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刺杀上海青帮头目大汉奸张啸林

    张啸林，原名张小林，民国时期上海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

    1939年，上海全面沦陷后，张啸林公开投敌，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坏事做尽。1940年，在军统的策划下，张啸林被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其位于上海华格臬路（现已改名宁海西路）的住处。

    想当初，张啸林也帮蒋介石做了一些事情。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张啸林抽调青帮的骨干分子，组建了“中华共进会”，在复兴社的指挥下，张啸林率领一批青帮门徒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并四处袭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冒充共产党员在大街上打砸抢，把大上海弄得乌烟瘴气。

    曾经，蒋介石待张啸林也不薄。蒋介石上台后，任命张啸林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张啸林出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这个职位让他大发横财。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啸林指使自己的门徒们组织了所谓的“新亚和平促进会”，打着和平的名义大发国难财。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形势急剧恶化，10月下旬，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撤回内地。蒋介石在临走前，担心日军侵占上海之后会利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帮会发展汉奸组织，就建议他们三个去香港避难。杜月笙一听，二话没说就去了香港，黄金荣则公开声明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只留下了一个态度不明的张啸林。

    顺便说一句，杜月笙虽然是青帮的帮会首领，但大事上还算拎得清。“八·一三”事变时，杜月笙为抗日做了不少事情，当时上海的抗日部队缺粮，杜月笙就出钱让手下把上海市内所有大饼摊上的大饼都买下来送给抗日队伍。当时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潘汉年对杜月笙说，八路军在山西打鬼子，鬼子经常使用毒气弹，可八路军的兵工厂造不出防毒面具，想让杜月笙帮忙买几百套防毒面具。杜月笙听后，只说了四个字：“闲话一句。”“闲话一句”是方言，意思就是“小事一桩”。说完这句话，杜月笙就安排手下买了1000套荷兰原装进口的防毒面具，悉数送给了八路军。

    在蒋介石离开上海前，本来还想争取一下没有明确表态的张啸林，但日本部队步步紧逼，蒋介石连张啸林的明确答复还没得到，就匆匆撤退到了内地。

    1937年底，上海全盘沦陷，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到达上海的第一时间，就派人找到了黄金荣和张啸林。

    在民族大义上，黄金荣也算个拎得清的人。一听日本人来找他，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冒着性命危险提前给自己打了一针“冬眠灵”，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盖着一床大厚毯子，一副萎靡不振、要死要活的样子。日本人一看黄金荣昏昏沉沉，盖着大厚毯子还浑身哆嗦，路都走不动，就有几分失望了，但是日本人又不愿白来一趟，于是就说要任命黄金荣做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迷迷瞪瞪地说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没法做市长。日本人说只要他答应做市长，一切用不着他操心，黄金荣就含含糊糊地说这件事情太大了，他要好好考虑一下。

    就这样，日本人几次三番地来，黄金荣三番几次地推脱，最终，日本人对黄金荣死了心。

    日本人在黄金荣这边死了心，于是就把说服目标转向了张啸林。早就有投日之心的张啸林和日本人一拍即合，随后就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控制了整个上海的青帮门徒。

    在掌控了整个上海的青帮门徒之后，张啸林让所有的门徒集体出动，软硬兼施逼迫上海各行各业的有名人士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同时，张啸林还派遣所有的门徒，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人士，一边疯狂镇压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除此之外，张啸林还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大量低价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等军用物资，同时还借机广收门徒，扩大自己的势力。

    张啸林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于是，蒋介石指示戴笠，要求他对张啸林予以严厉制裁。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立刻向军统上海站发出了严厉制裁张啸林的命令。时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长的陈默，在接到命令后，多次策划暗杀行动均未成功，于是决定安排内线刺杀张啸林。

    经过军统人员认真仔细地调查，最终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刺杀人选——林怀部。

    林怀部原本是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华人巡警，因为身手好、枪法准而被军统选中。正巧当时，住在法租界的张啸林在招聘贴身保镖，林怀部凭借自己精准的枪法和漂亮的身手，顺利通过招聘，成为了张啸林的贴身保镖，只等找到刺杀张啸林的最佳时机便动手。

    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趁张啸林会客之际，故意找碴儿和其他保镖吵架，惊动了张啸林。

    正在会客的张啸林听到楼下的林怀部大吵大嚷，怒气冲冲地走出来，勒令楼下的门徒夺下林怀部的手枪，把林怀部赶走。

    林怀部假装要交枪走人，拔出枪来，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着张啸林的脑门就是一枪，张啸林当场毙命。然而林怀部也被张啸林的其他保镖拦腰抱住，无法挣脱。随后，法租界的巡捕闻讯赶到，逮捕了林怀部。

    林怀部被法租界的巡捕房关押后，只说自己之所以枪杀张啸林，是因为张啸林对自己过于苛刻，自己实在无法忍受他的苛责而将其打死。虽然后来林怀部受尽酷刑，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与任何政治组织有联系。最终，法租界的法院以“泄愤”、“报复”为由，判了林怀部15年有期徒刑，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怀部才得以重见天日。

    军统局成功刺杀张啸林，给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以极大的震慑，也使得汪伪76号与军统局的暗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军统成功刺杀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

    前面笔者提过，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在出卖了许天民，导致戴星炳和吴赓恕刺杀汪精卫失败后，唯恐军统报复，隐匿了起来，使得军统局对他的刺杀行动无从进展。

    那么，傅筱庵藏到哪里去了呢？傅筱庵搬到了上海市虹口区虹口公园边的斯高塔路26弄2号。当时，上海市虹口区是日军在上海的大本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大本营也在虹口区附近，所以傅筱庵家附近驻有大量日本军警。

    心惊胆战的傅筱庵还在自家的住宅周围也加强了警卫，几十名警备队员分层警戒，日夜巡逻。就连傅筱庵外出，都是数辆防弹车同行，不管他到哪儿，都有十多名白俄保镖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后来，尽管军统找到了傅筱庵的住处，可屡次寻找机会刺杀傅筱庵，都不得下手。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甚至冒险组织了几次刺杀行动，却都未获得成功。

    无奈，陈恭澍和戴笠商量，另辟蹊径，想办法找到傅筱庵身边的人，从内部下手，刺杀傅筱庵。

    针对陈恭澍的这个建议，戴笠向陈恭澍建议，去找杜月笙帮忙。

    当时，杜月笙已经移居香港，然而杜公馆里杜月笙的门徒们都还在上海，而且杜月笙与傅筱庵也有宿怨，所以杜月笙的门徒们也都愿意帮陈恭澍除掉傅筱庵。于是，杜公馆的管家万墨林亲自出面，帮助军统寻找刺杀傅筱庵的机会。

