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锦的想象

    湿地之臆

    每次行至东北，都被它的辽阔所震撼和操弄。

    这次的震撼与操弄，是佳木斯市下属富锦县的湿地。是名为黑水泡的两万二千四百多公倾的浩瀚，让我感到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开阔，使你觉到人的渺小，近乎存在的失去，于是你因为辽阔而恐惧。还有一种辽阔，不让你恐惧，而你却被它所操弄，让你的想象变成少童的思幻，意识到卡通天宫的存在和幻爱的真实。从而，那种笼统无当的臆想凡俗的美，切实着来到了那一瞬间。

    黑水泡湿地，归属了后者。

    十月之初，秋黄从天空中噼噼啪啪地落下，铺在了辽阔的上边儿。阳光如绸，从脸颊上抚过，如同少女的手指在你脸上抚摸撩拨。风吹着，掠过发梢，让人隐隐听到遥远琴声的孤弹。还有来自湿地碧清的水汽，鸟羽泛白的温暖，芦苇在秋黄中群起的叹息，水荷结束一季生命时最后瞭望天空的目光，和那以最后的生命之力，守候着一年间秋时盛开的白色小花，依着草棵，浮着水面，朝行人客旅忧伤地媚望。

    气氛确实有些凄美，宛若皇宫的庭院中，孤寂的小姐拖着络裙走过因赴约而失落的一处荒凉的园子。我们一行，就那么渺小坠落般走在两万二千四百多公顷的浩瀚之间，被浩瀚所震慑，也为浩瀚所折服。可终于还是，因为辽阔的凄美而感受到虚无与实在的共存。随行解说的话语被水汽所吞没、彼此的谈笑被秋风所散淡、噼噼啪啪的脚步被爬上岸的藤草所羁绊，偶或想到了唐诗宋词中的妙言与佳句，可天空飞鸟垂下的羽毛和从水面挣着身子跳上岸来的一丝幽花之香，把那诗句诗意，比拟着挤到了苍白的一角。于是，在那因大美而大凄、因大凄又大美的湿地里，踏着浮桥、守着亭阁、乘着小舟，无休无止地沉默和臆想，成为了那时最好的一种选择。

    我便沉默着臆想。

    臆想到了四桩事情：

    一、我若能够有一天当上皇帝，将亲笔手书一道圣旨，让东北三省的人都暂迁关内，或借宿境外俄罗斯，使辽阔的东北三省野野荡荡，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唯一的我——连个侍者、仆人都不带——独自站在那辽阔浩瀚的土地的中心，撕破嗓子，疯狂地高声大唱由我自己作词、谱曲并演唱的《我的土地》的绝美的歌曲。

    二、我若当不上皇帝，求其次当省长，我将选择黑龙江省做省长。不让黑龙江省的三千八百一十六万人口有一个搬迁或移动，只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三千八百一十六万人民集中在最为辽阔的某一处的黑地上，给他们发着钱，发着物，报销一切费用和开支，让他们面对省长，万物花开，振臂高呼，雀跃欢歌。而我，站在某一高处的台地上，放眼人民，缓挥手臂，大声说道：“黑土地啊！种地去吧！”

    三、当不了省长，我就当富锦县的县长去。当了县长，我将勤恳地工作，废寝忘食地建设湿地，以此来造富人民。而唯一所求的回报，就是在我某一天的生日里，我将让湿地别无他人，只有三五好友和一台二人转的上佳演出。大家饮酒畅言，放浪形骸，听戏欢歌，彻夜不眠，直到来日日出，霞光普照，湿地里牡丹花开，月季生香，水鸟从芦苇中飞上餐桌收拾着残羹冷炙，而二人转的戏台上，曲终人散之后，长满了大豆高粱和我那些好友睡梦呼噜的声响。

    四、当不了皇帝、省长和县长，我就仅仅维持今日的现状，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写作者，读书写作，备受争议，到了烦闷的时候，用心培育一个好的女友。她本不愿做个屈从的情人，可又愿意出门走动，于是也就沿着你的圈套，到了黑水泡的浩瀚湿地。行人稀少，浮桥楼阁，水鸟游移，孤舟风漂，到了那个时候，也就一切的一切，只能顺从于此情此境了，如同我们的生活，无法摆脱日常的束缚。而我们的情感，也只能顺从于黑水泡湿地诗意浪漫的馈赠。

    风车柞林

    距湿地几里之外，山脉上架着一行风力发电的大轮，银灰在湛蓝的天下，让人误以为到了欧美的乡间福地。风吹着，秋天的金黄在山脉上跳跃游动，却又始终是左起右伏，此生彼消，而那金黄就只根在原处不动。说那风力发电的银轮，造价三十二万元一柱，一排轮柱，要在千万元成本之上。可那风轮无休止地旋转，昼动夜欢，每一圈儿就能收回成本八元，算计下来，一年间也便本利同归。说那金黄金红，不是人人皆知的枫树红叶，而是只有东北才有的柞木。说那柞木，质地坚硬，生长辛劳，漫长的二十年，也只不过从细苗长至胳膊般粗细，且枝杆弯曲，无米度之直。所以，流行的实木地板，柞木为上乘之作，且稍做处理修改，就可充作紫檀招摇过市。

    于是，也便迎着红黄，听着风车的转响，到了那脉山上，在被巨大的银轮声震耳欲聋和被金海红洋的柞色浸染水溺之后，意外地看到，红豆似的七色瓢虫，由少积多，漫天飞舞，一潮一浪的滚滚团团，飞来如红尘一股，飞去似群蜂迁徙。因为我们的到来，不知它们是为了迎接，还是为了拒绝，车行山下，那瓢虫便红云般飘然而至，裹在车上，宛若红绒幔布罩了车窗车体，使你的视线顿时全失，只听嗡嗡嗡的声响，如龙卷风样在车外流着旋着。因为瓢虫越来越多，司机不得不打开车前雨刮器具，并且以最快节速扫着赶着，宛若应对倾盆暴雨。因为遭了轰赶的敌意，那瓢虫愈发多起来，山山海海，洋洋水水，从柞林中飞出来，从草地间跳荡越跃，起如飞沙，行如走石，滔天海浪般地朝着我们，朝着那现代的豪华汽车，卷风卷叶般地裹袭着涌来泄过，一层压着一层，一团压着一团，使那汽车超重，人心超重，司机不得不加大油门，加大档位，推开车前一涌而至的瓢虫的天地峰山，层峦叠嶂，如推土机推得房倒屋塌一样。终于横开一条血路，沿着柞林的缝隙，到了一擎风力发电的柱下，挤出一片小阔，将车缰降路边，这才发现，车窗紧闭，门无隙缝，可那瓢虫，不知从何处钻进了车内，占满车座，落满人身，使车里堆舞着水泄不通的红色和针扎不透的瓢虫的气味。

    然而我们，不官不武，文弱书生，从惊慌中镇定下来，都君子般坐着凝着，努力地与它们相安无事，促膝漫谈，差一点儿彼此和谐得如鱼水一般。这也就有了谅解，有了沟通，它们才让我们开门而出，来到了柞林边上。也才终于知道，这些日子，值初秋时节，天高云淡，气爽风暖，一世界的瓢虫们正集中在这脉柞林山上，召开一个乌托邦的协调总结大会。事由是原来东北富锦的柞林树木，择山而居，喜风迎日，因此它们世代居住在这一山脉。因这山脉荒野，多有蚜虫螨类，而蚜螨为害，蛀食柞棵，于是瓢虫繁衍，专食蚜螨。如此这般，风暖日丽，荒野自然，柞树盛生；虫食木棵；瓢食螨蚜；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循旋往复，链链相接，环环相扣，形成自然法则，千年不变，和谐相处。可在忽然之间，人们以自然环保之名，将风力发电的大轮排排行行地竖在柞林山上，占了林地，修了路道不说，还留下逐年终日不息的轰鸣之响。于是，毁了宁静，坏了气韵，把柞林、风日、山脉、荒草、蚜螨、瓢虫的环链断开节位，强硬地嵌入了钢铁大楔，让它们宁静自然的法规宪册上有了巨大的黑洞和破损。正是为了这个，瓢虫们才每年在秋季时分，在这儿召开乌托邦协调总结大会，誓师大会，研讨和谐，商讨日益受侵的应对之策。因为它们受侵日重，那大会的参与者也年年增多。这一次，我们在山顶林边，细数细算，共有与会瓢虫十三亿之众，其议题年年复复，而中心只有一个：你的环保，不是他人的环保。你受益而他人为何受害？那个时候，人们站在风力发电的银轮之下，而我独自到了柞林密处的一片金黄的内部，推开厚重的颜色，看到每一棵柞树的枝叶棵干上，都裹着一层瓢虫的伏卧和嗡嘤，地上的每株草和石头上，都坐着、站着一片一片的瓢虫，它们或洗耳恭听，或细语低声。认真地打听盘问，追根溯源，也才探明它们正在守着每棵柞树石头，分组讨论，共商大计，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决议：为了抵抗，要在秋末之前，对繁华的富锦县城发起比往年此时更大的反扑和攻击。

    以为也就是一次窃听而已，以为也就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亿人大会的形式文件而已。结果，几天之前和富锦的友人电话联系，他竟在电话上告诉我说，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还有各个办公室的屋里屋外、走廊过道，无处不是瓢虫翻飞，七星照耀。人走着瓢虫要往眼里落，人坐着瓢虫就往耳里钻。嗡嗡声似飞机低掠，野腥味如鱼虾搁滩，最后使机关不能上班，汽车不能行驶，县里不得不下发文件，通知众人，放假一月，至秋过虫去，一切再还本如常。

    粮果地

    十月的东北，粮食已经入库，土地上只还有收割的遗漏和被收割后棵干的竖立。

    我们要去看的，就是收割后的一些残余，如苹果园里下架后每棵果树上遗落而挂的几个硕大的苹果。那是福锦的一块粮食实验基地。说是一块，却是漫无边际。先看到整齐地擎在半空的向日葵，宛若腾空而起的一面湖水的金汤，在日光中荡动沸扬，涟滟流动。接下来，是一行行地搭在架上、彼此间为了不被果实压折而勾手扶肩地站着的女人果。虽是收获之后，可那葡萄状的果物，皮肤细嫩，面色桃红，有着一种让人见之欲抚欲含的光亮和大甜微酸的女人果特有的味道，呈着红丝黄线般的物形，在太阳下边缓扬轻飘。还有，高挂在空的青白葫芦，伏在地上红泥玉浆的盘状南瓜，长成黄瓜大小的东北豆角，割完又青的泛绿小菜，和一些茄子状的土豆，土豆状的红枣，红枣状的柿子，柿子状的脆梨，梨子状的核桃。七七八八，盘根错节，都在那粮果地里被人收获过了，又都因为收获的粗疏，还在那地里果实累累，寂寞而抱怨。仿佛一个腰缠万贯的果农，到了收获的季节，望着一望无际的丰收，对收获的劳作有了厌烦，便同那负担过重的仓库有了一次合谋，最后只挎一竹篮小袋，到田里象征性地摘了几个，交给仓库，便宣布说收割一过，余者概不负责。结果那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女人果、红南瓜、长豆角、青菜和果物，都还成熟地挂在棵上、落在田里，寂寞而无助，犹如一群又一群成熟而漂亮的少年女子，排排行行地站在阔大的广场，因为她们突然间在同一时辰的成熟飘香，反而使自己用自己的成熟与美，淹没、杀戮了自己的美与成熟，让人淡漠、让人遗弃、让人因为丰硕过多而不再有所惜爱。因此，也就大片大片地把她们遗弃在那儿了。让她们彼此寂寞抱怨，让她们饱满成熟，空有一胸的青春。也就在这个让她们将要终生含泪守孤的季节里，我们到了。到了她们中间，于是，女人果的红亮，叽叽喳喳地尖叫着从棵上挣脱下来，冲撞着日光的阻拦，砸在了我们的眼上。向日葵灿黄的浓香，像被阅兵的队伍，整齐地迈着有节奏的步伐，横冲直撞地到了我们鼻下。卧在地面的盘状南瓜，自动地从秧棵上扯断牵挂，一翻身子，车轮般朝着我们滚了过来。挂着的葫芦，纷纷地从棚架上朝着大家斜身而飞，砸着大伙儿的头颅额门，如松软的枕头飞在了睡客的颈下。吊着的豆角，从秧藤上伸出手脚，扯着大家的衣角手指。路边畦里的青菜，水青碧绿，亲吻着大家的鞋袜，像小狗向它的主人摇着讨好的尾巴。于是乎，大家投桃报李，正中下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到那粮地边上时，都还只是矜持着在那儿啊啊惊叹，及至后来，有人宛若见了自己久别的情人样，突然间，跑步过去拥抱亲吻了亭亭玉立的一棵巨大的向日葵的脸面，后边便都如脱缰了的马队，大家不约而同地蜂拥而至，卸羁而去，疯跑着踏进那粮果地里。要南瓜的抱了南瓜，要吃女人果的采茶样快手利指地去采着那美面女人。于是乎，粮果地里欢叫声一片，采摘的手指莺歌燕舞。大家各取所需，飞鸟落枝般啁啾鸣叫。然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手持几盘向日葵的同人，忽然倒在了向日葵的地里。又有一个爱吃女人果的朋友，瘫软着坐在了女人果的棵下。还有一个怀抱南瓜、手持萝卜的美女作家，因为头晕，丢掉手里的南瓜萝卜，慢慢地蹲着坐下，双手扶着冒汗的额门……

    接下来大家惊慌失措，忙不迭地把这几个似乎因毒而迷的同行往车上抬着唤着，急速地召唤大家上车返回。及至到了县医院，一个个地往急救室中抱着，放在那雪白的急救床上，推往急救室里，进行输液抢救了半个时辰之后，值班医生才拉开屋门，站在门口，取着脸上的大白口罩，擦着额头的晶莹汗珠说：

    “没事了，他们是香味迷醉。就像人缺氧了容易昏迷，有的人过多、过猛地嗅闻狂野的粮味果香，也容易造成这昏厥症状。”

    2008年10月30日 于北京

    感念老师

    有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片羽毛，从羽毛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株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株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位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揉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受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盖着世的。

    每年过年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少的鲜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作文中最长的。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昭示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就有我。

    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三十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是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是讲略带普通话的方言。

    而我，也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2006年7月20日

    渗入的感念

    有一种感念，会从最初的某种疼痛开始，被时间抚平，直至淡然地忘怀；还有一种感念，会从一种悄然愕然而始，之后如同树叶飘逝一般，以为季节已经掩埋了那种飘逝。可是，随着一日一日走来过去的岁月，那种似乎淡泊忘怀的感念，反而变得清晰起来，有形有物，声声色色地活在了你的脑里，活在你内心某个敞亮的角落，如同当年飘逝的那片树叶，以为已经被黄土埋没，可在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却生出一片芽儿，被岁月和时间养着，终于成了你记忆中无法忽略的一棵树木，甚或，是记忆之林中的一棵大树。

    他叫朱传雄，十九年前，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普通的编辑，四十几岁，我只和他见过一面，通过一次电话，有过一次有去无往的书信。那时候，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文学正值黄金时期的尾声，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别人说我是青年作家，其实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发过几个中篇，和三个两个的短篇，刚有了所谓的“瑶沟系列”。表面看，那些作品被各家选刊来回地选着，也被批评家们偶或说着评着，实则里，在当时繁闹的中国文坛，我的写作显得平静、传统，一如一条河流中漂浮的枝叶；或者，是浪花涛声中的一粒水滴。可是，在非常普通的一天里，我接了一个电话，朱编辑在那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后，说要给我出一本书，让我把稿子整好送去或者寄去。我在那个电话中愕然半天，以为是一个硕大的烧饼，突然从天空落下，砸在了我头上。因为，那时候虽然文学热闹，出版书籍却是一桩难事，名家们的小说集，出版后能卖五千册，已经算是上好。因此，也就在周末的空闲时，把几个发表过的中篇，送到了朱编辑的办公室里，因着他要开会，和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也就匆匆去了。

    事情也就这样，再无和他有着来往，也就从那学校毕业，从北京回到了河南开封的部队。可是，几个月后，收发室给我送去了一大包的书籍，打开一看，竟是我一生中从天而降的第一次出版，那部二十八万字、把六个“瑶沟系列”的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情感狱》。我惊喜，木然，独自在办公室中走来走去。最后，直到坐下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真诚和感谢的信件，特意跑几里路投进邮局的信箱，心情才算平静下来。然而，他没有给我回信。一周，一月，三个月过去，我没有接到他的回信。到那本《情感狱》油墨的香味都已散淡不在时，到以为一切都已过去时，在某一天的中午，我在办公室赶写我的小说时，我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的同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朱传雄编辑不在了，癌，火化了，他刚从殡仪馆告别回来。

    我错愕地在办公室握着耳机，望着窗外的天空，阳光明亮地刺着我的眼睛。窗外树枝上的落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透过那些叫声和夏天繁茂的树叶，远处的天空，寂静辽远，仿佛无边无际的空洞和不复存在的另外的世界。

    事情也就这样，我一生中从天而降、给我送来第一本书的编辑，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见过一次面，有过一次有去无往的书信，然后他就去了。在他走后的将近二十年里，我没有认真计算过我写了多少小说，出版了几十本书，我的写作究竟有了何样的变化，可每次有人联系给我出书，或者接到新出版的书籍时，他就会豁然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的那种悄然默然的感念，一点一滴地渗透着走进我的内心、我的魂灵，使我不得不去注视着他，注视着我的出版和写作，就像空旷的原野，不得不去品味、注视这二十年来孤独地生长在它胸膛上的一棵树木。

    2008年2月27日于北京

    泰国小佛事

    事情久了旧了，倒却记得新鲜。

    多年前，去过一趟泰国，走了曼谷、清迈和巴提亚三个名城。城市的样貌，都还依稀清楚，如记得人妖的惊艳一样。还可记得的，是在青迈那个偏城，早上醒来，街上空无他人，腾雾缠绕不止。在那夹缠之中，学佛的清年穿着袍衣，组成浩荡的队伍，从城的这端行至那端，一是为了功课；二是为了化缘；三是为了扩张佛学佛法。

    最可记得的，是在那行旅的十天之中，陪同我们走在泰国的，是那面包车的司机，六十余岁，退休了又返聘开车，为了生存，也为了证明自己身体还好。他每天开车不止，微笑亦是不止。我们早上六点出发，他就擦净车子，五点半在宾馆门口脸上挂笑，紧紧候着我们。晚上十点我们回到宾馆，他就一定要把大家的行李提到每个人的房间。不让他提，他仍然脸上挂笑，却是坚决地不肯不成。而且，无论宾馆、途中、景点，再或某一街角的偶然，只要遇到了佛像寺庙，他都要低头合掌，默念默拜。如是步行，就住脚虔敬。如果开车，在马路上遇到寺庙佛塑，就减速慢行，稳下车子，双手丢开方向盘，合掌默拜之后，再握好方向盘，加油走去。哪怕是随意立在路边拐角的如同我们这儿三砖五瓦的乡村土庙，他一样虔诚，一样用功，绝不厚此薄彼。

    他信佛。年轻时候也曾在寺庙功课过三年青春。因此，我们在那充满香料的饭店吃饭时，他就在车边吃他自带的干粮、素食和开水。我们说些可乐可笑的事情，对神佛有所不敬时，他依旧面带笑容，不言不语，一脸谐和平静，和什么也没听见一样。我们请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用餐，他不仅不去，还笑着告诉我们，不是他不，是公司和佛不让他去。我们给他小费，他也坚决不收，说不是他不缺钱花，不愿收这小费，说他缺钱，想收小费，可雇他的公司和他心守的神佛，都不让他收这小费。

    可我们离开泰国走的时候，和他告别，什么也没留给他作纪念，他却把我们送到机场，握手言别时候，惴惴羞羞地，从口袋取出几个木制的佛香书签，头端还镶了薄铜，精美到无以言说。怯怯地笑着，给我们每人一个作为念物，说你们都是作家，书签最为有用，回去了记住来过泰国。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不要收留别人的念礼，佛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与人交往不可收礼的佛法之道。

    我们收了他的书签。

    至今这木制铜镶的书签，十多年了，都还插在我书桌的笔筒之中。看见书签，我就想到泰国的佛教佛事。想到佛事，我想到佛徒和那位老人。想到老人，我就想到最后别时，他对我们说的那句话。他说：“佛说，和人相处，要忘记自己于人的恩好，要记住别人对你的恩好。这十天里你们对我和蔼，总希望我能和你们一块儿吃饭，我记住这些了，我请你们收下我这个书签做个念物吧。”

    现在，也不知那位老人的境况怎样，十几年了，书桌上的书签从来不曾开口说过这些。

    2009年12月27日晚

    意大利难忘二三事

    《神曲》并不能让我记住意大利。

    罗马的斗兽场，也被时光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但有那么三件两件发生在意大利的细微趣乐，却总是在脑海里逗留。

    那年的九月间，一行人降落在意大利的机场。走下飞机，穿过转机的大厅，看到熙攘的人群，除去肤色、装饰和鼻梁，那剩下的感觉，就是中国乡村镇上的繁华与忙乱。为了不让自己在人群中走失，大家自然是紧密相连，亲密无间。然就这个时候，过来了两个意大利警察，并肩阔步，昂首挺胸，把我们一行拦了下来，用很生硬的英文、中文相杂的语言说：“为了意大利和国际游客的安全，请你们出示护照。”有人的护照装在随身的口袋，那就以诚实为本，慌忙去解自己的衣袋扣儿；有人装在旅行包中，那就住脚弯腰，拉开包链；有人把护照和钱夹装在一起，他就把钱夹取了出来。而那精神帅气的意大利警察，最爱检查的就是藏在钱夹里的护照。就在那两位警察伸手去接钱夹或是护照的那一刻，陪同我们的翻译横在了警察面前，说了一句和宪法一样庄严的话：

    “请把你们的证件也给我们看一看！”

    那两个警察怔了一下，彼此很幽默地同时在空中打个响指，转身朝别处快步走了。几步之后，又回过头来，对大家一笑，大声说了一句歌功颂德的话：“中国好——中国人比以前聪明了！”

    在往意大利另一个城市远行的途路上，运载我们的是一辆半新的中巴车。一路风光旖旎，山峻路窄，海水像国内造假的蓝色墨水。在几个小时的行程之后，大家都在车上困盹睡了，唯我见识浅短，还被那景色慌慌惊着，两眼饥饿地吞食着一路风光。这时候，司机把车开进了路边的加油站里，交了一张加油卡片，就肩靠在加油站的加油器上，取烟、点火，和手拿油枪的工作人员侃侃相谈，不知说了什么，彼此还大笑不已。待油加满了，车要走了，司机把烟头扔在面前的油枪之下，用脚一拧，很飒爽地跳上中巴，又把我们带进了一路旖旎。

    路上翻译醒来，我说了在加油站的所见，翻译就像哲学家样肃然问我：“加油站就是司机的家，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家里抽烟？”

    我反愕然无语。

    都知道梵蒂冈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从那小小的国度走出来，站在罗马的大街上，想那宗教的千丝万缕，想那绘画艺术的辉煌夺目，蓦然回首，望那梵蒂冈的国门立柱和那立柱上的不朽雕刻，那一刻终于被击倒的力量，并不来自宗教的艺术和艺术的宗教，而是对国中国、城中国的奇异与感慨，于是就想到罗马的悠久与包容。因此就更为奇异，在不远处的繁华古街上，还有一个街中之国。街道自然是罗马的街道，罗马自然是意大利共和国的罗马，可就在那宽有几米的古街上，在街的两岸都是店铺和吵嚷的热闹里，夹着一座越过几个世纪的建筑，四层高矮，石砌墙面，门窗也都是典型的罗马风格。然就是这幢楼房的双扇红漆古门的上方，插着一面红里透黄的醒目的“国旗”。介绍的人说，那房里的人们，在那房里向世界宣布，他们已脱离意大利独立建国，如梵蒂冈一样成为新的国度，成为国中之国、街中之国。他们的国土，就是那幢楼房的占地面积；国界就是那幢楼的四围墙壁；国门就是那幢楼的双扇红门——你要踏入这个国度，走进那两扇脱漆国门，也就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当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是需要办理护照的。办理护照是需要一定费用的。

    我不知道要踏入这个“国度”的费用需要多少欧元，我只是在全世界同一光源的日暖里，在来往络绎的人群中，望着那街中国的大门，看笑着进去又笑着出来的各国游人。他们进去时手里是三样物品，出来时就成了四样。进去是八样物品，出来就至少九样。因为他们手里都最少又多了一个“新国家”的护照文本。文本也和我们的护照相近相似，有国旗钢印，手掌大小，深红色泽。这让我想到，美国人在卖月亮上的地域，中国人在卖新疆漫无边际的土地，只要你交上一定费用，你就拥有了月球上的一块地域；你就真真假假，有了新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哪怕你一生不去新疆一次，更不可能去月球上落脚踏土。让我想到，游戏可以这么庄严，而世界上最为庄严的，又大多都是游戏。那一天，站在罗马的大街上，我悟到了写作最为隐秘的诀窍，看到了比写作更为有趣有意的事情，幻想我写作之外的某种不愿说的未来。

    2010年9月10日

    希腊和英国的石头

    一块石头能证明什么？甲地和乙地的石头除了甲地乙地的差别之外，还有什么不同？能说明沙和土结合的悠久历史吗？石头掷在田野能漂起水中的涟渏吗？掷在水面能如木头树叶样不沉而浮吗？还有石头可以充饥解渴吗？石头对一个地质学家使他如获至宝，可对我们它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古长城废墟下的青色断砖，在那废墟的草间，它是一种历史和美，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行为，可当它离开那长城的废墟，除了是旧砖残瓦的本身之外，它还有什么可能和意义存在其中？

    到希腊奥林匹克公园去，看到希腊人把公园的圣火石用围杆、围绳，团团围着，如围住一堆硕大的黄金。与此同时，希腊人还把公园里所有的石头都堆在一起，砌在一起，给那所有的石头都赋予历史文化的注释和神圣，哪怕地面上随意的一块如核桃般的鹅卵石蛋也是这样——全都保护起来，有人看管，仿佛参观浏览者，都是从他国来的盗石者。可也正因为这种神圣到神经的程度，游客才络绎不绝，纷至沓来，倘若那公园里的石头你可随意踩踏，随意躺坐，甚至在那石头上跺脚吐痰，那还会有人去参观颂赞、唱德歌功吗？我站在奥林匹克公园中一条如河流滩地上石坝般的石磷面前，冥想一块石头的重量，一块石头的高度，一块石头的物形，一块石头的厚度，一块石头的长度，和石头从不思考、不得意，也不委屈的我们人类赋予它们的历史、文化、战争、体育、精神、魂灵以及美丑和端庄、秀丽、简陋、大小、高矮、卑下、高尚的一切人为的含义。石头只知道它是一块石头，除此一无所知。石头并不知它是一块石头，那是人类让它成为了石头。人类让石头有了远近与高下、尊崇和微卑之分。难道希腊奥林匹克公园的石头真的比我乡村老家河边、田头和房基下的石头更有意义吗？我父亲把山坡上的石头扛回来放在门口，让人们吃饭时蹲坐其上，也让下雨了所有路过的人，在那石头上剔刮鞋上的泥巴；母亲捡一拳头大的石头，放在家里专供我们和客人来了砸核桃使用；姐姐把一块长方形的石头搬进屋里，放在墙下，做鞋架使用；奶奶把石头置于椿树下，专作捶衣捶布之用。难道这些石头的存在，真的不如希腊奥林匹克公园的石头更有意义？我在那公园的石磷面前冥思苦想，不断疑问，可那公园的希腊人，看出了我的怀疑，断然把我从相距石磷几米远的地方哄赶到了另外一地，理由是我对着某块石头看的时间过久过长。

    次年去英国住在一位英国诗人家里，他家距英国石头阵四十公里。他的妻子是位作家、翻译家，他们带我去那石头阵里玩耍游览，说起我在希腊奥林匹克公园的凝石遭际，诗人淡然一笑，到石头阵中的一块巨石上，伸手揭下一块被风雨剥离的青色石块作为礼物送我。石块不足拳大，无形无状，不方不圆，当时他的举动让我讶然无语，而他妻子却又笑着说，如果飞机让你托运，你可以扛走石头阵中的任意一块。回到北京家里，我把那块石头阵中的碎石，纪念展摆在我家客厅，逢人便说这是英国石头阵中某块巨石上的一块碎石，如同一位八旗子弟津津乐道地讲他的辉煌家族，如一位小说家不厌其烦地讲他未来小说中的故事。而那些听我讲的人，要么不言，要么淡淡一笑，要么不知可否地向我点头。终于到了某一天里，我又向一位朋友讲那石头的遥远来历，朋友心直口快，一刀见血，直抵我思之要害：

    “不就是一块石头嘛。绕来绕去干啥？你就说你是作家经常出国不就罢了结了！”

    从此后，我再也不向人介绍那来自英国的一块石头了。

    2010年9月11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光街景

    在中国作家中，不知道博尔赫斯、没有读过博尔赫斯一定会羞愧惭言，这无异于自己长大之后忘了兄长的姓名一样。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怀着对博尔赫斯的崇敬去寻找，结果看见和发现了如下风光：

    1．无论是我们的大使馆还是阿根廷的陪同人员，都不知博尔赫斯何许人也，更不要说有人知他故居何处了。通过上网查询，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家图书馆的名字为“博尔赫斯图书馆”。驱车赶去，到图书馆问一工作人员：“博尔赫斯故居何处？这图书馆有没有博氏的生平展出？”那位美丽的小姐，瞪大眼睛反问我们：“博尔赫斯是谁？”又找到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翻译说他是图书馆的副馆长，再问同样话题，副馆长同样睁大眼睛说：“博尔赫斯是不是一位诗人？”

    2．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前，看到总统府门口的两个哨兵，一个把枪靠在墙上，蹲在地上低头做着什么，很像在打瞌睡；另一个把枪揽在怀里，肩膀倚墙，半闭眼睛，确像在打瞌睡。而三层楼的总统府的楼群顶上，布满了中国八十年代房顶上如蛛网般的电视天线。电话线你来我往，就从总统府的窗前和街上自由穿过，宛若亚马逊河岸上荆枝藤条的横竖纠结。

    3．街边报亭的杂志上，许多杂志的封面都是那浪漫的红色战士切·格瓦拉的画像。切·格瓦拉作为象征，被印在许多衬衣和帽子上，还有很多广告上，像几十年前中国人人处处都佩戴、拥有毛泽东的画像样。可毛泽东只是领袖，切·格瓦拉还多出一个身份：明星。

    4．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我突然听到两声枪响，惊怔之中，看到一精瘦的年轻人，从我身边飞奔而过，五六位肥胖的警察，在后边紧追不舍。其结果是后者的肥胖没有追上前边的精瘦，无奈之余，所有的警察都朝着天上开枪。十几分钟后，我弄清了这道风光的前因后果，原来是那个精瘦公然在繁华闹市抢劫商店，而且抢劫成功。

    5．在去一景点游览的路上，中巴车离开市区时，那位阿根廷的司机，突然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到一咖啡馆的门口，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一动不动。一刻钟后，他笑着回来说：“阿根廷队进了一球。”那一整天，他的心情好极了。我们的心情也极好。

    6．在离开阿根廷的前一天，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的玫瑰公园里。那公园里安葬着这个国家几乎所有近代以来以诗人为主的文人、名人们。诗人是玫瑰公园不败的玫瑰。小说家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与名人，都是那些玫瑰的枝叶、玫瑰边围的绿草。而博尔赫斯的雕像则以诗人的身份林立其中。因为对他寻找的辛苦，我率先去与这位小说家合影留念。把目光盯着镜头的那一刻，看到了公园里玫瑰盛开，一片红绿，浪漫像海洋般滔滔卷卷，而最为整齐古板的，反倒是博尔赫斯的文字了。

    2010年10月11日

    亲爱的，西班牙

    1．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落日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下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巾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因为它是新世时的北京，天空就久恒地呈着炊烟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雾漫的气候，在这个庞然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六色五颜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只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余皆就是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隆重呼吸和心跳的轰然。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间，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我幻想我以巨速冲刺的力量冲向游人如织的柏林墙时，不同肤色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用各自的语言发出各种怪异的尖叫后，他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摊流液的血红和一具东方人的尸体，而后是长久的沉寂和惊愕。而我，苍白扭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戛然而止和了然的解脱。

    当然，从我心深之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陪客和一员。希望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掏将出来了。

    那枚五分钱的合金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她们身上的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涌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那些人就把眼睛做作装假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这边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不肯着黄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

    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这块鸡状的红黄里。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去。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那儿虽然是死亡的去处和选择，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不想让我的死攀亲附高地和宗教扯在一块儿。当然说，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如我预想的——从天安门城楼或八达岭长城的那个最高的瞭望台上跳下去。那样儿，我的死就带有政治色彩了。可是事实上，我的死除了与我的命运相关外，它和政治、信仰、文化的关联就如同非洲大地上被太阳蒸腐的动物的死尸和北极冰雪的融化没有直切的关系样。

    我的死只是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和归处。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俨然而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我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就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息的吊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嘹亮了，乳色银泽的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处犹豫一下，停顿了水泡破裂那么一点一滴的工夫后，突然掉头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硬币先是响出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柔软的厚，几乎完全叠混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丝差毫别。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穿越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着滚动立下了。

    倒下了——那是西班牙。

    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戈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它令我熟悉得犹如我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只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发茬和后勺内的深度和深刻，我无法得知它，也不愿认识它。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我似乎熟悉反倒陌生的国家和去处。硬币的选择让我觉得唐突和无奈。我站在地图的正边上，望着三角裤头般的那个国度的艳黄和热辣，想到我应该用三抛二胜的方式再选择我死亡的去处和归宿，而不应该就这样偶然地因为硬币的滚落就选择西班牙。

    我没有弯腰去西班牙捡那枚硬币儿。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枚回形针。回形针是不会滚动的。我认定，它落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命运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确定。朝天空看了看，我把一枚回形针朝上一抛，在转瞬即逝的工夫里，它就落下了。可我明明抛的方向是拉美的天空，然在它落下时，却是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上，而且那两公分长的回形针，只是别在法国国土一点儿，有三分之二竟是别在西班牙北部韦斯卡的山脉和林地。

    我有些惊奇我的命运对西班牙的钟爱了。

    惘然地在那儿站一会儿，朝后退两步，把眼睛闭起来，将另一枚锃亮的回形针捏在手尖上，深深吸一口气，重又呼出来。我把这最后一抛用了双倍的力气迅速抛后撒开手。我听到了回形针撞着天花板的钝响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脆朗朗的音。我知道，这一抛因为我过度用力已经抛偏了，回形针并没有抛在地图的上空与顶端，而是抛在了办公室中央靠西的天花板上去，而地图是铺在靠东窗口我的写字台前的。

    我把眼睛睁开来，朝地图上看了看，又去靠西宽阔的地板上找那最后落下的回形针，只见地板上除了纤尘不染的洁净外，就是我扔在那儿的报纸和杂志。

    那儿压根没有那枚回形针。

    把报纸、杂志收起来。把目光落在一边的茶几沙发上。再把沙发前的波斯地毯掀起抖一抖，最后趴在地上，让目光钻进沙发下。当我一无所获地站起回身后，我的眼睛上扎了一条光亮的刺。沿着那光亮走过去，再次站在世界地图前，锥心刺目地看到那枚我没找到的回形针，在靠西的大理石地板上着地后，没有朝茶几沙发那儿跳，而是弹跳回来再次落在了西班牙国土中间马德里和塞哥维亚之间的那枚硬币上。

    竟然就落在那枚硬币上。

    回形针的光亮和硬币的白色融在一块儿，如阳光和石灰的雪白融在一块样。因为回形针的长度大过硬币的直径一些儿，多余的部分便直指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2．死之念

    关于我的人生与命运，死因与过去，我都点点滴滴地用黑色圆珠笔，写在了A4的打印稿纸上。密密麻麻的七八页，大约四千五百字。A4纸作为遗书被我装订起来后，像我公司装订整齐的策划合同书，现在它就以信封为棺材，躺在我的随身皮包里，又似一部人生纪实般，在我似睡似醒的头脑里，一页一页地翻动和修补着。

    言简意赅地说，我出生于1965年。1972年读小学，1982年读中学，1985年考大学。落榜后复读两年才考到北京的工艺美院里。为考学我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天知道，地知道，我的心知道，连我的父母都无法体会一个乡村青年为命运所付出的心力交瘁。1987年的考学成功，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而是我用两年时间学美术，素描的那点幸运与天赋，把我一推再推地送到了那所坐落在北京东城的校区里。我不知道读大学的四年间，我的学习算努力还是算敷衍，在学校不显山露水的日日夜夜里，同学们谈得最多的不是画笔、色彩和创意，而是就业、工资、房子和女人。毕业后我在北京悠晃一年多，迫于就业和生计，回到了陕西渭南起坐在黄河古道的那个县城里。因为学美术，就进了县里文化馆，一个月四百余元的工资刚够我租房和吃饭。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吴霞碧。她是文化馆文物室的保管员。因为她可以提供我吃饭和住宿，我们认识了，也就结婚了，顺理成章如瓜熟则蒂落。然后呢，然后就是平淡无奇的婚姻和日子。就是那块沙漠贫地滋养我渴望富有的贪欲再次的发育和膨胀。

    我们住的是文化馆的办公室，厨房用油毡和碎砖搭在门口房檐下。我们曾为谁家的客人来得多了打过架，也为在商店服务员多找我们十元钱夫妻笑得一天一夜合不拢嘴。就在这期间，1995年，县里发现了一座并不大的古墓葬，在城南荒野里，经所谓的县内的考古人员发掘后，那古墓里除了几根粉末腐骨外，还有几个铜镜、瓦罐和断剑。在陕西，任何一个县、乡和村落，发现了古墓文物都如在荒野地里挖掘出了砖块和石头。欧洲的文明大多在地面，让人一目了然，瞠目结舌，感叹历史原是可触可思的物。而中国，文明多埋在地下，历史刻埋在墓壁墓室内，腐气弥漫的盆盆罐罐的价值犹如欧洲文明史中的羊皮书。

    那年的夏天里，吴碧霞掌管的五间库房的木架上，又多了几个瓦罐和青铜器，如农家秋收后的屋檐下多了几个葫芦南瓜样。可在三天后，那个库里新进的三个瓦罐和两个铜鼎不见了。警车和警察在令人心慌的笛声中，开进文化馆院内文物室的门前边，全县城的人就都知道文化馆的国家二级文物丢失了，都明白那些盆盆和罐罐，原是汉朝的历史和文明，是价值连城的器具与宝物。

    吴碧霞被警察带走时，我正在房檐下的厨房做面条，看见她的脸上呈着惨白色，一缕被汗湿的头发挂在额门上。她最后看我时，眼睛里的光色阴郁而潮润。

    就是这时候，我手里的菜碗落在了地面上，当啷啷碎裂的声音，让那年夏天文化馆院内的奇静有了许多诡异和不安。我目送着吴碧霞被两名警察架着胳膊推上警车时，其实院里所有的目光都在望着我。

    那天的深夜里，吴碧霞从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回来了。天色黑得泼墨般。听见拿钥匙开门的响声时，我慌忙起身去把门打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缩在这个世界上，又被我们用苇席隔成了里外间。里外间的灯光都亮着，光亮宛若夏天黄昏的落日色，虽有红黄染在屋子里，却是亮堂到拉了距离也能看清吴碧霞脸上汗珠的晶莹和肤色的惨白与无力。她本来是那种瘦小的人，一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的通常脸，然在那时候，她的脸因为扭曲，丑到了可怕的境地里，如同人死后还没整形那一刻。进屋后，她锥刺刀剜地看了我一眼，挤着肩膀从我身边擦过去，有一股浓重如山的汗味从她后背落进屋子里，随后她就打开门里墙角的水龙头，咕咕咕地喝了一通生冷水。

    我说：“桌子上有我给我放的凉白开。”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搭理我，到里边坐在了床沿上。

    我跟了进去站在她面前：“他们把你怎样了？”

    她又一次抬头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不相识的人。

    我拉过椅子坐在她面前：“他们打你骂你没？”

    她把嘴唇咬一下，用轻而冷硬的声音逼着我：“是你偷了那些文物吧？”

    我瞟了她一眼。

    她把声音放得柔和些——

    “我们是夫妻，你给我说实话。”

    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把眼睛睁大看看我，默过一阵后，扭头看了一下哪儿：“你不打算把那文物交出来？”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你要那些干什么？”

    “我要做生意。”说过这一句，我从椅面朝地上滑一下，过去跪在她面前，声音变得颤抖如汽车开在搓衣板似的路面上。“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我要把那文物卖掉做生意，开公司。我要让你我过有新房有车的好日子。要让我们将来的孩子到贵族学校去读书。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我眼里都是羡慕的光。”

    跌跌宕宕地说完这些话，我等着她的赞同或反对，附和或阻拦，可她只是看着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捋一下，说：“睡觉吧，天已经不早了。”

    然后她就和衣倒在了她与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床铺上。

    至来日，她起床、洗脸、梳头，上街给我买回了豆浆和油条，然后，无言无语地离开家，走出文化馆，自己朝公安局的方向走去了。

    这之后，她被判刑了。

    在她三年有期徒刑居监劳改的日子里，我再次离开了那小城到北京去。我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开了一家所谓的广告公司后，认识了毕业于服装设计学院的顾婷婷。她端庄秀丽，读书期间设计的服装参加法国组织的国际服装节，在巴黎拿过二等奖。我们干柴烈火，一见钟情，相爱中关了广告公司，注册了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总公司。用我从那个小城偷运过来的泥罐和青铜器，变卖后在京郊租房买地，又开了服装加工厂，从此生意就如日中天，虽没有打造出如皮尔·卡丹那样的名牌来，但设计生产的童装和廉价女性时尚装，却也曾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运往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及拉美的秘鲁和智利。

    吴碧霞出狱后，我的钱就像溪流一般流进公司银行的账户里。和吴碧霞离婚的同一天，我和新妻顾婷婷的女儿降生了。在北京那座有两千万人口，三百五十万辆轿车的城市里，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算不得显赫和了得，和那些做房产、地产及证券股票的公司相比较，天马云裳只是三百五十万辆轿车中跑的一辆豪华车，但我王书平，到了这时候，我的人生之愿基本实现了。十年的拼打，让我有了两套别墅、三辆超豪华轿车和一个下有三百多人的公司和服装加工厂。有了我心满意足的妻子和女儿，有了可以让我的老师、同学见了备感意外的尊崇和敬重，有了家乡的县长、市长到了北京都常要登门拜访的荣耀和地位。我没有想过要做京城第一巨款人，但我和妻子念念不忘的，是想要让我们的服装卖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和欧洲男男女女身上去，想要中国那海洋般的服装市场里，无处不在地有着天马云裳制造的上衣、裤子、裙子和围巾。

    我们把京郊的一个服装加工厂，用三年时间扩建为四个服装生产加工厂，还把这些厂子直接开办在离码头、港口较近的海边上。当这些厂房、机器、宿舍和工人都齐备开始生产时，当扩建生产的新装码满仓库等着往天津、大连、青岛的码头运输时，先是来自欧洲的所谓反倾销，再是云黑雨稠、房倒屋塌的经济危机如海啸般在一个星球上的滚动和漫延。那一世界蒸蒸日上的繁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林毁花落了。

    原来，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也就是一片风雨林地中的一棵草，随着无数订单的退回，它就像人走屋空一样不得不关门倒闭了。

    所有的工人在没有领到缺欠他们三个月或是半年的薪水后，他们把工厂的机器、窗户、桌子、电线和所有能变为钱财的物品扛着抬走后，我的妻子、女儿也风来雨到、恰到妙处地带上离婚证书和我们的全部财产弃我东去上海了。

    她是上海人。

    她说她在干燥肮脏的北方从来就没习惯过，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个湿润的都市是她后半生的梦。天马云裳的垮亏给了她一次机遇，就像上苍在她命运中重新开了一扇门。

    她跑马占地、云开日出地在上海很快有了新的公司和公寓。

    也有了新的男人和爱情。

    在此前，因为债务和来自法院的债务判决书，我们说好彼此到街道办事处来一次假离婚，把婚前、婚间可动和不可动的财产都移到她名下，也商定七岁的女儿相随财产跟着她，待公司从法律文书上确认倒闭后，我们再择时复婚过日子，再东山再起经商开公司。可当财产、女儿过户完毕了，离婚证书拿到了，她郑重地对我说：

    “王书平，我是真心想和你离婚的，复婚的事情我求你以后别提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缘分上，什么时候你有困难我都会帮助你。”

    离开那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站在我铺过世界地图的老板桌前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算我对不起你了。为了我，你知道的那个男人他人到中年还未婚，现在我不能不到他的身边了。给你一个机会吧——眼下，要么你把我掐死在你的办公室，要么你过来和我握一下手。”

    我过去笑着和她握了手。

    就在我和她握手告别的那一瞬间，死的念头冰冷狂躁地跳进我的脑海里，从此它就生根开花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3．飞机上

    我的死亡之地确定在了西班牙的马德里。

    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沿着命运的导引，迈着双腿向前就是了。我们有太多的能力和智慧来改变现实与世界，而唯一不可改变的，就是人生命运的预设和安排。

    去西班牙的签证不是我拿着一封西班牙的邀请函和各种证明信到西班牙使馆排队去签的。我找到一家专门负责西班牙和法国旅行的签证公司后，将四张二寸白底的照片和两千块钱交出去，一周后他们把签证护照给我了。

    十月十日法航的AF125航班在午后一点起飞时，我才知道航班并不直接到达马德里，而是途经巴黎转机先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再到马德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机票是签证公司帮我代购的。既然在世界地图上的三抛都落在西班牙，而且在一枚回形针和一枚硬币叠在一起落在马德里，毫无疑问说，马德里就是我命运的最后归宿了。我计划到那个陌生的都市里，选择一架高处或一条河流我就跳下去。也许我在马德里会安心的吃顿饭，在某条大街上转一转；也许下了飞机后，某辆出租车把我随意地拉到马德里的哪家宾馆内，只在宾馆的阳台上朝大街的景色望一眼，我就从那个阳台朝着大街上跳了。我不知道我会死在马德里的哪儿，但我知道我在西班牙，不出三日五朝就会把自己的生命断路截流掉。

    可是，现在的飞机是要先到巴塞罗那了。

    那就先到巴塞罗那吧。既然死心一定，早一天晚一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登到生命的绝峰去，多走一步少走一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机票是公务舱，从天马云裳第一次有了国外的订单起，乘飞机我就不再走进经济舱里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去中国旅行归回的西班牙姑娘，她约一米七〇的身材和其欧洲人特有的硕胸与丰臀，让人想到那个国家的饮食和土地。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由二女三男组成的学者、作家代表团，男性皆中年，女性皆青女，是中国统称的一代八零后。如果在往日，我会对这个作家团略带有神秘和崇敬，毕竟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文科，虽学的是广告设计，可老师总在课堂上讲文学。毕业到现在，广告美术设计早就被我弃去了。奋斗了十年的钱、色和公司，让我看谁都如骗子的伪装和演戏。街头站在红绿灯下向司机伸手要钱的残疾人，你若知道他存折上的钱款数，你会吓得倒吸两口冷气说不出话；穿名牌有专用司机替自己开豪华轿车的人，也许正为逃债而四处奔波着。当官的为做不出亲民的样子而苦恼，百姓为在电视和生活中见不到暴乱而怨愤。中国就像把所有的动物赶在一个山坡猎养的圈兽场，除了相互撕咬和倾轧，剩下的就是争相的逃离和哀鸣。

    现在，我终于在哀鸣之后逃离出来了，可以坦然自由地去命运给我安排的那个死亡之地了。不用为银行的巨额债务而接到法院的传票就心慌不止了；不用为因还不起那些贷款和逃税如我的前妻一样准备去居监劳改三年五年了；不用为妻子、女儿、爱情、婚变而苦恼痛心了；也不用想十二年前因把我的第一任妻子抛弃留在内心十二年的不安了。一切都已过去，如风吹云散般，我的头脑中除了死，余着的是干净素洁茫茫一片的雪。一切都已开始渐次地分手解脱了，犹如在树上累了一春一夏的叶，纷纷下落的轻松把我深深淹没在了公务舱的座椅上。从飞机离开北京首都停机坪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弥漫着一种渴望死亡的轻松感，待把行李放入行李箱，把座椅调至可以半躺的沙发状，让身子陷下去，我就像一个精疲力竭者躺入了宽敞的棺材一样舒展和自在。身边的西班牙姑娘，把她除去拖运外的大包小包安顿好了后，到我身边朝我笑了笑，用英语说了你好又问我去哪儿，是旅行还是去经商。她的英语生硬如还未成熟的果，但却带着白金白银的脆响和吸引力，脸上的灿烂配着那令欧洲人自豪的金发与碧眼，还有一身随性而穿的大红上衣和放开却又在脚脖处缩紧的浅蓝的裤，让人无法猜测她的身世与经历，也难以判断她确切的年龄与性格。对于东方人，西方女人的年龄似乎总在模糊中，你以为她很大，她却还小在青春少女里。你以为她很小，她却说她已是两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以礼貌的姿势欠起身子朝那女郎笑了笑，用更加生硬和酸涩的英语加表情，告诉她说我去西班牙。说我去西班牙不知做什么。

    她要坐下的身子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块板。

    “你说……你去西班牙，不知自己做什么？”

