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中，有一位与民国才女张爱玲、丁玲齐名的才女，她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人造美女”，曾做过隆鼻手术的关露。笔者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关露。关露这个名字，也许读者们不熟悉，但是她所创作的歌曲，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却家喻户晓。没想到这样一位才女，竟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派去潜伏在汪伪76号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是我国著名的红色女谍。
关于关露，由于其在中国共产党与汪伪76号的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笔者这里要浓墨重彩地讲一讲关露的故事。
关露是河北省宣化人，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胡寿楣的外祖父是一位没落的封建官僚，好赌，不过运气极好，赌博不仅赢钱，还赢了输家的女儿徐绣凤。于是徐绣凤嫁给了胡无陔的儿子，后来，徐绣凤给胡家生了两个女儿，分别是胡寿楣和胡寿华，成年后的胡寿华，为了纪念母亲徐绣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胡绣枫，胡寿楣则取笔名为关露。
提起胡绣枫，读者可能还记得，在第一章中，李士群不仅帮助胡绣枫营救过她的丈夫和她的姐姐关露，而且在李士群因为马绍武案入狱后，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也正是依靠着胡绣枫两口子的倾力相助，才顺利生下了孩子，然后拿着两家的积蓄，成功营救了李士群。所以，胡绣枫两口子和李士群两口子，关系一直很好。
再说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年少的时候，姐妹俩少年丧父，她们的父亲在胡寿楣八岁的时候得中风去世了，姐妹俩在母亲徐绣凤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成人。当时，徐绣凤是清末教育家张百熙家中的家庭教师，也算是学问深厚，教子有方，然而不幸的是，在胡寿楣15岁的时候，徐绣凤就病亡了，留下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相依为命。
后来，孤苦无依的姐妹俩，被好心的二姨收养，姐妹俩的母亲和姐妹俩的二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徐绣凤生前，一直教育两个女儿，一定要上学读书，才有出路，然而二姨却认为，女人要想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所以早早的，二姨就给胡寿楣，也就是后来的关露，介绍了一位银行经理做男朋友。然而倔强的胡寿楣，却死活不肯嫁，她追求自己的幸福，向往自由的生活，于是，胡寿楣带着妹妹胡绣枫为了逃婚，去了上海。
在上海，胡寿楣遇到了进步人士刘道衡，刘道衡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后来，认识到国民党内部黑暗昏庸，就退了党。刘道衡是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的贵人，他因为年轻时也曾经因为逃婚而离家，所以极为同情和支持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的勇敢无畏，他甚至毫无条件地担起了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的日常开支，并且送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去学校读书。
在刘道衡的资助下，胡寿楣和胡寿华姐妹俩读完了法学院，后来，胡寿楣又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深造，而妹妹胡绣枫则到法政大学深造。
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深造期间，胡寿楣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关露，然后以这一笔名发表了许多热情如火的诗歌和小说，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中国的希望，尽述笔下，并鼓舞中国千百年来深受压迫的妇女们站起来。而且，受刘道衡引导，关露对国民党极为不满，这就使得她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插一句，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关露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这个人叫刘汉卿，才貌出众，二人也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恋情，然而，刘汉卿后来留学去了比利时，这场爱情便以刘汉卿的始乱终弃而悲惨结尾。更糟糕的是，出国后的刘汉卿，陷入了一场异国三角恋，最终不能自拔，自杀于外国。更让关露不能接受的是，在刘汉卿死后，另一个消息传来，原来，在出国前，刘汉卿在国内，已与别的女子订婚，他留学的费用，竟然还是女方家里掏的。
爱情失败后，关露就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上，她在当时的《妇女生活》上，发表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还创作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版了诗集《太平洋的歌声》，她还写过长篇小说《仲夏梦之夜》、《新旧时代》，最后，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成为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汪伪76号内的红色女谍。
谁都知道，汪伪76号是魔窟，潜伏在汪伪76号，无异于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随时都有可能被汪伪76号发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关露为了中国的未来，却不顾生命危险，潜入了汪伪76号。
关露之所以能够舍弃一切，也和进步文人丁玲的引导有关，丁玲是关露最崇拜的女作家，丁玲早年曾被国民党囚禁，后成功逃离。关露非常钦佩丁玲，并以丁玲为典范，誓死要为中国共产党奉献一生。
党组织决定派关露潜伏进入汪伪76号，是因为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两口子和李士群两口子关系甚好。
党组织派关露潜伏到汪伪76号，任务既简单又艰巨，组织上要求关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也就是只听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任务并不是直接策反李士群，而是通过长期潜伏，为中国共产党搜集情报，保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试探李士群，等到时机成熟，再策反李士群。
