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既是撒旦，也是上帝

    但人若敬天地之大道，知四季之定律，晓万物之法则，于是自我约束，谨慎行事，那么避免自然灾难危害我们的可能性将会提高许多。

    “不可抗”绝不等于“不可防”，更不等于无法自救。故灾难既是撒旦，也是上帝。每一次每一种灾难，对人类都是一种教诲。是的，我个人认为，仅仅将灾难视为惩罚是不够的，确实还应视为教诲。

    战胜灾难这一撒旦的更明智的方法，首先是要记取教诲，其次是要善于自我教育。

    在宗教故事中，撒旦对人类的危害，是根本不打算给出路的。而上帝即使在对人类发怒的时候，是留给出路的比如他要毁灭地球，但对诺亚这样的人，毕竟还给出了恻隐的暗示。

    在宗教故事中，诺亚是笃信上帝的人。诺亚在避过了地球的毁灭之灾以后，念念不忘教诲下一代千万要对上帝虔诚。

    现代了的人类中应该更多一些诺亚。现代的诺亚们，应该成为人类灾难教训的布道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灾难之对于人类，便仅仅是撒旦而已了。

    何妨减之

    某日，几位青年朋友在我家里，话题数变之后，热烈地讨论起了人生。依他们想来，所谓积极的人生肯定应该是这样的使人生成为不断地“增容”的过程，才算是与时俱进的，不至于虚度的。我听了就笑。他们问：“您笑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吗？”我说“：请把你们那不断地‘增容’式的人生，更明白地解释给我听来。”

    便有一人掏出手机放在桌上，指着说：“好比人生是这手机，当然功能越多越高级。功能少，无疑是过时货，必遭淘汰。手机必须不断更新换式，人生亦当如此。”

    我说：“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手机没有。一部手机，其功能多也罢，少也罢，都是由别人设定了的，自己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你举的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啊！”

    他反驳道：“一切例子都是有缺陷的嘛！”另一人插话道：“那就好比人生是电脑。你买一台电脑，是要买容量大的呢，还是容量小的呢？”我说：“你的例子和第一个例子一样不十分恰当。”他们便七言八语“攻击”我狡辩。我说：“我还没有谈出我对人生的看法啊，‘狡辩’罪名无法成立。”于是皆敦促我快快宣布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我说：“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和最低档的电脑。因为只要能通话，可以打出字来，其功能对我就足够了。所以我认为，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我所谓之减法的人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简而又简。总而言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我的话还没说完，皆大摇其头曰：“反对，反对！”“如此简化，人生还有什么意思？”“面对丰富多彩、机遇频频的人生，力求简单的人生态度，纯粹是你们中老年人无奈的活法！”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而心无旁骛，则首先要从眼里删除掉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风景……”

    对方们皆黯然，未领会我的话。我只得又说：“不举例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一个绝妙的例子将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当，我现身说法吧。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二十七岁，正是你们现在这种年龄。我自己带着档案到文化部去报到时，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留在部里，但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别人当时说我傻，认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部级单位里，将来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长、处长、局长地一路在仕途上‘进步’着！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仕途人生对于大多数世人而言当然意味着颇有出息的一种人生，但再怎么有出息，那也只不过是别人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人生的某阶段，难免会被塞入林林总总的别人对人生的看法。这一点确实有点儿像电脑，若是新一代产品，容量很大，又与宽带连接着，不进入某些信息是不可能的。然而判断哪些信息才是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一点却是可能的。又比如我在四十岁左右时，结识过一位干部子弟。他可不是一般的干部子弟，只要我愿意，他足以改变我的人生。他又何止一次地对我说，趁早别写作了，我看你整天伏案写作太辛苦了！当官吧！先从局级当起怎么样？正局！我替你选择一个轻松的没什么压力的职位，你认真考虑考虑。我说，多谢抬爱，我也无须考虑。仕途人生根本不适合我这个人，所以你千万别替我费心。费心也是白费心。”

    何以我回答得那么干脆？因为我早就考虑过了呀，早就将仕途人生从我的人生“节目单”上删除掉了呀！以后他再劝我时，我的头脑干脆“死机”了。

    大约在我四十五岁那一年，陪谌容、李国文、叶楠等同行之忘年交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开幕式。那一年有几十位台湾商界人士去了哈尔滨。在市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台湾商界人士对我们几位作家亲爱有加，时时表达真诚敬意。过后，其中数人，先后找我与谌容大姐“个别谈话”恳请我和谌容大姐做他们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的全权代理人。“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你们来对市场进行考察，你们来提议。一个亿？两个亿？或者更多？你们只管直说！别有顾虑，我们拿得起。酬金方式也由你们来定，年薪？股份？年薪加股份？你们要什么车，配什么车……”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不由人不动心，也不由人不感动。我曾问过谌容大姐：“你怎么想的呢？”谌容大姐说：“还能怎么想，咱们哪里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她反问我怎么想的。

    我说：“我得认真考虑考虑。”她说：“你还年轻，尝试另一种人生为时未晚，不要受我的影响。”我又去问李国文老师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答道：“我也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依我想来，所谓人生，就是无怨无悔地去做相对而言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宝马或奔驰轿车，我所欲也。然商业风云，我所不谙也；管理才干，我所不具也；公关能力，我之弱项也；盈亏之压力，我所不堪承受也；每事手续多多，我所必烦也。那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呢？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相对而言，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啊！

    翌日，真情告白，实话实说。返京不久，谌容大姐打来电话，说：“晓声，台湾的那几位朋友，赶到北京动员来啦！”我说：“我也才送走几位啊。”她又说那一句话：“咱们哪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我说：“台湾的伯乐们走眼了，但咱们也惭愧了一把啊！”

    便都在电话里笑出了声。有闻知此事的人，包括朋友，替我深感遗憾，说：“晓声，你也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消极太窄狭了啊！人生大舞台，什么事，都无妨试试的啊！”

    我想，其实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比如潘石屹，在房地产业无疑是佼佼者，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员，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做导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而我若哪一天心血来潮，逮着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与那机会之间的相克因素，于是一头往房地产业钻去的话，那结果八成是会令自己也令别人后悔晚矣的。

    说到导演，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了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

    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的那类电视电影，我肯定是力能胜任的。六百万投资以下的电影，鼓鼓勇气也敢签约的（只敢一两次而已）。倘言大片，那么开机不久，我也许就死在现场了。我曾说过，当导演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虽然也是耗费心血之事，劳苦人生，但比起当导演，两种累法。前一种累法我早已适应，后一种累法对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年轻的客人们听了我的现身说法，一个个陷入沉思。

    我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项世界体育纪录呢？我们都不能。哪一位能成为乔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还不能。获诺贝尔和平奖呢？大约同样是不能的，而且是明摆着的无疑的结论。那么，将诸如此类的，虽特别令人向往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距甚远的人生方式，统统从我们的头脑中删除掉吧！加法的人生，即那种仿佛自己能够愉快地胜任充当一切社会角色，干成世界上的一切事而缺少的仅仅是机遇的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花一生去领悟此点，代价太高了，领悟了也晚了。花半生去领悟，那也是领悟力迟钝的人。

    现代的社会，足以使人在年轻时就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事。只要人肯于首先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也就等于告诉自己，这种人生自己连想都不要去想。如今“浮躁”二字已成流行语，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流行地说着，并不怎么深思那浮躁的成因。依我看来，不少的人之所以浮躁着并因浮躁而痛苦着，乃因不肯首先自己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所以也就无法使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在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简明清晰地凸显出来，却还在一味地往“节目单”上增加种种注定与自己人生无缘的内容……中国面向大多数人的文化在此点上扮演着很劣的角色不厌其烦地暗示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倒莫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的……种子的力量当然，种子在未接触到土壤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的。尤其，种子仅仅是一粒或几粒的时候，简直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不起眼，谁会将对一粒或几粒种子的有无当成回事呢？

    我们吃的粮食，诸如大米、小米、苞谷、高粱……皆属农作物的种子，桃和杏的核儿，是果树的种子，柳树的种子裹在柳絮里，榆树的种子夹在榆钱儿里，榛树的种子就是我们吃的榛子，松树的种子就是我们吃的松子……都是常识。

    据说，地球上的动物，包括人和家畜家禽类在内，哺乳类大约四五千种之多，仅蛇的种类就在两千种以上，鸟类一万五千余种，鱼类三百种以上。虫类是生物中最多的。草虫之类的原生虫类一万五千余种，毛虫之类四千余种，章鱼、墨鱼、文蛤等软体动物近十万种，虾和螃蟹等甲壳类节肢动物估计两万种左右，而我们常见的蜘蛛竟也有三万余种，蝴蝶的种类同样惊人的多……那么植物究竟有多少种呢？分纲别类的一统计，想必其数字之大，也是足以令我们咂舌的吧？想必，有多少类植物，就应该有多少类植物的种子吧？

