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其人

    杜月笙出生于1888年，原名月生，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作为中国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中国黑帮老大”和“中国第一帮主”之称。

    杜月笙家境贫寒，幼年丧母，父亲另娶，可杜月笙还不满4岁，父亲就又病故了。幸而杜月笙的继母非常善良，每日做苦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维持母子俩的生活，还供杜月笙进了学堂。然而，没几年，杜月笙的继母也病故，杜月笙只好到姥姥家投奔舅舅，不想，舅舅和舅母对杜月笙不仅苛刻，而且百般刁难，唯一心疼杜月笙的姥姥也无力抚养杜月笙，迫不得已，14岁的杜月笙离开了家乡，独闯上海滩。

    初到上海滩时，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后来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来，杜月笙认识了上海第一大帮派青帮的一个头目，加入了青帮，再后来，杜月笙认识了黄金荣，从此，杜月笙开始在青帮内崭露头角。

    黄金荣当时在法租界内当巡捕，破案有一手，而且非常善于讨好法国人，跟了黄金荣之后，杜月笙做了两件事，获得了黄金荣乃至黄家上下的认可。

    第一件事，就是悉心照顾黄金荣的妻子林桂生。林桂生是黄金荣的结发妻子，和黄金荣同甘共苦多年，在黄家上下威望极高，杜月笙年纪不大，但是照顾重病的林桂生，却极为耐心，极为勤快，这让林桂生颇为开心，对这个聪明伶俐、腿脚麻利的小伙子倍加赞誉。因此，在林桂生病愈后，就向黄金荣极力推荐杜月笙，这让黄金荣对杜月笙颇为重。

    第二件事，就是帮助黄家找回鸦片。当时，黄金荣在法租界内倒卖鸦片，在一次运送鸦片的过程中，一批鸦片被人劫走，大家都束手无策，可杜月笙却向黄金荣要了一杆枪，说自己要去找回这批鸦片。黄家上下都不相信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能找回这批鸦片，可就是这个年轻的杜月笙，硬是查到了这批鸦片的下落，然后带着黄家的几个兄弟，把鸦片给找了回来。

    凭着这两件事，杜月笙成为黄家的鸦片“提运”，后来，黄金荣还将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的经营权交给了杜月笙。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那一年，杜月笙才37岁。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组织了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曾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虽然都是没有军权的虚衔，但其社会地位却因此极大提高。1927年9月，杜月笙担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到了1929年，杜月笙就升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1930年，杜月笙在家乡买地50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杜家祠堂落成，连蒋介石都亲送匾额“孝思不匮”以表示祝贺。这个豪华的杜家祠堂，后来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恒社最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多名门徒，到1937年，就扩展到五百二十多名门徒。这些门徒分布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使得恒社的力量极为强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杜月笙加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为抗日筹集了大量的物资，向抗日军队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还向中国共产党捐献了许多通讯器材，甚至还有装甲车。有一次，他得知八路军急需一批防毒面具，便出资从国外进口了1000副防毒面具，送给了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迁居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后，杜月笙继续指挥自己的帮会从事抗日活动，而他则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同戴笠一起从事锄奸活动。

    所以，杜月笙虽说是黑帮老大，却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杜月笙捞救高宗武和陶希圣

    “高陶事件”，也称“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一条震惊中外的新闻：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方在上海签订了“汪日密约”，新闻标题的其中两行是这样的：“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这条惊爆性新闻刊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向《大公报》联名揭发汪精卫签下卖国密约的，竟然是汪精卫身边的两名得力助手高宗武和陶希圣，这就是高陶事件。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伪集团，并将汪伪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上公布于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等卖国叛徒以沉重打击，对中国抗日战争史影响重大。

    这里，先说说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他于1923年到日本去留学。1931年，高宗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1932年春，高宗武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日本问题专员。1935年5月，高宗武又升任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再说说高陶事件的另一主角陶希圣。

    陶希圣出生于1899年，是湖北黄冈人，曾就读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法科毕业，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教员。1924年，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被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院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8年7月，陶希圣升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陶希圣加入汪伪政府，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陶希圣又去了重庆，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194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那么，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曾经的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为什么会“临阵脱逃”，在最紧要的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脱离了汪伪政府，揭发了汪精卫的卖国密约呢？