    这个机会不久就到来了。

    那是1940年秋的一天，这一天，万墨林外出归来，刚走进杜公馆，就看到门房里看门的老头和一个大汉一起喝酒唠嗑。万墨林忍不住问看门的老头与他喝酒的是什么人，老头说大汉是他的同乡，在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家当厨子。正是这名厨子，为困惑军统已久的刺杀傅筱庵的行动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名厨子叫朱升源（又名朱升），是浙江省镇江市人，从十多岁就跟着父亲在傅筱庵家做厨子，对于傅筱庵来说，朱升源和他的父亲，算得上是傅筱庵最为信任的“两代义仆”。令万墨林心动的，就是朱升源父子在傅筱庵家牢固的“义仆”地位。万墨林迅速将朱升源的情况告知了陈恭澍。陈恭澍得到消息后大喜过望，派出军统上海区特务杜茂和另外几名特务，在傅筱庵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豪宅对面开了一家小店，不为做生意，就为观察朱升源进出傅筱庵家的时间和路线，以想方设法接近朱升源。

    小店开了没几天，杜茂就发现，每天早上，朱升源都会出门去买菜，每次买完菜，朱升源都要找个地方喝点小酒再回伪市长傅筱庵的府邸。偶尔朱升源还会喝多，不过不管喝多少酒，朱升源都会按时回傅筱庵的府邸去做饭。

    中国人很多都喜欢喝酒，而且很多人都在酒桌上结成了所谓的“知心朋友”，杜茂和朱升源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只不过，杜茂是有意而为之，而朱升源则是“恰逢”知己。

    朱升源是个老实人，见杜茂在傅筱庵的府邸附近开店，做的是正经生意，说话诚恳，待人也热情，还常常在酒馆碰到，就跟杜茂熟络起来。一来二去，朱升源觉得杜茂和自己投脾气，对朋友够义气，就和杜茂结拜为兄弟。既然结成了兄弟，朱升源就无话不谈了，杜茂也就渐渐得知，朱升源已经年过四十，却还没有成家，没别的爱好，就爱喝两口小酒，没别的心思，就是对日本人不满，对自己的东家傅筱庵做了汉奸，替日本人卖命不满。这对于军统来说，无疑是刺杀傅筱庵的最合适不过的“缺口”。

    杜茂聪明，从不打听朱升源的东家做汉奸的事情，只说当下的中国人活着不容易，劝朱升源赶紧找个老婆结婚生孩子，才是人生的正经事。

    接下来的事情就极富戏剧化了，为了帮助朱升源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杜茂给朱升源介绍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蕊娣，事实上，这个女人也是军统上海区的特务。朱升源很快就被蕊娣迷住了，然而，就当他向蕊娣提出结婚的要求时，蕊娣却也向他提出了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做汉奸的老婆，你在傅筱庵家做厨子，他是大汉奸，你就是小汉奸，要么你劝傅筱庵不要再做汉奸，要么你杀了傅筱庵，为国除害！”

    朱升源这下可为难了，活到四十多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愿意和自己结婚的女人，怎能就此放弃，可让自己去劝傅筱庵不做汉奸又怎么可能？傅筱庵亲日已久，他对日本人的感情恐怕比对自己的亲爹的感情都重，他朱升源怎么能劝得了东家傅筱庵。而后者，他又怎么能下得去手啊！

    最后，在杜茂和蕊娣的轮番劝说下，朱升源为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决定铤而走险。当然，从心底里，他也是仇恨日本人的，乃至仇恨汉奸傅筱庵。

    军统选择朱升源来刺杀傅筱庵，还真是选对了，在傅筱庵眼里，朱升源比老婆都可靠。傅筱庵向来喜欢独宿，妻妾孩子晚上都不能进入他的卧室，只有朱升源，被允许每晚来给他送夜宵。所以朱升源算得上是刺杀傅筱庵的最佳人选。

    于是，在杜茂的授意和蕊娣的软磨硬泡下，不会用手枪的朱升源决定待傅筱庵熟睡后，进入傅筱庵的卧室，用刀将傅筱庵砍死。

    1940年10月10日，傅筱庵外出，直到11日凌晨4点，才回到虹口家中。

    傅筱庵走入卧室，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觉。

    傅筱庵睡熟后，朱升源就悄悄地走进了他的卧室，门口的警卫们对朱升源没有丝毫的怀疑。朱升源二话不说，对准傅筱庵的头部连砍三刀，几乎将傅筱庵的头颅砍了下来。就这样，傅筱庵毫无声响地死掉了。而朱升源则扔掉菜刀，脱掉血衣，然后没事人一样走出傅筱庵的卧室，回到厨房。

    随后，朱升源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财物，放进每天买菜的菜篮子里，天一亮，就和往常一样，拎着篮子出门买菜去了，门口的警卫和往常一样，和他打招呼，没有任何人怀疑他。

    朱升源走出傅筱庵的官邸，拐进胡同，就上了杜茂安排好的汽车，随后，朱升源到西北郊的嘉定南翔镇见到了等候已久的蕊娣，二人在军统的安排下，逃离了上海。

    直到几个小时后，天色大亮了，傅筱庵家的佣人们才发现了傅筱庵的尸体，慌忙报警。警方出动了大批人马，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最后，终于发现傅筱庵家的厨子朱升源不见了，于是下令全城通缉，可是朱升源早已逃离了上海。

    刺杀傅筱庵成功后，蒋介石颁发嘉奖给军统局，戴笠奖励了军统上海区7万元奖金，其中5万元直接发给了朱升源，其余2万元发给了参与此次刺杀行动的其他军统特务。

    这里顺便说一句，同年12月，戴笠下令军统特务掩护朱升源到重庆避难。朱升源到重庆后，由时任重庆市公安局第六分局局长的杜醇照顾，并按月发放生活津贴，后来，朱升源用军统发放的奖金，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的手工卷烟厂。

    汪伪76号抓捕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

    陈恭澍上任后，战绩卓著，沉重打击了汪伪76号。

    1940年4月16日，军统上海区特工假冒送水工，在日本人常去的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藏了几颗定时炸弹，并成功地定时引爆。此次爆炸，共造成23名日本人死亡，其中有日军宪兵数名，无一中国人受伤。

    1940年6月11日，军统上海区特工于深夜，潜入上海日本宪兵队宿舍，安置定时炸弹并成功引爆，造成数名日本宪兵伤亡。

    1940年6月中旬，军统上海区特工在日军士兵集结的虹口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数名日本士兵。

    1940年8月1日，汪伪政府为了庆祝德国、意大利正式承认其外交权利，在上海等地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军统上海区派出三人，携带炸弹，冲进上海西部的兆丰花园大会现场，向主席台投掷炸弹，其中还有一人充当了人肉炸弹，口呼“民国万岁”，点燃导火索冲向主席台。造成现场一片混乱，炸死炸伤汪伪政府官员和日本官员数名。