    而我见过，并且能说出的种子，才二十几种，比我能连绰号说出的《水浒》人物还少半数。

    像许多人一样，我对种子发生兴趣，首先由于它们的奇妙。比如蒲公英的种子居然能乘“伞”飞行，比如某些植物的种子带刺，是为了免得被鸟儿吃光，使种类的延续受到影响，而某类披绒的种子，又是为了容易随风飘到更远处，占据新的“领地”……关于种子的许多奇妙特点，听植物学家们细细道来，肯定是非常有趣的。

    我对种子发生兴趣的第二方面，是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它们怎么就那么善于生存呢？被鸟啄食下去了，被食草类动物吞食下去了，经过鸟兽的消化系统，随粪排出，相当一部分种子，居然仍是种子。只要落地，只要与土壤接触，只要是在春季，它们就“抓住机遇”，克服种种条件的恶劣性，生长为这样或那样的植物。有时错过了春季，它们也不沮丧，也不自暴自弃，而是本能地加快生长速度，争取到了秋季的时候，和别的许多种子一样，完成由一粒种子变成一棵植物进而结出更多种子的“使命”。请想想吧，黄山那棵“知名度”极高的“迎客松”，已经在崖畔生长了多少年了啊！当初，一粒松子怎么就落在那么险峻的地方了呢？自从它也能够结松子以后，黄山内又有多少松树会是它的“后代”呢？飞鸟会把它结下的松子最远衔到了何处呢？

    我家附近有小园林，前几天散步，偶然发现有一蔓豆角秧，像牵牛花似的缠在一棵松树上，秧蔓和叶子是完全地枯干了。我驻足数了数，共结了七枚豆角。豆荚儿也枯干了，捏了捏，荚儿里的豆子，居然相当的饱满。在晚秋黄昏时分的阳光下，豆角静止地垂悬着，仿佛在企盼着人去摘。

    在几十棵一片松林中，怎么竟会有这一蔓豆角秧完成了生长呢？哦，倏忽间我想明白了春季，在松林前边的几处地方，有农妇摆摊卖过粮豆……为了验证我的联想，我摘下一枚豆角，剥开枯干的荚儿，果然有几颗带纹理的豆子呈现于我掌上。非是菜豆，正是粮豆啊！它们的纹理清晰而美观，使它们看去如一颗颗带纹理的玉石。

    那些农妇中有谁会想到，春季里掉落在她摊床附近的一颗粮豆，在这儿会度过了由种子到植物的整整一生呢？是风将它吹刮来的？是鸟儿将它衔来的？是人的鞋在雨天将它和泥土一起带过来的？每一种可能都是前提，但前提的前提，乃因它毕竟是将会长成植物的种子啊！……我将七枚豆荚都剥开了，将一把玉石般的豆子用手绢包好，揣入衣兜。我决定将它们带回交给传达室的朱师傅，请他在来年的春季，种于我们宿舍楼前的绿化地中。既是饱满的种子，为什么不给它们一种更加良好的，确保它们能生长为植物的条件呢？

    大约是1984年，我们十几位作家在北戴河开笔会。集体散步时，有人突然指着叫道：“瞧，那是一株什么植物呀？”但见在一片蒿草中，有一株别样的植物，结下了几十颗红艳艳的圆溜溜的小豆子。红得是那么的抢眼，那么的赏心悦目，红得真真爱煞人啊！

    内中有南方作家走近细看片刻，断定地说：“是红豆！”于是有诗人诗兴大发，吟“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之句。南方的相思红豆，怎么会生长到北戴河来了呢？而且，孤单单的仅仅一株，还生长于一片蒿草之间。显然，不是人栽种的，也不太可能是什么鸟儿衔着由南方飞至北方并且自空中丢下的吧？年龄虽长，创作思维却最为活跃浪漫的天津作家林希兄，以充满遐想意味的目光望那艳艳的红豆良久，遂低头自语，“真想为此株相思植物，写一篇纯情小说呢！”

    众人皆促他立刻进入构思状态。有一作家朋友欲采摘之，林希兄阻曰：“不可。”曰：“愿君勿采撷，留作相思种。数年后，也许此处竟结结落落地生长出一片红豆，供人经过时驻足观赏，岂非北戴河又一道风景？”于是一同离开。林希兄边行边想，断断续续地虚构一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直听得我等一行人肃静无声。可惜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能复述于此，亦不知他其后究竟写没写成一篇小说发表……我是知青时，曾见过最为奇异的由种子变成树木的事。某年扑灭山火后，我们一些知青徒步返连。正行间，一名知青指着一棵老松嚷：“怎么会那样！怎么会那样！”众人驻足看时，见一株枯死了的老松的秃枝，遒劲地托举着一个圆桌面大的巢，显然是鹰巢无疑。那老松生长在山崖上，那鹰巢中，居然生长着一株柳树，树干碗口般粗，三米余高。如发的柳丝，繁茂倒垂，形成帷盖，罩着鹰巢。想那巢中即或有些微土壤，又怎么能维持一棵碗口般粗的柳树的根的筑扎呢？众人再细看时，却见那柳树的根是裸露的粗粗细细地从巢中破围而出，似数不清的指，牢牢抓住着巢的四周。并且，延长下来，盘绕着枯死了的老松的干。柳树裸露的根，将柳树本身，将鹰巢，将老松，三位一体紧紧编结在一起。使那巢看去非常的安全，不怕风吹雨打……一粒种子，怎么会到鹰巢里去了呢？又怎么居然会长成碗口般粗的柳树呢？种子在巢中变成一棵嫩树苗后，老鹰和雏鹰，怎么竟没啄断它呢？

    种子，它在大自然中创造了多么不可思议的现象啊！我领教种子的力量，就是这以后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大宿舍内的砖地，中央隆了起来，且在夏季里越隆越高。

    一天，我这名知青班长动员说：“咱们把砖全都扒起，将砖下的地铲平后再铺上吧！”于是说干就干，砖扒起后发现，砖下嫩嫩的密密的，是生长着的麦芽！原来这老房子成为宿舍前，曾是麦种仓库。落在地上的种子，未被清扫便铺上了砖。对于每年收获几十万斤近百万斤麦子的人们，屋地的一层麦粒，谁会格外在惜呢？而正是那一层小小的、不起眼的麦种，不但在砖下发芽生长，而且将我们天天踩在上面的砖一块块顶得高高隆起，比周围的砖高出半尺左右……第二件事是有位老职工回原籍探家，请我住到他家替他看家。那是在春季，刚下过几场雨。他家灶间漏雨，雨滴顺墙淌入了一口粗糙的木箱里。我知那木箱里只不过装了满满一箱喂鸡喂猪的麦子，殊不在意。十几天后的深夜，一声闷响，如土地雷爆炸，将我从梦中惊醒。骇然地奔入灶间，但见那木箱被鼓散了几块板，箱盖也被鼓开，压在箱盖上的腌咸菜用的几块压缸石滚落地上，膨胀并且发出了长芽的麦子泻出箱外，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于是我始信老人们的经验说法谁如果打算生一缸豆芽，其实只泡半缸豆子足矣。万勿盖了缸盖，并在盖上压石头。谁如果不信这经验，膨胀的豆子鼓裂谁家的缸，是必然的。

    我们兵团大面积耕种的经验是种子入土，三天内须用拖拉机拉着石碾碾一遍，叫“镇压”。未经“镇压”的麦种，长势不旺。

    人心也可视为一片土。

    因而有词叫“心地”，或“心田”。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有这样那样的种子，或由我们自己，或由别人们，一粒粒播下在我们的“心地”里了。可能是不经意间播下的，也可能是在我们自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情况下播下的。那种子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恨，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憎恨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比如强烈的贪婪和嫉妒，比如极端的自私和可怕的报复的种子……播在“心地”里的一切的种子，皆会发芽，生长。它们的生长皆会形成一种力量，那力量必如麦种隆起铺地砖一样，使我们“心地”不平。甚至，会像发芽的麦种鼓破木箱，发芽的豆子鼓裂缸体一样，使人心遭到破坏。当然，这是指那些丑恶的甚至邪恶的种子。对于这样一些种子，“镇压”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们一向比良好的种子在人心里长势更旺，自我“镇压”等于促长。某人表面看去并不恶，突然一日做下很恶的事，使我们闻听了呆如木鸡，往往便是由于自以为“镇压”得法，其实欺人欺己。

    唯一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时时对于丑恶的邪恶的种子怀有恐惧之心。因为人当明白，丑陋的邪恶的种子一旦入了“心地”，而不及时从“心地”间掘除了，对于人心构成的危险是如癌细胞一样的。

    首先是，人自己不要往“心地”里种下坏的种子。其次是，别人如果将一粒坏的种播在我们心里了，那我们就得赶紧操起我们理性的锄子……“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则则圆，置之方则方。”古人在理之言也。人类测试出了真空的力量。

