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何怎样怎样地被红卫兵冷酷无情地迫害过。所以，知青返城初期，尽管命运悲凉，境况艰难，但城市对他们和她们的态度，是同情与歧视参半的。
“活该！自作自受！”“没有理由抱怨，只有理由忏悔！”“大多数应该永远驱逐，不得返城！”“变相垮掉的一代！”“狼孩儿！整代都是狼孩！”
“中国只能将希望的目光从这报废一代的身上超越过去，直接投注于下一代身上！”当年我听许多上一代人，包括许多一向心肠宽厚的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憾然而耿耿于怀地说过类似的话。“当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凶恶？”“政治热忱和凶恶行径怎能混为一谈？”“你们这一代应该被永远牢牢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当年的‘革命’方式令人发指！”当年，我曾听许多后代人说过类似的话。质问中，谴责与困惑参半。所以，当年有一首唱出返城知青心里自白的歌《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
歌曰：
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城市曾是我家，我的前身是被逐的青年。我日夜思念我的亲娘，只有娘对我们怀着温良。
……
如今，知青与城市、知青与上几代人与下几代人的抵牾，似乎早已被后来的岁月消除。隔阂似乎早已拆通，政治色彩的代沟似乎早已填平。但是，将绝大多数知青与令人谈虎色变的红卫兵剥离开来，仍是有必要进行的一件事。此事虽然已不再影响知青们的现在，但对于尽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还是应该的。
在1994年和1996年，我曾两次接受德国两家电视台采访，后一次的摄像，还是名片《紫色》的一位摄影师。地点都在“黑土地”餐厅，采访内容都是关于知青和红卫兵。
第一次，矮而且胖的，几乎秃顶，圆头圆脑的德国人自以为是地，言之凿凿地质问：“你们红卫兵当年残酷地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自己的同胞，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而你们从来也没忏悔过，请问你对此……”
在摄像机镜头前，被一个分明怀着政治挑衅心理的德国男人面对面地凝视着，听他以国际法官似的口吻提出审讯般的问题，使我觉得情形不但十分严肃，并且严肃得引起我强烈的反感。尤其是，一想到他来自于一个法西斯主义主宰过的国家，一想到那个自认为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屠杀，更觉得严肃中包含着荒唐。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实际上是打断了替他充当翻译的中国同胞的话。他看去是我的同代人）。我说：“先生，请你不要一再用‘你们红卫兵’这样的指谓对我提问题！我这个红卫兵当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曾尽量以我能做到的方式同情过被伤害的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红卫兵当年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是法西斯分子和盖世太保！绝大多数红卫兵，其实没打过人，没直接凌辱或迫害过人，没抄过家，更不一律是杀人凶手！要说可耻，我们两国历史上都有类似的污点！而你们的污点更大。如果说我们的污点中有大量墨的成分（我认为更多的红卫兵是通过‘大字报’的方式伤害了别人），那么你们的污点百分之百是鲜血凝成的！至于谈到忏悔，你怎么知道当年的红卫兵现在不忏悔？我了解的中国红卫兵，其实几乎百分之百地忏悔过！‘文革’中红卫兵并没伤害到外国去，所以只对中国忏悔，没必要对全世界下跪！尤其不必对你们德国人表示忏悔！……”
我早已看出充当翻译的我的中国同胞，一次次“贪污”了我的话。于是我指着他说：“你他妈的要照实翻译！不要因为他付你翻译费你就怕得罪他们！如果你不照实翻译，我起身便走！那么最尴尬的是你！……”
他翻译后，我缓和了口吻，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低声回答是工人家庭出身。我说：“那么你当年肯定也是红卫兵无疑。如果你小子当年打过人，那么你自己回答他，你当年打人时心里怎么想的？如果你当年没打过人，那么你告诉他，没打过人的红卫兵当年确有，在他面前的你我便是！”他脸腾地红了。
为什么外国的电视台采访中国的当代返城知青亦即当年的红卫兵，都偏偏要选择在“黑土地”进行呢？因为那里四壁贴着毛泽东当年身穿军装、挥起巨手发动“文革”的一幅幅宣传画。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主观想象“黑土地”是当年希特勒每周一发表政治讲演的诺伊曼咖啡馆。想象在中国，在“文革”结束十七八年后，红卫兵阴魂不散，仍经常以返城知青的身份每晚聚于“黑土地”，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峥嵘岁月稠”。也许，还进一步想象，秘密策划中国的第二次“文革”……所以，倒是他们自己的脸上，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颇神秘的表情，仿佛他们的摄像机摄下的，可能将是某一天突然变成现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一天外边下着霏霏细雨，他们甚至可笑地，也有几分难以启齿地请求我再从外往里走一次。我满足下他们这一请求，扛摄影机的德国先生半蹲着在我前边倒退上楼我懂电影电视，我知道那是拍我的腿部……在中国、在北京、在一个雨夜，一双腿沿着狭窄的楼梯而上镜头一变，空间豁然宽敞，四壁皆当年的“文革”宣传画……倘再配上如此旁白“当年的中国红卫兵们，今天以返城知青的身份，经常聚集在这个专为他们开的餐厅讨论中国当前政治，总结‘文革’经验……”云云，那一定是非常能蒙他们本国人的。
我满足他们的请求，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可笑简直使我觉得可以游戏的心情对待他们的采访。
那一天晚上小餐厅无人用餐，大餐厅里只有两桌人。一位老女人，不是奶奶必是姥姥辈的年龄最长者，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三十岁左右的儿、媳或女儿和女婿，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分明是一家六口。六十岁左右的父母不可能当过红卫兵，三十岁左右的小两口大约出生于1964年或1965年，那么1977年“文革”结束才十一二岁，也不可能是红卫兵。显然，这一六口之家的每一成员都不可能有什么“红卫兵情结”。他们到“黑土地”用餐，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离家近，或是专为吃东北菜而至。
另一桌就是我这个中国人和德国的采访者们。而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用餐。于德国的先生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我，纯粹是出于礼貌，为照顾他们的情绪。
德国的先生们大约感觉到了摄入镜头的气氛不够理想，还去采访那一家人，通过中国翻译尽问傻话。比如：
“你们一家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来吃饭？”“到这里来吃饭是希望引起特别的回忆吗？”“那一种回忆对你们很难忘吗？有重要的意义吗？”却遭到了相当冷淡的对待，显然那一家人不高兴他们的用餐受到滋扰。于是我说：“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多么想要获得哪一种回答。让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知青和当年的红卫兵，是第二次到这里。第一次是开会在这里用公餐。据我所知，这里并非当年的知青常来的地方，因为北京有许多比这里便宜的餐厅。出差的外地人倒是常来，因为他们吃的大抵是公款。而相对于公款，到这里来又算低消费。至于用图钉按在墙上的知青名片，我第一次来时就有了，此次来并不见知青名片增加。至于那些‘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依我看纯粹是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与有些餐馆悬挂旧上海的月份牌美女的目的没什么两样。总之先生们最好明白，这里根本不是德国当年的诺伊曼咖啡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方，与北京的一切餐馆饭店毫无区别，先生们的想象不但太主观，而且太好奇。在中国，出现毛泽东的画像，哪怕是他‘文革’时期的画像，与在德国又出现希特勒的画像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先生们对此并不明白，那么意味着你们对希特勒还缺乏起码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极其简单肤浅的……”
我看出，我这个被采访者，不但使他们感到一时难以驾驭，同时使他们感到极为沮丧。
……第二次在“黑土地”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我预先就通过翻译向采访者们指出了“第三只眼看中国”的误区，而且坦率言明了在同一地方接受第一次采访的感想。我的先发制人打乱了他们的采访计划，他们不再问红卫兵，不再问“文革”，而问中国的“改革”和经济问题了……从“文革”至今，国外关于中国红卫兵和知青的文章书籍相当不少，似乎具有颇执着的追踪性。只要今天的中国返城知青一有活动，其活动几乎立即被涂上了政治色彩，而且总是与知青们的前身红卫兵联系在一起加以主观评述。国内这样煞有介事的言论虽已不多见，但也不是完全消亡了。
仿佛，有一根脐带，始终若隐若现地将知青与红卫兵各拴一头儿，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认为，红卫兵该当是声名狼藉的称号。如果居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简直不可救药。
我认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对于大学里的红卫兵，我们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几乎全国一切大学里的红卫兵，都曾分裂为两派。一曰“造反派”，一曰“保皇派”。“保皇派”一般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反对“触及皮肉”。“保皇派”们高举的旗号是“十六条”。“十六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党中央”的名义颁布的。但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实际欣赏的是“造反派”，反而并不太喜欢主张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红卫兵们。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公然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并提出了使“造反派”们欢呼“江青同志万岁”的唯恐天下乱得还不够的口号“文攻武卫”。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八八团”，乃是由毛主席亲自传旨解散的。以上历史情况起码可以说明，无论在大学里高中里还是初中里，确曾有一批红卫兵，他们的本愿其实只想动笔，不愿动手，只想批判别人的思想、路线，不愿逼得别人家破人亡。总而言之，他们希望以较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观上起到了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观上毕竟与很凶恶的红卫兵有区别。
“老三届”，是指“文革”开始之前，已经读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新三届”，是指“文革”中由小学升入初中或由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新三届”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两年内是小学生，是红小兵。即使也“造反”过，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毕竟不那么大。只有极少数“文革”中的初中生后来升入高中。他们升入高中后，“上山下乡”已开始，红卫兵运动的气数已进入尾声。他们的红卫兵劣迹，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而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读完高中，很快也难幸免地“上山下乡”了……所以，除却大学不做分析，中学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发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五十四名学生中，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牢固。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有人敢于公开呵斥。当然，公开而严厉呵斥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中学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
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得特别彻底，表现得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
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吗？比功课方面的竞争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
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继承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留下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吗？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时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在“文革”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尔滨市的几所中学当年又叫“工读中学”，其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就近入学的，也有落榜后扩招的学生，还有经过短期劳教问题的少男少女。社会看待这类学校的目光难免带有成见甚至偏见，这类学校的学生也常常敏感到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所以他们的“造反”不无对社会进行公开报复的意味。前边分析到的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这类学校较其他学校多，所以这类学校注定了是中学“文革”运动的重灾区。
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一向心理优越，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依然要证明自己的优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体味那一种优越的感觉。加之这些中学既曰重点，当然办学方针上“罪名”更多，因而给了这些中学的红卫兵们更其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间。
好比这样的一种情形幼儿园的阿姨问某些受偏爱的孩子：阿姨处处优待你，你怎么偏偏带头调皮？孩子回答：正因为你处处优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欢被优待，而是带头“调皮”时，能体味到区别于其他调皮孩子的另一种优越感。这另一种优越感比一向被优待的优越感，更能使他获得心理满足。
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尤其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们，一脚大学门里，一脚大学门外“文革”正是在这种个人前途攸关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们：“革命”积极的可以继续上大学。高考制度废除了，上大学完全不需要考试，只以“革命”的表现来论资格。“革命”特别积极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为革命干部队伍的接班人。表现消极的，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这已经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诱导了。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学几乎皆各级重点中学。这类学校的红卫兵“革命”精神高涨，实属必然。在这类学校，高中红卫兵是主角，初中红卫兵只不过是配角罢了。
至于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们何以特别凶恶，我多年来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亲见过她们抡起皮带抽人时的狠劲儿，凌辱人时的别出心裁，仿佛在这一点上，要与某些凶恶的男红卫兵一比高下。
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许，仅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们对自己是不寻常之女性的性别注意？与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装异服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出于同念？
