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美国大学生来中国一所重点小学去教英语。这个老美，懂得一点汉语，有时仗着他那一点粗浅的汉语来辅助教学，这自然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也免不了闹一些笑话。
有一次，他给小学生讲英语里很普通的词“thing（东西、事物）和man（男人）”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地作了一些发挥。
他说：“这个‘thing’就是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不是人。比如说，这只粉笔，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东西。而我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东西。”
他还没有说完，底下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非常奇怪，待大家笑停了，他问大家笑什么。小学生哪里能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他就不断地问：“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个东西，而你们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是个东西？可是我明明不是个东西。”
底下笑得更厉害了。
一语双关
在幽默交往中，一语双关是常用的手法。
一个著名的作家，娶了一个长相平常的妻子，他们双双挽手而行。在走到一个咖啡馆前遇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带着他的妻子，不过这位太太相当美丽。
这位朋友见作家的太太相貌平常，就说：“我很惊讶你的选择。”
这位作家的太太伶牙俐齿，马上就回答过去说：
“我也惊讶于她（这位朋友的太太）的选择。”
这句话刚刚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待到他们分别了一会，他反应过来时，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
这则幽默故事的要害完全在于“选择”这两个字上，在两个人的上下文中，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内涵上是相反的。
一语双关之妙，就在于把针锋相对隐蔽在相同的字面里。
参加父亲的婚礼
说中国人天生就缺乏幽默感，其实这并不准确。中国人只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下，例如在外交场合，在商务谈判的现场，在比较严肃的仪式中不太常表现出幽默来。一般地说，在朋友和亲人中还是很会开玩笑的。
这是因为人们在非正规场合，比较容易放松自己的神经。而到了正规的谈判、礼仪中，就神经紧张得不能自由转移思路了。
一个加拿大的朋友问我：“如果父母离了婚，父亲又结婚了，中国人会不会去参加这样的婚礼？”我说：“一般地说，老一代的人不会去，但是年青一代的就可能大方地去参加了。”
他又问：“去参加了以后，会不会开玩笑？”我说：“那不可能。”
他说：“这就是中国人和加拿大人或者西方人的区别了。”
他父亲和自己的母亲离异了以后不久又结婚了。
他去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他对父亲说：“新娘很漂亮，不过我希望下一个比这个更加漂亮。”
这如果是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加拿大，他这样说并没有引起父亲的不快，反而使得婚礼的气氛更为活跃。
类似幽默的诡辩
两个中学生问希腊文老师：什么叫做诡辩？
老师反问：如果有两个人到我这里做客，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我请这两个人去洗澡，你们看他们之中谁会去洗呢？
学生说，当然是那个脏人。
老师说，不对，是干净人，因为他养成了洗澡的习惯。
等到两个学生说是干净人时，老师又改口说应该是脏人，因为他更需要洗澡。
学生马上同意之后，老师又说：错了，当然应该两个人都洗才对。
学生觉得有理，老师又说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洗。因为脏的不想洗，而干净的则没有必要洗。这位老师每回都说得有理，但是却互相矛盾。
这似乎是有点可笑，但是却与幽默无缘。因为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取得互相的谅解，即使是对于对方的进攻也要让对方有一种会心的微笑，把进攻变成对方的享受是幽默的基本功能。这里的这个希腊诡辩家却不是在让对方和自己一起来享受诡辩之乐，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反复把谁去洗澡的标准不断地变化，说脏的先洗，是生理的要求，说脏的不洗是心理倾向。表面上是雄辩的，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因而是类似幽默的诡辩。