关露在汪伪76号整整潜伏了两年，她经常出入汪伪76号，并且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逛街，一起吃饭。后来，关露成了汪伪76号的座上客，她不仅利用自己和李士群夫妻的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还悄悄地侦察李士群夫妇的思想动向，以期找到机会，成功策反李士群。
关露的潜伏不仅有效，而且功绩非凡。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后，李士群突然对关露说：“请你转告你的老朋友，如果老朋友真的需要我，我愿意帮忙。”这次谈话，既表明了李士群有意再次投靠中国共产党，也表明了关露的身份已经暴露，但是李士群却没有抓捕她，而是允许她继续潜伏在汪伪76号内部。准确地说，那次谈话，说明了李士群当时摇摆不定的心情，也说明了李士群把关露这条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汪伪76号的内线，当作了自己的一条退路。
1943年，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后，关露又被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派到日军控制下的《女报》去做编辑。《女报》的主编是伊藤俊子，她是日本的左翼进步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联结日本左翼共产党的有关力量。
然而，长期潜伏在日伪机关的关露，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朋友们的不理解，亲友们的侧目，背负着“汉奸”之名的潜伏，让她痛苦不已。
甚至在1943年的日本东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关露被很多人痛骂为汉奸，连她的照片，都被登载在报纸上。关露之所以去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完全是为了联络日本左翼共产党的有关力量。然而当时国内一份名为《时事新报》的报纸却这样评论关露：“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一生，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一生没有婚配，没有生儿育女，可谓中国共产党中的巾帼英雄。
汪伪76号杀害中共地下党员茅丽瑛
说完了红色女谍关露，再说说当时被汪伪76号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茅丽瑛被害案。1939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茅丽瑛遇刺，杀害她的，就是汪伪76号的特务林之江和纽美波。
在前文第四章汪伪76号正式成立一节中，笔者提及过汪伪76号的交际花纽美波，纽美波长得高挑漂亮，是汪伪76号的头号女特务之一，被当时的杂志《申报》封为上海的花魁状元。当时的花魁状元，类似当下世界小姐选拔赛的冠军，不过纽美波是当时上海滩的“世界小姐”。
纽美波在进入汪伪76号之后，就被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看中了，这所谓的看中，可不是中国意义的“看中”，影佐祯昭需要的，是一个出色的美女间谍纽美波。于是，影佐祯昭将纽美波从汪伪76号抽调出来，送往日本学习射击、爆炸、格斗、化装等特务培训，培训了半年后，才将其送回汪伪76号。正因为有了这半年的特务培训，纽美波逐渐成为汪伪76号的骨干间谍。
那么，纽美波是怎样刺杀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茅丽瑛的呢？还是一个词：潜伏。
纽美波在日本进行特务培训时，最擅长的就是伪装，这也许与女人爱装扮的天性有关。纽美波不仅擅长化妆、打扮，还特别擅长演戏，她可以惟妙惟肖地装扮成乡下妇女，也可以装扮成青春时尚单纯可爱的女大学生，还可以扮成一个备受委屈的下等女仆。所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茅丽瑛，遭遇如此善于表演的纽美波之后，就逐渐信任了纽美波，并且最终由于这份不该有的信任，被汪伪76号的特务刺杀。
当时，茅丽瑛的“公职”是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1939年7月的一天，她下班回家，行至宁波路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随后，就听到一阵女人凄惨的哭泣声。茅丽瑛循声走去，看见一名凶神恶煞的男子，揪着一个满脸泪水的年轻女子的头发，正对这名女子拳打脚踢。女子可怜巴巴地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求饶，央求男子看在孩子的分上别再赌了。
没等茅丽瑛冲过去解救这名女子，男子就叫嚷起来，说要把这名女子卖了还赌债，然后，这名男子对着这名女子一顿暴打之后，便扬长而去。
茅丽瑛看着这名女子趴在地上哭，心都碎了，赶紧上前去搀扶，这名女子，其实就是纽美波。而这出戏，其实就是那名中统男特务和纽美波一起演给茅丽瑛看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茅丽瑛的信任，并且想办法使得纽美波潜伏在茅丽瑛身边。
纽美波对茅丽瑛说，她叫刘丽楣，刚才打她的是自己的丈夫，丈夫嗜酒如命、嗜赌如命，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喝光了，还要把自己卖了还赌债，她现在连家都不敢回，孩子也只得先留在姥姥家。化名刘丽楣的纽美波边说边哭，还说自己无路可走，不想活了。
茅丽瑛深深同情这名自称叫刘丽楣的女人，她一把拉起刘丽楣，对她说，不要怕，没有男人，女人一样能活下去。最后，茅丽瑛收留了刘丽楣，让她到自己所就职的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去工作，并且让无家可归的刘丽楣暂时先住在自己的家里。
这，不是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引狼入室的故事。
刘丽楣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机灵，很快就赢得了茅丽瑛的信任，刘丽楣不仅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认真，在生活上也表现得非常勤劳，非常热情，颇似一个知恩图报的良家女子。因此，茅丽瑛对刘丽楣格外信任，办公室的大事小情都对刘丽楣毫无隐瞒，连保险柜的密码都告诉了刘丽楣。
在取得茅丽瑛的信任后，化名刘丽楣的纽美波开始寻找机会，查找情报，为汪伪76号搜寻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并伺机刺杀茅丽瑛。
这一天，刘丽楣借口茅丽瑛外出奔波了一天，劝她早点回家休息，自己留在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办公室里收拾整理文件。就在茅丽瑛走后，化名刘丽楣的纽美波迅速打开保险箱，她仔细地翻看着保险柜里的文件，企图从这些文件里找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报。然而，纽美波没有想到，茅丽瑛因为忘拿了一份文件，突然回到了办公室。
化名刘丽楣的纽美波急中生智，听见身后有人推门进来，连忙把手里的文件放进了保险箱，然后顺手从保险箱里抓了一把钞票。保险箱里的钱，是全国各界给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的捐款，茅丽瑛进门口，看见刘丽楣正从保险柜里往外拿钱，就以为她是贪财，认真地对她说，这些都是为抗日捐的款，妹子缺钱，姐姐给你，这些钱，谁也不能动。随后，茅丽瑛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递给了刘丽楣，刘丽楣装作委屈无奈的样子，转身跑掉了。
