘离预期较远，则今日刚更新，明日又更新；倘反应一般，便一番比一番言论激烈；倘遭反对，便视为“论敌”，于是全力以赴地“应战”。结果往往是，不知不觉的，言论吸引眼球倒是吸引眼球了，理性的品质却丧失了。
而非理性的言论，其被心怀叵测者利用传播的时候比理性言论多得多。在网络言论、文章向非理性状态倾斜的情况下，理性之言论、文章反被漠视。“竞争眼球”的局面一旦形成，知识者卷入其境，始终秉持理性是很不容易的。
又结果是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刚被戴上那顶“桂冠”没几天“，公知”就成了贬损人的话。今日才在网上被封为“意见领袖”，也许隔夜之间却被“板砖”拍惨了。
写博文追求点击率，写微博追求转发率，创立微信圈追求“信友”群体的最大化不过都是数字概念，以为那数背后便是所谓自己存在的价值“基础”，可又有谁了解自己那究竟是什么成色的“基础”呢？
我的一位朋友曾对写微博很痴迷，每天不创作几段，便觉白过了，没着没落的。往往工作时间也冥思苦想，因此受到领导的批评，挨批评了也无怨无悔。
某日对我叹道：“把一百几十个字写得吸引眼球真不容易，比古人作诗作词还难。”
我说：“那就别难为自己了呀。”他说：“再难也得坚持下去，不知多少人期待着看呢！”这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安有其事！谁不创作微博了，任何一个网民都不太会觉得自己因而就精神空虚了的。君不见，起初是报也转微博，刊也发微博，某些电视节目一连到网上，参与的网络留言如潮似浪。如今呢？报上刊上都转得少了，不再格外吸引眼球了。电视节目连到网上，参与的网络留言不多了，有时不得不由内部人上网营造气氛。
我对于“我们”在网络时代的角色定位，有如下愚见，诚呈共勉。
1.“我们”中谁，不论其名气多么“高大上”，或自视多高，以时时守此清醒为好文化知识者，进言之，一切社会学科知识者，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早已是历史现象，并且不会再重现。“我们”中任何一人，在网上不过是五亿分之一。在“人自话筒”的网上，“我们”的话筒丝毫特殊性也无。中国的网上有一股沆瀣难散的戾气，知识者也是语言暴力喜欢攻击的对象。不管那人多么君子，以及网上言论多么正确。这乃是“我们”的宿命。既是时代宿命，便当坦然认命。
2.所谓“独立精神”，意指既不媚权贵，亦不悦“众”。网上之“群众”，与现实生活中之“人民群众”不可同日而语，往往只能以“众”言之。这两个“不”，往往使“我们”中某些朋友陷于“横身而立”之境。这尤其是时代宿命。“我们”中有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孤立，也不愿附在权贵的皮上，于是不由自主地取悦于“网众”，便一味地尽说脱离现实与复杂国情的网上话，结果还是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毛”，只不过附在无理性质量可言的“皮”上了，我认为这是同样不可取的。还莫如干脆“横身而立”，反而比较对得起“我们”之名分。
所谓“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指思想的过程。理性之思想的果实，才是“自由之思想”的终极目的。精神赖思想而独立，思想携精神始自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不过是绝对“言论自由”，未必能结出理性之思想的果实这是我多年的写作心得，未知对也不对。
中国目前较缺的是理性思想，我辈当奉献之，勿以为耻。
3.有能力将一己之见写成文章或者书籍者，不应荒废了这一传统的发表思想的方式。比之于网络，此传统方式的好处是虽同样看不见，但读者毕竟是有读书习惯的人。杨志遭遇牛二，林冲遭遇高衙内高太尉，冉·阿让遭遇沙威……类似的关系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较少见。并且，文章较之于网上言论，也毕竟严谨一些，非“碎片化”的呈现，更有益于完整思想的表达，被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利用的几率小些。
中国是世界上读书人口不多的国家，为有读书习惯的少数人服务，仍很值得。
我们中更喜欢网络表达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以克服作“意见领袖”的想头为明智。一名知识者，也许会因为对某事某现象率先发声，或确有真知灼见，于是一时被“网众”捧为“意见领袖”。但千万别当真。当真那么一次也无妨，倘因而以为便一直可以“领袖”下去，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某类“网众”乃特殊之“众”，绝无耐心也无诚意，拥戴什么“意见领袖”的。某时需要一下“意见领袖”，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种“玩儿法”，也是心照不宣的狡狯的利用。
4.一名资深的网上“意见参与”青年曾对我说：“网上可以没大没小，这是网络最令我喜欢的方面。”
我不知因而喜欢网络的青年有多少，但我闻之愕然了。如果现实生活中某青年并不是一个“没大没小”的青年，一上网对明明知道的年长者也侮辱起来，没商量的话，这不是被网络分裂了并快乐着吗？
“群兽效应”是网络异化人的一种负效应。单独的一个人，除了变态，面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不论任何并非罪大恶极的同类，即便是一头家畜一只动物吧，是不太会啐唾沫的。但善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其实是有许多“群众”向他投石头、啐唾沫的只因为他的话他们不爱听。
这时那些人像兽。所以，“我们”中的某些朋友，在同样遭遇下，似乎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承受。如果所发表的意见言论或网文主旨属于理性之思想，沉默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便是“意见垃圾”了。它既已发表在网上，时间终将证明其价值。它于众声喧哗之际的存在便是难能可贵的意义。