离婚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不管怎么现代化，也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总不算是一件好事情。要把不好的事情说得难听是容易的，要把不好的事情说得好听、好玩却是不太容易的。这也正是幽默家可贵之处。一位侨居美国的作家说到这一点时，就用了开心话来说这种不开心的事。
他说，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从第一天起就吵。没有意见相合的时候，只有在离婚这一点上彼此相同。这就有点俏皮了。
这里就是西方幽默理论的“Incongruity”原则，即不相称、不一致，不相称的幅度越大，幽默感就越有强度。一般的不相称，只能引起滑稽之感，比如一个人正在演讲，突然蹲下身子说，自己鞋子里有一个沙子之类。
这位作家充分利用了这种不一致的原理，说：“离婚为这个世界和平的贡献，仅次于联合国。”这样的不一致不但幅度大，而且含义隽永，幽默感的强度就不同凡响了。
要把坏事说得幽默一些，心态就要自由一些，通常我们讲话都是要前后一致的，要各个部分相称的，但是在幽默谈吐中所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这就是敢于说出一些不讲理的话、不通的话，否则就可能与幽默无缘。
思路错位
在正式场合人们比在平常时候更难幽默起来，因为在这种场合，人们更习惯于严肃、一本正经，拘守着一条思路。
幽默要求人们有自由转移的思路，达到错位效果。有一个俄国笑话这样说：
一个女郎买了一顶红色的漂亮帽子，去看足球赛。她的帽子妨碍了背后一位小伙子的视线。他请她把帽子摘下，理由是他花了一大笔钱，是来看足球的，而不是看人家的帽子的。
这位女郎却回答说：“我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来看到我的新帽子的。”
这就是思路的自由转移而导致的错位。
本来不言而喻的是看足球，但是女郎却把它转移到自己漂亮的帽子上去了。二者在逻辑上有错位。一个是球迷，为了看球不惜付出金钱的代价；另一个是带着帽子的女郎妨碍人家看球，目的是为了让人家看自己漂亮的帽子。
同样是“看”，竟包含着如此错位的内容，这就好笑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
一位总统很重视自己的演说，要求把它安排在最精彩的节目之间。演说结束以后，他询问部下，大家反应如何？
部下说：“很好，大家很满意。”
总统很高兴。
这位部下后来被同事谴责，说他说了假话。这位先生却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人们就没有时间去上厕所了。”
他的意思恰恰是说节目太精彩了，人们连上厕所都顾不上。只有在总统演说的时候，才舍得花时间去厕所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同样一个现象包含着相悖的内涵，就构成怪异，这就是幽默的最根本原因。
万卡——含泪的幽默
幽默并不一定纯粹是逗笑，纯粹的逗笑不免流于滑稽、油滑。滑稽的形式中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情则可能上升为幽默。这种感情不像抒情诗那样强烈，它是很含蓄、很深沉的，表现出的感情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甚至不单纯是笑，而是笑中有泪，在笑中包含着深沉的悲哀。
契诃夫早年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常常限于滑稽，到了19世纪80年代，在他走向成熟的阶段，他的笑就比较复杂了。
他在经典作品《万卡》中描写了一个在城市里当童工的孩子万卡，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偷偷地写信给他的祖父，向他诉苦，希望他能到城里来，解救他，把他带回乡下。
他用孩子气的语言把信写完了。可是他不懂得如何写地址。只是在信封上写了“乡下祖父收”。
这样的地址，祖父肯定是收不到的，但是他却在把信投入邮箱以后，安心地睡着了。而且在梦里还看到了自己的祖父收到信后读信的情景。
一方面这是可笑的、可爱的，明明是收不到，却沉醉在甜蜜的梦想之中；另一方面，又是可悲的、可怜的，读者在想象中预见到了他甜蜜的梦想破灭以后的悲凉。
啤酒和苍蝇
如果你到酒吧去，发现小姐拿给你的啤酒里有一只苍蝇，你会作什么反应？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是与幽默无缘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实用价值观念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苍蝇进入了啤酒，是破坏实用价值的，而且是叫人恶心的。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一个德国人看到啤酒里有了一只苍蝇，就把这杯啤酒倒掉了。因为德国人是很讲究严谨规范的。
