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救丈人

    中国古代幽默故事常用同音异义的办法造成词义错位。趣味当然有不俗的，但是，往往并不是最有趣的。出格之作，常常是一些把圣贤当做角色拿来编排故事的。比如，要讽刺一个人被捧得太厉害了，直接说出来是很少讨好的。把孔夫子、孟夫子拿出来充当角色，由于角色反差比较大，故事就比较精彩了。

    北宋徽宗时，皇帝下诏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在孔庙里塑他的坐像。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声威显赫，掌了朝政，奏请将王安石的座次上升到孟子之上。当时宫中的艺术家就编了一个戏：

    剧中孔子坐在当中，颜渊、孟子、王安石站在两侧。孔子叫他们坐下，王安石拱手请孟子坐在上手，孟子推辞说：“我仅仅封了一个公爵，而相公你贵为王，不能这样客气。”

    王安石又请颜渊上坐，颜渊也推辞说：“我是身居穷巷的平民，不敢上坐。”

    王安石不得已就坐在上手。

    接着孔子坐不住了，请王安石上坐，王安石反复谦让。

    这时，子路愤愤不平，一把把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抓了进来。公冶长十分尴尬，问子路何故。子路说：

    “你身为孔夫子女婿，还不赶快救救你丈人，你看人家的女婿是怎么干的？”

    这种故事的幽默，全在最后的一句话：圣贤地位的神圣性突然变成了市井小民的世俗性，在荒诞情境中渗透着讽喻性。

    远志和小草

    谢安最初只当了一个著作郎的小官，因病辞去了官职，隐居在浙江绍兴会稽东山，成为知识分子清高品格的旗帜。朝廷多次诏他出山，他都不肯。当时流传一句话：安石（谢安的字）不出，其奈苍生何！直到四十岁，他才应聘当了当时权贵桓温的司马，以淝水一战而青史留名。

    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些知识分子对他就有些不满了。

    有一次，有人送给桓温一种草药，学名叫做远志，又名小草。

    桓温就拿来问谢安，为什么同一种草药，却有两种名称。谢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有一个叫做郝隆的，抢着回答说：

    “这个很好解释，在山野中（隐居），就是远志；出得山来（做官），就是小草。”

    谢安听了，面有羞惭之色。

    在引用了这个故事之后，李贽加了一个评语说：

    “郝隆的话说错了，应该是：隐居时为小草，出了山才是远志。”

    李贽这句话的妙处在于：表面上是反了过来，实质上是对谢安的讽刺，他本来就不想在山中做小草，他的远大志向，就是出山做官。

    李贽和郝隆意义相反的话都符合逻辑，二者形成了反差，意味就深远了。

    愚蠢和幽默

    中国古代史书上有不少描写大臣刻板教条的故事，按照柏格森机械刻板的理论应该产生幽默效果，但是却与幽默相去甚远。有时这种故事经冯梦龙一点拨，幽默之趣就油然而生。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辑录了不少这类故事。

    西汉的甘延寿、陈汤斩杀了匈奴的首领郅支单于，请求皇帝准许将其头颅悬挂于都城长安蛮夷外交代表们聚居的藁街。而当时著名丞相匡衡认为不妥，理由是：当时是春天，据《礼记·月令》，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不应该掩埋尸体。

    在这则故事后面，冯梦龙批道：“请问匡衡，两位大将斩杀匈奴的时候，是不是在中央政府规定执行死刑的秋天？”冯氏的这一批语，不但把匡衡的教条主义导致的荒谬暴露无遗，而且创造了一种游戏的语境，本来很愚蠢的故事变得幽默起来。

    北宋时期理学家程颐给皇帝讲解经典，皇帝倚着栏杆顺手折了一枝杨柳。

    程颐就规劝说：“春天正是万物生长之时，不该无故对杨柳加以摧残。”皇帝很不高兴地把杨柳枝丢在地上，弄了个不欢而散。

    冯梦龙在这则故事后面，给了一句评语：“遇到孟夫子，好色、好钱都没有什么了不得，遇上程夫子，连一根杨柳都动不得。苦哉，苦哉！”

    放火和点灯

    有些史书上的或者流传的故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并不一定是幽默的。

    唐朝的宗室中有个叫做李载仁的，五代十国时，任观察使的下属，掌管刑狱之事。这个人在饮食上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很不喜欢吃猪肉。

    有一次，他正要出去参加会议，恰巧此时部下有人打架。这位李载仁先生大怒，马上叫厨子拿饼和猪肉来，让打架的人面对面地吃。还对他们说，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给他们吃的猪肉里面还要加上猪油。

    这个故事虽然有一点好笑，不过只是表现了李载仁的迂腐而已；如果是李载仁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就可能产生幽默感了。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在冯梦龙所辑的《古今谭概》上，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名叫田登的人，做了州官后，规定不许犯他的名讳。犯了他名讳的小官小吏，大都被他打了板子。正月十五过元宵，照例让民众进城观看花灯。由于“灯”字与他的名字“登”同音，掌管这项事务的小官在出布告的时候，就把“本州依例，放灯三日”，改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冯梦龙在后面加的批语是：“俗语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则批语在后代很有影响。