而网络的另一个真相是理性的网民对于网上理性的思想表达，往往只认同了，接受了，却并不非跟帖支持的。他们大抵是很内向的一些网民。不要因为他们的缄默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不，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体现在跟帖上而已。
理性之思想的表达，从来都不会是只受攻击，全无支持者的绝对孤立的表达，要相信某些人的支持在心里。
但愿“我们”大家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是以说和写为己任的，不说不写，“我们”也就不是“我们”了。“我们”之说和写，既自诩为“己任”，那就不应该是太过任性地说和写。
中国之当下，还缺希望能任性地说和写的人吗？
当为着中国的进步、人民大众的权利之依法确立和利益不受危害而需要有人大声疾呼时，那正是社会最需要“我们”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当正义在网络表达方式中显然已是主导能量时，其实“我们”只欣慰于此，不做追随也罢。因那时少了“我们”，正能量也还是正能量。倒是相反时，“我们”的缄默才是羞耻。
当“我们”之间看法相左、意见对立时，免不了也会理论一番的。理性之辩论是谓“理论”，正确之思想更是在“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辩论失去了理性而升级为“骂仗”，结果只能被看客当成“热闹”。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骂人虽也被说是“一种艺术”，但目前中国擅长此“艺术”的人委实多了去了。
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也可以提倡为“礼论”。如果“我们”都能以身作则，示范此风，肯定比中国的青少年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骂人的艺术”好。那样，“礼论”就断不会变成热闹了，而看“礼论”
结果的人们，便是在看“理论”之“理”是如何形成的了。于是，看“口水仗”的看客也会少些的。
网络既属“公器”，便是属于中国人大家的。属于大家的，当由大家来爱护，要像爱护公共环境那样爱护。
至于“我们”，便须带好头，而不是相反。
2015年2月18日
社会黑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这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时代，尤其是和当代的现实，发生在所难免的抵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的、感受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又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的“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我的切身感受是：1993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兑现之前，在“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作家，还是记者，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的，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革”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人大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以为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幽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曾几何时，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起往前混……我看股市一上市门槛降得很低，任何几个人只要弄得成一个公司，凑得足一定数额的原始股金，并且遵循了一概规章、手续，便都可以正当将公司上市了。
有些人早就梦想着要当上市公司老板了。眼见不少人一旦将公司上市成功，圈钱易如反掌，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甚而名列什么富豪榜，他们早就羡慕得六神无主了。既然机会来了，为什么不呢？
在他们看来，上市无非是将千千万万的人自愿“献出”的钱归在自己名下，而且可以不还了事。股市有风险，上市却并无风险。“玩儿”砸了，倒霉的只不过是股民。待股民后悔莫及，叫苦不迭之时，自己圈钱的目的已经实现，何乐而不为呢？
无非圈多圈少而已。事在人为，炒火了一个概念股是万应灵丹般的手段。他们便在那手段方面挖空心思，施展智慧以及伎俩，极善借力，造势谋略百出。
股市很红火。本已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人们，也认为是最容易让钱生钱的大好时机。比之于任何投资，炒股来钱最快。炒房不还得先投资买房吗？不还得有买主吗？炒股却是分分秒秒就可以将钱“挣”了的事。按几次手机，所“挣”的钱就入账了，还有比这么挣钱更容易的事吗？
于是他们胸有成竹地“杀”入了股市。
有些人经常听说某些人炒股吉星高照，发得盆满钵满，短短的时间内，一百万“变”成了几百万，几百万变成了一千万乃至几千万。那些说法使他们想不动心都不可能。