一个英囯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就可能耸耸肩膀走了。因为英国人是很讲究礼貌的。
一个日本人，则叫服务员把经理叫来，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并且要求他好好检查管理方面的缺陷。日本人是很讲究经济效益的。
一个俄国人来了，却把这杯啤酒喝了下去。俄国人是很讲究实惠的。他想，啤酒中有酒精，而酒精是可以杀死细菌的。
最后来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彬彬有礼地请服务员过来说：“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可以把苍蝇和啤酒分别放在不同的盘子里拿给顾客。”
这是不可能实行的，但是正因为它不可能，因而它的想象把你带到了幽默的境界。
当场不捉奸
一个人发现自己太太和神父发生苟且之事，但却并不前去捉奸，而是跪在窗前祷告。神父问他何故，答曰：“既然你代替了我的位置，我就只能代替你的位置了。”
这是幽默超越常规思路的一种方法，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一个故事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一个波兰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犹太人，同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他们都注意到老板要提前一点离开。于是他们就商量好，老板一走他们也开溜。
犹太人、意大利人都回去平平安安地休息了。
波兰人回家以后却发现他的妻子和老板在床上。
第二天老板又提前走了，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问波兰人是不是要早点开溜，他说：“不了。”
问：“为什么？”
答曰：“我昨天差一点被老板逮着了。”
常规思路应该是丈夫现场捉奸，但是在这里，思路错位的关键在于：同一个人，有丈夫和雇员的双重身份。故事把丈夫身份完全抹杀，把雇员当做唯一的身份，就不存在捉奸的问题而是提前下班会被老板发现的问题。
从一个复杂现象中孤立地抽出一点来进行推理就有了荒谬性和幽默感了。
骂人和编故事
社交谈吐中，最强的进攻性莫过于骂人。直接骂出来，不但降低了自己，而且会刺激对方的情绪。骂人要骂得艺术一些，就不能不学一点幽默之道。编故事的方法，是常用的。
编这种故事的关键在于，要把骂对方的话放在一个距离相当遥远的空间里，让对方完全丧失现实的警惕性。比如你要骂一种人是白痴，你不能直接骂出来，你就把这句话放在一个极其荒谬的推理中，在假定的推理中，似乎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有一则故事是骂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白痴的。但是故事却把空间拉到离国会议员非常遥远的空间中去：
三个外科医生争着吹自己的医术高明。
第一个说：“我给一个男子接上了胳膊，现在他是全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
第二人说：“我给一个女子接上了腿，现在她是世界著名的长跑运动员。”
第三个说了：“我为一个白痴接上了笑容，他现在已经是国会议员了。”
第二个人说完之后，都还没有接触到要害，这一切都是为第三个人做陪衬，关键在于，第三个人所说的既要荒谬，又要合乎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同时还要把结论定在所要骂的对象身上。
第三个人所说的，在听众的期待中是医术更高明的，结果表面上更高明了，但是却更荒谬了。然而就是在这更荒谬的陈述中，出其不意地把国会议员和白痴联系在一起了。
浣熊招供
如果你对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或者什么单位很是痛恨，直接去骂它是不愚蠢的，但那样一点也不幽默。要幽默得起来，有许多办法，其中比较巧妙的办法就是编一个故事，把最可笑的、最荒谬的结局和你所厌恶的对象结合在一起。
一些美国人对于洛杉矶警察局很是不满（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洛杉矶警察的暴行引起了1992年暴动的缘故），于是就有了一个以下的故事：
洛杉矶警察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都向总统夸耀他们是追捕逃犯的能手。总统决定放一只兔子到森林中去让他们抓回来。
中央情报局经过三个月的严密调查说：“森林里根本就没有兔子。”
联邦调查局也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放了一把火烧死了所有的动物，也包括那只兔子，他们说这是兔子自作自受。
而洛杉矶警察局则在两小时后提着一只惨遭毒打的浣熊从森林里出来了。
只听这只浣熊气急败坏地大叫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是兔子就是了。”
