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与汉奸胡兰成结婚，但是张爱玲自信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她自己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于是便泰然地保持沉默，想要独自在上海平静而安宁地生活下去。然而此时，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严惩汉奸”的讨逆风潮，处在风头浪尖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成为人们议论的话柄，甚至还有人暗中将其列入有“文化汉奸”嫌疑的名单之上。虽说张爱玲自己知道她跟“文化汉奸”根本就挨不上边，可是处在当时巨大的舆论压力之大，张爱玲开始感到有些窒息。
她谢拒了大报小报的“盛意”，沉默了一年多之久，1946年全年，她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然而这样仍旧不能消除人们对她的种种非议。尤其是有人把张爱玲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报道翻了出来，对她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在承受着巨大舆论压力的同时，张爱玲还承受着情感上的挫折所带来的巨大伤痛，抛弃妻子独自逃难的胡兰成是张爱玲心头永远的痛，此前的温州之行让张爱玲痛不欲生，在极度绝望中涕泣而返。在双重压力面前，伤心欲绝的张爱玲算是体会到了乱世岁月风飘雨打的感觉，然而一向孤傲的张爱玲并没有向谁诉说自己的痛苦，她想要独自承受这一切，想要让时间来抚平创伤。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文人，她需要靠稿费来养活自己，没有文章发表，她的生计便要发生问题，她需要重新振作起来，整理整理思绪，再写些东西。
1947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了《传奇》（增订本），迫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是因为她实在是从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她所生、所长、所喜爱的黄浦江畔的城市，张爱玲觉得需要解释。于是，她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为自己作了辩白，她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读者，事实并非传闻的那样，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然而“最近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她进一步解释道：“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在说到报纸上所登她加入“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事时，张爱玲解释说“虽然我写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社会上其他许多对于张爱玲的无稽谩骂，她显得非常从容，“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此时的张爱玲心情非常复杂，然而她还是以聪明而高贵的姿态在需要解释的地方做了解释，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与安宁。
看透也罢，绝望也罢，心悸寥落的张爱玲开始面对生存的现实。1947年4月，她在一位作家朋友龚之方筹办的通俗性文艺刊物《大家》上发表了小说《华丽缘》。之后又在《大家》上发表了自己的中篇小说《多少恨》。久未露面的张爱玲又活跃在了文坛上，这让许多喜爱她的读者欣喜不已。同时她还写成了由《多少恨》改编的电影剧本《不了情》，这也是她平生公开演出了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负责拍摄。
电影《不了情》由桑弧执导，编、导、演，阵容都很强大，公映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于是张爱玲再接再厉，很快完成了第二部作品《太太万岁》，这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与《不了情》的幽怨情调完全不同。导演仍是桑弧，上座效果仍然很好。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还提及他在温州看了这部电影，说观众反应极佳。
这两部电影给张爱玲带来了一笔非常及时的收入，她立刻将这笔钱寄给了身在温州的胡兰成，并附上那封绝情信。至此，张爱玲彻底与那段曾经刻骨铭心却也痛彻心肺的乱世情缘告别了，然而心中的哀怨悲情却很难被时间所平复。这一次的情感变裂，对她的影响实在太大，不可低估，即使是在她“伤愈”复出文坛之后，也仍然摆脱不了伤痛的影子，她现在“亦不能再爱别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将只是萎谢了”。可以说，张爱玲似乎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她既已爱过，也不打算再爱了。于是便有了后来婉拒桑弧一事。
张爱玲因《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部电影而结识了青年导演桑弧。桑弧才华横溢，性格拘谨内向，也算是极优秀的人。在朋友眼中，他与旷世才女张爱玲宛如天造地设之一对。龚之方就曾热心地为他们撮合。当时他并不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婚约，便对张爱玲婉言表达了自己的美好祝愿，并且请张爱玲考虑一下此事的可能性。然而张爱玲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不说话，一直摇头，意思是要龚之方不要再说下去了。于是，张爱玲与桑弧一事便在她的摇头中不了了之了。
此后张爱玲再次搁笔，转眼就到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历史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到处都是一派欢歌笑语，人们空前兴奋，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与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不同，屋内的张爱玲仍然保持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几年前所遭遇的政治风波让她心有余悸，加上天生对于政治的缺乏敏感和漠不关心，使得她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制度，俨然成了一个旁观者，不过同时，她也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行诸笔墨。
上海解放了，左派力量终于在政治角逐中获得了胜利。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狂热，左翼作家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当中，这些都在爱玲心里是充满惊异而不敢苟同的。她惶恐，她反感，她只想逃避，她不想与没有形状却有着无穷里两的政治有任何瓜葛。
处于这诸多矛盾和困惑之中，张爱玲迷惘无所向往！她想提笔，提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然而此时心中却是茫茫然一片……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犹豫不决，不过最终还是提笔写了，因为她在不自觉中被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所感染着。
那时，张爱玲身边的朋友个个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斗志昂扬地带动着她一起行动。桑弧在自编自导的《哀乐中年》被搬上银幕之后，又在全国解放以后，以更大的热情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夏衍在上海解放后，接管了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龚之方等人响应号召，办起了《亦报》。这位老朋友来请张爱玲写稿，张爱玲在感动之余，内心更是在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纵横交错中徘徊不定，她深爱着写作！最终，张爱玲拿起搁了一年的笔，重新迈进文学世界的大门。这次会有不同吗？