    1940年8月14号，军统上海区特工刺杀亲日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

    1940年10月10日，军统上海区特工刺杀汪伪政府上海市市长傅筱庵。

    据不完全统计，军统上海区自陈恭澍接手以来，共锄杀大小汉奸一百余名，杀死日本武装官兵四十余人，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五十余次。军统上海站为军统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恭澍本人，也深得戴笠的信赖和赞赏。

    也正因此军统上海区战果累累，汪伪76号和日本宪兵队集中了一切力量，抓捕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

    提到陈恭澍被捕，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军统的老牌特务万里浪。

    万里浪是湖北枝江人，毕业于国民党军统金华训练班，曾是军统上海区的骨干。1939年汪伪76号成立后不久，万里浪就叛变投敌，成为汪伪76号的骨干成员之一，先后任汪伪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

    在王天木被抓到76号的那段时间，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对租界里进行了大搜查，结果军统特务谭宝义和平福昌被抓了。谭宝义和平福昌是刘戈青行动小组成员，当初他们来上海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上面提过的刺杀大汉奸陈箓行动就有他们参加。

    谭宝义和平福昌在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被关押了四个月，但他们没有交代任何内容。

    在这四个月里，上海军统一再活动，要营救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并要求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寿拒绝向日本引渡谭宝义和平福昌。但是，1939年10月18日，程海寿迫于日本宪兵队的压力，最终把谭、平两人引渡给了日本宪兵队。

    谭、平二人在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关了四个月都没有交代任何内容，但是在日军的酷刑之下，六天之后，两人就吐露了不少信息。谭、平二人承认刺杀汪精卫那只是设想阶段，并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连汪精卫住的地址都还没搞清楚，就被抓了。谭、平二人倒很爽快地承认参与刺杀陈箓，并叙述了全部经过。通过媒体广泛报道谭、平二人的供词，大汉奸陈箓被杀的神秘案件从此才被世人所知。

    要说对76号贡献最大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王天木，还不得不提起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万里浪和苏成德。万里浪是76号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是个狠角色，跟林之江、吴世宝一样，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牛头马面式的魔鬼。

    据万里浪回忆说，他被逮捕，是故意“露个破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掌握汪伪集团的动向，奉戴笠之命打入汪伪集团特务组织的军统做“卧底”。但是这种说法，跟万里浪为76号所做出的贡献来说，很难让人相信。任何特务、杀手，都是在刀锋上过日子，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万里浪被76号逮捕之事，没有必要加上一个“露个破绽”的修饰。

    可能现在很多人对万里浪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看过电视剧《潜伏》的人，也许就会有些印象。剧中出现历史上真实存在并出镜的人物一共有三个，一个是戴笠；一个是毛人凤；第三个人就是万里浪。虽然万里浪在历史上名气不怎么大，但是很多人成为76号的爪牙都跟他有着直接关系。

    万里浪，原名万家文，出生于1905年，如今湖北省枝江县（今枝江市）人，具体受过什么文化程度已经无法查考。1927年，因为湖北沙市有他家的生意，便离开家乡，前往湖北沙市。这样看起来，万里浪父亲很可能是经商的。

    离开家乡后，他便参加了“军统”金华训练班。毕业后，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被“军统”组织派往上海，曾任“军统”上海站行动队长。

    1939年夏天，万里浪被76号逮捕后，就叛变了。他把自己知道的上海军统站的据点和名单提供给了76号。结果，军统上海站14个窝点在同一天遭到日伪和租界的巡捕搜查，不过由于军统站的人员在租界巡捕里有内线，所以及时地知道了消息，大部分人都成功地转移走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被巡捕给逮捕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万里浪，很可能王天木也不会遭受到戴笠的怀疑。王天木不遭到戴笠怀疑的话，也许戴笠就不会对他下暗杀令，最后他可能也不会背叛。

    由此看来，万里浪这只小蝴蝶所引起的效应，导致了整个华北以及上海军统站的崩溃，是罪魁祸首，是天理不容的。

    万里浪叛变后，除了提供上海军统站的据点和一些军统人士名单，他还提供了在沪的一些军统高官的线索，其中就有罗梦芗、萧家驹。

    罗梦芗，贵州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六期，是个老牌军统特务。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任首都警察厅特务股的特务督察。1939年夏天，由于王天木的叛变，上海站被重创，戴笠先派陈恭澍重组上海站，接着又派罗梦芗为军统上海站特派员。

    万里浪得知罗梦芗来到上海后，就告诉了76号，丁默邨与李士群便把诱罗投伪的事，交给他去办。万里浪凭着老同事的关系去找罗，而罗也想利用万里浪来开展上海的工作，他想，即使不能把万拉过来，至少也能从他那里弄一点情报。

    于是，两人便见面了。

    在交谈中，万里浪提到了马啸天。

    罗梦芗在南京时和马啸天的交情特别好，他便想乘机也把马啸天拖过来，即使拖不过来，也可以让他们两面跑，表面上为76号，暗里为他，如此，他才能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立功，因此表示很想跟马见一面。

    万里浪听了假作沉思。

    “不方便吗？”罗梦芗试探性地问道。

    万里浪像似乎想起来什么说：“这个我也不敢肯定，我现在在想，该如何对他讲。”

    罗梦芗看万这样郑重，信以为真。隔了几天，万里浪终于在一个早晨陪同马啸天来见罗梦芗了，地址是在静安寺路的康乐酒家。

    万里浪与马啸天去的时候，叫陈中芳、耿剑青带了人暗里跟着，在外面守候，以防万一。

    罗梦芗是老特务，他先到了会面的地方，查探了一番，发现没有安全问题后，就放下心来等着。马啸天也是提前到的，当他看罗梦芗比他先到了，担心罗梦芗事先有所布置，便推说康乐的点心虽然不错，但是这边的人声嘈杂，谈话不便，还是老大房楼上的乐乡好，而且乐乡并不远，就在康乐的斜对面，走几分钟就到了。

    万里浪见罗梦芗有点犹豫，便说：“其实，要说谈话方便，我们不如都到啸天家里去。”

    马啸天说：“好。”

    一个提议，一个同意，都是交情不错的老朋友，如此使罗梦芗倒不好意思有所异议了，于是一同上了汽车，转瞬汽车就开进了76号。

    罗梦芗知道上了当，可后悔已来不及了。万里浪与马啸天把罗梦芗让进了会客室，先表示了一番歉意，而后劝罗梦芗也参加。罗梦芗觉得不同意也走不了，于是干脆说：“二位既好意把我拉了来，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于是，由万里浪、马啸天介绍罗梦芗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罗梦芗又自动提供了一部分军统在上海的线索，以示诚意。并办了参加特务组织的手续，由丁聘为76号的顾问。

    与罗梦芗一样，萧家驹也是被万里浪骗下水的。

    萧家驹，河北人，出身于保定军校，军统少将高级参谋，专在上海市附近做游击工作。

    1939年10月，76号的第四行动大队队长万里浪告诉了丁默邨一个好消息，他们的老熟人萧家驹已经来到了上海。

    丁默邨笑着对万里浪说：“家驹兄既然来到了上海，我们就别让他回去了。”