当年，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往往大多数是“革命”行为不怎么暴烈的红卫兵。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通中学。我这个红卫兵在“文革”中不争的“温良恭俭让”，还因我的哥哥是从这所中学考入全市的头牌重点高中继而考上大学的。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许多老师，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毕业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愿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下乡后，每年探家，甚至落户北京后每年探家，差不多总是要去看望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当年哈尔滨市电力工程学校某红卫兵组织叫作“红色恐怖造反团”。它不但自认为是绝对红色的，而且确定追求恐怖行为。此红卫兵组织当年使许多哈尔滨人闻之不寒而栗。
还以我的中学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中学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教师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一种情况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革”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革”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一次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的批斗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学生走上台，台下的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要干什么，被批斗者们的脸上、身上都已变黑。
刹那间台下极为肃静。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开凌辱师长的行为，那一名学生“文革”
前因某种劣迹受到过处分。
台下刹那间的肃静说明了许多学生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不但震惊，同时产生了反感。我当时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的描述。
于是台上的学生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凌辱人格！”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当然，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也是对人格的凌辱，但却似乎在大多数“文革”中人的接受范围以内，并不认为过激。
目睹了数次凌辱事件以后，我对此现象竟渐渐麻木了，反应不像第一次那么敏感了，仿佛也属于“革命”的常规现象了，所谓见多不怪。
我想，大多数“文革”中人，其内心渐趋麻木的过程和我一样。又一次，我与几名同班同学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学去打篮球，见操场上围了一圈那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人颈上被拴了链子，被抹了“鬼脸”，狗似的被牵着绕操场爬，还在被踢着被喝着的情况下学狗叫……那人是那所中学的校长。我和几名同学见状转身便走。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我们的心灵中无恶，对于我们所憎恶的现象，我们也只有默默转身走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你的制止在当年也肯定不同于现在提倡的见义勇为，反而会使遭凌辱的人境况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正如一首古词中所写：“唢呐唢呐，直吹得鸡惊狗跳鹅飞罢！”“文革”的宣传鼓动，便似那词中的唢呐……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世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而毛主席在北京说：“乱是好事，暴露了敌人，乱了敌人，锻炼了小将自己。”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
当年，最凶恶的红卫兵依次“活跃”于以下城市北京、长沙、武汉、成都、哈尔滨、长春，以及新疆、云南、内蒙古……而北京有着为数最多的军人家庭的红卫兵，他们的凶恶甚于一切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模仿他们父辈当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为理论，而这理论亦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遵循着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
所以，当年我对北京军人家庭的红卫兵，是心存厌憎的。因我无法分出当年的他们谁个凶恶，谁个人道，便只有一概地厌憎。当然，于今想来，他们中肯定也是大有区别的。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们，便算是不怎么凶恶的了吧？
当年北京的某些女红卫兵，比全国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她们中当年有人的行径肯定关乎命案，甚至可能惨死于她们手中的不止一人。
有次与舒乙先生谈起他父亲老舍，舒乙说：“你能想到吗？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些中学的女红卫兵呀！按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我说：“红卫兵和红卫兵不太一样。”他说：“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红卫兵闯入我家，就是些比较温良的红卫兵。‘文革’中养花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可她们并没毁掉我家的花。临走，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家的老太太是画画的，可以允许养花，警告任何红卫兵组织不得采取极端行动’……”
舒乙先生说时流露出几分感慨的样子。如果，将当年某些极凶恶的红卫兵比作盖世太保、比作党卫军，其实是并不夸张的，一点儿也不算耸人听闻。
我下乡不久，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己是不但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学杨志松，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
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便是下乡前在武斗中被火药枪喷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恶迹嫌疑的红卫兵小头目，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据传是被恢复神圣使命的公安部门押解回城市去了……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不安。为首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哝：“真狡猾，装死！……”
我匆匆走入屋里，见床上的人面朝墙蜷缩着，不动也无声息。我走近叫了他几声，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士，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他们都摇头说没打。“没打他身上为什么好几处青紫？！”我心头不禁冒火，拦住他们，不许他们走。为首的终于交代：“他不招嘛，所以，只轻轻打了几下……”我不认为这是小事，立即转身赶去指导员家汇报。半小时后，连里的干部和卫生所的一名医生，都赶往那屋子。那人已经死了。他们打他时，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尽管那院子离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却并没听到一声哀叫。那件事使我相当长的日子里内心自责，因为我是班长，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里睡午觉，我却没想到问问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连卫生所医生开的死亡诊断是“突发性脑溢血”。然而我清楚，医生清楚，连里的干部也清楚，那人实际上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我要求连里严厉惩处那几名知青。连干部们出于自身责任的种种考虑，只给予了他们口头警告。为首者，还是副班长。我又要求连里起码撤销他副班长职务，否则我不再担任班长。连干部们见我态度强硬，只得照办。但从此那几名知青对我耿耿于怀，而我也不再对他们有一点儿好脸色……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知死者是我一名学生的亲伯父。不久，又知死者根本不是什么苏修特务……“黑土地回顾展”结束，一些北京知青与一些外地知青相聚叙旧的场合下，有一名外地知青谈到他那篇收在《北大荒风云录》的文章时说当年我们思想太单纯太革命了，所以就难免做下了些错事……恰巧，他那篇自述性的文章我看过他下乡后，在一个冬季里，将一名老职工一个“大背”摔进了满着冰水的马槽里，那老职工当即昏晕在马槽，全身浸没水中……只因为那老职工偷过点儿连里的麦子喂自家的鸡……几天后，那老职工死了……我问他：“你如今忏悔了？”他说：“是啊，要不我能写出来吗？”
而我之所以那样问他，是因为我读他的文章时根本没读出什么忏悔的意味。写自己当年的暴力行径绘声绘色，最后的一行忏悔也只不过是用文字公开重申自己当年太革命因而太冲动了……我又说：“你当年的行径和思想单纯与‘革命’二字有什么关系？”他一怔，反问：“那你说和什么有关系？”我冷下脸道：“只和你的心理有关系！证明你内心原本就有一种恶。至于为什么有，你最应该自问！你现在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证明你的忏悔根本算不上忏悔！……”我说时，连连拍桌子，四座因而不安……今年，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愿回忆，也还是要被别人一再地劝说着进行回忆。甚至，由别人替我们进行回忆。因为这回忆多多少少总会带些经济效益），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三十二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终生难忘的伤痛。它不但声名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它几乎使我们整代人中的每一个一旦遭遇“文革”话题则不免地羞愧无言。就如林冲们杨志们一旦被人正面注视，立刻明白别人在眈眈盯着自己脸上的什么。
而依我想来，“文革”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的两个话题，似母子关系。而我最终要说的是：
第一，不是整整一代人中当年凡戴过红卫兵袖标的，皆凶恶少年或残忍少女。
第二，所以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亦即接着成了知青的人中的大多数，应被从以后的“文革”话题中予以解脱。事实是，这大多数，其实并不比当年全中国的大多数人更疯狂。
第三，疯狂的红卫兵有之，凶恶的残忍的红卫兵有之。倘他们于今仍自言“当年太单纯太革命了”，那么意味着他们仍毫无忏悔，仍在狡辩。倘我们作为同代人替他们说，则意味着我们仍在替他们刷洗劣迹。而想想我们当年面对他们的凶恶和残忍做过配角和观众（全中国人几乎皆如此），由我们替他们刷洗劣迹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性质！倘由以后仍热衷于“文革”话题的人仅从政治上去分析，那么不但不能得出更客观更接近真相的结论，也根本无法将他们和大多数区别开来……最后，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鬼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从前的事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形成言论，于是罗罪。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唯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因为曾经属于过他的三亩几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农，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后来，自然的，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个土改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片段。但他的眼睛，和演员的眼泪不是一样的眼泪。
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这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两年，非涝即旱。土地枉好，劳作枉勤，那两年里，这农民并没能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到多少庄稼。接着，中国的农村就进入了初级社时期。
所谓初级社，就是几乎农民以自愿的原则，将他们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种，共同收获，按劳分配。这个农民哪一个互助组也不加入。他想，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还没靠自己的双手收割过一茬好庄稼呢，怎么舍得归了组呢？
是的，他是那么的舍不得。如同一个小女孩，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布娃娃没多久，稀罕劲儿没过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别人的伙，和别人一起“过家家”。既然是自愿的，他偏不入，别人也奈何不得他。
以后的两年里，仰仗着年景好，风调雨顺，他靠着他的勤劳，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喜获过两年丰收。
他得意而且自负了。不入初级社，我的土地不是也没亏待我吗？那我干吗还要入呢？而这时，中国的农村进入了高级社时期。
高级社也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但是不自愿的，在农村干部们看来，自然是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无疑了。结果，连高级社也不入的这个农民，这个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里的思想落后分子。
落后就落后，他颇不在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他，已经没什么兴趣再去争取政治觉悟方面的那份儿积极了。他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勤劳种好那属于自己的三亩几分地了。
高级社时期只不过是中国农村一个特别短暂的过渡时期。转眼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始了。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所谓“人民公社化”，即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于是有了第二个称呼，叫“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歌唱的便是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而“化”，那就不再是自愿不自愿的事情了。
土改时期颁发的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拥有证，或曰另一种地契，在有的农村里，重新收缴在一起，烧了，叫“二次革命”。第一次是革地主阶级的命，烧的是地主们的地契。这第二次是农民革自己头脑里的私有思想的命，烧的是土改时期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地契。有的农村里倒也没有烧地契，但明摆着是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除非本人想要留作纪念。情愿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也罢，不情愿的也罢，反正都是得那么革的。
我们前边讲的那个农民，他却偏不。他说：“政府发给我的土地证，政府没说作废，谁烧了是犯法的。谁要硬把它从我手里缴去，也是犯法的。”
依他想来，只要土地证还在自己手里，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是自己的。村干部们告诉他政府已经下达了文件精神，土地归公了。他反驳道：“我不懂精神，文件又在哪儿？拿给我看看！”村一级的干部拿不出那么高级的文件，他就认为理在他这一边，还说：“如果承认老婆归自己的好，那就得承认土地还是归农民好！”
连人民公社也不加入，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是对抗农村社会主义的严重问题了。但他毕竟曾是佃农，村里阶级成分最低的一个人，村干部们仍奈何不了他。
奈何不了他也不能任由他一个人大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之道啊！村干部们一商议，研究出了一条治他的高招。
他们当众向他宣布：“你觉得你手里攥着地契，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随你自己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但是村里的条条村路可是集体化了，你偏要在私有道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也可以，那你以后就不要走我们集体化的村路！”
他一听，傻眼了。但是他也同时犯了倔劲儿不是想让我没法儿走到我的土地那儿去种吗？那我离开这个村就是了！