1950年3月起，张爱玲开始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小说《十八春》，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至1951年3月连载完毕，全文18章，共计25万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十八春》讲述了一个现代爱情故事。故事从解放之前十八年写起，小说主人公是善良、柔顺的顾曼桢，以世钧和曼桢的恋情为主线，写了几对青年男女十八年的遭遇。顾曼桢本是一个不经事的女孩，善良而独立的性格使得她具有特殊的魅力，与同在一家工厂的沈世钧产生了恋情。原本两个年轻人可以简简单单地相爱以至结婚，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曼桢的身世以及她的不甚明了的维系着她的过去的旧家庭成为了他们爱情的绊脚石。曼桢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姐姐曼璐为了一家三代人的生计，在万般无奈之下做起了舞女，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在曼桢长大成人出来做事以后，人老珠黄的曼璐嫁给了一个无固定职业、靠做投机生意发财的浪子祝鸿才，渐渐麻痹了自己的良心与道德感，成为了一个高级乞食者。可是祝鸿才对曼桢一直居心不良。曼璐为了拖住祝鸿才的浪荡之心，不惜与祝鸿才合谋，决心将妹妹拉入深渊。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曼璐当初因为养家而放弃了初恋情人张慕瑾，而现在张却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于自己的妹妹曼桢，这对一个女人而言是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于是，她和丈夫设了圈套，使曼桢与世钧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裂缝也越来越大。最终曼桢被骗奸继而又被禁闭起来。世钧不得消息又误听曼桢与张慕瑾成了婚，之后就同石翠芝举行了婚礼。一对有情人被无情地拆散了。曼桢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从医院逃了出来，开始独自生活。不久曼璐死了，而曼桢为了孩子将错就错地与祝鸿才结婚……转眼间，18年一晃而过，时间来到50年代，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磨难之后，曼桢与世钧意外相遇，18年来的一切恍如旧梦一场，他们百感交集，说清了一切之后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一连串悲欢离合的凡人俗事，构成了18年的历史，个中人物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与坎坷命运，无不使人感慨万千，读后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在这个带有通俗意味的故事中，亦有张爱玲对于爱情的非常个人化的体验。
《十八春》一经刊出，随即引出了大批“梁迷”，他们的狂热程度与当年上海滩处处可见的“张迷”相仿。《十八春》的成功使得张爱玲心情也好转了很多，于是到1951年11月初，在读者和报纸主持人的热切期盼下，新作《小艾》也开始在《亦报》上连载。
《小艾》是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完全放弃了过去冷讽式的写作方式，而转向一种同情的立场，这在《十八春》中已有表现。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张爱玲开始考虑如何在作品中寻找自己与新的社会环境的契合点。《小艾》写的要算是“无产阶级的故事”，主人公小艾也基本上是属于社会底层人物。这正是她创作上对新时代所作的调整。
小说讲述了小艾几十年的辛酸经历，将小艾的平凡生活描绘地生动感人，具有一种默然动人的力量。
小艾是童养媳，九岁即被卖入席家，十几岁时遭席景藩奸污，之后席太太得知小艾怀孕，便对其进行了残忍的毒打，小艾随即流产并落下了病根。她从此对席家恨之入骨，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冤仇有海洋深”。后来与排字工人冯金槐相恋并结婚，从此彻底摆脱了席家。婚后小艾因病不能生育，不得已领养了一个女儿。解放后，她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治好了病，生了个儿子，与丈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免感概万千：“将来孩子长大以后，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平凡男女之间的朴素情感以前是很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看见的。可以看出，尽管张爱玲在这两部作品中有些迎合时代的努力，然而萦绕在她心头的阴影却挥之不去。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关系，还有她旧时的作品，所以这一切都让她随时感到紧张。因为眼下文坛与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是十分紧张的，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她总是要小心翼翼的。
于是张爱玲在1950年7、8月间，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此后两年间，到她离沪赴港为止，是她同中国大众形迹最为相似的一段历程，在此期间她也有心想要与新时代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那个时候，张爱玲曾用发配给自己的一段湖色土布和一段雪青洋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有一次她穿着这身衣服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看见穿制服的大汉伏在街边人行道上的一张黄漆小书桌上，操着西北口音在作登记。等轮到张爱玲，他抬头看了一眼，以为是一个老乡妇女，便随口问道：“识字吗？”张爱玲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当时心里真是“又惊又喜”！
虽然张爱玲在努力将自己融入到这个新社会中，可是时代在变，生命中总有一些欢乐再也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
一切都随着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服饰上，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蓝布或灰布中山装，男女皆是如此。后来西方还把这个戏称为“蓝蚂蚁”。而张爱玲对服饰一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要求。
在应邀参加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的时候，张爱玲出于对会议的重视，将自己用心修饰了一番。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促使了张爱玲的出走。
当时是夏天，开会的地方是在一个电影院里，她穿着一身旗袍坐在后排，外面罩了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张爱玲的打扮尽管已经由绚烂归于平淡，但是和到场的其他人相比，在一片“蓝灰军团”中，还是显得很突出。她明显感觉到了这距离的存在。会议整整开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她也没有为了将自己淹没于这片灰蓝海洋中了而换上一件中山装，她依旧是她的打扮，她从来不会因别人都穿什么而去忙着穿什么。她是心静如水的女子，穿旗袍与否，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事关紧要的姿态问题，是立场问题。她是上海女子，上海的女子生来就是要穿旗袍的，即便她已是过了炫耀的年纪，然而自己所钟爱的却是很难改变的。
显然，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可是张爱玲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天性，使她很难彻底地改变自己，她无法完全融入这样一个集体中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
对于上海，张爱玲的感受是复杂的。面对上海出现的新秩序与新空气，她着实感到惧疑与不安。其实一直以来，她既讽刺上海人，却更喜欢上海人，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是这样描述上海人的：“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同时，她还着迷于上海的特殊气味与情调：“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火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精的气味，氤氲至天明不散”。与此同时，张爱玲作为一个小说家，需要一个有闲男女上演浮世悲欢的舞台，她的兴趣，她的表达才能有用武之地。有了一个能让佟振保、范柳原、白流苏活跃的舞台，她才能以一个旁观者、讽刺者、天才的女子存在，舍却这一切，她是要迷失的。但，不幸的是，在满眼看去皆是灰的蓝的景象中，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这些她所爱过的一切即将载着她的忧伤与温暖，渐渐退去，成为永远的回忆了。当她发现她的“上海”已经不复存在时，她感到迷茫与无助。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她将如何选择？沉默，抑或改变自己？显然这些对于她来说都不是好的办法，于是她在无奈之下最终选择了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这闹烘烘的世界，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
