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以后，军统与日军以及汪伪76号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王天木叛变后，军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为此，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命原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担任了军统上海区区长，誓与汪伪76号做殊死决斗。
陈恭澍被人称为“辣手书生”，他跟王天木一样，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澍之所以被称为“辣手书生”，一是因为他平时都戴眼镜，貌似白面书生；二是因为陈恭澍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他共策划参与过二百多件案件，从1932年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被日伪抓捕，满打满算也就九年时间，在这九年间，陈恭澍平均一个月策划实施两起行动，真算得上军统中最为高产的杀手特工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上海局势，陈恭澍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次挑战。此时的军统上海站已是一片狼藉，王天木叛变后，上海站暂由原副站长兼第一行动队队长赵理君临时代理，而赵理君身患重病，并不能主持上海区的正常工作，日常工作只得由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负责，幸而陈恭澍领命而来，才使得上海区恢复工作，赵理君则被调到河南洛阳去工作。
在王天木叛变之前，军统上海站所辖特务有一千余人，然而，在陈恭澍上任之际，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却只用了一句话，就介绍完了整个军统上海区的人事情况，可见当时军统上海区的惨境。在后来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形，还有这样一段感慨：“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可见当时的军统上海站是何等颓败。
当时的军统上海区，三面受敌，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对军统特工虎视眈眈，汪伪76号更是欲除之而后快，而日军宪兵队则疯狂嗜杀，妄图对军统上海区斩草除根，所以陈恭澍真可谓临危受命。
然而不管形势多么残酷，新任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还是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扩充了军统上海区的实力，在短短数月时间里，焕然一新的军统上海站就出现了，它分为五个情报组和八个行动大队。
情报组第一组组长是朱啸谷，大学毕业，英文较好，身材短小，能力超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他们都是陈恭澍发展的军统上海区成员。
第二组组长是刘健，湖南人，是军统的老牌特务，精明干练，工作经验丰富。
第三组组长是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这一组的特点鲜明，成员清一色是福建人。
第四组组长是盛志成，她是军统中为数极少的女特务之一，这一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搜集“社会情报”。
第五组组长是时寿章。
行动大队第一大队是上海区本部直属大队，其下又分为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相强伟，嵊县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历经考验，工作经验极其丰富。第二小队队长刘全德，枪法出众、经验超群、雷厉风行。第三小队队长周西垣，擅长谋略。
行动第二大队人员较多，共有五十多人，是八个行动大队中人员配置最为完善的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的是，第二大队的主要成员原本都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门下。
行动第三大队队长蒋安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该大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军统培训班。
行动第四大队队长徐晚枫，副大队长封企曾。
行动第五大队队长汪福谦。
行动第六大队队长潘绍岳。
行动第七大队队长张秉权。
行动第八大队队长箫张权。
同时，陈恭澍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称为新一组，新一组直接归陈恭澍指挥，行动最为快捷。新一组组长毕稿奎，浙江人，曾是留法的机电工程师，戴笠曾亲自接见过他。新一组在戴笠的支持下，抽调了军统各个培训班的最优秀人才加入，可谓人才济济。
在管理制度上，为了确保上海区的安全，区长陈恭澍还建立了新的通讯制度。根据陈恭澍的安排，上海区区本部与外勤单位皆不发生直接关系，全部由交通线来传达命令。而交通线又分为内交通线和外交通线，内交通线只负责本部与行动队之间的通讯，外交通线只负责行动队之间的联系。为了让军统上海区区本部更具隐蔽性，上海区区本部采用家庭式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内。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了更加安全，陈恭澍还鼓励军统人员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们都接到办公地点来居住，以便看起来更像家庭住户。
在陈恭澍的全面推进下，军统上海区终于在危局中重新发展了起来。
军统局上海区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季云卿
陈恭澍担任上海区区长后，做的第一桩买卖，就是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季云卿。
笔者在前文叙述过季云卿其人，他作为汪伪76号的创始人李士群的“老头子”，先后曾介绍了一大批门徒加入汪伪76号。李士群的保镖，后任汪伪76号警卫总队队长的张鲁；汪伪76号的头号杀手吴世宝；还有季云卿的义女佘爱珍，都先后在季云卿的鼓动下，加入了汪伪76号。就连汪伪76号曾经的一把手丁默邨，汪伪76号副主任唐惠民，也都是季云卿的门徒。作为李士群和丁默邨的“老头子”，季云卿还每月从汪伪76号领取一笔不小的“薪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季云卿虽然不能算作汪伪76号的特务，其汉奸身份却不容置疑。所以，为了震慑汪伪76号，陈恭澍决定先拿季云卿开刀。