当天晚上他背井离乡流浪到外地去了。像他这么一个农民，流浪到哪儿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啊！但他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受歧视，居然在异地他乡活了好几年，并且积攒下了一笔钱。
那钱是怎么攒下的呢？似乎与人合伙，在城市里掏大粪，晒成粪饼子，一车车卖了得来的钱。当年农村缺化肥，一车粪饼子能卖二三十元，但那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勾当。因为粪既然值钱，城市里的公厕，就不是什么人随便都可以掏的。干那勾当，也是盗的行径，罪名是“盗粪”。盗粪者们，都是半夜三更偷偷地盗。
幸而他几年中一次也没被逮着过。背井离乡之人大抵是这样的一旦积攒下了点儿钱，惦记亲人思念家乡的心情就更深切了。某一年的年根儿，他出现在村里，背着半扇猪，虽然衣着非锦，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儿褴褛，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分明显现着衣锦还乡的那么一种意味。
毕竟，背着半扇猪呢！
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年。那一年队里的也就是村里的收成很不好，一半怪天，一半怨人。男女老少都愁眉不展的，不知即将到来的春节该怎么过活，才能多少过出点儿快乐的气氛。
我们那一个农民弟兄的出现，使村里人们感到愤慨。瞧他这个坚决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人！他行进在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的步子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趾高气扬啊！趾高气扬个什么劲儿呢！
确切地说，村人们的愤慨，主要是由于他所背的那半扇猪引起的。他们认为他是在公然挑衅，既是对他们，也是对农村集体化道路，对社会主义。于是就有人拦住他，谴责他：“你既然非要一个人走私有化的道路，为什么还双脚踩在我们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他也恼火了，振振有词：“你们想干什么？不过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在解放前也不至于不许谁走！”
听听，这不明明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吗？有的村人想，你背回来半扇猪有什么值得显摆的？没有水看你那猪肉怎么个吃法！
也不用谁下令，他们就轮流把村里的一口井看住了不许他家的人来汲社会主义的井里的水了。
事实是，他不在村里的几年中，不仅他家那三亩几分地早已归了集体，凡是他家能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也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了。而且，和别的社员们的关系处得还挺不错。
都是那半扇猪惹的祸，以及他那一种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仿佛走得不屈不挠走得特来劲儿的模样。
至于那一口井，他很清楚它不是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的。那是一口老古井，解放前好几辈子的时候就有了。不许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蹦着高骂起来。骂些什么呢？无非骂村里的人连点儿乡情都不讲，变得彻底的没了人味而已。这一骂就惊动了村干部们。村干部们凑在一起统一思想，皆认为太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这个人了。而在当年，对一个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无非是召开批判会。于是，他家里闯入了民兵，将他倒拧着两条胳膊押到小学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儿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会和批斗会，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当年的农村里更是那样。结果批着批着，渐渐就变成了斗了。他被逼着站到一张桌子上去了。斗的非要使被斗的低头认罪不可，被斗的则你们越斗我越不服。结果，斗人的人都急眼了，被斗的也急眼了。人们一个没留神，他做出了一件冲动过火之事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转身，将毛主席像扯下来了，随之便撕，边撕还边说：“叫你们说话不算话！叫你们说话不算话！早知今天这样，我当年才不那么积极！……”
一阵肃静，鸦雀无声。他自然几分钟后就后悔了，然而后悔也晚了。众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么事。那在当年是犯死罪的事，谁敢把那样的事压下来呢？没人敢。
村干部们连夜向公社汇报了，公社火速向县里汇报了，县里认为案情实属重大，汇报到了省里。
第二天从省城开来了警车，将他用亮锃锃的手铐铐走了。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七岁。
他千里迢迢背回到家里的那半扇猪，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肉。不消说，他也没能在家里过上那一年的春节。
专政机关念他出身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判了他个无期。他这一个当年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始料不及地成了“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他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时候看问题太死心眼，往往一条道走到黑，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总而言之，太倔。村人们都因了他的倔而替他喟叹不已，也都有点儿后悔明知他的倔脾气，又何必那么较真地批斗他？然而他们的后悔，也晚了。事情已经发生，已经结束，谁都再减轻不了像他那么重的罪了。他的家人们明智地宣布和他脱离一切亲情关系。不明智怎么办呢？不明智那就只有等当“现行反革命家属”了。
我的朋友马云龙也被关投监时，他已经在狱中被关押了十来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不太知道了。
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农民了。然而他一辈子都没能好好种过几年地，尽管他曾是一个种地的好把式。解放前，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种。解放后，是因为明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没有过几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侍弄庄稼的时光。
快七十岁的他，已在监狱里被关押得有点儿痴呆了。他经常独向一隅，喃喃自语地嘟哝同一句话：“老婆要是归自己好，那土地就归农民好。”至于那份地契，他不知把它藏于何处了，估计连他自己也忘了。
一天夜里，他喉咙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之后，双目不瞑地死了。也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瞬，仍想说那句他百说不厌的话？那话，对于他，似乎成了一句经典台词。想来，他也太是一个悲剧角色了。是否够得上是一个经典的悲剧角色呢？我没什么依据妄作评论。呜呼！除了呜呼，关于他，我不复有话还要说。
我替这一个农民的地下之灵感到安慰的是如今，在中国，土地耕种权又完完全全地属于农民自己了，而且减免了一切农业方面的税……一个青年和他的青春期他是一个青年，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小县城文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刚过十八岁。说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说是大人还不算大人，正处在青涩的年龄。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类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处生理上开始分泌最初的荷尔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极能压抑自己。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选到小县城的文艺团里。一个农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运，这使他诚惶诚恐。
报到那一天，领导对他说：“五年后你才二十三岁，五年内不许闹恋爱！五年后再恋爱也不迟。”
他诺诺连声。领导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怎么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你懂不懂？”
他吞吐不能即答。领导教诲道：“第一政治思想要过硬。对于你，那就得积极参加一切政治学习活动。第二生活作风要过硬，千万不能小小年龄就搞出什么男女关系的花花事儿来。一旦出了花花事儿，那你就拎上你的行李走人吧！”
他连说：“不敢，不敢……”多亏有领导的教诲在先，两年内，这小青年时时处处言行紧束，中规中矩。
尤其是对于周围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就脸红。
那文艺团里的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几岁，再就都是二十五六、二十七八岁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们和她们，倒是不被太严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里，打情骂俏，相互挑逗，寻常事也。蝶引蜂约，偷香窃玉，红杏出墙，投怀入抱，秘密幽欢，婚外云雨之类的勾当，不足为奇。连每一位领导本身，背地里也皆荷尔蒙过剩，不甘寂寞，闲不大住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风气不良的文艺团，没几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要论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干净纯洁，真是非他莫属了。正因为风气不良，领导们才动辄大讲生活作风要过硬的话。讲归讲，领导们自己先就不过硬。硬也是硬在别的地方。
两年中，他是都看在眼里了。他已经二十岁了，自我压抑了两年了，越压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里的男女故事越多。团里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过时彼此交换了一种什么样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视线里，其细节就逃不过他那敏感的目光。
然而他似乎依然是两年前那个青涩的他，似乎不曾有半点儿改变。因了他的不曾改变，领导们时常表扬他，同志们也都夸他小小年龄竟有难能可贵的作风操守。有的人还利用他的“无知”传情递意，以成好事。
在他二十岁就要过去那一年，全中国人都开始响应一种“伟大”的政治号召，叫作“斗私批修”，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号召来号召去，学习来学习去，革来革去斗来斗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义上与“公”相对而言的利益层面的内容了，泛指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识了。
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
政治一号，他便赤心应召。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字迹的纸，做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
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搂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
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都记在日记中了……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咒骂和殴打。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们，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了省公安机关……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他的流氓罪成立，诽谤罪成立，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是败坏革命样板戏罪也成立。于是他像上篇写到的那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是农民的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它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喷壶在北方的这座城市，在一条老街的街角，有一间俄式小房子。它从前曾是美观的。也许，还曾有白色的或绿色的栅栏围着的吧？夏季，栅栏上曾攀缠过紫色的喇叭花吗？小院儿里曾有黄色的夜来香和粉色的扫帚梅赏心悦目吗？当栅栏被霏雨淋湿的时候，窗内曾有少女因怜花而捧腮凝睇吗？冬季，曾有孩子在小院儿里堆雪人吗？……是的，它从前确曾是美观的，但是现在它像人一样地老了。从前中国人承认自己老了，常说这样一句话：“土埋半截了。”
这一间俄式小房子，几乎也被“土埋半截了”，沉陷至窗台那儿了。从前的铁瓦差不多快锈透了，这儿那儿打了许多处“补丁”。那些“补丁”是用亮锃锃的新铁皮“补”上去的，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和菱形，使房顶成为小房子现在最美观的部分，一种童话意味的美观。房檐下的接雨檐儿，也是用亮锃锃的新铁皮打做的。相对于未经镀亮的铁皮，那叫“白铁皮”，还叫“熟铁皮”。亮锃锃的接雨檐儿，仿佛那“土埋半截了”的“老”了的小房子扎在额上的一条银缎带。一年又一年的雨季，使小房子一侧的地面变成了赭红色。房顶的雨水通过接雨沿儿再通过垂直的流水管儿引向那儿的地面，是雨水带下来的铁锈将那儿的地面染成赭红色了……小房子门口有一棵树，树已经死了多年了，像一只长长的手臂从地底下伸出来，叉着短而粗的“五指”，其中一“指”上，挂着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风吹即动，发出悦耳的响声，风铃的响声似的。
那小房子是一间黑白铁匠铺。那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是它的标志，也是铁匠手艺的广告。
铁匠年近五十了，按从前的说法，他正是一个“土埋半截了”的人。按现在的说法，他已走在通往火葬场的半路上。一个年近五十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无论身份高低，无论健康与否，无论是仍充满着种种野心雄心还是与世无争守穷认命地活着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土埋半截了”的人。
这铁匠却并不守穷认命，当然他也没什么野心和雄心了。不过他仍有一个热切的、可以理解的愿望在那条老街被推平之前，能凑足一笔钱，在别的街上租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儿的房子，继续以铁匠手艺挣钱糊口，度日维生。
铁匠明白，这条老街总有一天是要被推平的，或两年后，或三年后，也可能一年后。这条老街已老得如同城市的一道丑陋的疤。
铁匠歇手吸烟时，便从小房子里出来，靠着枯树，以忧郁的目光望向街的另一端。他并不眷恋这条街，但这条老街倘被推平了，自己可怎么办呢？小房子的产权是别人的。确切地说，它不是那幢俄式小房子本身，而只不过是背阴的一小间，朝阳的三间住着人家，门开在另一条街上……现在城市里少见铁匠铺了，正如已少见游走木匠一样。这铁匠的另一个老同行不久前一觉不醒地死了，他是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没竞争对手的铁匠了。他的生意谈不上怎样的兴隆，终日做一些小撮子、小铲子、小桶、喷壶之类而已。在塑料品比比皆是的今天，这座城市的不少人家，居然以一种怀旧似的心情青睐起他做的那些寻常东西来。他的生意的前景，很有一天好过一天的可能。
但他的目光却是更加忧郁了。因为总有消息传来，说这条老街就要被推平了，就要被推平了……他却至今还没积蓄。要想在这座城市里租一间门面房，手中没几万元根本别打算……某日，又有人出现在他的铁匠铺门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
“老人家，您做什么？”铁匠自然是一向主动问的，因那样一位老者来他的铁匠铺前而奇怪。“桶。”老者西服革履，头发皆已银白，精神矍铄，气质儒雅。说时，伸手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串铁皮葫芦，于是铁皮葫芦发出一阵悦耳的响声。
“多大的呢？”老者默默用手比量出了他所要的规格。“得先交十元钱押金。”“不，我得先看看你的手艺如何。”
“您不是已经看见了这几件样品吗？还说明不了我的手艺吗？”“样品是样品，不能代表你没给我做出来的桶。”“要是我做出来了，您又不要了，我不白做了吗？”“那还有机会卖给别人。可你要做得不合我意，又不退押金给我，我能把你怎么样呢？”
铁匠不禁笑了，他自信地说：“好吧，那我就破一回例，依您老人家。”是的，铁匠很自信。不过就是一只桶嘛，他怎么会打做出使顾主觉得不合意的桶呢？
望着老者离去的背影，铁匠困惑地想他要我为他做一只白铁皮的桶干什么用呢？他望见老者在街尽头上了一辆分明是等在那儿的黑色轿车……几天后，老者又来了。铁匠指着已做好的桶让老者看，不料老者说“：小了。”“小了？”铁匠顿时一急。他强调，自己是按老者当时双手比量出的大小做的。
“反正是小了。”老者的双手比量在桶的外周说“，我要的是这么大的。”“可……”
“别急，你用的铁皮、费的工时，我一总付给你钱就是了。”“那，先付一半吧老人家……”
老者摇头，表情很固执，看去显然没有商讨的余地，但也显然是一言九鼎，值得信任的态度。