后来，化名刘丽楣的纽美波逐渐了解了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秘密，这个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据点，主要工作是为抗日筹款。于是，纽美波向汪伪76号的李士群汇报了茅丽瑛和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的主要工作和相关情报。
随后，为了让茅丽瑛脱离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李士群派汪伪76号的特务给茅丽瑛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夹带了一颗子弹，然而，没想到茅丽瑛根本就不把这封恐吓信放在眼里，继续从事抗日募捐活动。
1939年7月15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在南京路120号三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征募难胞卫生费之慈善义卖。纽美波偷偷将这一情报送到了汪伪76号，于是，李士群派汪伪76号的特务蒋堂清和朱木金冲进了南京路120号三楼，妄图破坏此次慈善义卖。最终，茅丽瑛通知了租界总巡捕房，巡捕房的巡捕们将特务蒋堂清和朱木金抓走了。第二天，茅丽瑛还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报道，不仅公开了前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慈善义卖的情况，还在报道中严厉斥责了特务蒋堂清和朱木金破坏慈善义卖的丑陋行径。
于是，李士群命令纽美波，伺机刺杀茅丽瑛。
1939年12月12日晚，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停靠着一辆汽车，汽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汪伪76号的特务林之江，女的就是纽美波。
茅丽瑛像往常一样，晚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忙完工作，走出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近几个月的慈善义卖，进展顺利，她已经通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将义卖所得资金送达抗日前线，并且将解放区急需的盐和药品都采购齐备，就等送达解放区了……然而，就当茅丽瑛满心欣慰地走出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之时，枪声响起，茅丽瑛连中三枪。
茅丽瑛中弹后，被迅速送往了医院，尽管子弹并没有命中要害，但是因为汪伪76号的特务林之江在子弹上涂抹了毒药，所以三天后茅丽瑛还是毒发身亡。
纽美波除了刺杀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茅丽瑛，还曾经带领其他汪伪76号的女特务，色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马元发等三人，严重破坏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刺杀汉奸张敬尧
在第五章中，笔者提到，李士群一直想要挤走丁默邨，那么为了挤走丁默邨，李士群狂热地表现自己，大展手脚，重整旗鼓，意欲将汪伪76号打造成汪伪政府最强有力的后盾。
李士群首先盯上的，是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
王天木，原名王仁铿，常用化名郑士松，生于1883年，原籍不明，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后留学日本，获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王天木学成回国后，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又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提到王天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戴笠和王天木的关系十分特殊，他们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那就是替身关系。因为王天木和戴笠长相十分近似，不是特别熟悉这两个人的人，根本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因此，戴笠经常让王天木代替自己出席一些场合的活动。
王天木在军统成名，源于刺杀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是什么人？为什么做了汉奸呢？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一个“驱张运动”的情节，这被驱的“张”姓人士，就是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1881年出生，原籍安徽霍邱。1896年加入北洋军，曾先后在北洋新军随营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部下任司令、军长等职。虽然张敬尧军校出身、资历不浅，但因为这个人“有奶便是娘”，在哪个军阀手下都干不长，所以哪个军阀也不待见他。后来，张敬尧投奔了段祺瑞。
1918年，段祺瑞针对全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决定对各地军阀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张敬尧一看机会来了，连忙向段祺瑞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各地军阀。这对段祺瑞来说，简直就是“想睡觉就来了个枕头”，他立刻就批准了张敬尧的请求。不久，张敬尧率领军队进入湖南“剿匪”，在打败了湘桂联军之后，张敬尧就地为王，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
张敬尧做了湖南省长之后，就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汤、张敬禹，在湖南地面开始了杀戮掠夺，他们无恶不作，以至于十分痛恨这四兄弟的湖南人民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20年，以毛泽东等人为首的进步学生发起了驱张运动。湖南本地的军阀也早就对张敬尧的行为痛恨不已再加上湖南本地的地主们，深受张敬尧盘剥，内心不满，所以也一起站了出来，支持学生们的“驱张运动”，反对张敬尧。
1920年6月，在学生、军阀、地主三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张敬尧灰溜溜地逃出了湖南。
离开了湖南的张敬尧，就像坏了风水的老宅子一样，越混越差，他先后在几个军阀手下充当幕僚，最后，张敬尧不得不先后暂住在大连、天津、北平等各大城市的日租界里，混沌度日。
1933年4月21日，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住进了一位名叫常石谷的天津商人。这个商人在饭店里住着，既不出门，也不逛街，只是时不时地有几个神头鬼脸的人物来拜访他。这个常石谷不是别人，就是张敬尧。