    人类也测试出了蒸汽的动力。并且，两种力都被人类所利用着。可是，有谁测试过小小的种子生长的力量吗？

    什么样的一架显微镜，才能最真实地摄下好的种子或坏的种子在我们“心地”间生长的速度与过程呢？

    没有之前，唯靠我们自己理性的显微倍数去发现……眼为什么望向窗外无窗，不能说是房子，或屋子。确是，也往往会被形容为“黑匣子般的”……“窗”是一个象形汉字。古代通囱，只不过是孔的意思。后来，因要区别于烟囱，逐渐固定成现在的写法。从象形的角度看，“囱”被置于“穴”下，分明已不仅仅是透光通风之孔，而且有了提升房或屋也就是家的审美意味。若一间屋，不论大小，即使内装修再讲究，家具再高级，其窗却布满灰尘，透明度被严重阻碍了，那也还是会令主人感觉差劲，帝宫王室也不例外。“窗明几净”虽然起初是一个因果关系词，但一经用以形容屋之清洁，遂成一个首选词汇。也就是说，当我们强调屋之清洁时，脑区的第一反应是“窗明”。这一反应，体现着人性对事物要项的本能重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在北方，不论城市里还是农村里的人家，不论穷还是富，都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去封条，擦窗子。如果哪一户人家竟没那么做，肯定是不正常的。别人往往会议论瞧那户人家，懒成啥样了？窗子脏一冬天了都不擦一擦！或唉，那家人愁得连窗子都没心思擦了！而在南方，勤劳的人家，其窗更是一年四季经常要擦的。

    从前的学生，一升入四年级，大抵就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着擦净教室的每一扇窗了。那是需要特别认真之态度的事，每由老师指定细心的女生来完成。

    男生，通常则只不过充当女生的助手。那些细心的女生哟，用手绢包着指尖，对每一块玻璃反复地擦啊擦啊，一边擦还一边往玻璃上哈气，仿佛要将玻璃擦薄似的。而各年级各班级进行教室卫生评比，得分失分，窗子擦得怎样是首要的评比项目。

    “要先擦边角！”有经验的大人，往往那么指导孩子。因为边角藏污纳垢，难擦，费时，擦到擦尽不容易，所以常被马虎过去，甚而被成心对付过去。

    随着建筑成为一门学科，窗在建筑学中的审美性更加突出，更加受到设计者的重视。古今中外，一向如此。简直可以说，忽略了对窗的设计匠心，建筑成不了一门艺术。

    黑夜过去了，白天开始了，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大抵是拉开窗帘。在气象预告方式不快捷也不够准确的年代，那一举动也意味着一种心理本能要亲眼看一看天气如何？倘又是一个好天气，人的心境会为之一悦。

    宅屋有窗，不仅为了通风，还为了便于一望。古今中外，人们建房购房时，对窗的朝向是极在乎的。人既希望透过窗望得广，望得远，还希望透过窗望到美好的景象。

    “窗含西岭千秋雪”室有此窗，不能不说每日都在享着眼福。“罗汉松掩花里路，美人蕉映雨中棂。”这样的时光，凭窗之人，如画中人也。不是神仙，亦近乎神仙了。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时多。”如此这般的凭窗闲坐，是多么惬意的时光呢！

    人都是在户内和户外交替生活着的动物。人之所以是高级的动物，乃因谁也不愿在户内度过一生。故，窗是人性的一种高级需要。

    人心情好时，会身不由己地站在窗前望向外边。心情不好时，甚至尤其会那样。人冥想时喜欢望向窗外，忧思时也喜欢望向窗外，连无所事事心静如水时，都喜欢傻呆呆地坐在窗前望向外边。老人喜欢那样，小孩子喜欢那样，父母喜欢怀抱着娃娃那样，相爱的人喜欢彼此依偎着那样。学子喜欢靠窗的课位，住院患者喜欢靠窗的床位，列车、飞机、轮船、公共汽车靠窗的位置，一向是许多人所青睐的。一言以蔽之，人眼之那么地喜欢望窗外，何以？窗外有“外边”耳。对于人，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内心的一部分和外界的一部分。人对外界的感知越丰富，人的内心世界也便越豁达。通常情况下，大抵如此，反之，人心就渐渐地自闭了。而我们都知道，自闭是一种心理方面的病。对于人，没有了“外边”，生命的价值也就降低了，低得连禽兽都不如了。

    试想，如果人一生下来，便被关在无窗无门的黑屋子里，纵然有门，却禁止出去，那么一个人和一条虫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呢？即使每天供给着美食琼浆，那也不过如同一条寄生在奶油面包里的虫罢了。

    即使活一千年一万年，那也不过是一条千年虫万年虫。连监狱也有小窗。

    那铁条坚铸的囚窗，体现着人对罪人的人道主义。囚窗外冰凉的水泥台上悠然落下一只鸽子或一只蜻蜓，甚或一只小小的甲虫永远是电影或电视剧中令人心尖一疼的镜头。被囚的如果竟是好人，我们泪难禁也。业内人士每将那样的画面曰之为“煽情镜头”，但是他们忘了接着问一下自己，为什么类似的画面一再出现在电影或电视剧中，却仍有许多人的情绪那么容易被煽动的戚然？

    无他。普遍的人性感触而已。

    在那一时刻，鸽子、蜻蜓、甲虫以及一片落叶、一瓣残花什么的，它们代表着“外边”，象征这所有“外边”的信息。

    当一个人与“外边”的关系被完全隔绝了，对于人是非常糟糕的境况。虽然不像酷刑那般可怕，却肯定像失明失聪一样可悲。

    据说，有的国家曾以此种方式惩罚罪犯或所谓“罪犯”将其关入一间屋子，屋子的四壁、天花板、地板都是雪白的或墨黑的，并且，是橡胶的，绝光、绝音。每日的饭和水，却是按时定量供给的。但尽管如此，短则月余，长则数月，十之七八的人也就疯掉了或快疯掉了……某次我乘晚间列车去别的城市，翌日九点抵达终点站。才六点多钟，卧铺车厢过道的每一窗前已都站着人了。而那是T字头特快列车，窗外飞奔而掠过的树木连成一道绿墙，列车似从狭长的绿色通道驶过。除了向后迅移的绿墙，其实看不到另外的什么。

    然而那些人久久地伫立窗前，谁站累了，进入卧厢去了，窗前的位置立刻被他人占据。进入卧厢的，目光依然望向窗外，尽管窗外只不过仍是向后迅移的绿墙。我的回忆告诉我，那情形，是列车上司空见惯的……天亮了，人的第一反应是望向窗外，急切地也罢，习惯地也罢，都是缘于人性本能，好比小海龟一破壳就本能地朝大海的方向爬去。

    就一般人而言，眼睛看不到“外边”的时间，如果超过了一夜那么长，肯定情绪会烦躁起来的吧？而监狱之所以留有囚窗，其实是怕犯人集体发狂。日二十四时，夜仅八时，实在是“上苍”对人类的眷爱啊。如果忽然反过来，三分之二的时间成了夜晚，大多数人会神经错乱的吧？

    眼为什么望向窗外？因为心智想要达到比视野更宽广的地方。虽非人人有此自觉，但几乎人人有此本能。连此本能也无之人，是退化了的人。退化了的人，便谈不上所谓内省。

    窗外是“外边”，外国是“外边”，宇宙也是外边。在列车上，“外边”是移动的大地；在飞机上，“外边”是天际天穹；在客轮上，“外边”是蓝色海洋……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只能形容内心世界像大地，像海洋，像天空“一样”丰富多彩。“像”其意是差不多少，很少有什么人的内心世界被形容得比大地、比海洋、比天空“更”怎样。

    外边的世界既然比内心之“世界”更精彩，人心怎能佯装不知？人眼又怎能不经常望向窗外？……关于藏书及其文化意义书籍与喜欢读书的人之间那种亲情，如同唱片、影碟与发烧友之间的关系。收藏书籍的人可能仅仅是喜欢读书的人，但更多的书籍收藏者往往同时是与出版、著书、教书有这样或那样职业关系的人。

    收藏书籍不同于收藏金银珠宝，是很占地方的。书籍不能装在罐子里埋入地下，如果很多，也不可能寄存于什么保险公司。收藏书籍的地方还要够大，通风好，对空气的干湿度有要求，也要远避尘埃这些先决条件都决定了，从古代到近现代，能够进行书籍收藏的人，即使不富有，居住条件也应是宽敞的。