铁匠又依了老者。老者再来时，对第二只桶频频点头。“这儿，要有个洞。”“为什么？老人家。”“你别管，按我的要求做就是。”
铁匠吸取了教训，塞给老人一截白粉笔。老者在桶的底部画了一个圆，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者第四次来时，“指示”铁匠为那出现了一个洞的桶做上拎手、盖和水嘴儿。铁匠这才明白，老者要他做的是一只大壶。他心里纳闷儿，一开始说清楚不就得了吗？如果一开始说清楚，那洞可以直接在铁皮上就先做好呀，那不是省事儿多了吗？
但他已不问什么了。他想这件事儿非要这样不可，对那老者来说，是一定有其理由的。
铁匠错了，老者最终要他做的，也不是一只大壶，而是一只喷壶。喷壶做成以后，老者很久没来。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挺好”。“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不那样。“你肯做还是不肯做？”姑娘并不回避他的目光。恰恰相反，她迎视着他的目光，仿佛要和他进行一番目光与目光的较量。
“你说话呀！”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我……肯做。当然肯……”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一年后来取，你承诺一只也不卖给别人吗？”姑娘的口吻冷冷的。“我……承诺……”铁匠回答时，似乎自感卑贱地低下了他的头，一副目光不知望向哪里的样子……“钱，也要一年以后才付。”“行，怎么都行，怎么我都愿意。”“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
姑娘说完，转身就走。铁匠跟出了门……他的步声使姑娘回头看他。她发现他是个瘸子，她想说什么，却只张了一下嘴，什么话都没说，一扭头快步而去。铁匠的目光也一直将姑娘的背影送至街的那一端，他也看见她坐进了轿车里，对那辆黑色的轿车他已熟悉。
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铁匠并不放开双手，他仰起脸，望向天空。斯时正值中午，五月的太阳光芒柔和，并不耀眼。他的样子，看上去像在祈雨……后来，这铁匠就开始打做另外九只喷壶。他是那么的认真，仿佛工艺家在进行工艺创造。为此他婉拒了不少主动上门的活儿。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其实她的容貌算不上出众，也许她吸引他的美点，只不过是她那红润的双唇，像樱桃那么红润。主观的老师曾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她才是初二女生不该涂口红，她委屈得哭了。而事实证明，她没涂过口红，但从此她更沉默寡言了。因为几乎全班的男生都开始注意她了，由于她像樱桃那么红润的唇。
初二下学期他和她分在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他觉得她的红唇对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并且开始以审美的眼光暗自评价她的眼睛，认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其实大多数少女的眼睛都会说话，她们眼睛的这一种“功能”要等到恋爱几次以后才渐渐“退化”，初二的男生不懂得这一点罢了。不久他又被她那双白皙的小手所诱惑，那倒的确是一双秀美的小手，白皙得近乎透明，唯有十个迷人的指尖儿微微泛着粉红……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
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这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雪洗。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的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在“文革”第一年的冬季，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已经没哪个学生还有心思滑冰了，在那一个“革命风暴”凛冽的冬季。但那么多红卫兵成为他的拥护者，人性的恶被以“革命”的名义调动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看着她那双秀美的白皙的小手怎样一触碰到水湿了的喷壶即被冻住，他觉得为报复而狂热地表现“革命”是多么的值得。谁叫她的老父亲在国外，而且是资本家呢！“红五类”对“黑五类”冷酷无情是被公认的“革命”原则啊……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春风吹化了她浇出的那一片冰的时候，她从学校里也从他的注意力中消失了。
再狂热“革命”的红卫兵也逃避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艰苦的劳动绝不像“革命”那么痛快，他永远明白了这一点，代价是成了瘸子。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忏悔地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的女同学。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
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他顶怕的事就是有一天，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来到他的铁匠铺，欣赏着他的手艺说：“有一双手多好哇！请给我打做一只喷壶，我要用它在冬季浇出一片滑冰场。”
现在，他知道，他顶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尽管不是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亲自来……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而在打做第十只，也就是最小的那一只喷壶时，铁锤和木槌几次敲砸在他手上。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人性丑陋而又邪恶的实证干瘪着，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它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在自己灵魂里自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虽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战栗……他非常想把那一只最小的喷壶打做得最美观，但是他的愿望没达到。曾有人要买走那十只喷壶中的某几只，他不卖。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几回回暗问自己我的命中也配有“贵人”吗？猜不出个结果，就不猜了。这铁匠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专执一念等待着被羞辱、被报复。最后，竟连这一种惴惴不安的等待着的心理，也渐渐地趋于平静了。一切事情总有个了结，他想，不至于也斩掉我的双手吧？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未免庸人自扰。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
她在信中这样写着：
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信封中还有一样东西她当年看过他塞给她的纸条后，本打算塞给他的“复信”。两页作文本上扯下来的纸，记载着一个少女当年被爱所唤起的种种惊喜和幸福感。
那两页纸已发黄变脆……它们一下子被他的双手捂在了他脸上，片刻湿透了。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木匠哪里去了我的“兵团战友”姚伦，是木匠的儿子，也是木匠的孙子。我当知青的七年中，有五年多的时间和他同在一个连队。朝夕相处，友情深焉。
他祖父是那类背着工具箱，游走民间揽活为生的木匠。父亲是哈尔滨市某家具厂的八级师傅。当年那厂里只有一位八级木匠，全哈尔滨市也不会超过五位。有次开“群英会”，各行各业的“英模”现场“大比武”。他的父亲夺得了木工组“全能第一”的奖牌，从此戴上了“木工王”的桂冠，成为木工行业至尊至圣的“权威人物”。
既是“权威”，哪怕是工匠“权威”，“文革”中也是少不了要挨斗的。挨斗之后，被厂里“扫地出门”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之类，一斗就“臭”了、就斯文丧失了。他们的学识和所长，仿佛也就贬值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但有两类人却是越斗越香的，便是医生和木匠。用今天的说法，简直就意味着是“炒”他们的名气了。一位医生，某日一旦被戴上“大权威”、“小权威”的纸糊高帽，挂上“业务白专人物”的牌子游街示众，那就等于做广告，全城家喻户晓了。于是从医院到家里，一拨一拨的人点名道姓，非要被游斗过的他们诊病治病不可。老百姓才不傻呢，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什么人，指望什么人拯救自己。包括白天批过“权威”斗过“权威”的“造反派”甚至“专案组”的人，晚上也会带着自己患了疑难病症的至爱亲朋，隐至“权威”的家里，请求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用小汽车将“权威”们悄悄接到自己家里……在这一点上木匠和医生相比差不多是同等的幸运。当年中国人对一个理想的“家”的设计和要求，是以“腿儿”做标准的。写字台四条腿儿，大立柜四条腿儿，一组沙发十二条腿儿……据说，应有尽有，添置齐全了，大约“四十六条腿儿”。当然，这是一流标准，权势者的标准，是处以上干部们的家的起码水平，是科长们追求和向往的家的水平，是老百姓们梦寐以求的水平。
一对儿恋人打算登记结婚了，女方每每问男方预备下多少条“腿儿”了？倘“腿儿”的数量太少，女方是要噘嘴儿，甚至是要掉眼泪要犯急的。那么婚期就得往后拖。当年哈尔滨的小伙子结婚前，主要是为“腿儿”的多少而操心上火，而大伤脑筋，而四处奔忙。一间新房，怎么也得有二十几条“腿儿”牢立在地，才能向新娘交代得过去，才能将新娘高高兴兴地迎入。“革命”耽误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耽误了中国生产的发展，但却从没耽误过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结婚。
老百姓身上的衣服，总是要补的，总是要换的。老百姓家里的家具，总是要修的，总是要更新的。衣服到处都有卖的，全市却仅有两处家具店，而且买家具是要凭票的。当年的一级工二十四元月薪看，二级工三十六元，三级工四十二元。当年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能升到三级工的是极少数。筹备结婚的年轻人，月薪普遍在二十四元，仅够买一张写字台的一条腿儿。所以，打算结婚的年轻人，打算添置新家具的人家，即使是处长之家局长之家，一般也都得千方百计备下些木料，请木匠师傅给做。
被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扫地出门”的“木工王”，身价不跌，反而倍增在人们广泛的需求意识中，仍是木工行业的“无冕之王”。主动上门央求做家具的人们不计其数，工期排得满满的，天天做也做不完。相求的人们，除了付工钱，照例还得要送份儿礼。八级木工的月薪是八十八元，“木工王”反而因为被妒得福，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以上。比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更有权势的“造反派”们也免不了有求他的时候。既求他，当然就得庇护着他点。家具厂的“造反派”们，尽管对他妒上加妒，却奈何不得他。他忙不过来，就要儿子做帮手，指导儿子学起木工来。所以我的“战友”在下乡前就是一名好木工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他下乡不久，主动要求调到了木工班。一年后，手艺超群，将连里一些从未受过指导的滥竽充数的木匠的手艺全比下去了。于是名声大噪。老职工、老战士、知青们都纷纷求他做各式各样的桌子，各式各样的柜子，各式各样的箱子。他从不收钱，收钱性质就变了。他很明智，恪守着不收钱的原则，以业余时间帮人忙播种人情，人缘广泛，口碑甚佳。
有一年团政委到我们连“蹲点”，先是发现我们连的知青几乎人人都有木箱，而且工艺都是那么的细致，漆色也涂得那么的棒。接着发现许多老战士老职工家里的桌子柜子，都是崭新的，样式又都那么的美观，大为惊诧。于是召开现场会，严厉批判用公家木料做私人家具的不良现象。批判了一通之后，对姚伦的木工手艺，却又赞不绝口，说想不到知青中会存在手艺如此高超的木工巧匠！说可惜知青中没有八级，若有，一定特批姚伦为八级木工！……于是从那一天起，姚伦虽然姓名仍在连队的花名册上，但差不多属于半个团里的人了。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抽调到团里去为各办公室、为礼堂，甚至为首长们个人做这做那。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了团里的“木工王”。最多时，手下指挥着二三十名木工。
那是他的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位漂亮又贤惠的当地姑娘。他家里的家具的“腿儿”，也许是全团人家里最多的。后来他有儿子了。
后来和大批知青一样，他返城了。他返城时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因为妻子不是知青，落不上城市户口，牵连着儿子也落不上城市户口。于是他给各方各面的人白做家具，打通一重重障碍。
他的木工手艺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年后他妻子儿子的户口全落上了。靠了木工手艺，他为妻子解决了工作，为他们三口之家谋到了住房一幢新楼的一间半地下室。虽然是地下室，但在当年，相比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的广大知青，他还是幸运的，令人羡慕的。
他自己却不急于谋职，谋职对他并不难，他嫌正式工作工资太低。他成了返城知青中最早的一名个体手艺劳动者，每月一百多元二百来元，今年干着，同时揽着明年的活儿，仿佛足以一直从容不迫地干下去。
相比而言，在返城知青中，当年他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爱妻娇子、和和美美。衣食不愁，每月还有点儿积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活法开始受到威胁了。涌入城市的大批的民工中，也有不少像他祖父那类背着工具箱游走于民间的木匠。尤其南方来的一些木匠，活儿做得也很细，工艺也很讲究，北方人又天生在许多方面迷信南方，于是南方的木匠们，在北方的这座城市特别吃香了。正如那句话说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他妻子就劝他：“活儿少了，只怕干不了几年了，趁早儿找个正式工作吧。”他却不以为然。说几百万人口的一座城市，到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木匠啊！我就不信南方来的木匠，会挤得我有没活儿干那一天。然而世事的发展变迁，远比他所预料的要快得多。第二年，市里的某一家具厂与国外合资，引进了一条流水线。市场上出现了样式美观工艺上乘的组合家具。广告做得铺天盖地，迅速成为名牌，也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家具需求观念。翌年又有两家合资家具厂诞生。三足鼎立，展开激烈竞争。
南方来的木匠们在家具厂的激烈竞争中，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撤退了。他也陷入了失业之境，他当然就不得不急着谋职了。
“会什么？”“木工活儿，我父亲是当年本市的‘木工王’！……”“是吗？可我们不需要木匠啊！除了木工活儿你还会什么？”他不得不承认，除了会木工活儿，再无所长。“那，我们缺个勤杂工你干不干？”
“勤杂工？”“就是打扫厕所，打扫环境卫生的人。”“这……每月多少钱？……”“二百多吧！”
“其他呢？”“没什么其他了！”
斯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已经四十余岁了，物价早已涨了几倍，下岗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倍觉受辱，自然是不肯干的。但是四处碰壁，所遇情况差不多。他在失业之境中闲了两年，早些年的积蓄花光了，每月只能靠妻子的低微收入勉强度日。那一种闲可不是他情愿的，也是心情非常愁闷的。
城市非但不再需要细木工了，甚至也不再需要车工、钳工、铣工、刨工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彼生此亡，日新月异。对一部分人，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机会多多的时代，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示意。对另一部分人，这时代六亲不认地鄙视地板起了面孔，冷冷地宣布他们为多余的人。今天，你在任何城市里都难得看见背着工具箱走街串巷的木匠了，哪一座城市每年不搞几次家具大联展大甩卖呢？！
他曾经朋友介绍在一个室内装修队干了两个月。可室内装修他是生手，也根本无须太高的木工技能，一切也都是流水线上生产的规格化了的材料，往往只需拼贴粘牢就是了。而且其美观程度，远非一切能工巧匠的手艺达得到的。规模生产的工艺水平，对工匠们的劳动方式的淘汰，竟是那么的铁面无情。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中出了一批又一批装修业的行家里手，他在装修队只配给他们当小工，整日被呼来唤去支使得团团转。收入当然是很低的，他的自尊被瓦解，只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
他也曾背着工具箱到郊县甚至农村去找活儿干。但是郊县和农村的人家也不自备木料请匠人做家具了，到城里收购旧家具，不是更便宜更省事吗？何况，城里又兴起了旧家具拍卖业。很新很适用的家具，只因样式过时了，城里人家就卖了。大衣柜才三四十元，写字台才二三十元，一对箱子往往只标价十五元，有些正是他十年前亲手做成的。当然，郊县和农村也还有要修理家具的人家。可单靠挣点儿修理费，他是养不了家口维持不了生活的。
他设油锅炸过油条。炸油条相比于学成一名业熟艺精的木匠，当然是简单容易的。但他每每守着油锅，思想开小差，回忆自己当年是一名好木匠的好日子，并长吁短叹那好日子的不再复返。结果油条不是炸焦了就是缺火候，不久便干不下去了。
他也摆摊儿卖过菜，但不善吆喝，也吃不了那份起早贪黑的苦，尤其耐不住那种一上午或一下午无人问价空守摊位的寂寞。一个月算下来，没亏没挣。白干了。因白干而不干了。
他妻子偏偏那时下岗了。他心情灰颓，忧上加忧，开始借酒浇愁。渐渐酗酒成性，沦为酒徒。