    在二人的转变过程中，杜月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26日，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讨论对日“和平活动”。

    1938年11月20日，汪精卫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笔者在前文对此已有述及。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乘机前往河内。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声称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并于12月31日在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这就是汪精卫以和平救国名义公开叛国的所谓“艳电”。

    1939年2月1日至5日，高宗武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商谈，初步议定于当年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向日本政府借款2亿元，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商讨结束后，汪精卫特派高宗武再次访日。

    这样看来，高宗武也算是汪伪政府的始作俑者之一，最初，他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亲信，也是汪伪政府的坚决拥护者。然而，1939年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长崎登岸时，拜访了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黄溯初。黄溯初指出高宗武追随汪精卫绝对是错误的，劝说高宗武悬崖勒马，这次交谈，让高宗武对汪伪政府产生了怀疑，也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首脑进行会晤。

    1939年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五相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通知了高宗武，并决定从4月初开始，每月划拨给汪精卫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1939年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在与汪精卫会合前，高宗武去拜访了杜月笙。正是这次拜访，促成了后来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去拜访杜月笙时，杜月笙劝告高宗武，一定不要被汪伪政府蒙蔽，一定不要背叛民族大义，一定不要做日本政府的傀儡，是中国人，就要维护中国的权利；是中国人，就要坚决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在杜月笙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高宗武终于决定，“我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从1939年11月1日起，日本的“梅机关”开始与汪伪集团谈判，“梅机关”在谈判中，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这让高宗武和陶希圣终于决定悬崖勒马，二人于1939年11月3日致电汪精卫和周佛海，表达了对这一谈判的反对。而高宗武，则在谈判中，寻找机会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带回了家，全部拍照留作证据。

    同时，高宗武迅速秘密请人将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的字条送到了杜月笙手里，杜月笙收到高宗武的字条后，迅速从香港飞到重庆，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此也极为重视，下令杜月笙迅速部署营救计划，营救高宗武和陶希圣。

    1939年12月31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并要求与会人员在该项密约上签字。然而最后，在该项密约上签字的，只有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装病没去参加此次会议，而高宗武也找了个理由，推出了签字仪式。当晚，高宗武和陶希圣就决定秘密逃离汪伪集团。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保护下，以假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柯立芝总统”号轮船，二人极为紧张，以至于上船后，连彼此的假名都忘了。二人在船上商定，到了香港，就给香港《大公报》主编致信，将汪精卫与日方的密约公之于众，二人在船上，就起草好了这封信。

    1940年1月5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抵达了香港，同时，高宗武的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黄溯初已派人潜回了温州，将高宗武在温州的亲属全部秘密转移走了。

    高宗武与陶希圣一到香港，就找到了杜月笙，高宗武将拍摄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的照片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刻也不敢怠慢，当下就乘飞机赶到重庆，把这些照片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迅速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亲自来监督《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而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香港《大公报》主编的那封信，也于1940年1月20日送至香港《大公报》。

    1940年1月22日，日本与汪伪集团之间的密约被香港和国内的各大报刊披露。这一密约一经披露，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仅彻底揭开了汪精卫等叛国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也给汪伪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而高宗武和陶希圣，也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安全脱离了汪伪集团。

    杜月笙营救陶希圣全家

    在高宗武与陶希圣安全逃离汪伪集团后，陶希圣的家人却没能顺利离开上海，陶家被汪伪76号严密监视起来，为了营救陶希圣全家，杜月笙下令自己的大弟子万墨林，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陶希圣全家。

    当时，陶希圣已经逃离了汪伪集团，关于汪日密约的新闻还没有披露出来。然而陶家在上海的处境却已经很危险了，陶家上下老老小小，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都会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监视，这令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心急如焚。万冰如知道丈夫已经脱离了汪伪集团，并且即将披露汪伪集团的卖国丑闻，她害怕陶家因此遭到汪伪76号的严酷报复，于是，在杜月笙的建议下，万冰如决定去找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周旋，想办法迅速逃离上海。