1952年11月，张爱玲毅然决然地乘车离开了上海，离开了这个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黄浦江畔的城市……
张爱玲是以到香港大学继续完成学业的名义申请出境的，临行前，她还和姑姑约定，彼此不再联系，以免给姑姑带来麻烦。张爱玲走的时候孑然一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就踏上了经广州到香港的旅程。在经过罗湖桥的时候，张爱玲的心中又是激动，又是害怕，心情非常复杂，以至多年后她还依稀记得当时离开大陆前后的一些细节。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不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又有，“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跑累了也便坐下来，在树影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这是张爱玲小说《浮花浪蕊》中的一个情节，其中所描述的主人公洛贞的心情正是张爱玲经过罗湖桥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朋友们在得知张爱玲出走的消息时，个个都感到异常震惊和惋惜。柯灵更是不住扼腕叹息。据柯灵回忆说，夏衍在听闻此消息后，“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还曾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希望能转告张爱玲，他们想要邀请她为《大公报》和《文汇报》写点稿子。但是张的姑姑表示她根本“无从通知”，原来在张爱玲走的时候，虽然姑姑是唯一的知情人，但是她们之间有一个约定，那就是互不通信，这样，她一去之后，从此便杳无音讯，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她的生死存亡全都茫茫了……。后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她的姑姑和弟弟才终于又同她取得了通信联系，知道她尚活在人间。然而那时的张爱玲，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风情万种的才女，褪变成一位满头银丝的年迈老妪……
过了罗湖桥，就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虽然13年前张爱玲曾经在香港大学念过三年书，然而当时记忆深处的一番热带地貌与殖民地情调已经不复存在，眼前的香港是一个陌生的大都市，到处是快节奏的生活与跳动的旋律。对于这个暂时的栖息之所，她并没有太深的感情。望着眼前拥挤的人群，她觉得自己好像刚从一场梦中走出来，一个橙色的梦。清醒之后，她又发现，此时自己成了完完全全的一个孤单之人。
此次重回香港，因为是以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的名义来的，张爱玲便先去香港大学登记注册，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而辍学了。生计问题是她现在必须马上解决的头等大事。
香港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在热闹非凡、富于活力的外表下，充斥着残酷与竞争，在这样一个崇尚拜金主义的城市，张爱玲同所有50年代从大陆如潮水般涌向这里的难民一样，只身一人卑微地在这片天空下谋生。
在全无生活来源的窘困情况下，凭借着她此前在上海的名气，很快引起了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的兴趣，于是张爱玲便得到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她翻译过《老人与海》、《睡谷故事》以及爱默森的《选集》等等，为了谋生，她硬着头皮和那些她并不怎么感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的书，正如她所说的“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此外，在美国新闻署的安排下，她将一本反共小说《荻村传》译成英文，由美新署将这些书作为反共宣传材料分送到东南亚及其他各国。
在此期间，张爱玲因为工作的关系结识了宋淇夫妇，这次偶然的相遇，使他们成为终生的挚友。宋淇是名较有影响的“红学”专家，当时宋淇在电影界从事剧本审查工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夫妻二人就对张爱玲的诸多作品如《传奇》、《流言》等非常赏识，如今难得在香港偶识，自然是对其鼎力相助。在张爱玲以后的日子里，宋淇夫妇给与她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的授意下，开始写带有“反共”色彩的小说《秋歌》和《赤地之恋》，这两本小说都是由对方提供故事大纲，张爱玲自己编写具体的情节与人物。在香港的三年里，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之中。
虽然两本小说都是在受人指使的情况下写的，但张爱玲还是非常用心，她想要通过这两本小说在香港能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秋歌》先是用英文写的，是张爱玲离开上海以来的第一次写作，她信心不是很足，觉得没有多少把握。在初稿完成寄予美国经理人等待其审核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再加上还要等出版商的消息，张爱玲整日焦急不已，宋淇夫妇还拿来牙牌签书来为她求卦。张爱玲对此还颇有兴趣。不过好在《秋歌》终于顺利出版了，先是在《今日世界》杂志上连载，后来张爱玲又将其译成了中文，并且在1954年的时候出版了单行本。张爱玲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付给了一笔丰厚的稿酬。张爱玲还因为《秋歌》与胡适相识并结下了友谊。胡适一直是张爱玲所崇拜的学者，在《秋歌》出版后，她主动寄了一本给胡适，并附上一封短信。胡适在回信中说自己仔细看了两遍，并且说自己“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对《秋歌》以及张爱玲本人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三个月后，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赤地之恋》，但是销路很不好，在香港几乎无人问津，这对张爱玲的打击非常大。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两本小说是比较失败的，完全没有将张爱玲的才情表现出来。应该说，这是两部具有明显反共色彩的作品，虽然她是为了谋生，才不得不在美国的授意之下写了这两部小说，但是就她个人而言，这是对她所追求的艺术的极大的背叛。即使是出于生计考虑，她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太大了。
正如柯灵先生所说，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大多虚假，有歪曲事实的嫌疑，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也曾私下里表示对这部小说“非常不满意”。
然而，在这样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城市，她唯一能够赖以生存便是手中那支如花妙笔。对于初来乍到的她来说，想要谋得一份差事绝非易事，因此美国新闻署提供给她的可谓是难得的机会，因此现在我们也无需过多地訾议此事，她有着自己的无奈与辛酸。况且后来张爱玲并未再做过这样的“交易”。
面对《赤地之恋》遭到冷遇的结果，张爱玲开始意识到像她这样的艺术家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并且她对于香港，这个殖民地城市的政治前景也没有信心，因此整日忧心忡忡，张爱玲决定到美国寻找她的精神家园，找回她生命的欢悦。
在美国新难民法令的支持下，1955年11月，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当时前去送行的就只有宋淇夫妇。这次离别，惹出了她的无限愁思。13年前，她离港回沪，在那里她取得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辉煌，虽然是仅有的辉煌。13年后的离港，却是去向一个陌生的国度，前程无法预测。在港3年的收入，除了日常花销，却也没什么积余了。告别宋淇伉俪时，她心情很差，当维多利亚海湾逐渐消失于视野之中的时候，航船向着阴暗湿冷的大海深处，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不知道将会去向何方，自己是否能够承担未来一切的未知的苦痛。