其实，季云卿被军统刺杀，也怪他自己，他仗着自己势力强大，在青帮中资历深厚，便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连出门都大摇大摆，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架式。这也难怪，季云卿横行上海多年，门徒颇多，耳目众多，要是谁动了刺杀他的念头，恐怕他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于是，季云卿也就肆无忌惮，既没有对身边的人多加防范，出门也没有特别谨慎小心，这就给军统杀手创造了刺杀他的机会。
季云卿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季云卿死得很痛快，没受什么罪，1939年9月17日下午，他在自己家的后门口，被人一枪击中，当即毙命。而开枪的人，就是军统特务詹森。
詹森，又名哈特，笔者能够找到的关于此人的资料甚少，连真实姓名都难以查证，只能查到詹森姓尹，是四川人。不过关于詹森的父亲，倒是有一些记载。詹森的父亲叫尹定一，毕业于保定军校，是汪伪政府的四川党员通讯处的副主任与军事委员会委员。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汉奸父亲，培养了一名锄奸的儿子。
1939年9月17日下午，詹森奉军统局的命令，潜伏在季云卿家对面，上海威海路智仁勇中学的一栋教学楼的二楼，当季云卿从自家后门走出时，詹森一枪便击毙了季云卿。
季云卿被刺杀毙命后，李士群暴跳如雷，下令汪伪76号的特务们限期抓捕凶手。而9月18日，也就是季云卿被刺杀的次日，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就跑来找李士群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李士群迅速破案，给“老头子”报仇。
尽管李士群迅速对当天的许多目击人员和在场人员进行了审问，却找不到丝毫的线索。李士群怀疑此案是军统特务所为，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和凶手的线索。
汪伪76号里有不少季云卿的门徒，于是大家一起开始搜索线索，寻找刺杀季云卿的凶手。
最后，束手无策的李士群，带着辅仁医院的医生来到了殡仪馆，为季云卿验尸，寻找可能的线索。经过验尸，他们找到了从季云卿的背后射入体内，击中了心脏的那颗子弹，从而确认了杀手使用的手枪，是号称掌心雷的小型便携手枪。于是李士群通知手下所有的特务，严密查寻上海市内出现的任何一支掌心雷手枪的来龙去脉，力求找到刺杀季云卿的杀手的踪迹。
尸检结束后，汪伪76号为季云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定于9月20日在汪伪76号内为季云卿举行大殓仪式。
这个大殓仪式也算隆重。9月20日，汪伪76号挂出了“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的横幅。当日，不光追悼了季云卿，还连带追悼了其他二十多名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汉奸。
这场追悼会，由周佛海主持，金宝师娘领着季云卿的家属和门徒们，披麻戴孝地在棺材面前痛哭了一通，周佛海在追悼会上严厉声讨了暗杀这些“和平运动的烈士”的“乱臣贼子”，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那么，刺杀季云卿的军统特务詹森到哪儿去了呢？
刺杀季云卿之后，詹森既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举报，如果不是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也不会被汪伪76号抓捕。
这个美人，就是当时在上海混妓院和跑赌场的女流氓头子外号卢老七的卢文英。詹森和卢文英是老相好，詹森暗杀了季云卿后，竟然毫无防备地把用来打死季云卿的号称“掌心雷”的便携式小手枪送给了老相好卢文英，还在酒后将自己刺杀季云卿的过程，得意扬扬地讲给了卢文英。
不想，没几日，卢文英竟然在无意中，将这支“掌心雷”手枪，送给了她曾经的嫖客，上海律师张德钦。当时，张德钦已经投靠了汪伪76号，后来还做了汪伪政府的官员，官至伪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张德钦见到这支掌心雷，心头一动，随即想到了前两日在汪伪76号听到的消息，杀死季云卿的，不就是一支掌心雷吗？
于是，张德钦将这支掌心雷仔细研究了半天，然后悠悠地问卢文英，从哪儿得来的这个宝贝。
卢文英怎知张德钦已经投靠了汪伪76号，她不仅没有隐瞒掌心雷的来历，还把自己的老相好詹森枪杀季云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吹嘘了一番。就这样，詹森暴露了，而在张德钦的套问下，卢文英还说出了詹森的行踪，于是当晚詹森被汪伪76号抓捕。
被捕后，詹森对自己刺杀季云卿的事实供认不讳，李士群总算给金宝师娘一个交代。最后，为了让这些汉奸们安心，李士群下令枪决詹森。就这样，锄奸英雄詹森被押解到上海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里，被汪伪76号的特务枪杀了。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这年冬天，詹森的父亲尹定一到上海来祭奠儿子，遇到了一个身穿重孝的老女人，这个老女人见到詹森的父亲尹定一就跪倒在他面前，号啕大哭。尹定一开始还以为这个老女人认错了人，后来老女人哭诉了半天，尹定一才听明白，这个老女人，就是儿子詹森的老相好卢文英。卢文英因为无意中泄露了詹森刺杀季云卿的秘密，给詹森带来了杀身大祸，所以卢文英一直对詹森心存愧疚，因而跪倒在詹森的父亲尹定一面前。尹定一见到卢文英，也只能长叹一声，连他自己都做了汪伪政府的官员，他又能如何呢？
最后，尹定一劝卢文英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要让人知道自己是詹森的父亲，以免再给自己带来什么祸端，卢文英答应了尹定一。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尹定一才说出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当年刺杀季云卿的特务詹森的秘密。
军统特务陈恭澍等赴越刺杀汪精卫
下面，笔者将对军统特务针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进行逐一展开。汪精卫是汪伪政府的主席，而汪伪政府，则是汪伪76号的正牌上司，军统针对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暗战，就紧紧围绕着汪精卫本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军统刺杀汪精卫，从1939年元旦汪精卫发出“艳电”开始，因为第一次刺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所以这里也对陈恭澍赴越刺杀汪精卫做一回放。
1939年元旦，新年的气氛刚刚开始笼罩重庆，戴笠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冷若冰霜地指着茶几上的香港《南华日报》，示意戴笠仔细看看。
戴笠拿起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题的电报。这则电报，不仅表明汪精卫赞同应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声明，还明确表明汪精卫投日卖国。