编这则幽默故事的技巧是：第一，与现实拉开距离，把人变成动物；第二，让动物的荒谬招供与你所要讽喻的对象之间构成某种对称的联系。
幽默和反驳
在一次国宴上，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夫人坐在戴高乐旁边，她深深为戴高乐的谈吐而着迷。这种场合在美国人来说，幽默一下是家常便饭。
这位大使夫人就说了：
“总统先生，我唯一的遗憾是，你不能年轻20岁，而我也不能年轻20岁。”
戴高乐非常得体地微笑了一下。这位美国大使夫人很得体地奉承了一下戴高乐很年轻，含蓄地暗示自己被他迷住了，甚至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她的话的内涵是如此非正式化，而外表却一点也没有丧失分寸，因而，她感到了鼓舞，未免有几分得意。
后来她又碰到了戴高乐夫人，又重复了这句笑话。戴高乐夫人一方面为自己丈夫的魅力而开心，但是又不愿意让对方的幽默占了上风。她就非常轻松地说：
“是的，夫人。不过你应该记住，如果你那样的假设能够成立的话，我也同样年轻20岁了。”
这句话事实上是一句反驳，但是没有以反驳的形式出现。反驳的内涵（我也同样年轻，而且有吸引力）隐藏在逻辑的空白之中。
戴高乐夫人更精通幽默的三味。
肯定和否定
说谎是不好的，但是外交官例外。
丘吉尔说：“外交官是受雇于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的人。”对于他们在外交场合面临某种显而易见的谎言或者冒犯，能不能用幽默感泰然处之，抑或含沙射影、温柔地反唇相饥是水平的考验。
有一个外交官在舞会上，赞美他的舞伴，说她妩媚动人、令人神魂颠倒。那位小姐表示不能相信他的奉承，她说：这是外交官惯用的辞令。当一位外交官说“是”的时候，他的真正意思是“可能”，当他说“可能”的时候，他的真正意思是“不行”。外交官从来不说“不好、不动人、不美”之类的词语。当他说“不好、不美妙、不动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外交官了。
这位女士所说的是大实话，但进攻性太强了。
难得外交官在这样强的进攻性面前，居然能恰如其分地调侃：
“我们的语言和你们小姐的恰恰相反：当小姐说‘不’的时候，意思是‘可能’。当她说‘可能’的时候，意思是‘行’，小姐们从来不说‘行’，当她说‘行’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小姐了。”
外交官的进攻性由于非常隐蔽，而且套用了女士的逻辑，所以只有幽默，而没有煞风景的伤害性。
两个古董题材
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叫做《艺术品》：
一个女古董商为了感谢医生为自己的儿子治好了病，就送给他一个希腊裸女花瓶，但是，深深为花瓶不成对而遗憾。
医生觉得花瓶虽好，但放在家里，让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看了不太方便，就把它送给了自己的朋友——一个律师。
律师也是觉得放在办公室，让客户看了有伤大雅，就转送给了另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有同样的感觉，就干脆把它卖给了女古董商。
这个古董商正好就是原来送花瓶的那个。
她如获至宝，心想这下花瓶可以成对了。马上派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那里。
医生看了花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将一个道具在几个人之间兜圈子，这样的结构方式，可以说是封闭的、连环式的。类似的结构在中国小说中也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军机大臣华中堂最恨人家送给他钱，他希望人家最好是送古董。他还拿人们送给他的古董开了一家古董店。某少爷花了一千两银子买了一对鼻烟壶送给他。他很高兴，表示最好再来一对。少爷来到（他开的）古董店，发现一对鼻烟壶和他原来买的一模一样，价钱却是先前的四倍。
两个故事道具和连环封闭结构不谋而合。但是李伯元的这个故事比之契诃夫的显然要略逊一筹。原因是他过分着重于官吏的贪婪，属于实用价值，而契诃夫的着眼点却是在于：有良好愿望的人在精神上却不但能沟通而且越来越远。
凶杀情节和洗盘子
著名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日常生活中颇具幽默感。有人问她为什么最近她出版的两本书，页码相同，售价却相差两三倍。问话的人本来是期待作商业性回答的，如果克里斯蒂按这样的期待去回答就煞风景了。她的回答是这样的：
“难道你没有发现，比较贵的那本书中的凶杀事件比另外一本多出了好几倍吗？”
这样的回答之所以幽默，不仅是由于问话者期待的落空，而且是由于克里斯蒂提供了一个侦探小说的价格不是和页码成正比，而是和凶杀成正比的标准。这对侦探小说的读者是入木三分的调侃：他们读侦探小说，最感兴趣的是凶杀，凶杀越多越好。
有人对克里斯蒂表示赞赏，说：真不知道她那曲折迷离的凶杀情节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她很平静地说：
“这完全得归功于洗盘子。我很讨厌洗盘子，一洗就是没个完。每逢这样的时候，就有了要杀人的念头。”