    忌讳的尴尬

    中国古代的笑话里，多以满足于合乎道理的智趣为乐，情趣却往往表达不出来，即使像冯梦龙那样的大家有时也未能“幸免”。

    宋朝宗室里有一个叫宗汉的，他非常讨厌人家犯他的名讳，规定所有涉及“汉”字的都要改做“兵士”。他的老婆供奉十八罗汉，叫做“供奉十八兵士”，他的儿子读“汉书”叫做读“兵士书”。

    这个故事，本没有什么幽默感。

    冯梦龙在后面加了一段注解：

    十六国时赵国君石虎规定，每逢提到‘虎’字，只许叫‘王猛’；

    五代梁国君主朱全忠规定凡是与“忠”同音的钟都只能叫‘大圣铜’；

    有一个叫做李甘的人家讲到橘子只能叫‘金轮藏’；

    杨虞卿的家人，每逢说到鱼，就改称‘水花羊’；

    更有一个叫陆先的，因为牛字的上半段与他的先字相同，便规定把牛叫做‘钝公子’。至于和尚把酒叫做‘般若汤’，把鱼叫做‘水穿龙’，鸡叫做‘钻篱菜’，是为了用语言来掩饰自己不守戒律，尤其可恶。

    冯梦龙讲出了这么多名讳而造成的尴尬事，很有智慧，许多古怪的事例加在一起，增加了趣味，但是，这只是一种智趣，而不是幽默所要求的情趣。

    “最不足取”的批语

    宋太祖时，有一个叫刘词的，曾经任过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中央政府里很高级的官员，改朝换代以后，又任后周的大将。这个人常常穿着盔甲，枕着兵器睡觉。对人说：“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以这个东西，取得富贵，哪能一刻忘怀它！”

    冯梦龙批曰：

    “这么说来，中了进士的，就应该睡在书籍笔墨上；做了财主的，就要睡在作肥料的粪灰堆上了。”

    这个批语写得极其简洁，又十分警策。妙在将谬就谬，把此人由于功利世俗之心导致的荒谬，推到与粪便和草木灰同寝的程度。

    刻薄的道学先生

    导致荒谬是一种间接的反驳，由于荒谬，往往能构成幽默的趣味，但是对象不同，也就要有不同的分寸。对平辈或者关系不甚密切的人，可以尖刻一些，如果是对自己的长辈，分寸感就特别重要了。

    冯梦龙在他的笑话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道学先生总是说：

    “老天如果不生个孔夫子下来，从古到今都是漫漫长夜。”

    有一位叫刘谐的翰林就说：“怪不得伏羲以前的圣人们整天总是点着蜡烛走路。”

    在伏羲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蜡烛，所以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反驳有一点尖锐，但是也有一点调皮，所以算不上刻薄。

    但是导致荒谬若是用到了自己长辈的身上，就刻薄了。

    有位刘谐先生在分家的时候，向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干练的仆人，父亲却将那个仆人给了他的哥哥。他抗议，父亲说：“同胞兄弟如同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有什么分别呢？”

    等到他父亲病了，要他搔搔右手，他却故意去搔左手。父亲说：“错了。”刘谐说：“左手和右手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样的导致荒谬，冯梦龙的评语是：“虽至亲必报如此！”其实问题不在于至亲不至亲，关键在于针锋相对，而且出于报复，这就显得无情而刻薄了。

    笑话之忌

    中国古代没有幽默理论，笑话书也很少有理论，最近见到一本叫做《半庵笑政》的书，有一点理论。共分笑品（品位）、笑候（机遇）、笑资（材料）、笑友（搭档）、笑忌（忌讳）。其中最有意思，也最为深刻的是“笑忌”：

    “刺人隐事，笑中刀，不理会，涉政，侮圣贤，分左右袒，令人难堪，先笑不已，寓炎凉，饶舌。”这里有不少精彩见解，可惜由于不讲究分类，所以显得混乱。

    以上这一切忌讳，大抵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具有强烈封建理念的，如“涉政”、“侮圣贤”。

    第二类是与幽默的缓解冲突、沟通心灵的功能不相容的，如“令人难堪”、“寓炎凉”、“刺人隐事”。在这些忌讳里面也是最要不得的，原因是它激化冲突。

    第三类是妨碍心灵默默沟通的。幽默要求凭借自己的智慧领会对方话语中的妙处，获得顿悟之后，会心而笑，如果唯恐他人领会不到，反复“饶舌”，就与幽默要求智慧的顿悟相矛盾了。“先笑不已”之所以成为大忌，就在于，自己先笑，只能显示自己的智慧优于对方，这就有碍于他人在顿悟中体会自己智慧的乐趣，只能引起别人的厌烦。

    默会——顿悟

    《半庵笑政》可能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笑话理论书，其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提法，但是很可惜，良莠不齐，重要的和次要的交叉纠缠，头绪比较杂乱，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着相当智慧的见解。如在“笑品”中提出的“默会”就很有见地。