    万冰如见到陈璧君后，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全家被汪伪76号监视，无法正常生活，接着，又忧心忡忡地诉说自己对丈夫陶希圣的担心。万冰如说自己的丈夫耳软心活，最易被人蒙蔽，倘若在香港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见了些不该见的人，那对汪伪集团将非常不利，因此，为了汪伪集团的建国大业，万冰如打算迅速前往香港，劝说丈夫陶希圣回上海，继续为汪伪集团效力。

    为了不引起陈璧君的怀疑，万冰如并没有向陈璧君要求全家离沪赴港，她只说自己此次去香港，实在难以放下家里那两个最小的孩子，这两个孩子连学都没上，放在家里实在没人照顾，所以想带着同去香港，丈夫陶希圣见了这两个最小的孩子，也就会心生怜爱，早日回上海。

    在万冰如的再三恳求下，陈璧君终于同意向汪精卫提议，放万冰如去香港劝说陶希圣。

    与此同时，陶希圣从香港发来电报，在电报里要求汪精卫放过他的家人，否则，他就公开汪日密约的内容。

    陶希圣的来电，让汪精卫头疼起来，在与陈璧君再三商量后，汪精卫终于同意万冰如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去香港劝说丈夫陶希圣回上海。

    于是，1940年1月13日，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万冰如和陶希圣的两个小儿子陶晋生和陶范生一起送到了上海码头，万冰如带着两个孩子，乘船离开了上海。

    随后，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悄悄地开始筹划将陶希圣的其他三个孩子——陶泰来、陶恒生和陶琴薰送出上海，送至香港。

    然而营救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汪精卫已经指示汪伪76号的李士群，严密监视陶家的举动，汪伪集团将陶家的另外三个孩子，当成了要挟陶希圣的人质。

    为了营救陶家的另外三个孩子，杜月笙恳求蒋介石，等把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救出上海，再公布汪日密约，蒋介石同意了杜月笙的请求。于是，万墨林开始与时间赛跑，加紧营救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

    1940年1月18日，已经抵达香港的万冰如致电汪精卫，声称陶希圣已经同意不乱说话，并将于近日返回上海。

    当然，这封电函，也是杜月笙建议万冰如发给汪精卫的，为的是麻痹汪精卫，为万墨林营救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争取时间。

    万墨林在万冰如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后，想尽了办法营救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却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想到了一个计策，他决定借市政公司修路之机，救出陶希圣的另外三个孩子。

    1940年1月20日，市政公司在陶家门前开始大张旗鼓地修路，市政公司之所以要在陶家门前修路，也是应了万墨林的要求而动工的。市政公司的推土机在陶家门前轰隆隆地开来开去，晚上也不收工，吵得四邻不安，周围的邻居们都无法入睡。于是，陶家这三个孩子中，年纪大点的姐姐陶琴薰，就按照万墨林事先告诉她的说法，向汪伪76号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求，送两个弟弟去沪西的姨妈家住一宿。

    万墨林事先已经打听好了，这一天汪精卫不在上海，于是，他就在这天请市政公司的人来陶家门前修路，因此，汪伪76号的特务们也没有为难陶家的另外三个孩子。汪伪76号的特务们开车带陶琴薰姐弟三人到沪西的姨妈家后，将陶琴薰的两个弟弟留在了他们的姨妈家，说好第二天一早，由汪伪76号的特务来接两个弟弟去上学，然后又开车带陶琴薰返回陶家。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月21日一早，陶琴薰和往常一样，由汪伪76号的特务送到了学校。然而，她走进学校后，并没有进教室，而是飞奔到学校后门，然后从后门跑上了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上了一辆正等候在那里的黑色汽车，驾驶这辆汽车的，就是万墨林，而坐在车里的，还有两名青帮门徒，他们直接将车开向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与此同时，万墨林派出的另外两辆汽车，也在当天凌晨，天光还没有大亮的时候，悄悄从陶琴薰沪西的姨妈家，把陶琴薰的弟弟陶恒生和陶泰来接走了。姐弟三人各乘一部汽车，分头开往上海的十六铺码头。

    等三辆车都开到十六铺码头后，万墨林安排的数十名青帮门徒，严密掩护陶琴薰姐弟三人上了意大利邮轮“康悌威尔第号”。

    在登上“康悌威尔第号”的时候，还出了一点麻烦，因为守在入口处检查船票的是日本宪兵队的宪兵。为了避免暴露陶家这三个孩子的身份，万墨林并没有让三个孩子直接上船，而是先让陶琴薰姐弟三人上了一艘小船，这艘小船装作出海打鱼，停靠在意大利邮轮“康悌威尔第号”附近。