六国饭店在当时是一等一的豪华宾馆，不但房价昂贵，而且只有钱没地位也别想住进来，张敬尧这样一个失意的政客，怎么会住得起这样的豪华饭店呢？他怎么突然又有钱了呢？原来，张敬尧的钱是日本人给的。1933年初，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为了全面进攻华北，开始招募、收买北洋政府的残余军阀和失意政客，由这些人组建成一个傀儡组织，作为日军进攻华北时的内应，同时这些人还可以作为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建立伪政权的部分骨干力量。而张敬尧就是被日本人看中的人之一。
当日本人见到张敬尧，提出要求和报酬之后，落魄政客张敬尧竟然大喜过望，他毫不在意国家大义，一口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于是板垣征四郎就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拨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将张敬尧安顿在豪华的六国饭店。张敬尧的工作，就是物色人选，联络各方，为日军建立傀儡政府做好准备。
日本人给张敬尧的大笔银子，还没被张敬尧捂热乎，军统的前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的王天木以及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就盯上了他。
对于汉奸张敬尧，王天木和陈恭澍派人跟踪侦察很久了，在张敬尧入住六国饭店后，二人最终确定了刺杀张敬尧的杀手人选，这名杀手就是白世维。
白世维，原名白子廉，祖籍山东蓬莱，后全家迁往北京，在北京生活多年，十分熟悉平津乃至河北的情况。白世维毕业于黄埔7期，因为他成绩优异，武术高强，所以一毕业就被力行社特务处看中，几经波折，最终在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成为北平站的一名骨干特务，常用名“刘诗白”。
王天木和陈恭澍确定了杀手人选，制订了刺杀计划后，为了便于接近张敬尧，就在六国饭店也开了间房间。王天木、白世维每天都在饭店里转悠，想弄清张敬尧到底住在哪个房间，然而张敬尧深知自己的汉奸身份惹人关注，所以行动隐秘，王天木和白世维住了好久，都摸不清张敬尧到底住在哪个房间。
这一天，王天木和白世维两人转悠到了二楼，发现一间不起眼的普通客房的门正虚掩着，两人就透过门缝，随便往房里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不要紧，只见客房里有一个人正坐在床沿上，仰头看着窗户，正吞云吐雾地抽大烟，这人长方脸、嘬腮帮、翘鼻子、翻鼻孔、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这不是张敬尧又是谁？
事后，王天木和白世维才知道，张敬尧吸食鸦片成瘾，每天晚起晚睡，所以白天很难碰到他，再加上他作恶多端，恐怕被人所害，所以就在六国饭店的三层包了三个豪华包间接待客人，然后又在二层开了一间普通房间作为自己的藏身之所。所以，尽管他们看到张敬尧出入多个豪华包间，却始终摸不清他住在哪个房间。也算张敬尧寿数已尽，这一天，服务员打扫完张敬尧在二层的房间后，把门轻轻带上就走了，而张敬尧当时正在抽大烟，也懒得去锁门，结果穿堂风吹来，把门吹开了一道缝，被正巧经过这里的王天木和白世维看个正着。
王天木和白世维看到张敬尧之后，彼此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两人不约而同地向装有手枪的裤袋摸去。
正在这时，张敬尧也通过门缝看见了王天木和白世维，他有些紧张，正要起身躲藏，白世维就抽出手枪对准张敬尧连开三枪，当场击中张敬尧的胸部和腹部。枪声响起，六国饭店一片混乱，张敬尧当场倒地，尽管后来被随从迅速送往了德国医院，可还是不治身亡。而完成任务的白世维和王天木，也在混乱中迅速安全地撤离了六国饭店。
案发之后，六国饭店在第一时间向东交民巷巡捕房报了案。东交民巷巡捕房一听六国饭店出了人命案，连忙派了巡捕赫德林，连同北平市警察局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麟、侦缉队队长马玉林赶往六国饭店勘察现场。这三位都是当时刑侦界内的翘楚，一看现场就知道是有目标的暗杀，而且杀手一定训练有素。再看死者是大汉奸张敬尧，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调查，所以警察局最终也没有对外宣布此事的调查结果。
因为没有警察局的官方说辞，所以当时的报纸对六国饭店命案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报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5月8日，《世界日报》刊出的一篇名为《六国饭店凶杀案情节复杂奇秘》的所谓“新闻”：
“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三十号房间住客常开（石）谷，昨日正午十二时余，突被一青年人，用手枪刺杀，常某当时身中两枪。”
“上月21日与常先生同住的，有一位穿着时髦的三十多岁的女郎，二人自称是夫妻。还有一位三十多岁、时髦的黄秀文女士，住三十一号房，与常先生往来频繁。”
“前晚十二时余，北宁路第十次客车到平，有一身着西服、携一时髦少妇者，报名周作人，投寓该饭店二十六号，后迁至三十三号。昨晨十时余，突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拜访周作人，在房内密谈甚久。至十一时，周某夫妇和年轻人外出。正午十二时余，年轻人一人返回，至三十号门前徘徊。当时常某正在房间内洗面，年轻人向常某下颌、背部开枪。”
“适饭店门外有一九五号汽车，载年轻人逃走。年轻人到东水关下车，穿水关向南逃走。”
“被刺之常某，拒认被刺，竟称触电受伤。后被送德国医院十六号房。”
后来，北平的各大小报纸纷纷在《世界日报》的基础上进行编造，最后，张敬尧命案竟被演绎成“二男争一女”的桃色案件。
而1933年5月8日中午，时任内一区警察署长的祝瑞麟却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汉奸张敬尧出身微贱，军阀参与，竟更包藏祸心，阴谋建立华北伪国，受敌之700万元之接济，企图在平津暴动，做卖国之先驱，为虎作伥，数典忘宗，此败类不除，实国家之心腹大患，民族之玷污，故本团于本月7日首诛该贼于北平六国饭店，并马到成功，今后更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扑灭一切无耻汉奸，进而与敌人做殊死决战，还我大好河山。专除汉奸救国团敬启。5月8日。”
就这样，复兴社特务处摇身一变，变成了“专除汉奸救国团”，祝瑞麟对此电报颇为满意，既然有人宣告对这个案子负责，作为北平市警察局内一区署长的祝瑞麟，也就不必下力气去调查此案了。
然而，这件事却不像祝瑞麟所愿，可以不了了之。1933年5月12日，张敬尧的女儿张继侠向北平市警察局呈报了一份鸣冤状，在鸣冤状中，张继侠这样写道：
“窃先父敬尧，近年来息影津门，潜心佛学，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因于上月连接恐吓信两封，先父为息事宁人起见，经家人等劝，至北平暂住。至于更易姓名，亦完全为避人耳目之故。不意于本月七日仍遭人暗杀于六国饭店内，全家老幼痛不欲生。承蒙钧座秦镜高悬，恩赐办理丧事，深仁厚德，感激不尽。钧恩饬令缉凶归案，以塞悠悠之口。是则死者感恩，生者戴德，衔环结草，永矢弗忘。谨呈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鲍。孤女张继侠。”
看到这份鸣冤状，北平市警察局鲍局长心里打起了鼓，这个张继侠，的确是张敬尧的女儿，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跟不少日伪高官都打得火热，所以张继侠的这份鸣冤状，明摆着是日本人在指责北平市警察局办事不力。
不过，虽然张继侠的鸣冤状掀起了一点波澜，然而北平市警察局还是不想管张敬尧的案子，既然日本人并没有直接过问，鲍局长就干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白世维受到了复兴社总社的嘉奖，晋升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行动组组长，升中校军衔，同时被保送中央陆军大学深造。