    笑话，上升为幽默，要求一种默默的沟通，无声的意会，而不是有声的、直接的灌输，最忌讳的是强加。幽默感的形成，关键在于讲述者把自己想说的结论预先留在了逻辑空白中，让对方在接受了上下文以后，默默地进入其狭窄的逻辑通道中，获得领悟。用“默会”这样的语言，和通常的禅宗用语“顿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任何一种幽默的逻辑结构中所包含的信息，一旦公开地讲述出来，顿时就失去了趣味。说幽默感起码的条件就是含蓄是不太完全的，它还要求不太晦涩，太晦涩不利于对方默会。好的幽默必然把听者硬是逼到“默会”的焦点上去。

    近日见报端载金庸善诙谐故事：

    金大侠见一小女子曰：“此女子之美丽增长率为吾所见之最者。”一听到美丽，那女子甚为开怀。但是，不久，有人告此小女子曰：“金大侠此言，其实是说你小时候，很丑陋也。”小女子立即怅然若失。

    从开怀到怅然，条件是“默会”，或者顿悟。从无声的默会中，突然意识到金大侠预留的结论，如果此结论不是与表面上的感觉恰恰相反，则还不能达到幽默的层次。

    笑话的素材

    古代著名笑话理论书籍《半庵笑政》中有所谓的“笑资”的一节，这可能是这本不乏见地的书的糟粕了。

    所谓“笑资”，就是嘲笑的对象。在本书的作者看来，“笑资”不外是：“口吃人相骂，乡下人着新衣进城拜年，听醉语（醉汉胡说），哑子比势（哑巴用手势来代替有声语言的窘相），痴人听因果垂泪，对客泄气，村夫掉书袋，学官话，和尚发怒，帮闲客作出恭状，胡子饮食不便，优人打诨。”

    这里自然有一些真正的幽默趣味，比如“村夫掉书袋”，就是说好好的平常话不讲，倒要拿出古人书本上的话吓唬别人，要提高自己的身份，不想却为难了自己。

    除此以外就是低级趣味：口吃是人的生理缺陷，胡子长吃饭不便，嘲笑人家是缺乏同情心，乡下人穿新衣进城拜年，对之肆意贬低，恰恰暴露了作者浅薄的优越感。至于痴人听古人因果而垂泪正是他的可爱处，和尚本该六根清净，偶尔不能克制，发起火来，也正是他人性不能泯灭的表现，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当做可笑之谈资却是暴露出作者的俗气。

    《半庵笑政》难能可贵地把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作为研究的对象，本是很有勇气的，但可惜的是，作者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弱者缺乏同情心，加之文化素养比较低，连分类也不合乎规则，令人遗憾之处不少。

    死到临头

    死到临头一般是幽默不起来的，只有特别具有幽默气质的人才能轻松得起来。在西方有绞刑架下的幽默，有一个美国人甚至收集了一本关于死刑犯在临死以前的幽默故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一个人走上绞刑架，神父来给他祈祷，他说：不用了，关于那边的事情我将比你更为清楚。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幽默，除了金圣叹那样的“落地的人头，好快刀”以外，在一些笑话书上也往往有个别超越实用理性的幽默。

    有一个姓邢的进士，身材很是矮小。鄱阳劫贼，抢了他的钱财还要杀他。

    正当劫贼举刀的时候，他说：“人家称我为邢矮子，如果你再把我的头砍掉，我不是更矮了吗？”

    劫贼听了他的话，不觉大笑，就放下了刀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在于：一般人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对于死亡的恐惧会压倒一切自由的思绪，这个秀才居然能超越死到临头的痛苦，幽默起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在中国许多古代的笑话中显得特别精彩。

    怕老婆甚于怕贼

    中国古代笑话中有不少比较庸俗的：有讽刺残疾的、口吃的、贪吃的，这类故事很少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都是针对人的生理性毛病的，而不是属于情感状态的，因而显得浅薄而无聊。

    真正精彩的往往是超越了生理而深入心理的，其中关于怕老婆的故事常常比较深刻。尤其是把矛头指向地位比较高的人，如知识分子、达官贵人的，就特别隽永，虽历千年而不减其生命。有一则是这样的：

    唐代中令王铎，平日很怕老婆。黄巢造反时，他带兵镇守诸宫，身边只带姬妾，而不带夫人。一日有人来报：“夫人就要来了。”王铎闻言大惊：

    “黄巢从南面逼近，夫人又从北方悻悻而来，情况紧急，如何是好？”

    手下人说：“还不如投降黄巢呢！”众人哄堂大笑。

    这个笑话的精彩之处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把怕老婆的程度大大夸张了。在听到老婆要来时，居然把怕老婆和怕造反的大军相提并论；第二，把怕老婆的程度夸张到比怕造反的武装军队更为严重的地步；第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投降黄巢的结果让读者去想象其原因的。

    不和谐的诗

    现代汉语中有打油诗的说法，说的是滑稽调笑的诗体。打油诗这个体裁是由一个真实的人名来的。在明朝四川诗人杨慎的《升庵外集》中记载着：唐朝南阳，有一个姓张名打油的读书人，喜欢作滑稽、调笑的诗。最著名的是一首形容下雪的诗：

    江上一笼统，

    井上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因为把下雪这样充满诗意的景象和狗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滑稽。其实，他的打油诗，并不止这么一种风格。还有两首也是很有味道的。其中之一同样是咏雪的，题在官衙的墙壁上：