去年，我有一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建筑施工队，干得挺红火。我想到了他，赶紧去信替他联系。朋友回信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就让他来找我吧！不必他干什么活儿，打算让他当个小工长。工资嘛，也保证不会亏待他的。
我正替他高兴着，却有确凿的消息传来他自杀了。噫吁呼！我为他的死难过了许多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因他而思考时代的变迁。觉得“发展”二字，既是一个给许多人带来大机遇大希望大转运的词，也是一个使许多人陷入窘境困境懵懂不知所措的词啊。它包含着相当冷酷的意味。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几乎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得不经常想到今天对于我们已习惯了的活法，可能明天早晨醒来就被彻底扰乱了，并且都不得不经常问自己那时你还怎么活？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它不偿命。人对待它的最不可取的态度是轻生……山的根“真死了？”“千真万确！那天死的，昨天入土了，就埋在他那破房子后边……”“好，好，太好了……”“是啊是啊，该怎么进行，就可以怎么进行了。我大老远的，亲自跑来告诉……”
“放心，你那成股不变，我得立刻把情况汇报给公司的头儿，他正急呢，听了肯定高兴。你别忙走，我请你吃午饭！……”
说话的是位村长和省城一家文化产品公司的项目经理……“他是个好人。”
“当然。”“就是太轴，不开窍。”“可不，越老越轴了。”
“不管谁，都得跟上时代。非与时代别着股劲儿，那能有好结果？”“他的姓也不好，哪有姓那么古怪的姓的？也许是他命里注定。”
“他死了，事情该好办了吧？”“好办了好办了，听村长说，明天就组织咱们上山！”说话的，是壁前村的些个村民。他们说了一阵话，便都望着大山出神，一个个若有所思。那山就在他们眼前，几乎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说那是山自然没错，其实是一面巨大的山壁，六七百米高，宽约一里。铜色的岩石层层叠叠垒成了那壁，近看才能看出凸凹来远看极平，如铜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由这山壁体现得令人惊叹，令人讶异得感到震撼。
山泉一年四季贴着壁面往下淌，在壁底形成一处潭；溢出后，从一堆堆乱石中穿流而过，聚为溪，奔往远处的河。村人们皆饮用那潭或溪的水。离水最近的人家，不买水缸，随时用盆去舀用桶去拎。
但这山却没名。山也罢，水也罢，其名都是人起的，或由传说得来的。关于这山，并无什么传说。而从前的村人，皆没文化，偏又认为给一座山起名当然最该是有文化的人或当官的人才有资格的事，所以一直等着他们来给起个好名。左等也不见位有文化的人来，右等也不见位当官的人来，便一直没名。没名村人们也不觉得多么遗憾，渐渐地也就习惯于家住一座无名的山下了。他们自己都将这山叫作“咱们那山”。互相发誓，每说“咱们那山作证”，或“让咱们那山掉下块石头砸死我”！
斯时已是黄昏，夕阳血红，斜悬巨壁上方。铜色的淌水不止的壁体，经夕阳的余晖映照，仿佛也透出红色了……被议论的死者，村人们称他行阿公，前天死在自己低矮潮湿的破木板房里。伏在桌上死的，地上碎着酒瓶。县里的法医说，是由于饮酒过量，脑血管突然破裂。有了法医的这一结论，村长动员几个人，当天匆匆将他埋了。他是一辈子没结过婚的人，无儿无女无亲无戚，连个为他戴孝的人也没有。
五十三年前，一位地质专家从省城被发配到这个村来接受改造，跟着个相依为命的丑少年。押送者交代村党支部那专家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物，对国家还是有用的，改造对他是短时期的，万不可随便把他给折腾死了。而那少年并非他的亲子，只不过是他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收养的一个孤儿……专家姓“子车”，他叫那少年“行”。村人们从没听说过那么古怪的姓名，都叫专家“车先生”，叫少年“小车”。村人们确实没折腾“车先生”，对“小车”
也挺有人性的。义父子二人和村人们一样出工，享受一样的记分对待。当年少男少女参加集体劳动是很普遍的事，但只能记半分，大人们都叫他们“半拉子”。
那时，山顶生长着二三百株大树，不少是活了几百近千年的古树。第二年，县里来了一大队人马，要将山顶的树一股脑儿伐倒。有位炼钢方面的专家也登上了山顶，据他说，用那些古树破成的木柴方能烧成一等的炭，而用一等的炭方能炼出上等的钢。“车先生”自然也跟到了山上，他不但自己拒伐，竟还敢阻止别人。他说山体是“泥抱石”构成的，巨壁不塌，全靠二三百株古树的根深扎地下，在“泥抱石”之间又形成了“根抱石”……炼钢方面的专家呵斥他什么“泥抱石”、“根抱石”的，我看你是白接受改造了！
于是两个在山上辩论起来。炼钢方面的专家恼羞成怒，扇了“车先生”一耳光，命几个人将他拖下了山顶……只几天工夫，山顶被伐秃了。又几天工夫，大树全被运走了。
而“车先生”短时期的思想改造，变成遥遥无期的事了。分明，他被当初发配他的人彻底抛弃了。村人们也不称他“车先生”了，而叫他“老车”了……“小车”当年问“老车”：“父亲，你为什么非阻止呢？”“老车”叹道：“良心使我那么做，我拿自己有什么办法啊！”1975年，“老车”病故。
弥留之际，他对义子说：“这村里的人从没难为过咱们父子，应报答。如果你以后有可能，替这个村的人将山顶植上树吧！……”
至80年代，每有县里省里的人到此地开现场会，批“左”。每一拨人都必向“子车先生”的坟敬献花圈。村人们也直到那时才明白，“子车”的确是一个姓。“车先生”也罢，“老车”、“小车”也罢，都是不正确的叫法。于是，“小车”渐渐被村人们改口叫作“老行”了。因为他们对他的姓仍觉别扭，也因为他长得老。
两年后，批“左”之风过去了。
到90年代后期，“老行”承包了那座山，开始终日在山上植树。他是靠贷款从外地买来树苗的。那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了，靠干石匠活挣的钱还贷。
村人们不解：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变成了树苗，树苗什么时候又能再变成钱呢？那时候究竟能不能值更多的钱谁估计得到呢？不知他怎么算的账！……三四年后，满山顶又有小树成林了，一棵棵生机勃勃地长在老树根和老树根的间隙。镇里将他树立为植树造林的模范了，县里的领导每陪同市里的省里的领导来视察，哪一次都与他合影。
村人们恍然大悟：想不到“老行”是用钱来买名！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而且还长得那么丑，非图虚名干啥呢！他难免的遭到过讥讽和嘲笑，倒也不生气，还不解释，一如既往，干几个月石匠活，再侍弄几个月的树，之后又干几个月石匠活……新世纪初的几年，全县大搞旅游开发，满山顶才长到碗口粗的树又统统被砍光了。“老行”差点儿跟砍树的人们拼命，县里就派公安来对付他。公安的干部这么劝他：树虽是你栽的，但山可是国家的！你损失了多少钱，政府补给你就是了嘛！你要是非干扰政府的大政方针，那我们就只得把你铐走……胳膊拧不过大腿，“老行”那次妥协了。“咳，无事生非。自以为很行，闹到末了不行了吧！”结果他又成了被讥嘲的对象。旅游开发商雇村人将山顶清理了一番，挖出些横沟竖沟，浇筑出水泥道道，使山顶看去像棋盘了。并将些大树根的锯面刨光、喷漆、打蜡，写上“车”、“马”、“炮”、“将”、“相”、“士”等字，命名曰“天下第一棋局”。四处宣传，说是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吉尼斯纪录”。那一年内，此地着实热闹。村人们也确乎沾了些光有的人家靠摆小摊，还是赚了点儿钱的。好景不长，一年后热闹过去，归于寂寥。“世遗”未申成功，“世吉”的愿望也等于“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再后来，村里的年轻人们纷纷四处打工去了。这村和全国其他村一样，只剩老人、孩子和狗。而他，也成了村里老人中的一个。山的承包权仍归在他名下，他又想植树了，却因为老了，贷不出款来，都怕他哪天猝死，结果贷款成了死账。但他还能干得动石匠活，就还不死心。用干石匠活挣的钱，十几株十几株，甚至几株几株地买树苗，几株几株地上山去栽。
村人们不讥嘲他，开始可怜他了，像可怜一个老糊涂了的人。是啊，如果不是老糊涂了，那他究竟还图的什么呢？
然而他孤独的，与世无争的，清心寡欲的，使人可怜令人费解的活法，又被破坏了。
某日村长来找他，希望他同意别人将山上的树根全挖走，说省城有家公司能用那些老树根做根雕、茶案、太师椅什么的。说每挖走一个根，给他五百元。
村长说：“行阿公你想想，满山顶那么多树根，你一点头那就十几万到手了呀！以后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好好享几年福了！”
是的，他更老了，老得让晚辈人只得称他阿公了。而村长，也已换了几位了。他不点头。他跟村长说义父临终时嘱咐他的话。村长说：“你的报答之心我代表全村领情了。可山会怎么样，什么‘泥抱石’、‘根抱石’的，都不用你管了行不行？”行阿公说：“那不行。我不同意。”全村人便都认为他糊涂得不可救药了。镇长也亲自出马找他谈，还跟了一位县里的干部。五百元一个老树根的价，也一口口加到了六百元七百元八百元！可他却根本不与他们谈了。如今农民们的承包权利比较的受重视了，他不同意，没人奈何得了他。那些日子里，有的村人开始背地诅咒他了。因为他若同意，村人们可以受雇上山，每天一百元，比青壮年到外地打工还挣得多。
有天他从石工场回村的路上，被几个人蒙头暴打了一顿，伤得不轻，隔日下不了床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女人，说是哪村哪村的，愿意受雇来照顾他，说那女人家里生活挺难的，给人家一次挣几个钱的机会，那不也等于是善良之举吗？他当时的确需要有人照顾，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那女人闹得全村人人皆知她说他对她起歹念，某晚企图强奸她，扬言要告他，村长出面将事压下了。村长问他：“这是村里对你的又一恩德，你考虑考虑该怎么报答吧！”
他养好伤后，足不出户了。现在，不论对于哪一方面，他的死都是及时之死，都是好事了。尽管村人们普遍认为，终其一生，他是可以用“好人”两个字来评价的。却同时认为，有的时候，好人之死那也是好事……接下来的几天，全村能干力气活的人都受雇上山了。省城那家公司发给的工具极先进，但对付那些百千年的老根、古根，却还是不顶事儿。最终，只得用炸药。
那些天里，公司的有文化的人们，从左边看从右边看的，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说那山的巨壁有一部分像刑天。公司老总高兴得合不上嘴，说咱们就给它正式命名叫“刑天山”吧！一步步把它给全面开发了，这可是个大项目！
村人们也都跟着高兴，因为家门口的山终于有了名，更因为靠山吃山这句话应验了。
某夜，惊雷阵阵，闪电裂空，大雨滂沱。天将明末明之时，巨壁骤塌，“刑天”“行走”了，滚得最远的大石滚到了几里地外。
那村随之消失……
答日本女记者问
记者X小姐，日本人。但非是完全彻底的日本人，至少该说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中国血统。X小姐自言其祖父乃“满洲国”内务部大臣。如此说来，她那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当属封建贵族兼殖民地傀儡政府麾下的贵族血统了。不管她自己情愿抑或不情愿，我们和她自己都不能不认为，她身上打下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的印痕。如果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么毫无疑问，打在她身上的那一特殊的历史印痕，将注定了会带给她许多厄运与人生的坎坷……四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在和平宾馆，我并不十分乐意地成了X小姐的客人，与之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我的三位“兵团战友”。另有一对年轻夫妇，也是中国人，都没下过乡，似乎是X小姐的朋友。用朋友这个词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据我看来，他们作为客人是相当拘谨的，拘谨得令我感到心里别扭且压抑。也许说他们是X小姐的熟人更恰当些，半熟不熟的那一种熟人。
X小姐三十余岁，气质不俗，高挑的身材，言谈和举止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情不自禁这个词，我是用得恰如其分的。她的中国之行，身份是日本某电视台的记者。已然在上海、杭州、南京、哈尔滨、长春等城市，对感兴趣的种种中国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感兴趣当然不是指她个人，而是指日本某电视台。不排除这一点在某些中国问题方面，她个人的兴趣，和她所代表的电视台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她邀见我，旨在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进行采访。大概那一对年轻的夫妇，便是她这一意图的策划协助者。
我在前一天的电话里，干脆地拒绝了采访。后来由我的一位很有面子的“知青战友”亲自打来电话，言辞恳切，我才答应了。我不是摆什么架子，那几天我的确很忙，身体也不好。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早已是一个太“古老”的话题“，古老”得令我很厌烦听到，更厌烦参与，避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X小姐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声明她和她所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喜欢和需要听到，“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当年的一代知青后来的成熟十分有益的例子。希望我们，尤其我本人，专就这一方面谈……我于是做如下回答：尊敬的小姐，首先，我也有必要声明，我之赴邀，绝不感到荣幸。相反，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问。如果完全没有“兵团战友”之间的面子在起作用，我宁愿此时独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喝米粥，吃馒头。小姐应该将我的“遵命”，当成是给予日本朋友的一份友好来理解。
其次，作为被采访者，我一向不甘愿只讲采访者喜欢和需要听到的话。无论就哪一方面的话题，我都不能不讲些可能对方不喜欢听的话，和我自己认为我需要讲、一定得讲的话。
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几位被采访的当年的知青，一个个只大讲特讲“上山下乡”这一场“文革”中派生出的“运动中之运动”，对于当年整整一代人的有益的方面，那无疑等于是在迫使我们在今天依然犯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至少我自己是很不情愿使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在今天通过电视扩散到日本去的。
既然我们已经坐在一起了，我个人已然向小姐奉献出了我的时间，小姐何不少安勿躁，耐下心来，听我粗略地介绍一下当年的政治背景，使小姐您，和更多的日本电视观众，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获得较客观、较全面的了解呢？
X小姐怔了片刻，少了些种族优越感，多了点儿虚心，变得很客气地说：“那么，梁先生请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谈吧！”不知怎么，话题便离开了“上山下乡”，谈到了当年日本的对华侵略，谈到了“南京大屠杀”。
X小姐：我觉得，我们日本，对中国，当年主观上也不是想侵略……（X小姐是在台湾受的中国文化教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完全没有语言障碍。）梁晓声：那么，主观上究竟是想干什么？
X小姐：“东亚共荣”啊！由于受到了抵抗，才演变为战争。梁晓声：如此说来，倒是我们中国不识抬举了？完全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不识抬举，才导致你们日本不得不出兵百万，对中国动枪动炮，占我城市、毁我村庄、杀我人民的吗？
X小姐：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比如瑞典，二战初期德国一下通牒，便宣告彻底降服，所以，在整个欧洲，唯有瑞典一个国家，当年没有遭到德国军队的任何进攻，幸运地避免了战争灾难。
梁晓声：小姐是不是认为，战争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唯一选择便是倘若一个国家遭到侵略，切勿实行丝毫抵抗，赶紧投降才为上策？这就好比你闯入到我家里来，占了我的房子和财产，还说要与我“共同富裕”，倘若我表示不高兴，你就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倘若我想把你赶出去，你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毁我的家，杀害我的亲人，是吗？而这一种劫难，责任还得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是吗？如果这一种逻辑，竟成为地球上合理的逻辑，地球岂非成了任由强盗国家为所欲为的星球了吗？
X小姐：不管怎么说，瑞典这个国家，是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梁晓声：除了说明对于德国法西斯，瑞典太小，小得根本不太值得使它分散野心，还能说明什么？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作“猎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作“侵略本能”。
X小姐：难道对于侵略，也就是对于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去解决吗？
梁晓声：小姐另外还有什么高见吗？
X小姐：我所接触过的，你们中国的一些青年，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也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梁晓声：何种看法？小姐请坦言无虑。
X小姐：如果当年中国不进行抵抗，对于中国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即使彻底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其实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辱的。在殖民统治国和被殖民统治国之间，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梁晓声：我提醒小姐别忘了，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前夕，小姐的一番高论，实在使我不敢苟同，并感到万分惊讶。