张爱玲于11月中旬到达美国纽约，与比她先来美国的炎樱再度会合，之后在哈得逊河畔的一个“救世军”组织专门为穷人开办的女子职业宿舍里住下来。这处宿舍设施简陋，费用很低廉，并且是带有济贫性质的，许多贫寒无依靠的人都投住于此，包括很多酒鬼和老女人。张爱玲就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就好像一个难民一般，处境异常寒酸、窘迫，她的心境自然也极为抑郁。
在纽约，张爱玲有一个非常想见的人，那就是曾经在她最失落的时候给与她鼓励与赞扬的胡适先生。不久后的一个下午，爱玲和炎樱一起去看胡适，在午后的阳光里，张爱玲看着胡适先生所居住的港式的公寓房子，不禁有些恍惚，觉得自己此时仿佛置身于香港。和蔼可亲的胡适先生与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胡夫人让张爱玲倍感亲切，尤其是能够在异国他乡喝到久违的绿茶，更是让她欣喜。这一次的拜访让张爱玲非常难忘。后来有一次，张爱玲还独自一人去拜访胡适先生，他们之间还经常有些来往。胡适对这个晚辈也非常关心，见张爱玲孤身一人，怕她在外寂寞，还特意在感恩节的时候请她去吃中国馆子。还曾经亲自到女子职业宿舍去看望她，并夸奖她能够吃苦。对于前辈的关心，张爱玲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多年以后在得知胡适猝然病逝的消息后，她悲痛万分，专门写了《忆胡适之》来追念这位长者。其中一段记述了胡适亲自去女子职业宿舍看望她的情景，“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张爱玲的美国生活也并不如意。在纽约待了四个月，她仍未找到出路。三月中旬，张爱玲写了一份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暂住的申请，在得到批准之后，她结清了女子职业宿舍的所有账目，从里面搬了出来，从纽约城火车到波士顿，又转乘长途汽车到彼得堡市区，然后雇了一辆出租车，最终在天黑之前到达了远在郊区的麦克道威尔。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主要是为经济上有困难的作家提供一个写作环境，同时这里还有一些音乐家和画家，这里环境优美，在这里的生活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因此可以专心从事自己的作品创作。
她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左翼文人——美国作家甫德南·赖雅，由此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和前一次的婚姻相比，这只是一场平实无奇的婚姻，既没有伤痛与凄苦，亦没有轰轰烈烈。
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是德国移民的后裔，17岁时进入宾州大学攻读文学专业，1912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创作的一部诗剧《青春欲舞》在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中上演。同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经人推荐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之后，他辞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赖雅才华横溢，口才出众，结识过许多活跃于欧美文坛的重要作家，如庞德、乔伊斯等，后来与著名左翼剧作家布莱希特相识，受其影响颇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者。1917年与吕蓓卡结婚，生有一女，后因不习惯家庭生活，向往丰富多彩的漂泊生活，与女权主义者妻子在1926年协议离婚。1931年开始为好莱坞创作剧本，尽显其非凡的创作才华。然而他追求享乐的性格逐渐将自己的才华淹没了，1943年他不幸将腿摔断，并得了轻度中风，此后健康状况渐差，写作才能也逐渐退化，或许是希望重振雄风，1955年，他申请住进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计划在这里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完成几部作品。
36岁的张爱玲在冥冥之中邂逅了65岁的赖雅。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出现在了赖雅的视线里，他看到的是一个庄重大方、温和可爱的东方少妇，与此同时，张爱玲被赖雅的洒脱风趣所吸引，由此连个人彼此产生了好感。随着交往的深入，一向不轻易相信人的张爱玲这次却觉得赖雅可以信任，并将自己此前所作英文版的《秧歌》拿给赖雅看。赖雅对她的优美文笔大加赞赏。后来他们还谈到了张爱玲正在构思写作的《粉泪》，赖雅还对其结构提出了建议。
到5月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非同一般。在赖雅5月12日的日记还出现了“去房中有同房之好。”这样的文字。这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对另一个男人的接纳，然而十年的光阴已是悄然流逝。她萎谢了十年的爱，在此时终于又复苏了。
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张爱玲又一次必须要忍受离别的痛苦，因为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只能住到5月14号，他将要转至纽约北部的耶多文艺营，继续手头的创作工作。张爱玲与赖雅在火车站依依惜别的时候，将自己的感情与经济以及生活上的诸多苦恼都告诉给赖雅。
这一年，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已经六十五岁了，较之当年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桑弧自然不如，当年张爱玲因为不能也不想再爱了而断然拒绝了桑弧，可是现在她为什么能够接纳这样一个衰老的男人呢？
张爱玲自然有她的难言之隐。也许当年她不能接受桑弧，或许因为还没有从与胡兰成分手的苦痛之中脱身出来，又或者觉得桑弧的单纯明朗与自己所期待的成熟稳重并不相符，不过最大的原因或许是在经济上。当时她是上海当红的女作家，对于她而言，有足够的信心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而且也可以之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她说自己已经不能爱了，即使是面对像桑弧这样优秀的青年，她都是断然拒绝，从没考虑过再结婚的问题。如今的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身处美国的她无人知晓，更是无人认可，她的创作前景十分不好，对于自己现在无依无靠的处境她非常明白，并且文艺营的免费居住也是有期限的，到6月底，她就得从这里离开。她现在全无收入，新小说还在创作阶段，如果此时离开文艺营，她就会陷入难以想象的困窘之中，面对极其严峻的经济危机。她很有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而选择赖雅，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经济上的依靠。虽然赖雅年岁偏老，不过他的心理还比较年轻，对她也非常热情、关心，让离国万里、孤身流亡在外的张爱玲感到了一种慰藉。说到底她还是非常需要一个家的，一个温馨、充满关爱的家，一个疼爱她丈夫，没有人可以忍受长久的孤独。
不过现在，张爱玲已经了解了赖雅的经济现状。由于年轻时的挥霍无度，赖雅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积蓄，处境也是非常窘迫的。但是骨子里传统的东方女性的观念使她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既然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她便想要同自己心爱的人共患难，这也是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是在临别的时候，她送了一笔现款给他，算作是对他的经济援助，或许也是一份感情的许诺。
赖雅到耶多之后，给张爱玲写过好几封信。六周后，他因为在耶多文艺营的工作期满而搬到了一个名叫萨拉托卡泉的小镇。刚到这里，就收到张爱玲一封信，告之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当时的张爱玲已经辗转几次暂时搬到了纽约，对于自己怀疑的事情，她又惊又怕，在写信告知赖雅后，就急匆匆地坐车赶到了赖雅所居住的小镇。赖雅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开始非常吃惊，不过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他觉得自己至少应该在道德上对她负责，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向她求婚。不过张爱玲没等到赖雅的回信就已经来到了赖雅身边。两人相见之后，赖雅就当面向她求婚，并认真地与张爱玲谈了一次话，他坚持不要孩子，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于是催促张爱玲去做人工流产，并安慰她说手术时他会在她身边。此时的赖雅表现的责任感让张爱玲非常感动。