而王天木则提升为军统天津站站长。早期的天津站，人员匮乏，办公地点就是王天木家里，工作大都靠他个人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特别爱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所以他担任了军统天津站站长后，把天津站经营得风生水起。
王天木刺杀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
王天木担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期间，带领军统的特务们从事了很多暗杀活动，为军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尽管王天木在1933年刺杀张敬尧成功后，颇受戴笠重视，成为军统的骨干之一，然而1934年春，王天木在同复兴社天津站特务胡大虎在北平的前门逛八大胡同时，还是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卢。
当时，二人在妓院里与人发生了冲突，胡大虎当场打死一人。为了遮掩此事，王天木和胡大虎将尸体放在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了出去，用黄包车拉走了。然而事态暴露，一时间，“箱尸案”轰动北平，大报小报均刊登了这个新闻，更要命的是，这件事竟还被蒋介石知道了。于是蒋介石大怒，下令戴笠严办。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里。而军统天津站也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改由王子襄担任站长。
然而，1936年，抗日形势严峻，军统急缺人手，戴笠向蒋介石申请后，于1936年年底将王天木释放。1937年，戴笠调王天木担任复兴社和后来军统的华北区副区长，因此，戴笠对王天木有救命之恩，王天木自然对戴笠忠心耿耿。
在王天木升任复兴社华北区副区长后，接连筹划了一系列针对汉奸和日伪政府的刺杀行动，其中包括刺杀亲日上海大亨张啸林，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大汉奸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人。王天木还率领军统特务们对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店铺以及伪政府开设的商号，进行了一系列的打砸抢活动，这令日军和汪伪76号都大为头疼。
王天木到上海后，干得最漂亮的一桩买卖，就是刺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箓。这里之所以要着重述及这件刺杀案，还因为后面还要详细提及这桩刺杀案里的杀手刘戈青。
1939年2月19日晚，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在上海法租界愚园路668弄25号院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带着全家人祭祖，这名老人就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箓。
早在前一天的上午，也就是1939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上午，时任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箓就从南京打电话给位于法租界的上海的家里，告诉已经回到上海的儿子、张学良的妹婿、时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的陈友涛，说自己将于当天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
1939年2月18日下午3点来钟，陈箓就乘坐火车到达了上海北站，儿子陈友涛带了一群保镖，在月台上为父亲接站，谁都没有想到，这是陈箓活在人世间的倒数第二天。
陈箓出生于1877年，福建福州人，光绪末年的法科进士。1891年进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1894年转入铁路总局附设矿化学堂，后入武昌自强学堂，1901年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师，后赴德、法等国留学。曾经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陈箓参加清政府的廷试，被授予法科进士，随后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法律馆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职，191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后任驻墨西哥公使、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外交次长等职。1920年，陈箓任驻法国全权公使。1938年3月，陈箓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投靠了日本。
这里，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南京伪维新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吞并和控制华北，于同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出任傀儡政权的行政委员长一职。
不久之后，在中国的华东地区，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也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作为日本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由大汉奸梁鸿志等人把持，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日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陈箓在此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当时，作为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箓，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竭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这两个大汉奸同流合污，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为日本人更好地服务。因此，蒋介石下令戴笠，要严惩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
所以，从陈箓打电话回家，告诉儿子自己将于2月18日下午抵达上海的那一刻起，他的行动就被戴笠的军统特务获知，他也就逐步走向了死亡。
那么，军统是怎么探听到陈箓回家的消息的呢？
这要归功于此次行动的执行特务——军统上海区特务刘戈青，他奉戴笠之命，刺杀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