    六出飘飘降九霄，

    街前街后尽琼瑶。

    有朝一日天晴了——

    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另外一首是写南阳被叛军包围，官方正向各处求救兵的：

    天兵百万下南阳，

    也无救兵也无粮。

    有朝一日城破了——

    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

    张打油的这两首诗之所以成为打油的一体，就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的不和谐。首先，在第三句以后，突然改变了节奏和风格，一下子从五七言的歌咏调子变成了说白的调子，形成了一种顿挫之感；其次，最后两句的通俗，甚至粗俗，与前三句文雅的风格完全相反，形成了文雅和粗俗的错位。

    囿于实用

    中国古代的笑话书，当然有不少好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往往是机智多于幽默。机智能逗人笑，但很难令人莞尔而良久沉吟。有这样一则故事：

    某甲向某乙借贷若干，言明二分利息。到期不还，某乙乃致函索取。甲乃先还少许，过数月续还若干。积一年余，还清本金，但未还利息。并告之曰：本金分文不欠，所叨光者，利息而已。

    这个借出债款的人很是恼火，但未发作。不久就向这位某甲借了一件绸缎袍子。长久避而不见。过数月，以一尺绸缎还之。

    致书曰：“所借尊衣先还一袖。”数月后又送上三尺绸缎，致书曰：“再还一襟。”积二年余，悉数将袍子之表里料还清。并告之曰：“所借尊衣，不少分寸，所叨光者，成衣匠之价耳。”

    这样的故事，虽然不能不说有趣，但是离得幽默的情趣还差得很远。

    幽默的价值是超越实用价值的，超越了物欲情趣才能交流和共享，这里是对于对方物质上的损害，有损于情趣的共享。幽默的情趣是宽容的，而在这里，是针锋相对的。幽默是无声交流，将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而这里，恰恰是变本加厉的报复。正是由于这三点，这样的故事，局限于维护自身物质利益的机智，而与情趣的无声共享和顿悟不可同日而语。

    八文钱的酒宴

    有这样一则古代笑话：

    一个秀才想留自己的朋友吃饭，搜尽衣囊，只找到八文钱，颇有一点窘。家里的老仆人说，八文钱挺够的了。秀才乐得让他去操办。老仆人拿六文钱买了两个鸡蛋，剩下的两文钱，一文买了韭菜，一文买了豆渣。

    第一道菜上来，是碧绿的韭菜上铺着两个蛋黄。老仆人说：“此菜虽然不名贵，但却有个雅名，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

    客人一笑。

    第二道菜上来，是韭菜上面铺着蛋白。

    老仆人又说了：“这一道菜虽然也不算名贵，但也有个雅名，叫做‘一行白鹭上青天’。”

    客人又报以微笑。

    第三道菜上来，是一盘炒豆渣。

    老仆人说：“这也有雅名，叫做‘窗含西岭千秋雪’。”

    客人又笑了。

    最后一道菜是一碗清水上面，浮着两个蛋壳。

    老仆人说：“这含有杜甫的诗意，叫做‘门泊东吴万里船’。”

    客人大笑。

    这样的故事，比之一般中国古代笑话，其趣味要高雅一些。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把读者的精神提高到了一个超越世俗实用价值的境界；第二，超越了现实利害，把物质的贫困和诗的典雅作了不伦不类的对比，形成一种语义错位的效果。

    禁不住抬杠

    兄弟三个人喜欢抬杠，弄得不耐烦了，就互相约定：我们应该和睦相处才是，老是这样抬杠，实在不像样子。从今后谁再抬杠，罚三千文请和睦宴。三人都同意了。

    不久大哥说：“昨天街头一口井被街尾人家偷走了。”

    二哥说：“怪不得半夜里，街上湿漉漉的，人也乱哄哄的。”

    老三性子比较直，顺口就说：“你们真是胡说八道，井埋在地下，怎么个偷法？”

    大哥、二哥就说了：“你抬杠了，罚款请客。”

    老三只好回家去取钱。其妻问明了情由，就说：“去睡觉吧，我来对付他们。”

    老三老婆把钱拿给大哥时说：“老三不能来了，只好由我来代劳。”

    老大顺口问：“为什么？”

    老三老婆说：“你弟弟昨天夜里肚子疼，五更生下一个小子，正在坐月子，不敢来。”

    大哥顺口就说了：“胡说，哪有男人生孩子的道理。”

    老三老婆说：“大哥你顶牛了，请客的钱，由你出了。”

    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在很强的虚幻性的逻辑中将错就错。人们不会认真地计较它的大前提是否可靠。故事完全在超现实的逻辑中交锋。没有一般古代民间故事那种占了一点小小的物质上的便宜就沾沾自喜的俗气。

    从滑稽到幽默

    有一则古代的笑话：

    一位书生应试，试题是《尚书》中的一句：“昧昧我思之。”这位书生把它写成了：“妹妹我思之。”

    考官见了这份卷子，哑然失笑。他没有去责备这位粗枝大叶而又想入非非的秀才，而是在卷子上批了一句话：“哥哥你错了。”