    一般喜欢书籍的人，起码有书房。现代人的书房不可能太大，那主要是为了在家庭中有安静阅读的空间，不在我们所谈的范围内。

    古代有人家曰“书香门第”，即几代人都爱读书。不读书就不能进科举考场，不能服官政，故所谓“书香门第”，皆敬书、爱书、藏书。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几百年人家无非行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一方面，正是那些“书香门第”人家，代代教诲着一种不好的读书做官论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不好，乃因将人与书的亲情极端功利化了，而另一方面，正是这样一些人家，在刻印书籍的年代，有意识地收藏了某些珍版的书籍，使之成为古籍，并且培养了一些读书种子他们之读书，不一定只为了做官，往往还为了有资格传承文化知识。科举制一经废除，新学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后，那些读书种子，许多人成了名教授、大学问家。对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向国人介绍别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不断，战争频频，许多版本珍贵的书籍从图书馆、书院、私家书房流散于民间。那时中国的青年学子、文人、学者、教授，包括文物收藏家皆有心做的一件事便是“淘书”。因为要做学问，必读某类甚至某本书，读不到的话，学问便做不成，连教授也做不好。一本书往往便是一门学问的钥匙，自己没有钥匙，便无法为学子解惑。

    当年他们的淘书与今人之淘宝不同。淘宝看重的首先是金钱价值，而当年他们的淘书首先看重的是知识价值、文化价值，首先是为了文化知识的传承。他们之间互相借书，也首先体现的是文化知识传承的无私支持。最可称道的是，解放后，由他们而收藏的书大多数捐给各地或大学的图书馆。

    古今中外的藏书现象，比任何一种收藏都更是文化现象、知识现象。就金钱价值而论（不包括古籍珍版书籍），一万册书也许抵不上一件瓷器、玉石或珠宝。但收藏过一万册书籍并且后来捐给社会的人，大抵本人就是国家文化知识方面的精英。

    其实，当代大多数人家都可以是“书香人家”。古人有话曰“知书达礼”。现在读那种能使人“达礼”的书的人，太少了。

    这类书往往被认为是“闲书”，看闲书被认为是白耽误工夫。那些因家庭财产闹上“第三调解室”的人家，他们的家庭可能几代以来都视书为无用之物的。最后我想说，愿中国“书香之家”多起来，愿以读书为好事的人多起来，愿许多人谈起他们的家风时会说读书是我家的家风之一。

    2015年3月18日

    解剖我的心灵

    我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也许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施以终生的影响，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负起长久的责任，连对我们最具责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够。正如我们做了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够一样，倘说确曾存在过能够对我们的心灵品质和人格品质的形成施以终生影响负起长久责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么他或她绝不会是别人，肯定的，乃是我们自己。

    我们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育自己了。我们在我们是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甚至强烈排斥大人们对我们的教育了。处在那么一种年龄的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说“不，我认为……”了。

    我们正是从开始第一次这么说、这么想那天起，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导师和教育家的角色。于是我们收下了我们“教育生涯”的第一个学生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师道尊严”起来，朝“绝对服从”这一方面培养我们的本能。于是我们更加防范别人，有时几乎是一切人，包括我们所敬爱的人们对我们的影响。如同一位导师不能容忍另一位导师对自己最心爱的弟子耳提面命一样……我们在这样的心理过程中成了青年。这时我们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已经临近结业，我们已经太像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确定的“教育大纲”和自己编写的“教材”所预期的那一个男人或女人了。当然，我指的是心灵方面和人格方面。

    看我自己和我周围人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仿佛翻阅了一册册“品行记录”，其上所载全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语和希望。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兵团知青战友，无论今天在社会地位坐标上怎样，其在心灵和人格方面的基本倾向，几乎全都一如当年。如果改变恐怕只有到了老年，因为老年时期是人的二番童年的重新开始。在这一点上，“返老还童”有普遍的意义。老年人，也许只有老年人，在临近生命终点的阶段，积一生几十年之反省的力量，才可能彻底否定自己对自己教育的失误。而中年人往往不能。中年人之大多数，几乎都可悲地执迷于早期自我教育的“原则”中东突西撞，无可奈其何。

    童年的我曾是一个口吃得非常厉害的孩子，往往一句话说不出来，“啊啊呀呀”半天，憋红了脸还是说不出来，我常想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父母为我犯愁却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决定自己“拯救”我自己。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基本实现这一“计划”，我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

    少年时的我曾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总企图靠谎话推掉我对某件错事的责任。青年时期的我曾受过种种虚荣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而且嫉妒之心十分强烈。我常常竭力将虚荣心和嫉妒心成功地掩饰起来。每每的，也确实掩饰得很成功，但这成功却是拿虚伪换来的。

    幸亏上帝在我的天性中赋予了一种细敏的羞耻感。靠了这一种羞耻感，我才能够常常嫌恶自己。而我自己对自己的劣点的嫌恶，则从心灵的人格方面“拯救”了我自己。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少年时爱撒谎，青年时虚荣、嫉妒且虚伪的人，四十多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

    所以，我对“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深有领悟。它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首位的人生信条。

    我想，“自己教育自己”，体现着人对自己的最大爱心，对自己的最高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对我们比我们自己对自己更有义务。一个连这一种义务都丧失了的人，那么，便首先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那么，他或她对异性的爱，其质量都肯定是低劣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来都被赋予了一根具有威严性的“教鞭”，它是我们人类天性之中的羞耻感。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兽类和禽类，我们唯有靠了它才能够有效地对自己实施心灵和人格方面的教育。通常我们将它寄放在叫作“社会文明环境”的匣子里，它是有可能消退也有可能常新的一种奇异的东西。我们久不用它，它就消退了。我们常用它指斥自己的心灵，它便是常新的。每一次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心灵的指斥，都会使我们的羞耻感变得更加细敏而不至于麻木，都会使它更具有权威性而不至于丧失。它的权威性是摈除我们心灵里假丑恶的最好的工具，如果我们长久地将它寄存在“社会文明环境”这个匣子里不用，那么它过不了多久便会烂掉。因为那“匣子”本身，永远不是纯洁的真空。

    我对自己的心灵进行“自我教育”的时间，肯定地将比我用意志校正自己口吃的时间长得多，因为我现在还在这样。但其“成果”，则比我校正自己口吃的“成果”相差甚远。在我的内心里，仍有许多腌腌臜臜的东西及某些丑陋的“寄生虫”。我的人格的另一面，依然是褊狭的、嫉名妒利的、暗求虚荣的，乃至无可奈何地虚伪着的，还有在别人遭到挫败时卑劣的幸灾乐祸和快感。

    有人肯定会认为像我这样活着太累。其实我的体会恰恰相反。内心里多一份真善美，我对自己的满意便增加一层，这带给我的更是愉悦。内心里多一份假丑恶，我对自己的不满意、沮丧、嫌恶乃至厌恶也便增加一层。人连对自己都不满意的时候，还能满意谁、满意什么呢？人连对自己都很厌恶的话又哪有什么美好的人生时光可言？

    至今我仍是一个活在“好人山”之山脚下的人，仍是一个活在“坏人坑”之坑边上的人。在“山脚下”和“坑边上”两者之间，我手执人的羞耻感这一根“教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师道尊严”地教诲我自己这一个“学生”。我深知我不是在“坑”内而是在“坑”边上，所幸全在于此。因为，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到现在，我受过的欺骗、遭到过的算计、陷害和突然袭击，多少次完全可能使我脚跟不稳身子一晃，索性栽入“坏人坑”里，索性坏起来算。在兵团、在大学、在京都文坛，有几次陷害和袭击，对我的来势几乎是置于死地的。可我至今仍活在“好人山”边儿上，有时细想想，这真不容易啊！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羞耻感这根人借以自己教诲自己的“教鞭”，正大批地消退着，或者腐烂着。

    朋友，如果你是爱自己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存在于“山”之脚下和“坑”之边上，那么，执起“教鞭”吧……我的梦想当然，我和一切别人们一样，从小到大，是有过多种梦想的。童年时的梦想是关于“家”，具体说是关于房子的。自幼生活在很小，又很低矮，半截窗子陷于地下，窗玻璃破碎得没法儿擦，又穷得连块玻璃都舍不得花钱换的家里，梦想有一天住上好房子是多么符合一个孩子的心思呢？！那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没有一面墙是白色的。因为那墙是酥得根本无法粉刷的，就像最酥的点心似的，微小的震动都会从墙上落土纷纷。也没有地板，甚至不是砖地，不是水泥地，几乎和外面一样的土地。下雨天，自家人和别人将外边的泥泞随脚带入屋里，屋里也就泥泞一片了。自幼爱清洁的我看不过眼去，便用铲煤灰的小铲子铲，而母亲却总是从旁训我：“别铲啦！再铲屋里就成井了！”确实，年复一年，屋地被我铲得比外面低了一尺多，以至于有生人来家里，母亲总要迎在门口提醒：“当心，慢落脚，别摔着！”