    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怔怔，木板的表情松开了。

    “幽默。你真会幽默的。”

    她说着，也把自己陷在了坐椅里。

    我郑郑重重地望望她，不置可否地朝她苦笑笑，又把身子仰躺回去了。以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一对同机行程的人，可以一路说下很多的话，也可以彼此不言不语，沉默至生来与死去。更何况，我俩彼此间语言不通，双方使用的英语，都如不会种田的人操持人家的锄头犁耙般。可我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她又突然扭过头来用生硬的英语问：

    “你真的，不知你到西班牙要干什么吗？”

    我有些郑重其事了：“我知道。”

    “是不便……告诉我？”

    “便。”我说，“我去死。我想死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她脸上淡红的好奇顿然消失了。回味了一会儿我的话，那淡红灿然如刚燃的火苗遇到了冰，双唇紧闭一下子，习惯地耸耸肩，双手心向上做个怪异摊开的姿势后，也把身子仰进座椅去。

    事情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着。

    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沮丧而又有一种不祥感。接下去是喝水、吃饭，乘务员给大家发耳机。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每次乘务员对我的询问，我的回答都是木然地摆摆手。当我的木然到了让别人不可思议时，女郎听到我身后代表团里那位陈姓的学者用西班牙语和乘务员的讲话声，这勾起了她在中国旅行后言犹未尽的感受和兴趣，起身到我后边和学者知己知彼地攀谈起来了。他们彼此流畅的西班牙语音，如同交汇在一起的两股叮咚流淌的溪流或河水，时而潺潺，时而奔放，宛若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或亲人。而我，占有着她留下的安静与宽敞，终于把眼睛闭起来。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因为对死亡的考虑和安排，没有真正踏实地睡过觉。现在，我可以在死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公务舱里那些中国、外国的商人、官人和旅人，他们各种语言的事谈、扯闲都与我没有瓜葛和纠纷。我的生死去留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和纠缠。只是身后的那个作家代表团，他们在以虔诚认真的态度谈论文学时，让我感到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与别样，如在婚庆喜宴上，有人穿了一身孝白色，或如在一场丧白的葬仪里，有人故意穿了一身喜庆的大红样。

    4．巴塞罗那与斗牛

    到巴塞罗那是夜里十点钟，时差六小时，而我真正转机、飞行用的时间是一天间的三分之二多。下了飞机后，所有的旅客，都如越狱样纷纷朝外逃，唯我独自着不慌不忙像一个人睡醒后并不急着起床般。

    走出机场时，我又碰到作家团中那个叫劳马的作家在路边抢着时间抽他的烟，彼此点了头，想说什么没有说，我就朝出租车的方向走去了。和一个流浪者不需要思考自己的墓地在哪儿样，出租司机问我去哪儿，我在刚买的巴塞罗那旅行图上随手指一下，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神圣家族教堂边上的酒店里。那酒店说不上豪华，也说不贫寒，大堂里的雕塑和壁画，让人猛烈地感到你确实不在东方了。地上油黄的石材和墙上古朴素洁的纯白与各房门口挂的小品现代画，透出了西班牙人对艺术的热爱和品位。还有走廊上、电梯上、墙角处和客房的床头、帘侧、厕所，全都挂了大小不同的画框和艺术品，似乎让你觉得你不是走进了宾馆里，而是走进了用宾馆改建的美术馆。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工艺美院读过书，我对那些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热情。因为到巴塞罗那不是为了游览和艺术，而是死前的绕道和驻足，这使我对那些现代小品画只是淡脚看了看，就倒在床上了。

    把头歪在窗口那一边。

    我看见窗外巴塞罗那十月的夜空蓝得跟假的一模一样，仿佛是有人在天空着下了水彩。清寂的大街上，有酒吧的音乐传过来。那音乐带着水润柔美的潮湿，轻缓轻缓犹如中国苏杭的绣绸飘在街巷里。如果不是为了死，我会沿着那音乐的方向，去到某个酒吧间，坐一会儿，喝一杯，用刚好可以让自己与人缓慢交谈的英语和谁说些啥。可是呢，因着为了死，我已经没有那些雅兴了。我只是从床上折起身，过去把窗子推开来，看看三层楼下那道依然灯火灿然的小巷子，看看远处的巴塞罗那城，建筑群中不息的灯光，点点滴滴，星罗棋布，让那个城市又平添了浪漫与青春，如因不会衰老而风韵永存的女性们，为自己的美而骄傲，才永远在自己的头上、身上挂满了珠宝首饰着。在飞机上，我看一本有关巴塞罗那的画册与文字，我知道这个城市的性格与中国的上海相近了，浪漫、细腻，无处不在地有着阴柔的美。可是，对上海我已经没有往日的情感了。顾婷婷在上海那个城市把我的心和情感当成一件过时废弃的衣服脱下来，一刀一剪剁碎绞成了布条布片儿，使我对上海二字连提也不愿提一下。因此，当我想到这个城市与上海的个性时，我有些厌恶地把窗子关上了。

    我不打算把我的生命留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里，就如同我不愿再踏进上海一步样，因此在巴塞罗那我没有多想我的生与死。似睡似醒的一夜后，缘于在大一的课堂上，到过西班牙的美术老师总是把西班牙称为美术的天堂园，而把高迪的现代建筑设计形容为：高迪每每动笔设计时，上帝总是站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像一个父亲握着儿子的手教他写字画画样。因为既然把死地最终选在了马德里，确定在了三朝五日间，那么说，我是有时间到巴塞罗那的街上走动走动的。

    我就首先去看了神圣家族大教堂。

    在那教堂前，我只是觉得人的小。这小不小在人的身材个头上，而小在人心里。人心只是一粒可生可灭的肉，而教堂是一座永恒的人心归宿处。人心中装满了人生时，教堂是每个人人生烦恼满过生命的器物后，让你永远也装不满的生命烦恼的大库房。人心如果是世界，教堂就是宇宙了。人心如果是宇宙，那么教堂就是让人心永远生灵并博大的养生扩展器。只是在于我，因为心已经死过腐干了，教堂不便与没有血丝流液的心灵交往了。教堂虽然可以容纳任何死过的心，可死过的心却不愿与教堂交往了。

    10月11日，落在西班牙天空中的日光透着诱人的金银色，叫人觉得这个国家和城市，是被黄金白银包围起来的。神圣家族教堂在阳光下呈着岁月的灰黑色，一柱一柱伸进天空的塔囱上，挂了日光炫目的亮，还挂有日光和塔囱顶尖的私语与秘谈，你仔细去听时，能听到它们对时间和生命的议论与评判。缓冉地绕着教堂走一圈儿，看那因为褪色反而更为庄重神秘的教堂外围的浮雕和色彩，你把自己当成游人时，直接感叹的不是那建筑的奇幻思想和对艺术天门洞开的高迪的悟，而是感叹东方建筑、东方艺术的不如人，想浩大的中国，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何没有一个半个像高迪这样的人和半座、十分之一座神圣家族教廷这样的建筑物。而你不把自己当成游人看，而当成一个精神恍惚者，当成一个对生命的意义彻底沮丧或对其意义终于顿开升华者，你走在人群里，听不到一句游人的议论与感叹，你只能听到教堂与时间在反反复复地说：“人活着是因为教堂存在而活着。教堂存在是因为世界上有神圣家族这样的教堂而存在。”

    可是我，虽然听到了教堂、时间和生命的对话声，却只是对那声音半嘲半讽地笑了笑，没有走进教堂的内部就走了。我不打算爬上教堂跳死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里，也不打算让我的心和教堂有什么交流与对话。中国人不善把心门打开让上帝走进去，而更善把心门关起来，把神和上帝关在门外边。

    我就属于那样的人。

    我只在神圣家族教堂感受了高迪的现代设计对流动和金钱的贪求与欲望。高迪在建筑设计中，最大的愿望是想把水流直直地竖在天空里。其中对哥特式和伊斯兰风格、复兴和罗马式、拜占庭和巴洛克的借鉴，只不过都是他竖在天空的河流岸边的石头与沙灰。从神圣家族教堂到高迪设计的古埃尔宫和古埃尔公园，再到多曼尼克·伊·蒙达内尔和卡达法尔克的建筑处，用一天的时间，我终于听到了天空中流动着的建筑的水，而自己只是那竖起的流水下的一根腐木或柱子。随后再踏着黄昏的落日和虽秋依绿的街巷中的树影，打车到了哥特区，步行到位于兰布拉大街东部的哥特广场，穿过那些狭窄而曲折的街道和这个城市黄金时期留下的宏伟大厦和纪念碑，有意无意地绕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留下的场馆和纪念物，到海滩边上时，我看到了令人忧伤而动人的一幕了。

    太阳就要落去时，在碧蓝辽远的海面上，海水如金汤般荡动起伏着，沙滩上闲散的游客横躺竖卧，仿佛所有的人共居在一张漫无边际的床铺上。那床铺上的巨大褥单是无瑕无污的沙滩的浅白浅黄色。在海滩的岸边上，连为一排的酒吧，把咖啡色的音乐和带着浓烈音乐韵味的咖啡香，排山倒海，又步步为营、有序有列地推到海滩和酒吧屋前长长的木条镶制的路道上，使那条宽敞悠长的木道，五线谱一样流动而诗意。就在这木道上，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戴着巴塞罗那的时尚风帽，踏着旱冰鞋，风驰电掣滑过来，又电驰风掣地滑过去。他们无忧无虑，旁若无人，从他们身上抖落的绛红色一团一堆的快乐，像在晨时迎着太阳起飞的鸟群和落日中翔动在海面的鸥。

    我想起我那已经将近八岁的女儿了。

    两个月前我还给她买过一双童用旱冰鞋，还曾带着她在公司门前教她滑旱冰。可现在，那双旱冰鞋被扔在我家那已经成为他人房舍的杂物间，像谁家不穿的鞋子扔在垃圾箱里样。望着那一群耳朵里塞着音乐耳机，脚踏旱冰鞋飞翔在海滩边的异国的男女孩子们，我很想去摸摸他们的头，摸摸他们的脸，问一问他们都听的是什么音乐，什么最流行，是不是像中国孩子们都共同崇拜一个台湾偶像歌手样，他们也崇拜一个西班牙或者欧洲的流行音乐家，永远把偶像的声音，视为是上帝对自己的耳语而不愿把耳塞从耳孔拿下来。

    我真的想去摸摸他们脸。可我手在口袋摸到的是宾馆工作人员推销给我的一张去看斗牛的入场券。

    我有很多理由不去看斗牛，哪怕那个塞给我斗牛票的印裔服务员连续三次说，到了西班牙，不看斗牛和弗拉门戈舞，就等于你没真正到过西班牙的夸张的推销语。可当我想到在死前空余的时间里，其实干什么和不干什么对我都是一样时，我把那张涨了价的门票接到手里了。因为斗牛是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萨拉戈萨小城里。因为萨拉戈萨正值他们的皮拉尔节——专门向圣母玛利亚的献花日。因为看到面前飞翔的孩子总让我想到我再也见不到的女儿时，我起身从一家酒吧屋里出来了。坐在不见忧愁的海滩边，品着咖啡望着无际的海面和情侣的生活，与我已经格格不入了。

    我回了宾馆去。

    在客房取出女儿的照片呆呆望了一会儿，因着时差我趴在沙发背上睡着了，醒来时，脸上竟挂有两行泪。剩余的夜时我不知该干什么，就在屋里百无聊赖到天亮，之后便退房到了巴塞罗那火车站，乘高速列车去往萨拉戈萨小城了。

    两个小时后，那个小城如期而至到了我面前。走进小城里，迎面而来的是我对中国新疆的印记和留忆。也是那样辽阔无边的疆域和荒感，也是那样时时而起的风吹与透蓝的天。荒漠中的树都因风而成团圆状，建筑也都是土黄色。可这毕竟是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城，而不是中国新疆的边域里。新疆边域时时有风，那风里塞满了石粒、沙土和尖利的刺耳声。萨拉戈萨日日也有风，那风却清净无杂，如流过来的水。新疆干旱酷烈，而萨拉戈萨的城里却有一条巨大纯净的河。西班牙人认为这个小城缺水而干旱，而在我看来，这个小城的水源多到了可以让小城漂浮在一面人造大湖里。走进城里，空气是湿润的，人情是湿暖的，世界在怡静中如同中国乌托邦中的桃花源。事情如推销给我入场券的中年妇女的诚实一模样，城里果然在举行盛大欢狂的皮拉尔节。从乡村赶来参加节日的西班牙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手持鲜花，穿着他们的舞裙或各式盛装。街头上到处是背着自酿酒囊的汉子和小伙儿，到处都是正在接吻拥抱的小伙儿和姑娘。你走在街的这一边，而那边接吻的艳响会鸟语花香的啁啁啾啾传过来。你在吻声四溢中走过去，让鲜花的香味水泄不通寺围着你，一扭头，便看到人群潮去的教堂广场上，巨大无比的鲜花堆，架起来似乎耸在云里边，仿佛圣母会到那鲜花高到山峰时，而踏花走进人间里，和人们谈话与歌唱，说闲与踏舞。

    我没有随着献花的人群到那鲜花广场上。我沿着这小城的河流从城的这端到了那端去，吃了一些当地的烤肉后，又从那端踏着街巷到了斗牛场。建在教堂不远处的斗牛场，大约是完整无缺的上世纪的建筑物，据说可以容纳三万人。待我依时进去时，那些对斗牛热衷到疯狂的西班牙人和部分的游客观众们，已经急不可耐地焦虑在了席位上，如同一场足球决赛推迟了运动员的入场时，让观众纷纷地吹着口哨看手表。然而这场让人等待的斗牛是如期开始的，在下午三点整，观众们在黄亮的灯光中，也在斗牛场上铺满细碎黄沙的色泽映射里，待那鼓噪激越的斗牛音乐响起后，嘹亮的喧哗顿时消然了，安静如一场暴雨息后等着日出的乡村样。穿了裹身服饰的几个斗牛士的助手便首先走出来，做了他们惯例的动作和表演，红白色的斗牛就从入口处被赶进来了。不消说，斗牛不是中国的耕牛和奶牛，暴烈急躁是它的秉性。我们不知道斗牛为何会对红色那么警觉和厌恶，一见到红布就要冲过去，宛若一个真正的士兵见了血就会忘记生死样。它的忌讳和仇敌，就是偌大场地中四处飘舞的红。如果让一个陌生而善于思考的人去了解喂养斗牛的经过与缘由，我想一定会发现喂养斗牛的过程是充满着许多阴谋和算计，方才让一个无辜的牛犊变成了彪悍的斗牛的。它一出生就被安排了被斗牛士刺杀的命运和陷阱。主人对它一切的好，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利益和斗牛场上观众的喝彩和笑声。而它的成长和驯悍，表面是为了对死的反抗和争斗，其实这一切，都被人类的恶习与阴谋笼罩着。斗牛士和观众达成的共识是并不给它一场真正的斗，而是给它斗的表演和假象，以满足人们意识中，本就好斗和对胜利渴望的恶念与虚荣。所以，从斗牛入场的那一刻，它就在用狂奔的方式沿着一条人类阴谋的道路向前冲去。让它在斗牛场上迎着红布的方向冲向东，冲向西，跑得气喘吁吁时，再无情地在它的背上刺上两支木柄剑，使它黏稠殷红的血浆汩汩地从剑口冒出来，流过背脊淌在沙地上。表面看，这是用血来激怒它的斗志和魂灵，使它更用生命的力气去战斗，而其实，是让它生命的力量从血口释放掉，待斗牛士出场时，它只还空有战斗的愿望而缺少战斗的意志与力量。

    我们无从知道在斗牛的一生中，它要遭遇多少人类的阴谋与伎俩，但它至几岁的壮年时，待从郊外的牧场被汽车拉进城里的斗牛场，它每向前一步，都会必须、必然地踏进它的主人给它预设的陷阱里。这是一生都踏着陷阱向前的勇者和勇士。待它背上的鲜血梅花点点地在沙场洒下一线一遍时，那位着装华丽，以舞步为勇气的斗牛士终于出场了。

    掌声雷雨般落在斗牛场。

    他为那掌声而兴奋，为嗅到斗牛场斗牛的血气而激越和昂扬，仿佛在他的一生中，生来就是为了血腥而投入自己生命的。掌声里，他是用不易觉察的眼神观看了斗牛场上沙地的血浆多少的，用观众不可知的他的经验去看了斗牛背上的剑深的。他可以从斗牛场上血味的浓淡和斗牛背上剑伤的深度来判断斗牛耗去了多少生命和力气，可以从斗牛的眼神和跳起冲刺的牛蹄中获取斗牛灵魂的硬度和精神坚韧力，从而估算斗牛身上残存的力气与其秉性赋予它战斗力的大小与多少。待这一切估算都在他的表演中清晰后，被他导演的一场力量与伎俩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弯腰、闪跳、回身、快捷的移步和将红布在腰间、头顶的挥舞与展摆，似乎一切都是随机的，其实一切又都是有过训练的预演和编排。表面是生死一瞬间，实则是谁生谁死都已早就写进了剧情中。如同人总是牵着牛的鼻子样，只要剧本的因果逻辑不因过分的疏忽而松散和漏洞，戏的高潮总是在斗牛的伶俐愚笨中到来和表现。而那斗牛士，总是抓住斗牛瞬间直来直往的思维，以夸张的姿势，把自己扮演成身轻如燕的勇士和智者。一闪一躲间，斗牛从他的腰间扑空过去了，他从被人以为危在寸毫的生死边缘从容不迫地跳跃出来了。于是，从当年罗马斗兽场遗存而来的人类丑陋残酷的好斗性，以血为花的人性之恶，以文化、习俗的名誉得到了满足和延展，掌声从看台上如玫瑰般盛开和献出。斗牛士脸上傲慢的笑，以人类英勇的荣誉绽开并灿烂。数万观众的掌声，冲荡着灯光的亮色而波光潋滟，笑声四溅。看台上是飞舞的金发和响指。斗牛场里是绵密浓稠的血味和剑影。空气中的音乐节奏而欢快。音乐中的空气荡动而跳跃。而这混乱欢狂的到来，皆源于斗牛在血将尽、力已竭的那一刻，斗牛士以阴谋的红色让斗牛朝自己迎面冲来时，他箭步一跃，让手里的剑准确无误地从牛背前处的某条骨缝恰到好处地刺进牛的心脏里，十几分钟前还健壮的一条生命，在一瞬间倒地毙命了。

    那雷雨狂欢的掌声，就是在一个生命沿着阴谋的方向，路尽而死后，突然炸响的，经久不息的。在那掌声中，斗牛士依据裁判对自己表演的评判领到了替代奖章、奖杯的一只牛耳朵。他举着牛耳得意地向观众鞠躬谢场时，如明星捧着鲜花谢幕一模一样。

    一场斗牛是要有六个斗牛士刺杀六头斗牛作为完整的表演。表演的程序尽皆相同，但因每条斗牛的重量、力气、秉性、爆发力和耐力的不一样，斗牛士在斗牛场上的演出也发生着不同与变化。有的斗牛因其生理和血脉流向的不同，助手最初把带着木柄的长剑刺入牛背时，牛血会喷向天空，如一条血虹，在空中溅起再落下。而有的牛则刀进血出，不飞不溅汩汩潺潺，流个不停。

    我坐在圆形看台正北的中间位置上，清晰地看到了第二头斗牛被第一剑刺中时，它皮肉的哆嗦和眼神里一瞬间的不安和不解；看到了第二剑刺进时，它目光中的哀伤如云如雾的缠绕与飘落；而那第三剑刺进时，红布在它眼前开始更加频繁的晃动了，它的哀伤变成了愤怒，开始追着红布奔袭腾挪了。恰恰就是这种奔袭与腾挪，让它的肌肉骨骼不断地活动与挤压，鲜血伴着生命便从那血洞流淌消耗了。

    我希望斗牛一上场，第一剑刺中后，它就如一只小鸡样死去倒在沙地上，而不用拿自己生命的力量去换取斗牛士的傲慢和作为人的观众的喝彩与欢笑。

    我希望斗牛既然可以在血流中战斗到最后一秒钟，那就在某次奔袭抵抗中，用自己头顶的双角，抵中作为人的斗牛士的腰，把他高高地抛起再摔在沙地上。

    我希望观众在站起鼓掌时，会不慎跌倒滚进斗牛场，发生一场意外，让一场斗牛不欢而散，如一场演出因停电、大雨样不得不散场。

    我希望我能如战争中的将军、和平时期的总统，可以任意地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强制通过一项西班牙的宪法修正案，让斗牛从此自人类的生活中消失掉，而把西班牙所有的斗牛场都改为剧场、体育场或者艺术展览宫。

    我希望我能坐在斗牛场的第一排的贵宾席位上，而不是在遥遥远处的看台最中间，看到作为生命的健牛被人类的恶习戏谑时，而仅仅是双手捏汗，束手无策，就像一棵树望着飓风到来一样无奈和悲哀。我所有的希望在观看斗牛时，都如海潮般汹涌而来，又如海潮般的默默退去。望着西班牙人面对血迹和生命的狂欢，我无法把斗牛场内的西班牙人与斗牛场外手持鲜花向圣母献去的西班牙人联系在一起。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同一国度、同一块土地、同一种历史和文化滋养起来的同一民族的人，更无法想象他们中间，有无数刚才还在向圣母献花鞠躬，而转眼就坐在斗牛场上，为一个生命的消失和血流飞溅而鼓掌。我在第三头牛背部连中四剑而血液只溢不溅时，看到斗牛士的助手要把第五剑刺下时，躁动不安地从席位上莫名地站起来，待身后的观众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呵斥着我坐下时，又泄气的皮球样，软软地坐在了席位上。然在第三位斗牛士最为精彩和掌声不断的表演中，以为他可以让斗牛一剑毙命而尽早结束这种丑恶时，他却失手连刺三剑都没有让那头红白相间的斗牛倒下去。

    斗牛浑身颤抖而目光呆痴地站在斗牛场的一侧，斗牛士因连续失手有些羞愧成怒，恨不得以自己的目光代为利剑，准确无误地刺入斗牛的心脏里。就在这一刻，牛背上刀剑一片，叮当碰撞，沙地上红血浆浆，泥泞水水，空气中人的呼吸和血味缠绕纠结，场地里死亡和生命争争夺夺，吵嚷不息时，在斗牛士从助手手中接过第四剑要用毕生的力气与技巧刺入牛背的缝骨直抵它的心脏深处时，我再次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着看台下的斗牛场和斗牛士，狂乱地大唤着：

    “你朝我的身上刺——让我替它死在这儿吧！”

    “你朝我的身上刺——你让我死在这儿吧！”

    我的唤声嘶哑而响亮，在斗牛士举剑用力的短暂寂静中，斗牛场的上空如因为寂静而引来了闪电和雷鸣，一瞬间把宽阔厚重的寂静撕破了，使所有台上台下的目光都朝我排山倒海地推过来。他们听不懂我的狂呼和叫唤，不明白在一个身处西班牙的中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转眼都从看台上旋而站起身，用以西班牙语为主的各种语言唤着和问着。这当儿，对我的唤叫声五颜六色，质疑声此起彼伏，斗牛场上仿佛戏到高潮处，有一枚炸弹轰然炸响了。我对这些质疑和唤问不管不顾，旁若无人地由看台中央跳到看台的过道间，再由看台的高处沿着台阶朝下跳跃与飞奔，撕心裂肺地对着斗牛士呼叫和请求。

    “你把我刺死在这儿吧！”

    “你把我刺死在这儿吧！！”

    然后如运动员样冲破各种语言、语音的惊异尖叫的防线与不解，纵身一跳，跳过斗牛场高大坚实的观众隔离墙，跌倒后爬起来，面对十几米外斗牛士僵在半空的亮剑，把我的胸膛迎着冲去了。

    这时候，似乎斗牛场上不同肤色的所有人，都已明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慌乱偌大的看台上，又轰轰隆隆安静下来了。世界如同彻底死去般，寂静再次伴着惨白惨黄的惊恐，铺天盖地地漫在斗牛场。在这死静中，我看到我的脚步，如雷一样炸在斗牛场的沙地上，看见我的呼吸急促而坦然地朝着剑锋卷过去，看见我这些时日朝思暮想的愿念终于要相遇死亡、迎向死亡了。我看到死亡沿着斗牛士的剑锋来伸手拉我那一刻，斗牛士本能地朝后退一步，把他已经挂着我上衣的剑尖朝下压一下，那剑峰就秋风擦着枯黄的树叶般，朝着地面调向退去了。

    而我身边背伏四把木柄刀、三支钢锋剑的魁伟的斗牛，在我冲到剑前的那一刻，它望了我一眼，便如倒塌的一座山脉样，轰然地倒在地上死去了。

    在它结束自己的呼吸前，它用最后的力气望望看台上座无虚席的三万多观众，眼睛上挂了两滴硕大浑浊的泪。

    5．生死马德里

    10月14日，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在马德里结束我的生命了。

    如在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一样，我在马德里的地图上，随手指一下，请出租车把我送到距那一指最近的酒店里。入住后的第一件事，不是习惯开着所有的吊灯、台灯和壁灯，查看一下房间设施的好与坏，而是从六楼爬到十二层的顶端去，看那楼顶是否适宜我在最宁静坦然的时候跳下去。因为那儿楼顶封闭，没有留下通往顶端的梯道，我从这家宾馆很快退房了。到了第二家，到了第三家，直到第四家位于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HOEEL TIROL典雅古旧的宾馆里，我看到第八层的楼顶开放而通畅，往前去是宽敞的平台和低矮的砖护栏，只要我把身子倾一下，就可以倒下去了，把生命结束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往后去，是一处用实木铺建的阳台和健身房，楼下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与林地，跳下去我会永远安静沉默在丝毫无人打搅的水边林木下。

    我选择这家宾馆住下了。

    我心满意足地选择好了我结束生命最后的期限、方式和地点。然后，我如一只流浪于天涯他乡的狗，白天沿着我对马德里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信步地走，平静而不慌不忙地品评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树木、建筑、花园和路上遇到的每一群人，最后我把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感觉为，它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它不像巴黎和巴塞罗那样充满着成熟女人的浪漫与情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行人抛着媚眼和飞吻。也不像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样，仿佛一个苍老的学者，高高地站在或坐在可以面向世界的讲坛上，闭目不言，却又道尽了人类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伦敦是一个饱经沧桑却又衣冠楚楚的中老年人，柏林是经过了无数战争并多处中弹却没有倒下的男子汉。而北京和纽约，则是在草窝宿了一夜的乞丐来日醒来时，双手却从梦中抓住了金条的暴发户。泰国的曼谷是个应招女，朝鲜的平壤是个无赖汉。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其实都是一个人。有的是长者，有的是孩童，有的是婊子，有的是嫖客，有的是盗贼，有的是被偷后无力还手的懦夫或只会哭泣的小姑娘。

    而我所匆匆认识的马德里，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拥抱时，而永恒在一起的一个结合体。那男人读过无数的书，那女人有过许多浪漫最后终于把心缩回在了最为优雅的平静里。那男人有过无数的跋涉与阅历，那女人贤淑大方，每天都把一个乡野的家园收拾得山清水秀，屯满仓流。那男人二十几岁，充满青春的朝气，随时都会告别和出发，而那位少女嫣然一笑，用她的深情指了指为小伙准备好上路的衣物、钱两和思念。

    在马德里，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片湖。

    男人是一条游动的鱼，女人是一条奔流的溪。

    男人是餐桌上的鱼和肉，女人是淳美的葡萄酒和橄榄油。

    男人是一柄剑，女人是可以抵挡剑的鲜血和盾牌。

    男人是哭泣的孩子，女人是抚喂孩子哭泣的母亲和姐姐。

    男人和女人拥抱在一起时，时间停顿了，河水滞流了。他们结合在一起，看去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看去是一个人，却有各自跳动的心。这就是马德里的神力和魔力，是马德里与众不同的独有和深邃。

    我去游览了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和皇宫，去品味了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和市中心的雷蒂洛公园。在那些建筑并不出众的博物馆里，每一张价值菲薄的画都可以让一个中国的中型企业兴起或倒闭；每一张价值厚重的画，都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艺术高度和文化自豪度。马德里有权利为拥有那些油画而得意。马德里有权在拥有三个世界顶级博物馆后，而朝当今世界艺术蔑笑和讥嘲。也许他们拥有得太多了，反倒物极必反到每张价值连城的画都可以让观众轻视和抚摸，拍照和录像，甚至包括毕加索曾经寄存在美国的巨幅《格尔尼卡》（Guemica）。当年这位世界的怪才说，一日西班牙没有民主和自由，一日就不要把我的《格尔尼卡》送回我的国家里。这幅人类灾难的史诗画，宽三点五米，高七点八米，画面中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对西班牙巴斯科重镇格尔尼卡狂轰滥炸的血凝与坟场。毕加索愤笔怒彩地描绘着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迫害与侵蚀，也因此，毕加索有了《格尔尼卡》等一批这样正义、愤怒的杰作而被后人不仅称为是伟大的画家，还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上帝有立场、有思想的儿子和我们人类有灵魂思考的代表者。1975年，西班牙获得了民主与自由，《格尔尼卡》心随人愿地从美国回来了，作为镇馆之宝挂在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的二楼六号大厅里。可是它因为回来了，它的国家除了对它拥有的骄傲，就不再像当年渴求它回来时那样珍重和爱惜。拥有者忘了画作作为一件物品也是会呼吸、要营养、知冷知热的生命物体，呵护与爱惜，会延长物品的生命力，会让画料和颜色在时间中细胞活跃，韧力强劲，不至于让我们过早地发现色料的衰退和腐蚀。

    说起来，这也都是杞人忧天的事。

    一个人拥有珠宝太多了，他必然会视珠宝如同沙砾样；也如同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必然会对生命的存在与死亡慎加考虑样。

    还有普拉多的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了十六世纪埃尔·格尔柯大师活灵活现的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看到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和《腓力四世一家》。而在普拉多，真正令我最为忧伤和震颤的，是戈雅年轻时和他年衰以后画作的比对和参照。这种比对与参照，宛若把一个鲜活的青春肉体摆放在濒临死亡的老者身边样，一个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幼树立在肥沃的田野上，一个是根须枯竭的腐木倒在河流边。《穿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以女性来自灵魂的美丽与诱惑，让观众内在的激情迅速冲出压抑与理性，张扬显露在眼中和脸上，让人想到当年某个贵族的夫人每天都把绯闻弄得马德里三月桃花、四月柳絮般，满城红粉飘舞，街巷花事纷纷。而到了戈雅的晚年时，在生命之灯将要耗尽的年月里，他的《黑色绘画》，表面是黑褐和扭曲，而实质却是死亡的笼罩和无奈。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理解同一个戈雅为何能画出判若两人两世的鲜活、欲望和完全不同的枯槁与死亡。但世界上一定有一种人理解和看到了《黑色绘画》中在无奈与死亡背后的言说与色彩，这种人在每天游人如织、每年游人海水汪洋的人群里，十年不会有一个，二十年也不会有一个，甚至三十年、五十年，《黑色绘画》和戈雅也不会碰到那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看完绘画就决定死去的人。

    他在死前，命运决定他去一趟西班牙。决定他去一趟马德里。决定他到戈雅的《黑色绘画》系列面前站一站。在普拉多博物馆，我像一枚飘叶在秋林中随风起落般，风行而行，风息而息，并不怎样的着急和热情，只是缓步地走着和看着。我的那些水浅水白的美术绘画的常识，仅仅是让我比一般的大众游人内行些，如同在陌生的城市，我大约可以分辨出西南与东北来。就是到了看到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只不过内心有着零碎的冲动和欲念，然那粉淡的冲动和欲念，小到如同春来时，旷野上初发的一嫩黄芽儿，随便的一物一草，或者一点儿微寒和干旱，它都会退回土地去，死在旷野的某地里。可到了普拉多的三十五号厅，在昏暗幽黄的灯光下，戈雅满墙满壁的黑色绘画如同一堵黝黑的火车向我开过来，隆隆的灰暗，如飞沙走石的乌云朝我压下来，让我的周身本能地哆嗦几下，双脚咣当一下僵在了厅口处，仿佛一个人走在光明的大街上，转过一道胡同后，突然进了一道墓穴的洞门口。

    《黑色绘画》展厅没有几个人。那几人鲜活的呼吸都被画面中枯干的老人和将死的孩子以及那单调的褐、灰、黑的颜色如旱沙吸水一样吸走了。剩下那微弱呼吸和不敢挪动的脚步，无疑是害怕打扰画面中可以看见的离人将去的魂灵的飘升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

    我相信，那几位游人观客，在《黑色绘画》面前，是已经感受到死亡和来自墓穴门口的冷风了。他们专注地眼望着画面，仅只是为了一种警觉和逃生，而脚下的轻微和谨慎，仅仅是为了不惊动《黑色绘画》上雾缠藤绕的垂危者魂灵的纷飞和张望。

    他们就那样谨小慎微地瞟着满壁的黑色走过去，到出口的光亮处，每个人都望着窗外天空的明亮深深吸了一口气。

    而我，这个准备把生命丢在马德里的人，看到戈雅的《黑色绘画》时，突然收住脚，片刻后又迅速朝着那些《黑色绘画》扑过去。我的呼吸声急促欢乐，脚步声颤抖动荡，手心里莫名地有了激烈的汗流和哆嗦。本来垂着的双手，在哆嗦中猛地抬到了腰际，就像见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人，要快步上前握手样，我朝那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绘画冲将过去时，又本能地把手向前伸了伸，有触有感，真真切切地触觉到了我伸出去的右手被一股冷气握紧了，如一只温暖热烫的手指被巨大冰块的寒气猛然吸住了。

    就在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戈雅暮年这一大批关于死亡与无奈的《黑色绘画》了。

    似乎在那画的后边，站着的老人戈雅，也终于等到了一个真正懂得他的暮年和死亡绘画的人。他从画后蹒跚着脚步走出来，紧而又紧地拥抱了我，在我的左脸吻一下，又在我的右脸吻一下，以颤抖兴奋的声音说：

    “孩子，年轻人，你让我和我的画等你等了一百多年啊！”

    然后我就默然地站在那些绘画前，盯着那些画，盯着画面飘移的死亡和灵魂，搀扶着一个绘画老人枯瘦如柴的手和因为死亡带给那手、胳膊、躯体和衣饰上的冷气与寒凉。从这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再从另一幅画走到下一幅画。穿越那画表面前所未有的灰黑的色调和技法，到那画后寻求每一幅真正的意蕴和内在，便看到了在每一幅的灰黑后，都隐含着洁白如纱、鲜活如血的一行字：

    懂得活着，就先要死去。

    我不太明白那话真正准确的意蕴是什么。我望着戈雅老人的脸，从他那深暗幽洞的眼神里，看见他的目光炽烈光亮，如西班牙这个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原野上无遮无拦的阳光样，和《黑色绘画》的色彩完全的两极两世界。在他已穿越过死亡之后明快的目光中，他用我从未见过的老人睿智的目光看看我，嘴角挂了一丝柔美的笑。

    戈雅说：“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

    戈雅说：“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

    戈雅说：“回去吧，东方人，年轻的孩子，你是一百年来听到《黑色绘画》隐秘声音的第二个人。”

    我问他：“那第一个人是谁？”

    戈雅说：“我自己。”

    我从普拉多博物馆回来了。

    因为时间还宽余，我没有坐出租车，没有拿地图，也不打算用我笨拙的英语去问路。我凭着我对马德里方位的直感朝我住的宾馆走回去。因为我已经和戈雅老人说好了，说黄昏到来时，我就从我住的宾馆八楼跳下去，以死来体会生，从死中察看生。我想象我从八楼纵身一跃时我会彻底顿悟《黑色绘画》的真正含意和戈雅老人给我说的两句话：

    “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

    “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

    我反复地咀嚼着这两句话，想着《黑色绘画》系列中那来自戈雅在恶梦里的感受、经历和画面，以为我一定会走错路，一定最后不得不从口袋中取出宾馆的名片地址问路，可我却鬼使神差般，没有走错一点儿路，来时从出租车上看到的街心花园我又看到了。路边鱼人的雕塑我也看到了。甚至在一个街角广场上全裸的行为艺术我也再次遇上了。

    到宾馆门前时，刚好黄昏的落日在马德里西端的高楼上，像西城楼顶托着一颗画家鲜活、巨大、血淋淋的心。

    我从容地望了落日后，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宾馆内。

    在大厅我和前台一个棕色肤色的中年女工作人员点了头，从容地踏上电梯上了六楼。

    走进客房洗了一把脸，喝了一杯水，把所有的行李收拾好放在行李架子上，又把那装着我的护照、信用卡和零用欧元以及我详尽写着我死因的遗书的黑包放在我的黑色行李箱上，并且在要离开房间时，又打开那个小的黑包瞅了瞅，确信装着我遗书的牛皮纸中号信封还竖在皮包里，确信信用卡上写的取钱的密码还在卡面上，确信钱包中的欧元足够我在马德里的三天两夜结房费，然后，我最后在镜前照了一下我脸上的坦然和平静，便出门朝八楼走去了。

    我上了八楼顶。

    八楼顶后的实木平台上，有一只白鸽子，我来后它对我咕咕了几声就飞走了。它飞去的方向正是我要下跳的地方，那儿落日艳照，天空透明而宁静，有几丝白云绸带样挂在半空里。楼下河边的野草，腰深肩深的高，不算洁净的河水，呈着戈雅晚年绘画的黑灰和神秘。河对岸的林地里，从静谧中漫出的细碎的声响，如同羽毛在风中的舞动和碰撞。有一股清冽水润的草气、潮气和阳光的温暖，从楼下的河边升上来，飘过来，拉住了我的手。

    我朝平台的边上不急不慢地走过去。

    到平台的边上时，我想起一件事。想到我把生命结束在这家酒店后，清寂了然，无人所知，正是我求之思之的所去与归处，但我在客房留下的钱数与计划，是让酒店今天就发现我死的，今天就按我留下的钱款，去结完我的住宿款项的。我已经在桌角的一张纸上写好了我住宿的天数和留下的钱，当然也给西班牙人留下了处理我后事的费用和麻烦费。想到我希望就在今天，最迟明天请西班牙人把我的后事处理完毕时，我在后平台犹豫了片刻后，又到宾馆顶的前部平台了。

    我担心死在楼后三日五日无人知，那样我就欠下宾馆房费了。

    这边的平台上铺满了青色的地板砖。

    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街巷、树木和人流，在落日中如它街头业余画家为生活所迫画的风光画，流动而默然，安静却热烈。阳光的余晖依旧红得如洒在街道上的血。风在这条街上吹着却如丝毫没有响动的水。我已经看好了，我应该从八楼下两棵树的中间落下去，落在宾馆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去。我应该等着那一群不知来自哪儿的黑人由南向北过去再下跳，不至于跳下后，让警察把本就苦难的黑人带去问半天。

    我朝楼下望了一会儿。

    我又朝宾馆左侧移了两步远。

    再最终朝平台前二尺高的栏樯靠了靠，让我的膝盖抵住了又潮又凉的砖栏墙。

    整个的马德里，在我最后的目光中都成戈雅晚年的绘画色彩了。

    我把身子朝前倾过去，如同用死念压下我抬着的头。我的膝盖把护栏的砖墙抵得更紧了，有一粒突出的砖棱硌着我的膝盖，像刀割着我膝盖上的肉，若不是裤子也许那刀会在我膝盖上割出血。

    痛与不痛对我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流血不流血，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再次把身子更往前地倾了倾，就像要把自己悬起浮在半空中。就在我准备把双脚的脚跟用力向上一抬倾跳下去时，楼下酒店的门口忽然出现了几个人，他们的身影与声音，因为身在异国的西班牙，在眼前使我感到熟悉得如同是我的衣物从身上落在地上样。

    我有些恍惚地朝楼下望过去。

    他们竟是我来西班牙时同机的那个作家代表团，竟和我住在同一家宾馆里。

    他们疲惫地从哪儿回来后，在门口遇到了和我同机并排的那个西班牙姑娘，彼此在酒店门口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话。从那西班牙姑娘焦急夸张的神态和流水叮当的语气里，我听出她似乎在反复地说着我的名字，像呼叫一个人丢失的人。因为她的夸张和急切，她把我名字的每一个字都由桃变成梨，又有梨变成石头或木头。除了我，能猜测到她在用她的母语叫着我的名字外，那几个同行的中国人，没有听出她在呼叫着我。再或者，他们听将出来了，只因和我素昧平生，下机分手后，各奔东西，他们已经不记得那班飞机上，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中国人。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在楼下哇啦呱啦地说话，一字一句，急切硬朗，像向空中抛球或者扔的柴棒儿，真正到我面前能被我看见抓到的没有几句几个字。就那样听了、看了一会儿，那一瞬间里，我忘了我到楼顶要做什么了，像要把一样东西交出去的人，伸出手后又缩手把那东西拿将回来了。

    慌忙忙朝八楼的电梯门口走过去。到一楼出了电梯后，急步到大厅，代表团的三男二女已经从门口回到了厅堂里。而那个西班牙姑娘，也已经离开他们朝别处去了。在前台碰到代表团的一行五人时，他们五个人看着我仿佛撞上了鬼，脸上同时出现的深灰的惊怔也如同戈雅的晚年画，有些扭曲，有些惊愕，完全如同碰到了他们曾经去送过葬的一个死者又站在他们面前了。随后在他们的集体惊怔里，那两个女作家快速跑出去，去唤那个西班牙姑娘时，她们在酒店门口，看到的已经是马德里黄昏中的落日，如同毕加索画中美妙女人的脸，一半像太阳，一半像月亮；一半是生，一半是死；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扭曲着，变异着，却也价值连城着，充满了无限的谜语猜测、神秘诡异和清晰可见的不可知。

    而那个西班牙姑娘，在我临死的关口里，风一样来，又风一样走去了。

    无踪无迹了。

    6．作家们

    这个作家团的三男二女中，学者陈众议先生是个极为优雅的人，他研究、翻译拉美文学，西班牙语的流畅通达，如马德里从不拥堵的街巷与河流。然而，在我们坐进Café Gijon的咖啡屋里时，面对我堆积如山的沉郁，他有些语言被哽了。

    一阵死寒后，他才方方正正、齐齐码码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德里是个让人愿意永远好好活着而不愿死去的地方呀，你对马德里太不熟悉了。”

    作家劳马是东北人。东北人来自血液与土地的幽默被他带到了马德里：

    “咳，你连死都不惧还惧活着吗？”

    还有那两个才华、名声和胆怯都远远大于她们年龄的女作家，一个叫张悦然，一个叫周嘉宁，我们坐在咖啡厅的窗口，她们坐在大家身边靠里面的椅子上，似乎从初见的惊愕中挣脱出来了，望着我如望着她们的一个普通熟人般，在大家一阵谨慎的劝解后，她们对我笑着说：

    “西班牙太传奇了，你就像阿尔莫多瓦电影中的一个四处寻求自杀的人物样。”

    这个咖啡厅坐落在马德里的萨拉曼哈区中轴线卡斯特亚大街上，有一百二十多年的营业史。一百二十多年来，每天都营业二十四小时。因为当年毕加索曾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喝咖啡，构思他的画，因为还有当代的许多画家、作家都到这儿思考和享受，讨论和闲扯，所以这家咖啡厅如深巷酿造的老酒样，悠久并且声誉好。居于马德里的大作家略萨常到这儿来，他在那印刷留言本上写了很普通的一句话，而另一位普通的作家却写了很不普通的一句话：

    “走在大街上，我们是个普通人；坐在这里我们才是一个作家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那天黄昏最终要去时，作家们为了寻找一个说话的落座处，把我带到了这家咖啡厅。欧洲人对咖啡的热爱如他们的男人对女人的热爱样，从而使所有咖啡厅的暖香里，都有女人的脂粉味，都有男人的书卷味，更何况这家有一百多年营业史和无数名人光顾的咖啡厅，其实也正是马德里成千上万的咖啡屋被文化与浪漫情怀滋养起来的一部分，是西班牙人对生活酷情痴恋的写照与演绎。然而，在那充满慵懒、享乐和悠闲、淡静的落处里，由几个东方人坐下来，喝着咖啡，谈论生死，显得是那样的不伦不类、扭曲怪异，就像在幽静的图书馆中不卖茶水而专卖糊涂稀饭样，就像在声光现代的舞台上，演出最为民间的皮影戏，所以那个叫阎连科的小说家，他一直没开口，却隔桌给我塞了一张纸条儿。纸条上写了那样一句话：

    和我们一道到西班牙的南部走走吧。就是我们离开西班牙后你重新留下来，哪怕你重新选择死，我们也算尽过同种同族之责了，不需要再背负中国人的道义之疚了。

    7．托雷多遐想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最令你难忘的城市是哪儿，我会沉思一会儿，同跟我走过不少去处的双脚商量一阵子，很谨慎地回答说，应该是西班牙的托雷多。

    从马德里向南开车几十分钟后，并不奇峻的山脉上，有一座古城出现了。建筑遇物赋形，依山势而立，风格依文化、历史而成，层层叠叠，此遮彼显，错落有致地叠拼成积木塔的物形和城貌。中国人说起重庆山城时，常常为重庆的依山而筑感到了个性与情趣，而与托雷多的依山而筑相比较，重庆就只是建筑上的无奈之举了。

    重庆是一个城市沿着一个山面堆积叠高的。托雷多是从四面八方绕着一个山峰围叠而筑的。重庆的阳光常常躲在云雾间。托雷多的阳光从不自私、避闪和吝啬，从天空下射时，不是一光一柱地照，而是把光亮倾盆大雨般朝着城里倒。走在托雷多任何狭小的街巷里，太阳的浓度都让你趟不开，可又不是那种带有强烈紫外线的芒刺和炎烈。

    它就是那么透透彻彻地亮。因为它的亮，人们走在城街上，会怀疑自己是否穿了衣服也会被人看到内里去。也经常为此产生一种天真的邪念，看到对面有亭亭玉立、又丰硕诱人的游人美女或西班牙的金发女郎走来了，企望借着那光亮，也能看到人家的内里去。

    见到的文字介绍说，托雷多是作为一个帝国城市闻名于世的。那里曾经是古西班牙和罗马帝国的文化交汇地，集合了一座又一座的清真寺、犹太教会堂、教堂和博物馆。在那缓高慢低的街巷里，就是我们这样没有信仰的浅白者，也会得到来自宗教通过建筑给我们传递的清寂、善良、美好的人生信念和暗示，如同历史将中东地区与天主教的西班牙嫁接样，托雷多是这文化嫁接的一个历史口，狭斜上下的街道，被博物馆和清真寺、教堂围就的池形广场，以及各商家、住户、学校、机关清一色的内部庭院构成的城市迷宫，不禁让人想到在世界地理电视中，看到的大马士革的麦地那、开罗和摩洛哥。可是，那些地方又哪里是可以和托雷多相比相论哟。

    那里，有了太多的人，缺少了古城应有的一份静寂和落寞。

    古城，是不应该没有落寞的。

    落寞，对古城是一种时间深刻的美。更何况，托雷多的中心还矗立着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和经了严酷风雨洗礼的阿尔卡萨尔古城堡。教堂和城堡，被时光剥蚀，却又顽强地透着无人问津的沉稳和抵抗，在那份无人问津的鲜明落寞中，有着托雷多古城的忧郁和沉默，可也有着我自如此的傲然和不管与不顾。

    我只要立在这儿，就可以傲视群雄了。

    我只要立在这儿，就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古城向我的独有表示一种尊敬和屈膝。

    我只要把我的坦荡、尊严和不亢不卑的落败，不藏不躲的忧伤，一览无余地交出去，那么，我就是托雷多了。我就有了世界上所有古城不可替代的美和让你辨析不完的神秘忧伤了。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忧伤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没有忧伤的城市，就如同从未读过书的站街女。而恰在托雷多，它的一街一道、一石一砖和城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远离了现代又远离古代时期的偏远和孤独。那一种被古文明和近现代文明抛弃的落寞感，像是路边失去儿女和房舍的一个孤寡老人样，脸上的无奈和他对无奈的挣扎与抵抗，都以忧伤的叙述写在天空下，使人无论走在托雷多的哪儿，都想去它的残砖断垣上摸一把，如善良本能地要搀扶横过马路的老人家，都想让人在托雷多几无平坦的上坡下坡的石板古道上，以孝子之心伏下亲一口，并以跪拜表示对这座古城的敬重和尊崇。

    尤其在那黄昏里，托雷多沐浴在疲惫的温暖间，不知从哪儿吹过来的十月的风，轻轻地掠过你的脸颊和发梢。白天的游人已经回了马德里，或赶车到了西班牙的下一胜景去，譬如是沿着从历史中堂·吉诃德的足迹新开设的风车与驿站，去感受西班牙旷野的诗意和胸怀。那么，你终于有幸留在了托雷多的清寂里，得到极致的静默境界，听到了风从十六世纪街巷古墙上吹过的呢喃与私语，如同夜里的草与月光的说话声。看见最后一抹日光从街道和古堡的墙壁抽去时，犹如绸纱从百岁老人干裂的手指中抽去的停顿声。还有那空无他人的一道斜街里，你独自坐下来，不知所思，心有所栖，而又觉得是在贪图享受着某种境界的净美时，有教堂的钟声脆缓缓地传过来。寻着那声音扭回头，却看到一个修女拿着一把自种的青菜和一本旧书从你身后走过来，你弄不明白青菜、书卷和修女结合在一起，具体的隐语是什么，但你看到她一袭漆黑的长裙和洁白如雪的脖领，是那样纯洁、纯正地搭配着，还有她人在中年却满脸都是老年读书人面对世界的平静和不惊不乍的稳妥，你就终于牢固地坚信了修女截然不是一般常人的判断了。加之她带有一些棕色人种的皮肤和走路不急不缓的诗韵，这是托雷多黄昏时随处可见的一个场景和日常。而在你，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到西班牙是为了死的人，便忽然臆想到，中国北京的故宫中空无他人了，毛毛细雨里，只有你和秋天来自碎砖缝中的荒草陪伴在一起，以为这就是一天、一生的结束时，荒草、古砖、清静中，忽然传来了千年古琴的弹奏声，使你不得不从一天的结束中扭回头，去听、去看那琴声和弹琴的人。