股市有风险当媒体对股民的资金被风险轻而易举地“消化”掉的真人真事保持暧昧的沉默时，由炒股而转眼间富了起来的另一部分真人真事便会被“民间消息”放大，口口相传，成为关于股市的主流“民间消息”。
有过“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富贵险中求”之类说法的国家，其民间最热衷于传播时来运转一夜发财的故事。
于是有些人也争先恐后地成了股民。而其中一部分却是一些生活不穷不富，以往一向日子过得还算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人。一百万几百万他们一时是拿不出手的，但几十万，集中了炒股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们并不相信那些上市公司或企业皆是业绩很好的公司或企业，他们对于某些创业板股也根本不看好，他们是有些基本经济常识的实体经济分明处于发展速度趋缓的时期，股市每每一片飘红，这很不正常。
他们清楚此点。但每每一片飘红也是事实呀！管那么多干什么？国家总体经济走势与我有何相关？我不信不妨碍我也趁机从股市上捞一把嘛！既然某些人能从股市上叼了一口肥肉，我也肯定有属于我的良机。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也，吾何不能是？股市有风险，吸烟还容易得肺癌呢。却并非每一个吸烟的人都得了肺癌吧？难道股市会偏偏与我有仇，偏偏坑我不可？
他们抱着对上市公司或企业之业绩清醒的怀疑态度，也可以说极大的不信任，却又义无反顾地成了股民。
这似乎不好理解，但只要看透了股市是投机场，或直曰是变相的赌博场（对于中国股民尤其如此），便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又有些人听说了一些人炒股回报率极高的事屡屡得手，一次少则七八千，多则三四万，换了房子，买了车。七八千对于他们是不少的钱，三四万是一大笔钱。他们是些“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原本一向在社会底层过着不开心却无奈的生活，听说后无奈似乎变成了有望。第二种人的故事，即一百万几百万几千万地投入股资，于是转眼翻了数倍的故事，非是他们所能听到的。那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群体间的事，不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的人们的事如果媒体不报道，一般不太容易被他们所知。“民间消息”也是分“圈子”的。他们的“圈子”往往极小，所知往往便很有限。他们听说的只不过是第三类人炒股的事，但那对他们的冲击也可谓猛烈。
换房、买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倘无类似神话的机会出现，想也几乎等于白想，或须全家人辛辛苦苦挣钱，节衣缩食地积攒多年。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对于他们，靠诚实的劳动过上好生活仿佛是光荣的咒符。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破咒除符了。而说给他们听的，大抵是他们的至爱亲朋。非是，犯不着对他们说。至爱亲朋说给他们听的动机自然是良好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好比在“打鸡血可延年益寿”的神话流传甚广的年代，有人鼓励自己病恹恹的穷亲戚：“怎么？没听说呀！赶快买只大白鸡啊，许多像你一样将就活着的人，都靠打鸡血强壮起来了，你得有信心试一试嘛！”
一万两万三万四万地炒，那根本“强壮”不起来。而几十万他们又往往是一下子拿不出来的。于是他们卖房、贷款，心急火燎地也成了股民，如同孤注一掷地买了张直达阿里巴巴山洞的快车……第五种人，是些一向靠诚实的劳动维持生活的人。他们明白靠那种劳动是根本过不上算是好的生活，更加明白，如果放弃了那种劳动，则连不算好的生活也过不成了。
在某小饭店，我听食客与熟识的主人喜滋滋地说：“几分钟前又赚了一万多。”
主人说：“恭喜恭喜。”食客问：“你炒的如何？”主人答：“我？你看我有时间炒那玩意儿吗？”
食客大诧：“根本没炒？！唉，你呀老兄，你榆木脑袋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炒快炒，现在炒还来得及。投入个几万，一把赚个七千八千，那也强过你起早贪黑地干上一两个月呀！”
主人苦笑道：“如果一把赔了七八千，连赔几把，我不是白起早贪黑地辛苦了几个月吗？全家指望我挣钱度日，有很大风险的事我可不敢随随便便说赌就赌一把。”
在小按摩店里，我与按摩师傅之间有了如下对话：“听说现在炒股的人很多呢。”“是啊，听说了。”
“您没炒？”“没炒。炒股得经常盯着股市行情，我这儿一开了门，时间就不属于我了。”“家人也不动心？”“家人都心疼我挣钱不容易，才不会用好不容易攒下的那点钱炒股。股市有风险，电视里天天反反复复地这么告诫，我们这种小百姓尤其不能当耳旁风。”
那话听来淡定自若，心有一定之规。
二
一年后。那按摩小店与小饭馆都还开着，按摩师傅与小饭馆主人挣钱挣得仍很辛苦。
一年来几乎没多挣，也不比前一年挣得少。他们的家庭积蓄又增加了。尽管有专家说，人民币逐年贬值是事实。扣除贬值率，积蓄那也还是增加了。对于一个靠丈夫、父亲和儿子做按摩师生活的四口之家，有些积蓄比全无积蓄日子过得安生些，积蓄一年比一年增加总归是全家的欣慰。小饭店主人家的情况也如此，可以说比按摩师傅家的情况还强些。如果一年前他们都是股民了，情况是否如此便难说了。第四类人中，有人孤注一掷冒险冒得值了。卖的房子保住了，贷款还上了，确实炒得称心如意，发了多次。他们的真人真事，遂成街谈巷议。
多少人倾家荡产了呢？人们将此点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街谈巷议”往往也是有选择性地传播的。它更喜欢添油加醋，推波助澜。
全面的、客观的、理性的传播，非其属性。