    这显然是一则民间故事，而不是一个文人轶事。这在中国古代的笑话故事中属于上乘。

    好就好在故事中人物的心态，不是执著于考生的荒谬，而是从考生的荒谬中引出更大的荒谬。

    第一重荒谬是考生的荒谬，他所犯的错误是把庄严的经典变成了轻浮的挑逗。光有这一层荒谬已经有点可笑了，但是，还不是太好笑，充其量不过是到了滑稽的水平。因为这不过是念了白字而已，而满足于嘲弄知识水准低是俗气的。

    第二重荒谬才进入了幽默的境界。之所以幽默就在于他超脱了知识，达到了情趣的境界：考官从考生的荒谬中引申出第二重荒谬，主要不是为了帮助他提高知识的水平而是和他调侃，调侃的内容却用了庄重的律诗对仗的句法。这样不但把考生的荒谬效果加了倍，而且把考官自己的幽默感也加了倍。

    乱点鸳鸯谱

    冯梦龙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不知为什么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乱。宋朝一刘姓医生，子刘璞、女慧娘均已订婚。不料刘璞病重，其母欲以新妇过门“冲喜”，女方家长怕刘璞一病不起，就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代姐出嫁，混过三日，就可回门。刘璞家也怕自己的儿子病体沉重，就让女儿慧娘陪伴“新娘”。

    结果是一男一女同房，生米煮成熟饭。

    等到刘璞病愈，“小姑”与“嫂子”之间的私情己经暴露。

    慧娘的婆家告到公堂。

    太守乔老爷作出判决：既然慧娘已经与玉郎两情相悦，应成其好事。作为补偿，让玉郎的未婚妻与慧娘的未婚夫成亲。

    刘璞则仍与未婚妻珠姨婚配。这样的结局很符合中国人大团圆的欣赏习惯，但是其中阴差阳错的过程没有充分展开，就显得单薄乃至单调了一些。如果让乔太守把鸳鸯谱点得再乱一点，幽默感就可能更强烈一些。

    本来，婚配上的阴差阳错，是构成喜剧的好主题，以此为主题在世界各国的喜剧故事里比比皆是。莎士比亚就有《第十二夜》，同样以女扮男装构成喜剧性的幽默效果。莎翁笔下除了婚姻上的错位以外还有伪造情书等的恶作剧，错位和巧合的趣味就比较丰富了。

    默契和反馈

    幽默的笑是会心而笑，不是强加于人，而是把对方引诱到自己的逻辑圈套中去，让对方领悟自己埋伏在那里的玄机，这叫做默契。默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默默地发出信息；二是默默地接受信息并反馈。即使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双方都不能说穿不言而喻的事实，否则就破坏了默契。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讽刺过一个中医，此人本事不大，架子却大。出诊要大洋一块四角，深夜还要加倍，出城又要加倍。有一夜，一家人家女儿生病，此人非一百大洋不去。依了他，他只是草草看了一下，开了一张方子就走了。第二天，人家又来请他了，说是服了昨日他开的药方好多了。

    他把小姐的手拉过来一搭，脉息全无了（默默发出和接受后果严重的信息），于是便从容地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即付大洋一百元整”（默默反馈信息）。

    主人说：“这病看来不轻，用药还怕要重一点”（默默拒绝信息，反馈）。

    他说：“可以，可以。”

    于是又开了一张药方：“凭票即付大洋二百元整。”（对默契信息再反馈）还在下面署名、画押（认真地反馈）。

    人命关天的大事，双方讨价还价，反馈几个回合，能这样平静，这就是默契的功能。默契反馈的回合越多，幽默感就越强。

    反话正说

    幽默本性就是软的，因而它的锋芒是要钝化的，但是幽默又不是没有任何进攻性的，只是不能直接进攻，要绵里藏针。把进攻性的话用赞扬性的语言包装起来。明明是要说他不好，可是字面上则都是好话，坏话被藏在好话的字里行间，这正是幽默的功夫。

    明代一个医生死了。他的儿子找到当时的大文学家王世贞，请他写墓志铭。王世贞说：“墓志不真则不能传诸后世，吾为尊公铭之。”他写的墓志是这样的：

    “某公某，少学岐黄之术，壮而欲行之，偶感微疾，姑息试之，暴卒。”

    墓志都是庄重地赞扬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的。表面上没有正面去说坏话，但是却有春秋笔法：学了那么久，自己得了一点小病，试了一下就完蛋了。其医术之差，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庸医墓志铭，用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和八股文的句式。这在幽默术中叫做“戏仿”，追求的是反讽的效果。其中有这样的话：

    “偶病，自医，一药而卒。于戏！先生不卒，天下之卒者多矣；先生卒，天下不卒者多矣。”

    这一则还用了绕圈子的办法，用他的死与不死作为条件，和天下人的生死进行对比。妙在把这个人如果活下去，不知要医死多少人的结论隐藏在绕口令似的八股文的句式中。

    韩愈送穷

    韩愈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经历过相当穷困的煎熬。他在《送穷文》中就自述“愈以屡穷不遭时”。大概是穷怕了，他竟写出一篇把穷鬼送走的文章。

    他说，早在高阳氏之时，穷鬼就死了，世俗也有送穷之俗，但是穷鬼竟赖着不走。

    他在《送穷文》中想象：用柳车载了干粮，对它作三个揖请他上路。但是穷鬼竟不肯去，说：“我跟你从小相伴四十多年，一直忠心于你；除了你以外绝不三心二意。就是人家嫌弃你，我也没有变心。你一定是信了什么坏人的谗言。既然我是鬼，又何必用车子和干粮？”