戴笠看完报纸后，深感事态严重。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极端愤怒，随后，他吩咐召开临时中常会。在临时中常会上，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和党内一切职务，并吩咐戴笠动员全国报纸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勒令戴笠严厉调查汪精卫叛国的全过程。
随后，戴笠动员所有的军统特务，对汪精卫的叛国过程展开了严密的调查。
没多久，根据特务们反馈的情报，戴笠向蒋介石汇报了汪精卫叛国的经过。这时，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率领心腹已逃出重庆去了越南河内。蒋介石对此咬牙切齿，恼怒不已，他命令戴笠一定要组织得力人马，迅速奔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戴笠领命后，迅速回到军统局，展开了刺杀汪精卫的筹备工作。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戴笠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军统在河内的确派有特务，但仅仅是少量的情报人员，并无太多的武装力量，更无可担负此重任的经验丰富、枪法精准的精干特务。而且河内远在越南，去一两个人，万一刺杀不成功反被发现，甚至被击毙，既无人接应，也无人报信。所以，此次行动，绝不是一个特务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抽调军统的骨干，组建特别行动组，严密筹备，谨慎行动。
最后，戴笠选定了曾经参与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主要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该行动组，除了组长陈恭澍，还有组员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共十八人。该行动组的十八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王鲁翘不仅枪法好，还是戴笠的贴身护卫；余乐醒会法语，还精通爆炸、投毒、电讯等技术；其他人也各有所长，都堪称军统精英，可见戴笠为此次赴越刺杀汪精卫行动，真下了血本。
而且，在特别行动组建成后，戴笠还亲自乘机去了香港，在香港建立了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中心，命令国民党西南运输处配合此次行动，迅速运送武器到河内的军统站。人员和武器都就位后，此次行动就在陈恭澍的领导下开始了。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陈恭澍等人得知，汪精卫一行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经过再三勘察，特别行动组发现，南朗街27号院内只有汪精卫全家住的那栋小楼，出了27号院的后门，道路复杂、巷道众多，不仅便于隐蔽，而且便于逃脱，所以特别行动组决定埋伏在27号院附近，伺机行动。
在正式入户刺杀汪精卫之前，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都未成功。
第一次，陈恭澍根据情报得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吃面包，根据军统特务的调查，陈恭澍找到了河内那家每天早上都按时给汪精卫家送面包的面包店。于是这天，陈恭澍就拦截了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都换成了事先制作好的有毒的面包，由特务化装成面包店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送进了27号院。然而没想到，汪精卫极度警惕，他见送面包的人换了，就生了疑心，结果那天汪精卫不但没有吃面包，而且把这天面包店送来的面包，全部悉数退回了。
第二次，陈恭澍又得到情报，说27号院的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汪精卫派人找水电修理工去修。陈恭澍便指派行动组的一个特务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走进了27号院。修理工在修好水龙头后，顺利地把打开了盖的毒气罐放在了汪精卫的浴室的浴缸下，还把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以为，毒气弥漫全室后，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丧命。可没想到，汪精卫整整三天没进浴室，第四天，汪精卫再走进浴室时，毒气已经消散殆尽，陈恭澍的暗杀行动又一次失败了。
第三次，是在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情报，说汪精卫要举家出动，全家乘坐两辆轿车，经红河大桥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认为这是刺杀汪精卫的绝好机会，就迅速报告了戴笠。戴笠得知后，又迅速呈报了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命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组，分乘两辆汽车，在汪精卫到三岛山麓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汪精卫一家人。然而没想到，3月20日当天，戴笠一家人出行，防备森严，汪精卫乘坐第一辆车，随后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还装有机枪，行动组的特务们难以下手。
而汪精卫的这两辆车，并未开到目的地，中途便返回了，而且警备车紧紧跟随，陈恭澍的两辆追击车根本无法插到汪精卫的座驾与警备车之间。尽管军统特务们想尽办法，紧紧尾随，但在河内商业区的十字路口处，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还是趁机摆脱了跟踪，然后绕道返回了南朗街27号。
几次刺杀汪精卫未果，陈恭澍十分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最后，行动组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发起突击性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0日夜，军统刺杀汪精卫的武力行动正式开始。由此次行动的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开车，一行七人，行至南朗街27号附近。随后，陈恭澍在车里坐镇指挥，安排余鉴声、郑邦国、张逢义和陈布云负责外围策应，安排王鲁翘和唐英杰负责入室行刺。