一夜暴富的事远比许多事都更激荡民间人心。在第三类人中，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实赚到了钱，平均赚头也差不多是股本的四分之一左右，四分之一左右的没赚没赔，或赔的不多。前者等于在股市上“玩”了一年，后者等于交了笔学费学“玩”了一年。二分之一的人是赔了的，有的赔了一半左右的股金，有的赔得更惨。赔得更惨的，或认了晦气，或不甘心，再备股金，打算咸鱼翻身，不但一举捞回损失，而且终于大获全胜。等于白“玩”了一年或交学费“玩”了一年的，因为没受损失或损失不大，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确实赚了的，尝到了甜头，自然还要在新的一年里大显身手，不赚富了，绝不退出这总体上的第三类人，乃是中国股市数量上的主力军团。他们前仆后继，只要“前景乐观”之声存在，那么在数量上便永不会减少。
在第二类人中，起码五分之四的人是赚了的。他们投入的股本以百万千万而计，赚得容易、迅速、盆满钵满那也不是瞎话。他们有专业人士做顾问，掌握内部信息，经得起股市红线之一波三折的刺激，沉着镇定，反应快，出手“稳、准、狠”。他们总体上才是股市的真正的实惠受益者。他们自己是心知肚明的，然而集体的一向对此点讳莫如深。进言之，在别国，股市本就是他们之间的博弈之场，赔赚主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并不每每出现几乎全民炒股的现象。在中国，他们赚的是同类中那五分之一左右赔了的人的钱，以及第三类第四类赔了的股民的钱，包括那些赔得倾家荡产的人的钱。他们同类中赔了钱的，并不赔得多么上火，一则千八百万的完全赔得起，根本不伤元气，也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二则他们以前也有大赚的时候。赔了，笑谈之事而已。对于赚了中小股民的钱，也无内疚。炒股“玩”的就是心跳，股市有风险这话早已搁那儿了，你们偏炒怨得着谁？“前景乐观”之声不少，他们喜闻，而且往往还做背后推手。少了中小股民数量上的主力军团的参与，股市就不热闹了，冷清了那他们岂不是就没多大赚头了？
至于第一类人，他们可都非是等闲之辈。一个什么公司并且搞上市了，在中国尤其不是等闲之辈们干得成的事。一经上市，他们皆成了亿万富豪。至于他们那公司、企业以后的业绩如何，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些有能量又有圈钱野心的股市投机者，也只不过是上市公司老板中的“一小撮”。在别国，一旦公司或企业被罚退市，继而破产，他们要对股民承担法律责任的，下场往往不堪。在中国，仍有他们这样一些人钻空子的空间，惩罚的法律规定也不周详，所以他们才会走通了捷径，心想事成。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他们中也有从股市上圈到了钱，反而开始认真对待，真想干一番事业，且真激发起了商业正能量，于是不愧是上市公司或企业老板的人。
可谓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革故鼎新。
三
股市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创举，它的初衷是为了融资，股民所寄托的回报也更在于融资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前景所谓股份分红而已。后来这变得似乎不重要甚至根本不重要了，在中国尤其如此。从股份交易中快速获得回报，遂成买方卖方都认为更有利可图之事。
所以，想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并不是投机场，甚至不具有投机的性质，如同想要说明炒房团的炒房行为非属投机一样难。
假设某国经济欠发达而须振兴，于是媒体倡导人们买股票以急国家之急假如这一点说明在先，而人们踊跃成为股民，那么这个国家是幸运的。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动机与爱国心发生联系，意味着人们很爱国。而情况如果相反，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萎缩，国家通过媒体大力倡导人人创业，最好形成全民创业之局面，却未见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倒是将股市炒得风生水起，甚至连实体经济也分流出资金投向了股市，那么这个国家是堪忧的。因为这意味着该国家的人们太热衷于投机了，获利之心理太急迫了，也太乞灵于炒股了。诚然，股民众多，蜂拥般的投机毕竟有利于上市公司或企业的经济实力壮大即使上市当日涨停隔日跌停，那也终究还是融到了资，终究还是会使某些原始持股人摇身一变而成富人，但却同时会使许许多多中小股民损失不起，其中穷者将变得更穷。
好在中国股市有一个“法宝”涨停与跌停的幅度都限制在了百分之十以内。我认为，这很“中国特色”的“法宝”，实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极人性化的创举，尽管对此点经济学界存在分歧，但我支持。
一个国家有股市却鲜有股民，股市冷冷清清，肯定显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太板结了。
一个国家第四类孤注一掷的人多了，则证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不抱任何希望的人多了。
谢天谢地十四亿人中这样的同胞并不多，有也是个案。一个国家的第三类人多了也肯定不是好事，因为他们那种明明根本不相信却偏偏还是要投机一把的心理，很可能会漫延向其他方面某些人虽不相信某事，但只要认为参与其中有利可图，便会以挡都挡不住的“激情”踊跃参与。于是这个国家的无诚意的人便会多起来。今天是明明不相信某只股背后的公司或企业的实绩及前景，但既然仍有获利空间，何乐而不为？那么以后便是，对诸事皆没了信与不信之说，唯利是图。
在中国个别农村，村民往往会因暗收了一二百元的贿选金，便将选票投在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人的名下。某些股民与那样的村民是一样的，那样的村民成了股民，股市则更会变得风云莫测。