    哈尔滨当年有不少独门独院的苏式房屋，院子一般都被整齐的栅栏围着。小时候的我，常伏在栅栏上，透过别人家的窗子，望着别人家的大人孩子活动来活动去的身影，每每望得发呆，心驰神往，仿佛别人家里的某一个孩子便是自己……因为父亲是建国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所以我常做这样的梦忽一日，父亲率领他的工友们，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从大西北浩浩荡荡地回来了。父亲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推土机推平了我们那一条脏街，接着盖起了一片新房，我家和脏街上的别人家，于是都兴高采烈地搬入新房住了。小时候的梦想是比较现实的，绝不敢企盼父亲们为脏街上的人家盖起独门独院的苏式房，梦境中所呈现的也不过就是一排排简易平房而已。20世纪80年代初，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了的父亲，从四川退休回到了家乡，已届不惑之年的我才终于大梦初醒，意识到凡三十年间寄托于父亲身上的梦想是多么的孩子气，并且着实地困惑一种分明孩子气的梦想，怎么竟可能纠缠了我三十几年。这一种长久的梦想，曾屡屡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以至于有评论家和我的同行曾发表文章对我大加嘲讽：

    “房子问题居然也进入了文学，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和堕落！”我也平庸，本没梦想过成为作家的，也没经可敬的作家耳提面命地教导过我，究竟什么内容配进入文学而什么内容不配。已经被我很罪过地搞进文学去了，弄得文学二字低俗了，我也就只有向文学谢罪了！但，一个人童年时的梦想，被他写进了小说，即使是梦，毕竟也不属于大罪吧？

    现在，哈尔滨市的几条脏街已被铲平，我家和许多别人家的子女一代，都住进了楼房。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没活到这一天，那几条脏街上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也都没活到这一天。父亲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凡三十年间，其实内心里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动迁。我童年时的梦想寄托在他身上，而他的梦想寄托于国家的发展步伐的速度。

    有些梦想，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而有些则完全不能实现，只能寄托于时代的国家的发展步伐的速度。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这样。比如家电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有电视机和冰箱的愿望，就不再是什么梦想。比如中国目前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对于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买商品房依然属梦想。

    少年时，有另一种梦想楔入了我的头脑那就是当兵，而且是当骑兵。为什么偏偏是当骑兵呢？因为喜欢战马。也因为在电影里，骑兵的作战场面是最雄武的，动感最强的。具体一名骑在战马上，挥舞战刀，呐喊着冲锋陷阵的骑兵，也是最能体现出兵的英姿的。头脑中一旦楔入了当兵的梦想，自然而然地，也便常常联想到了牺牲。似乎不畏牺牲，但是很怕牺牲得不够英勇。牺牲得很英勇又如何呢？那就可以葬在一棵大松树下。战友们会在埋自己的深坑前肃立，脱帽，悲痛落泪。甚至，会对空放排枪……进而联想多少年后，有当年最亲密的战友前来自己墓前凭吊，一往情深地说：“班长，我看你来了！……”

    显然，是因受当年革命电影中英雄主义片段的影响才会产生这种梦想。由少年而青年，这种梦想的内容随之丰富。还没爱过呢，千万别一上战场就牺牲了！于是关于自己是一名兵的梦想中，穿插进了和一位爱兵的姑娘的恋情。她的模样，始终像电影中的刘三姐，也像茹志鹃精美的短篇小说中那个小媳妇。我她的兵哥哥，胸前渗出一片鲜血，将死未死，奄奄一息，上身倒在她温软的怀抱中。而她的泪，顺腮淌下，滴在我脸上。她还要悲声为我唱歌儿。都快死了，自然不想听什么英雄的歌儿，要听忧伤的民间小调儿，一吟三叹的那一种。还有，最后的，深深的一吻也是绝不可以取消的。既是诀别之吻，也当是初吻，牺牲前央求了多少次也不肯给予的一吻。二口久吻之际，头一歪，就那么死了不幸中掺点儿浪漫掺点儿幸福……当兵的梦想其实在头脑中并没保持太久，因为经历的几次入伍体检，都因不合格而被取消了资格。还因后来从书籍中接受了和平主义的思想，于是祈祷世界上最好是再也不发生战争，祈祷全人类涌现的战斗英雄越少越好。当然，如果未来世界上又发生了法西斯战争，如果兵源需要，我还是很愿意穿上军装当一次为反法西斯而战的老兵的……在北影住筒子楼内的一间房时，梦想早一天搬入单元楼。如今这梦想实现了，头脑中不再有关于房子的任何梦想。真的，我怎么就从来也没梦想过住一幢别墅呢？因为从小在很差的房子里住过，思想方法又实际惯了，所以对一切物质条件的要求起点就都不太高了。我家至今没装修过，两个房间还是水泥地。想想小时候家里的土地，让我受了多少累啊！再望望眼前脚下光光滑滑的水泥地，就觉得也挺好……现在，经常交替产生于头脑中的，只有两种梦想了。

    这第一种梦想是，希望能在儿子上大学后，搬到郊区农村去住。可少许多滋扰，免许多应酬，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读书与写作。最想系统读的是史，中国的和西方的，从文学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还想写荒诞的长篇小说，还想写很优美的童话给孩子们看。还想练书法，梦想某一天我的书法也能在字画店里标价出售，不一定非是“荣宝斋”那么显赫的字画店，能在北京官园的字画摊儿上出售就满足了。只要有人肯买，三百元二百元一幅，一手钱一手货，拿去就是。五十元一幅，也行，给点儿就行。当然得雇个人替我守摊儿，卖的钱结算下来，每月够给人家发工资就行。生意若好，我会经常给人家涨工资的。自己有空儿，也愿去守守摊儿，侃侃价。甚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几句也无妨。比如，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偌大北京，竟无一人识梁晓声的字的吗？”逗别人开心的同时，自己也开心，岂非一小快活？

    住到郊区去，有三四间房，小小一个规整的院落就是可以的。但周围的自然环境却要好，应是那种抬头可望山，出门即临河的环境。山当然不能是人见了人愁的秃山，须有林覆之。河呢，当然不能是一条污染了的河，至于河里有没有鱼虾，倒是不怎么考虑的。因为院门前，一口水塘是不能没有的，塘里自己养着鱼虾呢！游着的几十只鸭鹅，当然都该姓梁。此外还要养些鸡，炒着吃还是以鸡蛋为佳。还要养一对兔，兔养了是不杀生的，允许它们在院子的一个角落刨洞，自由自在地生儿育女，纯粹为看着喜欢，养着玩儿。还得养一条大狗，不要狼狗，而要那种傻头傻脑的大个儿柴狗，只要见了形迹可疑的生人知道吠两声向主人报个信儿就行。还得养一头驴，配一架刷了油的木结构的胶轮驴车。县集八成便在十里以外，心血来潮，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亲自赶了驴车去集上买东西。驴子当然是去过几次就识路了的，以后再去也就不必管它了，自己尽可以躺在驴车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哼歌儿，任由它蹄儿嘚嘚地沿路自己前行就是……当然并不每天都去赶集，那驴子不是闲着的时候多吗？养它可不是为了看着喜欢养着玩儿，它不是兔儿，是牲口，不能让它变得太懒了。一早一晚也可骑着它四处逛逛，不是驴是匹马，骑着逛就不好了，那样子多脱离农民群众呢？

    倘农民见了，定会笑话于我：“瞧这城里搬来的作家，骑驴兜风儿，真逗！”能博农民们一笑，挺好。农民们的孩子自然是会好奇地围上来的，当然也允许孩子们骑。听我话的孩子，奖励多骑几圈儿。我是知青时当过小学老师，喜欢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还要养一只奶羊。身体一直不好，需要滋补。妻子、儿子、母亲，都不习惯喝奶。一只奶羊产的奶，我一个人喝，足够了。羊可由村里的孩子们代为饲养，而我的小笔稿费，经常不断的，应用以资助他们好好读书。此种资助方式的可取之处是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完全不必念我的什么恩德，能认为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谁也不欠谁什么，最好。

    倘那时，记者们还有不辞路远辛苦而前来采访的，尽管驱车前来。同行中还有看得起，愿保持交往的，我也欢迎。不论刮风下雨下雪，自当骑驴于三五里外恭候路边，敬导之……“老婆，杀鸡！”“儿子，拿抄子，去水塘网几条鱼！”如此这般地大声吩咐时，那多来派！

    至于我自己，陪客人们山上眺眺，河边坐坐，陪客人们踏野趣，为客人们拍照留念。

    将此梦想变为现实，经济方面还是不乏能力的。自觉思考成熟了，某日晚饭后，遂向妻子、儿子、老母亲和盘托出，却不料首先遭到老母亲的反对。“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老母亲的态度异常坚决。我说：“妈，去吧去吧，农村空气多好哇！”老母亲说：“我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需要多少好空气？我看，只要你戒了烟，前后窗开着对流，家里的空气就挺好。”我说：“跟我去吧！咱们还要养头驴，还要配套车呢！我一有空儿就赶驴车拉您四处兜风儿！”

    老母亲一撇嘴：“我从小儿在农村长大，马车都坐得够够的了，才不稀罕坐你的驴车呢！人家的儿女，买汽车让老爸老妈坐着过瘾，你倒好，打算弄辆驴车对付我！这算什么出息？再者，你们这叫什么地方，叫太平庄不是吗？哈尔滨虽够不上大城市的等级，但那叫市！你把我从一个市接来在一个庄，现在又要把我从一个庄弄到一个村去，你这儿子安的什么心？”