刘戈青在接受了刺杀陈箓的任务后，经过多方侦察，根据陈箓的儿媳妇是张学良的妹妹这一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陈箓家的一名保镖，这名保镖叫刘海山，曾经做过孙中山的卫士，后来是张学良身边弹无虚发的神枪铁卫，如今做了陈箓的保镖。
刘戈青与刘海山曾经有过交往，于是刘戈青找到刘海山，晓以民族大义，最终说服了刘海山，共同筹划刺杀陈箓之事。
所以，陈箓还没回到上海的家里，但他要回家的消息，就已经被刘海山透漏给了刘戈青。
这里再提一句刘戈青其人。
刘戈青是台湾人，生于福建，家道殷富，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他和国立暨南大学的八名同学一起加入了军统局，在杭州警校接受特务工作训练，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工作。
转回头说1939年2月18日当天，下午4点，刘戈青得到刘海山的情报，确定陈箓已经到家，就立刻通知了军统上海区特务徐国琦等人，约定于次日，也就是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的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2月19日，大年初一，军统特务共计八人，暗藏武器，汇集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刘青戈做了简单的布置：刘海山、徐志浩两人在院外负责放风、观察；平福昌、朱山猿两人在院内的屋外负责接应、掩护；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和刘戈青四人进客厅行刺。晚7点在愚园路688弄25号陈公馆门前集合。
1939年2月19日晚7点，八人来到陈公馆门口。正值警卫、保镖轮流吃饭的空当，门口只有一名保镖值班。刘海山上去搭讪，说自己来站岗，让那名保镖去吃饭，然后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门口，假装警卫。其他六人陆续进入院中。
按照事先的安排，平福昌、朱山猿两人在院内的屋外负责接应掩护，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和刘戈青四人从厨房进入客厅行动。在通过厨房时，刘戈青命令谭宝义、尤品山留在厨房守好退路，他和徐国琦从厨房冲进了客厅。
于是，本故事开头的那幕出现了，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在桌上，陈箓正带领全家祭祖。刘戈青二话没说，冲上去就是几枪，陈箓的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其他人吓得都趴在了地上。刘戈青也没有伤及无辜，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了陈箓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随后，刘戈青迅速撤离了陈公馆。
陈箓随后被家人送往医院，还没到医院，就气绝身亡。
1939年2月20日，上海各报竞相刊载了陈箓被杀事件，南京伪维新政府迅即展开了调查，并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沪、宁两地的伪维新政府机关均下半旗，南京伪维新政府还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的抚恤金。
关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杀案，一直到当年的11月，才终于告破。1939年6月，曾经参与刺杀陈箓的八人行动小组中的军统特务平福昌和谭宝义再次准备谋刺汪精卫时，因事泄，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巡捕逮捕，在经过了五个月的审讯后，二人精神几近崩溃，终于将所参与过的刺杀案件悉数供出，也包括1939年大年初一的刺杀陈箓事件，军统刺杀陈箓案才算大白于天下。
李士群策反王天木
王天木作为军统的骨干之一，自然被李士群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李士群下令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抓捕王天木。
王天木五官端正，爱穿西装和高领白衬衣，戴丝质花领带，蹬方头皮鞋。这样的打扮对于一个特工人员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对于汪伪76号的特务们来说，王天木这样的打扮，却是他们最喜欢不过，因为这样一身打扮，非常惹人注目，非常容易辨认。所以，李士群的手下，汪伪76号的特务们，顺利抓捕了王天木。
抓捕王天木之前，李士群先给自己的老上司、老朋友晴气庆胤打了个电话，邀请他来看一出好戏，这出好戏，就是抓捕军统的重要骨干王天木。
1939年夏末的一天，晴气庆胤应李士群之邀，来到了租界内一所楼房的三层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的窗户正对着熙熙攘攘的南京路。
就在晴气庆胤抵达没多久，一个头戴灰色礼帽，一身轻便春装的高大男子就出现了，站在楼下。李士群和晴气庆胤从窗口看到了这名男子，李士群笑着对晴气庆胤说，好戏要开始了。
这出戏，迅速开始，迅速结束。
这名男子的确就是王天木，他在楼下转悠了半天，却没有上楼，这个敏感的军统特务，已经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大对头。然而，就在他准备快步离开的时候，一名汪伪76号的特务出现在他的身后，用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背。
王天木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被汪伪76号抓捕了。当然，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然而，不管怎样，李士群都认定了王天木的身份。不过，李士群对王天木，既没有动刑，也没有逼供，而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一直“热情款待”了三个星期。
李士群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王天木呢？
因为李士群心里明白，要想逼王天木叛变军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天木对戴笠极为忠心，而且王天木也是一条硬汉，如果仅仅依靠刑讯逼供，恐怕不能令王天木叛变军统。所以，对待王天木攻心为上。只有让其对戴笠死了心，走入无路可走的境地，才能真正有可能归顺汪伪76号。
于是，李士群优待俘虏王天木，不仅好吃好喝地款待，而且还找来不少王天木在上海的已经叛变投靠汪伪76号的原军统特务，来跟王天木拉家常，甚至连晴气庆胤、李士群都来和王天木共坐一桌，吃饭喝酒。
王天木对此非常奇怪，但是也无可奈何，身陷囹圄，只能任由李士群摆布。
王天木被抓进汪伪76号的这些日子里，李士群和他手下的特务们可没闲着。李士群勾结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协同日伪军警发动了大搜查，对军统上海站成员的住所及办公地址进行了疯狂的清扫和打击。幸好当时军统上海区在法捕房的内线及时向军统上海站书记郑修元通风报信，军统采取了应急措施，转移了部分人马，才使得军统上海站未被一网打尽。
这下，军统局局长戴笠对王天木，心里就没底了。首先，戴笠接到确切的消息，王天木在汪伪76号里有吃有喝，备受优待，至于叛变没有，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和李士群“相处甚欢”。而军统上海站，却受到了惨重的打击，这番打击，谁能说清楚和王天木被汪伪76号抓捕无关？那么，王天木到底叛变了没有？这一点，谁又能替王天木来跟戴笠说清楚呢？更让戴笠心生疑窦的是，租界的大搜查刚刚结束，王天木就被汪伪76号释放了。
