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重要,还是乐和过日子要紧?
和舅舅聊清楚了舅妈疾病的来龙去脉,又约好了第二天给我送病理切片,我终于扔下已经发烫的电话,就在沙发上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舅舅就把病理切片送了过来,我查了一下协和病理科分管院外会诊的教授轮值表。
病理医生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是站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他们不为大多数患者所知,却肩负着指导一个病人治疗方向的大使命,他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显微镜前面,注视着显微镜下不足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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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所见病例的经验、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检测手段,对疾病的本质做出判断。病理诊断工作虽然没有手术台上惊心动魄,但它需要海量的知识信息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应该说病理医生的成长过程毫不逊色于外科医生,也是漫长而艰苦的。据说一个合格并能胜任一般常规诊断的病理医生起码要训练五年,每年要看至少5000 例病理切片,这是一项沉重的、寂寞的,甚至需要苦行僧一般的修行才能让自己坐在显微镜前完成的训练。
协和病理科的主任是个全才,无论是血液病、肝胆胰腺肿瘤还是妇科肿瘤都看得不错,人家的名字取得也好,就叫全才。行政大主任永远是一个科室里最忙的人,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最难找到的人,我从这个礼拜的会诊表上也没看到他的名字,可能是出国开会了或者在忙别的什么。
另一位是中国病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刘院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宝刀未老,每周会抽一定时间进行全国疑难病症的病理会诊。再怎么有争议的病理标本拿到刘院士的显微镜下,得到的都将是定锤之音。她是图书馆、病案室、老教授这“协和三宝”中最为瑰丽的一宝。
片子必须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看,最好两个人都看而且得出的意见一致,才是当今中国最可信的病理诊断。
星期一早晨查完房,我就带着切片和蜡块去病理科找方崖,他是和我同一年进协和实习的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到病理科,是个非常爱较真甚至有些苛刻的男生,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哥们儿。虽然他还是主治大夫,但是小鬼办大事,把片子交给他,再通过他找上级医生会诊就容易多了。
我把病理切片交给方崖说:“你先帮我看个大概,有可能的话拿给郭大夫或者刘院士过过目掌个眼,病人是我发小的亲舅妈,全家人都等着这病理报告决定下一步咋办呢,拜托了。”
快下班的时候,方崖给我打电话,说结果出来了,让我过去一趟。我问:“结果怎么样?你快告诉我。”“你过来再说吧。”方崖总是多一句话都没有。
“张羽,病理切片我看了,主任和刘老也都看过,我们三个人的结论是一致的,没有争议,这就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根本不是恶性的平滑肌肉瘤。”
我连呼:“我的老天爷上帝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啊,竟然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当地医院误诊了?冰冻错了,石蜡也错了?”
“对,冰冻是一种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但是没有高收益的活计,是极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玩意儿,病理大夫每天把眼睛瞅成斗鸡眼儿,也只能保证冰冻报告95% 的准确率。你们这些临床大夫和病人都觉得我们报对是应该的,要是报错了这5%,都觉得病理大夫罪不可恕吧?”
“这些我作为医生的都能理解,可病人不理解啊,就因为这么几个字的差别,人家的子宫和卵巢都切了,没了月经,没了生育能力,还提前进了更年期,够可怜的吧?这事儿怎么说呢,方崖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倒霉啊?难道是天意?”
方崖不理我的大呼小叫,接着向我讲学术问题:“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一眼看上去就是很像肉瘤,40〜50岁年龄段有子宫肌瘤并且有症状的女性病人中,特别容易发生子宫肉瘤。术前诊断为良性,手术中发现为恶性肿瘤的概率是0.23%,也有报道0.49% 的。你要是熟悉平滑肌肉瘤的病理学特征,就会理解确诊真正的肉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了,尤其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第一眼看上去甚至和肉瘤完全一样,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肌瘤没有大量的有丝分裂相。还有就是手术中的肿瘤的外观特别重要,肉瘤一般发生在巨大肌瘤的内部,血液供应很差,不像一般的肌瘤那般坚硬,用手术刀的刀背刮组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软,并且非常容易出血,形象地说有点像生猪排。”
“这些当地的病理大夫应该懂啊,怎么就报错了呢?”