随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翻墙入院，直奔楼上。在暗杀行动前，行动组的成员认定汪精卫住在楼上北屋，冲到北屋门前，却发现北屋反锁，根本就撞不开。最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用斧子把北屋的门劈开了一个洞，借着屋内的灯光，王鲁翘朝屋内的男子和女子连开数枪，打中了男子和女子。由于当时时间紧急，门怎么也打不开，王鲁翘和唐英杰来不及查明被射杀的究竟是不是汪精卫本人，就匆忙撤离了27号。
守在27号院外的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听到院内的枪声、呼号声后，极为紧张，见王鲁翘等人出来，迅速开车飞驰而去。
然而到了凌晨5点，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被射杀的男子竟然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陈恭澍得到这个消息，顿足捶胸。
其实，汪精卫在那晚之前，的确一直和太太一起住在楼上北屋，然而当晚，原来住在郊外旅馆的曾仲鸣夫妇搬进了27号院，汪精卫为了表示敬意，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也就是楼上的北屋让给了曾仲鸣夫妇，这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军统行动的失败。
这起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更加谨小慎微，虽然戴笠又指挥陈恭澍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却均以失败告终。
军统特务戴星炳刺杀汪精卫未遂
在军统特工赴越刺杀汪精卫失败后不久，汪精卫就乘飞机回到了国内，并最终和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意欲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件事令蒋介石火冒三丈，在重庆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并勒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
戴笠经过多次会议，在多次讨论后，最终决定派出军统特务戴星炳打入汪伪政府内部，伺机刺杀汪精卫。
戴星炳，军统特务，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之所以选定戴星炳为刺杀汪精卫的最佳人选，是因为戴星炳与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关系密切。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指使身边的人，动员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朋友和同学来伪国民政府就职，戴星炳，就是他们想要动员的人员之一。所以，戴星炳比较容易借机混入伪国民政府。
1940年1月，戴星炳和吴赓恕来到了南京。吴赓恕是军统的老特务了，他在1935年和1936年期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1937年以后，担任过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和广州站站长，以及军统局衡阳办事处主任等职位，后升任军统局少将主任。戴笠派吴赓恕协助戴星炳进行刺杀行动，因为吴赓恕是戴星炳的好友和同乡，同时还任军统局少将主任，所以绝对可靠，绝对忠诚。
吴赓恕到上海后，找到了他父亲的朋友，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希望许天民能给他和戴星炳在上海作掩护并协助工作。许天民给吴赓恕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个人可以加以利用，那就是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傅筱庵。
因为后文还有章节涉及傅筱庵，所以这里详细介绍一下傅筱庵其人。
傅筱庵，又名宗耀，浙江省镇海县小港镇人，生于1872年，出身贫寒。傅筱庵是正牌的苦孩子出身，很小就做苦力挣钱养活自己。15岁时，进入上海英商造船厂做工。不过傅筱庵却从来不甘于贫穷，他白天上班，晚上去补习班学习英文，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傅筱庵聪明机灵，学会了英文后，被英商造船厂的英国主管人看中，提升为领班。
后来，傅筱庵辞去了造船厂的工作，投靠了上海在浦东的大地主严筱舫的儿子严子均，专门负责管理严家的房地产。1909年，傅筱庵出任招商局所属华兴保险公司副经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自此，傅筱庵进入了上层社会。
真正让傅筱庵飞黄腾达的，是清末显贵盛宣怀。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是清末的要员，李鸿章身边最重要的红顶商人。清末，盛宣怀创办实业，建纺织厂、开办银行、投资矿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后来，李鸿章失势，但盛宣怀却已掌握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京汉、粤汉、沪宁、沪杭甬等铁路，还掌握着汉冶萍煤铁矿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所以，盛宣怀是清末近代商界最大的垄断者，也是大官僚中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之所以起用傅筱庵，正是因为他当时刚刚进军房地产行业，急需一个代理人。
傅筱庵曾在盛宣怀的企业中担任过招商局船舶科科长、产业科科长等职位。到了后来，傅筱庵以官僚、买办和商号老板的三重身份，积累了千万资产，在浙江省镇海原籍和上海拥有了大量地产。
傅筱庵亲日已久，早在1927年，傅筱庵鉴于国内形势混乱，就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请求日本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外国轮船，坐船渡海，以避乱世。后来他避居大连，受日军保护，成为日本人忠诚的走狗。
再后来，傅筱庵回到上海的日租界，通过改组中国通商银行，掌控了上海的金融全局。他还通过中国通商银行四处结交显贵，吸引存款。
正因为傅筱庵是上海商会会长，日本的忠实走狗，所以日军才任命他做了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
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后，做了许多坏事。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全是靠沪西的鸦片、赌场、色情活动和壮阳药支撑起来的。因此背地里，老百姓都把上海特别市政府叫作五色政府，即红、黄、蓝、白、黑五色，红是指红丸，即壮阳药；黄是指黄色，即色情活动；蓝是指赌场；白和黑则分别指毒品。
当时，许天民介绍傅筱庵给戴星炳和吴赓恕，是因为傅筱庵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大发牢骚，说自己当初真不该投靠日本人，如今做了汉奸，被国人辱骂，却骑虎难下。于是，戴星炳在积极联系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的同时，请许天民帮忙去策反傅筱庵。