    我说：“妈呀！那您老认为住哪儿才算住在北京了呢？你总不至于想住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吧？”

    老母亲说：“我是孩子吗？会那么不懂事儿吗？除了天安门，就没更代表北京的地方了吗？比如‘燕莎’那儿吧！要是能住在那儿的哪一幢高楼里，到了晚上，趴窗看红红绿绿的灯，不好吗？”

    我说：“好，当然是好的，您怎么知道北京有个‘燕莎’呢？”老母亲说：“从电视里呗！”我说：“妈，您知道‘燕莎’那儿的房价多贵吗？一平方米就得一万多！”她说：“明知道你在那儿是买不起一套房子的，所以我也就是梦想梦想呗！怎么，不许？”

    我说：“妈，不是许不许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您的思想怎么变得很资产阶级了啊？”

    老母亲生气了，瞪着我道：“我资产阶级？我看你才满脑袋资产阶级呢！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你这样式儿的了！现在的资产阶级，开始从城市占领到农村去了！你仗着自己有点儿稿费收入，还要雇人家农民的孩子替你放奶羊，你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那头驴你自己有常性饲养吗？肯定没有吧？新鲜劲儿一过也得雇人饲养吧？还要有私家的水塘养鱼！我问你，你一个人一年吃得了几条鱼？吃几条买几条不就行了吗？烧包！我看你是资产阶级加地主！……”

    我的梦想受到老母亲严厉的批判，一时有点儿蒙。愣了片刻，望着儿子说：“那么，儿子你的意见呢？”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了两个字是“休想。”我板起脸训道：“你不去不行！因为我是你爸爸。就算我向你提出要求，你也得服从！”

    儿子说：“你不能干涉我的居住权，这是违犯的。法律面前，父子平等。何况，我目前还是学生，一年后就该高考了！”

    我说：“那就等你大学毕业后去！”他说：“大学毕业后，我不工作了？工作单位在城市，我住农村怎么去上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儿子不去农村，分明有正当的理由。

    我又愣片刻，期期艾艾地说：“那……你可要保证常到农村去看老爸！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有关心我的责任和义务！其实，对你也不算什么负担。将来你结婚了，小两口儿一块儿去！”儿子淡淡地说：“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我们有没有那份时间和精力了！”

    我说：“去了对你们有好处！等于周末郊游了嘛！回来时，老爸还要给你们带上些新鲜的蔬菜瓜果，当然都是自家种的绿色植物！……”

    妻子这时插言了：“哎等等，等等，梁晓声同志，先把话说清楚，自家种的，究竟是谁种的？你自己亲手种的吗？……”

    老母亲又一撇嘴：“他？……有那闲心？还不是又得雇人种！富农思想！地主思想！比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如！……”

    我不理她们，继续说服儿子：“儿子，亲爱的儿子呀，你们小两口每次去，老爸还要给你准备一些新下的鸡蛋，刚腌好的鸭蛋、鹅蛋！还有鱼，都给你们剖了膛，刮了鳞，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妻子插言道：“真贱！”我吼她：“你别挑拨离间！我现在要的是儿子的一种态度！”儿子终于放下晚报，语气郑重地说：“我们带回那么些杂七杂八干什么？你收拾得再干净，我们不也得做熟了吃吗？我们将来吃定伙，相中一个小饭店，去了就吃，吃了就走，那多省事儿！”儿子一说完，看也不看我，起身回他的房间写作业去了……妻子幸灾乐祸地一拍手：“嘿，白贱，儿子根本没领情。”我大为扫兴，长叹一声，沮丧地说：“那么，只有我们上了！”妻说：“哎哎哎，说清楚说清楚你那‘我们’，除了你自己，还有谁？”我说：“你呀，你是我妻子呀！你也不去，咱俩分居呀？”妻说：“你去了，整天看书、写作，再不就骑驴玩儿，我陪你去了干什么？替你洗衣服、做饭？”

    我说：“那么点儿活还能累着你？”妻说：“累倒是累不着，但我其余的时间干什么？”我再次发愣这个问题，也忽略了没考虑。

    我吭哧了半天，嗫嗫嚅嚅地说：“那你就找农民的妻子们聊天嘛！”妻说：“你当农民们的妻子都闲着没事儿哇？人家什么什么都承包了，才没精力陪城里的女人聊大天呢！只有老太太们才是农村的闲人！”

    “那你就和她们聊……”“呸！……”

    “你们都不去，我也还是要去的！我请个人照顾我！”“可以！我帮你物色个半老不老的女人，要四川的，还是河南的，安徽的？你去农村，我和儿子，包括咱妈，心理上还获得解放了呢！是不妈？”

    老母亲连连点头，“那是，那是……”我抗议地说：“我在家又妨碍你们什么了？”老母亲说：“你一开始写东西，我们就大声儿不敢出。你压迫了我们很久，自己不明白吗？还问！”

    我的脾气终于大发作，冲妻嚷：“我才用不着你物色呢！我才不找半老不老的呢！我要自己物色，我要找年轻的，模样儿讨人喜欢的，性子温顺的，善解人意的！……”

    妻也嚷：“妈，你听，你听！他要找那样儿的！……”老母亲威严地说：“他敢！”手指一戳我额心，“生花花肠子了，啊？！还反了你了呢！要去农村，你就自己去！半老不老的也不许找了！有志气，你就一切自力更生！”哦，哦，我的美好的梦想啊，就这样，被妻子、儿子、老母亲，联合起来彻底捣碎了！

    此后我再也没在家里重提过那梦想。一次，当着一位朋友又说朋友耐心听罢，慢条斯理地开口道：“你老母亲批判你，没批判错。你那梦想，骨子里是很资产阶级！那是时髦呀！你要真当北京人当腻歪了，好办！我替你联系一个农村人和你换户口，还保证你得一笔钱，干不？”

    我脸红了，声明我没打算连北京户口也不要了……朋友冷笑道：“猜你也是这样！北京人的身份，那是要永远保留着的，却装出讨厌大都市，向往农村的姿态。说你时髦，就时髦在这儿……”

    我说：“我不是装出……”朋友说：“那就干脆连户口也换了！”我张张嘴，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此后，我对任何人都不敢再提我那自觉美好的梦想了。

    但几间红砖房，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家院落，院门前的水塘、驴、刷了油漆的木结构的胶轮车等梦想中的实景实物，常入我梦要不怎么叫梦想呢……现在，我就剩下一个梦想了，那就是在一处不太热闹也不太冷清的街角，开一间小饭店。面积不必太大，一百多平方米足矣。装修不必太高档，过得去就行。不为赚钱，只为写作之余，能伏在柜台上，近距离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倾听他们彼此的交谈。也不是为了收集什么写作的素材，我写作不靠这么收集素材，根本就与写作无关的一个梦想。

    究竟图什么？也许，仅仅企图变成一个毫无动机的听客和看客吧！即毫无动机，则对别人无害。

    为什么自己变得喜欢这样了呢？连自己也不清楚。

    任何两个人的交谈或几个人的交叉交谈，依我想来，只要其内容属于闲谈的性质本身都是一部部书，一部部意识流风格的书。觉得自己融在这样一部部书里，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地消解在那样的，也毫无意义的意识流里，有时其实是极好的感觉。

    我的第二种梦想，与我对那一种感觉的渴望有关。经常希望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内，变成一棵植物似的一个人听到了，看见了，但是绝不走脑子，也不产生什么想法，只为自己有能听到和能看见的本能而愉悦。好比一棵植物，在阳光下懒洋洋地垂卷它的叶子，而在雨季里舒展叶子的本能一样。倘叶子那一时也是愉快的，我的第二种梦想，与拥抱住类似的愉快有关……报复的尺度不唯人有报复心，较高级的动物也是有的。然而动物之报复，不论对同类，对包括人在内的另类，绝对只不过是愤怒的宣泄，满足于一口咬死而已。它们有时也会继续攻击报复对象的尸体，甚而吃掉。那当然是很血腥很恐怖的场面，但对于报复对象而言，痛苦与恐惧毕竟在起初致命的一咬几咬之后，已经结束。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只或一群动物，在报复另一只或一群动物时，将它们咬得半死，然后蹲卧一旁，听它们哀号，看它们痛苦万状，而达到享受的极大快感。

    是的，动物断不会这样。而某些人会这样。

    就此点而言，真不知该说是人比动物高级，还是比动物残忍。不，不，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同类即某些人的报复行为，显然证明人性中具有远比兽性更凶残的方面。“人面兽心”、“蛇蝎心肠”、“禽兽不如”这样一些形容词，稍一深想，其实在人兽之间是颠倒是非的，“禽兽不如”改为“禽兽莫及”，反倒恰当。