第二天，赖雅带着张爱玲游览了这个小镇，晚上的时候他们还谈起了各自的下一步文学计划。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张爱玲将300美元的支票留给了赖雅，作为她来小镇后的开支。其实在这里住宿只花了5美元，但张爱玲仍然像当年资助胡兰成一样的援助赖雅，对于自己的爱人，张爱玲总是甘心付出的，并且无怨无悔。实际上，此时张爱玲的生活也是异常拮据的，300美元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然而，她对赖雅如此关照，可见他已经降赖雅看成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准备，1956年8月14日，赖雅与张爱玲在纽约举行了婚礼。马莉·勒德尔和炎樱受邀出席，炎樱也是惟一一个张爱玲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婚后，他们一起畅游了纽约。张爱玲在这个大城市里终于找到了一种“归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家只是暂时租来的。但是，对于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又在外飘泊多年的爱玲来说，这一天她盼望得已经太久太久。1956年10月，新婚不久的张爱玲和赖雅得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允许，再次回到这里暂住，直到第二年的二月。
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并不垂青于这个饱经感情折磨和人世风霜的女子，在他们回到文艺营后没多久，真正令张爱玲忧心的事情便接踵而至了，张爱玲从此便开始了自己人生当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着心理和精神上双重负担与经济和生活上双重压力，使她始终难以摆脱第二次婚姻所带来的沉重与阴郁的一面，让她在日后的生活中总有一种雨打浮萍的零落感。
生活上的烦恼首先向她袭来。65岁的赖斯身体状况渐渐不及从前，并且在婚后不到两个月，就又一次中风，给张爱玲带了一个不小的打击。后来赖雅的病情在几次反复之后，终于在圣诞节来临前明显好转了。赖雅一出院，就希望能以节日的欢乐消除张爱玲心头的忧虑，不过效果不好，这对夫妻间的新婚的欢乐短暂地如一阵风，转瞬即逝了。结婚不到半年，张爱玲渴望的安稳已经严重受到了威胁，她努力去照顾病人，但心情却开始变得沮丧起来。
此外，他们贫穷窘困的生活处境也令张爱玲非常担忧。生活依旧是茫然而没有着落的。1957年3月，张爱玲将刚刚完成的《赤地之恋》英文译寄往纽约，却遭到了出版公司的质疑，表示对她的这部书信心不大。之后尽快解决生计问题，张爱玲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了一份出版合同，由该公司将《秧歌》改写成剧本。不久之后，哥伦比亚公司来信说协议顺利，并且付给了张爱玲1350美元的稿酬与90美元的翻译版权。这些钱对于他们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令张爱玲非常高兴。
很快，到了1957年4月，他们在文艺营的住期又将满，他们只好提前在附近寻找住所。他们找到了一个月租金61美元的小公寓里，里面有简单的家具。虽然租金不多，但是对于目前没有固定收入的他们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至此，他们的生活才稍稍稳定下来。生活拮据，但是他们过得却很从容淡定，二人都努力写作，希望能稍稍改变一下经济状况。谁知5月初的时候，她把写完的《粉泪》的手稿寄到司克利卜纳公司没多久，该公司就将稿子退了回来，并附上一封拒绝信，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伤心沮丧至极，一下子就病倒了，好几天都卧床不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支撑着她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影响，她在这部小说上花费了不少心思，在文艺营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都用在了这本小说的创作上，并且对它寄予厚望。这对她的打击很大，一直拖到6月，她才渐渐从失落沮丧中恢复过来。幸好后来司克利卜纳公司将《秧歌》一书的版税约300美元付给了张爱玲，这使得她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一些，于是又着手写了一篇新故事——《上海游闲人》，并且主动同宋淇夫妇联系，希望能够重新获得为香港的电影公司写稿的机会。此番尝试后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鉴于宋淇的推荐，她的每篇稿子可获800至1000美元的稿酬，这在香港是极高的。
8月中旬，张爱玲接到从伦敦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上面说她的母亲病重要做手术，张爱玲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100美元的支票寄往英国。可惜，母亲最终还是永远离开了她，在术后不久便去世了。母亲留给张爱玲唯一的东西便是一只装满古董的箱子，母亲去英国的这些年一直是靠变卖古董为生的。这些古董后来也被张爱玲逐个变卖以补贴家用。
1958年春天，张爱玲为了能够在文学事业上有所发展，想要搬到大城市居住，虽然风烛残年的赖雅因为早年放荡不羁的生活已使他厌倦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为了他心爱的妻子，还是下决心一定要带着张爱玲到大城市。于是，他们一起向洛杉矶附近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申请，不久，他们相继获得了批准。
对于张爱玲的生日，赖雅总是弄不明白，因为中国是过农历生日的。而这一年，赖雅早早将张爱玲的农历生日弄清楚了，他特意将10月1日这一天记下来，提醒自己，一定要给心爱的妻子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这天早晨，下着绵绵细雨。午饭后，赖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火红娇艳的玫瑰花送给了张爱玲，并且祝她生日快乐，这个惊喜着实让张爱玲愣了半天。张爱玲从小生活在缺少爱的家庭中，从来没有人给她过过生日，连她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而这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可是现在，赖雅竟然将自己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还精心准备了礼物，这让张爱玲十分感动。等到下午天晴的时候，赖雅与张爱玲一起到外面散步闲逛，他们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回到家，赖雅亲手做了饭，他们愉快地用餐之后，傍晚时分，张爱玲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同赖雅手挽手地到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由艾迪·格里菲丝主演的《刻不容缓》，是一部轻喜剧，张爱玲看得都笑出了眼泪。散场之后，他们踏着夜风往回走，赖斯[怕张爱玲着凉，脱下自己的外衣替她轻轻披上。回到家临睡前，张爱玲告诉赖雅，今天是她这38年来最快乐、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天。这让赖雅感到非常欣慰。
于是，怀着快乐、兴奋的心情，他们在10月中旬来到了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一直住到了第二年五月，他们在那儿呆了半年多时间。
随着时光的推移，莱雅与张爱玲之间的感情也日渐深厚了。张爱玲对赖雅的照顾格外周到，充分显示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娴雅，经常替他按摩，还常给他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随着年龄的增大，赖雅觉得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张爱玲了，不仅是生活上，就是感情上也是越来越依赖她了。他曾动情地对张爱玲说，娶到她，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他还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留给张爱玲。其实他所谓的遗产都只是一些无用之物，其中收集着他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贝托尔脱·布莱希特的大量通信。这是有关这次两位文学大师信件最大的收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基金会的期限到了之后，张爱玲如愿把家搬到了大城市旧金山，在布什街找到了一所便宜公寓住了进去。想到自己终于可以在美国的大城市里有了一个家，张爱玲心理感到非常开心。此后宋淇夫妇不断地帮她约稿，她和赖雅两个人都非常勤奋地写作，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收入还比较可观。同时，由于宋淇夫妇和美国新闻署官员麦嘉锡交情很深，所以就能继续为香港美新处做翻译。这一时期，他们生活较为平稳，比当初的窘迫漂泊，可谓是大有改观的。