其实，当时傅筱庵之所以老在朋友面前发牢骚，就是因为他做了伪市长后才发现，这个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上海市伪政府在财政上常常入不敷出，傅筱庵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局面，而且因为当了汉奸，他还常常被人惦记，军统、中统都加大了锄奸力度，他整日里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但事实上，傅筱庵还是日军的忠诚走狗，就连汪精卫，他都常常去拜见，牢骚归牢骚，让他不做汉奸，还真是难上加难。
不过戴星炳和吴赓恕却认为，对于傅筱庵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来说，只要给他充足的理由，他总会为军统所用的。
后来，在许天民的多次策反下，傅筱庵的口风有所松动，至于傅筱庵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许天民跟傅筱庵商量，要他请汪精卫到家里吃饭，只要汪精卫前来赴约，那么军统局的特务们就可以动手除掉汪精卫。傅筱庵表面上答应了，可却迟迟没有通知许天民自己是否约到了汪精卫。
事实上，傅筱庵根本就不想协助军统局刺杀汪精卫，胆小如鼠的傅筱庵，才不愿意将自己牵涉到刺杀汪精卫的事件中去，他更不肯把刺杀汪精卫的地点设在自己家里。傅筱庵才不管军统局是否会成功刺杀汪精卫，他只关心自己会不会被日本人怀疑，会不会被汪伪76号盯上。
于是，傅筱庵出卖了许天民，他找到了汪伪76号的李士群，将此事告诉了李士群。这下，许天民暴露，李士群派汪伪76号的特务们迅速抓捕了许天民。戴星炳和吴赓恕意欲策反傅筱庵，刺杀汪精卫的方案，算是彻底失败。
就在此时，戴星炳联系上了动员他到伪国民政府就职的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并通过陈石生约好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日期。
那一日，经由陈石生引领，戴星炳走进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办公室。汪精卫对于戴星炳的“弃暗投明”大加赞赏，并当即任命戴星炳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戴星炳声明，愿留在汪主席身边，随时听汪主席调遣，然而汪精卫还是让戴星炳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去任职。
离开汪精卫的官邸后，戴星炳回到旅馆，将自己的进展告知了吴赓恕，二人商定，戴星炳明天就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报道，然后再筹划如何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如何筹划刺杀汪精卫。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戴星炳用尽了各种办法，力图从陈石生嘴里套出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安排，然而，他的殷勤和询问，却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石生秘报了汪精卫，汪精卫赶紧通知了李士群。李士群安排汪伪76号的特工暗中监视戴星炳。然而，戴星炳对此却浑然不知。一个多月后，戴星炳的妻子也来到了南京，陈石生举行欢迎宴会宴请戴星炳夫妻二人，戴星炳的妻子因为并不知晓戴星炳此次到南京来的具体目的，所以在与陈石生的妻子的闲谈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露出了马脚，为戴星炳招来了杀身之祸。戴星炳被汪伪76号抓捕。
这一次，李士群故技重施，对戴星炳和当年对王天木一样，好酒好肉招待着，意欲策反戴星炳。在好生招待了戴星炳一段时间后，李士群跟戴星炳商量，请他给军统局局长戴笠写一封密信，声明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意欲与军统局讲和，不再暗战，也不再相互抓捕，相互刺杀。
戴星炳倒也好商量，在汪伪76号里，给戴笠写了一封声明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向军统局求和的信。
让李士群喜出望外的是，去信发出不久，军统局就回了一封信。
回信的全文如下：
电悉。请示校长同意后，同意所请，渝沪可互相谅解。目前时局更加艰难，战事日益紧张。敌我双方，互有消长。唯日人灭我之心不死，后患无穷，望好自为之，与汪共处。前所计划之事，一切作罢。以后可保持电讯联系……
（电文摘自《探索发现》节目之《魔窟》第三集《无间之道》）
这封信让李士群大喜过望，然而，老奸巨猾的李士群，并没有马上向汪精卫汇报此事，而是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又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好几遍，李士群总觉得事情这么顺利，怕是内有蹊跷。
结果，还真让李士群猜对了，这封信里的确有猫腻。虽然从字面意思看，这封信的确是同意戴星炳放弃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与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和平共处，然而，李士群却发现，这封信里有几个字，和其他的字稍微有点不一样，这几个字夹杂在全篇里，看不出太多异常，但是如果单独把这几个字拿出来，那么就是：加紧消灭汪。军统的这种密信的写法，是从中共特科叛变到中统局的大特务顾顺章那里学来的，而顾顺章则是从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的，李士群也同样在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过类似的密写方式，所以，军统局的这封密信，终于还是被李士群识破。
李士群从收到回信时的惊喜，终于变成了识破玄机后的恼怒，他随即将此事上报了汪精卫。汪精卫迅速下令，枪决戴星炳。于是，戴星炳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押到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里枪毙了。前面笔者在汪伪76号枪毙刺杀李士群的“老头子”的杀手詹森时，就提到了麦根路中山北路附近的小树林，这里又一次提到了这片树林，这片树林，就是汪伪76号杀害抗日分子的主要处所，其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苏州河畔的上海铁路新站。
至此，军统特务戴星炳刺杀汪精卫之举，彻底以失败而告终。
汪伪政府正式成立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很久的汪伪政府终于在南京正式成立。
由于原国民政府旧址，已经在战争中被日军捣毁，所以汪伪政府选址在战前的南京考试院的旧址上。
3月30日清晨，考试院的礼堂内人头攒动，汉奸、特务还有日方代表，都聚集在这里，等待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式开始。