    到这儿，你看着修女从你身边走进了一道石框古门时，就像古琴被收起来放入了紫檀的琴箱里。

    一天和一天的黄昏就这样过去了。

    月亮不是从托雷多的哪儿升将起来的，而是从托雷多的古堡、博物馆及教堂的半空缝中漫溢出来的。弯曲的街巷里，到处都是月光落地的细流的响。所有街巷的餐馆里，尽皆灯火通明，音乐欢愉，独属于西班牙的美食、酒香披着明亮，夹着乐奏，在巷子胡同里伴着月色四处地流。无处不在的酒吧间，白天也都开着张，但你却视而不见它。可现在，夜晚到来了，它们显山露水、出人头地了。托雷多似乎沉没在了酒吧和餐馆的美味中。为了饕餮古城黄昏后的美，你不用进酒吧，也不用进餐馆，你仍然独自在托雷多的街巷里转，一面感受着一个城市沧桑后的孤独和忧郁；又一面体会着它孤独中的热情和忠贞。就那么走，嗅着几百年前的墙壁和地面石头发出的淡淡温馨与忧愁，也嗅着四处流淌的浓烈的面包、烤肉和葡萄酒混在一起五颜六色的香，还有月光中的清水味，树木花果中的植物味，以及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的石墙砖缝中蛐蛐那银饰碰击的脆朗朗的叫。

    终于的，你发现你每走一步，鞋尖上都踢着一首诗。

    终于的，你发现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中国的唐诗和宋词。

    终于的，在你稍稍有些疲惫时，有一家酒吧如期而至，立在你面前。

    也许西班牙人是因为酒吧才体会到人生意义的。没有酒吧的地方，一定是没有西班牙人的落脚处。他们国家的每一百个人中，就有八点六个酒吧屋，平均每十二个人就拥有一个酒吧呢，就像中国大多的乡村里，平均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超生的孩子样。而且你随便走进哪家酒吧都一样，温馨、浪漫的情调，和中国超生孩子单调乏味的生活成反比。

    我被一家酒吧中带着鼓荡气息的音乐拽进了一道古旧的房门里。这家极不起眼酒吧闪在一条小街的丁字路口上，门口只有昏黄两盏灯，以为内里是一间两间小屋舍，然却走进去，别开洞天地有着二百多平米的一个大厅池。

    原来这里竟是带有说唱表演的酒吧歌舞厅。

    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对西班牙人来说，晚上十点是他们刚刚坐在晚饭的餐桌上没太久。而在这个时候里，表演已经开始了，舞台上俊男靓女的演出，没有一句我可以听得懂，但台下的座无虚席和到处都是拿着饮料、啤酒、火腿和面包站着的托雷多的居民们，他们边吃、边喝、边笑和时不时腾出双手的鼓掌，如足球现场上的氛围感染了一个并不热爱足球的观众样，我要了一杯啤酒，随意站在了人群里。在那有些混乱的热闹中，台上的歌舞是边跳边唱，边把自己身上一件一件的衣服脱下去，挑逗引诱地把自己渐到隐秘的地方半遮半掩地露出来。以为这是中国说的黄，而托雷多人说这是他们当地在寂寞中由历史、文化和民俗共同创造的滑稽剧，犹如中国东北的二人转，无非是语言和表演的人数、方式不同罢了。以为这些表演有些俗，可它却长期在托雷多最为脱俗的古城有无数的年年月月了。以为演出是和旅游经济混在一起的，可后来知道坐在台下的，绝多都是托雷多的老居民。

    这让你感受西班牙人是为了生活而活着。

    为夜而活着。

    生活的快乐比生活中的其他都重要。金钱、地位、美女与俊男，荣誉与未来，一切都要服从生活快乐这条基本的人生准则与法绳。快乐是生活的核心，其余都是核心的扩散与枝叶。快乐是生活的根，其余都是根上的树干、枝丫与果实。

    我在这个歌舞酒吧一直待到深夜时，虽然听不懂，却有一种关于生活与生命的感受会从人群漫过来，把我淹没在那些歌舞、音乐和托雷多人的笑声里。尤其台下中间坐的几位年届八十岁的男女老人们——我特意去问了售卖啤酒、饮料、火腿的胖姑娘，她说他们和她一样都是托雷多人，三十几年来每隔两天都要到这家酒吧喝酒、用餐、看歌舞。歌舞的演出几乎都是一个程式和惯性，先是唱与跳，后是唱、跳加笑闹，再到高潮时，就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扔在台上或者台下的观众中间。往台下扔去时，又一般都是扔给台下的老人。哪怕是舞女的小衬乳罩也朝老人身上扔。让我惊讶的，是那些古稀的老人，他们端着啤酒，喝着饮料，当艳丽的乳罩落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不闪不躲，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舞女高耸着乳房从台上跳到台下来，在那抖乳舞中颠颠狂狂，竟可以把自己的乳房抖在老婆婆面前几乎擦在她脸上，而那老婆婆，却为舞女可以把乳房抖得如风中的吊铃样，为舞女不停地喝彩与鼓掌。

    观众们，也为老人的坦然、快乐而鼓掌。

    我为这情景困惑了。

    我被西班牙人的生活态度震撼了。

    我觉得我虽来去匆匆，但似乎多少认识了托雷多古城和这古城的居民们，知道了有一种生活并不在于你的心有多么深刻和复杂，而在于你的态度有多么简单和鲜明。托雷多这座古城是忧伤的，而这儿的居民是快乐的。他们为古城而骄傲，古城为有这些深明人生与生活含义的居民而自豪。人类所有需要人们纠缠不清的思考，立在山脉上的古城都替人们完成了，因此间，古城最需要被它庇护的人，终于有了一种简略、明快，哪怕是有些慵懒、享乐的生活与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这，古城数百年来经历的那些战争、风雨和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谁比托雷多人更理解这座古城了。

    也没有谁比西班牙人更理解他们快乐原则下的生活方式了。

    我从酒吧独自出来时，托雷多古城里灯火点点，咖啡的香味混合着葡萄酒、烤面包、熏火腿和来自各个餐馆、酒吧的音乐，在寂深的古城小巷中弥漫与荡动。月亮已经从古城的前部到了后部去，婆娑的树影带动着风和星光在那些古石墙上摇。对于西班牙，对于托雷多，午夜是他们夜生活的初始端，午夜前的吃喝与欢乐，只是夜生活的序幕和前奏。

    这是一个因懂得生活才为夜生活活着的国度和人们。而我们，我自己，独自走在托雷多深夜的深巷里，唯一想要感叹的，是可惜自己不是这个国度、不是托雷多的人。

    8．阿尔玛格罗的街思

    把阿尔玛格罗看作一个市，不如把它看作一个镇。依中国人的理解，从这个小市的这端走到那端去，拄着拐杖慢行也就三十分钟吧。

    阿尔玛格罗在西班牙、在欧洲的不可小觑，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戏剧演出场——十六世纪留下来的剧院。因此，这儿成了世界舞台剧的源头和圣地。我像一个卸不掉的嚢肿、瘿瘤样，被这个中国作家团，又拖着背着到了阿尔玛格罗。他们去世界最古老的剧院看演出，去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拍过电影的庭院看旧迹，而我就留在阿尔玛格罗幽静的街道里。

    我喜欢那儿的街，是因为它和托雷多的街巷完全不一样。房子一律都是两层、三层的灰青瓦。墙壁都是一律的洁白色。各家的大门，又都各自别出心裁地绘制出不同的花样和图案。地上一律都是灰砖或石材板。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街道都宽到汽车行驶不需加设单行线，且笔直流畅，却又几乎没有行人与车。偶有停在谁家门口的私家车，在那儿似乎只是为了欧洲村镇的点缀和住宅有人的证明物。各家的藤蔓要么种在墙外边，让绿色四季不衰地爬在院墙或房墙上，或者是院内上百年的树，枝叶漫过院墙伸在、遮在街道里，把一个城市弄得随处都是诗意和韵味。

    确真的，这个阿尔玛格罗，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

    这里的每一处景色，你从任何角度望过去，都是一幅恰到好处的画。

    这诗与画中的简略与洁净，让你忧心自己的脚会弄脏人家的街道、地面的韵律与格式。

    我在这里走着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女性汉学家、作家团的组织者、塔西安娜教授回来找我了。因为她工作在马德里的大学里，而家就在这个城市这样的街道内。她带着我又走了几条街道后，忽然对我说，我请你到我家里坐坐吧。

    也就在一条洁净如洗的街道中间进了她们家。大门是可以开进汽车的双扇旧木门，门框两侧的墙柱是凸凹别致的抽象画和抽象实物垒砌起来的。有三百平米的院里铺了砖，而前后的楼房里，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只还有七十岁的母亲守在家里边，空阔中显出寂美的诗韵和这个城市、街道完全一致着。还有庭院里碧绿的树，墙壁上的藤，都让人觉得这个院落不仅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个城市掀开页码后的最深处。

    我跟在塔西安娜的后边走，听她介绍这个院落的来历与她父亲生前对这个院落丝丝如扣的爱。再到院内楼里的一层去，看到到处都挂着她父亲生前画的画。她父亲是西班牙的建筑家，也是业余油画家。那些他死后留下的油画、素描和未完成的画作，无论是风光、人物或者实物画，都被她的母亲布置在房内和楼梯口，使她和母亲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父亲和她们永远在一起。

    而看了后楼又到前楼的二楼时，我见到了一间屋，那屋里的布设，陈旧朴素，每一样、每一处都和今天生活的诗韵有些不一致，甚至有些地方凌乱芜杂，仿佛有无数年月房间里都没有进过人。仿佛这间屋是一张画作创作到心烦意乱时，画家拿起绘笔色刀随意胡乱地涂。

    可那些东西却是干净的，尘灰不染的。

    我们就站在门口上，看了一会儿后，闻到一股潮湿、霉腐的气息扑过来，在那气味中，塔西安娜说，这是她父亲生前的工作间，设计或绘画就在这屋里。说她父亲不在后，母亲把这屋子的原貌一丝不动地留下来。除了她和母亲外，母亲一般不让别人踏进这间屋子里。然后，在绵长无言的沉默中，我和塔西安娜从楼上走下来，站在她家空大的庭院内，她说父亲去世后，母亲已经在这开车要六个小时才到马德里的偏远地方独自生活了好多年。因为，父亲从这个院落去世了，母亲的全部也都随着父亲的死，而留在这个小城市的街道、院落和楼屋里。

    塔西安娜说，母亲在这儿，总感到父亲还活着。

    塔西安娜说，在这儿，她每次回来关于父亲的全部记忆就会涌上来。

    塔西安娜说，我是西班牙人，虽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可我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的生死观。说人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了，为什么还要去寻找生和活着的意义呢，活着不就是意义吗？说比如门外那些洁净、宽敞的街道吧，你说它是干净、整洁才有意义呢，还是如中国北京的大街小巷样，到处都停满了汽车才更有意义呢？西班牙人觉得那停满汽车的街道虽然堵，可它蒸蒸日上、充满奔腾的活力啊；可中国人看西班牙小城的安静才有诗意、才像你们桃花源中的乌托邦。其实哦，她朝我笑了笑，给我端了一杯热咖啡，说你的生活、你的经历就像是北京的大街样，意义全在这繁华、闹乱中。而死是想从那闹乱的大街搬到西班牙幽静无人的街巷里。可是当真搬来了，你的生活就彻底失去意义了。

    她说，听我的话，你还是和这个作家团回到你们北京的街道那边吧。我母亲守着她的记忆，活得和每天泡在酒吧的老人一模一样，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记忆抛弃呢？

    9．马拉加的剧情之爱

    十月十八日到了科尔多瓦。

    十月十九日，到了马拉加。

    我们一路南行，终于到了西班牙的最南端。站在马拉加金黄的沙滩上，隔海相望，似乎可以望见摩洛哥。

    科尔多瓦的记忆，是参观世界上最大还是第二、第三大的清真寺，那个正方形的巨形建筑，意义并不在清真寺中森林般的墙柱、彩绘和信徒在那儿留下的最为虔诚的滴血故事和记载，也不是说这个清真寺怀念着穆斯林在他们的聚集地，把它们的宗教信仰主导延续了八百年。至于大清真寺所体味吸收的流行于当年大马士革的建筑理念和经验，把拱门整建成叶形或者马蹄形，加之砖瓦装饰、文字和花卉的艳丽图案，繁复的泥灰粉饰，安宁平静的内院和钟乳石的天花板等等，都只是一种年代、历史、文化和风格。而位于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其根本的意义随着战乱和历史的更替，当穆斯林被犹太教或者基督位移替代时，而大清真寺没有被战乱和宗教争夺所破坏，而在大清真寺内辟设了教堂区，保留了伊斯兰的宗教存在和信仰，使不同信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和平、亲近地从一个门洞走进去，同时在一个不同信仰的大厅内，去跪拜各自不同的主和神。

    大清真寺告诉我们，不同的宗教都共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没有这颗心，宗教的灵魂就没有那么大。

    还有科尔多瓦的弗拉门戈舞，在半含着伊斯兰忧伤的音乐中，张扬的却是欢愉、幸福和快乐。舞者的踏脚之快和来之击掌震耳的音乐节奏，把听众、观者在火热激烈的情绪中，从一个城市送到了另一个城市去，让你目不暇接地感受西班牙的人文文化和内心。可在我，随着作家团最后行程的到来，关于死，关于生，关于生命的活着和快乐，忧伤、奋斗和堕落，沉闷、阴郁与选择，在我的内心黑黑白白、冷冷热热地混搅与翻腾，使我再次彻夜失眠，不知所措，人已经疲惫到连走路、视物的力气几乎都没了。

    然而，如同大家说的没有偶然和戏剧性，就没有人和人类的历史一模一样，从科尔多瓦到了马拉加，我在西班牙求死求生的剧情在看似偶然的情节里，有了意外的转折和演进。

    作家团从马拉加起飞返回中国的机票里，他们也替我订了一席座。

    他们说，我们只能这样了。你的生与死，都不能再由我们决定了。我们只是希望你同我们回到中国去。

    就在我似乎只有跟着他们回去活着或者留下死去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西班牙这个充满戏剧与浪漫的国家，让我在马拉加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剧情与发展。

    这段剧情给了我新的选择和可能。

    我随着作家团去参观了毕加索的博物馆。在毕加索的故乡看到了毕加索生平的许多用物和我未曾见过的一张画——那张毕加索在十二岁时画的差不多和他同龄的小姑娘。她朴素、天真，满脸都是一个儿童对美好的向往和渴望。小姑娘的头发带着田野的风声和草气，脸上的粉淡如同正在阳光下欲开欲绽的花。戈雅的画是让我从他年轻的欲望看到他年衰的绝望，这正是一个正常的生死逻辑和不可更改的命运。而毕加索的画，我从巴塞罗那看到马德里，从马德里又看到马拉加，却是让我从他的老年看到童年的，这一线路和毕加索画史的颠倒，让我心中有着蠕动的曙暖和柔美，这也似乎预示着我人生剧情虽为庸俗却充满人间烟火的好。

    参观完毕加索的博物馆，是下午四点多，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对我有那么的巧合与偶然，只是想着毕加索十二岁的美好与纯净，然在走出博物馆的那一刻，那一偶然、意外的剧情到来了。一个故事或剧本进展到了新的一章或一幕。它的背景如果是在中国或东方的任何国家里，就都显出了虚假与做作。

    可它发生在了西班牙。

    发生在了西班牙最南部的马拉加。

    从博物馆里出来时，在飞机上和我并排邻座的那个亭亭玉立的西班牙姑娘站在大门口。下午西去的落日，在她满是光亮的脸上仿佛油彩般。她就立在博物馆的正门前，穿一身更为火红的裙子和平跟鞋，如机场、车站接人那样盯着从博物馆出来的每一个人。看见我们后，她风吹火起地飘过来，脸上的惊喜和灿然，仿佛她导演的一部戏剧在掌声中终于拉开了幕，而后她笑着登场了，到了台前介绍这部戏的创作经过。

    她依着中国礼节在惊讶中和大家一一握了手。对作家团也好似对我声惊语异地大声说，她自马德里碰到同机的作家团但是没有找到我，她就相信她一定可以在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或者老城旧居的“一线天”胡同碰到这个最终要到马拉加的作家团。她说她相信，作家团会把我从马德里的哪儿带到马拉加。所以，她连续几天都在马拉加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和游人必去的那些马拉加最独特的一线天的胡同口。

    她说她终于等到了我和这个作家代表团。

    说她在飞机上，看见我神色忧郁，拿出很厚的一封信看着竟然掉了泪，然后见我把信慢慢放在她起身去和作家团聊天后留下的空位上，自己擦了泪，躺在那儿闭上了眼。说她聊天回来后，我已经睡着了，她是跨过我的双腿回到自己靠窗那个座位的。说为了不把我惊醒来，她把她座位上我的信件收起来，把她的书报和她到中国游览时胡乱写在纸上的感受日记也一一收起来。把她的放到了面前椅背后的物夹中，把我的放到了两座之间的那块扶手上的几台上，然后她也闭眼睡去了。

    再后就是睡醒下飞机。不记得彼此说过什么话。可是待她到了巴塞多她姨妈家里那一夜，收拾自己东西时，她发现我看着流泪不止的那封信，竟然夹在她的一本时尚杂志里，而她胡乱写的那几页中国旅行感受的日记却不知哪儿去了。说赶巧她的表弟是因爱好而学习中文的，便从那封信上看出了惊疑和愕然。又把那信拿到学校给他的中文老师看，才知道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人要死在西班牙的前因与后果。

    是一个要死在马德里的中国人写给生活的最后一封信。

    说她为了找到我，她找遍了马德里中、高档的宾馆和酒店，而在近乎绝望时，在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HOEEL TIROL酒店门前碰到了作家代表团。她说她家住在马拉加的城中心。回到了马拉加，她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我不会把生命结束在马德里。说西班牙的城市、文化、饮食、男女和红酒与咖啡，是最不适宜一个人死前享用的，因为那些东西看了经受了，人就不想死，而只愿意生。所以她相信我不会把生命结束在马德里，而是会从马德里向北经过塞哥维亚、巴利亚多利德、莱昂，再到奥伦塞和圣地亚哥城；或者向南经过托雷多、科尔多瓦再到马拉加。说中国人从马德里选择南北旅行时，一般都会选择向南经过托雷多，最终到达马拉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西班牙的南部靠海气候好，更重要的是，这儿是伊斯兰文化走向西班牙的登陆处。还有一点——说到这儿她笑了。笑得洁净、爽朗，宛若天空的日光与雪白的云。笑后她停顿一下子，将目光望着作家团里的男性们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西班牙的美女在南部，美女中的美女在我们马拉加。

    又看看大伙儿，她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说我知道，你们这个中国作家团的最后一站是我们马拉加，可我没想到，你会和作家团重逢一起来。我想到你们不会不看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可没想到你们一到马拉加，就来参观博物馆。说她在飞机上阴差阳错地拿错了信，我想这不是我的错，一定是上帝有意这样让我错了的。既然上帝这样安排了，我想我就应该在马拉加等你来，带上你走遍马拉加，让你体会西班牙的快乐和文化，体会西班牙人的生活观、享乐观和生命观。

    说无数的人都说西班牙人是为了享乐活着的，可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在西班牙任何一个大城小镇的街道上，你随便从哪儿来，随便朝哪去，你看到的都是艺术、激情和西班牙人面对人生的欢乐和愉快。说西班牙大街小巷的房屋、楼舍、墙壁、窗户、门框、人行道和南来北往的车流与行人，那些都不是植物、动物与游人，都是历史、哲学和文化。

    说西班牙的生活就是活着的哲学和世界观。

    说西班牙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他们对生活与生命哲学的理解超越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人种与人群。西班牙人每一个都是激情艺术家，他们的日常细碎、吃喝拉撒中弥漫的无与伦比的艺术，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相形见绌、自愧弗如，仿佛一株小草被栽进了西班牙漫无边界的绿色中。

    西班牙人的滔滔不绝、热情奔放，在面前这位叫索菲凯玛亚的马拉加姑娘身上得到了见证。她一字一句快捷的叙述，在组织作家团到来并一路担任翻译的北京小姐郭宇时紧随不舍的翻译中，让人感到她不仅是一个马拉加的美丽天使，还是马拉加或西班牙哪个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我们大家在毕加索博物馆门前空地的阳光下，围在索菲凯玛亚姑娘身边，听着马拉加情节的转换与叙述，听着郭宇时小姐声音如乐的翻译和赞叹，到了最后说代表团的下一个计划是去和马拉加的作家与诗人同桌座谈后，再回到毕加索博物馆，与从法国赶来参加一次画展揭幕的毕加索的孙子面见论谈时，索菲凯玛亚望着作家团和组织者，笑着请求说，如果王先生愿意，我能在这段时间单独带他到马拉加的街上走走吗？

    她说我是马拉加神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神让我在这儿等着一个准备死在西班牙的人，我等到了他，就应该把神让我转告给他的话在合适的时候全部告诉他。

    终于的，我像一个瘿瘤一样被索菲凯玛亚从作家团的精神上摘除下来了。为了让神的话一字不落准确无误地从索菲凯玛亚嘴里传递到我的心里去，翻译郭宇时小姐也陪同我们离开了作家团。

    离开作家团时，我看见那个姓阎的小说家和八零后的女作家，都因某种摆脱而长长出了一口气，而那位学者陈众议和作家劳马脸上倒是会意亲切的笑。

    她们带着我由西向东走，坐了出租车，穿过一个教堂、一个广场和一段步行街，大约十五分钟后到了马拉加游人必至的老城区。那儿就是世人和中国人说的马拉加名胜一线天的胡同街景区。楼房尽皆为两个世纪前的旧建筑，不断修复整理的窗棂和墙壁，皆是岁月的灰黑和剥落脱离的潮润泥灰味。空气中有来自海边的淡腥淡鲜的生香和藻气。地面上是与建筑同生共荣的碎石板，流水系统不像东方那样都在路两边，而是设在路中央，是那路面在缓平中呈着浅浅的槽。一线天的胡同多则五尺宽，窄处不过一米宽，而其绝妙处不在这胡同的宽窄与长短，而在马拉加人因为对生活和生命的爱，在因为胡同只有“一线”无法种植花草时，他们都把盆景花草种植在半空的墙壁上——各家各户临了胡同的门窗和墙壁上，都一盆挨一盆地吊着、镶着花盆和景罐，种了各样的花草、植物和意蕴，有的生长向上开着大大小小红的、蓝的和艳黄的花，有的向下蔓藤结着圆的、长的小果物。无论三层楼或是两层屋，那些墙壁在一人高处都空荡下来供着行人的走，而在行人的头顶处，尽皆为一盆挤一盆的景物和镶嵌。墙壁有多高，物景就疏密有致地从一人高处悬到楼顶最高处。为了不使浇水时流在那素洁的墙面上，每一盆花景的后边都用木塞把花盆和墙壁分开来，使观众抬头仰花时，仿佛两面倒地的花圃从地面直竖起来把人的目光约束挤捆在了中间一线的空间里。就从这一线的窄处望出去，天空蔚蓝时，它便愈发的蓝到不可思议；天空灰暗时，它的灰暗里有着隐含不住的透亮与光色，如我们见到的夜光石，或如从暗处望那远方亮处的光带间突然出现的流星尾巴般。倘是一线天处刚好夹裹有一朵一朵的云，那云就已不再是云，而是天空中缀着的一粒一粒珠宝的扣。从那一线天的绝景处，你被这奇异迷惑了，疑虑自已是站在现实还是梦里时，会有花瓣从天空落下来，香味像女孩秀美的手绢撩在你的鼻尖上。你终于长长吸了一口气，捕捉着把那香味贪婪地吸进肚里去，想借此证明自己的身处是梦境还是现实时，却越发怀疑自己是在梦里而非现实之中了。想更进一步地设法弄明这些真伪时，索菲凯玛亚却在召唤你跟着她朝着前边走，示意说这胡同的绝景刚开始，还未到真正的盛处和绝处。于是间，你恋恋不舍地跟着走，惊愕中，从三三两两的行人里，看到的却是在胡同拐弯处的一棵说不出名的蓬绿树冠下，有两个乞食的西班牙中年人和老年人，一个四十岁或者五十岁；另一个，一定是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他们面前是由你的心情与心灵决定赐或不赐的收钱的陶碗和一块红色的布，而他们本人，则远远地闪在一边儿，老人坐在一把旧式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极烂极旧的西班牙语的《圣经》书；另一个中年人，他没有捧《圣经》，却是手里拿了一个不太时新的音乐机，耳塞堵在耳眼里，慢慢地在那儿踱步听音乐。

    我被这奇异的一幕人生场景惊住了。

    望了望那陶碗和红布上已经不少的欧元硬币和纸币，又望望那边各自沉没其中的中年和老年的两位乞食者，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望与品味。而我身边的索菲凯玛亚和郭宇时，彼此说了几句什么话，郭宇时扭头对我翻译说，我问她神让她向我转告一些什么话，她说神说见了我你什么也别说，只领着他在西班牙走走看看就行了，用无言告诉他一切。

    于是，我就跟着索菲凯玛亚继续朝前走，在那一线天的胡同里，如走在中国的八卦迷阵里，除了抬头望天外，永远被困在那香味四溢的幽静和热情中。直到有些走累了，索菲凯玛亚才扭回头来透过翻译问到我，你愿意明天退掉机票让我陪你从马拉加到塞维利亚，再到萨拉曼卡，最后到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圣塞瓦斯蒂安和比利牛斯山脉吗？你在西班牙这短短的十天间，其实什么都还没看到，至多是把深埋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和民间的关于生活、人生、命运与生命的哲学典籍刚刚打开了封面和第一页，只看到了目录、大纲和简要，要真正了解这些和西班牙，你就退掉机票跟我走，按照命运和神的旨意跟我一直走下去。

    跟着我一直走下去。

    2009年12月1日于北京

    老师！老师！

    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在今年正月的阳光里，也值正月的冬寒，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丧事，也去赴办我大伯三周年的庄重礼俗和纪念。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纠缠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与清寂。相向而坐，喝着白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旧忆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还有我的某某同学学习甚好，却因家中成分偏高，是富农，似乎爷爷有着所谓剥削过别人的疑嫌，他便没有资格就读高中了。自然，1977年之后的那场平地起雷的高考，他也无缘坐入考场尝试一下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还有另外一位苦涩的同学，不仅在学习上刻苦，还在书法上颇具灵性天赋，在初一时，其楷正墨字，已经可与颜体乱真。可是后来，因着形势家境，他不仅未考，而且缘于疾病，早早就离开了这个荒冷热烦的世界了。

    这个世界，对于有的人荒冷到寸草不生；对于有的人，却是繁华热闹到天热地烫，每一说话行走，都会有草木开花，果实飘香。然对于我的老师张梦庚，却是清寂中夹缠暖意，暖意里藏裹着刺骨的寒凉。生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梢，老师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学校的人生夹道中，经历了来自日本的刀光枪影，经历了国共拉锯征战的循环往复，之后有了一九四九年的红旗飘扬，又记忆中从来都是饥饿辛劳，土改时家里却忽然成了地主，这样的命运，大凡中国人都可想见其经历与结果的曲折变形，荒冷怪异。可是好在，他终归识字，很有文化，国家的乡村，也最为明洞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术计量，也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着，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直至中国有了改革开放，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方方面面、杂杂落落的闲急高低，一晃就让他全部人生的金贵岁月，四十三个春秋的草木枯荣，都在布满土尘，连学生教室的墙角地缝和桌腿，校长办公室的地边也常有青草蓬生的乡村学校里枯荣衰落，青丝白染。

    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样的感想与感慨，从他写的一本《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的简朴小册里，读下来却是让人心酸胃涩，想到世事的强大和人的弱小，想到命运和生命多么近乎流水在干涸沙地的蜒蜿涓涓，奔袭挣脱，流着可谓流着，可终归却是无法挣脱干涸与强大的吞没。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毕业了，老师白发了；我们中年了，老师枯衰了。我们成家者成家，立业者立业，而老师却在寂静的人生中，望着他曾经管教训斥抚疼过的那些学生，过着回顾和忆旧的生活，想着那些他依然记得、可他的学生们怕早已忘却的过往。还记得，初一时，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语文。一天，因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多得兵荒马乱，人心恐惧，我便邀了班里十几个相好的男同学，都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自然而然，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闲置，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而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竟振振有词说，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竟又反问老师道，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母亲捕捉半天蚜虫？说蚜虫三天内不除掉去净，棉花就会一季枯寂无果，时间这样急迫，我家人手不够，我请同学们去帮忙半天，我又到底做错了什么？

    事情的结果，似乎我带着同学们逃课正合了校规宪法，适合了人情事律，反让老师一时在讲台上有些哑言。回忆少时的无理与取闹，强辞与拙倔，也许正是自己今天把写作中那种敢于生编或硬套，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早日开始。可是，在这次见着老师时，面对耄耋老人，给我一生养育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坐着喝水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从我家院墙那边走来有风吹日落那细微淡红的声响，老师才要执意地告别离去，不无快意乐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工作在外，孝顺无比，真是天有应愿，让他一生坎坷，教书认真，到了年老，却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树木林地。老师从我家走的时候，是我扶他起的凳子；离开院子的时候，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远去的时候，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走移的一棵荣过年迈的老树，直至他在村头缓渐地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一等一地如同宁静里我在听我的心跳一样。

    说不出老师哪儿伟大，可就是觉得他的伟大；说不出他的哪儿不凡，可就是觉得他的不凡。也许这个世界本身，是凡人才为真正的伟大，而伟大本身，其实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

    2009年3月28日于北京花乡 711号院

    条案之痛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宛若侏儒到了巨者面前。

    称他们叔叔阿姨，知我有些攀亲附高，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远疏散淡，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究竟起来，我应该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项，是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法国读者。在法攻读期间，由她介绍翻译的中国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至今过去了十七八年，还在法国经典和长销。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中国小说语言最为考究的一部大制，由她介绍打理，也在法国成为一部经典译著；还有苏童、王刚、毕飞宇等，一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中国作家，都经她的推介努力，在法国有了自己的一片天下。我在法国译介的所有小说与散文，也都是她努力和坚持的一种结局。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作客人，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和翻译家资中筠阿姨。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而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是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海海，有十几卷；多年前他所演讲集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至今还是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研欧学子们的必备教材。还有，就是他在他家狭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后，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这样十年之后，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谁长得更好，更为有用一样。他们的差别是，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学者；一个是中年，一个是年近八十的翁老。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大家合适的时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

    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去。

    终于，在去年夏天，陈丰从法国回来，快刀斩乱麻地用半个月的时间，把她家两三处的碎房兑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间卧室，一个大厅。并不知七十多岁的资阿姨是如何在装修中跑跑买买的，只知在装修之后，这位本就瘦弱的前辈老人，又整整瘦去了十斤。然无论如何，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似与农民之于土地一样。而书房对于他们夫妇，则似危急中的空气、水和最无言的呼叫。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却从来家里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仿佛中国的知识分子，缘于本性是要对世事、世界的自由表达，就不该配有书房、书桌和书架一样。现在，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书房——尽管都和自己的卧室同为一屋，但毕竟都有了自己读书、写作的一个落脚处。有了各自思考的一个空间。尤其那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厅，虽然摆上餐桌、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并未显得宽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厅，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却也有了一条轮椅的径道。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书架、多宝格、电视柜摆在哪儿更为节余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讨论，并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但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

    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加价，换了一架新的钢琴。陈叔叔希望能有一个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且对这写字台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样貌。

    这样，我们就相约在陈叔叔头天透析后的来日，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

    时候是去年十月，阳光和静温熙，秋时的景色淡在那条街上。偶或街边的柳树，挂着黄绿和跳动的雀叫。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甚至吃西餐、喝咖啡、听西洋音乐，他都会视为久离故乡的人吃到了自己久违的家乡饭菜。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步履轻便，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算计新居空间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条街上逛有两三个小时，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条案。且最为重要的，不仅是条案桌子，而且还有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么多的路了。”

    那一天，我在陈叔叔的身后，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跟在一个并不教小学的大学者的后边，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却是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绘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达通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才能写出《文心文事》、《学海岸边》和《临窗碎墨》等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书籍，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学识与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也只有羞愧和沉默则更为得当。

    然而，就是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回到家里，因为停电，他又爬了十楼的台阶。从此，他的双腿很快变得软弱无力，似乎连呼吸的力气也都耗尽去了。慌慌地住进医院，让体力、心力得到了一些恢复，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资阿姨从往返家与医院的空间，把看上的书架、饭桌等旧式家具，都尽快地运回摆好。自然间，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由贵贱分说地买将回来，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从医院回来，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然而，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他既没有在那条案上摆下砚台，握着毛笔，写一个书法汉字，也没有在那条案上铺开宣纸，创作一草半鸟，一隅诗界画世，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满腹中西经论的思考文章。甚至说，他因为很快住进重症的监护室里，就是亲人也不能接触言语，结果是，他连他生前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

    去年的12月27日，陈叔叔默然地去了。

    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的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待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和对西方、东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条案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

    2009年11月11日

    春黄

    它已经很老了，十岁之久，有着丰富的世事经验和感知万物与生灵的能力。因为命运的安排，它每天都弓在一个椭圆的土陶花盒中，孤寂在我家阳台的一个台阶角，一如一个生命在孤岛上的生存与守候，等待着从玻璃窗上过来的阳光和我爱人打开窗时吹进来的风。水是浇得准时的，大约每周或十天，会去大大方方浇一次，让它喝个够。所谓的肥料之滋补，也是半年八个月，才会因为忽然的勤快，去把没有喝完的啤酒倒进去半瓶、大半瓶。有时候，我们赐它以淘米水的慷慨，它也总会有恩必报，以大度感谢的生长，回报我们以碧绿的旺黑。寂寞和无言，是它生命的侣伴，只有在每天客厅里的电视机打开的时候，沙发上有客人到来并海阔天空、畅所欲言时，它才可以借此感知客厅和阳台之外的世事和万物的变化与喜忧。

    深秋时候落叶，春天时候再生，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命定规律。但因为是在室内阳台的大致恒温中，酷冬中的暖气也都把十八度以上的温和平均地分配给我们，自然着，其中也有它一份。于是，应是秋时的枯落，叶就象征性地掉下几片烦累的深黄，而那些带着疲惫的众多的青叶，也都还要在它的枝丫上日日月月地陪伴着我们一家，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勃发和澎湃。

    因了几乎不落叶的绿，中国人就叫它冬青树。

    可这株盆景的常绿，却在今年春天的3月11日，正是北京的万物苏醒吐翠、花开预备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几片黄叶。3月10日它还借着初春的风光，显出苏醒后要大干一场的气势，让生命的绿色旺盛到使边旁的花草都相形见绌的尝试，可却在一夜之后，却有三片、五片的黄叶，静静地沉默在它的弓枝和冠顶上。我为此感着些微地诧异，慌忙地把它移到更可通风的西边，让朝阳一出，就可以直直地照射于它。还又在它的土盆中，恩赐了它整整两罐啤酒和两袋鲜奶。因了是春日三月，和风如滋，也还总是在白天延长开窗的时段，使它更可以沐日浴风，借此挽救它在2011年3月11日之后的黄叶伤痕。

    可是，一切的努力，都近于徒劳。

    3月12日，它由三五片的黄叶，变成了七片八片。

    13日，十片有余。

    14日，二十几片。

    15日，几乎黄满冠顶，完全如旷野中酷冬时的一棵日常树木，不得不随着时节的法律变化而遵守枯黄的律令。

    然而，这毕竟是初春之时，是万物苏醒的蓄势之日。翻遍了植物病疗的书籍，证明它没有虫害的侵蚀。找来了盆景专家，也对它的春黄表示摇头和不解。一切的努力，都只能是我们对流云飘失的无法挽回，仿佛在马路上点着脚尖奔跑的雨滴，终归要在一汪水中无声无息样。无奈之后，也就只能随它而去。中国的民间，有句相当直趣的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小鬼常来访。”把风、日、水、养全都充足地供给于它，宛若中国百姓让一个将死的人，在最后几日吃饱喝足似的。

    如此而已；也就罢了。

    也就这样，随它而去。而我们一家，除了在那些天用更多的时间打开电视，听播新闻和总在客厅议论世事与人生之外，直至今天还搁在心头的记忆，就是那些天在无数的垃圾短信中，偶然会有这样的短信：“商场里的人说，鸡蛋是绿色的，苏丹红笑了；电视里的人说，社会是稳定的，贪官们笑了；日本人说，钓鱼岛是我们的，大海笑（啸）了！”于是，从来不回垃圾短信的我，那几天总要给这样的垃圾短信的传播者回上几句：“如果你们家有了火灾，你家邻居会鼓掌吗？如果你的兄弟父母有了疾病，你是首先去帮他找医生还是首先替他们去买一挂鞭炮和一口棺材呢？”

    三朝两日，这本就不多的这样的短信，也就彻底绝了。

    时间和日子，就这么过着。半个月、二十天、一个月，阳台上的盆景冬青树，竟又在不自觉中缓了过来。有的黄叶落了，而更多的黄叶，都又变得片片绿旺黑碧，完全如同往年往时样澎湃勃发，茂盛有力，无论远近地看去，都是一幅永不凋谢的冬青的油画。

    2011年6月18日于北京

    尘照

    2008年10月30日，午时1点20分，我躺在客厅沙发上打盹，睡浅梦稀，放在身边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响起，起身回应，见是一个陌生号码，犹豫着接了，听出是三十年前一同参军入伍的乡村战友从老家打来的遥遥长途。因为有一战友孩子结婚，大家相聚共贺，酒到酣处，想起当年军营往事，念那战友连科，便有我邻街战友用他的手机拨通我的电话，大家十一二人，都在那端轮流和我说话，问我身体，问我写作，约定了下次回去，大家相邀小宴，见面说话，叙旧忆情。

    关掉手机，心中恍惚伤感，感叹三十年的水流光阴，犹如悠忽之间，不觉悲从心来，心里仿佛冰水浸染，一丝凉意，源自心头，沿着身后背脊，发冷地漫射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瞌睡没了，呆坐一会儿，去抽屉翻出旧的相册，看三十年前自己入伍时的尘照，看与那些战友的青春合影，竟发现每张尘照不仅发黄发脆，而且并无折损，可每一张中却都有地图般的开裂痕迹，且那裂痕浅白，线条明晰，完全是国画中的线条素描，宛若著名的原在河南三门峡黄河岸边，后因水库设建搬迁至山西境内的永乐宫墙壁上的泥土壁画。也就一张张地细看琢磨，发现我站在一架大炮下的尘照上，头顶那硕大的炮管上长出许多小草，还有一窝正在生蛋的小鸟，而那黑洞洞的炮口，开出一朵美艳的红花。一张我和两个同连战友在一次拉练训练中与一辆坦克的合影，本来我们三个都是全副武装，腰插手枪，有些佯装的威武，可那素描线条，却把我推到了坦克远处，而另外两个战友，一个在坦克上扶犁耕地，一个在田头蹲着抽烟。

    更为奇的，是那张十二寸的退伍合影，大家二十几人，都穿着最后的军衣，笔挺地站在军营里的一排松树前边。可三十年之后，大家所有的摄影人体，都在那照片上褪尽消失，使那照片只还剩下旧的脆纸和模糊的两棵老树。且那原有的军营松树，也成了两棵柿树、梨树。树上的夏梨秋柿，果实累累，满枝沉重，而原来树下站人合影的地方，完全是一幅水墨农田，有水牛稻耕，有童笛牧吹，还有一方谷场劳作，正有男女老少，在那谷场上脱谷晒粒，迎着炎阳，把不穿的衣服挂在场边的树上，或随手扔在谷场一边。

    我对着照片愕然半晌。

    似乎有话要说，忙又拿起手机，在通话记录的栏目中找到刚才接到的那个电话号码，反拨回去，接电话的是个乡村少女，满嘴都是我老家土香土甜的口音。我问她这是不是某某某的电话，她说是呀，某某某正是她爸。我说你爸在吗，请你爸接个电话。她说她爸三天前去替镇上的武装部训练民兵去了，手机忘在了家里。我说是不是你爸的战友某某某家的孩子今天结婚，你爸的战友们都在那儿喝酒？她说结啥婚哟，人家的孩娃体检合格，马上就要应征入伍去了；并说她爸的战友们，也都忙着日子和挣钱，几年没有在一块儿聚着见了。

    我便愈发愕疑。

    断了通话，望着手机的方形铁体，木然一会儿，推开屋窗，看见我家楼下对面马路边的某军营大门，士兵们正在正步挺进着换哨，着装严整，长枪胸挎，也便对事情经过，渐渐有了些觉悟。夜中思想，更是觉悟难当，便在此日记之，再将那些尘照细加整理，高搁收之。

    2008年10月31日上午于北京

    看病悟

    去年的事情。

    去年回老家，感冒了。日常病症，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如不把一片树叶落在头上当作沉重样。然却日挪一日，不见好转，且还鼻塞、咳嗽、发烧，忽时身冷身热，也就决定去趟医院。

    医院离我老家三二里，绕过村头，踏着一片被乡村繁闹挤到远处的小路，转转弯弯，就可到了。我就踩着那一绳小路，躲着繁闹，绕着村头走着。走着要路过一片开阔的庄稼地段，种的是小麦，季节是初冬，到处都已显下荒凉，树上无绿，只有偶卷偶挂的枯腐干叶翘在天空，如浩蓝天空中抖下的大块尘灰在路边上方浮着悬着。树也多是乡村泡桐，在路边均匀站立直竖，显得孤寂虚空。我就在那树下走着，听到了树在风中的呢喃私语，听到了枯叶从天空落下的喃呢叽吱。就走着，总是抬头，越过枯枝把目光仰向天空，和洁净辽远对视对语，说些什么，直到脖梗累了，低下头来，就看到一棵两人抱不住的粗桐下边，扔着一个东西，像污了的玻璃样有些隐隐的闪光。

    我从那桐树下边走了过去，没有在意那模糊的光亮，也没有在意那光亮的一段物品。可是走着，又觉得我在背后丢了什么；或者，有一样东西，我该捡的，却是没有捡它。

    犹豫着，想也许是一段被土埋的白玉，就又走了回去。

    弯腰，看那隐约闪光的东西，捡起，竟是一段在日光下扔着的腐白骨头。也许是兽骨或猪骨，几寸长，细于汽水瓶儿，且那骨上有了许多网裂和虫蛀的小孔。想要扔掉，却想起那骨头也许不是兽骨、猪骨或牛骨。也许的，它是一段人的骨头。记得少时在家，经常可以在田野某处或坟前的哪儿，捡到坟墓迁移时，漏落的人的骨头在地上。想到是人的骨头时，我浑身颤冷一下，差点儿像抓到了火样把那骨头扔出去。

    可是我没扔。

    我把那骨头慢慢放在面前了。面前是裸出地面的一根比碗粗的树根。我坐在那树根上，瞅着那段腐白骨。

    我坐在树根上，就瞅着那段腐白骨。

    我就坐在那根碗粗袒裸的树根上，怔怔瞅着那段腐白骨。

    瞅着和想着，太阳落山了，最后的红光从我面前探过来，试着铺在那段腐骨上，把腐骨染上红亮和灿然。接下来，那越了腐骨的光，爬上我的脚，爬上我的膝，爬到我脸上，把我的脸照得红光满面，温温暖暖，让我感到一世界都是祥和温熙了。这时候，我把那腐骨拿起来，放在泡桐树的树根旁，捧来麦田的土，把那骨头埋在了树根边，抬头看着洁净的天，深红的日，在看着面前两人不可抱住的大桐树，想到我家乡盖房时，人们多都用泡桐做房梁，也多用泡桐做死后的棺材板，就试着抱了抱那泡桐树的粗。

    这一抱，我豁然洞开了。

    悟到了不可言说的生死深奥了。

    在那树下站一会儿，我没有再往医院去，转身朝着我家回去了。

    平凹说佛

    几年之前。

    几年之前的一个笔会，在辽宁锦州。会间大家去锦州辖县参观一个古庙。

    古庙本无太多可以记忆，如树木在林地最易让人疏忽一样。况且，我是那种对人文极为无知的人，只是大家都去，也就从众去了。路上，和许多人聊天。到了下车，和贾平凹齐肩，边说边走。因着边走也才边说。说走中，缘于对他写作的敬重，从不敢像别人那样似熟非熟地叫他老贾，也不敢和他勾肩搭背，二人只是那么彼此客气，彼此敬着，彼此有着心距，又彼此很感亲切。就说就走，齐肩踏进了庙的大堂。那庙和他处寺庙并无二致，青砖青瓦，雕梁画栋，佛塑高大，字画满堂。人就拥着进了，扯话和聊语，顿时冷结下来。原来，所有的人都是知的，在神前佛边只可静默虔敬，不可喧哗胡说。就都在静默中缄脚缄手，屏声屏息，看这看那。我不知道别人都看了什么，如来、菩萨、金刚、匾额、对联，大抵也就如此罢了。而我除了这些，还看到了和佛像不谐的一景：入门正对面的高大墙上，有画墨入木的一幅巨制的菩萨木刻像，像的两侧，是木刻的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我并未仔细去读，只是看到那木刻对联的右挂，因为老旧，缘或别的原因，从墙上垮了下来，倒歪，下垂，随时都会掉下一样，连带视角的关系，因为右挂欲落，似乎拉得菩萨的挂像也不周不正，不是那么端庄。

    从庙里出来，平凹问我：“怎样？”

    我说：“最该把菩萨像两边的挂联挂个对称周正。”

    他就回头看了。

    只看了一眼、轻捷如飞的一瞟，就又回头来说：“连科，不是那挂联和像挂得不正，是我们的眼睛不正呢。”

    我哑然悟开。从此记住平凹兄的与我说佛，甚于所有人所有小说中所有的细节与情节，都没有这次说佛让我如此咀嚼意味，入耳难忘。

    2009年12月28日晚

    一个人的三条河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到了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加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儿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了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讯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讯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醒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失。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阳的老人和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胀，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钱两，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胀，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时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而论。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二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我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日光流年》我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的叹息。《我与文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也其实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朗先生，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职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曹雪芹活了大约四十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二百五十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四十一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漫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样。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知道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作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中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时间于我，剩下的就是微笑着等待死亡。”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确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都印一至三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五十余版，八十多万册，且从他二十岁到七十九岁，六十年来，岁岁畅卖常卖。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都还活着，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这位诗人太可以以“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姿态面向未来。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烂俗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如此虚肿的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时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和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

    努力做一个没有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没有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提问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的生命。作品无法逃离开时间而存在。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开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二十世纪后，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具体，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具又一具木乃伊。似乎时间的存在，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从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它是单线还是多线，是曲线还是直线，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总是，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与故事、人物、事件和细节可以剥离开来，独立地摆放或挂展。时间欲要清晰而变得更加模糊，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而我愿意努力的，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有血有肉，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在理顺之后，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能够呼吸的，富于生命的，能够感受而无法单单地抽出评说晾晒的。我把时间看作是小说的结构。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形式千变万化，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而结构丰富和奠定了故事，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样。人的命运，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我们不能在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忽视时间的意义。时间从根本上在左右着小说，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才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其实就是要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有了头绪，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没有头绪，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条理，可谓是结构的开端。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可以喃喃自语道：

    “时间于我，剩下的就是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2010年10月14日

    葡萄与葫芦

    租下了一处有院落的房子住。

    院落栅栏的大门前，人一进来，门口的松木葡萄架就落落大方地用它的松香朝你迎接过去了——葡萄架上结满了葫芦——这北方特有、但却常见了的迎客方式，让任何一个客人的到来，都感愕然与惊喜。

    四株新栽腕粗的葡萄树，以它的矜持和慵懒，表示着把它从一块肥地苗圃卖到这儿移栽的不满与对抗，也是一种对背井离乡的愁思吧，显示着它可以有绿叶生出，就对得起你们让它移民他地的思绪与情绪；而还想让它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就藤萝满棚，挂满成串的葡萄，它是决然不会答应的，不会让你们看轻它生命的薄简与浅贱。