    韩愈说：“你和你的朋友弄得我穷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想规规矩矩，又做不到；想为非作歹，又不忍。其结果是一穷到底：一曰智穷，二曰学穷，三曰文穷，四曰命穷，五曰交穷。五个穷鬼，变成了五种祸患，弄得我饥寒交迫，备受攻讦。”

    话还没有说完这五鬼就跳了出来，大叫大喊地说：“虽然你遭到排斥，但是我们不忍背离。”逼得韩愈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只好把原来准备好了的车子和干粮烧掉。

    这样的自嘲，其幽默感在于：作者认为自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智慧、学问、文章、命运、朋友等各方面都“穷途末路”，令他十分厌恶，他要以全部力量改变这种窘境，唯恐五大穷鬼不滚蛋，而穷鬼却是因为十分忠心于他，不忍背离。穷鬼出于好心的动机，却给作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二者错位的幅度越大，越有喜剧性，也就越有幽默感。

    恋穷不舍

    韩愈写了《送穷文》，本来已经是牢骚文章、游戏文字了，这在中国正统文人当中是很少见的。韩愈自然知道他的这篇文章和屈原那篇充满了忠君爱国的《离骚》不可同日而语，是篇速朽文章。可是，居然在韩愈死了多年以后出了一个名叫桑悦的人，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留穷文》来和他唱对台戏。

    文章说，他问穷鬼是什么来头，穷鬼按着老套把自己和屈原联系起来，自称是高阳之苗裔，生为穷人，死为穷鬼，曾经陪伴孔子受困于蔡涧，追随过原宪和子贡。穷鬼还说，孟子幸而未曾遇到他，否则家底再大，也得变成穷鬼，并十分得意地说他和韩愈也打得火热，韩愈本想驱逐他，最后不得不悔改了。他对桑先生道：“现在我和你亲密相随，你不曾责骂过我，我十分惭愧，你官职不显，工薪又在升斗之间。今天我决心永远辞别，有利于先生飞黄腾达。”

    对于穷鬼自动辞职，如果是韩愈肯定是求之不得。这位桑先生却认为不妥，理由是：相依为命四十年来，难道你真有本事决定我的命运？就是尧舜时你也在他们的土台阶和小房子里藏着。穷鬼也有穷鬼的用处，和那些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也有可比之处的。何况，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你又何必到什么虛无缥缈的地方去安身立命呢？于是，这位穷鬼大为欢欣鼓舞，且歌且舞地留了下来。

    这种歪理歪推的逻辑，虽然不太精妙，但多少有点幽默感。

    官衙调侃

    中国古代笑话中，说到官员的大都以贬损为乐，不是贪财，就是愚昧；不是怕老婆，就是文盲。而其身边人物，如衙役、皂隶、老婆、小妾之类往往却十分聪明，不但能将官员的糊涂权威化解，而且还能游刃有余地将之嘲笑一番。

    有一官员坐堂，闻役吏有撒一响屁者。官乃命：“拿来。”

    隶曰：“屁乃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叫小的何处拿得？”

    官员大怒，严令捉拿到案。

    小隶无奈，只得取一干屎回来报告，曰：

    “回老爷，正犯是走了，拿得‘家属’在此。”

    这个“家属”二字的妙用，属于将谬就谬而获得胜数的模式。

    在民间文学中，常有无地位的，以将计就计之术，胜过有地位的。有一个《详梦》的故事这样说：

    有秀才，三考已毕，亟待揭选。夜得一梦。其妻善详梦。呼来详之。

    告妻曰：“见许多典册放在锅内熬煮。”

    妻曰：“初选当是主（煮）薄”（主薄是官职名）。

    数曰后，又得一梦。告其妻曰：“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身子却相背，何也？”

    妻曰：“恭喜，你一转身，就是县丞（现成）一边是官职的名称，一边又是夫妻之事。故事的趣味本来有一点荤，妙在又有恰到好处的含蓄。”

    机械刻板

    柏格森关于笑的理论，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活的心灵为机械、僵化的习惯和教条所束缚，于是就产生了不和谐，引人发笑。这种理论虽然并不完善，但却能说明许多现象。不像有些抽象的理论，玄而又玄，令人摸不着头脑。清代《笑林广记》中有故事《及第》曰：

    一举子往京赶考，仆人挑行李随行。行到旷野，忽狂风大作，将担子上头巾吹下。仆人大叫：

    “落地（落第）了！”

    主人心里不悦，嘱曰：

    “今后莫说‘落地’，要说‘及地’，也就是到地上了的意思。”

    仆人把行李拴紧并感慨良多地说：

    “如今任你飞上天去，也不会‘及第’了。”

    这个仆人所说的话之所以好笑，就是因为他机械刻板地运用了主人的教导。本来是顺着主人的意思说的，结果却恰恰又违反了主人的意图。动机与效果的错位导致了荒谬。

    故事的作者，是清朝的“游戏主人”，不可能读过柏格森的理论，但是在精神上和柏格森的理论不但是一致的，而且还超越了柏格森的理论：机械刻板的结果，必有一个适得其反的反衬。