当汪精卫出现在礼堂的讲台上时，台下一片肃静，台下穿着军装的武官和穿着蓝袍黑褂的文官，一起向汪精卫敬礼或者鞠躬。
接着，汪精卫低沉的声音随即响起，他讲话的大致内容为：
（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
（2）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
（3）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随后，汪精卫在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上，举行了他担任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然后宣称，中国只有自己的“中央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自己的政府，对外将实行与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以扫除过去的纠纷，确立将来的亲善关系；对内，则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仓促的典礼，既没有太多的演讲，也没有各个官员的任职仪式，只是在最后汪精卫与汪伪政府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照了一张合影。
日方对此仪式的重视，没有汪精卫想象中的那样程度，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也是在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才抵达了南京。
汪伪政府的成立乏善可陈，远不如汪伪六大隆重。
1940年3月30日当天，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有一百多人，全都是汪伪政府的相关人员，上至汪精卫，中至汪伪政府各个院、部、会的正副长官，下至所有的次长，统统名列通缉令上。
汪伪政府“还都”南京
汪伪政府成立前，汪精卫决定“还都”南京，并为还都南京，筹建了还都筹备委员会。该会主任委员为褚民谊，委员是陈群、任援道、苏成德、罗君强，罗君强兼任布置组长。
随后，罗君强带人前往南京，接收日方“交还”的中央党部、考试院、财政部、经委会、中央研究院、国货大楼等处。
当时，日方代表为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滨田中佐，每交接一处，双方签证照相。
1940年3月下旬，在汪伪政府“还都”前，各机关所需的木器家具、汽车等都分配并送至南京。
1940年3月下旬，汪伪政府在上海东亚俱乐部，即国际联欢社，在日军的保护下，举行了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授权“汪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在开过中央政治会议之后，汪伪政府接着就在原地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分为当然委员（国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委员（国民党人员）、延聘委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三种。
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由周佛海兼任，副秘书长由陈春圃、罗君强担任。
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汪精卫的提名，通过了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负责人、军委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其各署督办人选名单，并决定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汪伪政权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对外宣战媾和，通过立法原则及法案，通过特任官以上的任免事项，通过国家预算决算，决定设置或裁撤重要国家机关等项权力。该会常设一个秘书厅，承主席之命，办理日常工作，并召集开会等。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部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其名称及负责人如下：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梅思平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良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鲍文樾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之硕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慧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祖虞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焦莹
专门委员会开会时，只讨论中央政治委员会交议事项或本委员会建议事项，它是不对外的。
接下来，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典礼。汪精卫又一次在典礼上讲话，声称要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当天，汪精卫还发表了题为《罪已的精神》一文，表示要以“罪已的精神”，担负起和平反共建设的“责任”。
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宣誓就任代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宣誓就职的还有下列各院、部、会伪官：
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副院长褚民谊，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兼），内政部部长陈群，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部长傅式说，农矿部部长赵毓松，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部长丁默邨，交通部部长诸青来，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汪精卫（兼），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水利委员长杨寿楣，侨务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长岑德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副院院长缪斌，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公务员惩戒委员长朱履和（兼），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审计部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铨叙部部长江亢虎（兼），考选委员长焦莹。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兼），副委员长陈公博（兼）、周佛海（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兼），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克敏。