第二类人是最有资本创业的。他们中运用资本创业的人多了，才是一个国家的大事，远比一个国家一无所有的大学生们自谋出路者多起来值得高兴。
至于第一种人，不再说他们也罢中国股市制度越来越周密、严格，他们钻空子得逞的可能性肯定越来越少了……2015年5月8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二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躁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成为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儿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五十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儿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中国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儿，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后来我也就开始闯红灯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十六亿多一些，也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我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儿，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之前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三十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罄。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三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站长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让人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人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而常常是导演说。而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十六岁就下乡，后来进入兵团通信连。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隐蔽在一个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三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达成一致意见，把那位知青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好事，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的有利的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两个儿子在国外，骨灰没有人认领。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所以就去认领两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攘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这样的一个女工，才叫中国人。我多次与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故事拍出来，而且字幕要打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二十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自己出医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有一间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老师上医院，自己是打入名册的人，只能把七十多岁的老师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光旦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中国人，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
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十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十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五十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的人，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三分之一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的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全部人类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观，最具有营养作用的精华，几千年来，乃是经由文艺的方式得以普及。摈除文艺的再体现功能，文化的影响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并且往往会成为庙堂式的、经院式的、束之高阁不接地气的，只不过少数人精神受益，只在少数人之间传承的学问。而文化如果长期止于是学问，与养生仅仅服务于富人没什么两样。