    在日本宪兵队的宪兵检查完所有乘客的身份，邮轮启动后，万墨林事先安排好的已经上船的青帮门徒，就从意大利邮轮上的一个窗户里放出了绳梯，小船悄悄靠近意大利邮轮，陶琴薰姐弟三人，就顺着绳梯从邮轮的窗口爬进了邮轮。

    直到当天下午，邮船进入了公海领域，姐弟三人才算真正逃离了上海，万墨林成功营救了陶家的这三个孩子。

    1940年1月21日上午，在陶家姐弟三人搭乘的邮轮驶入公海后，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香港《大公报》的信函就送至了《大公报》，蒋介石也下令中央通讯社公布汪日密约的照片。1940年1月22日，陶家三姐弟乘坐的邮轮还没抵达香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已经在国内外的报纸上披露出来。

    至此，杜月笙营救陶希圣全家的行动成功结束，“高陶事件”震撼全国。

    吴世宝抓捕杜门第一门生万墨林

    杜月笙捞救高宗武和陶希圣并营救陶希圣全家，惹恼了汪精卫，于是，汪精卫下令汪伪76号，一定要严厉打击杜月笙。李士群当然不敢怠慢，可要抓杜月笙，比登天还难，杜月笙在香港，身边门徒众多，想要靠近他不容易。于是，李士群把魔爪伸向了营救陶希圣全家的杜月笙的第一门生万墨林。

    万墨林1902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是杜月笙的第一门生，也是杜家的大管家。万墨林和杜月笙还是亲戚，论起来，万墨林还是杜月笙的姑表弟和侄女婿。万墨林没什么文化，不认识字，但是记忆力却超强，腿脚也极为麻利，办事细致认真，所以深得杜月笙重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去了香港，万墨林就作为杜家的大管家留在了上海，他成了杜月笙留驻上海的第一代理人，同时还兼任由杜月笙为主任委员、中统局骨干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代杜月笙全权执行在上海的抗日工作。

    这一次，李士群还是把抓捕万墨林的任务交给了吴世宝。

    吴世宝对于抓捕万墨林，自然非常上心，因为万墨林是杜家的第一红人，抓到了，不仅可以狠狠敲诈一笔，还可以到李士群那里去领一笔大大的赏钱。

    青帮耳目众多，李士群下令吴世宝抓捕万墨林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墨林的耳朵里，素知汪伪76号手段毒辣的万墨林，因此深居简出，隐匿行踪，窝在位于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里，很少出门了。偶尔出门，万墨林都会从法租界的巡捕房借来四名安南巡捕来做保镖，乘铁甲车出门。

    吴世宝手下的特务们向吴世宝汇报了关于万墨林的情报，吴世宝自然也就明白，抓捕万墨林的消息已经走漏，万墨林已经有了防备，所以也不敢贸然闯入法租界，闯进戒备森严的杜公馆去抓万墨林。于是，吴世宝就开始寻找机会，“引蛇出洞”。

    当时，上海的地下锄奸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蒋介石派了三位官员常驻上海，开展工作，这三人分别是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中央青年团干事长吴绍澍。同时，蒋介石命令杜月笙，安排青帮门徒严密保护这三人。

    作为“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总交通的万墨林，自然少不了为这三人联络奔波，于是，万墨林就不得不常常走出杜公馆。

    吴世宝于是从蒋介石派驻上海的三位官员的下属下手，寻找机会抓捕万墨林。

    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就是叛徒，就在这时，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手下的情报人员朱文龙叛变了。这个朱文龙，还是万墨林的徒弟之一，却经不住吴世宝的软硬兼施，叛变了。

    于是1940年12月21日，朱文龙按照吴世宝的吩咐，电话万墨林，说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知万墨林，可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不能直接去杜公馆送情报，请万墨林来取。谨慎的万墨林推说不便，可朱文龙一次又一次打来电话，声称这份情报事关重大，自己已经被人跟踪，随时可能被抓捕，万望万墨林尽快亲自跑一趟。