日本政府为了对汪伪傀儡表示荣宠，在伪政府成立后的4月21日，特由东京派出一个庆贺的使节团，由内阁首相阿部信行大将率领。全团二十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代表八田嘉明、庄司乙吉、古野伊之助、菊池宽等，汪精卫自然是受宠若惊。
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时，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使节团全体成员，日本顾问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出席。
（“还都”南京有关事宜和汪伪政府人员任职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军统少将吴赓恕刺杀汪精卫失败
军统特工戴星炳被汪伪76号特务杀害后，戴笠又一次陷入了刺杀汪精卫未果的苦恼之中。为了完成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的指令，戴笠电报军统特务吴赓恕，要求他担当起刺杀汪精卫的重任。在冥思苦想了几天后，吴赓恕制订出再次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为了此次刺杀，军统特务吴赓恕找到了陈承纶和钟剑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吴赓恕曾经与陈承纶和钟剑魂在国共共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起学习，所以，陈承纶和钟剑魂也算是吴赓恕的老同学了。而且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担任教官，陈承纶正好是汪精卫所教授的班级的学生，所以陈承纶与汪精卫，也算有师生之谊。
吴赓恕找到陈承纶与钟剑魂时，此二人正分别担任汪伪政府内政部警务司科员和汪伪政府警官学校的教官，所以，吴赓恕计划着，请这二人，利用所担任的职务和与汪精卫的师生之谊，刺杀汪精卫。
吴赓恕在老同学眼里，还是有一定威望的，毕竟当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吴赓恕称得上学生里的老大，以凶横著称，而且赢得了很多同学的追随。而且陈承纶与钟剑魂，在再见吴赓恕之时，也并不知道吴赓恕是军统局的少将主任，所以，不仅对吴赓恕无甚戒心，而且对于吴赓恕的多次拜访，也无甚防备。于是，吴赓恕循序渐进地开始了他的劝说，最终使得陈承纶和钟剑魂答应，帮他刺杀汪精卫。
然而，答应归答应，陈承纶与钟剑魂最终还是没有真的动手去刺杀汪精卫。他们犹豫来犹豫去，最后竟然跑到上海愚园路1136弄汪精卫的公馆里去告密了。这两个家伙，不仅没有去刺杀汪精卫，反而以此事作为向汪精卫邀功请赏，加官晋爵的筹码。
当然，汪精卫可不是那么好见的，陈承纶把当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与汪精卫的合影都拿了出来，两个人才终于见到了汪精卫。陈承纶和钟剑魂见到汪精卫后，第一句话就是：汪主席，有人要刺杀你。这两个草包加脓包，就这样出卖了吴赓恕。
汪精卫对此事非常重视，安排汪伪政府副秘书长陈春圃处理此事，陈春圃就把此事交给了汪伪76号。
最后，汪伪76号的特务们，跟着陈承纶抓捕了吴赓恕。
吴赓恕不愧是军统的骨干，尽管汪伪76号的特务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也没有低头。于1940年3月2日被汪伪76号枪杀，这标志着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又一次失败。
这两次刺杀失败，让戴笠大为恼火，他将大汉奸傅筱庵等人，一起列入了军统的刺杀名单，下令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暗杀傅筱庵。而傅筱庵一直深居简出，直到1940年下半年，军统才找到机会刺杀了傅筱庵。
吴道绅刺杀汪精卫未遂
军统特工吴赓恕被捕后，戴笠心痛不已，为了刺杀汪精卫，不仅折损了军统特务戴星炳，还痛失军统少将主任吴赓恕，真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了。然而，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刺杀工作，戴笠命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上海开设军统特务新的秘密联络点，寻找一切机会刺杀汪精卫。
1940年春，在法租界附近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一家名为“上海北极冰箱”的公司开业了，鞭炮齐鸣，张灯结彩。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心做生意赚钱的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要么就是有国民党政府做后台，围观的人纷纷猜测，谁也没想到，这是军统在上海新开设的秘密联络点。
军统特务陈三才，名义上是北极冰箱公司的经理，实际上是这个新开的军统上海联络点的负责人。根据戴笠的指示，军统特务将以陈三才的“上海北极冰箱”公司为据点，展开又一次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就在北极冰箱公司成立当晚，军统特务陈三才、吴道绅等人，来到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秘密办公室内，三人一起商讨刺杀汪精卫的具体方案。为了此次行动，戴笠还为上海站“上海北极冰箱”联络点配备了一支穿甲枪。
在讨论中，吴道绅建议，从曾经叛变军统、投靠汪伪政府的原军统特务中，寻找可以策反的特务，利用他们便于接近汪精卫的机会，刺杀汪精卫。吴道绅的建议得到了陈三才和陈恭澍的认可，最后陈恭澍决定，一方面秘密联系那些曾经的军统特务，如今的军统叛徒，从中挑出合适人选刺杀汪精卫，这方面由陈三才负责；另一方面继续监视汪精卫的车队，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用穿甲枪射杀汪精卫，这一方面由吴道绅负责。