    万里浪得到丁默邨的授意后，辗转探得了萧的地址，托人告诉对方，“家驹兄，我如今已经投靠了‘76号’，但是我有万般的无奈啊！我一直想得到戴老板的原谅，好回到军统，为党国做事。”万里浪首先表明自己已经投身76号，以赢得对方的信任，接着婉转地说出了自己的投靠76号的苦衷，然后，他约对方出来，联络一下感情。

    萧家驹得到万里浪的话后，想了想，自己跟万里浪是多年的老朋友，如今对方不想待在76号了，作为朋友自然要把他拉回来，也正好以显自己的能耐，于是两人就约在一个名叫皇后的咖啡馆见面。

    见面后，两人都装作分外的亲热，谈了一些无边际的话后，萧家驹说：“里浪兄，这里人多耳杂，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万里浪正有此意，提议道：“家驹兄，要不，去我家坐坐。在我那特别安全。”

    萧家驹也想知道万里浪住在哪里，以便今后常去找他，做说服工作。再说，过去两人的交情不错，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他，想了想便答应了。

    萧家驹上了万里浪的车后，万里浪带着他在上海附近瞎转了一阵，当车开到了76号附近的时候，他突然加快油门，把车开进了76号。

    萧一看苗头不对，便生气地对万说：“里浪，这算什么？”

    万里浪说：“老哥，您放心，我绝对没有恶意，一样的嘛，大家谈谈呗。”萧家驹一阵苦笑，然后跟着万里浪下了车。万里浪把他引进会客室，先向萧表示歉意，还说咱们哥俩还能唱对台戏吗？决不能，所以我请你来，参加我们这76号。

    萧家驹知道自己被他骗了进来，不参加也得参加，便也顺水推舟，说：“何必这样呢？即在外面，凭咱们的交情，你要我来，还不是老弟你一句话？”萧的这两句话，把当时的尴尬场面立刻打开。

    万里浪马上替萧引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办了参加手续，当天丁、李就让万送了一笔钱给萧家驹，算是人钱两交了。

    汪伪76号之所以成功抓捕了陈恭澍，万里浪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10月29日，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进入军统某秘密站点进行情报联络时，被以万里浪为首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抓捕。

    李士群沿用了对王天木的策反策略，对陈恭澍并没有严刑拷打，事实上，当时的陈恭澍，内心十分痛苦，不仅仅因为被捕，还因为自己的小儿子刚刚因病夭折。所以，陈恭澍被捕后，情绪非常低迷。

    陈恭澍被汪伪76号抓捕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戴笠心痛不已。刚刚重建并蓬勃发展的军统上海区，又一次因为区长陈恭澍的被捕，而陷入了困境。

    关于万里浪，并无太多事件记载。万里浪在投靠汪伪76号之后，将所有从军统叛变过来的特务们纠集了起来，在汪伪76号内部形成了自己的一小股势力。1943年11月，万里浪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兼第一局长，管辖上海、浙江、江苏各沦陷区，指挥所属人员专门从事各种暗杀活动。1945年1月，汪伪军委政治部改为军委政治保卫总署，万里浪任总署副总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万里浪重新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部调查室主任。后因举国要求严惩汉奸，万里浪外逃，逃至安徽蚌埠时，被军统抓获，最终于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被枪决。

    1940年末，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捕。1941年初，陈恭澍正式投靠汪伪76号，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一职。戴笠闻讯，悲愤交加。上海军统区的绝大部分特务骨干，在陈恭澍的鼓动下，也都投靠了汪伪76号，军统上海区元气大伤。

    军统局和“忠义救国军”联手炸掉天马号

    关于1940年，军统在苏州炸掉日伪政府大员乘坐的“天马号”列车一案，很长时间以来，都因为缺少历史证据而被认为是民间传奇。然而，笔者研究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发现，有国人发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至1942年担任大阪《每日新闻》驻南京站记者福井毅在中国拍摄的老照片，根据这些照片，足以说明，日军贵宾专列“天马号”于苏州站附近，遭到中国游击队袭击确属历史事实。

    笔者现根据当时的照片和我国有关资料记载，将历史的片断，还原如下。

    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伪政权正式成立，并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汪精卫及汪伪政府的汉奸们大张旗鼓地邀请了大批德意日轴心国的外交使节以及在华的日军高级军官，参与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典礼。这些外交使节和日本军官所乘的列车是“天马号”专车，从上海开往南京。

    这一消息，被军统特务获知，迅即上报了戴笠，戴笠闻听此讯，迅速决定派出特务骨干，伏击在“天马号”专列的沿途，炸掉“天马号”，以给予刚成立的汪伪政府一个重击，也算为蒋介石出一口恶气。

    当时，戴笠派出的是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的特务们，联合行动的是“忠义救国军”。

    提起“忠义救国军”，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样板戏《沙家浜》让“忠义救国军”成了家喻户晓的一支军队。其实，“忠义救国军”就是军统局直属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的特务大都来自当地，所以极其熟悉各地的形势和民情，这就使得“忠义救国军”在八年抗战中，始终具有游击战的作战优势，当时，“忠义救国军”被日军称为“江南野鼠”。在1938年8月，军统正式成立时，戴笠为了加强“忠义救国军”的武装力量，还抽调军统特训班的学员和一些久经考验的特务骨干到“忠义救国军”中去。

    “忠义救国军”在1938年年底，充实了人马之后，逐渐被当时的军统内部，称为忠义救国“扒路”军。之所以称之为忠义救国“扒路”军，是因为当时“忠义救国军”武器装备不足，所以只能小打小闹打游击。针对“忠义救国军”内部人员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的优势，“忠义救国军”把日军的车站、铁路和停车场这类武力装备不强的目标作为主要袭击对象，在江南地区广泛袭击日军的铁路系统。

    针对这一战略方向，戴笠还在“忠义救国军”中多次组织特工培训班，以爆炸和交通破袭为主要训练科目。根据史料记载，仅仅在1938年12月下旬，“忠义救国军”就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四县境内，数次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打死打伤日军士兵数百人，击毙日军大佐支队长一名。

    “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装备一直不够充分，当时中国官兵最常使用的是所谓的“快慢机”，也就是712式手枪，但是“忠义救国军”始终没有达到人手一支“快慢机”。尽管戴笠曾经下令特务们从日本驻沪三洋、三菱等洋行抢来很多“快慢机”，胡宗南也援助过一些兵器，杜月笙也出钱捐赠了“忠义救国军”5000支“快慢机”手枪，但是“忠义救国军”还是武器不足，很难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战斗，所以，偷袭和“扒路”，始终是“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战斗方向。