    葫芦则不是那样注重自己的身价与对故地那种不可分离的眷恋性。给我水，给我通风和阳光，一周后种子就乖孩子样从睡梦中醒来蹦蹦跳跳了。尽管是把它种在葡萄树的树坑里，可它没有寄人篱下那感觉，一吐出嫩芽和绿叶，就开始反宾为主，在葡萄树坑里，借着葡萄树的身子，把自己一日几寸、一日几寸地朝着高处爬，而且是枝蔓横生，越生越旺、越旺越生，只消一个月，一株葫芦藤会生出十余枝条的藤秧来。一个月后，它就都爬到了葡萄架的顶格网棚上。并不需要你施肥，只要你每三天不要忘记给它浇次水，它就心满意足地把它碧绿含乌的大叶铺在了棚架上。接着五月到来了。六月跟在五月的后边，踩着五月的脚跟儿，两株葫芦从南北双向朝着架子中央抢夺地盘和扩展。风和阳光在半空总是对葫芦的秧叶有着特别的情感和交易。它们对半空的植物们，从来没有小气吝啬过。而葫芦秧也对阳光和风的慷慨还以风生水起、活色生香地疯长和回报。某一天，某一天的深夜里，没有人听到葫芦与月光有什么密议和商谈，但在来日月光未落、而太阳生辉的交错中，你看到葫芦秧在它的顶部开花了。透亮的黄花，喇叭样吹在天空间。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的花口向天空，而有的花却身在天空，花的嘴口朝着下。接下去，三朝五日间，有手指似的青皮葫芦从那花处结出来。并且一出来，就有了一端均细，一端鼓粗的葫芦雏形儿。且这些雏形葫芦不是一个一个出生的，而是集中在某几日，一生一批十几个，像小猪崽样一窝七八只、十几只。它们出生后，那些金色的葫芦花就该谢落了，先是萎缩在葫芦头儿上，后就干枯在那一片绿叶中，再就借着一阵风雨的吹袭，枯萎着落在地面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伤感的霉枯气。为了表示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催老、催落了葫芦花青春的歉疚，这时的小葫芦，用整整一个月的沉默和凝结，几乎是拒绝着长大与成熟，让你担心盛夏已经到来，它们在棚架上竖着垂挂着，还都是大拇指的模样儿，这如何还有时间成长为人头似的大葫芦？

    担心时季与葫芦的不足。

    担心葫芦种子中的陷阱。

    担心葫芦迟迟地凝结着不育不长，是对主人只给它水分不予施肥的抵抗与报复。

    可终于，在还未及给葫芦补偿一些肥料时，我同西班牙的朋友去了两天承德城。也就两天两夜的分别，回到门口的棚架下，突然到来的目瞪和口呆，让你无论如何不知道在你走后的两天内，葫芦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和振聋发聩的动荡与声响。就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原来大拇指或小灯泡似的葫芦们，忽忽然然间，叮叮咣咣成熟了，居然个个都长大到了人的头颅样。你无法相信，原来小葫芦的凝止不长，是为了等你离开两天后，突然间要爆炸着长大成熟的。要在你不在时，回馈你一个目瞪口呆的喜悦和植物生长的巨大巨大的谜。

    一片儿，十八个，全都垂在葡萄架下边，垂得那些藤秧都不得不朝半空扯着和挂着。为了弄清葫芦在突然间爆炸生长、而不是日渐长成的秘密，我在一天的半夜两点多钟起床，猫在葡萄（葫芦）棚架下，偷听那葫芦生长的声响，终于就听到了在那月光中，大葫芦和葫芦叶争夺水养的吵闹和最后叶子妥协谦让地把水养暂借给葫芦的应答声；听见葫芦在月光中抖擞着身子要把自己变成人头的得意；还看见水养沿着藤秧从地下向空中输送的细微密集的蔚蓝的渠道，直到月光落去时，这些声响和物形，都在暗淡中变为一团泥浆的沉默和模糊。

    到了十月，所有的葫芦都成熟干白了，沉重地悬在半空里，让所有路人的目光，都在它们身上停滞和惊叹。十一月，我把二十几个大葫芦剪摘下来后，摆在客厅，如摆在硕大葫芦的展览厅，等待着周末朋友和客人的到来，由他们对大葫芦溢美的颂赞和挑选，以带回自家里挂在墙上装饰和显摆。当然，我不会忘记把形象最为周正、个头也最为魁梧的两只葫芦提前藏起来，等待它自然风干后，明年开春为了庭院门口的葡萄架而从中取出它们的种子来。然而，在下年春天我准备在葡萄树的树坑里继续下种葫芦时，却发现刚刚初春，别家他户的葡萄树，都还杆枯枝裂着，而我家的葡萄树就早早发芽了。而且那嫩芽的星星点点间，枝干上有一股光滑的水润挂着、沾染着。这一年，我没有再在葡萄的树坑中种葫芦。因为这一年葡萄树如上一年葫芦那样疯生野长，仅一年时间它就爬满棚架结满葡萄了。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人，看着那满架的珍珠大葡萄，都惊奇我家的葡萄树为何可以长得那么快。人家的一般都要三年、四年才可以爬满架子结葡萄，而我家的只需要不到两季的时间就够了。

    我是谁

    我是谁？有点儿文化的人都这样问，并无谁可以答对。有次，随朋友去他朋友家里，他朋友家住北京西长安街，房宽、亲人与家。入得门去，见宾朋满室，友人便向宾朋介绍我了。

    说：这是作家某某，写过某某小说。

    大家乜斜地看我，不知小说某某是何。

    友人看场面尴尬，又说：部队的，少校。

    大家看着我的便服。笑笑，点了头，握了手，坐了。

    一场不欢。

    不久，回到老家。老家在豫西嵩县田湖镇上，穷地，县是例年的全省贫县之首。从洛阳坐两个小时长途客车颠颠荡荡，午时到嵩县的田湖小镇，汽车悠悠停了，有许多农民围着车窗兜售煮熟的鸡蛋和自己做的不够卫生标准的袋装汽水，还有自炒的葵花子、西瓜子，等等。围车窗的，只见举起的手和物品；围车门的，恨不得不收分文把那物品塞到客人的衣兜。我在下车的人流中间，待下至车来，村人把物品塞到我身上的时候，忽然认出我来，都说，哎呀，原来是你呀连科，吃吧，鸡蛋，自己家煮的。有一个小小的姑娘，把一袋汽水塞到我的手里，转身跑了远去，没有一句言语。望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我曾和她哥同桌。还有别的，卖甜秆的、卖杂格（牛肉汤）的、卖苹果梨的，都是同镇的村人，都拉着我去吃一点儿什么，哪怕是卖枣的一个红枣。有收工的邻居，过来说了一声回来了啊，跟上吃晌午饭了，就把我的行李挑在了他的锄上。我的叔伯哥们，在街上正帮人盖楼，站在高高的架木之上，见我回来，大声地唤着，说家里没人，母亲到田里去了，大门锁了，让我先到他家，由嫂子烧一碗水喝。

    我应承一阵走去，看见了一群跑来的侄男甥女，拉着我的手要糖吃哩，还说他们的奶奶、外婆——我的母亲在河滩锄地，知我今天回来，怕到家早了，借车子骑到田里锄地。

    于是，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伴陪大姐走着人生，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很大一块生命的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而病从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流过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污浊的浑流。

    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及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什么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是乡村很大的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看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父母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吃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个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给他，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终于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着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终没唤出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疼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然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仍使我浑身生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我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又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地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的，可她却是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除了往腰上贴膏药外，很少说到疼字。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料不到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儿感觉。

    然而，不幸的是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膝盖，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都贴有黑白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了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已经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别人也依然要称你“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一二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已有二十余载的枯枯荣荣了。

    二胡与儿子

    二胡是不用解释的拉弦乐器，属胡琴的一种，大于京胡，其琴筒为木制或竹制，直径是八九厘米，一端蒙以蟒皮或蛇皮。琴杆上设两轸，张弦两根，按五度关系定弦，用于独奏、伴奏和合奏，声音低沉柔和，表现力强，演奏悲壮的曲调，尤为感人。

    小时候极爱听二胡，也有过学拉二胡之念，但不是其才，也就算了。哥哥有位同学，与我家同村，自幼二胡拉得出色，远近皆知其名。村里唱戏时，极多人不是为了看戏，而是挤到台子一角，去听他的二胡。如村里请来了名角演唱，那名角就先问是不是他拉二胡。如是到外边去请剧团，就先要告人家说，村里的二胡比你们剧团拉得不差，人家不信，要当场听他一段。听毕，男演员不言，摸摸他的头，来村里唱了；女演员不摸头，看他几眼，来村里唱了。他是村里的骄傲。记得曾爬到枣树上看过一晌戏，戏完了，却不知唱了什么，原来是听他拉了一晌二胡。

    有孩娃出村，人问哪村的，不答村名，只说和他一个村，人家便知是田湖村的了。后来，县剧团要排豫剧《红灯记》，把他招走了，村人感到好大损失，见面都说，知道吧，他被县剧团要走了。

    对方听了，愕然，问：不回来了？

    答说：连户口都迁走了。

    二人都一阵静默。是在街上碰上的，这样一问一答，便默默地擦肩相去了；在田头碰着的，一问一答，到田里做活了。都感到他的走离，是村上一件很哀伤的事。且一直哀伤了三年。这三年间，村里的戏班再也没有别处红火了；去外地请名角来唱，凭空难了许多。直到三年后县剧团到村里演出，都看见他在剧团的乐队中是拉第一把二胡，连五十余岁拉了一生二胡的名手也坐在他的身后，那哀伤才彻底荡尽，代之以满村的兴奋。第二天满村只有两句对话：

    “看戏没？他拉头把弦子了。”

    “看了，真想不到啊……”

    可惜，剧团只在村里演了一场，就起程走了。后来，我也当兵去了，只每年回家，听到一些零碎消息：说县剧团新编了一个历史剧目，唱遍了豫西各县，在洛阳唱了一月有余，在郑州香玉剧院唱了一周，均是场场爆满；说河南剧界的权威也看了，说想不到一个山区小县能编演这么好的戏，还特意问了他的二胡；再后来，就听说地区二胡赛，他拿了大奖；省里二胡大赛，他夺得了前几名。可在所有获奖者中，他的年龄最小，且是小了十岁二十岁，震动了河南一位二胡前辈。从此，十余年过去，我就时时想着这同村人，渴念能见他一面，能再享受他一耳二胡之韵。

    然今年回到家里，却见他在镇卫生院做划价员。透过那一方小窗，处方出出进进，他把千百种药价记得滚熟，满满的处方上的药名，他只消搭眼一溜，即准确无误地写出了价格。看他的脸时，也有了许多岁月的艰辛，却丝毫找不到拉二胡时随韵而变的情律。再仔细去看，从那小窗中，就瞧见一块四季风雨所耕作的田地。回到家里，问起方知，他已离开剧团许多年了。再问，又答：

    “有家有口了，还拉啥儿二胡。”

    想二胡在他，毕竟也是一种生命，为何就能丢弃得掉？瞎子阿炳若不是有那一把二胡，不就早饮黄泉了吗？及至碰到原县剧团的一位熟人，再问下去，那人长叹一声，说庄稼人啊！便久久默然，告我说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要拍省豫剧团一部古装戏曲电影，点名要他去拉二胡，那时正值麦收，他要收麦没去。后省剧团赶至峨眉山，又电报催他速去，他觉得自己最远行至郑州，如何敢独自一人出门远行？仍是没去。再后，土地分了，他妻小在家，他便调离剧团，到家门口工作，以种地养家了……

    春节过后，电视上正播放八集电视连续剧《瞎子阿炳》。这时，我儿子的学校，号召学生学拉二胡，专门请了教师，要每个学生交八十元钱，统一买二胡，交学费，妻儿再三和我商量，我断然地拒绝了。

    现在，那个学校的学生大都能拉出三调两曲，唯我的儿子不能。学校统一组织学拉二胡的时候，我便让儿子去玩一个尽情。

    过年记

    倏忽之间，兵已做了十四春秋，每遇过年，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也仿佛超常的喜事。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也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被刀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笑意充盈着，挖空儿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车很多，一辆又一辆地开来；人也很多，一拥一拥地挤下。她终于没有找到她的儿子，低着头回家，夕阳如烧红的铁板样烤压着她的后背。熟人问说哪儿去了？她说年过到头上了，却忘了买一包味精。那人又说味精不是肉，少了也就少了。母亲说，我孩娃回来过年，怎能没了味精呢。回到家，母亲草草准备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然却一夜没有合眼，在床上翻着等那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到灶房把菜刀小心地剁出一串烦乱的响音。剁着剁着，案板上铺出一层光色，母亲就又往镇上车站去了，以为我是昨晚住了洛阳，今早儿会坐头班车回家……

    这样接了三朝五日，真正开始忙年了。母亲要洗菜、煮肉、发面，扫房屋，请人写对联，到山坡采折柏枝，着实挖不出空儿来，就委派她身边邻舍的孩娃，一群着到车站等候。

    待孩娃们再也感觉不到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那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间仿佛荒野了。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了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了家里。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蜀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衣。然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且提早写信，明确日期：腊月三十回家，午时到洛阳，下午晌半到镇上。一切都准时得少见。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

    “见了奶奶你怎么办？”

    “让奶奶抱着。”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

    “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还怎样？”

    “过年不要奶奶的压岁钱。”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依如往年，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花炮摊。商店的门依然地开着，仿佛十四年未曾关过。时候已贴近了大年，采买的人都已买过，卖主们也只等那忘买了什么的粗心人突然光顾。街上是一种年前的冷清，想必大人们忙着，孩娃也在家忙着。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的啁啾。

    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行李沉极，全是过年的货品：酒、烟、水果糖、糕点、麦乳精、罐头和孩子穿小了或款式过时了却照样新着能穿的小衣。我期望能碰到一位熟人，替我背上一程，可一直到家，未曾见了哪个村人。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他奶奶的腰了。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三十三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把面糊在他的头上搅得很快。她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

    她说：“半个月？”

    我说：“十六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够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擀叶儿包了扁食。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鞭炮的鸣炸，宣告说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热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台电视机；说谁谁家的孩娃考上大学了，家里供养不起，就不上了。最后就说我的那个姑死时病得多么的重，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信信佛教、基督教，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上山找找神，庙里烧烧香，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再就不说了，夜也深了进去，森森地黑着，便都静静地睡下。来日，我绝早起床，放了初一鞭，先将下好的饺子端给神位，又将另一碗端到娘的床前。娘吃后又睡，直睡到太阳走上窗面，才起来说天真好啊，过了个好年。初一这天，母亲依旧很忙，出出进进，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舍，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舍的东西，如花生、核桃、柿饼。趁母亲不在时，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馍满着了两箱，油货堆了五盆，走亲戚的礼肉，一条条挂在半空，共七条。我有四个姑、三个舅，我算了，马不歇蹄走完这些亲戚，需我五天至六天。可在我夜间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个老人后，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说：“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的！

    我说：“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说，“你要不是孝子，你就过完十五再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这个年，是我第三十三次过年，在家过得最短的一次，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想念

    我已四十几岁，过去的老事情有许多使我不能忘记，而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劳作的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意义。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父亲身边，一边看父亲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留在父亲身后或者身边他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劳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栽豆，植树种菜，都是你自己的权益。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土地朝阳，但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俚语说是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头。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地，父亲连续几个冬天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

    父亲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几十年前，一米七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儿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响声。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头一镢头刨着，一个个时辰在他的镢头下流失过去，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被他刨碎又重新组合。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来，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杆，一镢头一镢头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沉重的物件，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样。可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

    “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还不信日头会落山一样，他要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的确落了，黄昏的确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一刨，像作总结一样，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上几下，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咯叭的声响，再半旋着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者土坷垃，仰躺上去面对天空，让那虚土或土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作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走走，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一阵，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拣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浸出豆荚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我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的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床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十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田地，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多些，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儿坚硬划破你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与劳作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彻底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垴，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了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里的红薯长得极好，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停下脚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场，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小镇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十月八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就没有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黑夜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一家人默然无语。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路程，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儿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迎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亡故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行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成。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尽到一些什么职责？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成家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就对这一目的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财力都集中在要为子女盖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墙上长了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细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棱组成了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队，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边，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就能让她的子女们都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邻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还全都用从自留地挑回的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众多乡人惊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实在依据。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他得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疼脑热之类，但头疼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平常小病，而哮喘病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源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乡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碰巧将此病治愈，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年年，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拖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比较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中央两厢，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围一圈儿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瓦房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盛装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有着很大影响，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血缘亲人，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拉那车，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吧。”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我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活儿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活着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于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之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完婚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

    我的父亲有十五六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不知道他这十五六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可是我，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里，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睡的枕下的苇席下面，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胆大，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更没有打我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再问我偷没有，我仍说没有，父亲又朝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记不得父亲总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去的。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了。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哩，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偷，我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痛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来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去了。睡到半夜父亲却过来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了，去看着窗外。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坐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想了啥，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了啥儿呢。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超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了，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公所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日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什么模样。直到又过了多年之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将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哩，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就把脸扭到了一边。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儿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的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为那次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就好了。

    说起来，我一点儿都没料到，再过一年半载，到下一个新的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我的父亲就已别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人世十六周年。实话说，十六年来，我没有一次记起过哪一天是父亲的祭日；而十六年前，我也没有记起过一次哪天是父亲的生日。当今天坐下写这篇老旧的记忆时，我把“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中的两个时数空在纸上，寄望等以后问清填写时，盯着那两个空格，我才悔悟到对于父亲，我有多么的不孝，才知道我欠下了父亲多少的子父情债。

    十六年前，父亲死后躺在我家老宅上房用门板架起的草铺上，我和哥哥、姐姐们守灵一旁，静静地望着不愿解脱这一切人生苦难的父亲，我决计等把父亲安葬之后，就为父亲写点什么，记叙一些父亲的人生和父亲对人生的热爱，浅表一点儿做儿子的孝心——哪怕只有三五百字。然果真到了父亲入土为安之后，我携着妻子，从豫西嵩县那个偏穷的田湖小镇回到豫东古都的一座军营后，随着工作，随着我新婚的一些喜悦和我对文学的痴醉热爱，在父亲灵前跪着的浓重许诺，都慢慢地散淡远离，偶尔地记起，我对失诺后良心上淡淡的不安也有自慰的解释：到三周年写吧，三周年是乡俗中一个大的祭日。可过了三年，忽然接到了哥哥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的三周年已经过了，他和姐姐及叔伯弟兄们都去父亲的坟上添了新土，这我才有些慌手乱心，有些措手不及的疚愧。那一天在下班之后，在同事们都离开办公室之后，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哥哥的来信放在办公桌上，望着冬日窗外的杨树和流荡在杨树枝条间叮咚的鸟鸣，听着偶留的枯叶飘落时擦肩的好似阳光声响，我的泪把哥哥的来信滴湿了好大一片。时间因泪水和不安在我的愧悔中缓缓过去，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呆呆地坐着，到了午饭之后，到了办公楼里又响起上班的脚步声，到了我年满两岁的孩子到办公室来唤我吃饭，我才从静静呆呆中灵醒过来。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望着鲜活的世界，望着走在路上充满生气的人们，我思念着父亲，不停地把头扭到一边擦着眼泪，不停地拿手在我孩子的头上莫名地抚来摸去，不停地对自己说，待父亲十周年时，我若再不为父亲的生写点儿什么，为父亲的死做点儿什么，我就不是他的儿子，我就不得好死！然而，又十几年过去，我既没有想起父亲是哪一天祭日，也没有记起要为父亲写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的跪许泪诺。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想不起那河道当年也有水流一样，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了许多出去，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我想，人世倘若果真有报应和应验存在的话，那么，我对父亲的一再许诺和一再失信，父亲会如何看待我呢？会如我发誓的那样让我不得好死吗？会让我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面见他时永跪不起吗？

    我想会的，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深的不孝。

    我想不会，因为我是他亲生亲育的儿子。

    再说，今天——我已经坐下写了。坐下写了，我就可以通过父亲的生死，回来省悟这个人世，以直面我的善、我的恶和这个人世上所有生灵的生与死，所有物质的衰与荣，直面河水的干涸，直面树叶的枯落，直面所有的生命从我消失的生命中消失和再生，再生与消失。

    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肺源性心脏病。但是，仔细想来，病只是父亲故世的表面原因，而根本的、潜在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世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素，是对我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病复发的根源，是父亲年仅五十八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的根本因由。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但他却深爱的世界。是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太有暖人的光辉。那时候是“文革”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是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村小镇，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自幼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她的腰上不青不红、不肿不胀，却终日疼得又哭又唤。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也许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及牲畜收获的极其拮据的家庭经济之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路途，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十五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一元五毛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十三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个瓶子里。那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十四岁，也许十五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滴血的青冷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砰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成纸样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伟大，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下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决不哭唤出一点儿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痛过了，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慌忙地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还许，是我对家庭和父亲在今后日月命运中陷阱和阴谋的无意挖掘和设置。总之，那一年，我萌生了离开家庭的念头，萌生了过几年我若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定要当兵去的念头。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褊狭自私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十六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既是有称宰做皇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里不识几字，却在他儿女们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验后得来的悟道。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借债和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渡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的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二十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践我的信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

    屋子里很静。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营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样，她的脸上充满木呆、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的想念筑埂拦道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山挪地动般缓缓地沉移到了父亲的脸上。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样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又深刻，听我说要去当兵，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一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说：

    “当兵去吧，总在家有啥儿奔头。”

    这是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深思熟虑的答复。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询问果真已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筋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寞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领到了入伍通知书。终于我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然地倒塌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突然的战争信息，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说起来，我是极其的运气，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日里，寒凉还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地抬起头来望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便“咣”的一下落在地上，裂成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我不曾是个优秀士兵，也不是一个好的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不企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就是战争留给我最初的、永不可抹去的一幅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了。大姐、二姐含着眼泪走出来了。左右邻居匆匆地到家里来了。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出来的。他走得很慢，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也就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的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我不明白父亲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原本乌黑的头发骤然雪茫茫地白了一片，每走几步，他都要费力地站下大口地喘上几下，如空气对他，永远也不够呼吸一样。也就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我家所有的亲戚老少，总共三十余口人，都回来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询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面前烧香为我祝福。而我的父亲，一方面因为战争对我的忧虑，一方面加上人多的日夜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顶着夜寒通宵地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月里，他在那后院散步了三十来个夜晚。三十个漫长的夜晚，后院潮润的虚土被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被他又踩回到地里去了。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轻愈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又复发上来，且愈发地严重起来。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复，会种下那样不可再治的祸根，会成为他在六年后故世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亲历，我将永远不会体会到，战争会给日常百姓投下那么巨大沉重的暗影，不会体会得到，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会对战争与儿子有那样的敏感和忧虑。当父亲因此故世之后，这十余年间，我无数次设想、幻化父亲独自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动在那有三棵桐树、一棵椿树的我家后院，夜是那样的寒凉，天空的星月是那样的稀薄，他为了不惊动别人，漫动的脚步肯定要轻起缓放。那时候他脚下千年平和的土地要说些什么呢？已经盼了一冬春天蓄意待发的草芽又要说些什么呢？二月间，桐树没有吐绿，可喇叭似的粉淡的红花已经开始绽放，在沉寂的天空，花开的浅红的声响是一个不识几字的父亲、纯粹的农民对深夜絮说的什么呢？不消说，他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天空，希冀从寂静中捕捉到毫无可能的南线的枪声，捕捉到一点儿豫东那座他儿子所在的军营在战争期间的响动，那时候，他想了什么呢？他深层的思考，哪怕是一些最简单的疑问，又是一些什么呢？不消说，母亲睡醒之后，看床上无人，会去后院找他；许多时候，母亲也会同他一起在那狭小的空院走动；或者，母亲站在一边，望着父亲走动，望着父亲在仰望天空，这时候，这对多难的夫妻，我的双老他们会有一问、没一答地谈些什么呢？关于战争，关于他们的儿子，关于他们眼中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在世最基本的生存，还有生、老、病、死和他们儿女的婚姻，哪些是他们最深层、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思考呢？

    实在说，人家对命运和生死有那么多思考，而我们的思考就显得多余、浅薄，可是，因为想念父亲，我还是常常对此去重复呆想，而且这种呆想，很像现在的人说的装秀。因为我想不出对命运更为深刻、独到的解释，一如学生无法解释X或Y有什么意义一样，所以我自己总把我的重复和呆想说成是虚浮的深沉。我重复地呆想，命运不是因果，命运甚至不含因果。命运是一种人生的绝对，是一种完全的偶然。缓一步说，命运是完全偶然中的因果，是因果中完完全全的意外，因果之外的因果，是因果之外的偶然的生发，是一种完全无事的生非。饿了吃饭，没有粮食便必有饥饿，这不是命运，这只是人生。冬天来了便要下雪，因为没有火和衣服，人也就活活地冻死在了冬季。这也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因果的一个注释。可是，你本来要往东边去的，不知为什么却到了西边，又踏进了一个坑里、一个井里，腿便断了，人便残了，一生便不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也许才含了命运的意味。你本来正在一座山下走着，手捏着刚领到的婚姻证书，边走边唱，为明天自己将入洞房的婚喜高兴，可是，可是突然从山上无端地滚下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你的头上，你便突然死了，告别了这个世界，结婚证书鲜红艳艳地落在一边，这才是命运，才是人生中的命运。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如阳光下突来的闪电雷击所生发的悲惨结局；如一位教授的一句逗乐的玩笑帮他洞开了黑暗的狱门；再如一个乞行者凭空一脚踏出了金银元宝，他正怀抱金银要美梦成真时，一柄寒刀却闪在了他的头顶。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生是欢乐和苦难的延续，而命运是欢乐和苦难结束后的重新开始；人生是上行或下行的伸展，而命运是左行或右行的改变；人生是一湖浅青碧绿的水，而命运是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海。或者说，人生是风雨阳光中的草，而命运则是镰刀或牛羊的牙齿；人生是蚂蚁无休无止的爬行，而命运则是突然落下的一只大脚；人生是稼禾的授粉或灌浆，而命运是授粉或灌浆时的一场暴雨。还可以怎样说呢？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人生是过程的话，而命运则是人生的结局，是结局后的新生或结果；如果人生是舞台上的戏文的演进的话，而命运则是大幕的启闭、始末和戏文的启承转合；如果说人生要靠命运来改变的话，而命运则不一定要靠人生来生发，它是无可阻拦的突发和变故。总之，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人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无关的突变；人生是可丈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可也常常有着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就是悲剧。再或说，若人生是喜悦的话，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预感的眼泪，那么，命运则一定是悲而无声咽下的哭泣；若人生是温馨的哭泣，那么，命运一定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的长啸，那么，命运一定是长啸前的突然死亡。

    一句话，命运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尾声，是顿足的忏悔和无奈。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在战争期间病倒了，是因为我的参军倒下了。而且很快由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夏天还好，冬天则成了他的灾日，终日的剧咳，甚至因为咳嗽、吐痰而使他一连半月不能有些睡眠。似乎不能把父亲的病归罪于南线的那场战争。似乎只能归咎于他的人生与命运。战争是什么呢？战争的形态实质就是灾难，而灾难就是平地生雷或晴天霹雳，百姓又如何能够预知呢？说实在的，倘若我知道军旅的途道上等待的是一场战争，我想我不会那么固拗地要逃离土地去参军服役，不会把一个儿子应该承担的担子义无反顾地全都放在父亲的肩上。剩下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完全可以不去服役，完全可以同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在土地上耕种劳作，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去父亲会在基本病愈多年后复发他的旧疾吗？不复发旧疾他会在五十八岁就离开这个他苦苦留恋的人世吗？父亲的病疾和故世，如果说是他的命运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生，那么，他的命运又是谁给造成呢？我在他凄悲、苦难的命运中是个什么角色呢？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些一目了然的答案在父亲患病时候和故世之后的最初的年月，我很少认真地想过。事实上，是我没有胆量去思考这些，害怕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过错会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像学生总是不去看老师在作业上改错后的红笔批注一样，我总是绕开这些最直接、简单的问题，以能有的“孝行”来弥补——实际就是遮掩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和罪过：我在哥哥没有给家里装电话之前的十几年里，保持着每月给家里写两封、最少一封信的勤勉以报平安；我千方百计在服役的二十余年里，每年春节都力争回家过年，陪老人熬年扯谈；实在不能回去过大年初一时，也必要回去过个初五或正月十五。而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当年我写的那一大叠母亲整整齐齐收好的报安信件撕毁或烧掉，以免积得过多，被人窥出那其中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时虚伪大于真情的隐秘，我在拿每月六元、八元的津贴时，每三五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在提干之后，每月领了工资，除去伙食与仅有的零用我如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吃药之用。

    按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睡觉时候他也许总睁着一只善良、公正的醒眼。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十七年病苦后缓轻下来，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七元八角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莱，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零活儿；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总在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好过一些，如果没有这五至六元，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钱又谈何容易？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一九八二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千把里路来，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向医生跪下。”

    我顿时哭了。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看。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很厚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都感到自慰、感到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真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知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看电影回来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十六毫米的电影机到家庭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十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十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酸楚。给父亲送葬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仅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的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而独属于我的顿足的懊悔，则是在一九八四年“国庆”，我没有给新婚的妻子买一套衣服，没有买一样礼物，我用借来的一百二十元钱完成了我的婚事，打发了妻子一生仅有一次的婚姻，当我领着毫无怨言的妻子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正赶上初冬的暴寒，父亲突然病危，使家里一天一夜慌乱不止，请医抓药，输氧熬汤，一家人不敢离开病床半步。那一夜阴雨刚过，天空有些放晴，我家上空的星月清冷而又稀薄，屋子里充满了寒凉和对父亲的担忧，大家连走路说话都慢步轻声，似乎生怕惊了父亲微弱的魂魄。终于到父亲的病情有些缓解，大夫把我和母亲叫到另外一间屋里，说父亲身体太孱弱，需要一些贵重药品的滋补。问：“家里还有钱吗？”母亲摇头。我也把头深埋在自己怀里。这时，大夫长叹一声以他特有的职业语气说：“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不知道这位在父亲生病期间尽心尽力的乡村大夫那时候是对父亲生命将尽的判断，还是对我家——人世上一个普通的农民百姓家庭生存的一种总结。说完，他们就又到父亲床前去了，而我却不知为什么站在那儿没动。站在那儿脑子里嗡嗡嘤嘤一片，似乎从大夫的话里，预感到了一种不祥。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我独自从屋里出来，孤零零地立在寒夜，抬头望了一下冰色的天空。突然，我的脑子如天裂样划过一个想念，那可怕的想念如流星样一闪而失，带着轰鸣，带着剧烈的光电，在我的头脑砰然炸响——我一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完完全全是猝不及防：我脑子里又重复了半句大夫说过的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如果把大夫那完整的一句话重复完整也就好了；如果把这话别的含义想想也就好了，可当时，那半句话在我脑际戛然而止，如冰冻样结在了我的脑际。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意——“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世的一种盼望，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的表白。那时，当我立马意识到我脑里闪过大夫那半句话里，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的含义时，似乎“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我）的好日子”时，我顿时木呆了、震惊了，身上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叮当着从我头上朝脚下响去。仿佛害怕父亲能够听到我的想念，害怕母亲和哥、姐们突然出来，看见我内心的罪过和卑劣，我慌忙从院落往宅后的空院躲去。那所空宅院落里，那所父亲在我当兵后每夜走动而染疾的空院里，潮湿而又阴暗。早已落叶净尽的桐树椿树，淡影婆娑；浓厚的湿气、腐气有声有响地在空院里滚来滚去。立在那空院的中央，我仿佛被孤零零地推到了寒夜里无边无际的山野或海的中间，浑身都漫溢着孤独和寒冷。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想法，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个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老天好像要让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惩罚，他行施了他权力中的应验，他让我对我父亲有了那一念之间的罪恶想法的两个月后，便把我的父亲召唤去了。让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我们兄弟姐们和他的那些如亲子样孝顺的侄男侄女，及他苦恋着的这个活生生的人世。

    现在，可以清理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可以由我自己对我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算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十七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十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十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爱呢？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一定就是这样。因为自我参军以前，我从来没上街给父亲买过一样吃的，一样穿的；甚至，从田里回来，也没有给父亲捎过一穗嫩嫩的玉米。我倘若不是那种私欲极旺、缺少爱他人之心的人，在有能力给父亲花十元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花呢？人总是这样，在来不及的时候才会明白，在不需要的时候才会大方，在一片推让中才会无私，毫无疑问，我也是这样的人。是那种天冷了首先要自己穿暖，天热了首先要自己站在树荫下面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对谁，包括自己的血缘父母，都有一个先己后他的顺序，先己时不动声色，后他时张张扬扬，而且张张扬扬还在先他后己的掩盖之中。仔细想想，我确凿就是这样，当时没有替父亲包那一场电影，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可没钱为什么回到部队后身上还余有将近二十元呢？如果自己自幼就是那种爱父母胜过爱自己，是那种肯把父亲的吃穿、喜好放在自己心上，会不包那一场电影吗？为什么到父亲死了之后，才来懊悔这件事呢？这不也正是要把自己冰冷了的善、爱穿上一层棉衣吗？把自己善、爱的燥热表白放在浓阴下的风口朝四处张扬吗？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决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对与自己一切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子女有任何退步缩手，哪怕是死，或者流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去做，这说明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的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愈疾复发，六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这是我永生的懊悔，永生又可以用许多生存、前途和奋斗的理由来搪塞、来辩白的事情。正是我自己总是这样的搪塞、辩白，正是不敢直面正视是我的行为导致父亲过早下世的根本原因，也才出现了父亲死前不久我在头脑里下意识地“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家（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罪恶的念想。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三笔欠单，是无可辩白的罪孽。甚至，是上天行使应验权力、召回父亲的最好依据。那么，我的父亲，他在生前知道这些吗？他先我们一步体验了生，又体验了死，他死前究竟想了什么呢？人们随时可以体察生的感受，却永远只能揣猜死的意含。死亡，到底是一种对生的惩治，还是对生的超度？也许，既是惩治，又是超度；也许，既不是惩治，也不是超度，仅仅是一单纯的结束。有的人，享尽了人间富贵，因此他才留恋今生，恐惧死亡；也有的人，正因为享尽了拥有和富贵，他才能与死亡谈笑，面对结束如超度一般的轻松与自如。还有一种人，因为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才体味到了死是一种真正的新生，才真正地把死亡视若超度而企盼、而实践。可是我的父亲，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留恋人生，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春天，他可以把口罩戴在脸上，坐在温暖的院里，抵抗着最末一丝冬寒，望着门口行人的脚步，以此恢复他在病中忘记的乡村的模样和生命；夏天，他可以在门口、村头、田野慢慢地走动，观看庄稼的生长，鸡狗的慵懒，以此来重新感受世界的存在，和存在的温馨；秋天，他可以坐在避风的哪儿，守着母亲淘晒的粮食，望着从天空南飞的雁阵，慢慢回忆他种过的田、收过的秋和他纯属农民的人生与记忆；就是到了冬天，到了他人生的寒冬，北风呼啸，他呼吸困难，也可以围着侄男侄女为他生的火炉，或躺在床上母亲和姐姐们特意为他加暖的被里，端着我那知情达理的嫂子为他熬的汤药，望着他的一对同岁的孙女和外孙女，看她们嬉戏，看她们争吵，借以享受亲情和血缘所带来的天伦的欢乐。他为什么不留恋这个世界呢？地里的田埂还需要他去慢慢地打上一段；邻里的争吵，还需要他去说和调解几次；子女们成家后的生活烦恼，还需要他坐下劝导排解。就是孙子、孙女，侄孙、侄孙女们，也还需要他拉着他们在门口玩耍着长大。他真的是没有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没有不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对于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活着，苦难就是享受，苦难就是欢乐。我的父亲，他明洞了这一点，体会了这一点，因此，他把死亡当作了是上帝对他的惩戒，可又不知道自己本分、谨慎的一生，究竟有哪儿需要上帝的惩戒。所以，知道自己将别这个人世时，他长时间地含着无奈的眼泪，最后对我的哥哥用企求的口吻说：“快把大夫叫来，看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日子……”对母亲最后的交代，也就成了他的遗嘱。他说：“老大、老二媳妇都在城里工作，都是城里的人，可我们是农民，在乡下惯了，我死后你就一个人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到城里你会过不惯的，过不好的……”而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这是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中午，我在前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中午和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父亲的床前，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里蓄满泪水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这世界说的最后一句。仿佛就是为了等我从外地回来说这一句，仿佛就是父亲不愿和我这样的儿子相处在同一空间，所以父亲刚刚说完那话不久，他就呼吸困难起来，脸上的凄楚和哀伤被憋成了青紫的颜色。这时候我便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恋我胸口的时候，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试想想，父亲不留恋这个世界，他会在他生命的最后流出那凄清的泪水吗？可留恋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又要走呢？走前为什么要把头从我的胸前躲出去，要把抓住我的手松开呢？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将人比物，据说有种昆虫，在生下儿女之后，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食粮，来把儿女的幼年养至成年。这样喂养的生命景观，展示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还有一种毛色暗淡的狼，有食时可以与父母共同享用，然只要七天饥饿，四处找不到食物，它就要把年迈的父母残酷地吃进肚里，而做父母的这时候望着儿女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淋，也不会吼叫还口。想一想，我是不是那蚕食父母的昆虫和以年迈的父母为食的残酷、饥饿的狼呢？即便不是，身上不也藏着那样的恶性吗？从不包一场电影那样的日常细节，到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算个儿子又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是不是我在经过了这次忏悔和清理之后，面对父亲我就能经得起良心的最后质问？我不止一次地想过算过了，我欠父亲的不是钱，不是物，而是因情而欠的生命之债。我的大伯已经七十六岁，我的三叔也已七十二岁有余，四叔也奔到了七十岁的岸边，如果我的父亲活着，现在应是七十四岁，那么，所欠父亲这十六年的生命债务我如何的偿还呢？村里有人和父亲是同样的病症，同样的病症也活到了七十六岁，如果父亲这样的疾病，没有因我而发，焉何知道他就活不到七十六岁，活不到八十岁呢？

    现在，父亲坟上的柳幡都已长成树木，十六年的时间，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疚愧与想念。不用说，父亲安静地躺在阎姓的祖坟之中，是在等着他儿子的报到。安葬父亲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位置，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

    我已经有了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有一天到了那里，我将会努力做一名父亲膝下的孝子，以弥补父亲生前我对父亲的许多不孝，别的，无论什么诱惑，我都不会再去向它努力了。

    感谢祈祷

    人大多是在父母、爷奶及所有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祈祷中来到这个世上，享受着祈祷，一日日长大。到了懂事之时，成年之间，尤其中年之后，开始为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不断祈祷时，才会深切地感到，祈祷是一种生命的温暖。享受别人的祈祷，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而为别人祈祷，则是生活中最大的无奈与忧心。

    想起父母为我成长的许多祈祷，觉得那都是父母本应该的。天下没有不为自己儿女忧心祈祷的父母，也少有不为父母祈祷的儿女。问：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儿女祈祷？答：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女；问：你为什么要为父母祈祷？答：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情理就这么简单、真切，没有什么可以疑惑、辩驳之处。所以，父母为儿女的祈祷，总是被儿女忘记；儿女为父母的祈祷，也总被父母视作必然、日常。而总是令人铭记在心的，则是父母以外的人，为你付出的那种祈祷，那种真情仪式中的跪拜和祝福。

    而我，未曾有一天忘记的，是我的三个姑姑在我入伍之后给我的祈祷。前不久过去的那个世纪，一九七九年二月，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开始，也是我军旅生涯的伊初。刚刚入伍的新兵，对射击中“三点一线”的道理还不甚明了，便摊上了一场扑面而来的战争，自己除了偶尔莫名的惊慌，也倒还能吃能睡，然而给家里带来的“灾难性”的不安，却是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每天都如生活在大地震将要到来的前夕。为了祈祷，为了祝福，那段时间，我家整整一个月都住满了亲戚。父母不信迷信，也任由亲戚们四处烧香、求佛，仿佛不如此我便没有保佑似的，直到那年春暖花开之时，政府通过广播向百姓宣布了从越南撤军。

    可是，撤军了，战争并没有结束，中越边境的枪声，还亦如淅沥的雨滴。而撤军对我家最大的益处，是三十多口亲戚，不再吃住在那座瓦房小院，集体偷偷地烧香磕头，这就减轻了父母的许多精神负担，使他们除了为儿子的忧心，不必再为家里日日夜夜满地是人而操劳烦乱。也就是这个时候，以为对我的祈祷暂时停下的当儿，在我所在的部队，还有几个团在前线的时候，我有机会出差途经家道回了一趟老家。那是落日时分，我家的那个小镇上，各条街道都沐着初春余晖的温暖，都有扑鼻的清新与香味。那个时候，母亲正在暮日中搅着面糊，准备夜饭，我一脚踏进门槛，大声叫了声妈——母亲猛地回身，突然怔住，半晌无语，碗里的面糊却从她手里流在了地上。

    第二天，父母让我抓紧到三个姑姑家里各走一趟，以免她们的牵挂。我首先去了大姑家里，因为距大姑家里最近，路也顺利，是一条沥青公路。我到大姑家时，人们吃过早饭都还未及下地，在大姑家的那个村庄，还有人端着饭碗在村街上晃动。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到大姑家后，她还没有吃饭，没有烧饭。我一脚踏进门里，看见大姑满头白发，正跪在上房正堂的桌下一动不动，嘴里念念有词，面前摆了供品，供品前敬着菩萨。香炉里的三炷草香，让满屋蓄溢着缭绕的青烟。因为姑姑坚信世间有神，人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同姑夫一道，在姑姑身后默默站着，没有敢去惊动她的那份虔诚，直至三炷香尽，她最后向菩萨磕了三个响头，姑父才对她说，你起来吧，连科早就到了家里。使我惊异的是，姑姑对我的突然出现丝毫没有惊异，我叫了一声“大姑”，她回头应着，眼角里含着感恩的泪珠，脸上却是应验的笑容，说她自己知道我要从部队回来的，知道我已经回到了家里。说昨夜梦里菩萨曾告诉她说我已到了家中，所以她五更起床上香，烧完三炷，磕了三个头，再续上三炷香，继续磕头，待香又烧完，接着磕头，接着续香。姑夫对我说，大姑在那个月里每天都是五更起床，那样续香八次、九次，头也磕上二三十个，每天都说我要回来，竟也果然回了，果然有了应验。大姑并不向我太多唠叨神的什么，只是望着我，不停地擦着眼泪，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说应验了，剩下的就是以后每年要向菩萨还愿。说除了每天按时给菩萨进香，日后的每个年节，都要向诸神供祭一个猪头，以保我在部队岁岁平安，就是还要打仗，也依旧安然。

    这就是大姑的心愿，从一九七九年算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几年，因为我那次突然回家给她祈祷带来的应验，她二十几年坚持不断地每天向菩萨进香，每年春节用猪头给诸神奉供还愿。今年大姑已八十多岁，这样的事情，未曾断过一日、一次。

    二姑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中，未曾有过她的身影。三姑住在我家河的对岸，十余里路，每次去除了得趟水过河，还要爬上一段山路。那次回家，到三姑家里是到了大姑家当日的后晌，三姑不像大姑那样信神，可她那幽暗的屋里，也摆有神像和香炉。没有看到三姑像大姑那样烧香磕头，祈祷祝福，但见到三姑家墙下的那张条桌中央，放有一尊老寿星的石膏像，而与老寿星并排立着的，则是我这个晚辈入伍后寄回家的穿军装的照片。十几年后，三姑得了癌病，奄奄一息，我又回家过河探望，她已经基本走完了她那平淡的一生，可到了她生命的最后，我的照片仍然同老寿星一道，立在那张条桌的中央，而她却在见我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姑家离我家有三十余里，不通公共汽车，也不能骑车到达她家。入伍之前，读小学、初中时候，我每年暑假，都爬山步行到小姑家里割草放牛，小姑每天都给我擀绿豆面条，蒸半白半黄的杂馍。之所以去小姑家最多，就是因为到小姑家里吃得最好。可是，那次回家，到小姑家去的脚步我还未及抬起，小姑却先自回到了她的娘家，看见我后未曾说话，却已泪流满面。在几个姑中，小姑是最不信神的，可到我家的第一件事情，她却是首先到照片的牌位面前，虔诚地烧香，虔诚地下跪磕拜，感谢列祖列宗，让她的侄儿连科能安安全全地回了家里……

    事情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到了我中年之后，也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和白发的母亲不断地祈祷的时候，也就终于明白，由别人为你祈祷，是你生命中的温暖，而你为别人祈祷，则完全是忧心无奈的求援，是人生中最为孤立无援的祈求。

    我的父亲已经谢世了十六七年，三姑也已走了许多春秋，大姑、小姑，都因姑父们先行走离而凄然地孤独生存。他们那一代人，渐次地离去，在一次次地告诉着我，如我的这一代中年，也都正在接近尾声，这愈发使我体会到了祈祷给人心灵的温暖。我祈祷母亲能健康长寿，祈祷姑姑、叔伯们有好的身体和稍微如意的农家日月，祈祷哥姐们在日子中少些烦恼、少些争吵，祈祷我的孩子和所有的侄男侄女，学习中有好些的成绩，长大后能够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

    明明知道祈祷是一种无奈，但还是祈祷：我的祈祷能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安抚，像三个姑姑的祈祷给我带来的安慰一样。如果一个人，连祈祷也不再有了，那就真的是一无所有。幸亏，我有别人给我的祈祷，也有我给别人的祈祷。这就是一种富有和宽余，是一种活着的意义。

    感谢命运，也感谢祈祷。

    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

    岁月是久远地去了，往事如河流上顺水而下的空荡荡的船只，而少年时的一些事情，则好像船头上突兀站立的找不到主人的鹰。我总是主动地去寻找它们，总是能首先看到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先自醒目地朝我走来。它是那样破旧，不知道已在人生的路上转了多少命运的轮回，待我成为它年少的主人时，它轮胎上的牙痕都已磨平，铃铛上的光亮已经黯淡，锈斑像旧雨布一样在那上面披着挂着。车圈上倒还有不少亮光，可闸皮落脚的四个地方，却是四条狠狠擦去亮光的黑环，像车圈上四条永远抽着让它不停歇地转动的鞭子。

    这是哥哥给我买的自行车。将近三十年之后，这辆自行车还在转着它的轮子，驮运着我的记忆，从遥远的地方孤零零地朝我走来，如雨天里找不到父母的孩子。我想起那辆自行车就想把手伸进记忆的尘灰中摸它、擦它、安抚它，宛若终于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弟弟、妹妹或者孩儿，要去拥抱一样。那时候，二十七八年之前，我十六岁，读了高中。学校是在离我家八九里外的一座山下，一道河边。我每天一早在天色蒙蒙亮中起床出村，急急地沿着一条沙土马路，朝学校奔去，午时在学校吃饭，天黑之前再赶回家里。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辛苦的不是读书本身，而是徒步地早出晚归，中午为了节俭，不在学校食堂买饭，而在校外的围墙下面，庄稼地边，用三块砖头，架起锅灶烧饭煮汤。架锅拾柴烧饭的不光是我、我们，还有比我们更远的学生，他们离校十几里、二三十里，最远的五六十里。学校规定不让在校内起锅烧饭时，就都蹲在学校的四周，一片狼烟。那里，早中晚都是炊烟袅袅中夹有读书之声；读书的声音被炊烟熏得半青半黑。现在看来，似是诗意，然而在那时，却是一段岁月和一代乡下孩子的学业生涯。所以，每每在上学的路上、在烧饭的围墙下面，看到有骑自行车的同学从身边过去，看到他们可以骑车上学、下学，可以骑一辆车回家吃饭，像一个农民站在干旱的田头眼巴巴地望着大山那边的落雨。羡慕是不消说的，而最重要的，是感到人生与命运的失落。仿佛，有一辆自行车骑着上学，就等于自己进了人世中的另一个阶层；仿佛一辆自行车就是一个人的标码，是脱离贫穷与少年苦难的标志。

    我对一辆自行车的渴望，犹如饥鸟对于落粒的寻找；犹如饿兽在荒野中沿着牛蹄羊痕的漫行。可我知道，自行车对于那时乡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户是如何的奢侈，尤其对于我家。连一棵未成材料的小树都要砍掉卖去买药的常年有着病人的家庭，想买自行车无异于想让枯树结果。我从没给家里人说过我对自行车的热求。但我开始自己挣钱存钱。我去山上挖地丁之类的中药材去卖；我开始不断向父母要上几毛钱说学校要干某某某用；我到附近的县水泥厂捡人家扔掉不用的旧水泥袋，捆起来送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去……我用三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存下了三十二元钱。我决定用这三十二元钱到县城买一辆旧自行车，哪怕是世界上最旧最破的自行车。从我家到县城是六十里路，坐车要六角钱。为了节约这六角钱，我在一个星期天以无尽的好话和保证为抵押，借了同学一辆自行车，迎着朝阳骑车子朝县城赶去。为了能够把买回的车子从县城弄回来，我又请了一位同学坐在借来的自行车的后座上。可就在我们一路上计划着买一辆什么样旧车时，我们和迎面开来的一辆拖拉机撞在了一起。

    我的手破了，白骨露在外面。同学的腿上血流不止。

    拖拉机司机下来把我们俩骂得狗血喷头。

    最重要的是，我借的自行车的后龙圈被撞叠在了一块儿，断了的车条像割过的麦茬儿。我和同学把自行车扛到镇上修理，换了一个新的车龙圈，换了二十几根车条，一共花去了二十八元钱。当手里的三十二元钱还剩下四元时，我再也不去想拥有一辆自行车的事情了。我老老实实上学，老老实实读书，老老实实早出晚归地步行在通往学校的马路上。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在一个黄昏回到家里，忽然发现院落里停了一辆半旧的邮电自行车，说是县邮电局有一批自行车退役，降价处理。哥哥就给我买了一辆，六十元钱。我知道哥哥那时作为邮电局的职工，每月只有二十一元六角的工资，骑车往几十里外的山区送报时，几乎每天只吃两顿饭。可我还是为有了一辆自行车欣喜若狂，一夜没有睡觉，还居然在深夜偷偷地从床上起来，悄悄地把自行车推到街上，在村头骑了许久许久。不知道这辆邮电自行车换过多少主人，为多少人家带去过福音，可从这一天起，它开始成了我的、我们家的一段最难忘的岁月行程的轮回转动……