他们的生活渐渐变得很有规律。赖雅每天早上8点起床，用过早餐之后就步行到附近的他的小办公室去工作，而张爱玲则因为晚上熬过夜而将整个上午用来补充睡眠。中午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用午餐，下午继续各自得工作。他们偶尔也会相伴去购物。此外张爱玲还弄到了一张附近唐人街图书馆的书卡，可以经常到那里借中文书籍回来看，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这年8月14日是他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相比较而言，在旧金山的岁月是张爱玲在美国少有的快乐时光，稍后不久，她还正式得到了美国国籍，成为一个真正的移民，这是她从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不过她也因此得到了一些法律上提供给她的生活保障。
然而，生活虽然已经慢慢好起来了，可是她在美国的写作生涯并没有随之有丝毫进步，她开始对自己的英文写作丧失了信心。这些年她在美国写作的英文小说几乎全部失败，这让她觉得想要在这个英语世界有所成就是很难的。此时，她暗中做了一个决定，她想要重新回香港，寻求新的发展。同时她当时正在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少帅》，写的是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而此时的张学良本人正被蒋介石幽禁在台湾。她希望能够顺便到台湾找机会见一见张学良本人，收集一些资料。
赖雅虽然对妻子的东方之行并不情愿，多年的夫妻生活已经使他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离不开妻子，但是他没有理由拒绝妻子为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进行的长途奔波。
虽然张爱玲在美国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甚至连自己的中文创作也渐渐进入了低潮阶段，但是她却在台湾悄悄红了起来，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她过去在上海红极一时，那个时候写的几本书在香港重印之后，渐渐传到了台湾，开始受到台湾文化界的认可和重视，夏济安和夏志清两兄弟就曾大力推崇她的作品，五十年代，夏志清在美国留学时因为要出一本《中国小说史》，在林以亮的推荐下，读了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之后，对其大加赞赏，并在自己的书中还不含糊地写道：“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此后一批新起的青年作家还将张爱玲的作品奉为“经典”。她的文学成就几乎获得了毫无保留的肯定，这对台湾新一代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像白先勇、王桢和等一批优秀作家更是对张爱玲的作品顶礼膜拜，并深受其影响。台湾逐渐掀起了“张爱玲热”使这里又出现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张迷”。张爱玲到台北之后，虽然采访张学良被拒，但是却感受到了自己在台湾的影响力。1945年以后，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文学事业与个人天才得到了最为正式的承认，15年来，她几乎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才能产生了怀疑，她以为属于自己的时代早已被遗忘。
在美国朋友麦加锡的安排下，她与白先勇等《现代文学》的青年作家见了面。聚会时，张爱玲的少言寡语使这些崇拜者们感到莫大的兴奋与满足的同时，更加深了他们想象中的神秘与不可企及。第二天，她还在王桢和的陪同之下，到花莲去游玩，花莲之行使张爱玲感觉到很轻松、愉快。
然而此时张爱玲突然接到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说赖雅再次中风，请求与她联系。张爱玲立即取消了所有旅行计划，迅速赶回台北。从赖雅女儿霏丝那里得知了赖雅发病的详细情况。听说赖雅此次中风非常严重，已经瘫痪不起，这让张爱玲怅然若失。她很悲伤，更感到疲惫不堪，她知道赖雅此时很需要人照顾，但是她身上的钱已是不够买机票回美国了，所以，她决定按原计划先去香港，决定赶出一批新剧本，以解决燃眉之急。
张爱玲此后在香港住了五个月，但是过得并不如意。她本来是为宋淇替她预约的《红楼梦》剧本而来的，但是剧本完成之后，却没有被电影公司接受，原因是另外一家电影公司抢先拍摄了同一题材的电影，于是电懋公司决定放弃拍摄《红楼梦》的计划，那么她此次香港之行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她的经济窘境也将无法得不到改善，这样一来，她和赖雅的生活又会很快就会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况之中。为了这件事，41岁的张爱玲整日心事重重，开始连夜失眠，眼疾也开始加重了。此时她在香港完全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为了买到回美国的机票，张爱玲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没有钱去买一双鞋子。
在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夜，张爱玲独在公寓楼顶的黑暗中仰望，一轮满月静静地普照着远处九龙远远近近的公寓，眼前的万家灯火，让张爱玲感到一种落寞深入骨髓。她不仅感怀身世，这个曾经红遍上海滩的绝代风华的奇女子，如今竟然孤零零一个人在异乡为了生计而忍受着辛酸与漂泊。
3月18日张爱玲乘飞机从香港回到美国，已经出院的赖雅和女儿霏丝一起到华盛顿机场接张爱玲。看到张爱玲走下飞机，他激动异常。然而张爱玲回来后没几天，赖雅又接连住了几次医院。她只得和霏丝轮流照顾他。张爱玲此时仍然在忙着给香港电影公司写稿。好在赖雅很快就出院了，他们的生活又逐渐恢复到了常规状态。
原以为生活可以在平平静静中过去，然而，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了，1964年，宋淇所在的电懋公司的总裁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公司很快倒闭关门，宋淇也离开了电懋，自谋出路去了，张爱玲顿时失去了通过写作剧本获稿酬这一主要经济来源。张爱玲立即决定从皇家庭院的简朴公寓搬了出来，住进了黑人区中的肯德基院。然而生活来源的问题迫在眉睫。在此后的两年里，为了谋生，张爱玲开始为美国的电台编广播剧。当时她的朋友麦加锡在“美国之音”任职，张爱玲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在那里做点“散工”。这可算是帮了张爱玲一个大忙。不过这些收入只为能够解除她与赖雅的生存之忧。
没多久，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很快又来了。赖雅意外跌断了股骨，很快又引发了中风。张爱玲只得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的起居，同时还要更加努力地挣钱支付赖雅的治疗费用。她顿时陷入了巨大的困难。豪贵出身的张爱玲自小养尊处优，一直有佣人伺侯，现在居然要她去照顾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并且还要为困窘的经济状况而担忧！非但张爱玲，赖雅也感到了深深的绝望，阴郁的气氛笼罩在整个家中。
赖雅的病情到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最终甚至是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感到心力交瘁，既要面临着生活的艰辛，还要来照顾病重的赖雅，对于这生活的折磨，她完全是靠着最大的毅力来坚持着。
1966年，她申请到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作驻校作家。迈阿密大学的校刊称她是“健在的最优秀的中国女作家之一”，这句话似乎是引自夏志清教授的著作里的，事实上，她能够申请到这个职位，也是由于夏志清教授的推荐。这年的9月，她来到大学的所在地，俄亥俄的牛津市，在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放心不下无人照顾的赖雅，又回到了华盛顿，将他也带到了俄亥俄。她刚来的时候，学校的师生对她是很期待的，然而，张爱玲却让他们失望了，她绝少露面，甚至连一般的社交活动也不参加。英文系教授华尔脱·哈维荷斯脱曾力邀她参加他的研究班，但是她却还是借故推辞。照顾赖雅已是让她身心俱疲，她再也抽不出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当然写稿还是一直没停下来的。她始终割舍不下的是她的文学追求。
在牛津时，在夏志清教授的介绍之下，张爱玲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申请翻译《海上花列传》，得到批准。自此，她的文学生涯也出现了一个转折，转向了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可以说，这也是她对人生的一次退缩，她的人生道路向着内里收缩，也逐渐地变得更加狭窄了。