目前之中国的文艺局面，处于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普遍国人在获得娱乐与审美欣赏方面，可以说空前满足；具有文艺才华的青年们，比以往任何年代都多了展现的机会；“请进来”的一年比一年档次高，“走出去”的也很频繁这是要首先肯定的。
但依我看来，我们做的仍很不够。我们的文艺在辅助优秀文化“化”人方面，缺乏自觉性、使命感。我是将文艺事业管理者与文艺家视为一体的，我们包括他们。
文艺除了满足娱乐，提供审美欣赏的功能，还有可以去除陋习，塑造新国民的功能正是在此点上，我认为我们缺少文艺自觉。不论在哪一国家，文艺的问题从来不是当务之急，中国尤其如此。而不论在哪一国家，文化必然影响家风、民风、社风甚至党风，从而影响未来，对中国更是如此。有怎样的文化，便有怎样的国家形象及民族心性、价值观、精神状态。
每一种文艺都有自身的功能局限。在所有文艺种类中，我认为最应肩负起以上文艺自觉的国产电视剧，反而特别缺少以上文艺自觉，以至于不论怎样的千呼万唤，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仍然太少。
仅仅指责创作主体是不公平的我们各级负责收播的朋友们对现实题材，特别是现实题材的年代电视剧的异乎寻常的敏感。三十余年来，基因遗传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人，却如同一个模子里浇注出来的。国产电视剧的娱乐之门是敞开的，对无关社会人心的时尚题材，门上也仿佛写着“欢迎光临”，而对于较有历史感的针砭时弊电视剧，则往往是一夫当关，以一当十，泰山石敢当。
以我自己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同时在长影上马不久，同时下马，若非我据理力争，成不了电影。90年代的《雪城》如果不是当时的胡耀邦同志关照了一下，也将打入冷宫；在2000年，《年轮》如果不是丁关根同志纠正了一下，虽然播出了但不允许参与评奖；在2012年，《知青》的播出也一波三折；在2014年，《返城年代》的播出，因为我给有关方面写了信。
最近《平凡的世界》开播了，这是令人欣慰的。或许，这些剧的收视率比不过某些热播的古装剧，但如果没有这些剧，中国的文艺现状正常吗？
我曾听一位在审批电视剧播出方面负一定责任的朋友说：“习总书记既然说了，‘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前三十年’，那么以后跨越80年代的电视剧，一部也休想从我这里通过。”我问，你这么理解习总书记的话？他反问，那怎么理解？
我综合习总书记这次关于文艺、国史的讲话，理解他的原意是时代并不能像房屋装修那般，打几个隔断就截然而分了，而像多米诺牌，是一块推压一块运行的。其中任何一块，都必然有一部分与前一块也与后一块重叠。时代永远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演进过程，能改变的只不过是图形布线，只要任何两块不再相互推压，历史便不是历史了。
回首寻觅近二十年，不论电视剧还是戏剧舞台上，现实题材一年比一年少。而凡对历史有反思、对现实有针砭的作品，其问世过程几乎全都一波三折。现实中腐败早已极其放肆，用总书记的话说是，有些人据国家与人民的钱财为己有，易如囊中取物。但在文艺方面，反腐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却久违了。
当文艺的批判功能几乎彻底丧失了，文艺的弘扬功能便也同样软弱无力了好比一个人面对假丑恶一向缄默不言，那么他不论多么动听地在唱真善美的颂歌，谁又会理他呢？
我们的文艺争取大众理睬的方式便几乎只剩下娱乐大众一招了，娱乐之外辅以“大、洋、古”的欣赏。审美已快疲劳，乐得已快变傻，真能影响世道人心的作用，已快消解得一干二净。而目前之中国，迫切需要的又正是文艺的这一作用。
习总书记希望文艺工作者担负好时代责任，我的解读是从严治党、反腐败，尽量使全中国人共享改革成果，这类特别艰巨的任务，他们（包括俞主席在内）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我们挺他们就是。而通过优秀的文化、文艺塑造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心性，这个使命他们指望咱们了。
一百五六十年前，全世界十六亿多人口，今日之中国，人口上相当于一个“小世界”。要以文艺辅助优秀文化“化”一个“小世界”，不可能太理想主义。然而，没有点理想，则太不可能了。今日之中国，不但商业之金钱价值观泛滥，而且娱乐也不休着，嘻哈不休着并快乐着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使民族心性得以提升，诸位，我们的使命也不容易。如果管文艺的婆婆妈妈们不首先转变思维，那倒叫我们如何是好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请相信我们这些人，给我们的创作尺度越大，我们的文化自觉也就越高，绝不至于反过来滥用尺度。也请党善待自己任命的管我们的婆婆妈妈，别动辄一部文艺作品出了什么问题，或根本就是疑似出了什么问题，便搞得风声鹤唳，处分这个，撤职那个的。他们整天如履薄冰，头上悬刀似的，我们的日子好过得了吗？
善待他们等于厚待我们。不容易之事，不紧绷着做才会做得较好。
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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