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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勇敢地活着，我想有尊严地死去

    两个月后，大女儿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住院了，这几天痰多，他没有一点力气，咳不出来，总是堵塞气道，医生说这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建议做气管切开手术。

    我问，老爷子的整体状况如何？

    她听到这里就哭了，说刚确诊的时候还挺好，她和妹妹能一左一右扶他出去遛弯儿，给他喂饭，陪他聊天。最近病情进展很快，几乎是临终状态，已经不能吃饭，全靠往胃肠营养管里滴营养液，人也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

    要不要切开气管，在临终之时使用呼吸机等生命支持设备，将生命延续，对于家人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老人没有“生前预嘱”，没有人知道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些临终抢救措施，又因为大多数中国家庭忌讳谈论死亡，两个女儿都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

    作为医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临终场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病人和亲人被医生迅速拉起的一个白布帘子彻底阻隔，围在病人身边的是各种慌忙凌乱的脚步，忙碌地抽血、穿刺、气管插管和心脏注射，妄图让他继续呼吸，心脏不要停跳。病人要经历30分钟梦魇一般完全无用的心外按压，直到打出呈现一条直线的心电图作为宣布临床死亡的证据，现代医学才有资格向他的家人交代“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此时，病人已经彻底断气，家人才得到允许悲伤地扑向他的尸体，各种哭喊叫嚷，却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生命最后的时刻，那宝贵的、可能还来得及和家人做最后告别的时刻，都用来进行医疗抢救，这样的死，有尊严吗？是病人和家人真心需要的吗？这难道就是医学在尽一切努力抢救生命，就是医生“永不言弃”的精神所在吗？

    我建议她们签署一份放弃心外按压、心内注射和电击复律等临终抢救措施的文件，让爸爸安静自然地离开，不要再受那些身体的罪，因为做什么都已经无力回天。如果父女之间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化解的心结都化解了，作为女儿该尽的孝心也都尽了，就让爸爸安静和安详地走吧。

    两天后，老爷子走了，走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痛苦，他是慢慢失去知觉的，就像睡着了，他的两只手分别握在两个最心爱的女儿手里。

    一天下班，进门发现玄关处有两双非常高档的女鞋，我知道家里来了客人，正在纳闷，梁阿姨迎了出来。

    原来是老爷子的两个女儿来了。

    “对不起，我们很冒昧地就来了，主要是怕事先告诉您，您顾及我们的心情，不让我们来。我们是专程来道谢的，如果不是您的电话，我们对爸爸的误解可能今生都没有机会消除，如果不是您最后的建议，我们的爸爸可能不会这么安详地离开人世。

    “上次把梁阿姨和爸爸的事情办好之后，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路都在掉眼泪，我痛下决心，再也不要回这个家了。爸爸从派出所被保出来以后，我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没有主动拉过他的手，我的心里充满厌恶，我厌恶一直让我们尊敬的爸爸竟然会做出这种令人羞耻的事情，我厌恶从小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去北海划船、去后海溜冰的爸爸竟然会变成这样，真的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后来才知道爸爸这是病了。谢谢您的电话，让我们陪爸爸走完最后的日子。我听说人在临死前，最后丧失的是听觉，每天都和妹妹拉着他的手，轮流和他讲话，怕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孤单和害怕。

    “后来，爸爸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我给他讲两个外孙女都快上大学了，他会微微握一下我的手，告诉我听到了；我给他讲孩子们小时候淘气的事儿，他会咧嘴笑一下，好像在说，你们姐妹两个小时候也都淘气；我给他讲这么多年做生意的各种不容易，他的一只眼睛还会流出混浊的眼泪，我知道他是在心疼我。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现在回想，妈妈当初也是这个病，早知道的话，我们就不那么数落她了，要是也能多一些时间陪她该有多好。好在最后陪伴了爸爸，算是略有心安吧。

    “小时候觉得爸爸妈妈永远不会老，现在，轮到我们成为孤儿了。”

    此时的大姐，已经泣不成声。

    “爸爸没走，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是亲人，总会团聚的。”

    此刻，我也只能握着她的手，轻声地安慰失去双亲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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