    最后，万墨林和朱文龙约定，于当日下午4点，也就是1940年12月21日下午4点见面。后来，万墨林又改约朱文龙晚上8点见面，见面地点约在繁华的金门大酒店的前门。万墨林之所以选择晚上8点于金门大酒店前门与朱文龙见面，是因为晚上8点前后，金门大酒店门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便于掩护，也便于撤离，而且金门大酒店门前站岗的是美国宪兵，相对安全。

    当日晚上8点，万墨林来到金门大酒店门前，见到朱文龙正站在酒店门前四处张望，他悄悄走近朱文龙，当他正要开口招呼朱文龙，从周围围拢上来四名特务，当众反解了他的双手，把他捆了起来。万墨林随即高声呼救，金门大酒店门前站岗的美国宪兵迅速跑过来阻止，可汪伪76号的特务却出具了英租界的缉拿许可证，这让美国宪兵无话可说，最后只好无奈地看着万墨林被这四人塞进了汽车，扬长而去。

    当时，杜月笙正在重庆举办爱国募捐活动，此次募捐中，杜月笙本人不仅捐了一大笔钱，还捐了20架飞机。万墨林被抓的第二天上午，杜月笙正在重庆的珊瑚坝机场举行“献机典礼”。当听到万墨林被汪伪76号抓捕的消息后，杜月笙脸色一变，迅速通知自己在上海的另一留沪门徒徐采丞，迅速营救万墨林，同时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协同营救万墨林。

    万墨林身份非常重要，杜月笙是“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而万墨林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处于这个位置上，万墨林知晓重庆政府潜伏在上海的各种地下组织。万墨林肯定不会叛变，但是倘若汪伪76号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使得万墨林失去意识，说出了不该说的话，那么重庆政府在上海的各个机构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随后，杜月笙、戴笠立即通知在上海的蒋伯诚、吴开先和吴绍澍三人迅速离沪。

    而上海的徐采丞，为了营救万墨林，先找到了周佛海，随后又找到了汪曼云。

    汪伪76号里，不少汉奸都曾拜在杜月笙门下，称得上杜月笙的门徒，然而最为尊崇杜月笙的，还是汪曼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笔者对杜月笙和汪曼云的关系也有所述及。

    汪曼云没有让徐采丞失望，他迅速从南京赶到上海，找到了李士群。

    然而对于此事，李士群却无能为力，毕竟是汪精卫下令严厉惩治杜月笙，如今抓不到杜月笙，好不容易抓了个万墨林，他李士群怎敢放万墨林走出汪伪76号。

    此时的万墨林，在汪伪76号里已经受尽折磨，吴世宝这个杀人魔王，对其用尽极刑。汪曼云知道解救万墨林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便先请李士群带他去见了万墨林，见到已经被吴世宝摧残得不像人样的万墨林，汪曼云便二话没说，直接递给李士群20万银票，求他保证万墨林不再被折磨，不再受刑。见钱眼开的李士群，答应了汪曼云的这个要求。然而汪曼云还是不放心，他深知吴世宝心狠手辣，便赶紧又找到了吴世宝，送了一大笔钱给吴世宝，才算暂时保住了万墨林的性命。

    此时，万墨林对于李士群来说，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李士群干脆把万墨林押送到南京，交汪精卫处理。

    于是，受徐采丞之托，周佛海开始营救万墨林。

    后来，徐采丞又托了沪西兆丰总会的赌台老板潘三省和汪伪国会议员金鼎勋。

    最终，多亏了金鼎勋，万墨林才被顺利保释。

    说起金鼎勋，可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了，他和孙中山是同辈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曾在辛亥革命中担任吉林民军司令，后任吉林省参议院议员、湖北省江汉道道尹、内务部参事、临时参政院参政、东三省盐运使等职。就连日军对金鼎勋，都要恭敬三分，更别说汪精卫了。所以，当金鼎勋找到日本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要求他们释放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时，冈田也不得不给金鼎勋这个面子。当然，金鼎勋也有说服冈田的理由，毕竟杜月笙在上海势力广泛，日军要想彻底统治上海，还要依赖杜月笙的号召力，所以，汪伪76号抓了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并不是明智之举。

    最后，迫于日方的压力，汪精卫只好通知李士群释放万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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