王天木被释放，更加引起了戴笠的怀疑。以前，被汪伪76号抓捕的军统特务，不叛变，则成仁，可没想到，王天木被汪伪76号抓捕后，不仅没有被杀害，反而被有酒有肉地好生招待了这么久，然后活蹦乱跳地走出了汪伪76号。
这什么事，都怕联系，戴笠将这前后诸事联系了起来，对王天木的信任也就没有了。这也怪不得戴笠，事出反常必有异，谁叫你王天木此遭被汪伪76号抓捕，和别人的遭遇都不一样呢？
最后，戴笠命令军统上海站副站长，人称追命太岁的赵理君除掉王天木。
赵理君与王天木本就不和，在王天木调至军统上海站之前，赵理君在军统上海站一手遮天，而王天木来后，赵理君不仅权力大减，而且风头也被王天木完全遮掩，所以戴笠要求他除掉王天木的命令正中赵理君的下怀，于是赵理君迅速开始了对王天木的暗杀行动。
然而，赵理君不仅刺杀王天木未遂，还被王天木发现了。这让王天木异常气愤，王天木当然不知道这是戴笠的命令，然而，已经暗中投靠汪伪76号的军统特务陈明楚却对王天木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赵理君是奉了戴笠的命令，才来刺杀王天木的。王天木一开始还不相信，可当陈明楚拿出了有戴笠签名的文件，王天木亲眼看见文件中清清楚楚地写着“处死王天木”几个字后，王天木不得不相信了。
此时的王天木，一刻也不想耽搁，他要站在戴笠面前洗清自己。然而，陈明楚的一席话，却彻底让他断了这个念头。陈楚明对王天木说，既然戴笠已经派赵理君来暗杀你，肯定就认定你叛变了，如果此时你还被软禁在汪伪76号，或者此时你拼了命从汪伪76号逃出来，那么戴笠还有可能相信你没有叛变，可你却毫发无损地被汪伪76号给送了出来，你现在就算站在戴笠面前，也洗不清自己，反倒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此时的王天木，突然感到了走投无路，他不再妄想戴笠会再次信任他，而戴笠对他的刺杀，显然还会继续；而汪伪76号那边，又似乎随时可能再次把自己抓进去；还有日本特高课和日本宪兵队，自己早就在这两个部门的追杀黑名单上了。失去了军统庇护的王天木，突然觉得自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路可走，无处可逃了。
这时候，李士群出现了，不过，聪明的李士群并没有亲自来找王天木，而是派了诸如陈明楚等人来对王天木旁敲侧击。陈明楚当然没有直接对王天木说，你加入汪伪76号吧，而是把目前王天木所处的困境，说得更加严重，所面临的危机，愈发放大。
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更坚定了戴笠除掉王天木的决心。
前面已经说了，军统上海区人事科科长陈明楚已经暗中投靠了汪伪76号，陈明楚出卖了暗杀伪维新政府的伪外交部部部长的陈箓的军统特务刘戈青，刘戈青被汪伪76号抓捕。这一事件令戴笠大为恼火，他认定这一事件一定与王天木有关。于是他毫不含糊地认定王天木叛变，并再次下令刺杀王天木。
戴笠的这一命令，令王天木成了无家可归的军统特务，他大骂戴笠无情无义，最后，在李士群的多次策动下，他终于决定投靠汪伪76号。
汪伪76号抓捕军统“汉奸阎王”刘戈青
那么，曾经暗杀伪维新政府的伪外交部部长陈箓的军统特务刘戈青又是怎样被陈明楚出卖，进而被汪伪76号抓捕的呢？
刘戈青出生于1911年，是福建厦门人，真名叫刘国兴。刘戈青的父亲刘建寅，说起来也算是个草莽英雄。
刘建寅的祖籍是台湾省云林县，刘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台湾省云林县。1895年，清政府把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刘戈青的父亲刘建寅聚众起义反抗侵略，在与日本军警的战斗中被日军刺六刀，负伤逃至浙江。后刘建寅又占山对抗朝廷，暗中联络革命党人反清，并改名为刘汉臣，意欲自己是“汉鞑不两立”，被大清朝廷多次追剿。后来辛亥革命期间，刘建寅参与了漳州光复。民国成立后，刘建寅做了中华民国民军第七混成旅旅长。
有这样一位父亲，自然会有一位与日本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儿子刘戈青。
刘戈青在父亲刘建寅的大力支持下，加入了军统。1938年，刘戈青加入了军统在湖南省办的“临澧训练班”，成为训练班里的技术骨干。上海沦陷后，戴笠撤往武汉，欲带刘戈青随军统总部一起撤离，然而刘戈青却要求到最前线去从事地下工作。于是，戴笠便把刘戈青留在了上海。
留守上海的刘戈青，被王天木重用，刺杀了大汉奸陈箓，从此在军统局内部一举成名，甚至被媒体称为“汉奸阎王”。
在王天木叛变后，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并不是戴笠，而是刘戈青，刘戈青一直视王天木为兄长，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戴笠忠心耿耿的王天木会叛变军统局，投靠汪伪76号。
于是，刘戈青主动向戴笠请命，申请戴笠派自己去劝说王天木重回军统局。而且，刘戈青除了想劝说王天木重回军统局，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他打算，如果王天木迷途知返，那么自己就联手王天木，设法接近汪精卫，将其暗杀。
戴笠深知，王天木掌握着军统上海站的大量情报，一旦彻底叛变，那么军统上海站，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刘戈青真的能够劝说王天木回头，那么也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于是，戴笠不仅批准了刘戈青的行动计划，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刘戈青带给王天木，在信中，戴笠提出，如果王天木能协助刘戈青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那么对于王天木曾经的叛变，既往不咎。
后来，刘戈青的确见到了王天木，也的确跟王天木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他和戴笠之间，纯粹是误会，戴笠根本就没有暗杀他王天木的指令，不过是赵理君从中作梗，只要王天木迷途知返，过去的一切，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把戴笠写的亲笔信交给了王天木。然而，王天木却始终不置可否。
刘戈青一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王天木，一边开始侦察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的情况。
汪公馆防守严密，除了有汪伪76号的特务把守，附近还有日本宪兵队和公共租界内的意大利警备队，所以，观察了些日子后，刘戈青放弃了在汪公馆内刺杀汪精卫的打算，转而寄希望于王天木，只要王天木能提供汪精卫出行的准确时间和行动路线，那么刘戈青便可以找到机会，在汪精卫外出时将其刺杀。
然而，王天木对于刘戈青的劝说不置可否，对于刘戈青所提出的提供汪精卫的出行时间和行动路线的要求，一样也是不置可否。王天木对于这一切，既不拒绝，也不接受，只说，他考虑考虑。
王天木这一考虑，就考虑了好久，眼看汪精卫的伪政府就要正式成立了，刘戈青不免有些着急，又找到王天木，可王天木却推说，汪精卫的活动日程及行动路线属于汪伪76号的最高机密，他很难得知，就算知道了，也可能会像那次开汪伪六大的时候一样，提前或者推后，所以他还没法提供给王天木汪精卫出行的准确时间和行动路线。那么关于回归军统一事，王天木则如实道出了当初陈明楚对他说的话，王天木说，即便是误会，戴笠下命令除掉自己，也是事实。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戈青就彻底明白了，要劝说王天木重新回归军统，恐怕是难上加难，毕竟，王天木对戴笠的信任度，已经荡然无存了。刘戈青想到了最后一步棋，那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也许只有请来陈明楚，才能说服王天木。当然，当时的刘戈青并不知道，陈明楚已经投靠了汪伪76号。