“这不怪当地的病理医生,我们整个病理学界对于子宫平滑肌肉瘤的诊断标准还没统一呢,有的病理学家主张依靠有丝分裂相做客观指标,如果十个高倍视野中发现10个以上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恶性,如果少于5个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良性,5〜10个之间的定义为有潜在恶性可能的平滑肌瘤。我说的这个标准也只是大多数病理医生接受,还有一些病理学家认为有丝分裂相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宁愿选择细胞核染色过度、细胞核异型性、巨大细胞及其他形状怪异的细胞,以及凝固性坏死来做诊断。甚至,还有病理学家提出,病理学诊断并不可靠,只有肌瘤发生转移或者不断复发才提示恶性的可能。”
“唉,病人和临床大夫要的都是非黑即白,今儿我算知道了,其实你们这些大判官的笔也是游移不定的,原来这些重要问题在你们判官那里关于善恶忠奸还没有统一标准呢,甚至还弄出什么潜在恶性可能这样暧昧的字眼,唉,你说科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本来就不是万能的,金标准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只是尽量接近真理罢了。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更何况我们一个大夫、一个协和医院病理科。浩瀚星河中的这一瞬间,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的,诊断的金标准无非是目前这个时段全体病理科医生的一点共识罢了,我们永远围绕在科学和客观的周围,想要完全重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是啊,病人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就拿良性的平滑肌瘤来说吧,有的良性肌瘤野草一样地疯长,切了还长,反复复发,有的却是几十年没有变化,稳稳当当地跟着主人一起入土为安了。恶性肿瘤也并非全恶得不行,有的手术后多少年不复发,有的这边切着、打着化疗、做着放疗,那边一照片子,瘤子又鼓出来了。”
方崖摘下眼镜,朝镜片上使劲哈了一口气,一边撩起白大衣的一角擦镜片一边说:“是啊,疾病的面目千差万别,有绝对的良性,也有绝对的恶性,还有很多中间性质的,谁也不知道它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没法预测,也没法改变。而当这些千差万别落实在病理医生的笔下,我们就必须通过客观标准的界定将它们分成良性、恶性,要知道,标准永远是针对大多数的,难免有个别特殊病例会被硬性划分为良性或者恶性,客观上,误判永远存在。”
* * *
从方崖那里回来后,我就一直盘算,怎么办?怎么办?不用再找我们导师决定什么化疗方案了,这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是最容易被基层医院误诊为恶性肿瘤的一种情况。根本就不用切除子宫,年轻病人只要切除瘤子本身就可以了,更不用切除卵巢,也不用切除盆腔的淋巴结,更谈不上术后化疗和放疗的事了。
我想象着告诉舅舅病理结果后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反应。
庆幸?幸亏自己来协和会诊了,否则还不知道要在求医问药这条道上摸黑走多远呢。同床共枕如花似玉的老婆在接受化疗后会变成秃头,满脸晦暗,白细胞低到没有任何抵抗力,哪怕一阵风吹来都可能导致严重感染。她可能整天戴着口罩,不敢出门,没了工作,没了收入,不再独立和自信,终日以泪洗面。癌症对于一个普通人真的是摧毁性打击。
高兴?毕竟不是恶性的,不用再考虑化疗,舅妈从此可以无牵无挂地上班了,一片阴天彻底晴朗了,而且,舅妈再不会每个月都血流成河惹得全家上下老小跟着紧张了。
愤怒?老家的医院竟然给误诊了,太缺德了,不仅手术台上的冰冻误诊,导致医生把妇产科这套东西都切了,最后的石蜡病理也误诊了,导致我们风雨漂泊数日寻求要不要化疗的答案。
担忧?老婆没了子宫、没了卵巢还是女人吗?老婆这么年轻就进入更年期了,她的健康怎么办?她会就此衰老下去吗?自己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老太婆”?我还这么年轻,还是一条精壮的汉子,这以后下半身的问题怎么解决?孩子还小,才两岁,万一碰上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怎么办?这一脑门子的事情想想都天昏地暗。
自认倒霉?天底下的事确实是无奇不有,医学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为啥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呢?接着,他会想要讨回公道,可能会去打官司告状,或者回医院找妇产科主任和院长私了,要一笔钱,弥补病理误诊导致器官切除带给他们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痕。甚至还可能会找医闹砸了医院,也许,还没等他下火车,已经有医闹的小头目等在车站了,说你把这单给我吧,公司人力资源充沛,短时间内聚集几百人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深谙闹医院的有效手段和具体流程,曾经有多个成功案例可供您具体参考。
以上是我能想象到的,可能还有想象不到的。
病理是生命的判官,却也有百分之几的错误,谁又敢保证协和出的会诊诊断就百分之百地准确?即使是病理科最权威的金主任和刘院士都看过,已经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了,但是国际水平又如何呢?面对疾病,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相,却永远无法保证落实到每个具体病人身上的绝对准确。舅妈回去以后不做辅助治疗,也不是完全没有转移或者复发可能的,哪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种概率也是始终存在的。
我没有直接告诉舅舅病理结果,先打电话给梅花探探路子。电话打通,说完前因后果,电话那头的梅花连声惊叫:“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舅妈的肌瘤根本不是恶性的?”
“是的,本来不用切子宫,也不用切卵巢,更不用化疗或者放疗,这些都不用问我们主任,我就能给你答案。”
“天啊,我的白发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啊?”
我问发小:“以你对你舅舅的一贯了解,你猜猜你舅舅知道了会怎么办?”
梅花想了半天说:“我估计他会打官司,我舅舅是老师,一根筋,肯定会去讨公道的,而且他一贯相信人民政府会给他一个公平正义的审判。”
“以我这么多年做医生的经验,很多人都会去讨公道的,而且多数病人会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伤害,他们多会诉诸法律,要求巨额补偿,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狮子大开口要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梅花嗓音提高,惊奇且不无见利忘义般地问我:“真能赔那么多钱吗?”
我说:“赔你个大头鬼啊,真以为告大夫能发大财啊?”
“不是都说‘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吗?”