这样的幽默感是来自于逻辑上的无理。把不成理由的理由拿出来，不是为了敷衍别人，而是为了调侃自己（任意杀人的情绪）。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人家的问题，但是至少也能让人在情感上与其沟通。
歪曲概念
英国的女作家克里斯蒂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后来她和一个考古专家结了婚。两个人琴瑟友之，情感水乳交融。
有人问她了：为什么她能和一个只对于死亡多年的人和物感兴趣的人相处得十分和谐？
她的回答是：“其实考古学也是侦探学。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是在寻找罪犯，而他是寻找古代的文明罢了。”
这个回答之所以幽默，道理比较复杂。
首先，她说考古学也是侦探学，这是偷换概念。因为考古学不是侦探学，这是常识。她的话与常识的反差很大，所以显得怪异。但是光是怪异，并不幽默，还因为考古和侦探在形式上还有一点相近：二者都是从已经成为过去的无声的现场用推理来寻求原状还原的。
本来，从严格的理性的分析来说，这两门科学的差别应该是：第一，在时间上，一个是千百年以前的事，一个是发生不久的事；第二，在内容上，一个是仅仅限于与犯罪有关的事和人，而一个则可以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其他行为。
如果这样理性地说，就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而克里斯蒂在片面地强调了相同的一点（都需要探查），又片面地只取其相反的一点（犯罪和文明），而其他的各点一概抹杀。这就有了一种幽默感所常见的似是而非的复合趣味了。
在墓碑上开玩笑
死亡对于自己可能是最大的痛苦，开一般的玩笑容易，和自己的死亡开玩笑则要有很强的超越这人生最大痛苦的精神力量。在死亡到来之时，即兴开一下玩笑容易，要在死亡之前，从容地用文字把自己对于死亡的调侃写下来刻在墓志上，这样的人就更加难得了。据说萧伯纳生前为自己准备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
我早就知道：无论活多久，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
因为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自杀身亡的海明威的自题墓志铭则有他电报文体的特点：
恕我不能站起来了。
这样的墓志铭，之所以幽默，就是因为和通常墓志铭总结人的一生的庄重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反差：好像死亡不是一件什么大事，而是稀松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日常小事似的。
比这更加轻松的墓志铭是一个蔬菜水果店老板为自己写的：
这里长眠的是麦克，其悲痛的妻子正在继承他兴旺的事业——蔬菜水果商店。商店在第十一号高速公路，每日营业到晚上八点。
这样的墓志铭更为幽默的原因是，广告的趋利性和墓志铭的肃穆性的错位，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怪异效果。如果它真是水果商人自己写的，那就是自嘲，如果这是别人杜撰的，那就是对于商人唯利是图的讽刺。
汽车上的贴纸
美国人好幽默，不但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正式场合都力求表现其幽默感，甚至在厕所里也不放过幽默的机会。尤其是在美国人的汽车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贴纸，有一些语言相当逗人。
如果车子是比较老旧的，车子的主人常常就针对车子，发表一些故作大言的议论。
比如，在一辆老爷车的背后贴着：我虽然有点旧，但是却从不替主人找麻烦。
还有一辆破车背后贴着：别看我老，可是我的分期付款已经付完了。
这在幽默方法中，属于自我安慰一类。
至于那些比较神气的豪华车，则有另一类的调侃用语，大体上是和超车之类的事联系在一起的。
如：如果你能看清楚我这行字，就说明你的车子离得我太近了。
还有：如果你再靠拢我一点，我就少不得来个自我介绍了。
这本是警告别人不要过分靠近他的车子的意思，但是这样一来就改变了警告的性质，而变成了调笑了。
还有更为幽默的：别让我们因为相撞而相识。
本来相撞的后果意味着冲突，但是光用相识来概括，就把冲突的意味隐藏在字面以外。
一张贴纸上的字是这样的：救命啊，谁来帮我把这张贴纸拿掉。
另一辆汽车上的贴纸是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领导者，你现在就跟着―个。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用贴纸来过一过她领导男人的瘾。你即使是反对她，也拿她无可奈何。
从这些小事上也可以看出美国人乐观、好逗趣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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