工作分派下去没多久，陈恭澍就得到了消息，首先是陈三才来报，汪伪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工诸亚鹏有意返回军统。其次，吴道绅来报，他化装成三轮车夫，在汪精卫的府邸前守候了三天三夜，却连汪精卫的车队都没看见，更别说见到汪精卫本人了。陈恭澍得到二人的消息后，吩咐二人继续开展工作，于是陈三才继续联络诸亚鹏，策划刺杀汪精卫的事宜；吴道绅继续在汪精卫的府邸前守候。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汪精卫府邸前守候了几天的吴道绅，已经引起了汪伪76号特务们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名三轮车夫，始终在汪精卫的府邸门前守候，既不像别的三轮车夫那样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拉活，也不像一般的三轮车夫一样按点找地方吃饭，按时“下班”回家，眼光总是盯着官邸大门口，一天也不拉一个活儿。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吴道绅的试探。
这天，两名汪伪76号的便衣特务走上前，要求吴道绅拉他们到法租界，吴道绅说不去。然后这两名便衣特务便开始盘问吴道绅。吴道绅正为数日没有见到汪精卫的车队出行而恼火，被这两个人盘问来盘问去，忍不住恼火，冲着这两个人叫嚷，“你们管我干啥呢？”这更加重了这两名原本就心存疑虑的汪伪特务的怀疑，最后，他们把吴道绅打倒在地，抓回了汪伪76号。
吴道绅被抓后，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亲自提审了他，在李士群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下，吴道绅乱了手脚，不仅把自己乔装三轮车夫，伺机谋杀汪精卫的计划说了出来，就连上海北极冰箱公司的真实作用和陈三才正在策反诸亚鹏，以及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住处，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连夜派出特务，包围了上海北极冰箱公司，抓捕了军统特工陈三才，同时迅速控制了汪伪第二处专员诸亚鹏。而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因为外出，正好不在家，才躲过了一劫。戴笠精心筹划的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又一次宣告失败。
墨西哥侨民刺杀汪精卫未遂
屡次刺杀汪精卫失败，军统局局长戴笠恼怒不已，痛定思痛，他决意改变策略，不再安排军统特务去刺杀汪精卫，而是另辟蹊径，寻找武术高手，以近身的拳脚功夫，去刺杀汪精卫。对于戴笠的这个计划，军统内部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然而在戴笠的一再坚持下，军统特务们还是找到了一位名叫黄逸光的大力士。
说起黄逸光，也算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墨西哥华侨，早年同好友徒步环游世界，在巴黎结识了当时正在国外“避风”的汪精卫，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处甚欢。三年后，正在非洲旅行的黄逸光，听说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就马上回国，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大潮中。回国后，黄逸光在汉口又一次遇到汪精卫，汪精卫与他合影留念，并推荐他去昆明航校受训。黄逸光随后进入航校，成为航校的地勤人员。
黄逸光身材粗壮结实，力大无穷，曾有传言，说他曾在马来西亚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头老虎。汪精卫叛变国民政府，成立伪政府后，曾派人送信给黄逸光，请他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身边物色合适人选，一起投奔汪精卫。黄逸光接到汪精卫的来信后，对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迅速上报上级，后投靠了军统。
黄逸光接受了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后，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来到南京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当黄逸光带着他与汪精卫的合影，找到汪精卫的府邸门前后，汪精卫吩咐手下人先将黄逸光安置在中央饭店，稍候再通知黄逸光何时见面。
就在这个时候，汪伪76号的李士群，向汪精卫提供了一条紧急情报，根据内线密报，军统派了两名特务，乔装成平民来南京求见汪精卫，其目的就是行刺汪精卫。李士群还特意提到，根据密报提供的消息，这两名军统特务中，有一名曾经参加过徒步环球旅行团。汪精卫听完李士群的密报，心头一惊，刚刚找上门来的黄逸光，当年不就参加过环球徒步旅行吗？
于是汪精卫命令李士群安排汪伪76号的特务们，立刻展开秘密调查。结果，在汪精卫为黄逸光安排的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里，汪伪76号的特务们发现了一把抢，然后在304的入住登记簿上，还发现了另一名入住者的姓名，这些都与李士群得到的密报情况一致。
于是，李士群立刻命令手下特务马啸天活捉“二黄”，考虑到黄逸光力大无穷、难以擒获，李士群找到上海的武术高手王霖，请他来活捉“二黄”。王霖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武术擂台上连败九大高手，名震上海滩。
当夜，汪伪特务马啸天带着王霖，还有六名特务，直奔中央饭店。破门而入后，汪伪特务们逮捕了毫无防备的“二黄”。尽管黄逸光力大无穷、武功高强，然而却难敌王霖和众多的特务。被捕后，黄逸光面对汪伪76号特务们的严刑拷打，誓不低头，就在1940年12月17日，黄逸光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前，他还大声朗诵了自己写的歌颂祖国的诗歌：“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作为一名墨西哥侨民，黄逸光热爱着中国，他不仅回国参加抗日，还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无数抗日华侨的典型缩影。
黄逸光牺牲后，军统又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但都没有成功。四年后，也就是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一年后，日本战败，在广大抗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21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负责，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并将其棺木和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了，也算以此方式祭奠多名因刺杀汪精卫而身亡的军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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