    这辆邮电蓝的自行车，实在是伴随着我走过了命运中印痕最深的一段行程，它不仅让我骑着它有些得意地读了一年半的高中，而且高中肄业以后，让我每天骑着它到十里外的水坝子上当了两年小工；甚至，还让我骑着它到一百多里外的洛阳干活挣钱，以帮助家庭度过岁月中最为困难的一段漫长的光阴。然而，最重要的似乎还不是这些，而是它满足了我少年虚荣的需要，使我感到了生活的美好，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感到一切艰辛都会在我的自行车轮下被我碾过去；感到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敢于抬起脚来，也就没有过不去的河；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景况下，都要敢于把脚抬起来。在那几年里，我总是把那辆自行车有锈的地方涂上机油，把有亮光的地方擦得一尘不染，把它收拾得利索舒适，借以抬高、加快自己人生的脚步。直到二十周岁我当兵离家以后，家里因为总有病人，急需用钱时又把这车以六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现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那辆邮电蓝的自行车已不知身在何处。也许，它已不在人世，早已化为泥灰，可我在当兵的第二年回到家里时，在镇街上见到过它。它的主人是位乡下的汉子，赶完集后，骑着它从我面前走过，后架上驮着一头上百斤重的活猪——我知道，它又在驮着一家农户的日子。我一直望着那辆已经力不从心的邮电蓝的自行车从我面前摇摇摆摆地走远消失，想我怕永远也见不到那辆邮电蓝的车子了。也竟果然，再也没有见过。

    如今，每年回家走在镇街上，我都忍不住要四处寻找张望。

    桎梏的风俗

    酒文化、烟文化、吃文化被文章们讨论了之后，每一个认字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化之久远、宏大，不说把西方人吓了一个惊怔，把中国人也给吓得半晌说不出话。不说别的，一个鼻烟壶的文化这辈子你能讨论清吗？

    一切都在文化之中，包括笤帚和扫把。

    其实，你真正到农村走走，到八亿农民中了解了解，你会发现农村并没有我们说的那种宏大的文化，而只有久远的风俗。文化在风俗之中，风俗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组成，而文化是风俗的一个部分，是风俗表现出来的那些被人们捕捉到的晶体。电影是一种文化，这样说不会产生异议，但把《红高粱》中的颠轿一场戏也说成文化，未免把事情弄得过分的高深和复杂。说颠轿是风俗人人都懂了，说颠轿是文化许多人就要瞪着眼珠去琢磨。

    人死了，埋葬时要有一班或几班响器，亲生儿女披麻戴孝，穿全白孝服；比儿女稍远一辈，穿半白孝服；再远一辈，男穿白鞋，女裹白头；更远者，鞋包半白，或者三分之一。女嫁了，旧时坐轿骑马；解放后马车、拖拉机接送；今天是轿车或者汽车，但无论如何，穿红衣、系红绳是少不了。白是丧之核心，红是喜之核心，就连生儿孕女，也要吃红的鸡蛋。

    最能体现风俗的是乡村节令。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有地方称为“鞭春”，有地方亦称“打春”。这一天，为了提醒百姓不误农作耕耘和警旱防涝，从周代以后，就有了人扮春官，鞭打春牛的乡俗仪式。

    农历二月，为“惊蛰”节气。惊蛰之后，昆虫复苏，龙为四灵之首，自然以为它是时令的先觉了。于是有了“二月二，龙抬头”之说。于是，二月二这天晨时，农民们要取灶中草木之灰，撒成一条灰线，“领龙”出来，保佑丰收平安。甚至还要唱些民谣，如：

    女：二月二，敲门头，金银财宝往家流。

    男：金银财宝往哪搁啊？叫我老汉发了愁。

    女：二月二，敲门框，成包钱儿往家扛。

    男：钱儿再多不值钱，难挡物价往上涨。

    女：二月二，敲门墩，不要票子要黄金。

    男：黄金再多不当饭，没有粮食饿死人。

    女：二月二，敲门环，见的粮食吃不完。

    男：只盼吃饱不拉债，平平安安过一年……

    清明节为扫墓添土之时，男戴条帽，女插嫩柳枝，为的是“清明不戴柳，死了变成狗”——得有一个好的“托生”。

    五月初五端阳节，门楣插艾，以避瘟疫；喝雄黄酒，以避五毒；戴香袋，以避蛇蝎。还有五月十三的“雨节”，七月初七的“七夕”，八月十五的“中秋”，十月初一的“鬼节”，十一月“冬至”，以至腊月的“腊八”，这么多的节日，都是风俗在一个时期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说，农民生活在风俗之中。只有不在风俗中的城市，没有不在风俗中的农村。然而，倘你真的进入风俗之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这些风俗，都是对农民的一种桎梏，或是一种桎梏中的叹息和无奈的微笑。白色孝布的飘扬，提醒晚辈的是“子从父命”之类的品德操行；而婚嫁所围绕的多是“成妻从夫”“多子早子”。节日中的“立春”和“惊蛰”，是要把农民更紧地拴在土地上面；“清明”“端阳”“七夕”“腊八”“鬼节”等，节日中虽有欢乐，但都不难体察风俗对人们的警告。最好的节日要算八月十五和正月初一了。然中秋节又让人感受到一种不能团圆的分离之苦。春节是农村风俗的最集中的喜悦体现，插柏枝，贴门联，拜大年，走亲戚。可是，插柏枝是为了避邪，贴门联是为求吉，拜大年是为了把吉祥送给别人，走亲戚是为了乡村的“裙带”之网更加亲密牢固。从所有的节日中，从所有普遍流传下来的风俗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丝毫感受不到教育农民对命运和天地的抗争。所以，农民就特别能“忍”，特别之“愚”，特别“庸俗”。

    中国农民，至今仍生存在风俗之中，而不是文化之中。风俗中的文化，除了小说家能感到一种美外，农民是很难感受到的。我们到湘西走一趟，站在沈从文的故居旁，从农民身上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沈从文这个作家的骄傲，而不是对沈从文笔下的风俗骄傲。贾平凹的商州亦此。

    风俗都是文化，文化大都不是风俗。农村母亲要求子女要走有走姿，坐有坐相。按照母亲的要求走路或坐下的女子，我们仔细读她的走姿坐相，更多地看到了风俗，而不是文化。文化的优劣，会随着时代发展很快地增删；而风俗，则远远地随在时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发展了的都市，更集中、更高速地靠近着现代的文化，脱落着从农村带来的习俗。今天去都市细心探寻，除了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的老人和刚刚从土地上出来的农村的人们，你几乎已经找不到农村的风俗了。可今天的农村，尽管许多地方都已富如巨贾，生活也有了几分都市化了，但他们仍然浸泡在乡俗、习俗、风俗之中。农村，将在很长很长，永远一样的历史长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风俗的染缸里发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种不知不觉的桎梏所捆束。

    因此，有人怀念一个时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移风易俗。

    乡村与性

    一

    这一夜是腊月或是正月。腊月或正月的夜里，他有了新的被褥。夜饭吃得既好且胀。早早地躺在床上，原想睡个暖觉，却是终究不行。由于想到了女人。被的温暖，褥的绵软，使他想到女人那又白又嫩的肌肤。不消说的，在这样的夜里，外面的风吹得落叶卷动，窗纸絮絮叨叨。能听见村口河水结冰的声音，噼里啪啦如冰裂一样白亮亮结冰时的响动。置身于这样的冬夜，能拥个女人躺在床上一宿，软褥温被，和更温软的女人，那该是何样的受用。女人也是，闲着也是闲着，暂且让人用一下就少了什么吗？又不是箩筐或者布袋，用一次就坏了。他翻一下身子，拉亮了灯。屋子里的光色立马如初晨的阳光，刺眼得很哩。揉一下眼睛，看房顶的蜘蛛，记忆中原是单个儿一个，终日盘结在它自己织就的网心里；可眼下却成了两个，连在一起，正在交配。另外的一只，它打哪儿来？无声无息就成了一对。有句话叫，好事必双，双成好事。原来好事成双指的就是干那事儿，并不是指成双地喝酒，成对地要东西。

    好事成双，“双”是指二人，且必得男女。他盯着那对交配的蜘蛛，瞌睡愈发地没了，头脑里的动静如在乡村土道上旋转的轮儿。有一架马车，把他从东庄拉到西庄。西庄那儿阳光艳丽，温和得十二分可以。女人们都在地头晒暖，晒着暖儿说些男女的事，说一看某某就是不行，说起来也算个男人，可风一吹就倒。你看人家某某，肩宽得和门板一样，说起话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女人的奶子。马蹄声得得地响着，在日光的温红里，如初绽的红色小花。远远地他看见那群像盛夏中午的阳光下晒暖的慵倦的猫咪一样慵倦的乡村女人，听见她们秋日河水般绵软的话语，摇曳着和空气一起荡过来，心都有些醉了。可当他的马车接近女人们时，她们却又像潮水一样往后退去。女人们永远和他保持着不可接近的距离，如同两山之间，但他从未恨过她们。他愿意给她们跪下来，帮她们耕种，帮她们收割，帮她们施肥，帮她们锄草。帮她们什么都行，做牛做马也可以；但只消掀开她们的衣服，露出她们光洁的皮肉，让他伸手摸摸她们。摸她们的身子，摸她们的奶子，摸她们的大腿。当然，他还想摸她最不愿人摸又最愿人摸的那儿，但只要她愿意。如她不愿，他则准定地遵循着她的意愿，他哪儿也不摸，只握着她的手儿。女人的手，自然地不同于男人，男人的手粗粗拉拉，如干枯的槐枝，手皮仿佛柏树皮儿。女人的手都如当年抽发的正午后的柳条杨条，柔软细嫩，光亮滑润。仅仅是拉拉手，仅仅就是拉拉女人的手。

    盯着房顶的蜘蛛，那架乡村的马车由近至远，终于穿过女人身边，马不歇蹄地远去及至消失，只留下红色的小花如女人的红唇在他眼前恍惚。村外有了孤独的狗吠，叫声在乡村的胡同如流动的清溪。他看见了动着身子的蜘蛛，把网儿掀得起起伏伏，他听到了蛛网起伏的声音，像极了冬夜星光落地的声响。人原来不如蜘蛛，他扭一下肩膀，拉灭了灯，把自己沉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儿，想人不仅不如蜘蛛，其实连畜生也不如的。狗、牛、马、羊、鸡，狼、豺、虎、豹，它们想做好事也就做了。只有人，人活着就是为了受罪。他二十岁，三十岁，或者四十岁，盖着新的被子，躺在新的褥上，棉花的气息带着花棵那微细鲜活如阳光一样的甜苦味，在他的身上虫一样游动。他以为身上有虫，哪儿痒了，便去哪儿拂弄。他摸到了自己那不值钱的东西。那东西不听他的摆布，不服他的安放。他想象那东西是河边干枯的柳棍，一拔，然后扔出窗外，让寒风吹它一个夜晚。夜也着实漫长，如无头无尾的暗黑的隧道。他在隧道里疲劳地走着，却终是不见阳光。有一个女人就好了，拥着，相互地拥着，做完了事情，静静地躺着，人不消动，隧道会自己从床边走过，夜在不知觉中悄然流失，白天不期而至。可是，眼下白天又在哪儿？

    夜晚无休无止。他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趿上鞋子，““哗”一声开了屋门，风和月光水一样泼下来，浇他一身精湿。他哆嗦一下，柳棍不拔自失。他低头看了一下什么，系上扣子，朝院落外面走去。村街上有月光哗哗地流响，宛若从山那边传来隐隐的女人的歌声。他沿着歌声走去，脚下仿佛踩了女人红的裙摆。树在风中窃窃地絮叨。猫在房上静卧不语。月光中夜莺从头顶向村外飞去，影儿树叶一样飘落去了。他走着，整个村落没有一窗灯光。他从这条胡同走入那条胡同，游神一样摇在乡村的夜里。冷得很，河里真的有了冰凌，青白如一条落在地上不动的玉带。站在冰的边上，能听到冰下细微的水流。他用脚踏了一下冰层，听见咔嚓的脆响。踏着一块凸出冰面的石头，跳过河去。河对面有一座院落，孤零零如荒野的一个栅房。在月色中，能清晰地见到门框上死人后的白色联字，能看到那黑铁的门环。他立在那门的下边，说我怎么来了这儿。这样问着，人却久久地伫立不动，且还用手轻轻推了推院落的柳木大门。自不消说，门是紧紧闩着的。因为那门闩了，他心里方咯噔一下，仿佛那门原是虚掩的，是因为他的到来才被闩上的。他无端地感受到一种失落，像石板压在他的心上。绕着房子走了一遭，回来又推了一下大门，看看那白联上的黑字，念了一遍，上联是：早丧夫妇守门冰清玉洁；下联是：生时好善死后山高水长；横额为：生死夫妇。

    读了门联，略站片刻，身上的热终退尽，觉到了季节之寒的袭扰，已经漫过整个身子。冷呵，大冷的天，你干什么你？还要不要做人的脸了？于是，也就回了家去。关了屋门，站在床前，想到这邪恶之念均源于新的被褥。把被褥抽了，睡在光光的席上，仅盖一个旧的被子。静心躺下，准备睡时，天却已经近晓。一夜也就如此过了。

    二

    农民有许多不该有的压抑。这所有的压抑，自古至今，如历史的节拍一样伴奏着农民的平常生活。而性对于农民的折磨，则更普遍，更久远。

    今天的性，在都市已经是生活中的家常菜了。青年人在一起，不谈性，似乎已没有更合适的话题。各种各样的电视台，一边抵抗着性对社会的骚扰，一边播放着根本上是由性结构而成的各种连续剧；而赖以生存的电视台制播的各种商品广告，事实上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男人服务的各种壮阳的滋补品；另一种是为女人服务的化妆品。男的壮阳，女的美容，说开去也就一个性字。有一种说法，在都市已流行十年有余。今天再说未免陈旧，即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好的标准是看它对性的理解程度。这话无疑是拾西方人之牙慧。可若拿到当今广袤的中国农村去说，仍然要把农民的冷汗吓将出来——当然，那些富裕地区的农民，如广东沿海一带，听了这话，会觉得你格外无聊。爱做什么你做什么去，只要会挣钱又会花钱就行，把性放在嘴上去谈，实在是闲人的闲话了。

    而北方农民，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听了这话要么不懂，要么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农民是不谈性的，甘愿受性的折磨，也不去谈它。在不正规的场合，在最无聊的时候，在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时候说性，他们不用这个字眼，他们用男女关系。性和男女关系，同样是文明的说法，然却有本质的区别。性是带有科学的生理的本能，某些时候谈论它、研究它，则完全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自身。而男女关系，这来自政府部门对“淫”的一种文明的说法，普遍被农民的口头接受以后，就完全排除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科学。男女关系在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是淫乱和作风的败坏。

    农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从性中解放出来。婚姻的自由，是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步。这一步抬脚抬了数千年，而在都市迈出这一步，是在“五四”以后，而大多数农民迈开这一步的时候，春天已经迟到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一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功不可没。但是，日本文学研究《小二黑结婚》，恰恰把我们批判的三仙姑这个农村女人在性上的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了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们理解我们视为“破鞋”的乡妇三仙姑为赵树理着意塑造的最主要人物，以为中国农村对性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误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农民对性的隔膜和一些发达了的国家相比，委实还很厚很远，厚远得无边无际。

    然而，不谈性并不是说农民从生理上不如城市人对性更为需要。而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地方，至今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最愉快的文化活动是“听说书”，最现代的电器是只能接收一两个频道的收音机。这不是耸人听闻，你到我家乡——并不算落后的豫西走走就可知道这些。而再向西北远行，至黄土高坡一带，你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文化生活的单调，如一片蓝天，连一丝白云都没有的单调。这种数千年来没有多少改变的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导致了农民对性的敬而远之，闭口不言，而实际上又比城市人更为极度地渴求。

    性——实质上是他们最可靠的唯一的精神娱乐活动。

    性成为唯一的精神活动之后，伴随着性应该有的感情已经退居其次。夫妻间，不谈什么感情，只谈依靠。男的依靠女的传宗接代，依靠女的操持家务，依靠女的奉养父母，依靠女的解决他在性上的渴求。女的依靠男的支撑门面，依靠男的下田劳作，依靠男的遇事主张，也依靠男的被动地解决一部分她对男女愉悦的需要。爱情是不要谈的，读过几本书、识了几个字的人谈爱情会成为笑话，而真正的农村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高中毕业的学生，本来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可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说爱情，他们自己都觉得酸溜溜的可笑。尽管他们夫妻是青梅竹马，是初中或高中的同班同学。

    农民宁可长期受性之压抑，而绝不向性发起冲锋，就像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知道婚姻自由是好，却不去争取一样。现在，都市已经冲破了性的束缚，或正在冲破性的束缚。但农村走到这一步，绝不仅仅需要富起来的经济做单纯的基础。走到视男女关系为性这步田地，还需翻山越岭，还需走漫长的精神道路，时间作为桥梁，也不会像政府强制婚姻自由那样深入人心而使这一自由的步伐很快地抬起并落在实处。时间在这儿，显得格外的悠远而漫长。

    然而，在农村备受性的折磨和压抑的还不是男人，而是数量上占了半边天空的农村妇女。

    三

    女性农民是性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也理解性是人之常需，但这种理解更偏重于对男人们的倾斜。许多农村妇女以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是他们需要女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就是男人需要她们。她们有满足男人性需要的义务，男人有享受她们的权利。而她们在性生活中享受到了快活，那不是她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而是她的男人对她最大的恩赐。因此，在性上尝到欢乐的女人，更乐意侍奉她们的丈夫和公婆。

    当今四十岁往上的农村妇女，对于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数千年的传宗接代意识上。如果不是为了怀孕，在一个家庭的夜晚，无论如何，女人很难主动向男人提出性的需要。即便她有这方面的冲动，她也不会向男人直说。聪明的女人，会给男人一些暗示，和谐夫妇中的丈夫，也许会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但一般有了孩子的家庭，丈夫都不予理睬，除非那时候丈夫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女人直言了性的需要或去主动挑逗丈夫，丈夫会拿一种审视“破鞋”或鄙视荡妇的眼光陌生地去望着自己的女人。这一目光，足以使这个女人在床上几年甚或一生不敢主动暴露自己对性的需求，仿佛只有被动的，才是道德的。但是，女人若为了怀孕，想生个孩子，或者有了男孩还想要女孩，有了女孩渴望要男孩，她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丈夫提出性的生活，就不仅能得到丈夫的响应，而且还能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温存。

    性对于乡村的男人，是一种生理满足，对于女人，则是生儿育女之途径。农村女人性生活的悲哀，不是农村男人在性生活上对她们需要的不解和漠视，而是她们自己对自己这种需求的不敢承认。她们从来不敢奢望、奢谈男欢女乐，甚至想想，也是一种奢想，也要遭到她自己脸红的批驳和内心的羞辱。

    “文革”前期广东农村，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结婚一年之后，男的当兵去了。后来，男的提了干，当了连长，成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女的从广东来部队探亲，第一夜上床熄灯之后，女的等着男的去做那件事情，男的却用手在女的身上抚摸。开始女的忍着不动，后来男的抚摸久了，女的突然把被子一掀，跳下了床，穿上了衣服，厉声对她丈夫说，两年不见，你怎么就成了流氓，为了生孩子我坐火车、汽车来找你，料不到你变成了这个样，亏你还是连长，是积极分子。

    我入伍时这连长已是我的营长，营里的干部大多知道这件事，知道营长为他的老婆很苦恼，后来营长和当地一个城市女青年关系颇暧昧，被处理回家种田了。

    这是十年之前。那么近十年来，广袤农村的八亿农民，沐浴了开放之风，电视、报纸、书刊，终于走进了许多农村山区的各个角落。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正如西方和美国生活方式对中国城市的影响。而在农村，最受益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言行、他们对土地的叛离，都迈出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想迈而未敢的步伐。但在性上的进步，以往是停脚不动，今天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是走动准备）。无论如何说，脚是抬了起来，这预示了一般运动前的飞跃。对于女性青年，如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南方农村女青年，性上的觉醒，比北方早了十年、二十年。但这种觉醒，却是“一梦醒来非早晨”，睁开亮丽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性之曙光——生理的和科学的性。而仍然是男女之关系，是和金钱紧密相连的性的买卖。这种大批的逃离土地靠卖淫获取金钱的农村女青年，她们的人生、家庭和社会已经为其付出了沉重无比的代价。她们对性的意识，事实上并不比性的蒙昧进步太多。这是金钱对性的解冻而非对性的解放或解脱，她们为性而微笑中的苍凉和失落，这个社会人所共知，究竟这是一种社会悲哀的必然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且不去不休的论争，而造成的事实结果，仍然是——性的折磨。

    而那些没有脱离土地却把性和金钱铐在一起的农村青年女人，在沐浴了近二十年开放之风以后，对性的意识，又觉醒到了哪步田地？事实上和她们母亲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敢在村头巷尾以性说笑了。说笑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冻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被动、蒙昧，而是为了弥补自己性生活中的空虚和淡淡的觉醒的悲哀。在农村家庭，一面是夫妻间并不比城市夫妻少了多少的性的夜生活，另一面是商店和药店从来不摆卖也无需摆卖避孕的药品和工具。由此可见，年轻的乡村女人，对性的朦胧，仍然和她们的土地一样地老天荒。唯一变化了的，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她们不能像母亲一样因性而孕，因孕而生了。于是，流产手术在同样人口中，不比城市少了多少。差别是城市流产的女性多是未婚，而农村流产的女人更多的是已婚。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今天，城市女性对她们的称谓已经非常在意，夫妻了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喜欢丈夫或人们称她为“爱人”，而不喜欢被称为老婆。“爱人”一词中包含性生活的成分，有很大的感情比例，而老婆的称谓使人感到，既缺情感，又缺文化，粗野而不文明。而农村女人，仍然喜欢称她们为媳妇。她们感到媳妇一词有很强的任劳任怨的成分，包括性生活上任劳任怨的付出和自我掩盖了的性的折磨。

    四

    这一夜是腊月或是正月。腊月或正月的夜里，她深感了女人的寂寞，如一团死水样淹没了她。天冷得很，外面的风吹得落叶卷动，窗纸絮絮叨叨。河水结冰的声音，噼里啪啦地传来。她家就在这河边，踏着冰面凸出的石头，走过小河，沿着乡道走不多远，那儿才是正经的村子。她家的房舍、院落，在村庄以外，在小河的这边，孤零零如同她的命运，嫁过来苦苦地在日子中刚刚熬出一个温馨，男人也就死去了，留给她的，是这空寂的院落，空寂的日月。若不出嫁也就好了，并不知道男人女人的许多事情，在山梁上收割播种，打柴劳作，和那些未出阁的姐姐妹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日子明净如水，洁白如雪。胆战心惊地嫁了男人，许多的失落，以为要伴她终生，可始料不及的是，那些失落都在男人的怀里得到了补偿。原来，嬉笑谩骂中的事情，果真的是那样美好，缩在男人的怀里，受着男人的欺负，就是他有时不顾及她在他受活之时，她是何种景况、何种模样，她在他快活中得到了何样的落寞，如今回味起来，也一样使她全身禁不住有一阵阵颤栗的冲动。况且，他和别的男人不太一样，他顾及她的快活。他高兴过了，他问她你怎么样？她不答他。她不作答，他便知道她还在等着他有所作为。于是，他努力地有所作为。她今年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在田头和村口一堆女人的说笑中，她听见她们的男人从来不管她们，男人们从来不管她们的喜乐，他们想了，他们就爬了上来，他们不想，他们就睡了过去。比起来还是自家男人好些，身壮、力大，还顾及了自己。

    可是，男人死了，她再也不能被男人拥着躺在床上。男人再也不会一从田里回来，忽然想了，把她从灶房拉将出来，无论她怎么说锅还在火上，饭就要煳了，他还是要不解她的围布就把她按在床上……都过去了，留下了她自个儿。她当然要改嫁的，她才二十岁，三十岁，顶大也才四十岁。她之所以今天还没有改嫁，是因为他才埋过不久，坟上刚刚长了一季野草，或者，是因为她有了孩子，孩子是改嫁的累赘，再或，她想改嫁时候，她男人的几个哥弟，都如狼似虎地拿眼睛瞪她。总之，她还没有改嫁，这一夜她独自守着一个空空荡荡的院落，空空荡荡的房舍。整个一个冬天，她都空空落落，渴望这个院里发生一点儿事情，渴望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可没有男人闯来，连男人的影子也没有。大门上的对联，上联是“早丧夫妇守门冰清玉洁”，下联是“生时好善死后山高水长”。横批为“生死夫妇”。她从那对联下进进出出，从来没想过要妇守门善死后山高水长，也没想过一定要相好一个男人两相愉悦，她只感到空落和寂寞，日子如一潭死水。

    冬夜漫长如一条走不尽的峡谷。吃过夜饭时候，她闩了大门，在屋里剥了一篮玉米。篮满了，她感到肚饿，她想炒些玉米。进灶房，生火，挖半碗玉米倒进锅里，又往锅里放了油盐，然在玉米有了炸响时候，锅灶的火却灭了。她有一棍子没一棍子地伸进锅灶捅火，捅火的棍子从灶口伸进里边，捅捅动动，使她想到女人原来无休无止地围着锅灶转动，是因为蹲下的女人也正像一台蹲在地上的锅台。望着为伸进柴禾和捅火棍儿而设的锅台的火口，望着不断进出挑动的捅火棍儿，望着火口里噼啪作响的红旺旺的烈火，使她一下子想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做事，原来竟和这烧火是一模样儿景况，一模样儿做法。她盯住锅下的红火不再动了。她任烧火棍儿燃在锅下，臆想着那件事情，入迷一阵，浑身一阵激动的哆嗦，竟有了一瞬间和男人在自己身上一样的冲动快活。然而，那快活来也不知从何而来，去又不知向何去了。短暂的快活之后，她脸上一阵热烫，留下的是更深远、更厚重的黑沉沉的寂寞。她惊讶自己在烧火时候会有这么邪恶的想念，惊讶自己如何就变得和无人不骂的破鞋差不多少的不要了脸面的女人。怔怔地坐在火前，她用手在自己脸上拧了一下，如母亲拧一个不知羞耻的女儿一样拧得自己疼得差一丁点儿没有号叫出来。然后，舀一碗水朝锅灶里的火上一浇，走出了灶房来。

    已经夜深，村里有狗吠的声音。月光如水，地上冰清玉洁。站在院子中间，望望满天的星月，她看了看闩死的大门，又用一根木棍顶了，才走至鸡窝，堵了鸡窝的门；走至猪窝，给猪窝里扔了半捆稻草，看着猪把那稻草扒在身下，当褥子铺了，才回到了上房。不消说，上房的屋门也是要紧紧闩的。铺床，扯被，脱衣，和往日夜里无二地躺下睡了。躺下时她想她决计不再有什么杂邪之念，然身上的被子太重，总使她感到或者诱她想到有一个人压在她的身上，进而使那被她用水浇灭了的红旺旺的火又一次在她身上烈腾腾地燃烧起来。于是，她用指甲在她身上的各处狠狠地掐了一阵，掐灭了那复燃的女人的暗火，把身上的厚被揭到一边，只盖一条窄小的薄被，虽冷，却是睡过了这峡谷似的一夜漫长。

    五

    农民在性上受到的自我压抑和折磨，从人们擅长说的人性上去说，怕最是不人性不人道了。但最直接的责任，还是归于他们自身，归于他们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法律的和社会的。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禁欲主义。都市的进两步退一步的放欲主义，异常适合中国的国情。只进不退，会导致一个无可收场的结局，会出现广场上做爱的风景，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淹没在性中。而只退不进或进一退一的原地踏步，又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长跑后的喘息。毕竟，性是精神解放的重要尺度之一，对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的科学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的砝码。进两步退一步，是当前无可奈何中放欲的最好方式。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一点对更多农民，还远远的不能这样。

    冬天或是秋天，春天或者夏天，某一地区有了灾情，政府部门动员富起来的百姓，向灾区捐钱捐物。太阳早早地从山梁的缝间挤将出来，村人们都还沉沉地睡着，只有从乡政府来的收钱收物的干部。把桌子摆在日光下面，桌上摆了登记造册的簿子。以为，号召落实下来，人们会如何的踊跃，结果只有两个人，如政府所期而至。

    她跨过河来，捐了一床新的被子。政府的干部接过被子看看，说新的呀，捐了？她说捐了，我要这被子盖了睡不着觉，太厚，压人。他从家里出来，捐了一铺新褥，说这褥子太软，睡光席惯了，铺了褥子反不能睡了，折磨人哩。

    就都捐了。

    回时，他们碰到一块儿，彼此站着看了一眼。

    他说：“你起得早呀。”

    她说：“地里还有些活儿。”

    他说：“有啥活儿要我干了你尽管地说。”

    她说：“我啥都能干。以后你不要再说替我干活儿的话，好像我们有啥似的。”

    他怔怔站着：“话也不能说呀？”

    她冷他一眼：“你单身，我一人，有什么话儿可说。”

    话毕，她莫名地怏怏走了，他莫名地站在村口。从胡同那头，走来了起床的村人。

    黄土色的枣木婚姻杖

    一

    老得如白发一样的话题就是婚姻与爱情，这话题并不是如文学所说的常写常青，主题永恒。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及最爱表现婚爱的诗歌，作家、导演、诗人，你如何才华盖世，也已在婚姻与爱情上才华不出一些新鲜来。然这话题之所以经久不衰，无疑问是因一年一年上长的少男少女，总能从古老中获得一些新鲜。他们被其哄骗之后，还要泪如雨注，敬仰作家、诗人对婚姻的赞誉或批判之精美与深刻。作家与诗人的无聊之谈，竟获得了潮涌般的掌声。于是，更加无聊，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虚假荒谬的婚爱故事，到了最后，被感动过的少男少女开始对婚爱长天一笑的时候，这些婚爱故事的制造者老了，自己被自己杜撰的婚爱故事感动得哭了。

    在中国，“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之深入人心，如当年毛主席语录中的“要斗私批修”，如当今邓小平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明灯式的伟言。次之，谈到家庭，都知道托翁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谈到婚姻，都知道钱钟书说的“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然而，这些婚爱的感言如何地深得广众，套之农村，衣服却总不合体。中国农村的婚姻，并非爱情之墓，因此，进去的人也并不想出来。组成了家庭，幸福的大都有不同之幸，不幸的却大同小异。伟人的盖世哲言在农村的碰壁，主要是因为伟人多生活于都市，多了解贵族和准贵族，对于农村的熟悉，怕还关着一扇窗户。

    乡村的婚姻是和爱情相分离的。大多婚姻之中，塞满了他们人生的依赖，婚前婚后，并不以爱情为婚姻之基础。不见爱情，也就谈不上什么坟墓。而恰恰相反的是，农村无爱的婚姻，是农村男女彼此走完人生之路的倚仗。无爱的婚姻，就像顺手在路边捡起的枣木拐棍，既弯曲，又无模样，但拐杖在手，毕竟帮助走路还是便当，路走得日渐多了，拐杖也磨合得顺手，以为那拐杖在路边扔了千年万年，就是为了等我捡拾依行，再让把这拐杖扔掉，反而有些不舍得。于是，婚姻无爱，倒是磨合得不错。举一简单事例，你如对农村略知皮毛，你就知道农村家庭，至今很少有丈夫不打老婆的。不打老婆的家庭，是很怪的家庭。过个三几月夫妻吵吵，过个一年两年，彼此厮打一场，这是乡村的正常家庭。女方若是软弱，挨了打的，到河边、井边、崖头哭上一场，心里本想死的，可想到孩子还小，自己死了孩子谁养？那男人再娶一房老婆续上，不消说孩子就有了后娘；或者，没有孩子，却一定喂有鸡猪，女人和鸡猪都有了感情，想到该喂时候没人去喂，鸡不上窝，猪在圈里饿得打着转儿哼叫。倘若家里有狗，那狗知道女主人想死，就在田野上找着，眼泪汪汪，悲悲戚戚。这情景让她如何离开尘世？就从死的边缘折身走了回来。家里有点儿势力的女子，挨了打，受了委屈，回到娘家哭一场，住些日子，男的熬不过女的，料定人家不会自己回来，就去找岳父岳母做了保证，媳妇先还恨之在心，可看丈夫一个七尺男人，说出那么不是男人的话儿，心一热跟着男人回了。二人在路上走着，见玉米地深，前后无人，到地里折甜玉秆儿吃时，还在地里做了床上的事情。也有比男人厉害的女人，这女人的厉害多半不在女人，而在她的父亲可能是个村长，或乡里的什么干部，再或，家里有弟兄几个，娘家离婆家只三五几里，男人无能，大小事离不开舅子们。这时候，女人是敢骂骂男人们的。男人们心想，他妈的，受这份窝囊气，有老婆还不如没老婆，但真的离婚，男人是绝不敢说出口的。这就是乡村的家庭。乡村这样的家庭，爱是谈不上的，然日子过了十年、二十几年，男人突然死了，就是女的有再嫁本钱，不定还会撞上一个脾气好的丈夫，那她也是会为男人的死哭得死去活来，撕心裂肺，其伤心，比城市有爱的家庭夫死妇悲得更为真切，更为动人。同样，女人死了，男人因为想到自己是个男人，应少有痛哭流涕，但一夜之间，你会发现他头发白了许多。悲伤什么？没了女人，不成年的孩子谁来养活？冬天的棉衣，夏天的单衣，饭时的锅灶，还有忽然松宽不挤了的床铺，这些都是男人解决不了的现实。没了男人，女人更为艰难，谁种地？谁拉煤？农忙时抢收抢种谁能如牛如马？最重要的，没了男人，守空房也许次要，迫在眉睫的是有人争地界了谁站将出来？邻居硬要把活墙说成死墙了谁敢出面对打？离不开哟，谁能离开谁呢？

    婚姻才不是坟墓，而是彼此走完人生的依靠，爱是不消谈的，无所谓的，没有婚姻才是最大的哀伤。

    二

    男的二十，该找对象了，父母吃饭时候，走到孩子身边，说你二十一了吧，孩子说二十，父母说虚岁不就是二十一了嘛，该找个媳妇啦，再不找，好的就让人家挑完啦。孩子一听这话，脖子梗了一下，说我还小，我不找。父母该说的已经说了，端碗出了门去，并不管你想找还是不想找的。父母走了，孩子盯着他们的后影，忽然心里有一丝甜味，后悔说了那句我不找的话，生怕父母真的觉得他年龄尚小，又不愿找，再过一年二年不迟。幸亏父母并不计较儿子语言上的过失，几天之后，姑或姨领了一个姑娘来了，已经到了门前，而孩子正在田里做活，差一个邻人到田里唤了，孩子一方面内心激动，一方面措手不及，说出许多对媒人的怨言。其实，他是为来得这么突然，使他没时间打扮自己而着急，在邻人的一阵劝说之后，回到村里。富裕家境或有些乡势的，知道女的求着自己，也就一身泥土地回了家里，正好借一身泥土之貌，考验一下女的是否有些所谓的眼力，知情达理。家境贫寒的，信心不足，就在村里借了人家一套新的衣服穿了，扛着他的家什进了院门，把锄耙挂在檐下，不看上房，先进厢房，他爹娘或姑姨正在厢房等他，替他拉了身上的衣服，整了头发，他就端着一碗刚好烧成的荷包蛋进了上房。

    姑娘在上房屋里低头坐着，他进来，彼此看了一眼，他说着什么口吃的话儿，把荷包蛋递到了她的手里，再一抬头，家里所有的人都出了门去。大门轻轻掩了。家里就仅仅剩下他和姑娘两个——这也就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婚姻自由的序曲。男女双方在屋里闷闷坐了半晌，男的胆大，主动说了房子你都见了，人也在你面前，家里的责任田是几亩几分，有多少水地，多少旱地，又说眼下改革开放，也做生意，我逢集日都去做些买卖，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同意了你就同意，不同意了也不要勉强，人往高处走哩，也许你能找个比我好的。女的本来同意，或者不那么同意，但大多说的都是那么一句，我本人没啥意见，婚姻大事，我得回去给爹娘商量商量。这就算见了面的，彼此了解已过，回到家三日内女方没有退回红纸包的见面礼钱，春节男的就该提上礼篮去瞧他的对象了。

    有一个姑娘，原本是不同意自己的婚事，可那男的热情，说我有用不完的力气，结了婚你压根儿不用下地，在家给我烧烧饭、洗洗衣服，别的啥活儿也不要你干。女的听听也是，不要自己下田干活，风不吹，雨不淋，有吃有喝，人一辈子还图什么？不就是吃不忧，穿不愁，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境界吗？于是，心动了，又狮子大开口地向男的要了许多彩礼，如衣服、箱桌、现金，甚至自己父或母的棺材。一方面，要了这就是自己名下的财物；另一方面，也借以考验男方。男方觉得连她父母的棺材都要，委实过了，在床上气着睡了一天。来日一咬牙，借去。十天半月之后，竟真的把东西凑了起来，装一副笑脸呈了过去，女的望着衣物一片欢心，又觉男的为娶自己，能跑能借，可见一片诚心，也就定了终身，看中一个好日，旧时是一台花轿或一头大马，就娶了这个女子。新时，一辆自行车，骑上也就迎接来了。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多是拖拉机或者汽车，再或是势力人家和新富人家使用的轿车。

    变化的不是婚姻，而是交通工具。

    一盘响器依旧，鞭炮声声依旧，新桃旧符，新瓶老醋。民间乐器的欢乐吹奏，依然没有爱情的成分，只是婚姻，家庭和日子在乐器声中愈加膨胀了起来。

    三

    就结婚了。

    有了一个新的乡村家庭。

    日子从他们中间开始了。

    洞房里那种渴望已久的奇艳过去之后，一切都归回到原位，就像终于吃了一顿好饭，饭后打上一个饱嗝，该锄地还要锄地，该割草还是要割草，该挑粪也依旧要挑粪。男女的体验，并没有改变人和生活的什么，唯一，就是到了夜晚，不再像先前一样寂寞，可以搂住女人睡觉，可以对女人骂上几句什么。反之，女人可以向男人唠叨倾诉，也可以躲着男人，裹紧被子，缩在床里不动。总之，欢乐像涟漪一样荡漾过去了，爱情在欢乐中闪了一下，随着涟漪的消失潜到了深处，剩下的是：

    喂猪。

    种菜。

    养鸡。

    放牛。

    收麦。

    种秋。

    盼雨。

    防涝。

    积肥。

    买煤。

    烧柴。

    洗衣。

    打醋。

    传闲。

    听古。

    孝敬。

    争吵。

    打闹。

    如此等等。繁华的琐碎丰富得十二分可以，说忙，男的可以端上一碗饭到村口的饭场吃上两个小时；说闲，却找不出半天时间到十几里的温泉或者村后河边净一次身子，找不出时间夫妇两个平心静气地坐下商量一些什么。这样混混沌沌，孩子就来到了世上，他们防不胜防地做了孩子的爹娘。孩子的到来，带来了洗尿布、刷锅碗等一系列的琐碎，礼物一样奉送给了男人，男人接过这些礼物，白天下地干活儿或到镇上、城里做些生意，晚上心里烦乱，又不能不端尿盆，不能不洗尿布，好不容易静在床上，想和女人亲热一下房事，那女的因为有了孩子，或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心就从男人身上转移得不近情理，把男人丢在一边不理不睬了。

    男的说：“过来吗。”

    女的说：“我生了孩子，你咋还是这样。”

    男的说：“来吧，就一会儿。”

    女的说：“你只知道你自己高兴，从来不知道心疼心疼我。”

    男的忍耐不住，去拉扯女的，或是碰醒了孩子，或是女人暗自摇醒了孩子，再或孩子刚巧醒了，惊天动地的哭闹，使男人不得不从女人身边离开，还落下女人许多埋怨。第二天，女的让男的把尿布搭到太阳底下，男的说你看你懒的，女的委屈地望着男人，男人却头也不扭地走了，出门时搁下一句话来，说生了孩子你就不是你了。

    从此，女的在月子中不得不洗孩子的尿布。

    因为月子中还要洗晒尿布，还要哄抱孩子，还要风里雨里，就用一块红的方巾裹在头上防病，以示她的辛劳。也因此，白天对男人的侍奉还马马虎虎，夜间对男人的侍奉，是再也不会尽心尽力。终于，因为夜里的不悦，白天男人下地回来，没吃到应时应胃的饭，把铁锨或镰摔在了地上，说你在家干啥，连一顿饭也不能按时烧出来。

    女的说，我闲了吗？孩子哭闹半天，我抱得胳膊都肿了，孩子不睡我能烧饭嘛。

    男的受了抢白，说你还敢对嘴，一个耳光便掴了上去。

    女的把拿在手里的面杖一丢，和男人讲理、对骂，于是挨了更重的痛打。又于是，夜晚她更加尽力不让他愉悦。这样，才算最终开始了他们婚姻中的重要一页，为家庭注入了不该没有的内容。他们打着、闹着，过着日子，打发着人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就急忙忙地来到了人世，就又开始重复了还没见结束的老内容。有一天，她在门口梳头时候，忽然发现了头上些许白发，想自己年龄才三十几岁，要养的孩子还没养大，想翻盖的房子还没有翻盖起来，心里有了一丝一丝的苍凉。她的男人，正在田里翻地，或正在外地帮人打工，干的并不是十分体重的活儿，比如抬一筐沙子，去年抬一筐沙子走路还悠悠然然，可以哼着曲儿，今年竟差一点儿抬不起来，走路腿上哆嗦，一用力又扭伤了腰，独自坐下歇着，用一草棒在地上胡画，心里却想，我这就老了吗？力弱于人了吗？回到家，听媳妇说她头发上有了白头发，他并不理她，可她说人都老了，房子还没有翻新，这就说到了他的疼处，默默地无言着，躺到床上去了。

    这一夜他们夫妻也许说了许多话。也许，各自无端地叹口长气，都沉默着睡了。从此，她很少再怨他什么，他也几乎没有再动手打她骂她。日子在岁月中磨合得有了几分不是默契而是配套，渐渐地开始了一切都想着孩子成人，和孩子成人后的住处及替孩子们寻找婆家和张罗媳妇。

    终于，孩子到了年龄，他们也像他们的父母找他们一样，找机会到了孩子的面前，说你二十一了吧，孩子说二十，他们说虚岁就是二十一了，现在人家十八都开始订婚找对象了，再不找，好的都让人家拣完了。说了这话，并不管孩子有什么反应，就去找了孩子的姑或姨，央她们做孩子的媒人了。

    四

    一生就这么过去了，相互的爱是不曾想过。一九九四年组织上派我去河南栾川县“体验生活”，住到一个连队，混熟的却是连队营区边上住的一个当着村长的中年人，近四十岁，初中文化，很精明的农民，曾几次被县上表彰。熟了以后，他领我到山下林场的风光地区走动，见一女子俊秀，和他说话时脸红绯绯的。那女子单瘦，穿红衣，在山里小路上走着，如一只仲春的蝶儿。我盯着蝶儿远去，问村长她的景况，村长说她是林场的临时工，本村人，因家境贫寒，他就安排她来林场干活。说完了这些，村长很神秘地望我，把我当作一个知己，说他见了这女子心就狂跳，女子见了他就脸红，说他和他老婆中间，从来没有过这心跳脸红的感觉。又问说老阎，你走南闯北，著书立说，你说我和这女子这样，算不算爱情？我说若为了这女子，你敢和你老婆离婚吗？他说离啥儿婚呀，我头疼脑热的时候，老婆对我好哩。我说不和你老婆离婚，那女子最多肯让你如何？他说不知道哩，两个人从来没有单独说过几句私话，但她知道我对她好，所以说话了才脸红。

    谁能说这是爱情？谁能说这不是爱情？沈从文一定能从中看出爱情之美，但我们真的把它美化为爱情，实际上太有了几分违心。

    亲自在乡村的小镇上目睹了一对老年夫妇打架，双方皆七十余岁，男的一拐杖打在女的腿上，她便坐在了街上，他便一棍一棍敲打她的肩膀，骂了她许多不是。镇上的人望着那对老年夫妇，置若罔闻，挑水的照旧挑水，下地的依旧下地，竟没人去拉上一把。我过去拉那老婆起来，说老汉你这么大了年纪，不该这样脾气不好。不意老婆竟劝我说，你忙你的事情去吧，我们从结婚就是这样的日子，他要三天不打不骂，准是他生了病儿，或有了别的心思，三五天让他打打骂骂，我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

    我倒讨了没趣。

    这小镇就是我故乡的田湖镇，这对夫妇老人论辈分我得称谓他们爷奶。他们打打闹闹一生，无儿无女，均活到八十岁以上。男的先故，他离开人世时，她痛哭不止，说日子再也没法过了，再也没人打她一下骂她一句了，她实在不知道以后自己该如何地活过今后的日子。果然，男的死后，女的不愿吃不愿喝，终日坐在门口不动，三个月未到，女的也就故了。临死时她交代邻人不用为她再做棺材，说他们活着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屋子，从来没有分开床睡过一夜，她死了还求村人把她和他放进一口棺材。

    农村没有把男女二尸放入一棺的先例，又不是同时死的，又不是兵荒马乱年月。只好一边向她点头承应，一边依照乡俗把她装入了另外一棺。但下葬时，风俗之规得让两个棺材有一定距离，村人们却把他们的两口棺材紧而又紧地靠在了一起。

    五

    有一个现象极值思味。在都市，老夫老妻倘若死了一个，另一个会仍然如旧地活在都市。痛苦之后，她或他去打太极拳或养鸟，把孤寂排遣在生活之外，从而使一个的去世，并不十分地影响另一个的生存。而乡村却有些异样，有一个先行一步，留下的另一个没有去打太极拳的条件，没有退离休工资，不知婚姻是家庭的躯壳是爱之坟墓的都市病的道理。在乡村，一个死了，便迎面而来了孩子的赡养问题，自己不能耕作、不能提水烧饭又无能力理解爱、婚姻、家庭之间的奥妙，总想到一个死了，拐杖丢了，自己还如何活啊？于是，一般不要三五几年，另一个也就仙逝了。而都市，一个死过之后，另一个再活十年八年以上者比比皆是，可乡村，一个死过之后，另一个活不到三年五载者比比皆是。

    乡村无爱的婚姻是悲哀的；乡村婚姻的拐杖是有幸的。

    农民症：贫和愚

    一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九九五国际大专生辩论的实况，其中一场所围绕的辩论主题是农村要发展，首先应该先治愚还是先脱贫。这问题作为电视节目，为了吸引观众而提出来，是一个不错的“节目眼”，既赢得人们的思考，又获得政府部门的赞同，但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就显得组织者和电视台的过分清闲。西方的哲学问人们，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因为有了蛋才有鸡，还是因为有了鸡才有了蛋？具体得很，现实得很。但几百年来，人们无法回答，闹得每一位哲学家都无端多落许多头发。应该先治愚还是先治贫？是治了愚就能治贫？还是治了贫就能治愚？

    有一位主妇，她的孩子病了，急性，高烧。她从中药铺里拿了一瓶人家熬好的瓶装中药，又从西药铺里拿了纸包的西药，回到家她孩子正在发烧得浑身抽搐，可她不知是该先吃中药为好，还是先吃西药为好。她拿起西药时候，想起中医说西医不能除根，治表而不治里；拿起中药时候，又想起西医对她说，西药效快，吃罢烧就退了。主妇眼看着孩子的发烧一度一度上升，烧得嘴唇干裂，面颊通红，有气无力，而她为先吃中药还是西药主意不定万分着急，于是返身跑到医院，请教是先吃中药为好，还是先吃西药为好。待至她弄明白先吃中药和先吃西药一样都好，而孩子病危，一同吃了更好时候，急切切跑回家里，孩子已经不再烧了，身子都已冷了。

    贫与愚，无疑是农村当今的两大症结。农民因愚而贫，因贫而愚。贫之作用，加深了愚；愚之作用，加剧了贫。能治了愚，自然也就治得了贫；能治了贫，自然也就治得了愚。好在农村的症结，是千古之事，慢性的病，虽然天长日久地不见减轻，甚或愈发重了——至少城市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和农村文化、经济的缓慢、停滞，也是贫愚之症，相对地不断加重，但重至何如，都不会如高烧的小孩一样，突然身子冷了。农村症还有时间让主妇跑往医院问清是先中药医之为好，还是西药医之为好。

    二

    农民的贫是有标准的，看得见的。一九九一年我去河南孟津县，才知道这个洛阳近郊的县份，在河南是较为富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镇）能生产小车的，全国大约仅有此县了吧。巩俐好像就是该县某小车制造厂的名誉什么。然该县却还有许多农民住窑洞，吃救济。一家七口人睡在土台上（不是炕），四季不变地铺一张草席，盖一条被子。寒冬腊月，风呼呼，雪刺刺，埋葬了无数帝王将相的宝地邙山岭上，白皑皑了无边际。到了夜晚，这一家七口挤在土床上，谁也睡不着，你拉拉被子，我拉拉被子，最后只好做父母的起来蹲在屋里，让五个孩子缩在一个被里。一九九五年春节，我家乡的黄庄乡某村，数百口人，没有食油过年，一年四季不见油星儿的岁月熬至大年，总得让菜锅里有些油香黄亮，怎么办？按照数千年他们过年的惯例，家家都吃有相当含毒量的黄楝树上的楝子挤出的生油。省委书记、市委领导和县委书记、县长来给他们拜年，望着村落中的草舍，望着村街上少有新衣的孩子，望着贫瘠的山梁和土，望着那些农民布满纹灰的黄脸和脸上同样为人却不同样的日子中的光景。从省委书记到乡里的干部，没有不掉泪的。