    人对禽兽之报复，大抵也往往能控制在一个有限的尺度，手段并不至于多么残忍。倘猛禽凶兽伤了人自己或他的亲友，人对它们的报复，不过就是得手之际，杀死完事。例如，《水浒传》中的李逵，对老娘是何等的孝心，可高高兴兴地下山接母，为老娘寻水去的一会儿工夫，不料双目失明的老娘已被一窝猛虎吃掉。那李逵，斯时该是何等的悲伤，何等的愤怒，但也不过就是将一窝四只大小老虎杀死了之。以他的勇猛，将其中一只杀个半死，再加以细细的折磨，并非完全做不到的事。

    然而他却没有。故李逵虽也曾在与官军交战中杀人不眨眼，但我们并不因而斥其“惨无人道”。

    但人对人的报复，有时竟异乎寻常地残忍。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报复吕后对戚夫人所下的一次次毒手。她先是命人打得戚夫人皮开肉绽，体无完肤，之后命人挖掉戚夫人双眼，豁开戚夫人脸腮，割下戚夫人舌头。再之后，砍掉戚夫人四肢，将其抛入猪圈，使其生不如死，死亦不能。还要给戚夫人起一个供观赏的名叫“人彘”，还要带自己的儿子来与之一起参观，以至于那年轻的皇帝看得心惊胆战，连道：“非人所为，非人所为！”所为者虽是生母，也不禁要予以道义的谴责。

    似乎，正是因为这一《史记》情节后来被改成了戏剧，搬上了舞台，看的人多了，中国以后有了“最毒不过妇人心”一句话。分明，此话是男人们先说开的。

    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乃是，就总体而言，世上大多数残忍之事，皆是由男人们做下的。那些残忍之事中的许多，是男人们对女人们做下的，吕后的所为，当属个案。做残忍的事须有铁石般的心肠，大多数女性身上，同时具有母性之特征，而母性是与残忍相对立的。

    故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比动物更残忍的，主要是男人。古代种种连听来也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皆男人们发明的，由男人们来实施的。男人们看着受刑之人，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鲁迅曾夜读记载古代酷刑的书，仅看数页便即掩卷，骇然于那林林总总的残忍。人有报复心本身，并不多么值得谴责。倘竟无，那么人也就成“圣”、成“佛”了。说穿了，以法律的名义判罪犯刑期，乃至死刑，便是人类社会对坏人罪大恶极之人实行公开、公正之惩罚的方式。惩罚者，报复也。然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司法过程是绝对禁止用刑的。纵使对坏人恶人，一旦用刑，那也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同样要受法律制裁。

    报复的尺度，折射着人类文明的尺度。美国大兵虐待伊拉克犯人的丑闻之所以是丑闻，正在于那种种与报复心理有关的行径，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尺度。

    人类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相当严肃地思考报复之尺度的问题了。比如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特洛伊城下成为战场，两军交战中，特洛伊城的卫城统帅赫克托耳，误将阿喀琉斯的表弟当成了阿喀琉斯本人，在一对一单挑的决斗中结果了对方。阿喀琉斯与其表弟感情深焉，于是单枪匹马叫阵赫克托耳，并在决斗中替表弟报了仇，杀死了赫克托耳。

    在从古至今的战争中，这种人对人的仇怨、憎恨、报复，真是在所难免。但人类社会对此点，却也以“人道”的名誉做出了种种约定俗成的尺度限制。报复一旦逾越了那尺度，便要对自己的不人道负责。在这类尺度还未以法理之观念确立之前，人类便借助神的名义来告诫。这种文化现象，体现在《希腊神话故事》中。

    还以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为例，后者杀死前者，报复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但却还要用剑将赫克托耳的脚踝扎出洞来，穿过绳索，拖尸数圈，以使在城头观战的赫克托耳的老父亲、妻子和弟弟等一概亲人伤心欲绝这，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

    《希腊神话故事》中是这样记载的阿喀琉斯的行为，触怒了包括太阳神阿波罗和众神之王宙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神的愤怒，他们一致认为，阿喀琉斯必须因他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宙斯还命阿喀琉斯的母亲水神连夜去往她儿子的营帐，告知她的儿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亲一定会前来讨要尸体，而阿喀琉斯则必须毫无条件地允许这是神们一致的态度。

    所谓“人文原则”、“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乃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西方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只要我们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发现古人刻意体现其中的，那种几近苦口婆心的对我们后人的教诲，而这正是文化的自觉性、能动性、责任感之所在。有时，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愿望与糟粕芜杂一片，但只要我们不将自己的眼光降低到仅仅看热闹的水平，那么便是不难区别和分清的。

    据此，我们当然便会认为，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美狄亚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报复之念是我们理解的，但她为了达到报复目的，连自己与背叛爱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竟也杀死，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超出了我们普遍之人所能认同的情理范围。而这一则故事，如果我们不从这一文化立场来看，对于今天的我们便毫无认识价值了。而摈除了认识价值，那则故事的想象力本身，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只不过体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

    若我们以同样之眼光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水浒传》吧，武松替兄报仇而杀潘金莲，是谓私刑。衙门既被收买，报仇那么心切，连私刑这一种行为，我们也是可以宽容的。

    但是，当一个被缚住的弱女子终于口口声声认罪，哀哀乞求饶命时，却还是要剖胸取心，我们今人都能认可的吗？

    武松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余人之多，其中包括马夫、更夫、丫鬟。他们中有人也求饶命的，武松却一味只说：“饶你不得。”

    武松这一文学人物，本色固然堪称英雄，民间声誉甚高，但其愤怒之下的暴烈复仇行为，难免会使后世对他的喜爱打几分折扣。然作为文学人物，那一些情节的设置仅而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恰恰描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报复源于仇恨，仇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愤怒，如烈火也，能将人性烧得理性全无，唯剩仇恨，一报为快，殃及无辜，全不顾耳。武松报仇雪恨之后，以仇人血于壁上题“杀人者武松也”，按现今说法，这叫对某事件“负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又显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认为，一通的劈杀之后，仇恨之火终灭，理性又从仇恨的灰烬之中显现了。

    民间原则、司法条例、国际法庭、联合国会议，不但为主持正义而形成，亦为限制报复行为的失控而存在。在现代了的世界的今天，一切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现象中的人和事，都当以更“人道”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因为归根结底，一概政治的立场都绝对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义是普世的将永无歧义。

    是以，国民党杀害“渣滓洞”、“白公馆”中那些所谓“党国”的敌人，竟连几个连连哀哭着求生的孩子也不放过，其残忍的报复污点，到任何时候也是抹不尽的。而蒋介石后来之笃信基督教，不知与忏悔有关也无？

    是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军人们，不管他们对于沙皇政府有多么的仇恨，对沙皇的四个平均年龄仅十几岁的儿女刀刺斧砍，排枪扫射，其残忍的灭绝行径，必然也成了“苏维埃”令人难以原谅的罪状之一。前几年连普京都亲临了对沙皇一家骸骨的安葬仪式，意味着是默默无言的赎罪姿态。

    是以，“文革”期间，对张志新这一早已在狱中惨遭种种凌辱的，唯有思想而已，绝无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还要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由几条罪恶凶汉牢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断其声这一种残忍行径，也是将永远将他们钉在罪恶柱上的……年长者大抵知道，关于张志新烈士被害的经过，是经胡耀邦亲笔批准，才在《人民日报》扼要登载的。“割喉”一节，出于对善良之人们心灵承受力的爱护，改成：“为了使她在赴刑场的途中不再能发出声音，对她的声带采取了手段……”

    难以明了的读者纷纷往报社打电话，问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记者们难以作答。终于有人猜到了，追问再三才得到证实。

    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哭红了哭肿了他们的双眼。没有那一天中国人流的许多许多眼泪，恐怕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对“文革”

    这一浩劫有了起码认识。

    于是想到，有些人士高调聚议，要求为“四人帮”平反。那么，为“四人帮”平反，便等于最终要为“文革”翻案，便等于对当年千千万万为张志新烈士流泪的人们的蔑视。也等于，对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残忍地迫害至死的冤魂的再践踏。

    这，恐怕仅仅以“人道”的名义，都是有起码正义感的人断不能答应的。若答应了，中国再有钱了，中国人还配被这世界正眼一看吗？至于日军历史上的侵华兽行，德国法西斯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罪恶，另当别论。因为这里在讨论的毕竟还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异形”的行为……本命年杂感今年是我本命年。最切身的体会，是意识到自己开始和许多中年人经常迷惘地诉说，或嘴上自我限制得很紧，但内心里却免不了经常联想到的一个词“接火”了。

    这个字便是那令人多愁善感的“老”。“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里恓惶的字。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粘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它的征兆，首先总是表现在记忆的衰退方面。

    我锁上家门却忘带钥匙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仅去年一年内，已七八次了。以前发生这样的事儿，便往妻的单位打电话。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是永远也记不清的，它抄在小本儿上，而那小本儿自然不可能带在身上，每次得拨“114”