正好此时位于麻州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的朋丁学院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她去任教，1967年4月，张爱玲带着已时日无多的赖雅悄然离开了迈阿密，没有和任何人道别，直接就去了康桥。此时76岁的赖雅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是骨瘦如柴，1967年10月8日，他终于在痛苦中去世。
张爱玲没有为赖雅举行葬礼，只是在他遗体被火化后，将他的骨灰转交给他的女儿霏丝，由她安葬。从此，爱玲真正变成无牵无挂了。她在顷刻间失去了在美国惟一亲近的人。赖雅的离开，使张爱玲彻底陷入了孤独之中，不过这也让她回到了自己身边。在此后漫长的30年人生长河中，她都是一个人走过的。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她对于这份迟来的爱情，看得非常珍贵。自1968年后，她似乎是渐渐地离开了世俗的生活，直至闭门幽居。她不为人知，外部世界她也没兴趣关心。
1969年，张爱玲，在康桥的工作期满之后，经夏志清教授推荐，陈世骧教授请她去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去工作，于是她再次从美国东部迁到西海岸。1969年7月初从波士顿来到了伯克莱，从此开始了她晚年在加州的二十六年的孤独岁月。
1968年，台湾的皇冠杂志社决定重印张爱玲早年的小说与散文作品。《传奇》、《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等作品都因而得以重新面世。《怨女》问世后不久，港台地区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张爱玲因此在文学上似乎是又迎来了她的第二春。在经济上，她也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来源。60年代的末两年，她在台湾和香港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以一个杰出的新文学作家。自此，她的经济状况转入了平稳状态。这于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怨女》是译自张爱玲60年代断续写成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并稍作了改动。对于这本书，张爱玲是倾注了诸多心血，是她准备来进军英语文坛的一部倾心之作，但是写成了之后，经她多方联系，最终英国的凯塞尔出版社出版才出版了此书，但是英国的评论家对这本书却评价不高，这次事件对张爱玲意图用英文写作的信心是个莫大的打击。只好再度改译为中文，在汉语世界出版。60年代后期，她开始专心用中文写作。她将《北地胭脂》译为中文，改名为《怨女》，交给平鑫涛出版了。
相比较《怨女》，将《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较为省力和成功的改写。《十八春》最初是1950年在上海《亦报》上连载，1968年她改动了之后在《皇冠》杂志连载，改名为《半生缘》。张爱玲为这个名字曾都考虑了很久。她在给林以亮的信里曾这么写道：“《十八春》本想改为《浮世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到了第二年五月，她准备用《惘然记》作名，但林以亮从销路上考虑，还是劝她改了个名字，也就是最后我们看见的《半生缘》。改动除了标题之外，最大的一个改动就是，去掉了结尾的那个貌似大团圆的结局，只把故事结束在世均与曼桢、叔惠与翠芝的重逢之际，最后留给读者的是一种凄凉、空落的感觉。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到真的发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使他诧异的是外面天色还很亮。她憔悴多了。幸而她那微方的脸型，再瘦些也不会怎么走样。也幸而她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要不然一定是梦中相见，不是真的。”
然而，一切的欢乐、悲伤与痛苦都已全部如水般逝去，淡淡地流向了未来。时间已然夺去了许多真实而美丽的东西。她的心里感到的是惘然，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身在异国的星空之下，她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对她说：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在张爱玲作品中，一种惘然的情绪又悄悄地氤氲其间。20年之后，张爱玲并没有像刚从恋爱的痛苦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一般，为了那段乱世情缘而哀婉太息，而是以一种平淡的心境将《十八春》进行了重新修改，她现在已经无心过分地去哀婉。如今的她，写的是对人世长河平静的体验。
随着作品不断被重印，张爱玲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文化圈里也开始逐渐受到重视。1969年到1972年，她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问题，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窘况生活。
随后，她逐渐显现出与世隔绝的倾向，除了与少数一些友人通信，她几乎不与他人来往。与宋淇夫妇的她通信是比较经常的，她喜欢向他们倾诉一些生活上的烦恼。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对夫妇是她自离开大陆以来在感情上最为亲近的人。
70年代的张爱玲已经过上了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与外界几乎不来往。然而此时她的名气在海外华人世界里已经渐渐传开，仰慕者骤然增多，不断有写信联系或登门拜访的人，不过张爱玲几乎都拒绝了。于是，“张爱玲”这三个字开始变得神秘而高贵起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够与她取得联系或者见到她本人的就只有两个人——台湾青年作家王桢和与水晶。
后因陈世骧教授的去世，张爱玲的职位自然失去，靠着她在港、台两地的版税收入，她终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居住了。于是她选择了洛杉矶，她曾经与赖雅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这里优美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让她非常喜欢。
张爱玲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住在洛杉矶，直到她悄然离开人世。
在洛杉矶幽居的前期，她仍然偶有新作面世，《色·戒》便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还被海外的一些学者推崇为不朽之作。
《色·戒》讲的是发生在40年代的故事，主人公王佳芝和一群同样热血的青年学生，在民族主义感召下，密谋刺杀汪伪汉奸易某。为此王佳芝主动献身作诱饵，欲施美人计引他上钩。为了能够逼真地扮演已婚女人，在实施计划之前，根据团体的决议，王佳芝不得不失身于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同学，而后招致风言风语。但她忍辱负重，不忘大事，终于有天接近到了易某，并将其骗到一家珠宝店里，然而就在计划实施到关键时刻，王佳芝因为过度紧张而产生了幻觉，觉得这个为她买戒指的男人是真心爱自己的，因此产生了恻隐之心，错失良机。结果最终导致她同她的同伴一起被易某所杀。
这个故事本是40年代她与胡兰成恋爱时胡讲给她的一个真实背景的故事，张爱玲当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数年之后根据这个故事改编成了这部短篇小说。当年胡兰成所讲述的，原本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暗杀故事，不过通过张爱玲的妙笔，将它转换成了对人性脆弱的观察与对人类生活的反讽。通过《色·戒》，也可以看到年近60的张爱玲依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创作活力，不过此时她的观察点已经和年轻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此后的十多年里，张爱玲主要醉心于两件事情，一个是对《红楼梦》的潜心研究，另一个就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翻译，是张爱玲朝向内心沉迷的一次旅行。说到她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在她幼年时就有所涉及，当时她还写过一篇《摩登红楼梦》的鸳蝴体小说。对于张爱玲来说，她自认为《红楼梦》和《金瓶梅》是她一切的源泉，特别是《红楼梦》。张爱玲一向不喜欢看理论书，但《红楼梦》中所提到的理论研究她却了如指掌。
张爱玲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进行《红楼梦》进行研究，中途间有停顿，终在1976年汇集成册。她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研究，并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所以她不仅是“身陷其中”，而且甚至常年是“不想自拔”的。那里似乎是她涓涓才情的泉眼，她愿意像小鹿一般伏在泉水边，躲开世间的一切纷争，静静地在回忆中品味生命。