    可这些农民却是笑的。他们跪下来，含着泪笑着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年的。他们谁过年有这么大的干部来拜年？我们还有啥儿不满足哇，你们都来给我们拜年了，我们这年比哪个大年都过得好。”

    就在这里的农民中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这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前，而非几十年之前：

    有个姑娘经媒人牵线，和邻村的小伙儿订了婚，小伙儿白天来看姑娘，帮岳丈干了农活，吃过夜饭，到姑娘屋里和姑娘说话，门虚掩了，点了油灯。外面山坡上月光如水，这家农院也清清白白。夏天，有风，蚊虫住风中飞不稳儿，不能停下咬人，于是，全村人都到村口的风头上纳凉。夜半，纳凉的人群散了，新做了岳丈的中年农民回到家，一看女儿的屋门仍还关着，窗光上的灯光仍还晃着，一问，知女儿和对象都还在屋里待着，不由分说，抓起地上的一个小木凳朝那黄光砸去。

    凳子破窗而入。

    小伙子从屋里出来，灰溜溜走了。

    月光溶溶，一院清白。

    女儿随后从屋里出来，未及说什么，父亲拉起便打，骂说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大热的天，屋门关着，第一次和人家见面，就在屋里钻到三更半夜不出来，没想到我们家会出你这个不要脸的妞。

    想想看，一男一女，都正当年少，情花初绽，钻到屋里还能干什么。说话？第一次见面能有那么多的话？闷坐？大热的天，为什么还要把屋门关了呢？不说话，不闲坐，一男一女还能干什么？父亲打了女儿，全村人都围来劝看，不到一夜之间，乡村老少就知道这女儿第一次和人家见面就在床上那个了。如何了结？方法是现成的，前人留下了一条上路的方法和经验。

    姑娘当夜投井去了。

    来日，消息不胫而至邻村，小伙儿的父母听说儿子头次和人家女儿见面就有了那事，把大门闩了，把儿子叫到上房。

    父亲说：“说吧。”

    儿子说：“说啥？”

    父亲说：“你昨夜里干的好事。”

    儿子说：“我啥儿也没干。”

    父亲说，你还嘴硬，人家人都死了。如此说着，他让儿子跪在祖先的牌位前，脱掉鞋子用鞋底噼里啪啦打着，千层鞋底落在儿子二十岁的脸上，如同把熟了的豆荚装进麻袋，用木板去抽打麻袋脱粒，顿木的灰色响声，绕过祖先的牌位，翻越这农家的院落，在乡村明净的天空之下的田园上，起起伏伏流动不止。当然，小伙子不会像姑娘那样去寻了短见。小伙子等父亲打够了、打累了，觉得这打也可向对方姑娘之死交代些什么了，父亲说，滚吧，你个孽种。之后，小伙子进了自己的房里。

    这当儿是少有的奇静，父亲歇息的气息在宁静中如夏风样丝丝有声。然就在这时，儿子在他的屋里有了一声撕心裂肺如寒冬一块巨冰从悬崖上朝崖下跌落一样半青半白的惨叫。

    做父亲和母亲的从上房冲进厢房儿子的屋里，看见儿子的床沿上有血，而床前的地上，却已是一片血海。屋子里弥漫着猩红的血气。在这血气里，在这血海里，躺了他的儿子，儿子的身旁，一边扔了一把菜刀，一边落下了被他儿子自己砍掉的生殖器具。

    贾平凹总是称那叫尘根。

    三

    贫和愚原是不可分的一个乡症。

    一个人行之竹林，双腿遭了蛇咬，均已毒深，我们为先锯他的左腿还是右腿犯愁，而医人想得深些，说先锯左腿或是右腿他都得终身残废，都是一个包袱。怎么办呢？愁呵。这时候站出来一个白痴，说让我爬在他腿上的伤口吸吧。我们说先吸哪条腿呢？医生说，哪条也不能，这毒蔓延到第二个人身上怎么办？

    孝花凋零

    中国自誉有许多传统美德，美至一种繁花似锦的田地。然继承传统的呼声，却在近年紧锣密鼓地敲得愈发厉害，这似乎表明，传统的花朵，遇到了深秋时节，瑟瑟秋风，也是漫天而过，该谢的自然谢了，不该谢的，也不再花香逼人了。

    孝，怕是最被人们认可的传统美德。历史留下的花朵，自然凋谢的自然谢了；人类催谢的，人为谢了；久开不败且总有浓郁花香的也就是这朵孝花了。然时至今日，随着二十四孝图的失传，表明了孝花飘零，香不如故，负义的春风，讨好地吹着京剧这棵落叶之树，而孝花在深秋中随风起伏的花瓣，无论如何哀乞，也追不上春风的疾行。

    孝之所以孝，是因为穷才孝，是因为血缘而孝。孝相随人类群体形成而萌动，随着孔子出世而盛开，二十四孝图的产生，使孝花红得漫山遍野。隔着一个世纪，你也能嗅到孝花扑鼻，噎人打嗝。除去二十四孝图不说，就十几年前，安徽淮河倒流，年年水灾，和河南交界一带，大批逃荒的人涌进豫境。我家乡每年都接待这样一批客人，有求必给，哪怕是一个窝头。一九七五年春节，因前夏大雨，小麦颗粒不收，村里家家过年不吃饺子。村里张姓一人，外出去洛阳打工，年三十赶回，居然从洛阳带回二斤白面，回家一半给了分过的父母，一半给了妻的娘家，自己仍是吃玉米面过年。大年三十吃玉米黄面，但他夫妻的孝心可嘉。张父用那斤把白面包了一碗饺子，三十晚上吃了几个，其余留下大年初一一早下锅，以求新年吉利，下季粮丰。可刚从锅里捞出，忽然安徽的逃荒人进来，把碗伸到了灶房门口，张父忙接碗给他打捞了三个饺子，说你吃完出门，讨饭的人多，我家只有这一碗水饺。荒人听了，朝张父跪下磕了一头，说我不吃这水饺，我爹我娘还住在村头打麦场上的场房屋里，我做儿的不孝，我不能养活双老，让他们跟我出来一道逃荒，一年来走东串西，过年了我得让他们吃一口白面。

    十几年时间，那时候孝花开遍乡村，儿女孝顺，天经地义。河南发生过儿子不孝，不养老人，全村人义愤起来，活活把儿子打死，又各家轮流养活那老人一月，直至老人享了天年的事。岁月并不很久，今天你到乡村再也难寻这类事了。婆媳不和，十家八九；儿不养父，也有三四。郑州郊区农民，一九九五年三月发生连环诉讼案件，皆因孝与不孝。一个老婆八十三岁，状告儿女三年不给她一文零用，致使她生病在床，无钱医治，无人过问，差一点儿死了过去。儿女在法庭上辩护，说自己不孝是真，可我们自己有三男二女，都已成婚，五年来也没给过我们分文，我们土里刨食，去哪弄钱再养老人。于是连环反应，把这三男二女带上法庭，让他们坐在被告席上，三男二女则异口同声，说自己父母还不年老，有地可种，有粮可吃，还没到必须由儿女养活时候，我们不养活犯了何法。一时间竟弄得法庭无言。这种不孝并不如何让人惊讶，倒是此案上了法庭，在全村人中没引起任何波澜使人胸闷。有记者去村中走访三人，有二人回答，说法庭连这事也管，你们真是清闲，想管了家家都有这类事情，管得完吗？

    世风日下，最不该下的是孝风。

    父子关系淡化伊始，大约与近二十年西方文明的狂风登陆有关。美国的父财不留子，子大不养父被作为新型的父子关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到了广泛宣传，忘了背景是美国是世界首富，老人无需儿女赡养，儿女不需父财也照样可衣食丰足。最先接受这种世风的是中国城市，父母你们都有工资，休息了有退休金，凭什么再让我们儿女每月给家里交钱？父母说你们不交不是？不交了你们让我们带孩子，带交上保姆费来。小两口躺在床上一算，交保姆费也比真请保姆合算，毕竟他们老了，孤独，喜欢孙儿孙女，交了钱也得有一半用在他自己的孙子孙女身上。于是，都说社会进步了，忘记了孝花凋谢，只看见京剧的落叶。

    苦了的是农村。西方文明之风真正吹至田野，还隔着千山万水，城市变味的春风倒清闲地刮来，由于距离，从风之形成，到吹至村口，过了夏天，连初秋都已在昨夜消失。风还在，时已迁，秋风过了田野。一代新人开始滥饮了城市的啤酒，狂唱了城市的歌声，霹雳了城市的摇滚，二十四孝图残渣的旧画墨迹，被啤酒冲淡了，被乐声洗去了。

    有一个父亲，他儿子能挣能花，且有几分孝顺，每个月都给他几十上百块钱，可一连数天，他发现儿子跑十几里路到镇上的乡村舞厅跳舞，回来时父亲候在门口，说你去哪儿了？儿子说跳舞了。

    父亲说：“你过来。”

    儿子不动：“有啥事？”

    父亲说：“喝酒没？”

    儿子说：“喝了。”

    父亲上前一耳光掴在儿子的脸上了。

    儿子捂着脸，看看父亲，走了。走了又回过头来说：“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父亲，我不是你儿子，你再也甭想花我一分钱。”

    孝花便开始凋谢了。

    试说农民之懒

    农民的懒，是人们最为日常的话题，就像生活中的一道家常小菜，有几日不食，生活便少了许多味道。很早的时候，我曾多次动念，想过说说农民之懒，未敢动笔，是因为苦于自己读书甚少，不能引古博今，旁征论议。然念头熬人，烈旺的时候，如入沸油，今天想到虽然自己读书不多，好在自己就是农民，本分得很，地道得很，也算优势，索性也就试着说去。

    农民的懒，实在是一个事实。天上下雨地下流，你说雨天里地上焦干，这话遮不了人的眼目，倒不如揭了疮疤，让脓哗哗流落出来为好。记得儿时，我老家有一位村人，年轻力壮，爹娘死了，留给他三间新的草房。那时候无论谁从那房前走过，都能闻到房草半甘半苦的青黄味道，泥墙上新生的麦芽，嫩嫩如云浮竖在墙面，大凡路过的人都伫立路边，朝那新房眼羡一阵，最后终于有邻村赵姓人氏看上了新房，由房及人，愿把女儿许嫁这个壮人，条件是让壮人垒一堵院墙，装一个院门，更像家些许。壮人是满口应诺了的。事情本也不大，挑着家什，锨和坯模，到寨墙下打出一茬坯，风干十天半月，多在月儿三十，也就可以驮回家里用了。根基用山坡滚石砌出地面半尺，把土坯架有四尺五高，用柳木装出一个门来，也就有姑娘甘愿嫁了。可头年壮人未干这些活计，忙时是忙，春种秋收，闲时壮人懒在日光晒暖，也未干这些活计。日光是温黄的，壮人的脑海也是温黄的，他的思维和日色融合一体、水乳相交。至下年，房到雨季，漏出一滴两滴雨来，壮人用盆用桶接了。又至下年，雨季如期而至，房漏渐大，终于如注，桶盆满了，壮人就随它漏去。房外大下，房内下大；房外不下，房内仍下。第三年，房子最终断了一根椽子，塌出筛子一个洞来，计划雨停了修房，然雨停了，又终于未修。

    五年后，房子塌了，壮人被砸死在床上，而邻村赵姓人氏的姑娘不仅早已嫁人，且还勤勤快快地生过了一双儿女，日子有油有菜。

    壮人是懒死了的。

    城里人是爱说农民懒的，且说的时候，含了藐视的情调，说得有理有据，乡下人听得口服心服。他们说农民穷懒穷懒，你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豆，在河边种些蔬菜，在山坡上种些果树，费了你多少力气？日子不就富裕宽余了？这是过去指引乡下人致富的街头话语。现在，时代不再同了，城里人——城里那些不靠工薪就有好日好月的新的贵人，听到农村还有一家七口人冬天盖一条被子，母女合穿一条裤子，过年没有白面包一顿饺子，或有了政府救济的一些细米白面，却没有点滴的香油菜油猪油，仍然是过大年只吃几个蒸馍，连一盘炒菜都端不上桌去——听了，他们咂一下舌头，问真的吗？你说真的。他们说活该，都什么年月了，还这般的懒，何能不穷，随便倒腾点儿什么买卖，日子也流星着好去。还有一层城里的人，靠着工薪吃饭，他们说当今农民懒时，是在菜市场上。物价贵了，想买青菜，却摆了一市场茄子；想买茄子，却摆了一市场黄瓜。或者，干脆什么菜都没有，她家来了客人，想要番茄凑出一盘凉菜下酒，到市场走了一圈儿，菜市场上空空如也，这当儿她就立在早先专卖青菜和番茄的摊位上，冷眼说农民真他妈懒死了，拿钱送你你都不要，穷，不穷才成了怪事。总之，农民的穷是自古至今，尤其今天北方的农民，令人同情，城里人也时常感慨出几句伤情的话来。但农民的懒，虽也自古至今，却不能原谅，不能理解，不能同情。说到农民之懒，不愤愤不能启齿。政府的干部，忙里偷闲，坐着车子下乡，碰到农村小学放学，孩子们没有书包，全都用城里人买鱼买菜时的塑料袋子，盛了他们的书，盛了他们的笔，盛了他们的人生。手里提着，踏了山路，还站成队形，唱“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干部就哭了，摘下眼镜擦泪，再戴眼镜时候，看见孩子们的父母坐在村头，冬天是在村头晒暖，夏天是在村头乘凉，春秋天在村头谈闲，听老人论古。见到这帧风俗画儿，政府的干部刚刚被孩子们的塑料袋儿书包伤下的眼泪干了，被孩子们的潦倒所激荡起的誓把乡村旧貌换新颜的情绪没了，他感叹一声，说：

    “农民的懒呀，这几千年农业文明养下的懒！”

    农民自己也说自己的懒。村里的壮人姓张，叫常狗，和我家还沾点儿亲戚。埋他时候我十岁有余，围着大队照顾下的一棵柳树，看木匠们解成板，钉成棺，把这姓张的壮人钉进了棺里。钉的时候没有人哭，人们说常狗呀，你怎就懒成了这样，方圆百里没有比你懒的人，漏雨了不知道泥房，下雪了不知道扫路，没啥烧了不知道拾柴，该娶媳妇了不知道成家，你说你天天双肩架头，都想些啥儿？

    另一个木匠说，他想啥儿，他啥儿也不想。

    又一个说，他想，他想冬天晒暖儿，夏天乘凉儿，春秋天在床上睡觉儿。

    究其实，懒死的常狗也不是不想，常狗还有人生之时，我已懂下许多事情，我知道他冬天晒暖常去的是他父母坟上，夏天纳凉常去的也是父母坟上，闲逛的去处，还是父母坟上。他的父母埋在山梁下的一个阳坡，那儿是张姓的坟地，大多坟头都有柳树柏树。柏树是后人栽的，柳树是插在坟头的幡柳棒儿活了。可见坟地的风水之好。冬天，日光在那儿昏黄温暖，如了一片火地，常狗躺在父母的脚头，日光舒服在他的身上脸上，他的双眼眯成一条黑线，如同一段黑丝；夏天，树荫如伞，阴凉凉爽风吹着，不远处的日光里，隐隐有从地热中生成的蒸腾的紫烟，狗在田头守着劳作的主人，舌头吊挂，红成一块淤血。常狗躺在父母的坟下，大半天阴凉都转不离身子，风把他眯闭的眼毛吹得一摇一晃。

    他惬意吗？他不惬意。他躺着干什么呢？他想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原都结结实实，和和睦睦，守着自己的田地，日子不十分殷实，也并不拮据。爹在梁上锄地，到了晌午，他娘提了饭罐，扯拉着他这个常狗，去给他爹送饭。一家人就在田头树下吃了，说些孩子将来读书，明年、后年收拾房屋的话题。大忙天里，比如收麦，比如抢种，爹娘给他捉几只蚂蚱，或者拴来一只麻雀，让他在树下玩耍，娘去帮爹干活。吃饭时候，无论哪个节日，娘总给爹一碗好的，多是一碗油香的白捞面条。爹说怎么又吃白捞面呀？娘说粮食够的。爹说得节余下来盖房。娘说一季节余下多少，我算计着都装到另一个缸了。于是，爹就放心吃了，只吃半碗，那半碗倒给了常狗。

    要盖房的，爹夏天上梁上打草。

    要盖房的，爹冬天去沟里挑碗大的卵石。

    要盖房的，爹春天在寨墙下打了一茬茬土坯。

    要盖房的，爹秋天把粮食担到集市上卖了。

    房子盖了起来，爹就死了。病，生老病死，无可奈何之事。

    爹死了，娘刚三十过几，有房有地，房空着，地没人去种，娘说招一个人来，种地，守家，是个靠山。刚和谁说了，有一夜去外面寻丢了的鸡去，回来就被张姓的人打了，鼻青脸肿，被捆着送了回来。张姓是个大族，单常狗的父亲就弟兄八个，伯三叔四。爹死了去，留下哥三弟四，七条男人都尽了兄弟情分，他们把常狗娘捆绑回家，扔回屋里，说再想男人，就活活把你打死了去。

    伯三叔四走了。

    娘在屋当中央痴傻傻坐了一夜，来日常狗在床上睁开眼时，娘却已悬在梁上半日，脚手都冷凉到冰的青色上了。

    常狗在爹娘的坟上躺着，脑子里昏昏沉沉，黏黏稠稠。本是一个家的，忽然爹死了，娘也死了。他就智慧出一个道理：原来人生在世，是说死就要死了去的。常狗伶仃起来，孤苦得没有边际。烧饭时烟熏火燎，湿柴不燃，干柴不着，趴下吹火，又烧了头发。先前饭时回家，娘已把饭端在手上递来，不回去娘还要去村里寻找，立村头迎风呼唤：常狗，回来吃饭，锅里放了麻油——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好日子说去就去了。冬天连烤火的柴禾都要自己负担。没有柴禾就猫在床上。猫在床上倒也温暖，也能把一个冬天猫晃过去。外面的雪皑皑白了一世，缩在被里，回忆着爹娘在世的日子，时光无影无踪地流了过去，待雪化日出，到爹娘的坟头坐着。吃饭时候，回家路过伯家叔家门口，伯跺了一下脚说，看你娃子懒的。二十岁了只知道晒暖。叔在前边，端了一碗捞面，他走过去，不见叔让一声回家里吃吧，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说叔哎，我想打坯。叔说干啥？他说垒堵院墙。叔说打吧，叔这几天忙哩，你二十多岁了，该自己照看自己了。他站着未动，过一会儿又说，我想借借坯模，叔也过了一会儿说，借借别人家的吧，叔家的坯模坏了。

    终于走了。

    终于没有打坯。

    终于没有娶那愿嫁的邻村赵姓姑娘。

    房子终于漏了。终于塌了。人也终于砸死在床上。

    都说他是活活懒死了的。方圆多少里的路程，都知道他是懒死了的。至于，爹娘死了，他都去坟上想了啥儿，却是没人知晓。至于，孤苦起来，他心灵上承担了多少苦痛，也不曾有人细问。至于，伯骂他懒，叔不仅没有帮他打坯，还没有借他坯模去用，在他一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也不消谁去考究。

    总之，他从此懒了下来，终于懒死了过去。

    还有一道说懒的故事，讲述母亲出门，烙一张大饼，套在孩子脖上。母亲出门回来，孩子已经活活饿死，面前嘴边的饼子吃了，两侧和后边的饼依旧完好。这孩子懒到转一下馍饼都不愿动手的田地。如此尖刻生动地说懒，委实艺术到了无以复加，然这懒得不愿动手转饼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可见农民是真的懒了。只是老舍说过一句叫人心抖的话，他说农民的懒，都是经过奋斗失败以后形成的懒。老舍是大北平的城里人。老舍说这话就不像了城里人，不像了从政府出来的人。以此推论，农民的懒其实是一种防御，向失败的抗争，无奈的休闲。城里人站在街头闲谈，骂的是农民因懒穷而活该。政府部门的官人看见农民在树下纳凉，他自己是坐在轿车上的，骂农民之懒想到了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可是，至今没有骂城里人懒，没人骂官人的懒，也是咄咄的怪事。

    我家乡嵩县，位于河南豫西，又偏又穷，与南阳地区的南召县相邻。相邻的一个王村，离本县县城百余里路，距南阳县城仅三十几里。穷得死起了人，而买不起棺，常有门板抬了，草席盖之而葬。如今有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山路难修，又无钱物，几辈人都想把路与南召修通，几辈人都修路未通。如今发现山中有许多中草药材，南召县城又有中药收购市场，五年前决计再修山道，以求脱贫卖药。怕像前人一样，路修一段之后，重又搁下不修，就决计这路不从本村修起，而从南召朝本村修来，提着锅碗，拉上粮食去了，兴师动众，整整修了三年，几次村人都泄气不再修了，然是从南召修来，不修通村里不得丝毫益处，反给南召县人造福。这般的如此，三个大年初一，全村人都在新修的路上过年，放炮炸死三人，塌方伤了八人，没有气馁，终于路修通了。

    可是，南召的中草药市场封了，偶还有人收买，价低得刨一天中药，卖了只能买半斤香油，更不要说来回还要跑路。终于不能靠卖药脱贫，那些为修路死了伤了的人家，大有上当之感，借了怨气，把指挥修路让从南召朝村里修来的村长揍了一顿，左腿给打折了。眼下，那村长是最懒的农民，一日里丁点儿活儿不干，扶着拐杖，冬天在村头晒暖，夏天在树下乘凉，春秋天在胡同口与人下棋。

    他是懒王。

    云灰色的落寞感

    一

    我选择了一篇文章最差的开头。

    一九九五年二月，春节过后不久，我故乡的省报头版位置上登了如下一条新闻：

    愚昧送她入黄泉

    本报讯：西川县高楼乡小高头村的新婚女子洪玉娥在结婚三日后悬梁自杀，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洪玉娥系高楼小寨村人，距小高头村五里之遥，其新婚丈夫高二明是她初中同学，二人自由恋爱，于新春佳节前夕结婚。大摆酒宴之后，二人欢欢喜喜入了洞房，可在性生活中，高没有发现洪有处女血流出，质问洪婚前有何不端，洪无言以对，痛哭了两天两夜，待过了乡俗中的大喜三日，回到娘家悬梁上吊。为追查洪的死因，高洪两家对簿法堂，后经医生检尸认定，洪玉娥之所以新婚中没有处女血流出，是因为处女膜比一般女子偏厚，初次性生活高未使洪的处女膜破裂。

    洪玉娥的死，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都认为是愚昧和无知害死了洪玉娥，县妇联、青联利用洪玉娥之死，在当地青年中开始了一场向愚昧决裂的大宣战。

    这篇三百字的消息，发在头版的右下角，并配以简单的编者按，按语对洪玉娥之死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并说还将对此事做连续报道。之后，因为在二十世纪关门之时，洪玉娥的死显得奇特而有嚼味，也为了报纸的新闻性、趣味性、可读性、灵活性，省会的晚报、青年报、经济信息报以及西川县所在地区的日报、晚报等十二家报纸，相继对《愚昧送她入黄泉》这篇消息作了转载和连续报道，持续时间一个多月，竟也弄出了一个社会上的沸沸扬扬。

    洪玉娥的死，使许多人都看到了愚昧之树常青的根须在广大农村盘根错节。事件本身在无垠的乡村，平常如雨天的水流，晴天中的阳光。阳光无处不在，水流无处不响。世纪末本是岁月长河中极为庸常的一段日子，可它被我们夸大得神圣而又庄严。这段日子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洪玉娥并不知道世纪的含义，她说死她就死了，她想去她就去了，视人生命运在大街上游荡，抬头是为了前去，转身是为了后行，生乃为生，死乃为死，并无许多深刻和含义。她的死，为人们和世纪准备下的话题，是她种瓜得豆，意外之获。我们永远把农民的愚昧，看为我们这个民族落后的根本症结，是我们从许多经验中得到的教训，从教训中寻找到的经验。中医学认为，医病治根，问病从表，由表及里，抓住根源，除根断源而复体。抓住了农民的愚昧，也就抓住了民族的症结，除掉了农民的无知，民族也就富强起来，如一条直立在世界东方胸肌发达的汉子。我们为玉娥之死而震惊，而唏嘘，而叹息，而惊愕，而喜悦，而微笑，而振振有词津津乐道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云天雾地谈古论今。死，本身并无多少实在的意义，俗言说人死如灯灭，无非是生命的消失罢了。重要的是，它引出了我们的话题，使我们可以深刻起来，可以忧国忧民起来，可以以死为药，医治广大农民的愚昧顽症。至于死之本身，那不是我们民族的事，不是我们大家的事，不是一个团体的事，而是，洪玉娥自己的、个人的、与众无关的事。

    二

    谁看见了那一片风光？

    冬末春前的天气里，日光漫溢在耙耧的山梁上，如同温暖的河流在旷野上浸润着流漫。起伏荡荡的黄褐的梁地，有牛的叫声在朝无边无际中延伸。过蓝的天色，突然间显得高远起来。山梁下溪水的叮当，仿佛有人在敲着锈铜片儿一样的天空，金属的声音踏着山野的陡峭，一级一级地爬上梁顶，世界就愈发显得空寂落寞和人烟的稀少。能听见日光从空中跌落在梁上的声音，仿佛是月光和星光的碰撞，只是这种声音浑浊一点儿，那种声音清明一点儿。玉娥走在这梁上的空旷里，看到了满山遍野的寂寥，黄亮浓烈如深秋的景色，那寂寥的气味，淡如湖水的腥潮，有寒凉的苦涩，从四周向她涌来，仿佛把她泡在了湖水之中。看远处的小路，如草绳结在山梁的田头崖边。偶有提前走亲戚的老人孩子，手里提了柳条红篮，篮上盖了大红的纸张，整个篮儿，宛如跳动在山梁上的一团火苗。要不，这个大年前后，她也要提着这样的篮子，回娘家看父看母，看伯看叔。头年出嫁，少不掉也要去姑家姨家。一家这样一个礼篮，放上猪的一条肋肉，斤把粉丝和过年时油炸的麻花、果子、尖角、球豆，领着她的男人二明，走完这家，再到那家。正因为她头年出嫁，虽已不是十几岁的小孩，说起来已二十二岁，但压岁钱还是必要给的。这年月人都把日子过下了许多颜色，十块二十块谁也拿不出手，就是借，也得给五十元以上。加上二明的姑家舅家，她有十七八家亲戚好走。要从初一走至十五方止，这笔钱约有近千的收入。

    计划是要买个戒指，不戴，做货存着。

    可眼下怕不需再有这些的必要了。

    有一只猫头鹰在谁家坟地的柏树上躲藏着日光卧下来，看着她浑浊无光的眼睛就如一对有些亮色的泥球。她从猫头鹰的身下走过去，心里的荒凉，就如猫头鹰终日所看到的坟地，新草未见生长，旧草早已枯去。而坟头上偶有一些鲜花的风吹草动，又都是新添的坟头上的花圈和花圈上的纸花的飘落。在这茫茫的梁上，由于人们都忙着新年的准备，极难见到有人走动。她从坟地过去时候，看了猫头鹰一眼，猫头鹰也望了她一眼，彼此的对望，有许久的时光和奇怪的默契。

    他说：“你实说你在娘家的相好是谁。”

    她说：“我有相好我全家不得好死。”

    他说：“没相好你流出一滴血来给我看看。”

    她无言以对，便跪在了他面前。她的下跪不知是对自己没有处女血的忏悔，还是对自己贞操的保证。贞操观的问题，是洪玉娥死的一个关键，但由于农民愚昧的深刻，贞操问题我们可以作为另一个议题暂时搁置起来，因为只有愚昧，是八亿农民的一个共同病源，我们抓住了愚昧，就抓住了农民的癌症之源。在省报对洪玉娥之死的讨论中，有一位中文系的教授写了一篇题为《农民：最沉重的社会负担》的文章。文章说：

    中国的农民，终于从一个主人翁的位置上走了下来。我们不再以贫为荣。贫下中农成为一个词语，开始专门形容那些腰包空空的人，或者，供那些贫穷的清醒者自嘲时专用。而占人口八亿之众的中国农民，到了二十世纪之末，他们的贫穷，社会可以给予理解，而他们的愚昧，社会绝不能给予宽容。宽容农民的愚昧，就是宽容我们民族的无知，就是甘愿民族的落后。洪玉娥死足一惜，而一片姓洪的玉娥还在愚昧中睁着无数双无知的眼睛，更需我们急诊疗救，这是我们民族在本世纪末最迫切又最易忽视的任务……

    要看到，玉娥的死，不是一则奇闻，而是向社会敲响的世纪末的警钟。妄谈愚昧，看不到农民的愚昧才是愚昧，教授在文章中不是这样告诉了我们吗？

    三

    玉娥和二明的结婚，就像雨后新苗一样迅疾长了出来。都从学校毕业了几个年月，原来在校，彼此并无多少牵涉，同一个教室而已，读书，作业，考试，也就毕业去了，各回了各自村落。她是想过要考学的，然读了初中，也就终于丧失了那份发奋，始料不及的成绩的跌落，使她感到了未来的黯淡。回到家去，对父母说自己从前几名落到了中游，准备好去迎接那一场爹娘的训骂的决心，像多余的肿瘤挂在她的胸上。父母都说，中游已经不错，女孩子越长越大，跌落下来，是很正常的一桩事情。有了几分庆幸，也有了几分失落，到底从初中的学校毕业回到了乡下。入夜躺在床上，想到他人都进了城里的高中，不免很有了一些后悔，就像一束亮光从眼前渐渐地失去，本来是可以抓住一把亮色，可却眼瞅着自己落在了黑暗中间。乡村的日子，对她是那样熟悉，就如一条干涸沙地上流下的细水，响着微弱的声音，迟缓地朝前浸漫。日子中的活力，都被沙地的干裂吸收得净尽净尽。种地、锄草、收割，吃饭、说闲、睡觉。当然，也可以到镇上、城里做些生意，然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情，怕又不宜她这年龄去做。再者，家中的殷实，也不需她过早地到集市上叫卖。她有些恨了父母，为什么成绩跌下时候，他们没有在她脸上吐下一口痰呢？为什么不一耳光掴打在她的脸上？邻居家的孩子，没有考好，不是被父母吊打了一顿，并在祖像前跪了一个通夜吗？恨了父母，来日她就睡在床上，饭时也懒着不动，等着父母来和她一场对骂。可是，她等了一个空空荡荡，母亲把一碗蛋饭悄悄放在桌角，便悄悄着走了出去。父亲分明是听到了她把那碗蛋饭从桌角扫至地上的，可父亲却只在院里停了一下步子，就端碗走了出去。

    她想她从父亲的脚步声开始，日后就该去踩踏父母的脚印了。果然，饭毕时候，父亲荷锄走至她的窗下，说在家里闷了，就到地里锄去，庄稼人不要想那么多的事情。

    父亲走了，母亲也下田去了。日光从她的窗格里渗落过来，黄亮如她从学校回来时的脸色。有牛的哞叫，粗犷拖拉，如山梁上的岁月一样。沉重地从村口拖曳过去。她在床上睡了三天，最终还是从那床上走了下来，扛着锄头，踩着牛的叫声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炎季，玉蜀黍的苗儿在干旱中耷拉出许多疲惫的景色。各家的田里，都有一二锄地乡人，可人家都是四十往上的年龄，唯她，年龄还如二月的春草。她立在田里，望着自己锄过的一片田地，枯色的黄土中没有一丝的新气。梁下的河流，水已干涸，沙子如长长的一条旧的灰白色的衣带，从天的这边，弯曲断续到天的那边。望着那干涸沙带，她闻到了日子的声息，如犁地的老牛在山坡上的喘息，灰灰白白。永远的灰灰白白。谁家在办着丧事。对面岭上有一支送葬的队伍，被响器的民间音乐牵着行进。棺材在日光中起伏，如一个抬不动的山峁，缓慢得和停住了一样。孝子们的白色，在枯黄的梁色上，在懒懒洋洋的日光中，被凄楚的哭声，更染了几分冷寒，仿佛花圈上白色的纸花在冬天的日子里开满了遍野的山梁。望着那纸花般飘动的一片孝布，王娥的心里飘过了一场更加沉重的霜凉的寒意。

    日子终于这样一天天地走了过去。在独自的时光里，她独自和土地相处着，坐在自家的田头，思索着劳作后的歇息，会莫名地对着山梁撕裂着嗓子大唤几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以为自己就真的死了，躺在草地，冥想着死的欢乐，整个身子便轻轻快快，如飘了起来，及至有蚂蚁爬在脸上，她还浑然不知。还有一些时候，她的年龄在她的脉管里如蛇一样恶毒地爬动，使她浑身一阵颤栗，突然渴望有个男人把她紧紧抱住，就在这无人的旷野，她正锄地，或者正在拔草，冷不丁儿冲进来一个人来，手里持了铁锨或是镰刀，二十岁，三十岁，或者四十、五十都行，总之，他高大、野蛮，一上来先就用什么堵了她的嘴，揪了她的头发，说敢叫唤一声，他就一锨一镰把她砍了。然后，她就浑身发抖，睁着惊恐的双眼，看到那男人的眼里有一团欲火，红红旺旺如飘摆在风中的红绸。她想求他，可又说不出话来，她想叫他一声大哥，说你放了我吧，我才刚刚过了二十岁呀。不料那男人笑了笑，露出了掀在唇外的一口黄牙，说要的就是你这年龄，找个老的我在家就不用出来。然后，他抱住她朝庄稼的深处走去。她在他怀里哆嗦着挣扎，用尽了力气，可他越抱越紧，仿佛抓一只小鸡样，双手在她胸脯上动着。日光又明又亮，刺得他睁不开眼睛。被他踩倒的庄稼棵儿，噼噼啪啪倒在地上清脆的断裂的响声，鞭子样朝她身后抽打过去。庄稼地里，到处是腥鲜的青草气息和他抱住她急不可耐的喘息的口臭的气味。就这么一个样儿，她挣扎着，无力地乱踢乱动，被他抱进了庄稼地的深处，穿越了一片生命的绿地，终于，把她扔了下来，像扔一只羔羊。

    之后，他脱了他的衣服，又动手解着她的扣子，把她赤裸裸放倒在山梁上的庄稼地里。

    她就被一个男人强奸了。

    她甚至渴望被人强奸。坐在自家田头上喘息，望着那些劳作的人，心平气和地想着这样的事情，感到了全身心从未有过的快活，连血液的流动，都加速成雨季梁下的洪河，又浑浊，又奔腾，激奋得她有些眼花缭乱。然激动之后，眼前仍然是一片落寞。起伏的山梁，一个挨着一个，如站着不动的牛群的脊背。庄稼的颜色，黄灿灿和土地融为一体，分不出远处的山梁，哪些是庄稼，哪些是梁上的土地。有羊群在身后崖头上吃草，山羊的尖叫声，在日光中呈出鲜白的颜色，如一条云带从山梁上滑过。她望着渺无人烟的山脉，怀揣了又厚又重的失落，就像心里装了一架山的底座，然后，坐将起来，对自己起誓说，有人从背后扑过来搂她抱她，把她捆起来扛到庄稼地的深处，她绝不弹挣一下，绝不唤出一声惊叫，绝不让那男人有一丝害怕、惊慌和为难。她四下瞅了瞅左右的山梁，发誓说谁把她拥进庄稼地里，她就主动向谁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把自己毫不保留地给了谁去。

    可是，山梁上终还是空旷无人。

    她叹了一口灰冷冷的长气，下地干活去了。干活的时候，她对着天空“啊——”出了一声长叫，用家什把周围的庄稼打倒了一片。

    四

    其实，农民永远处在一种落寞之中。落寞是农民永远的不幸，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上一代、二代、三代，或是新的一代、二代，一出生就被落寞所罩。这种落寞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根源，而又遍是原因，遍是理由，遍是根源。物质的落寞、精神的落寞、道德的落寞、法规的落寞、准则的落寞、家族的落寞、血缘的落寞、土地的落寞、人格的落寞、权利和义务的落寞、婚姻和爱情的落寞、传统和风俗的落寞。落寞感满山遍野，无处不在。农民可以富裕，可以有知，可以摆脱社会无时不在批判的愚昧，却没有能力摆脱他们落寞的感觉。这个社会，从历史上说，从根源上说，从我们划分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算起，农民不是社会的农民，社会而是农民的社会。那时候，农民主宰着社会的一切，这时候社会的一切都在主宰农民。谁主沉浮？谁都主沉浮，唯农民不可。农民成了社会的农民，而社会不再是农民的社会。从此，农民被历史甩落在落寞的泥淖。无边无际的泥淖，眼前无岸，回头无岸，茫茫野野，弥漫着腥臭的气息。有人站在山巅遥望泥淖的无际，指点江山，却不肯伸手把农民从落寞的泥淖中朝他脚下费力拉上一把。他们给农民指出了许多出路，却唯一没有指明让他们如何摆脱落寞的感觉。落寞感已经渗入农民的心灵。农民的血液已经被落寞感稀释得不再浓稠，不再艳红，不再腥鲜，已经最终成了滴入了几滴红汁的没有价值的水。他们为落寞呐喊，他们为摆脱落寞苦斗，这正如在泥淖中挣扎，愈陷入愈挣扎，愈挣扎愈陷入，最终被泥污水浊而淹没。沼泽地里的一切奋斗都显得徒劳，唯麻木可以撑起一架不陷的小舟，把八亿农民装载其上。然小舟负重，水已淹至舟顶，不动则已，动则沉没。洪玉娥的挣扎，正是掀翻了她身下不堪重负的小舟。即便冒着舟没之险，今天的她，也要在落寞的沼泽里滑动。她心中其实从今天的社会里萌动了一个欲念：在麻木的舟上坐着，不如撞死在落寞的崖边。看见了秀丽的风景，决不会停步在腐朽的草地，哪怕落寞的泥淖是多么浩瀚，也要用生命去滑动断杆的木桨。

    五

    走出泥淖去吧。性，贞操都是原因，走将出去才是结果。

    玉娥的转机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她去镇上卖秋红的柿子。她本不用卖的，她的家境并不需要卖柿子钱去填补啥儿欠缺。欠缺是完整的一个部分。没有缺欠，才是最大的缺欠，就和没有痛苦才是痛苦一个道理。人必须有所缺欠，有明显需要补救的缺口。否则，哪里似乎都完完整整，他会感到哪里都有欠缺，感到有巨大的欠缺如陷阱一样深藏在他的心中。

    秋末了，从树上摘下的柿子堆在一个棚架上，十天半月之后，就大都瘫软下来，软得如一个个红兜儿里盛满了水。一个院落都透亮着柿子的甜味，仿佛有一股甜腻腻的微风盛在容器中被关在洪家的院内。

    她说：“下一集我去镇上卖柿子。”

    娘说：“你见过谁家二十的闺女在集上卖柿子？”

    她说：“下一集我去镇上卖柿子。”

    爹说：“想买啥你去买啥，家里不欠你那几个柿子钱。”

    没有人让她去集上售卖柿子。之所以没有人让她去，她似乎才找到了必去的理由。天是淡蓝，有云在梁上浮动。赶集的人在俗约的日子里，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梁道上，担的，抬的，提的，喘着粗气儿赶路。而那些纯粹去买些什么回来的庄稼人，则两手空空，或夹了一个袋儿，挎了一个篮儿，成三成五地结着伴儿，又说又笑地跟在卖者身后。他们说笑的声音，清水粼粼地在路边上流动。玉娥挑了两个半篮的柿子，踩着别人的说笑，终于就到了五日一个逢集的镇子。这镇子有七个乡的农民必须到这儿买买卖卖，安排他们肥瘦不等的日月。而集上的风俗，玉娥已烂熟于心，虽是头回作为卖主出现，却并不陌生于市面上的生意要仰仗挑选一个繁华的场地。她选在了十字路口的一角，她很随意地就选了这一角空地，随意得就如经过精心安排一样。一切变故都从这一角开始。这一角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仿佛她今日作为卖主，并不是为了柿子，而是为了寻找这一角的开始。她不问别人柿子多少钱一斤，也不计划自己的柿子卖多少钱一斤。太阳至偏正之时，又暖又亮在空中似要跌落下来，悬得无依无靠，把她的柿子也照得无依无靠，红亮亮两个半篮并在路边，如丢落无主一般。她远远地坐在两个半篮的后边。赶集的人渐次多了起来，口渴时有人过来问多少钱一斤，她上前说多少钱都行，那人便惊异地望她，说你是第一次做这生意吧？她红了脸儿，怔怔地盯着那人挑选柿子的一双大手，忽然惊疑，那双大手和她渴望有人从她背后扑来，把她抱进庄稼地里的大手一模一样，十指粗粗，指甲缝里像藏了一牙月儿样青黑的垢泥。还有手背上的青筋，蓬勃起来，犹如二月间胀鼓起来的椿树的枝条，曲曲弯弯，似要从手背上的皮肉中挣脱离去。她壮了胆儿，她决计要等那人买完柿子的时候，仔细地盯盯那人的脸，也许他三十岁，也许四十岁，也许五十有余。他短茬的头发中有刺一样坚硬的白发，夹杂着就如黑发中闪着的针。她要看看他的脸，长的、短的、黑的、白的，粗皮还是细肤……可惜，那人蹲着挑了几个柿子，丢下五毛零钱，没抬头就又转身去了。她望着那人的后影，心里的失落就如忽然塌陷的一个洞穴，及至那人汇在集市上的人流之中，一点一滴消失在河中的漂叶样的时候，她心中的酸楚，冷不丁儿如被一场雨水样淋湿、漫溢，最终成为一汪水泽，把她自己淹没去了。

    她远远的重又坐在篮后。

    她等待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到来。

    就来了。

    是高二明。

    他说：“谁的柿子？”

    她站起来。

    他又说：“谁的柿子，没人我就吃了哩。”

    她本欲去的，却又坐了下来。

    他唤：“我吃了啊！谁的柿子？”

    左右卖东西的人都扭头看她，她偏却坐着不动，仿佛那柿子与她无关。

    他竟果真吃了起来，一口一个，蹲在篮的边上，一连吃了三个，她才走将过去。他拿第四个柿子要吃时候，她说你是贼呀，你偷吃我的柿子！

    他抬起了头。抬起头的高二明嘴里还塞着半个柿子，用手将嘴擦了，柿子咽了，要说什么野话，却微微一怔，说了句是你呀，洪玉娥，你在这儿卖柿子？

    她有几分惊喜，又有几分泄气，说高二明，几年不见，你不是学校那个样子哩。

    他说，我在镇上当搬运工人，渴得要命。

    她说，我家不让我卖，是我自己来的。

    他说，啥年月了，挣一个是一个。

    她说，吃吧，家里多哩，我家不缺钱花。

    他说，你不用卖了，我替你挑到车站的货场，几十个搬运工人，每个人都能吃十个。

    他替她挑着走了，这一角繁华就成了她人生的转折。

    她跟在他身后，告别了她厌烦人生的过去。

    卖完了柿子以后，车站上的搬运工们狼吞地吃着，他把钱收好数好给她，她却站着不走，痴痴地盯着他看，发现他真的不是了学校的那个样儿，高了，也横了。肩宽得如一扇门板。二百斤重的盐包，居然能夹在胳膊弯里小跑。他把盐包放入盐库，回来说玉娥，钱错了吗？

    她说，没错。

    他说，你没走我以为钱给错了。

    她说，我看你夹着盐包小跑。

    他说，搬运工人都赤皮露胯，你别笑话。

    她说，快晌午了，我想请你到餐馆吃一顿饭哩。

    他说，你该请我，我替你卖了柿子。

    她说，走吧？

    他说，等一会儿，你请我我一定不让你掏钱。

    便就去了。

    餐馆在车站东侧，名曰“白云酒家”，酒家内人并不多，空下几张桌子，仿佛是专门等他们到来它才空的。坐下，要了几样荤菜，还有二两烧酒。本是午时吃饭的钟点，同学相见，叙几年景况，没有什么可疑心之处。然二明吃着，玉娥却静看他的吃相，如一条饿狼。她说你慢些吃呀，他说我慢不下来，惯了。她说你不怕人笑话？他看了左右，说你笑话我吗？

    她说，我不笑话。

    他说，就是。

    她说，你不怕我笑话？

    他说，同学，又不是对象。

    她说，你有了对象？

    他说，没有。

    她说，我要是你对象哩？

    他怔了一下，放下筷子，静着看她一阵，说你要是我对象，我叫你一声奶奶。

    她说，叫吧。

    他没有叫她，隔着桌子，从桌下把手伸去，一把将她的手给捉住，又用自己的双腿，夹住了她的一条腿。

    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由他这么冒险着做了这些，过后她说，你就和土匪抢我一样。

    六

    玉娥的死，是一个爱的画卷，也是一个反抗的过程。寂寥的落寞，是乡村在今天这个社会觉醒以后的敌人。她的一切狂想和作为，是她最大限度的反击。她不期望落寞在乡土社会中消失，只期望自己从落寞中逃离。逃离成为目的，在她心中无论明确与否，目的都如阳光般照亮了她构想的未来。从镇上回来，高二明便竖在了她的心中，他的手，他的腿，他坝一样的肩，他腥臭的汗，活生生在她心中感化着，燃烧着她的乡村的情感。爱并无确切的定义，而因异性所激起的情感的潮动，是爱情最起码的浪花，没有这样的浪花，说爱就如在人流中叫错了你熟识的一个人名。玉娥感到了爱的涌动，她被潮水翻卷着随波逐流，不做任何思维的反抗。相信她正在从干涸的落寞中被迅速而来的潮水卷入爱情的海面，及至二明把她送至镇外，拖到无人的崖下，把手放入她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她都没有任何动作的反抗。那时候她浑身瘫软，如她卖的柿子，倒在他的怀里，任由他去自由，而唯一说的一句话是：

    “二明，你像流氓哩。”

    这句话使二明从她怀里缩回了他热汗淋淋的手。

    她盯着他看，说：“你不敢了？”

    他笑笑：“留着吧，不留着结婚就没了新鲜。”

    结婚前的过程不在时间，不在作为，而在他们彼此的心灵。过程的简略，使他们很快接近目的，因为和所以凸现在山梁的落寞之上，过程被浓缩在彼此的内心成为燃烧的火种。

    三个月后，他们进入了洞房。当他从她身上翻卷下来以后，他没有看到那一滴红血，他便进一步在床单上寻找。她说，你找啥呢？他说，你在娘家准有相好。她惊奇地看着他，说，我有相好我娘家老少不得好死。他说，血呢，你的血呢，你还说，我是流氓哩。

    从一种结果迅速跳入了另一种结果。

    省会的大报小报全都做了连续报道，一个月后有关愚昧的讨论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做了结束。

    愚昧何时休

    本报评论员刀剑

    《愚昧送她入黄泉》所引出的思考已经不言自明。数千年来广大农民深受愚昧之害，在今天二十世纪之末，西方国家文明程度之高已令世人咂舌，可在我们中国农村还有为贞洁而自寻短见的惊人事件，充分表明愚昧之深之广。愚昧乃农村贫愚之根，不除必将影响八亿农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影响我国下个世纪的十年经济计划的实现。西川县妇联、青联的工作做得好，以洪玉娥之死这一事件，在农村广泛开展和愚昧告别活动，是社会发展所需，是两个文明所使……

    一场关于愚昧的讨论结束出了一朵完美的鲜花，党的机构对报社和西川县的妇联、青联予以很高的评价。这种作为讨论了愚昧，也被愚昧所戏。而乡村浅灰如阴雨天气般的落寞感依旧满山遍野铺展到无边无际。牛的叫声依旧粗犷沉重，呆滞如山梁上农民的日子。送葬的队伍依旧白孝飘飘，把乡村固有的凄苦从民间音乐中吹得海深水长。落寞中的土地，依然是黄褐的颜色，极目千里，宛若湿了水的阳光铺在起伏不定的山峁之上。唯一有所变的，就是坟地中又多了一个墓堆，墓堆的土上，终日坐着洪家的玉娥，在微笑着观赏乡村的落寞和落寞外的我们。

    乡村血质

    乡村作为一个名称，与城市对立处世。在农民眼里，城市就是林立的高楼，宽展的马路，五彩的衣服，以及工厂、商店、人流和男女之欢，总之，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而在城市以及乡村以外的任何人眼里，乡村就是山川上的村落。往细处说去，就是房草、树木、果实、牛羊、土道、婚丧嫁娶、种种收收。究其实质，这认识皮毛的十二分可以，正如了你说你认识我，知我姓阎，名连科，进一步说去，还知他模样、穿着，甚或读过他写的小说，真正说到连科的血质，却是不知的。人都是有血质的，这血质除了极少的血缘人和亲友，其余很难知道。难知结果了难认。不知其血质——人的内在，说认识也就是说知道罢了，肤浅得很，充其量，达到辨别之目的。