于是，刘戈青约了陈明楚，在沪西大旅社10号房间见面。
当然，当时关于陈明楚也是有一些传闻的，毕竟他暗中投靠汪伪76号之前，也曾被汪伪76号抓捕，所以，刘戈青约见陈明楚时，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然而陈明楚一见刘戈青，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哭诉起来，说赵理君迫害自己，自从听说自己被汪伪76号抓捕后逃了出来，便把自己在湖南的家属全部关了起来，陈明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己决不会背叛戴笠，还请刘戈青帮他在戴笠面前美言几句，帮他将他的家人接到上海来。
刘戈青为了让陈明楚安心，竟然真的把陈明楚的妹妹陈第燕接到了上海，还给陈明楚带来了陈明楚的父亲的亲笔信。陈明楚的父亲在信中，大骂儿子陈明楚做了汉奸，劝他回头。陈明楚看完父亲的信，痛哭流涕，说自己本没有做汉奸，都是赵理君到处造谣，连自己的老父亲，都不相信自己，认定自己做了卖国求荣的汉奸。最后，陈明楚和妹妹陈第燕抱头痛哭，这让刘戈青终于相信陈明楚并没有叛变军统。于是，刘戈青就把自己劝说王天木回归军统，并且希望王天木能够和他联手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向陈明楚全盘托出。刘戈青请陈明楚一定要帮忙劝说王天木回归军统，既然当初是陈明楚向王天木道出戴笠要除掉王天木的事情的，如今，也只有他，可以劝说王天木再次心向戴笠。
陈明楚没有当即答应刘戈青，只说这件事，得找机会，让刘戈青等等。
结果这所谓的机会，让刘戈青又是等了好几天，几天后，陈明楚打电话给刘戈青，约他晚上8点到兆丰公园附近的凡尔登舞厅见面。
其实，陈明楚在这几天里，并没有闲着，他向李士群汇报了刘戈青的事情，并且安排了刺杀刘戈青的计划。约刘戈青到凡尔登舞厅，就是要对刘戈青下手。
然而最后，在舞厅外埋伏已久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却没有找到机会朝刘戈青开枪，因为刘戈青和陈明楚几乎寸步不离，汪伪76号的特务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二人一同离开了凡尔登舞厅，上了汽车。
一计不成，陈明楚又心生一计，他和刘戈青一起上车后，便邀请刘戈青到自己家里去坐坐，说他的妹妹，一定要他带救命恩人刘戈青去家里做客。
当时，刘戈青倒觉得这是件好事，知道了陈明楚的住处，他便好常常来找陈明楚商讨劝说王天木回归军统，共同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然而陈明楚却并没有真的带刘戈青去自己家，他将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76号院内，然后，把刘戈青安排在了会客室，吩咐汪伪76号警卫总队队长张鲁严加看守，然后，就得意扬扬地向李士群邀功去了。
李士群对于刘戈青，自然是闻名已久，当他得知刘戈青就在汪伪76号的会客室里时，简直大喜过望。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杀后，刘戈青就名列日本特高课的黑名单的榜首，如今，汪伪76号竟然抓到了刘戈青，这让刚刚挤走了丁默邨的李士群，满心激动。
就这样，刘戈青被汪伪76号抓捕，刘戈青的被抓，让戴笠对王天木彻底死了心，他认定刘戈青被捕是王天木所为，戴笠认为，一定是王天木把前去劝说的刘戈青抓进了汪伪76号。于是，戴笠再次下令，一定要杀死军统叛徒王天木。
军统刺杀叛徒王天木
军统刺杀王天木的行动，悄悄地展开了。
1939年12月24日，这一天正好是平安夜，上海的各个酒店和舞厅，客人如潮、灯红酒绿，演绎着一派繁华。
当夜，叛变汪伪76号的几个原军统特工，相约来到上海沪西的兆丰夜总会，这其中有叛变的原军统上海区人事科科长陈明楚，叛变的原军统老牌特务何天风，当然，还有王天木。大家前呼后拥地走进夜总会，尽兴地歌舞完毕，已是12月25日凌晨。
正当大家踉踉跄跄地走出舞厅，准备各回各家时，枪声就响了起来，开枪的不是别人，正是同来夜总会的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
陈明楚和何天风还没跨出大门，就被马河图击毙，而王天木因为落在了后面，所以听到枪声，迅速转身往夜总会里面跑。现场乱作一团，马河图四下寻找，看不到王天木，而王天木及其他人的保镖，还有夜总会的保卫人员，也开始掏枪朝马河图射击，马河图无奈，只得迅速逃离现场。
随后，日本军警赶到，王天木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然而，日本军警却将王天木和他的其他保镖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第二天，王天木等人才被日本军警移交给了汪伪76号。
汪伪76号却并没有当即释放王天木和他的保镖们，因为此次行刺案件的刺客是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所以在汪伪76号内部对这件事的看法不一。
在汪伪76号内部，针对此事，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此次案件的刺杀目标就是以王天木为主的原军统特务，只是王天木运气好一点而已，整个刺杀的策划与实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此次案件与他有直接的关系。而另一派，则认为这件事与王天木有着莫大的关系，刺客马河图是王天木的保镖，如果刺杀的目标是王天木，王天木不可能不受一丁点伤，所以连李士群也怀疑王天木是诈降汪伪76号，而此事王天木难逃干系，一定要严惩。
两派相争，最难受的就是王天木。这件事在汪伪76号内部影响极大，特别是从军统叛变过来的那些叛徒，都因为此事而对自己的安危忧心忡忡，这些军统的叛徒们纷纷要求严惩王天木。叛变的原军统特务林之江，甚至要自己动手击毙王天木。
最后，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王天木关进了犯人优待室。而在何天风和陈明楚下葬时，何天风的下属丁锡山等人，还武力胁迫王天木给何天风磕头，后经多方劝解方才罢休。
同时，汪伪76号为了报复戴笠暗杀陈明楚、何天风的行动，在1939年12月25日，也就是案发当日上午，将关押在汪伪76号的三名军统成员拖到汪伪76号院内执行了枪决。
王天木为了“将功赎罪”，策动自己的故交、军统青岛站头目赵刚义也叛变了军统，投降了汪伪76号。
“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对于李士群策反了王天木，大加赞赏，尽管王天木被刺案弄得汪伪76号内部人心惶惶，然而影佐祯昭还是任命王天木为汪伪76号的高级顾问。连汪精卫都对王天木格外器重，不仅邀请他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指定王天木为汪伪政府中央委员。
于是，王天木开始为汪伪76号卖命。王天木的叛变，给军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军统天津站、军统北平站相继被破坏，办公地点被抄，电台被汪伪76号搜获，军统特务们纷纷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抓捕。紧接着，在日本宪兵队的积极配合下，汪伪76号的搜捕行动在王天木的带领下，有了极大的进展。汪伪76号的特务们和日本宪兵队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等地也进行了系统的搜捕，军统的特务们、情报员、积极分子甚至游击队长都纷纷被汪伪76号抓捕，军统损失惨重，在华北和东北的行动几近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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