    所以，这次戴笠下令炸掉“天马号”，除了派遣了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还指示“忠义救国军”联合行动，因为“忠义救国军”拥有足够的“扒路”经验。

    1940年11月18日夜，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和“忠义救国军”，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埋伏下长达300米引线，引线一直通到茂密的树林中，由两名军统特务负责点燃引线。

    之所以选择李家庙作为攻击地点，是因为李家庙是日军“灯下黑”的地点。李家庙距离苏州火车站两公里，因是后唐亡国之君李煜建立的庙宇，所以称为李家庙。李家庙不是苏州站日军警戒的范围，也正处在日军警戒的边缘，所以在铁路沿线，防卫最为薄弱。

    一切准备就绪后，11月19日上午9点，“天马号”专车终于飞驰而来，两名军统特务待“天马号”驶近，便点燃了引线，只见“天马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四分五裂。

    这一爆炸事件，造成日军两名大佐、两名内阁专员和多名情报人员被炸死，德意使节和随车的日伪官兵也多有死伤，共计死伤175人。

    这次爆炸，让汪精卫大为恼火，也大为颓丧，把汪伪76号也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天马号”被炸后，所谓的《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推迟到11月30日才得以签字。

    军统特务刺杀天皇特使

    1940年11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位于南锣鼓巷南口的东皇城根胡同14号（现在的地安门东大街89号），这两名军官一个名叫高月保，一个名叫乘兼悦郎。这两名军官，一边扬扬得意地骑着马，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着，全然不管街上躲避的人群，以及被马蹄踢翻的物品，更没注意到，一个身穿青色短衣、黑色长裤的人正骑着自行车尾随在他们的马后。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尾随他们的骑车人却已赶到他们眼前，这人迅速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果断翻身下车，举起枪来就对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连开七枪，当场击中高月保和乘兼悦郎。

    南锣鼓巷附近的伪巡警和巡逻的哨兵听到枪响，迅速赶来，但是只看到了骑车人远去的背影。日本宪兵对着背影连开几枪，均未命中骑车人。日本宪兵看到倒在地上的两名日本军官，慌了神，连忙叫来两辆汽车，打算把两名中枪的日本军官送往医院，但是他们忘了，汽车在胡同里根本没法掉头。于是日本宪兵又抢来一辆人力车，把两名日本军官放进车里，先用人力车拉了一段，然后用汽车将两名日本军官送进了医院。

    当时，在北京城内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多得是，为什么唯独这两名日本军官会被人刺杀呢？这就要从这两人的身份说起。

    挨枪的两名日本军官，在当时的日本陆军中都算声名显赫。先说高月保，他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就被任命为日本驻欧洲的见习武官。1934年，高月保被任命为日本驻拉脱维亚的武官，主要负责苏联的情报搜集工作，因为他在情报工作中成绩突出，因此被称为“拉脱维亚的樱”。1938年，高月保奉命回到日本，参与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策划和研究，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之一。后来，高月保被派到中国，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副课长兼华北方面军参谋。

    乘兼悦郎也是贵族出身，和高月保一样，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来中国之前，他一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同时兼任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乘兼悦郎之所以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长的侍从参谋，因为第一旅的团长是朝鲜的皇族子弟李垠。

    李垠来自朝鲜，朝鲜被日本占领后，大批的朝鲜皇族子弟被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很多人成了狂热的亲日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李垠。李垠被日本天皇授予昌徳宫李王垠的称号，并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旅团长。

    虽然李垠对日本无比的热爱，但日本天皇也深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始终对李垠放不下心来，所以派了日本贵族出身的军人乘兼悦郎做李垠的侍从参谋，以监视李垠。直到天皇确定李垠的确忠诚无二，才将乘兼悦郎派到了中国。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二百五十八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惊，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直呼，要“重新评价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同时，对于日本驻华北军总司令多田骏的“不作为”感到十分满意。无奈之下，日本天皇为了安抚老臣多田骏，特意派出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作为特使到中国来，对多田骏进行“宣抚”。

    日本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是1940年秋天来到北平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秋天还没结束，冬天还没到来，他们就被刺杀了。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11月29日当天，一起骑马外出呢？

    原来，这二人生性喜欢骑马，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来到中国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每天骑马的习惯。日伪当局为了拍这二人的马屁，便精心为这二人安排了骑马的路线，并且为了确保二人的安全，不仅常常更换路线，而且每日都派出大量的军警和宪兵驻守在二人骑行的路线上，还安排了汪伪76号的便衣特务骑着自行车跟随二人骑行。正因为日伪方面过分小心，才使得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以为骑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和骑行在日本的国土上一样安全。

    负责保卫他们的人的确很多，然而，正是由于防卫措施过于严密，保卫人员过多，才造成了“鸡多不下蛋，人多打架乱”的现象。大家都以为“反正有的是人，我松懈一点也没关系”，“这么多人，谁还敢来捣乱”，所以警卫工作看似严密实则松懈。

    当时，高月保背部中了三枪，乘兼悦郎心脏上方中了两枪，两个人所乘马匹也各中一弹。本来，这二人被击中后，还都有生还的可能，但由于胡同里道路不便，日本宪兵又是调动汽车，又是抢夺人力车，耽误了不少时间。高月保在被枪击后，被自己受伤的坐骑狠狠地摔到了地面上，倒地后，又被自己的马踢了一下，所以刚被送到医院就咽气了。乘兼悦郎略微幸运一些，虽然被慌乱的日本宪兵连抻带拽扔上人力车，一路受了不少颠簸，但经过抢救后，命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残疾，只得离开一线部队，回国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庶务课课长。

    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这两个日本军官呢？

    刺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的，正是军统北平站的行动组成员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本名麻景贺，1905年生人，河北遵化人，素以心狠手辣、胆大心细、枪法超群闻名于军统内部；邱国丰，1915年生人，辽宁营口人，从小学习武术，功夫极好，十几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这次刺杀计划，由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刘文修策划，刺杀地点就选在远离日军据点，仅有伪警察负责警卫的隆福寺到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执行刺杀任务，邱国丰负责掩护。

    于是，11月29日当天，麻克敌和邱国丰，尾随高月保和乘兼悦郎到计划行刺的地点时，却发现两个日本军官与负责警卫的士兵距离太近，于是麻克敌只得临时改变刺杀计划，一路紧跟。直到到了东皇城根胡同一带，两名日本军官骑得兴起，而负责保卫的警卫也因为多日来一直平安无事而麻痹了神经，渐渐跟两名日本军官拉开了距离，麻克敌才找到了刺杀的机会。于是，就出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事情发生后，日本军方十分震惊，严令驻扎在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汪伪76号限期破案，并且勒令全城戒严、铁路停运，同时严禁居民出城，甚至半夜入户搜查，发现可疑人员就立刻逮捕。一时间，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当时形势极其严峻，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刘文修外出时，在电车上被敌人逮捕。最后，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之下，刘文修叛变，不仅供出了此次刺杀的主要行动人员麻克敌、邱国丰，还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导致军统北平站大部分特务，包括麻克敌、邱国丰在内，全部被捕。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多名军统特务被日寇枪决于北京天桥刑场，这些军统特务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军统局成功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使得汪伪76号再次被汪伪政府和日方严厉斥责，以至于在军统局与汪伪76号的这一轮战斗中，汪伪76号落入了下风。