    乡村，在都市眼里不仅是田园牧歌。

    都市，在乡村眼里不仅是繁华热闹。

    一场水灾来了，房倒屋塌，家破人亡。大水过后，满目疮痍。田野上的庄稼原已基本熟了，走在大小路道之上，都能闻到温热的馨香的淡红气息，这时候，庄稼没了，烂黄的淤泥里，有一枝一叶浮了黄泥的庄稼、头发或者衣物。几天十几天之前，你一家人围在一起，盘算着收获以后，盛不下的粮食放在哪儿，是否再置几个缸或屯粮的笸箩和席围，可眼下，站在无边无际、没有了地界、积水片片的田头，你不得也不能不盘算明年或今冬是否要去省外逃荒要饭。当然，讨饭的讨饭去了，留下的要把塌了的房屋收拾修整一番，要把水后的田地耕种一下。该上坟了，还要记住去给新坟添几锨黄土。

    若是旱灾，庄稼全都死了，河水干了，井水也旱干了，吃水要跑十几里山路，到一个崖下，把水桶放在一块石上，等那崖头的滴水，不急不慢地把桶滴满。接水时候，男女相聚，先骂几句天气，再说几句下季该种啥儿粮食，最后无话说了，抬头看天，天深云移，繁星清丽，月亮移到了山后，这个当儿，必须有一个人说：“谁说些啥呀！”

    另一个说：“谁谁说你和寡妇怎样好的。”

    谁谁想了一阵，说：“说就说，谁不敢说呵。”

    谁谁说了他和寡妇相好的末梢，连同床上的细节，听了都一阵大笑。女人们细听了，想这寡妇真不要脸，想这寡妇也不枉人生在世。可在男人说完之后，女人忽然想起自己是个女人，就悄悄退到一边去了。

    家里死了人的。常言有训，说大悲莫过于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中年丧妻，不好续弦，身边又留下一堆孩子，命定后半生终年得又当爹又当娘。老年丧子，小的死在老人之前，黑发先去，白发多病，你让白发还如何活着。但偏偏中年丧了妻子，老年丧了儿子。丧了妻子就丧了妻子，你把妻子埋了，让不谙人世的儿女们在坟上向娘磕下仨头，扯着他们回家，给他们烧了一锅面饭，他们吃着，你坐在妻子常用来捶衣的石头上或门槛上抽烟。旱烟，或者纸烟。一袋一袋，或者一支一支。抽够了，你替孩子们洗了锅碗，扛着家什下地去了，日子依旧地过，田地依旧地种。

    老年丧子，丧就丧了，埋的时候，你的邻人和风俗不让你到坟上，于是，你就到你孩子种过的田头去转。丧葬的队伍回来，你说着谢话，去给人们倒水。人们走了，余你一个孤寡老人，你站在空空院落一阵，望望天空，拿起斧镰，上山拾柴去了。再或，挑了粪筐，去村外拾粪去了。儿子死了，你还要活着。

    人说：“爷，你想开一些。”

    你说：“阎王叫他去的，我有啥法。”

    时兴了生意，张家发了，盖了与城里瓦舍无二的楼瓦。楼瓦雪片。你从张家门口走过，看看，该卖豆芽，还卖你的豆芽；该种你的葱蒜，还种你的葱蒜，未曾更改。

    还有别的许多——乡人、乡土、乡书、乡孝、乡曲、乡武、乡社、乡学、乡党等。但我以为，所谓乡村，这才是了乡村。这是乡村的血质。当然，乡村血质里还有去坟地伐下一棵大树，供儿女到城里读书，渴望儿女衣锦还乡。就是这些，七七八八，苍白或者冷凉，构成了乡村的血流。认识了这些血流，你才勉强识了乡村。

    中国的乡村，实质就是农民聚落一起，面对苦难淡然地一笑，正如城市在创造中的失落和失落后依旧地创造。

    称谓与忍

    这种表明相互之间血缘或其他关系的称呼，在农村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绝不是儿子称父为爹、称母为娘那样的浅直，那样的没有学问。今天，在都市称人同志已显几分老派，称男先生，谓女小姐，或谓女士，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似乎也表明了文化和修养，是你是否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最起码的标志。

    这种被看成了标志的称谓，使人真切地体验了一种虚假的情谊和相尊。然在农村，朋友间称兄道弟；邻居间称叔谓伯；同村人爷奶叔婶；邻村人大哥大姐；过路人伯爷娘奶；如此的称呼，由来已久，频繁普遍，却使人感到实实在在的自谦。这种自谦的真实是以自卑作为根基的，因而它显得真实。如过路人四十余岁，到村头问路，碰到的是一个三十几岁或二十几岁者，他会唤他大哥或叫她大姐。如你赶路赶得口干舌燥，想讨一口水喝，一脚踏进人家大门，院儿里蹲着一个五十岁的妇女正在洗衣捶布，你就会叫她大娘或者奶奶，甚至一眼便知自己年龄大于对方，也是要哥姐哥嫂地相称。称呼在农村不仅是称呼，确切地说，是乡村的文明。都市人已经从农村这种称谓中感受到了农村人的自卑，没有骨气，太缺少自尊，说不是他们瞧不起农民，是农民太瞧不起他们自己。在城市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农民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忽然找不到了要去的地方，问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姑娘，说大姐，往某某街去从哪儿走？这姑娘乜斜了一眼农民，说谁是你大姐！然后，她怏怏地走了，觉得晦气，觉得自己年纪轻轻，被人称为大姐是一种污辱。回家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脸上并不多深的被化妆遮盖了的皱纹，心里骂农民真他妈老土，没有文化，甚至到吃饭时候，她还恶心农民叫她一声大姐。

    城市的称谓是在年龄上遇大叫小，称职务遇小叫大。三十几岁的少妇，万万不可称她大嫂，你叫她一声小姐，她会感到全身心的受活，尽管她早已不是小姐。他四十几岁，下岗了在路边卖着冰棒，你过去问路，称他先生，他会极热心地告诉你朝东走，再往南拐，通过一个红绿灯什么的。他的这份热心，来自他对他的厂长、老板、经理时常西装领带，车接车送地出入宾馆、筵席的了解，使他感到了他在都市工资入不敷出，又处处遭人冷眼的压抑，而你称他先生，别的陌生人也称老板为先生，这使他感受到了一种人权上的平等。当然称副科长为科长，称副处长为处长，而面见科长、处长，说一些他将迁至比科长处长大的位置的虚话，或提前称科长为处长，称处长为厅长，这是城市人处事最基本的常识。这种情况下科长或处长一边纠正你称谓的过错，一边内心深处会漫溢一种甜蜜，使他很长时间沉浸其中。

    这不是都市人的肤浅，而是都市的文明。今天都市文明中使人感受到了一种虚狂向上的精神，一种虚荣的自尊精神，一种中华天下独我的精神。而农村则恰恰相反，从黄土地中出来的人，讲的是自谦、自卑、低头、向下。有一首称谓歌在都市已不堪为人所知，然在农村，上百年来一代一代被农民传唱。今天，已是二十世纪关门之时，而这称谓歌会和先生、小姐和女士的称谓一样，随着世纪的关门之声，进入一个新的年代。

    见了老年人你称大爷

    见了中年人你称伯父

    见了青年人你称兄长

    年轻妇女称大嫂

    年老妇女称老奶

    中年妇女叫人家大娘

    小女孩儿你叫人家妹妹

    多说好话少赶路

    出门在外见人施礼才应当……

    这就是称谓歌。这首称谓歌，明明白白表现了农民那种自谦自卑的低头精神，和都市称谓中虚狂的平等、人权的意味恰成相反。但是，这些集中体现一个道家思想中……“忍”字的农村的称谓歌却有一个背景，就是送儿进京去赶考。歌的开头几句就是“我儿进京去赶考，有几句言语记心上，见了老人称大爷，见了中年人称伯父”。这就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父亲母亲送儿进京的称谓上的嘱托歌，这首歌用河南坠子和苍老的哑嗓，配以捆绑在腿上的木鱼，经民间艺人唱出来，你能感到一种无限的苍凉。你能看到白发双亲，年老体衰，依着倒塌了院墙的门框，望着进京赶考以求功名的儿子一步一回头地上了大道，他既不放心家中的父母、妻小，又对赶考毫无信心。可乡村中人，不赶考又干什么？种地能出人头地吗？然而赶考又没把握，方圆上百里的农人，一代一代地去考取功名，有的甚至考至白发银须，考死在荒凉路上，又有几个能榜上有名？一种农民绝望的心理，一种遥远的微弱的希望的光明在这唱声中淋漓尽致。而农民也正是在绝望中，怀揣着一个“忍”字，朝那一豆灯光一代一代走了过去。然而，却没有哪一代农民，接近过那一豆神灯的光明。明知道路途遥远，光明不可企及，可还是要一步一步、一季一季、一年一年走下去，还要让自己的儿孙们满怀希望地走下去，这就是农民，是从古到今的农民的虚妄的精神。

    与称谓歌可称姊妹篇的是在农村流传更广的忍字歌：

    老人爱讲忍字高

    心字头上一把刀

    哪一个不忍都得把难遭

    我说这话你若不信

    表一代古人如何把忍看得高

    姜太公能忍把鱼钓

    活到八十把朝保

    苏秦能忍刺股椎

    六国丞相他为高

    吴儒能忍要过饭

    挨门乞讨品玉箫

    韩信能忍钻胯下

    登台拜相他保了汉朝

    ……

    这首歌中更加重了虚妄的精神，告诉你忍是达荣的桥梁。只有忍，才有可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你忍、我忍，山梁烈日下低头锄地时忍，河边小船上低头打鱼时忍，一代一代农民忍了下来，忍就成了民族的低头精神，成了一个民族达荣的桥梁，使这个民族的前方也终于有了虚妄的一豆油灯的神光如苦海中的佛灯虽昏黄却还是照耀了四方。河流般的时间终年终月地流淌，到了今天，欧西文明自“五四”东进停顿之后，到底又来了一次西方文明向东的卷袭，最先遭到突袭的是都市，在都市最普遍被认可下来的是小姐、先生、女士的称谓。我们从这些称谓中，看不到了农民那种低头相忍的成分，却感受到了不诚的虚狂的精神。

    是否就算进步，暂且也亦未可知。

    也许这就是进步吧。

    无聊与道德

    农民给都市提供了许多笑料。乡村生活——过去的还是现代的，都是都市生活的补充。农民是他们生活中最好的笑资源，不用费力，每一个都市人就能开发出一筐一车。他们笑农民的语言愚笨，笑农民的衣着后于时代，笑农民多子多福，不计划生育的观念。笑农民以为的一切可笑之处。认为农民没有不可笑之处，甚至于农民的性格。

    我有一同学，在深圳电视台负责“一日一笑”节目，就是每天播一个近似于小品的笑话。他千里迢迢，乘机北上，在北京豪华的宾馆住下来，召集朋友、文人，约人给他讲述笑话，谁若叙述一道令人捧腹的笑料，可当场得到三百元的稿酬。这件事情，本不值厚薄非议，因古时就有《笑林广记》一书，想必也是如此产生了的，但意外的是，三日之后，同学来到我家，向我描述的一个他所得最满意的笑话，竟是一个农民性格的细节：

    一日大风，山坡上树摇草伏。有一挑粪的老农，头戴破草帽从山下上来，风一吹，草帽就顺风而去。老农为追草帽，搁下担子，顺风追去，不想那草帽被旋进一股龙卷风里，在山坡上起起落落，他却无论如何努力也追它不上。老农挑粪没有出汗，追这一顶破草帽倒汗流浃背了。他从这面山坡追到那面山坡，终于风缓步至追上了旋风，跳一下抓住草帽。然后，就在这以后，他没有戴上草帽返身，而是双手撕着草帽，如撕碎一块破布，撕碎了再把撕碎的草帽摔在地上，拿脚跺着，骂道：“我叫你飞！我叫你飞！……”

    我想这则笑料制成电视短片，在深圳那地方一定能赢得深圳人的笑声，能赢得都市人对农民愚痴的讥笑，使他们在茶余饭后，得到些微的轻松。

    但农村人也笑都市人。虽然不如都市人笑农民那么广泛，但也时能找到笑柄。过去他们笑都市人到农村指着小麦苗说，种这么多的韭菜给谁吃呀。现在这笑话老了，因为有了笑话，都市人也都分清了韭菜小麦。眼下社会，商品经济得十二分可以，农民笑都市人的资料是，都市的奶奶爷爷，抱自己的孙子、孙女，竟要每月收几十、上百元的保姆费，星期天儿女去看父母，父母要收他们一顿饭钱。这样的事情，因为西方文明日渐地东进，尤其美国生活方式一泻千里地对中国都市的影响，都市人以为做爷爷、奶奶，收些保姆费用，是完完全全地合着情理。做儿做女的，交一顿饭钱于父母，不仅合理，且还时髦，不这样于时代潮流便相去过远。

    同样是块笑料，都市人总笑农民愚笨，而农民今日则笑都市人之道德。都市人酒足饭饱之后，千里迢迢找笑买笑，农村人则端着他的清汤海碗，为吃饱肚子拼挣着而笑都市之德。穷有穷的笑题，富有富的笑资。时代前行了，所取笑料也自有所变，但谁笑得更为深刻，谁被笑得更有意味，却是要费些周折地琢磨。

    私欲说

    一

    布告上枪毙了一个人。农民，赵某，因争地界而犯致死人命罪，判其死罪执行枪决。枪毙那天人们都去看了，人山人海，在一个干涸的河滩，沙子被踩得叽哇叽哇。太阳悬顶照耀，人们的头上都有一个光圈。对面山坡上的庄稼地，有一阵阵粉红淡淡的熟玉米的腥甜气息。赵某被从那田旁带过去，他回头望了一眼玉米地。他就是因和邻居争那玉米地的地界，致死了人命的。邻居说他多种了邻居一垄地，他说是邻居想讹诈他一垄地，这就吵了起来，骂将起来，至末邻居到田头挖出一个埋在地下的红砖界石，界石果然就跑在了赵某种的玉米地。

    邻居说：“看这界石，你还有啥话儿说？”

    赵某无可言辩，举起铁锨，一下就把邻居砍死了。

    二

    这是农民无可辩说的私欲，为了一垄地，二十七棵玉米，竟然打死了一个人。

    农民的私欲像鼻涕一样被世人所唾弃，说起话来，发现了对方的贪图，就说你他妈的和农民一样自私。农村是一个自私的王国，这样说怕不会有人辩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另一层含义就是，我种瓜就要得瓜，种豆就要得豆，不让我得那是不行的。农民没有自觉的集体主义，农民的一言一行，都要和他根本的利益相联系。下雨了，先看自己的房屋漏不漏；下雪了，先要把自家门前扫一扫。任何人都说农民的私情最重，仿佛除了农民，其余都大公而无私。邻居房子着火了，他不是先去救火，而是跑回家去，抱一床被子，捺进水缸，捞出来先搭上自家和邻居家相近的房头，然后再跑到村口，大声地唤着救火啦——救火啦——某某家里着火啦——你看，何等的自私。走在街上，三人一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城市的居民，一个农民，前面地上突然扔着一个干瘪的钱包，知识分子瞄了一眼，装出和没看见一样，走过去了。城市居民看了一下，犹豫一阵，也过去了。走在最后的是农民，他看见钱包，不假思索，几步上前，拾起钱包就装进自己口袋了。

    三

    赵某被捕之后，那时我初习写作，去采访赵某，有这样一段对话：

    现在，你承认是你占了邻居一垄地吧？

    承认。

    一垄地，少得可怜，何苦呀！

    地，不是别的，一垄地胜了一担粮哩！

    当时你占地是怎么想的？

    我啥儿也没想。

    没想就占了人家地吗？

    占地不用想呀？想要了就一垄垄侵嘛。

    你这是又私利又蛮不讲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哩。

    知道了你还强占人家一垄地？

    我想要地我讲理还要人家啥儿地。

    后悔吗？

    打死人我后悔，占地不后悔。

    占地不后悔？

    邻居家也占过人家的地，还把两家共用的活墙变成他一家独吞的私墙哩。

    农村都相互占地吗？

    不占地了占房子，不占房子了偷庄稼，没有一户清清白白的。

    四

    依赵某之说，私欲的普及，到了铺天盖地，似乎农民家家户户不偷即抢，至少私利的便宜是决然要占一些。如果你是真的农民，你对农民真正地了解，你应该对赵某这话——承认。

    必须看到，农民是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私欲的与都市不同的社会。独特的环境，无不弥漫着私欲的气息。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我们几乎看不到人类有多少私欲。但我们常说，阶级的产生，是基于私有制的萌芽的基础之上。既然私有制可以孕育阶级，私有制不孕育农民的私欲，就成了一桩咄咄之怪。其实，没有私欲，又何谈私有制。私欲是私有制的精神财富，物质是私有制的可视物体。农村从来都是笼罩在私有的氛围中。田是自己的，房是自己的，树是自己的，连坟墓也是自己的。空气为公，而又取不尽，不需为其争执。河流为公，浇地时谁田在上游，自然先浇，下游无法辩论。其余风雨雷雪，老天对农民在一定范围内又总是平均分配，你门前有雪，我门前皆白，无须论说什么多少。再者，天不由人，争了无用。唯一的情况是，解放后实行的人民公社化，公田、公河、公树。公的结果，是土地的重新私有。有目共睹的情况是，公时，人心因私而公成为躯壳，出工时的缓慢，收工时积极，做工时拖拉。是对公的有力抵抗。遇了突然的天灾，没有人为公而御。一切都在强制的措施之下。强制本身对抗着人的天然的私欲，最后形成今天农村的格局，是我们这个社会向私有的一次重新的认识，也是人们向私欲的一次缴械。

    五

    乡村私欲的氛围，是一种田园化的图景。种公地的时候，田埂可以小些，土地可以不平整一些，树木可以光秃一些，山坡可以荒凉一些，庄稼地里虫子可以稍多一些，肚子也可以稍稍饿着一些，房子可以漏雨一些。但，私了之后，私欲得到了诗意的尽情发挥。田平埂直的庄稼地里，从来都散发着他们浓郁的汗香。烈日下捉虫子的他们，猫在地里，头顶上翻飞着红粉的蝴蝶。新盖的房子，一家比一家规模宏大，一家比一家花样出新，单单一个门楼，从中国农村南方的水边，到北方山梁的崖下，不知该有多少式样，多少文化的讲究。而肚子，是决不能饿上一点儿，除了没有近年盛行的扎啤、瓶啤和花生米、猪头肉，时刻等着农民们去餐食。一切的一切，在诗意的私欲下，盛开着被政府和诗人赞赏的花朵。

    但是，今天的花之盛开，正是昨天赵某说的“不多占地了占房子，不占房子了偷庄稼，没有一户清清白白的”——那种大众私欲、集体私欲、互相私欲的根的催发。在十五年之前，在今天农村许许多多的地方，普遍的私欲，仍是赵某的形式。仅偷庄稼而言，种瓜得有人看瓜，种菜得用人看菜，若一夜无人看守，来日失之过半是常有的事。比如全村人都种玉米，家家玉米丰收，也有许多农民在田头顺手牵羊。但是，我们只能在“没有一户清清白白的”上去理解私欲的普遍，而不能在普遍私欲上去理解没有一户清清白白。农民种的是庄稼，每个人掰别人或公家一个玉米棒子回家煮了是非常正常的事，正如我调查过的三家建在大都市的卷烟厂，工厂每月给男性工人发有足够的烟抽，给女性工人按市场价格不要烟的补钱。然而，他们还是到车间顺手牵羊，那种偷烟的方式和普遍，我说出一个比例数字会让你不敢相信，而最通常的方法，是大饭盒里，还有半盒剩饭，至下班门口的检查人员身边，打开饭盒让人看了，也就走了。那饭盒下，十有八九有两包有特殊包装的香烟。烟厂工人家里如果应市场开放之潮，做有一些生意，十有八九缺少不了卖烟这个项目。

    六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私欲的普遍，并不仅仅在于农村的农民。而农民的私欲，之所以被世人广泛唾弃，恰恰是因为私欲过小，多是贪图蝇头小利，而被人们瞧不起了，才不断被人们谩骂和讥笑。最庸俗的一句话说，杀一个人谓之犯罪，杀一片人谓之英雄。我们用这话套之农民私欲当然不对，但在农村，找不到大贪污犯却是一件事实。充其量也就是赵某这样的恶人，强占人家一垄田地，多割人家一耧小麦，睡至夜半，心里空空落落，起床摸到田野上转悠，有公家的瓜果就偷公家一篮瓜果，公家没有，随便摘哪一家都成。

    在城市，找不到为点滴小利致死人命的案例，没有谁为一个瓜果而甘愿被判刑，没有谁为一垄田地赔上性命。没有自己的田地，少有自己的私房，你种你瓜，我得我豆，多对小利不屑一顾。知识分子，那就更是不要说了，以清高自居，以清高自誉。可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城里工人，一个山里农民，三人并肩走着，同时看见前面扔了一沓儿数目可观的钞票，知识分子心里跳了一下，扭头找是谁掉在了地上。农民心里一怔，想天呀，这么多的钱，我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农民在想的时候，知识分子在看的时候，都市的工人已经不假思索，箭步上前，拾起那沓儿钱，一招手，坐上出租无踪去了。这件事留给农民的，是一生每每想起都要袭上心头的懊悔，留给知识分子的是钱被别人捡走后的酸溜溜的失落和在报纸上暗藏酸楚的清高的感慨。

    原来，区别不在私欲的有与没有，而在是干瘪的钱包还是厚厚一沓儿可观的数目。农民拾了一个空的钱包，落了一个私欲的名声，人家捡了一沓儿厚钱，落了个眼疾手快的赞誉。

    七

    回到赵某的刑场上来。

    人们人山人海地被挡在一条大堤的外面。赵某被带到了一个崖下，背上插了牌子。先他还能走能动，当过去那片庄稼地后，看见刑场上有他家人准备的一口白棺材的时候，他的腿忽然软了，瘫在地上，却是一步路也不能走了。执行的人去地上拖他，说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他扭头望着架他胳膊的两个战士，说我有句话能给家人说吗？战士说不能说啦，有话说给我们，我们把话带给你家里的人。赵某不再说啥，被人家连拖带架地拖至执行枪决的一堆沙子的后边，他身后留下了他双脚拉地的深深的犁痕。让他跪的时候，他却无力跪将起来，总是趴在地上，执行的人拉他三次，他仍软如无骨，浑身哆嗦成一堆烂泥。

    战士说：“好歹都是一死，你何不英武一点儿。”

    赵某听了这话，慢慢跪直了身子。且当人家端枪瞄准之时，他又回头有力地大唤了一声：“给我家里人传一句话儿，说我欠村头店里一包烟钱还没还给人家，让替我把这钱给……”

    枪响了，把农民的私欲一枪决了。

    短视说

    目光短浅，这是从政府到各级部门，从大学到各个城市对农民形成的最统一的共识之一。说农民目光短浅，既显出说者的深刻性，又不遭听者任何异议的驳斥。农民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最终从知识分子开始议说，倒得到从农村出来的还满身是土的工人、学生、干部而本身仍然还是农民的人的承认，也就算完成了这命题的普及。终于，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一加一等于二的看法。

    值得推敲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反“右”斗争，使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以惨重的代价，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农民。做农民期间，他同样还忧国忧民，整日里一脸的秋风落叶，每每同农民中的他们相遇相见，谈国家命运，论民族前程，但不谈农民目光短浅了，不说农民又懒又馋了，不讲农民的愚昧无知了。有一个北京的教授，曾经到我家乡做了农民。当我知道他是教授之后，已经看不出他是教授。住在村头的两间草屋，饭时和农民一样蹲在村口的饭场，下田一样卷着一条裤腿，分粮时一样计较秤高秤低，上街买东西时一样挑肥拣瘦。国家培养一个教授需三五十年的时间，培养一个农民只消三年五年也就够了。他说他不幸被划成右派，有幸认识了农民。一九九二年他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下来，第一件事是回到我的故乡看看他熟识的农民。遗憾的是，他在那住了十二年零三个月的那两间草屋不知何时何故扒了，在那草屋的旧址上，他说了许多话，其中一句是，要让毛主席永远不离开韶山冲，毛主席一生忧虑的也是春种秋收，丰产欠产。

    这话一语道了真经。

    目光远大和目光短浅都是环境和环境中人的自身相互作用所获的秋果。教授考虑的不是他学生未来在社会中的作用，而是下学期他学生的毕业分数，没人说他们目光短浅。领导只考虑他在任期间能让群众记住他的一些政绩，军人只考虑他所守境界的安然无恙，总统只考虑他干些什么才能连任，决不会有人说他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反之，会说他们尽职尽责。

    然谈到农民，话就有了别味。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历史的病症。

    不是为农民的目光短浅辩白，而是说农民并非目光短浅。压根儿不是目光短浅。

    种秋希望整个秋天都风调雨顺，种夏，希望整个夏季雨水适中，种瓜希望个儿大汁甜，种豆希望角稠虫少，这原本和领导当任要留下政绩是同样远近的目光。当然，好教授都想让他的学生在未来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好军人也都渴望世界和平，可你怎么就能排除掉好教授渴望他的学生成才没想到他自己桃李满天下的荣誉？军人渴望和平而没有不需打仗使他精神上马放南山的庆幸和喜悦？偏就是农民年年月月地祈祷月月年年的风调雨顺，多打粮食就是一个短视。

    也许是说农民除了想到土地再不想别事，所以才视为目短。可听说一个士兵想当将军，人们齐呼他是好的士兵；听说开车床的工人想当工程师，说他理想远大；可听说一个农民，努力想让亩产超千过万，就会说他“没有文化，还尽做好梦”，“除了粮食，除了吃喝，没有别的”。

    有一个村长，到北京游览参观，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庄严地站着，到底想些什么，他说这广场让农民晒粮食该有多好啊。这是农民目光短浅的最好事例，可没有人知道他们村去年粮食丰收，所有的麦场、公路、草席、单子都用来晒了，各村各家刚晒完第一批，就连遭暴雨，其余粮食未及晒干，全都霉在屋里，又等于减产一半。

    农民不思国事，是因为农民不知国事；农民不忧政局，是因为农民不了解政局。从家院，到田园，从晨曦，至暮昏，日日地劳作，抬头是山，低头是田。来往的皆是同村邻人，巷议的皆是婚丧嫁娶，土地对脚的束缚，山脉对目的阻挡，一年四季忧虑的是这季粮食是否能吃至下季，如果不行，是用一斤细粮进城换一斤半粗粮，还是卖棵树或者一头猪，买些粮来补上短缺，这景况你还让他忧虑别的什么？

    忧虑生活之外的远大，必须要有那份供他忧虑的悠闲。

    知识分子做了农民，没有谁再说农民之长长短短，然他们回城以后，环境变了，地位有了，做农民那段生活成了他倾诉痛苦的资本，且一次次倾诉也从含泪而转至自得时，他又有了忧虑所需的悠闲，他也就又开始著书立说深刻起农民的短视了。

    好在，农民都是可以任人说的，他不计较。

    麻木：农民生存的唯一武器

    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用小说来讨论一下农民的麻木，这种尝试无疑带有出力不讨好的风险，但在诸多谈论农民麻木的文章中，这样一种试图也许会使你的阅读感觉获得一些新的变化。

    一

    午后的四月，气候温暖而又舒畅，桃色的这个季节，把耙耧山脉红得满山遍野，川流不息的麻木的感觉，在这个季节中，旺盛得青翠欲滴，宛若村下河边的草地，密不透风得茂如一片射不进阳光的森林。乡土社会的村人们，这时节常常失控自己的理性，生发出许多越轨的举动，愈发把季节弄得麻木不仁，如一片失去知觉的神经。时候正值午后，阳光中有温白的懒味，村落在山坡上闭去了眼睛，惺忪的气息在胡同中漫浸着荡动，犹如停下来喘息的风。牛的叫声，夹裹了四月青草的腥鲜，汪洋在村里村外。睡的人睡了，没睡的立在村街上，听着牛的叫声，品味着青稞气息，议说着春夏秋冬。就这个时候，假设就在这个时候，洪家的老二，从山梁下气喘吁吁地跑将上来，汗珠子晶莹剔透，落在地上轰然炸响。他边跑边唤，嗓子如一条流在干涸沙地的河流，吱吱吱地响声中，酝酿着一场淹没乡村和土地的水流，使人们看到汪洋一片和房倒屋塌，凄楚如地震的图景。然在这样汪洋的图景中，人们依旧立着未动，洪家的老二唤着跑了过来，又唤着跑了过去。立在村头议说的人们，听到老二的唤声，微微一怔，说洪家实在该把孩娃弄到医院治病，半大不小，十八二十，治好了也不是就讨不到媳妇，也不是不可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人们在老二的唤声中说闲，老二在人们的说闲中狂唤，事情就终于有了开端。

    赵家的老大把苗家的老四强奸了。

    事情是在山坡上的一片林地。林地里阳光明媚，穿过枝叶间的光色灿烂成盛开的桃花。苗家的老四今年十三，水灵灵如晨中的露珠，无论立着站着，都透着诱人的晶莹。她在林地里掐菜。这个季节里是掐菜的季节，十三岁的年龄是掐菜的年龄。她正掐菜的时候，赵家的老大走了过来，先拉住她的手，说领她去到河边走走，那儿花花菜、马齿菜、红秧子遍地都是，苗家的挣出手，说不去说她要回家，赵家的就把她揪了过来，吓唬说她要敢叫一声就把她扔到沟里去。苗家的怯怯地站着，由赵家的自由自在地脱了她的衣服，把她放倒在她的衣服上，无声无息地把她强奸了。林地那一片阳光，一片稚嫩的腥气，一片海洋的红色，一片蚂蚁爬动的感觉。在洪家老二的叫声中，拖泥带水地漫溢到午时的村落。

    人们并不理会洪家老二的狂唤。人们只理会洪家的是个傻子，日日都在编造一个他独有世界中的故事。洪家的唤声在街面上回荡，就如一只与村人无关的鸟在村落中飞翔。有人流氓——有人流氓——这不完全的句子，是飞翔中折伤的翅膀，它飞着跑将上来，村口就正有村人在立着说闲，讨论集市上的价格，估计小麦在今年的产量。

    他说，赵家老大是个流氓。

    村人们说，物价越来越贵。

    他说，赵家老大在强奸人哩。

    村人们说，五毛钱买不了一兜儿盐。

    他说，强奸的是苗家的老四。

    村人们说，这菜长势不错，到时候能卖一个大价。

    洪家老二无奈地朝村中走去，边走边唤就像有人在村中一路叫卖。而那些说闲的人们，在他的唤声中散回了家去。散回家去，这是一场麻木的开始。任何一场麻木，都有所开始，有所结尾。往日的麻木，是今日肥沃的土壤，把今日滋养得流油般肥壮，宛如插上筷子也能发芽的黑色的土地，麻木就在这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今天是麻木收获的日子，苗家的老四被赵家的老大强奸去了，血在林地里流了一片，小草在血地中沾沾连连，过后又长得格外壮实。倘若人们这时候沿着洪家老二的唤叫，循声望去，定能挽救一场悲惨。悲惨会在人们的脚步声中退将回去，留下来的只是一场虚惊。虚惊是没有结果的开始，悲惨是过程以后的结束。洪家老二在林中狂唤的时候，赵家的老大刚刚解了苗家老四的扣儿，她嫩白的肌肤如湿润的白纸，使人感到一触即破的危险。可惜午后林地四周空无一人，可惜洪家老二看见了这一幕，不是唤着叫着跑回了村去，而是跑回村后才唤着叫着。林地全是槐树，低矮而又浓密，在山腰上黑压压如一片落在山腰上的云，把洪家老二的叫声挡在了林地之外。赵家老大没有听见洪家的叫声，他先对苗家的哄着吓着，乃至脱光了她的衣服，把她强硬地放倒在草地的衣服上，就像把一条玉石摔碎在了地上，到此，洪家老二的叫声就失去了它一半的意义。软玉已经破了，随着苗家老四的一声尖利白亮的惨叫，血便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洪家老二的叫声，这时候也就在村的南头，被一个耳光打得戛然而止。

    这一耳光是洪家爹打的。他去村外喂牛，拌上饲料，坐下抽了一袋烟，从牛棚下不慌不忙走了回来。听到儿子的叫声，他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到村口迎着儿子就是一个耳光。

    儿子怔着，说赵家老大是个流氓。

    洪家爹瞪着自己的儿子。

    说将苗家老四的衣服脱了，精赤条条。

    便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

    说在村北头槐树林里，不信你去看看。

    又一耳光打将过来。

    儿子就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其所受委屈水深海深。他抱住头，捂了脸，哭着说着，把他看到的场面说得单调简略，而又真真切切。最后左邻右舍都被惊动出来的时候，洪家爹又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人们看到的是父亲对儿子的管教，彼此劝说几句，也就都又回家去了。

    这时候，赵家老大也把苗家老四强奸完了。

    二

    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平平淡淡》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正是赵家老大强奸苗家老四被洪家看见了的故事。强奸是一个案例，但小说写的不是一个案例。小说中写了一些道不明白的乡村文化，但在这所表现的乡村文化中，麻木却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种醒目的色彩。

    麻木是一种病症。

    医学上十分明了地指出，由于神经系统发生某种疾患，身体的某一部分有蚂蚁爬动的感觉，这种生理现象为之麻；而感觉的完全丧失，则为之木。麻木一词从医学向社会学的移植，是医学的拓展，是社会学的进步。而把麻木的社会意义，专利于中国农民，则是社会学对农民偏激的深入。如今，全社会都对农民的麻木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无可奈何。这种对农民麻木的认识，并非从鲁迅开始，但自鲁迅始，“农民的麻木与麻木的农民”之深入人心，却要归功于伟大的鲁迅。《阿Q正传》、《祥林嫂》和《药》等小说经典意义的深刻，怕正是与鲁迅对“麻木的农民”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或者说，鲁迅小说的深刻，正是他对中国“国民性”认识的深刻，而麻木则是鲁迅认识到的“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麻木是“国民性”的躯干。一个寓意、象征麻木的人血馒头，足可以警醒几代农民和几代中国各色的人群。

    可惜，真正的农民并不看鲁迅的小说。到了今天，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华老栓早已死去，坟丘都已荒芜，人血馒头也不再有了，但麻木的农民和农民的麻木却依然的青枝绿叶，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人们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麻木是农民生存中最有力的武器。

    贫穷中的农民，如果他们连麻木都已没了，那他们还有什么？鲁迅的伟大，使后人不敢对他妄加评论，但我们是否可以斗胆地问鲁迅一句：不让华老栓用“蘸着人血的馒头”对抗他华家的命运和华家所处的社会，那华老栓还如何能在那个社会中活将下来？正是因为农民把麻木当作了他们生存的武器，他们才一代代地生存了下来。贫穷、饥饿、无知、辍学，受人歧视、欺凌，遭人讥嘲，土地的逐渐缩减，社会给农民带来的不公，知识对农民的遗忘，战争给农民带来灾难，风雨对农民的不均吹降，物价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停滞，政治对农民以安抚为手段的冷漠，经济给农民带来的躁动的无可奈何，任何一项，如果农民不用麻木来与之相抗，农民都将无法生存，都只能以死去来作为逃避。

    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麻木更有利于他们生存了。战争的降临，他们手无寸铁，眼看着马蹄从庄稼地中踏将过去，刺刀扎进了人的胸脯，又明了反抗的直接结果就是庄稼更将倒卧，人头更多地落地，唯有麻木才能使这些牺牲最小的话，他们就没有理由不麻木。这是历代战史告诉他们的经验，从奴隶社会开始，有哪一场战争不是因为农民的觉醒、农民的参与，而致使农民的终结更加惨痛？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国家的绝对人口，战争的灾难无可选择地最终要落在他们头上。他们以麻木来忍受战乱，以麻木来抵抗战乱，甚至是用麻木来缩小战乱的灾难。面对疾病，面对无知，面对愚昧，面对婚姻道德和风俗沿袭，面对封闭的环境和因此世代无改的观念，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麻木。

    麻木不是为了愚昧。

    麻木是为了生存。

    愚昧导致了麻木，麻木促使了活着。活着就需要麻木，只有麻木才能够更好地活着。我们可以批判麻木，痛恨麻木，诅咒麻木，可我们在批判、在痛恨、在诅咒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创造了什么不再麻木的条件？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权利、自由、平等，甚至温饱，那么，如果再没有了麻木，那他们会有什么？

    三

    继续说赵家的老大，强奸了苗家的老四，最初看了讲了的是洪家的傻子老二。《平平淡淡》中的第八节有了这样的结尾：

    洪文鑫家里，正在忙着烧菜。傻老二被打发出门去了。洪家的女人不亦乐乎在灶房叮叮当当。赵林和洪文鑫对坐在一张桌上，摆了茶水和烟。赵林说让洪老师破费实在不该。洪文鑫说我也是高兴，哪想到有这样结局。赵林说多亏了苗家人的宽厚，洪老师说，仇还仇，仁还仁，你这次也是让苗家感动了的。说话之间，苗家爹推门来了，都起来让座，倒水。拐了一个话题，说到粮食，苗家爹说今年的年景不错，雨水丰足，一个耙搂山脉都有望丰收。又说到犁地，洪文鑫对苗家爹说，牛闲了，你什么时候犁地都行。

    苗家爹说，种还早哩。

    赵林说，啥时儿犁，让老大去干。

    苗家爹笑笑，说拾了一片荒地，不知长不长庄稼。

    洪文鑫给每人敬了一根纸烟，点烟时点到苗家爹前，特意把火柴吹灭，又换了一根新的，说苗哥，我敬你的仁厚，犁地时你再不要提那料钱和牛的苦费哩。

    苗家爹认起真来，说那怎么行哟。

    洪文鑫说，你给我钱，就是笑我不仁哩。

    赵林说不给也就不给吧，同村人的，接钱也叫人脸热。这时候菜就炒了出来，几个盘儿，见红见绿，还有半瓶白酒，三个人用三个空碗倒了，各有盖了碗底的深浅，碰着浅喝。洪文鑫的媳妇，菜也炒得地道，味香色鲜，摆在桌上，极其的悦目。三个人都是中年，边喝边说，没一人提起那件事情，和没发生过一样，气氛好如这个季节。四月仲春，到处都是温暖，空气透明地亮着。边喝边说，说了许多话儿。赵林说了他镇上的生意铺子，一年能赚几千，把苗洪都给吓了。村里没人知道他有那么大的赚项。苗家爹说他老二老三，多亏洪老师教时做有基础，考试都在高中的前边几名。洪文鑫说他不教书了，仍改不了读书的毛病，前几天读了一本老书，说清朝时候，有一个张姓的惯偷，被慈禧下旨通缉，他逃到一个山上，到山下村里偷了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被发现后，老妇要告知县衙，却被老汉拦了，不仅不报，每夜还把吃的做好放在门口，或不闩门户，放在屋里桌上。这小偷偷得手顺了，就专偷这双老人半年。冬天到了，忽然一场大雪，天寒地冻，小偷又冷又饿的，又偷到老人家里，见门上挂了一捆棉衣，拿走穿了，又软又暖，十分合体，连棉靴都大小合脚。明白过来，当夜去跪在老人床前，认做了儿子，再也不偷不摸，耕耕种种，孝养二老至送终入土。说有年慈禧路过这儿，知道此人就是当年她下旨缉拿的惯偷，成了方圆百里的孝子以后，给老人写了一匾，书“仁力无边”四字，刻在碑上，竖在坟头。赵林听了这个故事，说有这样事情？洪文鑫说，当然有哩，就发生在耙耧山脉。苗家爹说，哪个村的？洪文鑫说，东梁马家涧的，仁力无边的字碑还在马家的老坟上竖着，说这事县志、地区志和省志都有记载，我看的就是一本志书。

    说到这儿，酒也尽了，又煮三碗面条，各自吃了。收拾了残羹，擦了桌子，三人静静坐着，抽去一根烟后，洪文鑫看着赵林不语，目光有了询问。

    赵林把目光落在苗家爹的脸上，说苗哥，给侄女说了吧？

    苗家爹看着擦净的桌子，说，透了风儿。

    洪文鑫问，同意？

    苗家爹说，她还小，明白不了许多。

    赵林说，咋办？

    苗家爹说，写呀。

    洪文鑫就去里屋拿了笔墨，取出纸来，把一张七寸宽的白纸单儿铺在桌上，又回去拿出一张旧报，一本旧印颜帖，随手掀开，端详一阵，在报纸上，仿帖摹了一个庄字，一个仁字，一个光字，笔字都顺了手腕，扯去报纸，在白纸上书写起来。他写得很慢，比过年写对子慢了许多，每字的每一笔画都十分讲究，连赵林和苗家爹都看得累了，她媳妇替他泡的一杯青茶都放得冷了，水面上结了一张皮儿，才把那一张纸给写满。并没多少字的。文是：

    婚书

    赵家老大赵刚与苗家老四苗娟娟癸年四月约成订婚，男十七，女十四，皆为自由，双方至死不悔。结婚日期，视情可早。婚后男女双方，相敬如宾，恩爱白头，孝敬双方老人，容忍双方过失，生儿育女，立业为上，成仁爱夫妻，做祥和人家。

    最下是苗家爹和赵林的落款及日期。写完之后，洪文鑫先自默念一遍，不见错字漏字，又大声朗读一遍，问还有啥儿，苗和赵相互看了，都说满意，就是这个意思，洪文鑫便依样又抄出两份，取出印泥，让苗赵滚了指头，在三份上各按了自己手印，用嘴吹干墨迹，三人各收藏一份，说了谢话，便就走了。

    走时，赵林掏出了四十块钱。

    洪文鑫变了脸色，说我洪文鑫是为了这钱？

    赵林说，洪老师，我赵林要收你那四十块鞭子、缰绳和铧钱，你说我赵林还是洪家峪的人吗？

    那钱就硬是放在了桌上。

    临近秋天，树叶落时，苗家老四因下身常有女病，下学在家医着，中医西医，有药则轻，无药则重，终不见有愈时候。请了高明大夫看了，说孩娃应早些完婚。

    苗家爹去镇上铺子找了赵林，赵林说让他们结婚是了，结了婚让侄女来镇上守着铺子，当营业员，又清闲，又干净，腾出手来我做别的生意。

    依着风俗择吉，选了好日，为中秋当天。择吉之后，又过礼纳彩，赵家进城办了什盒彩礼，内装衣料几色，五颜扎线、糕点果品和一对玉的耳环，一只纯金戒指，以示冰清玉洁，心地如金。接了衫礼，苗家给老四看了，老四也都满意。说起来老二、老三都还在城里读书，老四是不该嫁的，年龄小哩。可情景如此，也就当成一件大事办理，把赵家送的婚钱买了衣服、床上用品，砍几棵树用火烘干，做了一路箱桌陪嫁。村人也都知道根底，愈加同情，都送了许多物品添箱，如衣物、首饰、梳妆用品，把箱柜装得满极，桌子抽屉里都塞了单子、被面、毛线等。八月十四，男女双方，都到坟上举行了请祖仪式。十五这天，一个村子热闹起来，大街小巷，盛满了脚步的声音。

    苗家除了读书的老二、老三还在城里，老大和女婿都赶了来的，姑、姨、舅家，男男女女，和苗姓同祖，几十人在苗家院内进出。院子里是门都有喜联，是树都贴喜字，红得烂漫。日色也好，金黄着暖人。为了隆重，苗家请一班器乐，赵家亦请一班器乐，都是耙耧山脉有道行的民间乐手。洪文鑫是苗赵双方的总管和主持，协调了许多事情。因是同村，百步相距，旧时的轿子没了，风俗也嫌过旧。骑马在现时流行，有人为了致富，养马备鞍，专为结婚人家租用，用一天百元，不算贵的。可苗家老四年龄浅小，又有下病，不能骑马。当然，也不能让步行入门，赵家便到城里寻了在政府做事的亲戚，借了一辆副县长的轿车，不给租金，用后给司机一个红包，包十元五十元不等，再有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也就齐了。

    日出时分，轿车从梁上开了过来，司机吃了一碗白糖荷包蛋，便在司仪的指挥中从赵家开了出来。车走得缓慢，在乐声中朝苗家开去。

    苗家听到赵家的鞭炮，大女婿就吩咐人马各就其位。抬箱桌的架好了扁担，放鞭炮的燃好了大香，搀新娘的系好了红绳。这时候赵家接新娘也就到了，庞大一个队伍，鞭炮声、说笑声不绝于耳。本来就是中秋佳节，洪家、苗家、赵家三姓，几十户洪家峪的人家，一百余口百姓，为婚事忙着的换了衣服，不忙的也换了衣服。在早饭不久，太阳偏东，日色黄灿，人们就都围了过来，形势比过年还盛。飞舞的炮纸，震耳的炸响，流荡的火药的气味，挤拥的人们，把一个乡村的中秋节弄得好生的繁闹。对面山梁的百姓，前后村落的村人，都立在村头高处朝这洪家峪张望，有的闲人也朝这儿来了，仿佛看戏。

    苗家的在一切停当之后，忽然出了事故。新娘子不肯离开父母，在屋里抱着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原来都是说好了的。年龄虽然不大，但这婚嫁都已懂了，自己的景况，也都知道。学校的生理课上，老师也略讲过一二，利害她也明白。为了治病，说到婚事，也都默着认了。可今儿当真离开，她似乎懂了过去许多应答得不该，竟在屋里哭着不肯出门。门外赵家鞭炮声声，音乐如潮，催得急切，这边新娘子就是不肯走离上房，任人如何劝说。苗家大女婿到院里找到了苗家爹。

    苗家爹在人群中默着一阵，脸上浅黄，进了屋去。

    门外的乐声停了，实在吹得累极，吹不出新娘，就都歇了下来。还要匀些力气留着，待新娘出门时一路吹奏。鞭炮也绝了声响。忽然静了下来，看的人互相询问，也都听见了上房新娘撕裂嗓子的哭，如一条河在流着，都说这新娘真的懂事，对爹娘亲哩，哭成了啥儿。洪文鑫原在赵家安排事务，等得急了，也从赵家跑了过来。

    洪文鑫问，咋哩？

    大女婿说，不肯出门。

    洪文鑫说，哭几声避避邪气，图个吉利也就行了，不能总哭，那边饭都凉了。

    大女婿说，是真的不肯出门。

    怔了一下，洪文鑫让大女婿去吩咐吹的继续吹着，鞭炮继续放着，礼仪准备着。过去把搀扶新娘的两个村里的利索女人叫到门外，让她们在院里等着新娘，说他去把老四叫出来。

    大女婿说能把老四叫出来吗？

    洪文鑫说，我教了三十年书，什么课都讲过了。

    便就进了上房里。新娘子在东屋，洪文鑫一到，先让其余人员走出，屋里仅剩苗家爹娘、老四和他洪文鑫。连苗家大闺女也都被安排在院里等候着。院里人多极，帮忙的副司仪、鞭炮手、搀客、送客等，娘家一班人马，全都木木疑疑地望着上房里。赵家的一队接客，都在大门外望着院落里。

    静呢，能听见院内的秋叶飘落。苗家老四的哭声和我不嫁我不嫁呀的唤声，清脆脆从窗里流出，寒月一样浸在山脉上、村落中和村人心里。

    可她哭着，声却小了。

    洪文鑫进屋有了一阵工夫之后，她竟不再哭了。

    少顷，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身红绸衣服。并不冷的，就穿了大红绸祆，身显胖了。盖了大红头巾，红的绸鞋。整个人都绸在红里，只有腰里的一个铜镜白着，从屋里出来，她如一颗红的月亮。新娘不再哭了，可苗家娘见女儿走了，没了哭声，反端端坐在屋内门里落泪。人们顾不了许多事情，只顾了对洪文鑫的惊奇，一院人望红的新娘，也望一边的洪文鑫。不过，很快有人明白过来了事情，在半空鸣了一声炸炮。响器班就吹了起来。搀扶客忙去扶了新娘。红地毡铺在了新娘脚下。送客中有了唤声和千响的长鞭。司仪的唤声在鞭炮声中起落。接客的开了轿车的后门。

    新娘上了车去。

    司机回头望了一下，脸微白，忙回过头来，盯着车前，再也不回过头去。却动正了方向盘右顶上的一条长镜。

    有了大女婿的叫。起轿——

    最前的一个苗家男娃，担了一对红的木盒，盒上有一对红羽公鸡母鸡。这是俗中的鸡媒盒儿。鸡媒盒儿最前，随后是一路陪嫁，如桌、椅、箱、柜、盆架、被褥，皆有人抬着，皆为红色，连尾后的上海产的轿车本是红色，又系了红花，盖了红布，愈加红了。响器是车后车前各吹着一班，笙和喇叭上都系了红绸条儿，再后的接客送客，笼统成一个队形，有时粗成一团，有时细成一线，都为这桩婚事满意，说苗家嫁妆不错，说赵家舍得破费，还给新娘买了真戒指。由于苗赵两家只差一个胡同，挑鸡媒盒的向导就被指引着绕村外路上。村外的路是前年新修的马路，红沙垫了，宽展有余，轿车在上边走着平稳许多。响器班的，在好路上走着不用留心脚下，就把头仰在天上，把器乐对着日光，眼睛眯了，吹得如醉如痴。两班响器吹了同一个调儿——《入仙境》。笛声鸟语花香，笙声碧水长流，箫声清风悠悠。日色的黄亮在民间音乐的流水上一闪一闪，一路的树和房屋在乐流中荡动不止。鞭和炮炸不歇的。向导压了脚步，轿车开着和滑着一样，慢得不见轮子的转动。