    询问。于是妻接到电话通告后，骑自行车匆匆往家赶，送交了钥匙，还要再赶回单位上班。再一再二又再三再四，妻的抱怨一次比一次甚，自己的惭愧也就一次比一次大。

    于是再发生，就采取较为勇敢的举动，不劳驾妻骑自行车匆匆地赶回来替我开家门了，而冒险从邻家厨房的窗口攀住雨水管道，上爬或下坠到自己家厨房的窗口，捅破纱窗，开了窗子钻入室内。去年一年内，进行了七八次这样的攀爬锻炼。有一次四楼五楼和一楼二楼的邻家也皆无人，是从六楼攀住雨水管道下坠至三楼的，破了我自己的纪录。前年大前年每年也总是要进行几次这样的攀爬锻炼的。那时身手还算矫健敏捷，轻舒猿臂，探扭狼腰，上爬下坠，头不晕，心不慌，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自去年起就不行了，就觉身手吃力了。上爬手臂发颤了，攀不大住雨水管道了，下坠双腿发抖了，双脚也蹬不大稳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必得在腰间牢系一条长长的绳索保份险了。仅仅一年之差，“老”便由记忆扩散向体魄了，心内的悲凉也便多了几重。

    也不只是出家门经常忘带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丢了配，配了丢的，现有的一把，已是第五代“翻版”了。一个时期内再丢也无妨了，最后一次我配了十把。

    信箱的钥匙也丢，丢了便得换一次锁。不好意思再求别人换锁，自己懒得换，干脆不上锁了。童影厂一排信箱柜中，唯一没锁的，小门儿上一个圆锁洞的，便是梁晓声的信箱无疑了。

    春节前给《中篇小说选刊》的一位女同志回信，不知怎么，寄去的又是空信封。也不知写给她的信，塞往寄给另外什么人的信封邮走了。所幸非是情书，所幸没有情人。否则，非落得个自行的将绯闻传播的下场不可。

    最使自己陷入难堪的，乃是其后的一件事儿因替友人讨公道，致信某官员，历数其官僚主义作风一二三四诸条。同时给那受委屈的人去信，告之我已替他“讨公道”了。且言，倘无答复，定代其向更上一级申诉。结果，两封信相互塞错了信封。

    于是数日后友人来长途电话，说晓声坏了坏了，你怎么把写给某某官员的信寄给了我？我说别慌别慌，我再给他写一封信寄给他就是了嘛！友人说：我能不慌吗？你应该寄给我的信中，都写了人家些什么话呀？人家肯定也收到了，不七窍生烟才怪了呢！你给他本人写的信措辞都那么的不客气，该寄给我的信里，还不尽是骂人家的话呀？我完了，以后没好果子吃了，你这不是替我“讨公道”，你这等于是害我啊！……所幸那官员的秘书同日也来了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儿？我急反问：那信给领导看了吗？她说：你又不是写给领导的，我怎么能给领导看呢？我说：撕掉撕掉！塞错信封了。我近日再给领导写一封……她说：我关心的是，你把本该寄给领导的信寄哪儿去了？如果让不该收到的人收到了，影响多不好呀？我说：放心放心，那是绝不会的，本该寄给领导的那封信其实没寄出……我……我已经销毁了……而此事之后，与几位文学师长同住某招待所观看某电视剧结束前两日往家中打电话，嘱妻将钥匙留在传达室（不敢随身带着住在招待所，怕丢了）。

    有人见我不停地拨，就说兴许你家没人吧？我说不是家里没人，是电话中说无此号码！这不是咄咄怪事嘛！对方说：是够怪的，晓声你不至于连你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清吧？我不太有把握地说：我想，也不至于的吧？最终还是不得不往厂里打电话，请总机值班员查查电话表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总机值班员连说好好好我听出她在那一端强忍着笑。从始至终恰在一旁的林斤澜老，一本正经地说晓声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咱俩就算平辈儿，论哥们儿得了，不过我还能记住我家的电话号码，冲这一点，我称你晓声老哥，似乎也称得的。想想，不知将记错了的家中的电话号码，虔虔诚诚地抄给过多少人呢！天地良心，绝非成心的。三十儿晚上，给朋友们打电话拨通了冯亦岱老师家的电话，却开口给袁鹰老师大拜其年……而拨通了邵燕祥老师家电话，耳听燕祥老师在那一端问找谁竟一时的头脑空白，愣愣的说不出自己找谁。我想燕祥老师在那一端，必定以为是滋扰电话，静候数秒，也就挂断了。自己赶快看一眼小本儿，心中默念着“邵燕祥邵燕祥”，继续重拨……初二去看北影厂的老同事，下楼时一手拎垃圾袋儿，一手拎水果袋儿，在楼外抛掉一袋儿，只拎了一袋儿悠悠地往前走。途遇熟人，自然是互道一通儿拜年话儿。

    对方就盯着我手中的塑料袋儿，嗫嚅地问：晓声你这是……我说：去看某某同志，没什么带的，带点儿水果……见对方眼神儿不对，低头自看哪里是一塑料袋儿水果！分明是一塑料袋儿垃圾！幸亏遇见了熟人，否则真拎将去，被热情地迎入门，大初二的，成什么事了呢！……初三几位当年要好的知青战友相聚，瞧着其中一位，怎么也想不起人家姓名。人家却握住我手，笑问：叫不出我姓名了吧？咱们可两个月前还聚过的啊！却嘴硬：怎么会忘了你叫什么呢！那你说我是谁？你不是那个谁吗？你还在……哪个单位吗？我是哪个谁？我在哪个单位？放开我手！你先放开我手嘛！再过十年八年我也能叫出你是谁呀！不用过十年八年，现在就叫！叫不出来，我今天就不放开你手！战友们战友们，你们看这小子认真劲儿的！你们说我能把他的名字都忘了吗？！众战友相觑而笑，谁都不打算替我解围。

    那一顿饭，从始至终没心思吃什么，一直在心里暗想妈的这小子叫什么来着呢？猛地想起来了，举杯猝起，大叫×××我和你干这一杯！众战友面面相觑。心中好生的快感，得意扬扬地说：×××，刚才是成心和你别劲儿呢！你说我怎么能把你的姓名都忘了呢？那也太可笑了吧！果然可笑。众战友也果然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猛想起的是别人的姓名，张冠李戴了……记忆力的减退，使自己对自己的记忆首先丧失信心。同事向我借过几盘录像带，我觉得没还我，人家说还了。心想肯定是自己记错了，那么录像带哪儿去了呢？我也是借的呀！不久同事不好意思地说，晓声我发现，录像带还在我那儿呐！敢情别人也有记忆力欠佳的时候。厂里交我看的一部剧本，记得又转给另一位同事看了，可他说没在我这儿啊！心想肯定是自己记错了，那么剧本哪去了呢？下午作者要来当面听意见的呀！片刻同事不好意思地说，晓声对不起，那剧本儿是在我这儿，刚才找得太粗心……夜里失眠，冷不丁地想起几个月前似乎向传达室的朱师傅借过几十元钱不曾归还。第二天带在身上，一边还钱一边不安地解释：朱师傅，我最近记忆不好，几个月前借您的钱，昨天才想起来……不料朱师傅说：晓声你早还了！

    厂里发了一张春节购物券同事一再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只能在哪家商场用，那商场在什么什么方位……妻去买时，自信地说：我认识！不就是在哪儿哪儿吗？觉得妻说的方位和同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的方位相距实在太远了，有心纠正于妻，可一想万一自己又记错了呢？于是将一份儿责任感闷在了心里。妻自然是兜了极大极大的一个圈子，跑了很多冤枉路，回到家里，发牢骚说为一张百十来元的购物券，太得不偿失了，搭上了两个半小时！我说：其实，你出门前，我就觉得你说的那地方不对。妻生气地问：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对的地方？我苦笑了一下，倍感罪过地回答：事实证明你错了，我才有把握肯定自己当时是对的呀！在没证明你错了之前，我哪儿敢有那么大的把握呢？……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年龄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一代，普遍的都开始记忆力明显减退了。尽管我们正处在所谓“年富力强”的年龄，我们过早地被“老”字粘上了。我们自己有时不愿承认，但个个心里都明白。我们宁愿这“老”首先是从体魄上开始的，但它却偏偏首先从心智上向我们发起了频频的攻击，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还是十年“上山下乡”耗损太大造成的？抑或是目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责任多多因而都过早地患了“中年综合疲劳征”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几年聚在一起时话都明显地少了，都大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儿了呢！我是早就欲说还休了，非说不可，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地表达种意思罢了，却还在孜孜地写作着。有时宁愿自己变成哑巴，只写不说算了，岂非少了项活着的内容吗？似乎所剩精力体能，仅够支配极少的甚至是最单纯的生命活动了。

    真是欲休还写欲休还写……不定哪一天，便由欲休还写而欲写还休了。于是常常地徒自感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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