X小姐：梁先生，请千万别将我当成一个女性军国主义分子。我只不过是对于历史有些困惑，也想求解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才毫无顾忌地、诚恳地与梁先生进行讨论。
梁晓声：小姐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很欣赏您的坦率。您听到的那些中国的，您认为很有思想的、很优秀的青年们的言论，我也听到过。前不久我在大学里作讲座时，大学生们递上的条子中，有些观点就同您刚才的高论如出一辙。在德国，在意大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又被某些青年当成时髦的主义信奉起来。在日本，又有许多人企图歪曲历史，否认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在我们中国，某些似乎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头脑中居然存在着“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观点，真是太值得我们中国人很认真很严肃地进行反思了……X小姐：难道梁先生不认为，那些青年的今日观点，也是对昨日进行了很认真很严肃的反思的结果吗？
梁晓声：我想，大概不完全是。其中某些青年，对日军侵华罪恶史，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的父母辈，都是从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是直接的见证人，甚至是直接的受害者。比如我的父亲，当年就被日军抓去当过“劳工”，死里逃生活下来的。我的母亲是吉林省农村人。日军当年经常骚扰她们那个村子，抢粮食，奸淫妇女，杀人放火，那真是无恶不作，根本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日军当年杀死一个中国人，好比捻死一只臭虫。这些都是我的老母亲当年亲眼看见的。七十七岁的老人了，如今一提起日军当年在中国的罪行，仍心有余悸。我们从父母辈身上，间接地也比较具体地感知到了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我们的次代人，太缺少这一课。他们如今看到日本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便浅薄地荒唐地认为，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当年彻底地沦为殖民地，肯定会大沾侵略者的光，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说不定还荒唐地梦想，普遍的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和普遍的日本人的收入相差无几呢。这些浅薄又荒唐的想法，与他们对目前坚挺的日元的青睐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我们对国民教育的误导有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只讲友好，不提历史了。结果我们的某些青年不明白，今天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热，并不是因为你们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而是因为这首先对日本的资本家有好处。好处大大的。对日本而言，中国是这地球上最最庞大的，也最最容易占领的、离日本最近的市场。占领市场就是占领市场，是符合利益促动的经济原则的。中国市场大面积地被日本占领，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中国的民族经济利益的。只不过我们目前太急迫地要发展自己，顾不了那么多罢了。
X小姐：梁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实际上日本今天是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梁晓声：侵略这个词，是战争术语。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还是在于占领。目前的总体的世界文明，已然宣布利用侵略这一种战争手段达到占领别国之目的，为轻蔑世界文明的行径了。哪一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谴责，甚至将派出“维和部队”进行干预，施以必要的惩罚。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就遭到了打击和惩罚。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目前却是不需要诉诸武力的，因而在国与国的经济关系中，是合法的。合法的占领，用“侵略”这一个战争术语，就是不妥当的。经济发达国家大面积地占领经济“次发国”之市场，对后者也是有经济驱动作用的。会激起“次发国”的经济赶超觉悟、经济竞争意识。除非后者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自强愿望的国家。何况，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次发国”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市场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还包含有共同开发、共同受惠的互利关系。比如我们中国的海洋石油开发业，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的。
X小姐：梁先生，您对香港毕竟比中国大陆经济繁荣，普遍人们的生活水平毕竟比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平高这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怎么看？梁晓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小姐的意思是否是在说香港被英国统治了近百年，它的经济繁荣无可争议地有着殖民统治的一种功绩和贡献？
X小姐：我愿洗耳恭听梁先生的反驳。梁晓声：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常识在人类消除贫困现象的过程中，最难克服的是人口的众多和地理位置的优劣。相比于大陆，香港的人口比我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总和还要少得多。六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和十二亿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二者简直就没有可比性。如果香港不是六百万人，再多出一亿来，而且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想，香港目前的状况，就太难估计了。也许，大英帝国终于觉得是一个背不动抱不动的包袱，主动要求早日将香港归还中国呢！小姐能够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由于沦为殖民地而富强的吗？英国不是统治过印度吗，法国不是统治过比利时吗，最终为什么都放弃了呢？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比治理本国要棘手得多！殖民化既限制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也将使殖民统治国陷入自蹈的泥潭。再说到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当年为什么侵略中国？因为日本当年也是亚洲的一个穷国。除了军事上比中国强，再没有其他什么方面比中国强。驱动日本侵略中国的，是它对中国之地域和自然财富的贪婪。那么你怎么能设想，它将整个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以后，不实行疯狂的掠夺？既掠夺之，普遍的中国人又怎么会在这种掠夺中反而获得被掠夺的福利？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吗？日本的发展是从成为战败国以后开始的。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殚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对殖民统治无招数可用，本土发展无所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途穷路末。尊敬的小姐，我提醒您，我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类“很有思想”、“很优秀”的当代中国青年。我也不愿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与您争论什么“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话题。至于对我的那些年轻的同胞，我只想对您说最后一句话从心理学上分析，他们大抵都有某种程度的受虐狂的倾向！
X小姐：最后一个话题，据说您是《南京大屠杀》的编剧，您认为那是真的吗？
梁晓声：我不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翻阅过大量历史资料。坦率说，那一幅幅日本士兵当年砍中国人的头，剖中国人的腹，以及中国妇女被强奸后的照片，使我吃饭时恶心，睡觉时做噩梦。以至于我不能将那些资料放在室内，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而是放在室外公共走廊里，需要时，在公共走廊里翻阅……X小姐：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数字，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梁晓声：日军攻陷南京前，有十余万中国士兵溃退城中。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他们成为五万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的心头之患。他们最后都被搜捕在一起，尽数屠杀了。在搜捕和屠杀的过程中，大约有同样多的青壮年市民（其中三分之二是被战争封锁于南京城内的外地人），被视为脱下了军装的中国士兵，无辜地遭到了屠杀。这一种疯狂的屠杀，也体现了一种占领者的心理恐惧。
X小姐：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其实我们日本士兵是很胆小的。他们当年一定好害怕啊！他们当年也是好可怜的呀！……梁晓声：尊敬的小姐，你已经是日本人了，你如此同情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我可以理解。但请别忘了我是中国人。面对日本军队当年屠杀了我们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我的恻隐是绝不会倾向于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的。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令人讨厌了。而且，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东北、华北、冀中以及其他中国土地上对中国百姓的任意屠杀罪行，也不仅仅是占领者的心理恐惧所能解释的。我认为，日本军队，当年是一支嗜血成性的、杀人成瘾的、穷凶极恶而又野蛮透顶的军队。当年还有一个人和我持同样的看法，那便是当年的德国驻中国公使魏德曼。他在给希特勒的密信中，称日本军队是一支“兽军”。并且警告希特勒，同这样一支军队结为伙伴，是德国的羞耻。德军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是令人发指、丧心病狂的，而魏德曼对当年的侵华日军竟得出那样的结论，不知小姐对此有何感想？
X小姐：梁先生，对于日本，您是否有着很深的民族仇恨呢？梁晓声：尊敬的小姐，恰恰相反，我有不少日本友人。我们的交往，双方都是很真诚的。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忏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给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忏悔。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开口虔诚的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的朋友的国家！对不起，小姐，我为您奉献的时间够长的了。告辞！
X小姐：梁先生，我下次来北京还能见到您吗？您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和我这样交谈的中国人……梁晓声：不一定。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心情。
X小姐：许多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很卑微，起码在我面前是这样。他们的神情仿佛都在说另外的话您是一个很有钱的日本人吗？只要能给我一大笔日元，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梁晓声：请相信，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日本人面前像孙子一样！不管您有多少钱，我都不会充当您的犬马。我的稿费够我在中国体面地生活！
于是记者X小姐与我握手。于是归来便有了此一篇“备忘录”。
别了，理想主义
一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有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愿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断定它绝对不会像旧社会青洪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瞭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团”精神，但那首先不过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这个“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难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之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但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性，而这种事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
朋友们却纷纷回答当然，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起码的。起码的？我必老老实实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经济资助这一条，或借予或给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经济状况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难，甚至相当之难。
因屡屡地帮别人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之类，几回差点儿没把我为难死！几回最终我是内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丧得要命，而对方则失望至极！怀疑至极！怏怏至极！
梁晓声在北京近十年来，在北影近十年，说自己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谁信啊！面对一个或几个夜无归处的满怀希望来求助的人，面露难色地说自己一筹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过是像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这不是太虚伪、太可恶了吗？
而若一个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当年的北太荒知青，绝非冒充行骗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给予性的资助，我是会犹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费低，物价涨，我所积蓄的那一笔小小存款，是以备补贴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缠万贯啊！给予，我是给予过的。周济，也是周济过的。但迄今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关”。倘据此认定我是多么的不仁、多么的不义、多么的吝啬，我也只好认了。倘叩开家门之人，向我说明，他从某省某市到北京来，专为买一样或几样平价的家用电器，诸如彩电、冰箱、录像机之类，或专为兑换外币，则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当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我自己家里还没有一样电器是平价的呢！至今我也没有一分钱的外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用人民币兑换、怎样兑换。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前几天，我给十几个在京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打电话求买一张卧铺票，预定期七天之后，线路是从北京至哈尔滨，而非至广州至上海所获之回答差不多尽是“哎呀，这我没办法！毫无办法！”“老兄，你在北京，是应该知道买卧铺票该多么难的！”“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吧！”“我建议你天天到火车站去，等不着退票，也准能买到黑票，无非多花几十元钱呗！”
这还是我在求。所求之人，还是经过考虑，确信只要浪费他们一点儿时间、一点儿口舌，动用他们一次公的或私的关系，可以成全我之人。