“呸!那是社会丑陋现象,怎么倒成了鼓励你拿起法律武器的由头了?我告诉你,冰冻病理本来就有5% 的误差率,而且手术的当时,关于是否切除子宫和卵巢,医生是咨询过你舅舅本人意见的,也和他详细交代过冰冻病理出现误差的可能性,你舅舅也是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从法律程序上讲,医生没有错误,全世界的石蜡病理都有1% 的误诊率,基层医院这个差错的概率更高,主要是受当地医疗条件的限制,这不算医疗事故。
“在国外,只要医生不是玩忽职守,不是出于私人恩怨恶意篡改病理结果陷害病人,都不构成犯罪,更不会判医疗事故。”
梅花被我这么一说,又恢复了平静,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就是说告状也是白告?”
“一般也不会白告,中国的法院最会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和稀泥了,法院会认为医院受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在诊疗过程中有差错,给病人造成损失,象征性地赔给你舅舅一些钱,可能还不够他找律师的律师费。而且,起诉、取证、立案、医疗鉴定等等,一年半载能判下来就不错了。这期间,你舅舅要无数次地出庭,出庭前的焦虑,出庭后的烦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情绪,日子还过不过了?学生的课还上不上了?教导主任还当不当了?明年老校长就退了,还想不想再往上走一步了?而且你没听说过吗,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打官司没那么简单。”
“我刚才也挺气愤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觉得你们医生也不好干啊。病理诊断对了的99%,也没人给他们歌功颂德,觉得那都是应该的,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嘛。但要犯了那1% 的错误也够受的,老百姓即使知道医学不是万能的,可落在谁身上谁受得了啊?谁愿意拿自己身家性命去理解你们啊?幸亏高中那会儿我没你学习好,考不上医学院才没当大夫,这个职业穿着白大衣好像人人都求着你看病开药的,表面光鲜,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真是太多了。唉,那大夫大人我的好姐姐你说咱舅舅的事儿怎么办呢?”
我说:“我虽然不太了解你家舅舅,但我觉得当老师的人都特爱较真儿,你舅妈的子宫和卵巢反正都切了,赔多少钱又能咋的,反正也接不上了,没了子宫你舅妈也是女人,也能行夫妻的房事,照样过日子。但是,舅妈这么年轻就没了卵巢可不行,需要激素替代治疗,否则严重的更年期症状你舅妈根本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些无形的伤害是一时半会儿表现不出来的,例如心脏病的风险升高,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坐个屁蹲儿别人都没事儿,她就有可能把胳膊肘子或者胯胯轴子摔碎了。”
“唉,我舅舅是个拧脾气,要是官司打不赢说不定还会上访呢,我的妈呀,弄到那个份儿上还过不过日子了?”
“嗯,上访这事儿我还没想到,还是你了解你舅舅。所以我才和你商量商量,这个结果怎么和你舅舅交代呢?”
发小说:“干脆就不告诉他,说虽然是恶性的,但是该切的都已经切了,不用再化疗或者放疗了,让他们两人高高兴兴打道回府,养好眼下这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不比什么都强吗?”
“咱二人是不谋而合啊。但我是外人,不好深说,只有亲人之间才能操作这种事情。”
发小说:“这个你放心,回家我跟我妈聊聊,我妈是家里老大,我姥姥一直身体不好,这么多年除了养几只老母鸡什么都不管,舅舅算是我妈管大的,长姐为母嘛,我妈要是能做这个主,就这么办了。”
她又问:“那这张病理会诊报告怎么办?我舅舅可是识文断字的高级知识分子,会百度会google 的,这纸包不住火啊。”
我说:“这个容易,你完全可以说张大夫是找内部人给您看的片子,没要钱,所以也没有收据和正式报告,咱东北人情味比较浓,老家那边的医院最爱来这一套,你这么说,咱舅准信。”
发小听了连声打包票:“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的想法我都懂,我也知道怎么办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这事儿我担着。”
我笑了:“什么你担着呀,你还是把会诊费给了吧,好几百块钱呢,我看一上午门诊的挂号费都揣自己腰包里还不够抵呢,快给钱,要不回家交不了账,今儿回家又晚了,大志还以为我上哪儿跟谁开房去了呢。”
转眼就是第二年,舅舅当上了实验高中历届以来最年轻的校长,当年学校高考成绩在整个吉林省排名前三,有好多个学生考上了北大和清华,舅舅被教育局奖励全家香港四日游。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两家人在小肥羊吃了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席间,我不住嘴地告诉舅妈到了迪士尼乐园怎么排队,如何利用FASTPASS 尽量多地把好玩的项目都玩一遍,还有一定要看花车巡游,最后睡公主城堡夜空的焰火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去哪能买到便宜又好看的黄金首饰,到哪儿能买打折瑞士手表,到哪里能淘到一二折的时装大牌,还有许留山的甜品最好吃,任何一个分店都不要放过。听得舅妈心花怒放蠢蠢欲动,听得舅舅龇牙咧嘴直捂钱包。
看见他们一家人脸上洋溢着小富即安、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微笑,我心里最后一丝担忧也终于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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