    马啸天抓捕军统潜伏特务

    军统局开展了一系列的刺杀行动之后，汪伪76号开始了反击。这一次，汪伪76号从内部开始，从清除内奸开始反击军统局的暗战。

    首先被抓捕的，是从军统叛变过来的原军统特务李恃平和陈家栋。

    说起军统特务李恃平，他原来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分队队长，上海沦陷后，李恃平作为军统的地下特务，潜伏在上海的法租界内，通过秘密电台为重庆军统局搜集上海的情报，陈家栋则和李恃平一起，负责管理这部秘密电台。

    说起这二人投靠汪伪76号，还是1939年底的事情。当时，李士群根据军统叛变过来的特务吴道绅提供的线索，得知在上海法租界内，有一部军统潜伏特务的秘密电台。于是，李士群派当时已经投靠汪伪76号，并任职汪伪76号第二处处长的马啸天迅速查出这部电台的位置。

    只要有电台，就有信号，只要有信号，就能找到电台的位置。于是，马啸天安排了汪伪76号的电务处长晋辉寻找这部电台。晋辉派人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查找电讯号，最后，结合吴道绅提供的线索，在法租界内的台司德郎路附近，找到了电台的信号。随即，晋辉派人在台司德郎路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严密监视这里的电讯号。就这样，找到了隐藏在李恃平住所的电台。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晋辉不仅截获了一部分李恃平和陈家栋发往重庆的情报，而且破获了这些情报，证实了这部电台的确在定期向军统局发送上海的情报。

    于是，马啸天联手汪伪76号第一特务大队大队长吴世宝，抓捕了李恃平和陈家栋。

    李恃平、陈家栋被抓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叛变了，并且他们服从了李士群的安排，继续管理这部电台。但是，却不再是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而是汪伪76号潜伏在军统局的特务。这两个人，摇身一变，从军统特务变成了汪伪76号的特务。

    然后在1940年，马啸天开始大力抓捕军统潜伏特务的时候却发现，李恃平和陈家栋反水了！李恃平和陈家栋在为汪伪76号工作的这半年时间里，毫无建树，而且，他们还利用电台，向军统局提供了不少汪伪76号的情报。马啸天迅速将李恃平和陈家栋再次抓捕，然后在向李士群作了汇报后，按照李士群的吩咐，将这二人枪杀。

    紧接着，马啸天抓捕了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

    邵明贤身为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是大汉奸梅思平的亲信。那么，他怎么会是军统潜伏在汪伪政府中的特务呢？

    原来，邵明贤与梅思平是老乡，梅思平当年在江苏省江宁实验县任县长时，邵明贤是他的同事，所以二人也算老相识了。

    邵明贤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瑞安和嵊县公安局局长，后在梅思平调离后，任职江苏省江宁县县长，后任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1940年，戴笠将邵明贤吸收进入军统局，在得知他和梅思平熟识后，便派他去南京，要他凭借与梅思平的关系，进入汪伪政府，做军统局在汪伪政府内的潜伏特务。

    梅思平对前来投奔自己的老同事邵明贤，也颇为照顾，最终为邵明贤谋取了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一职。

    在南京汪伪政府内安顿下来的邵明贤，随即在自己在南京的住处，明瓦廊6号的家里，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开始了自己的潜伏生涯。

    如果不是那无法隐藏的电波，恐怕邵明贤会一直潜伏下去。可就是那看不见的电波，暴露了邵明贤的身份。

    汪伪政府南京宪兵队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巡逻的电缆车在经过邵明贤家门口时，常常会发现微弱的无线电讯号，于是，汪伪政府南京宪兵队的有关人员，就将此事告知了汪伪76号的李士群。李士群就又派马啸天去查办此事。

    这一次，马啸天还是请汪伪76号的电务处长晋辉出马，去查询这个微弱电波的出处。于是，汪伪76号的电务处长晋辉故技重施，又派特务在明瓦廊邵的明贤住所附近租了间房子，日夜监听从邵明贤家传出的电讯号。

    这一次，晋辉可听到了让他都觉得恐惧的情报。原来，邵明贤是军统潜伏在南京特务站的站长，并且军统局还指示邵明贤，要求邵明贤筹划在汪伪政府的宴会上刺杀汪精卫及其他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

    晋辉迅速将搜集来的情报，报告了马啸天，马啸天一刻也不敢耽搁，报告了李士群。李士群对此吃惊不已，下令迅速抓捕邵明贤。

    1940年11月，马啸天抓捕了军统潜伏特务邵明贤。

    在抓捕邵明贤的过程中，汪伪76号的特务们还抓获了当时在邵明贤家的军统南京站总务科长王林生，他正与邵明贤商讨如何在汪伪政府的宴会上刺杀汪精卫及其他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

    紧接着，以邵明贤和王林生为突破口，马啸天又抓到了一条大鱼，那就是汪伪76号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

    钱新民原来也是军统特务，南京沦陷后，钱新民便投靠了汪伪76号，凭着一张军统南京站的特工名单，获得了李士群的信任，升任汪伪76号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李士群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竟然后来又悄悄地反水，重新投靠了军统，变成了潜伏在汪伪76号内部的军统特务。

    在李士群命马啸天扣押了钱新民之后，钱新民矢口否认自己是军统潜伏在汪伪76号内的特务，然而，在邵明贤和王林生提供的口供面前，钱新民最终还是难以狡辩。

    1941年7月，邵明贤被马啸天以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的名义，枪毙于南京雨花台。同年10月，钱新民被万里浪派人枪杀在上海中山北路那片小树林里。

    马啸天和汪伪76号的电务处长晋辉，联手破获的这几桩军统潜伏特务案，沉重打击了军统局南京站，使军统局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狱中刺杀叛徒李开峰

    在军统南京站接二连三地遭受汪伪76号的打击之后，戴笠恨透了汪伪76号的李士群，他派出军统的“杀人魔王”毛森前往上海，迅速成立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重振军统上海站的气势，伺机刺杀李士群。

    说起来这个毛森，可是军统里鼎鼎有名的杀手，军统里，最著名的就是“一戴三毛”。这“戴”，自然是戴笠；这三毛，就是毛人凤、毛森、毛万里。毛人凤是戴笠之后的军统局局长，毛万里是毛人凤的弟弟，那么这个毛森是什么人呢？