七八十年代，张爱玲花费两年的工夫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想将《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更是她自1955年就萌生的念头。在很早的时候张爱玲就想翻译《海上花列传》了。那年，张爱玲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醒世姻缘》和《海上花列传》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列传》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着。”后来，当她拜访胡适的时候，她又提到了这件事情，对此胡适也很支持。张爱玲回到美国后与瑞荷相依为命，平静却拮据的生活，但是瑞荷的健康每况愈下，瑞荷漫长的痛苦终于到尽头，张爱玲把眼泪留给自己，平静地送走他。经过长达四五年的流浪生活，张爱玲的健康大受影响，她每天争取写作时间，却还要分神去照顾缠身已久的种种疾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翻译了这部幼年时便迷恋不已的“奇书”。《海上花列传》全书的对白都用苏州话写成，对于不懂方言的读者来说，可谓“天书”。因此，即使是译成国语版，也得细心咀嚼，那么译成英文需要多少时间和心血也就不言自明。所以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但也是颇有价值的，它标志着胡适工作的延续。张爱玲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发掘或者说“打捞”一部古典杰作，使其成为传统文学经典序列之一，与《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一样并列而流传久远。
经过十几年的伏案苦作，《海上花列传》终于在80年代全部定稿的。但是英语译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爱玲的屡次搬家中丢失，国语译本于1981年由皇冠出版公司出版，分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本，共60回。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但这一时期，张爱玲开始了一种较舒适的生活。此时她已经60多岁了。当年传奇时代的橙红色梦幻在这个时期已经彻底散去，甚至她自己也将那段传奇经理“遗忘”了。因为她早已不为声名、地位而激动了。
张爱玲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在长年的幽居岁月中，张爱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了独自享受内心的完美。她向来很少与外界往来，更不愿意面对外界，但是外界关于她的喧哗却仍然不断高涨。她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掀起的热潮与她的这种隐居格格不入。而这个时期，台湾首先出现了众多崇拜、模仿她的年轻女作家，紧接着就是90年代的大陆作家。“张爱玲”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同天才、神秘、高贵、爱情、传奇相类似的30年代“上海”的代名词。而她本人，则深受社会群众的欢迎与崇拜，成了一位不在场的明星。
然而，张爱玲并不希望有人扰乱她当时那种宁静的生活。在那段时期里，她一直都住在家里，几乎不出房门。她的作息时间很特别：早上是休息时间，中午则要打开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一直到半夜，利用间歇时间骑健身单车。每天她都要看上12个小时的电视。偶然出门也是出去买日常用品。有时她也会读一读报纸，例如《洛杉矶时报》、《联合时报》、《中国时报》，但只是略略地读，并不认真。张爱玲到住宅楼下取信都不是天天去取，而是十天半月才取一次。有时，为了避免见人，甚至要半夜三更下楼取信。
也许，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越是不能了解的东西，就越是要探究到底。何况是对像章爱玲这样的一个身世传奇、知名度极高的名人呢，人们对她充满了好奇。1987年，台湾一位名叫戴文采的记者前去采访她。这位戴记者自称自己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当她到达洛杉矶后，便打听到张爱玲的地址，于是先给她投了封信。可是，许多天都没有回音。戴小姐看见张爱玲隔壁的房间正好是空的，便把它租了下来，在此居住。戴小姐几乎和张爱玲一样，整天待在房间里，但是戴小姐常常用耳朵贴着墙壁，仔细地听着墙那边张爱玲的一些动静。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她都没有看到张爱玲。既然张爱玲的“庐山真面”如此难看到，戴小姐只好将一支长长的菩提枝将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都勾了出来，就因为这些垃圾，戴小姐特别写了一篇题为《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
有一天，戴小姐突然听到隔壁有开门声，原来是张爱玲出来扔东西。于是戴小姐立刻走出家门，准备跟踪张爱玲。但张爱玲似乎有所察觉，便十分自然地整了整袋子，退回了房间。见此情景，戴小姐只好回到自己房里。当她一回到房间，便又听到张爱玲开锁出门的声音。这次戴小姐没有立刻开门，而是躲在墙后观看。虽然看得不是很真切，但这也已足令人震动了，戴小姐回忆说，她看到张爱玲，就像看到从书里走出来的葬花人林黛玉，似乎真实，又几乎不真实。为此，戴小姐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她立即将这一切告诉给自己的一个朋友，但她的这位朋友却不太认可戴小姐的此种做法，于是就通知了夏志清教授，夏志清教授迅速通知了庄信正，庄信正又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了住在张爱玲家附近的建筑师林式同。仅仅隔了一天，张爱玲便突然搬走了。
从此，张爱玲的生活更加与世隔绝了，她几乎不怎么接电话，自己的住址也轻易不像外人偷漏，她甚至租用了一个信箱来收信。张爱玲的生活是完全封闭的。只是在1994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生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她在这部作品中向世人展示了许多她和她家人、朋友的照片。这对于研究张爱玲本人的价值非常高。
1995年9月9日，张爱玲被发现病逝于洛杉矶的公寓中，享年75岁。当时，张爱玲的邻居发现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这位消瘦的中国老太太了。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的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那幅画面让人无法形容：一个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祥和地躺在空旷的大厅的地毯上。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比的惋惜与伤感。
这一天正值中国农历中秋前夕。澄静的圆月挂在天空中，透过被风轻轻卷起的落地窗帘，银色月光静静地洒在她饱经风霜而安详入梦的脸上，似乎为这位曾经拥有绝代风华的奇女子奏响了一首美丽的挽歌。
此后二十四小时内，祖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得知了张爱玲猝然病逝的消息。纷纷举世为之哀恸。《中国时报》等媒体均以整版的篇幅对张爱玲的突然病逝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一时间，海峡两岸关注张爱玲的人为之震惊。她的逝去，使中国文坛损失了一员大将。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传奇作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张爱玲在遗嘱中提到，一切私人物品都留给在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遗体立即火化，不举行任何仪式，骨灰撒到任何广阔的荒野中。
1995年9月30日，张爱玲的追悼会在玫瑰公墓举行，遵照她的意愿，人们将她的骨灰撒于空旷的原野。事实上，人们特意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她出生于1920年的9月30日。对于张爱玲来说，能够在自己生日的这天又重回到大地的怀抱，也算是一段几近完美的旅程了。不过这其中还是留有一丝遗憾，因为远在异国他乡的张爱玲，只有隔着浩瀚的大西洋，才能够感受到故国丝缕的气息。
长眠于异国地下的张爱玲，还能回到她那橙色的梦中么？能够越过重洋，回到她的上海么？还有她的恋情，她的传奇，她的……，一切都回不去了。她和她的旧上海就如同茫茫烟波一样，随着大海流逝，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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