    财主自骂

    在古代的民间笑话里，有钱人的形象不是吝啬的，就是愚蠢的，往往都是挨骂的家伙。有些直接用打油诗骂的，很难有动人的地方，原因在于太直接，缺乏错位的机智和情绪的沟通。

    有一则故事，其作者别出心裁，采用让孔夫子骂他们，骂得牵强附会又歪打正着的办法。

    孔夫子见麒麟死了，哭个不休。弟子们为了安慰他，就弄来一条牛，身上用钱串挂着，说是麒麟复活了。

    孔夫子见了，说：“这明明是一头蠢牛，不过多了几个钱罢了。”

    这里骂人的艺术，完全靠了所指的错位，从牛转移到财主身上。

    古代笑话里，财主不但挨骂，而且还被嘲笑，题目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明明没有文化，可又很自信地装做很有文化的样子，弄出很多尴尬来。

    一个财主和朋友在河岸上散步，看见山崖上有“江心赋”三字，错认“赋”字为“贼”字，读做“江心贼”。遂大惊失色，走避不及。友问其故，财主以手指壁曰：“此处有贼。”告之曰：“非贼乃赋也。”

    财主曰：“赋（富）便赋（富）了，可总是有些贼形。”

    这是用谐音字把骂贼的话变成了骂富人的话，把财主胆怯的抒情变成了骂自己的幽默。

    骂人和狡辩

    在笑话里，财主常有挨骂的时候，不过，和民间故事里的骂大有不同。在民间故事里，有时是骂得很刻毒的，而在笑话里却常常以俏皮取胜。有时俏皮到不惜使用文字游戏的程度。

    一个姓李的土财主颇有点骄横，有人就编了一个故事骂他。说是有一个小孩子读《百家姓》的第一句——赵钱孙李，要塾师作解。

    师解曰：“赵是锋赵的赵，钱是铜钱的钱，孙是小猢狲的孙，李是姓张姓李的李。”

    小孩子问：“这样的排列，是不是天注定的。”

    答曰：“不是。”

    小孩子问：“能不能倒过来说？”

    塾师说，倒过来说也通。只不过是：“姓李的小猢狲，有了几个臭铜钱，一时就锋赵起来”（这里的“锋赵”恕不可解，可能是当时的口语，大概与疯和躁有些关系，总之不是什么好意思）。

    在笑话里，被揶揄的财主，往往并不十分可恶、可恨。即使其贪财，也有可爱、机智之处。

    一个故事这样说：

    一财主有田数亩，租与张三种，每亩索鸡一只。张三把鸡藏在背后，财主就作吟哦状，曰：“此田不给张三种。”

    张三把鸡奉献给他，财主就说：“不给张三种给谁种？”

    张三就问：“为什么一会儿不给我种，一会儿又给？”

    财主说：“起初是无稽（鸡）之谈，后来是见机（鸡）而作也。”

    这里的财主，虽然自私，但是其狡辩还算机智，并不完全是可恶、可恨的。

    呆气得可爱

    在一些古代笑话中，秀才虽然没有什么光彩，属于倒霉蛋的角色，但是，比起某些学官、财主，甚至僧道，还要好玩一些，至少没有什么可恶之处。有时，特别是在他们倒霉得要命的时候，在呆气中还会透出些可爱。

    一年乡试，有一个县的秀才全部落第。秀才们请来风水先生，说是孔夫子泥塑的像的卵（古人认为卵类似现在男性睾丸）子不合比例，略小了一点。请了塑佛的匠人来改造。没有想到，圣人感到疼痛，大喝一声：“你们这般文理不通的畜生，自己不好好读书，干我什么卵事！”

    故事很精彩。想来，当年秀才们为了乡试成功，难免迷信得有些呆气。这种呆气的可笑，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把它与孔夫子生殖器官联系起来，这已经带有幽默的味道了，又让这位大成至圣的老人家讲出这样完全是村野之语来，使幽默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其味道更加浓烈。

    幽默的矛头并不落在孔夫子身上，而是落在了秀才们落第的呆气和无奈上。

    这是荒谬的，但又是可同情的；这是超越现实的，但又是入木三分的。

    在古代笑话中，这无疑是上乘之作。

    文章的屁气

    秀才的全部本事是做文章，但在笑话中，偏偏是秀才的文章成为调侃、揶揄、讽刺的对象。讽刺秀才的文章做得不好、有八股气，如果从正面去说，是吃力不讨好的。比较杰出的笑话常常出奇制胜，从侧面出击。

    一个瞎子双目失明，但善于闻香识气。

    有秀才拿一本《西厢记》问他是什么书？

    答曰：“《西厢记》。”

    问他为什么？

    答曰：“其中有脂粉气。”

    又拿一本《三囯演义》给他闻。

    答曰：“《三国演义》。”

    问他为什么？

    答曰：“其中有刀兵气。”

    秀才觉得此人甚为神奇，就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他闻。

    瞎子说：“这是阁下的文章。”

    问他为什么。

    答曰：“有些屁气。”

    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民间笑话的作者应该是在仕途上不得意的秀才，但他们对于自己或者同道的文章却调佩得最为无情。