    毛森是戴笠的老乡，也是浙江江山县人，出生于1908年，毛森有两个哥哥，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因为家境贫寒，毛森15岁才进入私塾读小学，不过毛森聪明机灵，成绩一直非常好，后考入衢州第八师范，1930年毕业后做了小学教员。1931年，毛森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当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当时都在警校任职。毛人凤也是江山人，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学员毛森颇为照顾，着力培养，当作了亲信。毛森从警校毕业后，被送进了特务特训班，随后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从此，毛森成为了军统一员。

    毛森曾任国民党福建省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后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1938年9月，戴笠任命毛森为军统杭州站站长。为了壮大军统杭州站，毛森向戴笠要了一名女特务，这名女特务，就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胡德珍。毛森之所以向戴笠要胡德珍，是因为毛森非常喜欢机智干练、稳重聪明的胡德珍，并且当时毛森已经和结发妻子离婚，所以，他有意将胡德珍放在身边，为自己培养下一任妻子。

    后来，毛森在杭州经营得如火如荼，他不断壮大军统杭州站的力量，先后通过开设火腿行和米店来招揽特务，拉拢当地的各方势力。后来，毛森还如愿以偿地和胡德珍成了婚。虽然戴笠规定，抗战期间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但是毛森却以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为名，说服了戴笠，最后，戴笠竟然还批了500元特支费给军统杭州站，给毛森筹备婚礼用。

    不过，毛森并没有快乐很久，结婚还没几天，日本宪兵队就围困了毛森的住处。1939年1月18日，毛森被捕入狱。

    作为军统的“一戴三毛”之一，毛森也算是条硬汉，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并没有让他低头，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商人，根本不是什么军统局的潜伏特务。加上这位“毛老板”在当地商政两界人缘都极好，十多家商铺联名保毛森，重庆军统局总部也派人前来营救毛森，最终，日本宪兵队迫于压力，只能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释放了毛森。

    因为毛森功绩卓著，行动有方，所以，军统局在与汪伪76号的暗战落入下风之后，戴笠派毛森到上海，成立了军统局上海行动总队。

    毛森在上海，又一次大展神威，炸毁了汪伪政府的仓库，炸断了日军铺设的铁路，刺杀了数名汉奸，这令日方异常头疼，下令日本特高课和汪伪76号一定要抓捕毛森。

    1942年，毛森的属下陈纪廉在刺杀汉奸的行动中暴露，陈纪廉被捕，随即，军统上海行动总队的两名交通被捕，毛森被供出。不日，毛森第二次被捕。

    这一次，军统上海行动总队损伤惨重，毛森被捕后，行动总队陷入了困境，一切打击日军和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行动都暂时停止。这下，日本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意识到，毛森是军统上海站的核心人物，作用重大，于是，木下荣市少将下令严加看管毛森。

    然而，就是在狱中，毛森还坚持工作，他竟然收买了看押自己的人，在监狱里策划刺杀了军统的叛徒李开峰。

    李开峰是原军统局东南区的电讯督察，后投靠汪伪76号。因为李开峰是电讯和密码方面的专家，所以投靠汪伪76号后，被李士群重用，升至汪伪76号电台台长兼电讯处副处长。

    毛森在被捕后，收买了看押自己的人，然后与自己的老婆，也就是时任上海行动总队上校书记长的胡德珍取得了联系。当时，戴笠命令胡德珍除掉李开峰，胡德珍就把戴笠的这个命令，通过看押毛森的人通知了毛森。毛森身在狱中，虽然不能亲自去刺杀李开峰，却想出了一条刺杀李开峰的妙计。

    这条妙计的实施者，就是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陈恭澍被汪伪76号逮捕后，他的警卫员刘全德也投降了汪伪76号，然而刘全德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悄悄地与军统上海站联系，并时常传递情报给军统上海站。毛森的计策，就是派刘全德去刺杀李开峰。

    这一天，李开峰出外做客，回来的路上，被刘全德跟踪，就在李开峰抵达家门口，开门下车之际，刘全德朝李开峰连开数枪，李开峰当场毙命。

    李开峰的死，令汪伪76号的李士群大为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被关在监狱里的毛森，还能策划刺杀李开峰。于是，李士群向日本宪兵队提出，枪毙毛森。

    然而，日本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却执意要继续关押毛森，木下荣市少将想以毛森作为条件，向重庆政府提出交换战俘的要求。

    然而，1944年元旦，毛森却成功越狱。他收买了狱卒，逃出了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并迅速离开了上海。而汪伪76号，也因为李开峰的死，陷入了瘫痪，所以，无人再去追踪毛森。

    戴笠对于毛森的回归，颇感惊喜，按照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然而戴笠却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并将毛森由上校晋升为少将。

    军统局与汪伪76号针对上海银行展开血战

    为了获取金融界乃至银行界的控制权，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还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的上海银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血战。

    这场血战，从汪伪政府强推中储券开始。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为了建立自己的经济命脉，于1941年1月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期代替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

    汪精卫的梦做得很美，他打算以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建立起属于汪伪政府的全国金融网，取代重庆政府的银行系统，在全国各个省市县设立汪伪政府的银行，甚至将原有的重庆政府的农业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归为汪伪政府所辖。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被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打破了。

    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号召各个银行，不仅不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任何经济来往，而且坚决抵制使用汪伪政府推行的中储券。后来，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连同上海商会，一致拒绝使用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这就使得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小商场、商店，都一致拒绝使用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于是，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将上海诸银行视作仇敌，开始恐吓、威胁甚至破坏上海各个银行。

    这个时候，汪伪76号对上海各个银行的破坏，还是秘密进行的。

    李士群最先瞄准了中央银行，他命汪伪76号化验室主任姚任年亲手制作好两颗定时炸弹，派汪伪76号的特务将这两颗定时炸弹，一颗送进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另一个冒充投递的邮包送至位于白克路的中央银行营业处，这两颗炸弹都按时爆炸，周佛海对此颇为满意，还就此奖励李士群奖金3万元。

    在汪伪76号接二连三的恐吓威胁下，为了确保重庆政府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安全，重庆政府下令四大银行迅速撤离公共租界，搬入法租界。当时，只有法租界的态度中立，不依不傍，所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三大银行都迅速迁往了法租界内的霞飞路，中央银行因为系统庞大，设施众多，所以没有迅速撤入法租界。眼看上海的诸大银行都纷纷搬迁，汪伪政府恼火了，下令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重庆政府领导下的四大银行强行提出用中储券开户的要求，却被四大银行一致拒绝。四大银行的这一集体行动，激怒了汪伪政府，汪精卫下令汪伪76号，开始破坏四大银行。

    针对汪伪76号对上海诸大银行的破坏行动，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的四大银行“坚守立场，不能有丝毫让步”，一面命令戴笠火速派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的职员进行报复，于是，一场血战就此开始。