而我，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这也许近乎无聊，但获得的“经验”，于他人是有益的。归根结底，我自己是不必太为买一张卧铺票愁眉不展的只要是公务。而究竟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半夜蹬着自行车去到预售票处，为素昧平生者蹲上一夜，买一张卧铺票？仅仅因为他或她说出那么一句话“我当年也是北大荒知青”。故我以十二分的虔诚、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在城市的群体形式。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余暇，如果你有热忱，你可以和当年的知青伙伴聚会、游园、旅行。但你万勿和他们共图什么你认为的事业。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现在的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们。现在的你，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你。过去的那一些、那一批、那一代、那一切包括你自己，在本质上与今天已大不相同。我们都是经过了城市再消化、再处理、再设计、再生产的我们。知青群体意识绝对不可能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在它对你或对别人居然似乎信仰似乎宗教之时，乃是它最不真实、最少虔诚可言、最蒙蔽人之时。不！坚决地不要将你的真实、你的虔诚奉献于它。坚决地不要幻想从它那儿获实、获得虔诚。你的真实、你的虔诚仅只属于你自己。如果那确是真实、确是虔诚，自有真实之人、虔诚之人与你互奉。你要付诸努力的事仅只是你自己的事。好比你带着你最宝贵的东西和一些似曾相识的人驾舟出海，你越相信他们就是你童时的伙伴，你越对他们涌起童时的信任感，则你的失落感便越大。甚至可能不仅仅是失落，而是惨遭图财害命。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减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人们，包括不在乎时间的人们，不要为“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
等浪费时间。甚至也不要再为各种名目的“沙龙”浪费时间。中国特色的“沙龙”
和中国特色的一切一切一样，一旦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便绝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任何“沙龙”。而在今天，在中国，中国特色意味着些什么，现实回答得比我们每个人都回答得更清楚。
当年的知青朋友们，不要再陷入“知青情结”的怪状纠缠不清。我说够了！让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吧！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论自己前面是一条怎样的路，都能走得很踏实、很从容、很自信，那么历史一定会评价说：这是极特殊的一代。在你身前有人跌倒，你扶起他；在你身后有人跌倒，你拉起他。
但是，不要挽起手臂，不要排成行列，不要齐唱着一首什么四分之二拍的歌曲！只要这行列之中有几个没出息的、变态的、心地不良的，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乃至危险！
除了军事操练，除了运动会仪式，除了参加庆典或者参加游行，排成行列最不该是男人证明自己的方式。男人在产生这一念头之时便已经是一个弱者了。男人纠缠于这一种心理之时起码可见是被弱者的心理所纠缠。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人大像猴子。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对象而言，离群是最劣的。对猴而言，离群可能是最优的。
当代人所力争的人的独立性，乃在于力争摆脱猴的某些习性。猴的可恶习性在猴群之中更加明显。猴群维护的正是猴的可恶习性。关于猴群，鲁迅先生曾有过很深刻的评判。
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之，人的群体意识群体心理，乃是全人类的初级意识初级心理。它包含有像猴子集群一样的、借以维护自己的弱点和劣点的无奈的本能……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偏激的。但人在矫正自己一贯思想之时，大抵难免偏激。不带任何偏激色彩的思想，最不是个人的思考。人的头脑不产生个人的思想，人的头脑便白长着。
现实导致我告别理想主义。现实导致我重新审度我一向很自我欣赏过的一往情深的“知青情结”，并且决定应该像理发一样，理掉“知青情结”这一满头蓬松的发卷。因为它的曲卷即使可爱也不是天生的。因为它的乌黑即使令人羡慕也不过是时代替我们染成的！
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世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处在或大或小的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围之中吗？人从这种包围之中走出来吧！摆脱包围着你的人们，抛弃他们，从容地、自信地、骄傲地走你自己的路径！你必受到他们的阻止。尽管你走你自己的路，与他们毫无干系。一个从容地、自信地、骄傲而且坚定地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人，有资格蔑视他们！蔑视他们吧，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崇尚独立品格的男人和女人。当你迈入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权威的国王了！你不会独立而孤立。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额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否则，即使你是一个好人，即使你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因你混迹于被现实所教唆的不以虚伪为耻的人们中间，你无时无刻不发现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的卑鄙、肮脏，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连生活本身都变得令人厌恶了……那些“老美”电影中的话语“老美”自然是美国之戏称。好莱坞每年产生不少垃圾电影，但各种类型的好电影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隔几年便有堪称经典的，足以彪炳电影史的优秀影片问世，使好莱坞的光环将泯又继。
《教父》便堪称经典。影片开始时，“教父”一世老柯里昂在家中接待形形色色的宾客的情形接近于现场办公，那时的他仿佛是教皇，起码像某大教区的红衣主教。
这部电影中很有些耐人寻味的台词，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到第二集时，老柯里昂命归黄泉，他的长子也死于乱枪之下于是小儿子迈克仓促接班，成为“教父”二世。
迈克在决定下达一项杀人命令时，与亲信们谈到了忠诚问题。一亲信保证：执行命令的都是绝对忠诚于柯里昂家族的人。迈克说：“我们都是生意人，他们的忠诚是有前提的。”他没说明那前提是什么，想来，当是“他们”本人及小家族的利益。说到底，整个以柯里昂家族为核心，以一些亲信所代表的小家族而组成的那个美国社会的隐性势力，那个看似可以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黑社会大家庭，其实断无信仰可言。即使曾是宗教徒的他们，宗教也只不过是信仰的招牌。他们本质上都是非常态的生意人各个小家族与核心家族与大家庭中别的家族的关系，皆是生意关系。为了共同的生意利益，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忠心不二地，杀人不眨眼地奉组织之命除掉另一个人，即使刚刚还在与对方握手言欢，举杯互敬。然而，一旦个人及小家族的利益受到危害，他们是绝不会甘愿做出牺牲的。哪怕损失很小，不足论道，他们往往也必耿耿于心，从此“忠诚”大打折扣。如果他们觉得损失颇大，甚至很大，往往会怀恨投入敌对方的别的大家族的怀抱之中，对曾经“忠诚”于的大家庭扬起撒手锏。更有甚者，干脆对曾经宣誓“忠诚”于的“教父”实行谋杀。迈克便经历了此种险境，而且不止一次。
联想到在反腐、“打虎”战役中，有报载某贪官曾是某地方、某系统之“教父”式的人物，不禁感慨良多。
窃以为，没有信仰可言的“忠诚”，大抵是不靠谱的。细思忖之，“入党做官”并不就是生意经，完全可以是为信仰而“服官政”，但坐上官位便贪，进而贪得无厌，生活腐化糜烂，说一套做一套那么，这样一些人本质上便都是干部队伍中的另类“生意人”了。故，从严治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也。迈克的妻子凯，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质问：“七年前，你向我保证过，一定要使家族的生意完全合法化……”
今日之中国，反腐倡廉任务艰巨，实因有某系贪腐家族多年以来，已尽量使他们的“生意完全合法化”了在他们看来已经是那样了。一度，他们侵吞国家与人民的财富“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习总书记语。“打老虎”任务之艰巨，正是艰巨在看似已“完全合法化”了的某些家族“生意”，必须而且只能依法惩办。如《教父》中所呈现的那样柯里昂家族即使在法庭上，居然也能利用法律来为家族劣迹狡辩。
“永远不要使别人知道你的真实想法”这句话，是老柯里昂的座右铭，他不止一次对小儿子迈克说过。迈克成了“教父”后，也对侄子如此这般地教诲过。
以上一句话简直可以说是柯里昂家族的教训。中国之事，一向所以难办，乃因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不知道更加越来越多的人的真实想法了。于是情形往往这样一些人确实诚意地说着某些话，表明着某种态度，别人仍习惯性地暗自思忖他们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而另一些人，明明在说假话，明明知道没人信的，却只管习惯性地一味说下去。
习总书记曾批评某些干部之说话与百姓说话，说不下去；与知识分子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没说几句给顶了回去……一位副部级干部曾挖苦我这个民主党派人士：“跟你们开座谈会，诚心诚意想听到一些不同声音、不同观点，以刺激一下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却不承想，听到的话比我们在官场上听到的还言不由衷，怎么会这样？”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
我回答：“人人都不愿说出真实的想法，你凭什么就那么容易地能听到真话？”
他说：“我声明在先了，一心来听真实想法的啊！”我说：“谁知道你的声明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呢？”他愣了愣，无奈苦笑。“说不下去”、“说不上去”、“说不进去”、“顶了回去”不仅仅是说话的技巧问题，更是说话的态度问题。
不首先坦诚相见的人们，便永远也听不到别人的真实想法除非窃听。
2015年4月13日
那些曾经的争论
从前之国人说“世上”，其实只是说的中国。从前的洋人若未远航，其实也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多少别国的存在。我这里所言“世上”，当然是指世界了。
话说“世上”曾发生过的许多次争论不，简直便是势不两立的论战，非但当时并没结果，即使现在重新争论，肯定仍会变成论战。那些论战，往往不过由对戏剧、诗歌、小说、雕塑、绘画、建筑的不同看法而引起，于是搅动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的情绪对立，心理互憎，以至于将国王也卷入，将宗教也卷入，闹上最高法院，激发社会骚乱和暴力冲突。
但当时大抵并没争出结果。或者，似乎有了种结果，却仅仅是似乎而已。分歧的难以统一，势不两立，也只不过是暂且搁置，偃旗息鼓罢了。
时间即“上帝”。搁置经久，成了历史，后来的人们对那些曾经的争论便一丁点儿兴趣也无了。并且大抵的，习惯于将“现成”的结论作为终极结论来接受，认可，作为“知识”代代相传。当时争论的真相，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提过。甚或，提也不提，如同没发生过，而“知识”之完整性便大打折扣。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几乎人尽皆知那是他的成名小说，不但被视为其代表作，也被视为德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但，当时大约是有十几名青少年在读了那一部小说后步“维特”后尘饮弹身亡，还在死前穿上“维特”式的燕尾服与黄坎肩。歌德因而受到猛烈的抨击，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他应对那些青少年的死负有责任，感到罪过。几位社会名流向歌德示敬的同时，另几位社会影响力更不可轻视的人物则口诛笔伐。汉堡主教、英国主教也都发表看法，认为“烦恼”是“邪恶”的，不仅危害基督精神“，也危害社会的道德风尚”“，是一部该受天谴的书”。在莱比锡，在米兰，在丹麦，“烦恼”被宣布为禁书。就连莱辛也指出，“维特”之自杀是创作上的“简单的下策”。车尔尼雪夫则进一步明确表态，歌德将“维特病态的幼稚与任性理想化了，这对青年绝对是有害的”。
问题是：以主教、贵族们为代表的反对者，其反对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主要是由于作品所包含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抑或是对青少年们的无谓的死的心疼？还是两者兼有？
喜欢者们又为什么会“激动不已”，甚至“狂喜”地欢迎“烦恼”的问世？在他们心目中，为什么青少年们“学”时髦式的死似乎根本不值一提？
那些死因确实与读了“烦恼”有关的青少年，究竟是由于也遭遇了“维特”式的失恋而轻生呢？还是由于人生其他方面的压力而绝命？
歌德曾当面反驳英国主教的指责：“我的小说只不过使世界甩脱十几个毫无用处的愚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做，只得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烛。这是替人类立了一个大功，值得您欣慰并感激我。”
如果歌德笔下的“维特”确如莱辛所主张的那样并未自杀，那么还会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还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吗？
如果那十几位青少年死前便知歌德与英国主教的对话（此时的歌德已过中年了），他们仍会模仿“维特”的方式饮弹自尽吗？
“烦恼”一夜走红以后，追风之作层出不穷，在一本《少年维特之欢乐》的书中，主人公用灌了鸡血的手枪自杀，虽然使自己来了个鸡血喷头，却赢得芳心，成功地将夏绿蒂从朋友怀中抢去，迎娶进了家门。
让我们将回顾的目光转向法国从卢梭、福楼拜、莫里哀到伏尔泰、司汤达、纪德、雨果……几乎所有著名作家都至少有一部重要的作品引起争议，并使他们的人生遭到厄运。
在英国也是如此，但较法国的情况好多了如劳伦斯，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屡遭禁止出版，他却可以一次次向法庭上诉，并最终获得胜诉。虽然那是三十余年以后的事，并且那也不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
在俄国，情况又好一些。但是到了苏联时期，作家们的命运比法国的当时还糟十倍。
在美国，争议仅限于针对作品了。对作家进行的攻击与围剿也时有发生，但引发为社会大事件的例子几乎没有。
在中国，从古代至近、现代，因诗因小说而遭迫害的例子则举不胜举，下场也更悲惨。
那些曾经的争论、辩论、论战能给我们当代人怎样的思想启示呢？让我们向历史转过身去，将我们的目光穿透世纪的“帏幔”，尽量望向距我们遥远的年代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公元前几百年前直至望向所谓“文明”
起源“，文化”产生的时期也行，甚至可以说更好。结果我们会发现什么现象呢？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曾经发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百千万种争论，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有了定论。对与错已无须再争论，只要循着对的定论行事，人类就不会犯错误，不会危害自身，也不会危害自然界因而自食其果。曾经发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同样百千万种争论，比如政治之主义之争、哲学思想之争、涉及一切艺术的艺术观之争、文化理论之争、经济学观点之争……总而言之，一切自然科学以外统归于社会科学范畴的那百千万种争论，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仍无定论。有些争论似乎有过定论，也只不过是似乎而已，真相乃是不太能再引起争论了某些曾经的争论成为历史既久，争论往便只继续在少数历史学家之间了。更久，则连他们也失去了争论的劲头。
迄今为止，定论是少之又少的。以近代而言，“一战”是没有正义可言的世界性战争，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定论的。
“二战”是少数战争狂人发动的，几乎对世界各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的战争。他们的失败意味着人类正义的胜利，这也是不再有争议的。
在“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人民，特别是对中朝两国人民犯下了同希特勒们一样罄竹难书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也正是一种定论。尽管目前仍有些日本政客企图翻案，但那肯定是痴心妄想无疑了。
还有什么是有定论的呢？全中国人民和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可歌可泣在世界上也是无可争议的有也是蚊蝇之声。
世界各国人民反侵略、反殖民、反独裁之一概斗争，也基本上具有不可争议的定论即使有分歧，肯定也是枝节性分歧。
而在文化方面，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到希腊三圣再到文艺启蒙，那么多哲学流派、那么多思想家贡献了那么丰富多彩的思想成果，真正无可争议的，成为人类信条的，或按西方习惯称得上“普世价值”、按中国目前说法曰“核心价值观”的，也不过便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民主、诚信、博爱等等而已。
近二三年全世界的共识是“环保”意识。怎么？便是如此吗？差不多便是如此。原来真相竟是这样人类需要百千万种定论性知识以使自己生活得更长寿、更方便、更丰衣足食甚至更享受更满足国家的或是某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荣耀感，却仅仅只需要二十几个词汇来保证人作为人之人性的不退步，不堕落。在自然科学即物质科学方面，金科玉律是发现、发现再发现，创新、创新再创新。