    情人和赶驴的

    有一首民歌，大概是明清时代的，名曰《打枣杆歌》，其词曰：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

    你也哭，我也哭，

    赶脚的也来哭。

    “赶脚的，你哭的是何故？”

    “去的不肯去。”

    哭的直管哭，

    你两下里调情也，

    “我的驴儿受了苦。”

    幽默民歌在中国古代是很少有的。这里幽默的情趣来自于：同样是哭，却有不同的缘由：情人哭，是由于别离，赶驴的哭不是为了同情别离之苦，而是怕自己的驴受累。把人和驴子并列，本来已经不伦不类了，再加上送情人的抒情是很庄重的，而对于驴子的怜惜是滑稽的，二者混在一起，形成了错位，构成了不和谐，幽默感就产生了。这也就是西方幽默理论中所说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水平非常之高，关键在于：从对象到情调反差异乎寻常地大。不一致相当悬殊，而这悬殊的不一致又是被安排在几乎是同样的哭里面，张力就更加强了。

    西方人说幽默感产生于不一致，这是不够完整的，强烈的幽默感是产生于不一致中的高度一致。没有高度的一致（哭），其不一致也就难以引人发笑。

    因此，我把西方的“不一致”原则，改为“错位”。错位与“不一致”的不同就在于：“不一致”中没有一致的东西，而“错位”中，除了“不一致”的部分以外，还有一致的部分。

    把小孩子的特征融汇到小老鼠的身上去，变成米老鼠是可爱的，因为小老鼠与小孩子除了不一致的部分以外，还有一些相通的、一致的部分，如果把小孩子的特征融汇到老掉牙的大象身上去就幽默不起来了，因为其中只有不一致，而很难有一致的、相互重叠的部分。

    葡萄架倒了

    怕老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不光彩的，古代笑话里有不少讽刺男人怕老婆的故事。这些故事一般比之一些讽刺教书先生不识字，嘲笑厨师不会做菜，挖苦财主小气要隽永得多。原因在于，讽刺人家水平低、小气，都容易陷入实用世俗的窠臼。而怕老婆的故事则往往超越实用价值，有比较自由的情感。

    有个小官很怕老婆，夜里被太太抓破了面皮，次日上堂，太守问起，小官支支吾吾推说，昨日葡萄架倒了。

    太守以自己怕老婆的经验，推断他的脸是被老婆抓破的。乃差人捉拿刁悍泼妇。不料太守夫人在后堂听到了，快步走来，凶相毕露。

    太守一见，慌了手脚。赶紧对差人说：“你先走吧，我这里的葡萄架子也要倒了。”

    这个故事的幽默在于太守在同一时空里的相反的表现。更为有趣的是，他所用的暗喻——葡萄架倒了，与小官的话是相同的，但是针对的对象却是自己。在同一话语中包含着相反的内涵，这是一种内涵特别丰富的“错位”，幽默效果比较强烈。

    和尚吃荤

    中国古代，诗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不但在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处世哲学和文化才能等方面有广泛的作用，而且在表现人的幽默顽皮和机智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用诗来开玩笑，游戏文字，是文人的爱好，这种风气，甚至波及佛门。

    有一个佛家大师号称“得心”，此人虽然被尊为大师，但是并不想遵循佛门的戒律。按照佛门的清规，不但不能杀生，不能食荤，而且不能吃蛋。因为鸡蛋是未来的生命。

    有人为了刁难一下这位大师，送给他一些熟鸡蛋，看他怎么办。

    这位大师拿起来就吃。

    人们笑他违背了佛门的戒律。

    他不但不感到心虚，反而轻松地作了一首偈诗以示众人。诗如下：

    混沌乾坤一壳包，也无皮血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在人间受一刀。

    这首诗颇为幽默，因为其中有思路错位。这位和尚避开他把未来的生命消火了这条思路不说，而从另一个方面找到一条思路：我把你吃了可以让你免除长大被人杀了下锅煮的命运。

    这两条思路错位而分道但不扬镳就好笑了。

    吹捧性幽默

    诗歌，在中国古代作为官场的考试方式、交际手段，甚至调侃形式，是很风行的。有时用诗来调侃，竟敢弄到皇帝面前去。

    明代一位著名的才子叫做解缙，一天他陪皇帝在御花园钓鱼。

    这位解缙是个钓鱼的能手，而皇帝却很不在行。钓了半天，皇帝毫无收获，自然很着急，解缙则更为着急。

    为了免得皇帝不高兴，解缙就利用了他很拿手的诗艺来缓解这种矛盾。亏得他颇冇急才，当场就做出一首诗来：

    数尺丝纶落水中，

    金钩一拋影无踪。

    凡鱼不敢朝天子，

    万岁君王只钓龙。

    这首诗，从因果的歪曲和思路的转移来说，是符合幽默规律的。他把通常的思路（皇帝因为无能，所以钓不到鱼）掩盖起来，自然地转移了。用另一个思路，或者因果（一般的鱼不敢朝见天子，一般的鱼不配让皇帝来钓）来解释皇帝为什么钓不到鱼。

    这固然很机智，也有幽默的情趣，但是这种明显的吹捧，却和幽默的高雅背道而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