    1941年1月30日，汪伪政府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

    1941年2月20日，汪伪政府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被两枚手榴弹袭击。

    1941年3月3日，中央银行上海储蓄分行的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

    1941年3月21日，汪伪政府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刺杀，当场毙命。

    军统局的强力反击，让汪伪政府颇为恼怒，汪精卫指示汪伪76号，一命抵十命，全力反攻。于是，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正式拉开帷幕。

    汪伪76号第一次惨绝人寰的枪杀行动，是针对江苏农民银行的，为什么是江苏农民银行，而不是中国农民银行呢？这是因为汪伪76号的笨蛋特务们深夜袭击，根本就没弄清楚他们袭击的目标，所以位于霞飞路和赛仲路口的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惨遭汪伪76号的特务们血洗。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点左右，汪伪76号的特务们敲开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大门，在强行闯入后，一群特务将宿舍里的十几名银行职员绑到了宿舍的二楼，然后汪伪76号的特务们一起向被围困在二楼的银行职员们射击，十余名银行职员被乱枪打死。

    第二天一早，汪伪76号的特务头子吴世宝发现，昨晚血洗的银行并不是李士群命令血洗的中国农民银行，于是又带领一大批特务，包围了位于极司菲尔路的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强行闯入后，抓走了180多名银行职员，导致中国农民银行瘫痪多日。

    更让人发指的是，汪伪政府警政部，竟然还在上海的《中华日报》上为汪伪76号的暴行文过饰非。汪伪政府警政部在上海的《中华日报》发表文章，声称汪伪76号拘捕中国农民银行职员，事出有因，重庆政府应当对此事负责人。如果重庆政府不停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的相关职员的刺杀和恐吓，那么汪伪76号将继续对上海其他金融机关的职员进行抓捕。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公布了汪伪76号抓捕的共计128名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名单。

    尽管汪伪76号抓捕了中国农民银行的百余名职员，但是重庆中央政府管辖的上海四大银行，依旧坚决抵抗，其中三家照常营业。

    于是汪伪76号变本加厉，开始了对上海四大银行的又一轮迫害。这次，汪伪76号动用了机炮，对上海四大银行狂轰滥炸，不仅造成多名银行职员伤亡，还毁损了上海四大银行的多处办公地点。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

    1941年3月下旬，位于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中央银行白克路分行被炸，死亡3人，伤32人。

    1941年3月下旬，位于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中央银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后多人因未能被及时救治而当场毙命。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中央银行暂停营业。

    1941年3月下旬，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交通银行南京路分行被炸。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交通银行住极司菲尔路的两名职员被汪伪76号抓捕。

    1941年3月下旬，农民银行一名职员被汪伪76号绑架。

    这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让上海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然而，汪伪政府却假惺惺地发表声明，周佛海对外声称“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唯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但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重庆政府针对汪伪76号血洗上海银行的举措

    上海四大银行形势严峻，血案不断，为了保全剩余的职员，上海四大银行纷纷停业，并联名致电蒋介石，请迅速采取措施，力保上海四大银行的安全。

    为此，蒋介石于1941年3月底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主持，出席人员有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要员钱永铭、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顾翊群、徐继庄、戴志骞、周守良、霍宝树、郭景琨、赵仲宣、张嗍、戴铭礼、徐柏园等。

    会议最后决定：

    1.关于上海四行营业方针，要求“四行同人仍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以尽为国家社会服务职责，并请财政部发表谈话以安定人心”。同时，为妥慎应付防患未然起见，要沪四行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其干练机警者留沪办事，不必要者，陆续设法后撤，力予减少重要库存，公债继续打洞，一切账册应留存副本，但必须设法放置安全地点。

    2.关于被绑及死伤人员的善后办法，对被绑人员，一面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释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机设法营救，并劝慰其家属；对被害人员，由各行优予议恤，并由各行查明姓名开单报告，俾便呈请政府核议抚恤褒扬，以慰忠魂；对受伤人员，由各行派员负责监护，妥为医治，并由各行负担全部医药费用，伤愈并从优晋叙。

    3.关于今后沪行暨职员的安全问题，由财政部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转饬沪领馆切实保障租界内商业及从业人员之安全；沪行同人嗣后应缜密戒备，加强警卫，以免类似事件之发生；各行应在美军防区内为行员预备宿舍，以策安全。

    （会议决定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四联总处档案）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还向重庆政府外交部发出了急电，要求外交部迅速与英、美、法使馆联系，请上海领馆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设法引渡或予保释将被绑及被捕人员。

    1941年4月1日，上海银行界集体向汪伪政府请愿，要求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然而周佛海却拒绝释放被捕人员。4月4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及金城银行上海总经理吴蕴斋再次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又被周佛海拒绝。

    汪伪政府与社会各界一直僵持到1941年4月6日，才算允许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然而直到4月8日，释放了被捕人员的汪伪76号，却还是要求所有被获释人员“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1年4月16日上午，汪伪政府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被刺杀，当场毙命。这件事情令汪伪政府又一次大开杀戒，当晚，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就在吴世宝的带领下，枪杀了中国银行的三名职员。

    至此，上海四大银行的职员们再也不敢出门，四大银行于1941年4月17日全部停业，这个消息，倒是令汪伪政府颇为开心。

    针对上海严酷的形势，重庆政府再三商讨后，指示上海四大银行：

    1.营业人员从紧配备，即寄寓营业室内，不必外出；

    2.营业地点可商租界当局多派警卫保护，严密防范；

    3.其余内部工作，职员可分散居住，分地办公，个人居住及办公地点应严守秘密，只需各行经、副理知悉，以便联络接洽即可，万勿集中一处；

    4.所有因上列办法或其他为谋同人安全设备之各项开支，可不必计较，其继续办公之同人并准特给奖金，以示鼓励，此节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权在沪负责人员权宜办理；

    5.外汇应由各行缜密准备撤退，速由各行分别向中外商业银行接洽，商定委托解付汇款及支付存款办法，万一到必须实行撤退时，所有四行对商民、对存户应负之解负责任，仍可由中外商业银行代为办理，用示四行始终对人民服务之精神；

    6.一面已饬知其他方面，对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别注意，不必畏虑，至各沪行副理等电请辞职一事，并盼切实慰劝，晓以大义，共体时艰，继续努力。

    （重庆政府指示内文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四联总处档案）

    这次针对银行的上海血战，令上海陷入了巨大的恐怖之中，真可谓血雨腥风，一片萧瑟。这场银行大战，让汪伪76号和军统局“大打出手”，也让重庆政府在上海的银行系统全部瘫痪。

    最后，蒋介石不得已命令杜月笙出面调停，一场“银行大血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算是这场血战的胜出者，在上海，法币和中储券开始共存。

    1942年2月，针对这次上海各大银行遭受的打击，蒋介石亲自签署行政院训令，对在上海大血战中死伤的人员“明令褒扬，以彰义烈”，“褒扬其殉难行员，各特给一次恤金2000元，其受伤行员，给一次救济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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