而在文化方面，共同的本能的意识只用一个词语便可以说明，那就是恪守。全人类的文化视为共同使命的那一部分是不断重复恪守的意义，代代传承，以使百千万种争论后才好不容易积淀下来的那二十几个寻常词汇所代表的定论得以弘扬而不是被解构。真是好比沙里淘金才获得的成果啊。
因而联想到歌德。
2015年4月12日
托尔斯泰为什么不被相信
这里说的是托尔斯泰与自己庄园里的农奴之间的关系。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名门贵族，其家族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世纪，其先人在彼得一世（16721725）时就获封爵位。他名下的庄园是继承的，他是沙皇俄国时期封建贵族阶级的福祉受惠者。他的庄园里，农奴最多时两百余名。
然而中年后，他越来越厌恶贵族生活，以是不劳而获的贵族们的一分子为耻。他企图改革农奴制度，使自己庄园里的农奴不再是奴，而是农民。他时常与农奴一样在田间劳动，与他们一起耕地、收获，放弃奢侈的贵族生活，坚持过朴素的农民生活。他喜欢喂马，亲手缝鞋子，还改善农奴的居住条件，为他们的子弟办学，希望他们的子弟不再是农奴……他当然是反感农奴制的，曾亲自上书给沙皇，劝导沙皇下诏废除农奴制。沙皇觉得他的思想不安分，没理他。而贵族们则认为他沽名钓誉，纯属作秀。这使他在当时的贵族间几乎无友，很孤独。
庄园里的农奴们也不相信他，他们确实从他的做法中获得了某些益处，为什么也不相信他的诚意呢？
这个问题鲁迅曾在一篇杂文中写过，可为我们间接解惑。
在古小说或戏剧中，主人如果向奴婢赐座，奴婢们通常要说“奴才不敢”或“贱婢不敢”的。在有奴婢的年代，那也是现实情形。
奴婢们说的是实话。因为主子坐卧在床上，或吩咐或训话，乃尊卑之常态。奴婢们低头垂手，诺诺连声，也是常态。
主子请奴婢坐下，这就是反常现象了。奴婢们自然疑虑，便必然不敢。
我少年时曾从书中读过这样一则中国古代故事：主子不但对奴婢赐座，还赐荣，还和颜悦色地询问日子过得怎么样，赏了些碎银。
主子是忽一日心生恻隐，觉那奴仆为自己效忠了多年，应该得到一点“人性化”的对待而已。
可那奴仆回到家中，忧心忡忡地告诉了妻子，结果两人愁眼相对，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反常了呀！
奴仆受到了主子太反常的对待，往往并不意味着奴仆的幸运，恰恰相反，很可能是祸事将至往往是主子将差遣奴仆去做极冒险的事，也往往奴仆必得为主子的赐座、赐荣赔上性命以报恩，还须死得无怨无悔才对。
于是那奴仆夫妻二人连夜逃亡了。结果主子大怒，派家丁将他们捉了回去。“不识抬举”、“叛忠负义”主子之怒是有道理的。奴仆的疑虑却是说不出口的。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吗？那不等于承认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
故事的最后结果，在开始之温情脉脉的反衬下自然不可能美好，不说也罢。这与托翁当年面临的处境类似。以他所具有的深刻的洞察力，怎么能感受不到自己庄园里的农奴们对他的怀疑呢？但他的苦闷是难以对人言的。向谁倾诉呢？向贵族们倾诉吗？那将是自取其辱。向农奴再三申明诚意吗？越申明他们越不相信他。他们的理解力是简单的主人所做表面看起来对他们有些益处的事，归根结底必是对主人自己有最大好处的事。因为在他们的主人之前，没有任何一位贵族真的无私地做过对农奴有益的事。他们难以相信从无先例的事。
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来想，几乎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怀疑自有道理。喂马补靴子吗？同他们一起从事田间劳动吗？除了说明他与别的贵族有完全不同的爱好，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何况，对他们并无半点儿益处。喂的又不是他们的马，补的又不是他们的靴子。为他们的孩子盖学校吗？别的贵族讽刺的不错呀，不是沽名钓誉图的又是什么呢？农奴的孩子读书识字有什么用呢？即使有文化有知识了，不仍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农奴吗？不论对他们还是对他们的儿女，半点儿实际的好处都没有倒是会大大地满足主人的虚荣心，因为主人可以四处宣扬：连我的农奴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
翻修了他们的破房子吗？在主人的庄园中，农奴的身价与牛马是一样的呀！为了牛马的健康，任何一位庄园主都会经常翻修牛棚马舍的。居住条件较好些，农奴和他们的孩子患病率会降低，死亡率会减少，主人的损失也将减少。这么简单的账，只有白痴主人才算不过来嘛！
平等？笑话！主人家的府邸，是农奴可以随便出入的吗？主人家的马，农奴可以骑吗？主人家的车，农奴可以坐吗？这些起码的规矩都是农奴不可逾越的，奢谈什么平等呢？
自由吗？这是使农奴们最为光火的话题。除非沙皇本人颁布诏书废除农奴制，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给予农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沙皇那时并没有颁布废奴诏书，那么你托尔斯泰伯爵所许诺的自由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你说我们可以离开你的庄园吗？这种说法不就暴露了你想要遣散我们的企图吗？离开了你的庄园我们能去哪儿呢？不做农奴叫我们以做什么为生呢？被遣散的农奴，那就成了低等的农奴呀！别的庄园主们，出于尊严都不愿“收留”低等农奴的呀，这你托尔斯泰伯爵是清楚的啊！那么，你给我们的自由，岂不是反而会将我们推向无处安身之境吗？我们可是这座庄园里的“世袭”农奴，为你的家族做了几代农奴了你良心何在啊！
托翁正是在好心难以被世人理解，尤其被自己庄园里的农奴们所怀疑的情况之下，不得不中止了他拯救与自我救赎的意愿，转而将以后的精力全部倾注于文学创作中了。于是世界文学史上才有了《战争与和平》、《安娜o 卡列尼娜》、《复活》。在前两部名著中，都有一位不但持续思考，而且诚心诚意地想要改变贵族与农奴、农民、城市底层人民关系的好贵族人物他们是托翁本人之文学化身。
坏制度，比如农奴制，之所以令善良的人们嫌恶、憎恨，不仅因为它以制度的名义将一部分人压迫在最底下，更因为它从基因上异化了被压迫者中的一部分人，有时甚至是大部分人，使他们由逐渐认命而丧失了叩问那制度合理性的本能，并且往往会反过来怀疑试图为他们改变那制度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托尔斯泰们的尴尬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人只能做什么样的事。世上诸事，从小到大，从耐得住孤独寂寞的事到出生入死轰轰烈烈之事，只要努力往好了做，皆有其当时的或历史性的意义。
但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事、不适合做什么事，却需要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不易。
2015年4月29日
论老俄国贵族之“精神”
老俄国的贵族们，曾是有着一种精神传统的。其关键词，是忠君与爱国。这是无据可考的，然而却被某些老俄国的史事证明过。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亦有文学性的诠释。
贵族乃是每一个国家封建皇权统治时期的特殊群体，也是权益最大化的受惠群体。皇权通过贵族集团之服务，得以巩固、延续。进言之，没有他们的竭诚服务，任何国家的皇权或王权皆难以支撑。他们服务的责任感、能力和水平，决定皇权体制的长短、兴衰。在皇权初定时期，他们的责任感普遍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都很明白，爵位拜皇权所封，权利由皇权所授，地位由皇权所决定，自己们的荣华富贵及子孙后代之福祉，皆赖皇权之巩固而可代代袭承。所以，他们的忠心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他们，最在乎的是皇权对自己信任与否及倚重程度。对于他们，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将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而论，是别有用心甚至大逆不道的。
俄罗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人口以斯拉夫民族为主。9世纪时，发展成多部落联盟的公国。此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被蒙古所控制蒙古居然控制过俄罗斯，有些史实真是令现在的人匪夷所思！
到15世纪，俄罗斯公国终于产生了一位改变当时历史的人物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他靠武力兼并了若干小国，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莫斯科大公国。至1533年，伊凡四世即位，进一步改变了历史，通过战争使其国家摆脱了蒙古控制，宣告独立。他使自己成为大公国之唯一君主，自称“沙皇”。
从此莫斯科大公国亦改称“沙皇俄国”。
1612年年底，贵族们选举伊凡四世的亲戚罗曼诺夫家族的未哈伊尔o 罗曼诺夫为沙皇，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
1682年彼得一世继位，他使俄国之国力空前强盛，正式定俄国的国号为“俄罗斯帝国”，被尊为“彼得大帝”。
此文所谈之老俄国的贵族精神，乃指“俄罗斯帝国”形成后贵族们的精神特征。那时，从沙皇到贵族，皆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发展目标使“俄罗斯帝国”成为世界上备受敬畏的大国。要获得敬意，必须够大；要使别国畏惧，必须够强。于是，沙皇也罢，贵族们也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们的目标，与世界上曾有过的一切“帝国”从初定走向中兴时期的目标是一样的。
做到了没有呢？历史回答我们：做到了。
正如老俄国贵族们的爵位拜一世又一世的沙皇所封，一世又一世沙皇的野心及帝国目标，亦靠贵族们不遗余力地东征西讨来实现。
当时之本国农民亦即绝大多数人民的好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好处是来自周边国家的军队以及暴徒不敢轻易抢掠他们了，那种抢掠每每伴随着烧杀、奸淫。但他们须为此做出贡献，向国家和军队交更多的税粮，并对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或夫与子同时成为士兵表示高兴。不高兴也枉然。倘若还有反对的行动，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惩罚。居住在国之腹地的农民或城市平民，虽然不曾受到前者所受到过的危害，但须做出同样的贡献。
而那些既是贵族也是军官、将领的老俄罗斯人及其子侄甥男们，直接贡献的是他们的英勇和生命。他们视那种贡献为忠诚的明证、为最大光荣，尽管别国之人民在他们的征讨中生灵涂炭，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为沙皇服务的使命感。
在那些战死疆场的贵族及子弟中，不乏沙皇本人的亲戚。
英勇的战斗精神这是老俄国贵族及其子弟们当时头脑中主要的，也可以说全部的精神。在战争的年代，军人头脑中有了这种精神，似乎真的也就足够了。足够的自我感觉，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去想作为人自己的头脑里是否还应该有别的另外的一些精神。
《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的片断当沙皇与库图佐夫并骑出现在前线时，安德烈伯爵的小弟以满怀崇拜的目光望着沙皇并对战友说：“我甘愿为那个人死上几百次！”他还是个刚刚十七岁的少年，是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才穿上军装的。但他没来得及消灭一个敌人，便死在自己所经历的第一场战斗了。
其后，他的哥哥安德烈也牺牲了。为数不少的贵族军官和将领死而无憾，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死在对别国的征讨中，而是死在保卫自己国家的战斗中。不论安德烈伯爵本人，还是他的弟弟，都曾盼望过那样的机会。
“我甘愿为那个人（沙皇）死上几百次！”这是此前一代又一代，包括安德烈伯爵兄弟俩的父亲在内的老贵族们头脑里坚如磐石的精神。他们因为自己头脑里有，所以认为自己无愧于贵族身份。
当战争年代过去，和平年代来临，曾因立下卓越战功而军衔提升、爵位晋级、封地扩大、俸禄增加的贵族们解甲回家、荣归故里后，检验他们精神品质的，不同于军旅生涯的另一种漫长难熬的日子开始了不论住在庄园里还是城市里贵族府邸中的他们，都有点儿找不到北了。
已经不需要他们“为那个人死上几百次”了，甚至也不容易见到“那个人”了，但对“那个人”的忠诚以前是他们头脑里的精神的全部，和平岁月仿佛不久便将他们的头脑完全掏空了。于是他们成了深谙种种贵族礼仪，但头脑里几乎没什么精神可言的、地位高贵的一族。
精神不是想找便随时可以找到的，更不是想往头脑里装便会在头脑一下子被掏空后又一下子就能装满的。
精神空虚的雾霾在老俄国贵族阶层蔓延。他们中文化素质高的，便理性地安享地方王般的庄园生活。读书，互访并讨论历史的或现实的种种问题，与兴趣相投者结伴旅游，邀请形形色色的文艺家做客，甚至专为他们举办文艺聚会，偶尔也举办狩猎活动。他们“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
逐渐，老俄国贵族阶层中形成了崇文敬艺的另一种精神特征。但这一种精神特征，与日趋奢侈糜烂的享乐主义相比，如溪流之较于狂野的大河，不可能形成阶层的主要特征。
两类不同的贵族，培养了两类不同之家风，影响出了两类不同的贵族后代《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伯爵与好友比埃尔男爵是前者，渥伦斯基与其姐姐海伦是后者。
安德烈伯爵身上，肯定寄托着托尔斯泰对所谓贵族精神的理想，安德烈伯爵对老俄国贵族阶层精神状态的失望与忧虑，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失望与忧虑。而他在安德烈的弟弟身上，表达了自己对贵族下一代的精神单一且天真幼稚的心疼，也通过对彼埃尔这一文学人物的塑造，预见和传达了他对贵族新人的呼唤。
实际上，那时在老俄国贵族阶层中，已产生了另类贵族后代，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们。他们虽为贵族后代，却极为嫌恶本阶级的腐朽气息，不但以批判的立场试图从精神上划清界限，而且开始与本阶级以外的优秀知识分子结识、交往。
老恐龙的蛋里孵出了“新生物种”不但对老俄国贵族阶层是这样，对渐趋衰老的俄罗斯帝国亦是。
老俄国贵族阶层的精神空虚与老俄国农民、市民们精神的“充实”，形成鲜明对照。国家已今非昔比，但人民的生活却一如既往的贫穷、艰难。为了活下去而生活的人，其精神便没资格空虚。当每一餐成为实际问题，人反而会成为精神动物。
那一种精神叫坚韧。尽管仅仅是精神，还未发酵为思想。
老俄国三百余年历史中只出现过一位女沙皇，即叶卡捷琳娜。
女人天生比男人更敏感。连她也忧虑着贵族阶层的精神空虚了那种空虚自外包围着皇宫，从宫门以及一切缝隙或大模大样或鬼鬼祟祟地进入，与皇宫内部的空虚氤氲一片，混合一体。
女人天生比男人更害怕空虚。事实是，许多男人对于空虚会由不习惯而习惯，于是空虚并快乐着。而女人做不到。大多数女皇更做不到空虚最容易使她们丧失身贵为皇的好感觉。为了医治她的贵族们的空虚，她派团到法国去学芭蕾，将伏尔泰请到俄国尊为贵客。甚至允许多办几份报，广开言路。她对新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有大名气的艺术家刮目相看。不能不说她在某些方面是开明的，但她的一切做法与“改革开放”无关，只不过是为了阻止空虚的漫延她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
但老俄罗斯的贵族阶层已病入膏肓。纵观自彼得大帝以后老俄罗斯贵族阶层的精神“病历”，三百年间，仅又有过两次高昂期。
一次即俄法大战时期那也是一次英勇壮烈的卫国之战，在此次战争中，某些一直供职于军中及应召重新穿上军服的贵族人物们，表现得令世人钦佩和尊敬。所谓贵族精神，即使是内涵单一的贵族精神，一旦与保卫国家的宏大战争事件相结合，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这使他们在此前许多次战争中的表现黯然失色，因为那许多次战争本身并无正义可言。
另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同样是只给世界带来灾难并无正义可言的战争，那些不但世袭了爵位，而且同先人一样成了元帅、将军、校官的后代贵族们，本着忠君效国的精神，大多数也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对于他们，沙皇的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也是应该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
也正由于沙皇的任性，以及整体贵族阶层没商量的服从与支持，使沙皇统治提前退出了历史舞台，也使他们自己随之成了本国的“零余者”。
他们中少数觉悟者，后来成为内战时期红军队伍的将军。但革命胜利后，大多数遭到“清洗”或被枪决。“二战”中，幸存且军事指挥能力卓越者，得以临危受命，为苏维埃共和国而非“俄罗斯帝国”赴汤蹈火，浴血奋战。
他们代代减弱、苍白的贵族精神，因与人类最伟大的战争相结合，获得了“凤凰涅槃”。
精神是思想吗？若是，人类何以再“创造”精神一词？若并不是，那么何谓“精神”？窃以为“，精神”好比豆荚，思想是其中的豆子。豆荚里的豆子越多，越饱满，“精神”之豆荚的品质越优良。故“精神”与思想，是你影响我，我促进你的完整统一体。而被虫咬过发生破损的豆荚，里边的豆子不待成形便干瘪了，于是豆荚白长成了。只有一颗豆子的豆荚，是次等的豆荚，长得越大，品质越差。没有豆子的豆荚，是“空虚”的豆荚，它的生长没有了意义。
但豆荚毕竟不是稻麦，里边装不下甚多的果实颗粒。豆荚之所以为豆荚，恰在于它只包含适宜的几颗豆子。因为只几颗，所以颗颗对于它都很宝贵，曰“成果”。
“精神”与思想又好比船的舵与帆。思想掌舵，保障船朝着正确的航向行使，于是精神之帆升起，船就不但能够而且善于乘风破浪。
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没有点儿精神是不行的。但若其精神的豆荚里仅有一二颗豆，且是老旧的思想豆子，豆荚必有被淘汰的一天不管将那老旧的思想豆子命名多么“高大上”的豆子。
正如对于一艘船，始终在一份老旧的航海图上标示航线也是不行的因为地壳是运动的，海是变化的。
故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个阶层（不管多么高贵的阶层）、一个民族，没有点儿思想更是不行的，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尤其不行。
缺乏思想“龙骨”的精神，往往会成为不“走”人心的标语口号……
201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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