    洪文鑫在轿车一边，夹了一卷红的毡子。夹了毡子，就是这婚嫁过程的代表，权也大哩，让走则走，让停则停，让快就快，让慢就慢。他没有让人们走快，也没有让停，就始终那么慢着，如一河流不动的红的汁水。他红毡垂肘，一路撒散吉利红帖，到村头的漏雨庙房，一棵古木椿树，一个防雨水从山上泻下的石桥，都用红毡掩了，至轿车缓过，方取下毡来。这些避邪趋时的作为，每一个动作，都来得仔仔细细，有着讲究。至村中一家洪姓，门前是块阔地，成为村中的饭场。饭场中有十几棵小槐树，大的碗粗，小的不如胳膊，洪文鑫都一一用红毡遮了。有人懂得婚俗，说洪老师，槐树不用掩的，又不是百年老树。他笑笑，掩了吧，不费事的，就把沿路的槐树全都用红毡遮掩一下，连一棵当年新生的小槐，指头一样粗细，也都用红包了。

    共遮掩槐树六七十棵。

    终于到了赵家门口。

    鞭炮愈加轰鸣。响器愈加吹奏。整个村落都成了红的鞭炮的声响，黄亮的民乐的声韵。人群山海潮儿，拥东拥西，一会儿围着响器班儿听那《入仙境》《进桃园》《朝凤凰》的民间音乐，一会儿围着轿车等看新娘下车，又一会儿围着一挂响鞭欢叫。村落就腾腾地沸了。除了苗赵两家，其余都关了大门，集到赵家的门外。依着乡俗，陪嫁物先抬进洞房安置好了，新娘子才下轿车。新娘子在头盖下，脸是黄的颜色。车门一开，五谷杂粮在赵家门口散落过来。两个搀客像合提一包棉花一样，架着苗家这个老四，就从人群的缝里跑进了赵家。

    人群拥了进去。

    鞭炮更响，吹奏更响。

    司机是见过世面的人物，独自在车上坐着抽烟，听着从赵家传来的拜天地的唤声。

    便完了婚事。

    四

    我之所以引用这篇小说，绝不是说我的这篇小说写得多么的好。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问题还百孔千疮，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报告文学来读。

    它是事实上的报告文学。或者说，是一种文学通讯。一九九三年年底，我在郑州被我的同乡导演逼着写我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乡里故事》时，我们彻夜谈的都是乡里故事。这位如今在电视界大红大紫、拿“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电视大奖给人以易如反掌之感的都晓，影视艺术感觉甚好，对题材的把握可谓才华横溢，若不是商品大潮时时被他左右，他也时时被左右，他准定是（现在也可能是）可以拍出大作品的导演。因为，他不仅拍电视，当导演，他还能写出让作家大吃一惊的小说，他还对乡村生活有其独有的深刻认识和不凡的感受。《平平淡淡》的故事即来自他口，发生于他的故乡。我惭愧的是我没能写出他向我讲述的激情和他对这个真实故事的认识。一个乡村的青年强奸了一位乡村的少女，按照法律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逻辑，那就是把这位青年传讯法办，判上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刑期。这样做既合情又合法，社会上有无数这样的先例。然而，这个故事的真实结尾，却如小说写得一模一样，他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到我去采访那两位青年时，他们已经拉扯了他们的女儿，日子传统得幸福而美满，正为想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而共商共谋着如何脱避逃离计划生育呢。这样以悲剧为开端，以喜剧为终结，大团圆的皆大欢喜的故事，我们如剥笋一样一层层把发展过程剥离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逆悖于法情法理的因素中，有其与乡村文化十分吻合的一面。我们作为现代人，可以发现那过程中以麻木为主的愚昧和被愚昧滋养得根深叶壮的麻木，无处不在，树大根深，弥漫于整个乡村的心灵之中。女儿被强奸了，便结为秦晋之好；老婆和人偷情了，索要对方一笔赔款，或者，你若没钱了，你的老婆就让我也睡上一夜；两家人居住得过分偏离了城镇，无以抵抗乡野的单调和寂寥，倘若两家主人关系尚好，就换老婆睡觉以求生活的新鲜。这样一些事情显然不如借东掏西一样普遍，但它的逆情悖理的事实，正向我们坦开了农民最为深层的一道隐秘——就是，他们物质上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房舍、衣物，而精神赖以生存的却是常常同愚昧相混淆的麻木。

    麻木是他们生存状态中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

    麻木是他们抗击这个社会和周围生存环境的最具战斗力的精神武器。

    是否可以说，麻木才是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剖析那些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农民，他们真的懂得天、地、神和上帝吗？他们的信仰不正是麻木的又一种体现吗？）。

    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对于农民来说，麻木未尝全是坏事，它至少还帮助农民信心百倍地一代代延续、生存、发展了过来。麻木成为武器——转化为生存精神之后，它的积极性已经显而易见。天旱歉收，雨水冲涤，饥寒交迫，农民的忍耐中又有几分不是麻木？兵荒马乱，无限杀戮，农民们血流成河，踩着尸体去收割播种，又有几分不是麻木？麻木绝不仅仅是一种腐朽的文化和精神，而同时也是农民生存战斗的利器，与环境抗衡的砝码。我无以歌颂农民的麻木。麻木给农民和社会带来了满山遍野的灾难，但我们仔细认识一番，就能清晰地看见，我们倡导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中，麻木是渗透其中的，如我们所说的忍耐、宽容、知足者常乐及勤劳和良善等，隶属农民的那一部分，都是深含了麻木的。

    至此。我们对麻木可以由以往深恶痛绝而转化为相对温和了。这不仅是对麻木的态度，而是对广大农民和中国广袤无垠的乡村的态度。

    五

    我们还可以粗略而无结果地探究一下麻木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有助于我们对麻木——农民生存的利器这一观点的形成认识。在任何教科书上，我们找不到对农民麻木的形成注解。一些历史书籍上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注释，但毫无疑问，原始社会，就是麻木存在，也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出现的。

    农民的麻木，是对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而言。没有工业文明，没有脱离土地而依旧靠粮食维持生活的城镇的最早的一群居民——还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我们尽可以相信麻木的存在而在话语、概念、所指上都还没有产生。正因为有了现代文明，正因为现代文明飞速发展到一定时期，农业文化成为了现代文明进一步扩伸的阻挠，农民既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于是，农民的麻木，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被文明明确地痛恶起来，被都市和教科书及文化人批判起来，这也就集中地形成和丰富了麻木这一概念。然而，我们一页一页地翻阅近代史页，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例消除农民麻木的事迹来。这也实在是大的悲哀，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乡村文化的惊涛骇浪和溪流水花，使河满船高，而到了几百年的近代文明时期，农业文明却止步不前了，被历史的脚步过早地践踏了、遗忘了。当历史再一次在文人笔下想起它时，剩下的已经只有批判和怒吼了，恨不得拉下马后再踏上一只脚去了。

    可是，农民不麻木又能何如？华老栓不用人血馒头抵抗其命运还有何妙方良药？苗家的姑娘被人奸了，倘若状告政府，赵家的孩子必判其刑，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苗家少女彻底在她生存的世界中失去“少女的身价”，而赵家的青年，在他的生存环境中，身败名裂。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将是苗赵两家两败俱伤，从此在那一隅地方抬头不起。如此的结果，果真不如两家同喜同乐，结为秦晋。

    我们已经从小说也是真实故事的再现中，看到了所谓结好的过程，也就是麻木再现的过程，正是所谓麻木，帮助了苗赵两家，使两难的尖锐迎刃而解。使事态朝“两好”的方向转而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批判麻木，但必须承认，麻木在苗赵两家，起到了通和的桥梁作用。

    麻木缓解了苗赵两家在外人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事件上，麻木是某个乡村某一时期平衡和睦最好的调和剂。

    推而广之，同样可以说，农民个体间的麻木，一定程度和范围是乡村群落的平和剂；而农民集体的麻木，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大砝码，一旦农民从麻木中醒来，那种惊涛骇浪，势如破竹的推翻打倒一切的力量就将是无可阻挠要席卷一切的洪水。这方面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远的不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能持续八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入侵者的麻木。我的老家至今六十岁以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都不说日本入侵中国的坏话：“老日呀，其实老日并不像电影上说的那么坏。日本人到了咱们村，还给小孩们洋糖吃，还给村里的老人送罐头。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就也不惹你。”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八年的横行与罪责，不正是和这种农民触目惊心的麻木相关联吗？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几次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正是看到看透了这一点，才在土地革命的讲话中，多次提醒那些革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唤起农民的觉醒。”

    毛泽东把农民从麻木中摇醒了，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木是有循环的。今天的农民，尤其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农民，从旧的麻木中醒来，又到了新的麻木中去。当今醒目的贫富差别，东西、南北地区的差别，农民无可忍受的各种名目繁多的集资和税收以及惊人的地方干部鱼肉百姓的事件，之所以都还依旧地滋生蔓延，甚至朝深广处恶展，还使我们都感觉到甚至还睡眠在社会稳定、歌舞升平、太平昌世之中，所依赖的正是农民无意识的集体麻木和把麻木习惯性地作为生存的武器和砝码。

    然而，农民若一梦而从麻木中醒来将是如何的境况？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农民正从由个体转为群体从新的麻木中苏醒，而我们的社会还在繁花似锦的麻木梦中酣睡。

    六

    还是回到《平平淡淡》这部小说上来，让我们替我们这个社会唱一曲《麻木：农民生存的唯一武器》的这一阶段的最后的挽歌：

    入夜，洪家峪人闹了洞房。

    苗家少了一人，大女儿女婿便留下弥补寂寥。当月亮初升，村落里一片光明的时候，苗家爹在院内设了一桌，上陈苹果、柿子、石榴、梨、红枣。五色供果盛五个盘儿，中间置放一个精心储藏多日的西瓜，瓜前竖立一个整整一斤重量的月饼，两旁又各摆熟毛豆一盘。苗家娘焚了香火，烧了纸马，拜祭了月亮，大女婿、大女儿也都过来坐在了桌前。

    苗家爹说，总算办了一件事情。

    大女婿说，我想在镇上开一个食品店，专卖礼品、糕点、罐头啥的。

    苗家爹说，能行？

    大女婿说，专卖洛阳的货，准行。

    大女儿说，你有本钱？

    大女婿说，想先借赵家的，不知肯不肯借哩。

    苗家爹说，只要他有，准会借的，是亲戚了。

    苗家娘过来分开了月饼，都吃将起来。月亮不消说的圆大、发红，内里淡影如云样浮动。吃着，看着，短不了说些赏月时年年说的俗话以后，大女儿就和女婿朝家去了。

    过了一个喜悦的中秋。

    但是，麻木毕竟是农民和社会灾难的链条，对农民，它既能带来喜悦，更能带来悲哀；对社会，它既是一个时期平稳的砝码，更是另一时期冲毁一切的洪流。

    消除农民麻木的办法，绝不是如土地革命时期一样，唤起农民的觉醒，而可能应该是唤起农民自身消化麻木的功能。消化的方式，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迫在眉睫的思考，也是另外文章中饶舌的一道话题。而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又到了麻木循环的链节，旧的农民的麻木将要从省悟结束，新的麻木还未曾孕育出来。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农民大国，最可怕也最可喜的是农民从旧麻木中醒来，最可悲也最可贺的是，让农民自己重新陷入新的麻木中。

    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农民对麻木的醒悟，应该是今天经济革命农民麻木结果后的镜子。

    苗赵两家的事情，仅是一个小例罢了。

    尚姓一家人的命运

    我该为他们一家人写些什么，做一些记录了，不然，我总是怀着不安，就像拿了人家啥儿没有付钱一样；就像是我把他们一家置于尴尬的境地，甚至，是无奈的绝境，人家却又向我躬身说了一声“对不起”或者“谢谢”一样。

    真的是不能不写他们了。他们应该是每一个舞文弄墨人的邻居、同族、本家，甚或，是每一个舞文弄墨人的兄弟或姐妹。直说呢，他们是每一个能称为作家的人的真正的父母或儿女。是作家真正的骨肉和精神、血脉与灵魂。

    一

    他们姓尚，一家人都姓尚，住在我家房后，母亲谢世得早，儿子和父亲分开过了，孙子都已上学读书，女儿还和父亲一灶过着，也临了出嫁的年龄。这是农村的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正正常常的人家，普通正常得和路边长的草一样。解放初合作化时他们家和我家是一个互助组；大跃进时和我家共烧一个土制的炼钢炉；“文革”时劳动实行工分制，他家、我家的人名都在一册记工本儿上；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不消说，我们两家仍然处在一个村民小组里，那些七零八碎的责任田，有好几块儿都是毗邻着。一块儿出工、一块儿收工、一块儿种植、一块儿收获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可是，有一天，是两年前的一个罢秋的时节吧，天气朗朗的，村里人种上小麦后大都去镇街摆摊设点做小本生意了，去沐浴改革开放的和风细雨了。还有的，把秋蜀黍挂在檐下或楼角，便忙慌慌去市里、省会做大的买卖了。村街上有浓重的空闲，那些少数只会种地劳作、不会生意买卖的人竖在村口、饭场，仿佛牛已不在而闲竖着的拴牛木桩一样。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县执法部门来了一辆警车，鸣着冷清的警笛，驶进了灌满清闲的胡同里，车头上闪转着的红色警灯的光亮，在爽朗温暖的日光里，在粗糙安闲的胡同两边的墙壁上，投下了寒瑟瑟的暗红的光，把村里的闲人，还有老人和孩娃们的脸都惊成了冰白色，眼都惊圆得枯杏核儿般大而呆滞了。

    没有多久，这尚姓的父子二人被警车带走了。随车带走的还有他们父子的两支火枪。伴随着父子、火枪和警车的离去，他们一家人平静、浅淡，能够从头望到尾的命运出现了惊涛骇浪，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了，天塌和地陷轰隆一声冷不丁儿同时降在了那方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有草房也有瓦房的院落里。

    二

    事情原是没有多大的，或者说，事情是说大则大、说小则小的。政府部门从解放后已经不知多少次下过文件，明令禁止，私人和私人住宅不能拥有枪支、大刀、匕首等与其他可称为武器的一切物品器械。在各样的社会形势中，已经几次收缴过这些器械物品。就在尚家父子被抓走的一个月前，这份盖着政府执法部门的大印的文件，又一次从政府的最高层急速地箭行到了乡村的最底层；半个月前，村一级干部也还曾经动员收缴过这些器械哩。可是，尚家父子没有把他们的火枪交出去。他们就像一个孩娃舍不得把他的弹弓交给严厉的父亲一样，把他们的火枪藏起来了。对尚家父子来说，这火枪事实上果真如一个孩娃所拥有的橡胶弹弓一样珍贵呢。我记事的时候，就常见他们父子二人扛着那长长的火枪，装上黑药粉，屯上沙粒弹，到村后的山上去“打坡”。尤其冬日，白雪皑皑，人都猫在家里烤火，或团在床上取暖，他们踏着深雪，吱嘎吱嘎地去了，坡道上留下两串父子的足迹。到了过午，他们父子踏着深雪回来，枪管上不是挑着两只野鸡，就是挑着一只野兔。当然，他们家夜里就要改善生活了，肉香飘溢，左邻右舍的孩娃、闺女们都要近朱者赤地多些口福。这十几年来，所谓的急速发展和文明把野兔和野鸡赶走了，灭掉了。他们已经很少再能在坡梁山脉上打到野物了，时常是扛着火枪，早去晚归，空去空回。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要在农闲时出门“打坡”。他们不做生意。他们家似乎不会经营生意。因为守着集镇，曾经在早些年试着做过，卖瓜卖菜，卖水果，卖甘蔗，和别人一样到百里之外的九朝古都洛阳进货，回到这个叫田湖的小镇上销售。事情的结果，赚钱的是人家，赔了的却总是他们。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不赔不赚，或者略有小赚，这样一次一次地试验下来，一年一年地经验下来，他们就坚信生意是由生意人才能做的，田地是由庄稼人才能种的。他们虽然不会做生意，庄稼却总是比别人种得不弱。别人的田地若亩产有二百斤的话，他们则准有二百一十斤；别人若有五百斤，他们则准有五百二十斤。他们父子肯下力气，田头地边都不会少种一棵苗，不会让它多长出一棵草来，只是因为这儿田地过少，人均不足六分，倘若地再多些，即便他们不经商，应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能跟上群儿的，也能让宅中的日月在日子中放出许多光亮。可惜田太少呢，可惜确乎不能经营生意，可惜日子中总是有那么多的闲时需要他们熬过，这样，“打坡”就不再是为了野鸡兔儿，不再是为了改善一次生活。扛着几经修补的油黑的火枪出去，已经纯粹是为了生活中的一些乐趣，为了给人生增添一点儿喜悦，给最为普通的农民的生存寻一些意义，就如一些人打麻将并不为了输赢一样，一些人扭秧歌并不为了演出一样，一些人进庙烧香并不为了祈神祷佛一样，一些人看报纸并不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一样，一些人学文件并不为了执法或违规一样，如孩子读书并不是为了未来，而是为了打发童年似的，如老年人看护孙子孙女并不是为了孙子和孙女，而是为了打发老年的寂寞似的，他们扛着火枪去“打坡”，纯纯粹粹是为了日出和日落，为了活着和证明自己除了种地的时候也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哩。

    他们就这样在村委会收缴器械的时候没有把火枪交出去。

    他们就这样似乎理所当然地被警车带走了。

    三

    他们被那些执法人员裁定为罚款处理，除没收那修理比擦抹的次数还多的“枪支”外，每人罚款一万元。父子二人就是两万元。

    两万元在如今好像已经不算太大的数目，尽管我家所在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尽管我家居住的那个镇上还有一些人家过春节时没钱买肉只能吃一顿素饺子，可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的人家也还是很有几户呢。我们也时常听说，某某人、某某长、某某经理因触犯了某条法律——如与小姐共枕和怒打手下的打工仔或者打工妹，被公安部门抓去了，被罚款几万或者十几万的事。常听说有人违法后为了不在那种房里过夜，一伸手就给执法人员的办公桌上拍上十万、几十万的事。钱是越来越虚了，越来越不值钱了，可对于尚家父子，两万元也还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哩。

    然而，法律部门拘了他们父子，又罚款两万元，我想在法律的条文上，也许是有所依据的，也许人家的行为是依法行事的。可惜的是，尚家父子确实拿不出这两万元。可惜的是，在尚家的日子中，似乎就很少有过不向左右邻居借钱打发日月和治疗日常疾病的顺畅日子。当然，你不能因为没钱就可以得到法律的理解和原谅。当然，人家既然老远地开着警车将人带去了，不会因为你穷就又放你返回。执法人员在给他们传达了处罚条款之后，就让他们父子其中的一个回家借钱，限期交纳。这样，父子二人就推来推去，儿子为了尽些孝心，坚决让父亲走出那样的房屋，而父亲又说，我已是这样老迈的年龄，就是死在这里，也没有太多的惋惜，可你正当年哩，有妻有小，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日子如何过呢？再说，你尚年轻，出去借钱也还易些。如此，儿子就在父亲的力劝之下，在那房里住了半月，趁着一个黄昏回了家里。

    借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邻舍、亲戚、朋友，能去的都已去了，能借的都已借了，半月下来，儿子也才在限期内凑出了八千块钱，送往执法部门，以期能放回父亲，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人家只能依法行事，什么时候把那一万二千元送来，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父亲放回。

    在另外一个黄昏里，闺女、媳妇、孙子、孙女和所有的邻舍村人，都在落日中等着去送钱的儿子，当翘首望到仍是他一个人灰溜溜地低着头入了村时，人们的心都阴沉着，没有人问他啥儿，啥儿也不消问的，只是都慌忙把头扭到一边，不使他为没有领回父亲而难堪。或者，慌忙地回身家去，把家里好吃的馍菜端来送到他饥饿的手上，慌忙地说一句无用的安慰话儿。那一夜，各户的村人都在议论着尚家的事情。那一夜，尚家的大门紧紧关着，没有人知道他们一家在那夜里说了什么，想了什么，只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许多天之后，都才依次地发现，尚家那个已经近了出阁年龄的闺女不再在村里出现了。

    她去了九朝古都洛阳。

    四

    村人们不知道她去洛阳做啥儿营生，只知道她去了没有多久，就托人捎回了几百块钱。后来，每隔一段时日，都有人捎回钱来。有些时候，也从邮局往家寄钱。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冬天去了，春天来了；春天去了，夏天到了，尚家的儿子和大家一道该锄地了锄地，该施肥了施肥，该搭车去那种别样的房里探望父亲就去探望父亲。自不消说，父亲不在，妹妹不在，那两份田地他是都要替着种的，而且种得更为尽心下力。因为在农村人生就是岁月，岁月就是日子，日子总是漫无边际。于是，村人们也就渐渐地在日子中提及尚家父亲少了，且也能慢慢从尚家儿子、媳妇脸上看到了一些笑容，虽然惨淡，终归也是尚家给乡邻的一种安慰。所以，人们似乎忘记了尚家的父亲还住在那别样房里，忘记了尚家的闺女也还在一个城市做着一样营生。

    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初夏将去，盛夏将至，人们都开始穿短裤、背心、打午觉盹儿的时候，尚家父子突然在村头出现了。儿子搀着父亲，就像扶着一个在医院住了多年方才大病初愈地老人。他随警车走时，还是那样高大、硬朗，走路快捷，说话气壮，可这才半年，当他从那儿回来时，人已经老得没了形样。头发全都白了，背也开始躬着，肤色上除了蜡黄就是蜡黄，脸、肩、背、胳膊、双腿，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松弛得如多皱、污腐的麻布。他已经老了。他彻底地老了，眼珠发灰，目中无光，走路颤颤瑟瑟，如竖在风中将倒未倒的一根枯瘦的树枝。村人们见了他时，都慌忙去扶他，他对谁却都是那样一句话：“教育娃们不要耍那火枪，又危险，又违法，一点儿好处没有。”他就是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回到家的。“教育娃们不要耍那火枪，又危险，又违法，一点儿好处没有。”这话像他在那别样的房里蹲了半年，终于悟出的一句经语，不断地这样说着，他就在人们的搀扶下、在人们的目光中，走进了他那在一九九八年还仍是草房的院落里，回到了他的草屋中。

    一九九八年的下半年，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因为几天没有在街上见到尚家父亲的身影，去打听询问，才知道他得了可怕的病症，说他从那房里出来就有了病哩。说他那临嫁年龄的闺女，原来是在城市做那陪男人的事情，说她连她父亲回来，也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她的一个叔伯哥哥曾对我说，他在一个旅游极盛处的宾馆旁的一户人家见了她呢，对她说她父亲、哥哥都希望她回家里，她却不言不语，把裸着的大腿跷在二腿上，吸着纸烟，瞟了一眼叔伯哥哥，把一卷大票纸钱塞到了叔伯哥哥手里，让他把钱捎回家去。

    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尚姓一家人的命运。我写这篇文章时是二〇〇〇年六月初，不知道那尚家的父亲还活在世上没有，他得的是一种不治之症。不知道那尚家的女儿是否还做着那样营生，还是已经回到家里。我记得几年前见她时，她还是一个见人说话就要脸红的村姑，水嫩、漂亮，依乡村的话说，宛若一棵剥了皮儿的葱。三天前，我母亲和我一样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我赶到洛阳为她检查病时，本来是要问尚家一些景况的，可母亲突然告诉我说，比我年长又要叫我叔的一个侄儿的孩娃去学习电工，被电给打死了。那个孩娃才十几岁，比我还高，我每次回家，他都叫我爷。因为母亲冷不丁儿说了这些，我就沉默着没有再问尚家的情况了。

    痛苦与否赵森

    事实上，今天人们所说的痛苦是一盘很甜的糕点，甜得腻了，痛苦油然而生。城市的咖啡屋里，音乐像森林中潺潺的细水，坐在雅座上，听着音乐，品着咖啡，仿佛他们手拉手走在仲春的森林里，嗅着野花的香味，听着森林梢头的鸟语啁啾，男的还一手提了四只鞋子，有两只是姑娘的高跟鞋。姑娘一只手被男的另一只手牵着，自己的另一只手提了自己拖地的长裙。他们的脚下，正是在森林中流淌的溪水。踩着溪水，背诵着泰戈尔的诗句，走呀走的，走得累了，到了城市的咖啡屋里，他们觉得到了流浪人生的一个破败街头，到了一个街头的一堆垃圾旁边，眼望着人流和嘈杂，满怀了烦躁和不安，彼此对望一阵，如诸葛亮和周瑜在手上写字那样，两个人在对方的脸上读到一模一样分分明明的累和痛苦的字样。

    今天的社会，到了不呷着咖啡说累和痛苦已经无话可说的年代。痛苦是最能打动人的话题。痛苦是人生乏味的调料。痛苦是人们处世的资本。没有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有过痛苦是最大的幸福。痛苦是人生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就是痛苦。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痛苦起来，累了起来。无论什么人，都有一种心力衰竭、面容憔悴的感受和苦相。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能说出一番动人的痛苦。说不出来，那是最大的悲哀，那是最大的痛苦。连痛苦你都没有，那你还有什么？连痛苦你都说不出口，你真叫人替你痛苦。

    唯一不说痛苦的就只还有一个人——农民。

    苦旱的夏天里，烈日照得地里生烟。他家责任田里的庄稼全都奄奄一息。玉蜀黍苗儿的叶片焦干，从裂开的土地的缝隙里，能看见苗儿的根须，如枯干的花发。几年前，农民赵森从山梁下的河沟往梁上担水，一担水能浇五至七棵玉蜀黍。水倒在王蜀黍的根旁，就如倒在一块厚大的海绵上。土地吸水的声音，吱儿吱儿如知了在他的脚下，而且，今天在玉蜀黍苗下浇了河水，明天，那棵玉蜀黍苗儿便又紧着脚步枯干起来。它只湿润了一夜，便又把火烫的焦干摆在了他的面前。他望望那苗，用手摸摸，感到那苗的焦干中有微弱的生命在跳动，就又下河里挑水去了。有个赶路的农民，看见他从山梁下一摇一摇地挑水上来，他口干舌燥，嗓子眼儿几乎遇火即燃，于是，跑过去，伏在水桶上咕嘟咕嘟喝得山呼海啸。

    挑水的赵森说，少喝些，我还得浇地。

    喝水的人说，人都旱死了，你还浇地。

    挑水的赵森说，笑话，人能旱死？旱死的只有庄稼。他说我已经打听过了，向南几百里路，驻马店、信阳和武胜关那儿，粮食足哩，人可以去那儿逃荒。人出去了，吃不愁、穿不忧的，可明年逃荒回来没有庄稼种子咋办？

    喝水的人说，不瞒你说，我是从一个地方走回来的，我去的那个地方，每张饭桌上的剩菜剩饭都够咱过一个大年。挑水的人吃了一惊，把喝水的人拉到身边，坐了下来，问他那地方到底在哪儿，喝水的人想了半晌，犹豫着凑在挑水人的耳朵上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于是，他们成了知己。挑水的人让喝水的人接着喝水，喝水的人替挑水的人挑起水担，上了山梁，还帮挑水的人浇了玉蜀黍。上路的上路去了。挑水的挑水去了。天黑下来，山梁上便回荡着赵森吼唱的粗犷的山歌：

    天塌我顶着，

    山崩我扛着，

    地陷我填着，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角色？

    天塌顶由你，

    山崩扛由你，

    地陷填由你，

    这样好的角色我还能不嫁你。

    最没有痛苦的是农民。农民就像一个无底的囊袋，无论多少苦痛只要一装进这个囊袋，也都无影无踪了。天涝天旱，颗粒不收，那是最不该痛苦的事情。这一季旱了，下一季雨水准旺；下季涝了，再一季准不会雨水太多。三年五载之内，也准保会有一个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季节。婚丧嫁娶是件大的事情。人不该死他就死了，昨天还下地干活，把地埂儿打得笔直，可今儿一早，他就死在了床上。他死得突然，活着的人不及防去，本欲大哭一场，可又一个转念，他死得那么安详，寿终正寝，无病无灾，睡着睡着死去了。人总难逃一死，他死得如此没有痛苦，也委实是他的福分，活人该为他无疾而终高兴。于是，哭几声也就算了，过后不仅没有痛苦，且还羡慕他竟能那样死去，为他的死感到愉悦。不为吃愁，不为死苦，那还有什么痛苦？男的娶了个不是心中的女子，女子嫁了个残疾的男人，说起来该苦痛终生，可他们儿女双全，房不漏雨，地不歉收，日子中又过出了无穷的乐趣，竟把苦痛遮盖得风吹雨打也不见踪影。该睡时睡了，该起时起了，该劳作时劳作去了。盼风调雨顺，早晚会有风调雨顺，盼儿女双全，也都家家有儿有女，还有什么痛苦？

    我家为田湖镇西，而镇东的马路距我家有二里之遥，那儿开始繁华成一个去处，集市上的人流唯那儿最为肿胀，菜市、蛋市、衣服布匹和镇上的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五金交化商店、土杂商店都集中在那儿，云云雾雾的，有许多奇特的闹腾。一日，马路上开来一辆汽车，并不快的，竟轧死了一个人哩，中年，姓赵，名森。赵森一生未娶，不消说无儿无女，又少有亲戚，种五分多地，萝卜白菜，葱和大蒜，四季以卖菜为业，很像镇上的菜农。加之认得几个字，也是精明的人，冬日菜入淡季时候，他会到洛阳买些棚菜，回来高价卖给镇上的一些机关食堂和乡镇企业。据说，他已很有一些积蓄，说西山有个离过婚的女子，未曾育过，愿嫁他做妻，且两个人在山梁上谋过一面，双方均都愉悦，把婚日订在下月初九。可这忽然，赵森就给轧死了，头在轮下，成了酱红的柿饼，血淋淋，淋淋的血，流了一个世界，连他卖菜的秤都被轮子轧成了木粉。赵森死了，司机从车楼里下来，吓得哆嗦。哆嗦的声音好像春来时河里的冰裂，围的人都听得明白。竟把人给轧了，按惯常例子是要不由分说，先把司机打上一顿，然这司机哆嗦得可怜，叫人替他心疼，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了市场后边的交通和公安两家。送他时候，百姓从他嘴里鼻里嗅到了酒气。

    交通公安人员说你喝酒了吗？

    他说喝了。

    说喝了多少？

    他说半斤。

    一个年轻的公安人员一耳光就掴在了他的脸上。说判你几年亏吗？

    他说我罪有应得。

    事故现场被照了相以后，就是给赵森收尸，买棺、安葬。钱，自然由肇事者单位公付，可给赵森换寿衣的时候，从他身上跌落下一个纸块，打开，竟是赵森死前写的遗话。说：

    算一算，还是死了好，别怪司机。

    便把司机放了。

    分析之后，有关方面去找欲和赵森结婚的西山女人了解案情和赵森的死因，女人瞠目，说几天前赵森还来见她，说了笑了，吃了一碗半捞面，捞面中磕了三个鸡蛋，走时把一个兜儿放在她处，说镇上有贼，几家都在半夜被盗。令女人把那兜儿取出，是结实的一兜钱哩，赵森的全部积存。他为什么就要死哩？死前还把钱给了女人。既做死的打算，还何苦挑一担青菜去卖？他有何样的痛苦，犯得上一死了之？为了女人？女人不就要是他的女人了，年轻漂亮，又含几分水色。为了日子？他有那一兜存款，新房新院，粮足钱充，忧愁一些什么？

    谁能知道农民赵森有何痛苦？他死前说“算一算，还是死了好”，都算了些什么呢？

    这年月，人们不以痛苦为题已经无话可说，做过右派的知识分子，向后代津津乐道地诉说他们的冤屈和他们到农村所受的苦役，连蚊虫叮咬、苍蝇飞舞都是人生的苦难；下过乡的知青，至今还在把他们在农村的苦难诉诸笔端，成书成文，然后签名售书给那些没有下过乡的新的知青；再或，在都市开几个“北大荒”饭店、“黑土地”餐馆，卖粗茶淡饭，卖他们的痛苦，以赢利赚钱。始料不到，痛苦竟是可以卖的。原来痛苦也是商品，当痛苦成为商品，我们这社会已经到了十二分商业的年代。在闹市，在巷里，都有那些豪华精致的咖啡小屋，音乐像森林中的流水，坐在咖啡屋里，脚踏着流水的节拍，品味着血色的汁液，搜肠刮肚寻找着自己的痛苦，感动了别人，又感动着他和她自己，至夜深而去，手挽手走了出来，体味到了莫大的孤独的痛苦，找到了自己痛苦的源地，就是源地上光秃秃的荒芜，一片痛苦的绿叶都没有。

    说迷信

    一

    “迷信”是老极的话题，白发苍苍到没有一点儿新的汁水。每每提到“迷信”，科学就要朝农民身上连踢三脚，那些有文化的都市人，就要朝农民脸上吐三口恶痰，仿佛农民的“迷信”已经愚顽到不可更改的田地，不可救药的境遇。“迷信”是农民愚昧、麻木集中的显现，是农民没有文化青枝绿叶的例证，加之报纸上不断出现的情况属实的因“迷信”致使人命的案例，所以说谈到农民“迷信”，许多人摇摇头就不愿再说了，这景况宛如谈到一个屡教不改的罪人。甚至还说：

    “狗改不了吃屎。”

    说起来也委实让人沮丧几分，从奴隶社会至几十年前，农民“迷信”似情可原之。然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简直到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步。说农民没有文化方才“迷信”，可现在农村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信神信鬼的却大有人在，说农民贫穷愚昧方才“迷信”，可你到乡村走马观花一番，粗心一看，就发现“迷信”的人中有许多住楼房、装电话、看彩电的个体户。说农村医疗条件差，靠神靠鬼治病求安吧，你又能发现绝大部分“迷信”者或其亲属生病了都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宁可借钱也要把病人送到医院，让病人躺在素白洁净的病床上；另一方面，既便是上房揭瓦卖了，也要买回香火金箔，虔诚地跪在神像前焚香许愿，求神给亲人以平安，求阎王、小鬼不要急于唤拉亲人，让亲人在世上多活些岁月。当然，病愈了，是医生和神鬼各有一半功劳的。

    “那东西你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这是从中国的南方农村到北方山脉村落都能听到的一句话。在我国的两广沿海地带，下海了用的是绝对现代化的机动船，甚至有的家庭以渔为业，已经用上了重要部件进口的小型舰艇；而从海上归来，回到北京正部级也不一定住上的洋楼小院里，躺在水床或竹椅上，那些有大学文凭的小姐给他端水捶背，陪他睡觉，出门时带着女秘书和保镖，坐着“豪轿”，实在不是一个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的富户的做派，你观其在商场修炼的素养，而是很有几分西方或港商、台商的有管理经营才华的资本家的模样了，威风凛凛，精神抖擞，可你决然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个人，如果撸起他的衣服来，很有可能他腰上会系了一根红腰带。或者，他的内裤是红色。再或，经济发展了，见识提高了，他的轿车上会特意装上一个求佛（神）保佑的吉祥物。

    一次，我有幸在广州一个上星级的宾馆吃饭，请客的刚二十八岁的大专生、大款爷把他的大哥大借我使用，从那个真皮黑兜中取出来时，带出一块红绸布，上边有三个烫金的字——“保佑我”。红绸落在地上，就像一道霞光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看看那红绸，我笑了，他也笑了。

    问：“有用吧？”

    说：“为求神爷写这几个字，赐这一方红帕，我开着车跑了几百里，花了八百块。”

    这是南方。

    而到了北方，井台上的“水神”，公路急弯处的“路神”，大树上的“树神”，这些年都风调雨顺，丰收得很。

    在我的家乡，善男信女满山遍野。信神信鬼才是正常人，不信了才是怪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大批人拥进我家院落，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黑压压一片在我家里坐着站着，求我到县上找县领导给个批文，同意他们在山坡上盖个庙院，免得每次敬神都跑几十里路。为了这个庙院，一个镇子上有近千口人，往乡里、县里跑几年数十趟，每家每户集资盖庙的钱都凑齐了几十个月。据说，为了盖这寺庙集资，好几家过年都舍不得吃肉的农民把猪都卖了。有一家上房的地基里，盖房时用了哪座旧庙的一块断碑，现在听说要修缮寺庙，连夜把那房角扒了，从地基角中挖出了那块青石碑（如果修公路到这房下，不消说，他决不会为公路献出房子的一角来）。人山人海都把我当成人物，以为我一出面，政府就会同意他们盖庙敬神时，我母亲站了出来。

    母亲说：“你去县上求求，这是好事。”

    然而，我的母亲并不信神，可她说这是好事，说村里有个下神的庙，村里人就可以少跑许多路，少掏许多钱包车带干粮到外县去下神。

    二

    我曾和我母亲有过一次对话。那次对话开启了我不解农民“迷信”之谜。

    夏天的夜，蚊虫嗡嗡地飞着，蛐蛐那脆白的叫声一丝丝流水样从房下和树下叮当过来。房后水渠里银亮亮的潺响，如同跳动的珠子，从这条村街一跃一跃地欢笑到那条村街。湿闷的夜里，偶尔掠过去一阵青绸薄纱似的风，在湿湿漉漉的月光里，留下了它的雾色的凉爽和惬意。我们坐在院落里，从桐树叶间漏下的大小不均却都一概呈出圆形的月光，银元一样讨着乡人的喜欢。面前放了切开的西瓜，蒲扇在母亲手里摆动，风都急速地朝我吹来。

    我说母亲：“其实你不妨也去下神烧香。”

    母亲说：“我压根儿不信。你爹病时，我求神磕下了成千上万的头，可你爹还是死了。”

    我说：“跟着信的人跑跑，至少你不孤独，身体也好些。权当是城里人的锻炼。”

    母亲说：“天天种地，还用啥儿锻炼。”

    就到了夜深，月色显得清凉而又寂寥。在村里抬起头来，安静中能听到星星消失走去那清晰又微弱的步音。山坡下渠岸上的蛙鼓，在一阵歇息之后，白色的鸽群起飞一样扑扑打打传来，月光便在那蛙鼓声中晃来晃去。就这个当儿，有一群脚步声踏着麦熟前的夜香，叽喳相议着事儿，从村外由远至近到了我家门前，又由近至远，消散分失在各条胡同。那渐渐捕捉不到了的脚步声，如同乡村婆娘和汉子一天劳累后用过挂在树枝上的汗巾，带着强烈的乡村生活气味，在我和母亲的面前荡来荡去。

    母亲说：“烧香的人回来了。”

    我问：“这么多吗？”

    母亲说：“快割麦了，还不算多哩。”

    我说：“这么信神！”

    母亲从凳上站了起来，淡淡地站了一下，瞟我一眼，像是问我，又如同自言自语。

    “不信神信啥？”

    说毕，母亲回屋铺床去了。

    一早到几十里外下神的村人都已归了，可见夜已经深了。

    三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说想而不说思索，是因为对于农民“迷信”每一位曾经嘲讽和不屑一顾的都市人、文人和一切无神论者，其实都不用把问题复杂成一团乱麻，不用拿那种深邃、冷静和哲学的目光盯着至今农民的“迷信”，仿佛盯着一幅从神农架终于拍来的野人足迹的照片。不用过于地把“迷信”同愚昧和麻木纠缠起来。这种纠缠，有利于我们思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也有利于我们透视三十年代的农民，然而，到了最近几十年，农民的“迷信”已经和愚昧、麻木在缓慢却是实在的脱钩。

    “不叫信神信啥儿？”

    这是开解近十几年来农民“迷信”的一把钥匙。

    可以回顾一下，不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而是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开始，破除“迷信”就已大规模地在中国农村车轮滚滚起来。而破除“迷信”运动，从来就是双足并进：强硬地破除“四旧”和尽可能地提高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毫无疑问，要彻底破除乡村的“迷信”，最有效的是提高农民的文化。在四十岁左右以下的农民中，不能说他们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读书念报者还是有很大的比例。可从“迷信”的农民中抽查，虽然老人居多，然识字通理者也居多。这使我们想到政府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开展扫除“迷信”运动，而几乎禁绝的只有十年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而其余时间，都是抓抓紧紧，放放松松，如同政府抓赌禁赌一样，你抓了我就从明处移往暗处，你松了我又从暗处移往窗前、门下的光亮里边。唯“文革”十年，乡村“迷信”之风，就是在偏远的山区也秋风落叶，荡然无存。为了什么？说出来浅显得不值一提，一缘因为政治；二缘，因为毛泽东取代了神的地位。家家正堂上，都挂毛泽东的巨像，出门进屋，抬头转身，就都看见了神在眼前。一旦毛泽东从正堂桌前消失了，谁来取代那个位置？

    只好“迷信”。

    中国人是离不开神的，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人们多数没有信仰。信仰是精神的生命。人作为物质生存时，精神也必然有所依托而存在。精神生命不在时，中国人为什么骂其如“行尸走肉”？可见其对精神生命的理解，远远不比外国人浅薄，但这种道理遇到农民，人们就不这样说了，仿佛农民不需要精神生活，不需要精神依托，不需要精神生命。就时下这个社会，人人都说人人没了信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事实有一点出了偏差。关于金钱，它已经决然不再是物质的范畴，而更多地进入了精神领域。钱，在缺少信仰和神的人群里，已经取代了信仰和神的地位。它已经从物质，跨越障栏，成为了精神。一个人为存十万而奋斗，到了十万为了百万以至千万而奋斗，这样的一生，我们能说金钱不是他心灵的神吗？只要他的奋斗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而又给国家或集体带来了什么，谁能指责他的生活不够充实或说三道四指出多少不是？商人把钱作为信仰，因为钱如神一样莫测而无止境和足尽。文人把留名和流芳作为信仰，因为留名和流芳莫测而无尽境的。城市居民把富足和康乐作为信仰，因为富裕和长寿是莫测和没有尽境。可是农民把什么作为信仰呢？土地在不断减少，产量是有限的一个可知的数字，莫测的是风雨旱涝，是个人又必须有信仰方可存世，他不“迷信”他信仰什么呢？把权力作为信仰，农民又是被所有权力管束的对象；把知识和流芳作为信仰，未免有些八百竹竿不过山的遥远；把金钱作为信仰，本来就穷，八百汗珠换不来一分钱，有了钱又被封闭在狭小的天地，目光短浅，知足常乐，钱存到一定时候，便不知道钱多有什么用处了，到此打住了。因此，你把农民的精神往哪儿安放呢？

    说愚昧由你说去。

    说麻木由你说去。

    农民也是有精神生命的，精神生命也是需要依托的。说到应该把精神依托在哪棵大树上，不要说是对农民，就是对大学的教授，谁能讲清最该依托的大树生长在哪里呢？

    四

    我无意间碰到过我邻县的采金大王，家有存款百万，给村里盖了学校，也修了庙堂，花几千元雕了一尊大理石神像敬在庙堂，让村人们前去烧香，也让自己家人前去焚箔，隔三差五，也去跪下磕头。

    问：你也“迷信”？

    答：这是信神，不是“迷信”。

    问：真的信吗？

    答：真信。

    问：神是什么样儿？

    答：话不能这样问。上帝有谁见过？

    问：信与不信同你生活有什么差别？

    答：信神心里踏实，有个慰藉，可神不是医生，这得弄清楚。

    问：神不能治病，信神还有啥意思？

    答：我说过了，信了心里踏实。上帝不是也不能给人治病，可基督教徒都信。

    那一天，我在这位采金大王家吃了肉，也喝了酒。我们成了朋友。

    五

    重要的不是农民“迷信”，是让他们“迷信”什么。钱、名、权、科学。前者我们从不提倡，后者又过分遥远，隔山相望。我们该有自己百姓的宗教。宗教也是人创立的。气功可以风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不可以创立一种百姓宗教呢？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按需分配”曾经成为我们百姓的信仰，这是一个成功的典例哩。

    都是杞人梦话罢了。

    民族性格与农民忍耐

    一

    每个民族都有其美德。美好的道德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数千年繁衍发展的根基，如一棵大树之土壤。没有良好的沃土，树便不能根深而叶茂，不能参天而栋梁。一个民族的美德，也是一个民族的个性，善良、暴烈、智慧、勇敢、宽容，等等。没有个性的民族，是没有姓名的民族。一个人没有了姓名，他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与死，他的存在过程，都会如过眼烟云一样快极地荡然无存。

    我们民族的个性到底是什么？个性中美好的一面是什么？似乎我们从几岁开始，就知道是善良、勤劳和勇敢，等等又等等。“善良、勤劳、勇敢”这六个字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中，都是被教科书或教科书式的各式教育灌输——扎进去的。如杨柳树一样，那么一扎，就活了，生长了，根深叶茂了。对于民族的美德：善良、勤劳、勇敢，我们无须产生任何怀疑。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五千年延续的精髓。问题是，当我们用自己的目光观察我们的民族时，观察别的民族时，我们发现了勤劳、善良、勇敢并非属我们民族所独有。不勤劳何以生存？不善良何以相处？不勇敢何以御敌？这差不多是任何一个民族得以生存繁衍至今的三个要素。就是说，对于五十六个民族的大中国来说，对于整个人类的民族之林来说，善良、勤劳、勇敢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而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

    那么中华民族的个性到底是什么？

    个性是人的区别，是民族的区别。没有区别，也就没有鉴别，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握一个人的个性——托尔斯泰把握了安娜，巴尔扎克把握了高老头，曹雪芹把握了薛宝钗，鲁迅把握了阿Q。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握另外一个人，朋友之间，同学之间，邻里之间，亲情之间，甚至有的人和另一人对看一眼，就能一语道破其个性真谛。可是对于一个民族，就并非那么简单了。它的难处并不在于难于把握，而在于难以启齿。母亲可以一口说出儿子的个性，而一个优秀的儿子绝不可能一口说出母亲的个性。原因是儿子要做孝子，决不会把母亲的个性缺陷一口道出。

    个性是有缺陷的。正因为缺陷才显出了个性和个性中被人称颂的一面——美德。

    二

    传统中医在诊病的时候，通过观、问、摸等方法，把病因找到了，又从病因说开去，产生了他的阴虚、阳虚的一套理论，也就将病诊疗了。

    中医比西医是更有道行的学问。我们是否可以借中医之法，把这个大而无当的问题放到农民身上说开去。毕竟，中华民族是个农民大国，五千年文明史是只能开在黄土上的鲜花。

    《善庄》故事：

    北方有这样一个村庄，日本人于一九三七年侵入该县的县城时，在该村附近建了一个养马场，近千匹良种好马，被安放在村子前后，供日本军的几个骑兵团使用。这儿是日军骑兵更换马匹的一个源地。在战场上损伤了马匹，都从这儿得到补充。轻伤的军马，在这儿得到治疗以后，又重新回到战场。这儿的马匹还不断地繁殖生养，训练长大，走上前线。其实，这儿也同样是日军的一个军火库。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军马场安放在这儿之后，上千口人的农民大村，惊慌了几天，逃离了几天，发现军马场的马夫们不仅没有对村子枪杀，还把罐头和小糖送给老人和小孩，于是，逃走的青壮年都又返回村庄了。

    该种地的种地。

    该养马的养马。

    该打仗的打仗。

    这个北方的村庄，上千口农民居然和日军的几十、上百个马夫及近千匹军马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了整八年。冬天来临时，他们还把自己的谷草无偿地送到日军的军马场。

    “总不能眼看着让马们挨饿呀。”农民们说。

    日军投降后，马场撤离时，全村的百姓和日军依依不舍、十里相送，在村口和日军集体地招手再见。

    日军给该村留下了一块石碑，上刻两个大字——“善庄”。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善良。

    我曾依此写过一部名为《故乡的叹息》的中篇小说，可惜我没能彻骨地写出这种善良美德的悲哀来，我想，以后我会重新改写这部小说的。

    《辈辈勤》故事：

    故事之二，讲的是我故乡邻村的一个叫张栓的家庭，距我家几里之遥，翻过一道低岭，越一条小河，就到了我的舅家。张栓和我舅家是邻居，小时候我每次到舅家去，几乎都能看到一个人在村头路上转悠，尤其天不亮的早上，总有那么个身影，扛着铁锨，挑着粪筐，左顾右盼，走走停停。那身影如果老些，就是张栓的父亲，年轻的就是张栓。

    张栓家里的勤快是全村甚至方圆数十里都有了名的，他家门口总堆着一堆用不完的猪、羊、牛、马的粪便，庄稼总是全村长得最好的一户。全村人教育孩子时总说；“你要有人家张栓家的一成勤快，也就算没有白养你。”秋天的时候到我舅家去，踏着地上的黄叶，听着张家的十岁孩娃扫落叶时的诗意的响声，舅说你看看人家，看看你，长大了不让你饿着肚子才怪。往张家那儿望过去，直到今天二三十年后我还能看见张家门口那十岁孩娃扫叶压粪堆起的粪山，散发出温热、枯腐金黄的粪香味，一直滋润着那个乡村的街街巷巷。冬天时候，白雪皑皑，寒冷如冰水一样灌在大地上，人一哈气，胡茬子上就有了小冰球。猪、牛、马、驴从棚窝里冻醒过来，为了取暖，它们到更冷的田头、路边漫无目的地跑来颠去，粪便毫无节制地拉在白雪上，雾腾腾的热气升着升着仿佛白铁丝一样冻在半空了。这时候，早起的人们正要骂畜生污染了空气，弄脏了洁净，可话还未及出口，张家的人，便到了粪前，用铁锨把那细冰丝哗哗哗撞碎，便把那粪捡走了。

    世界还是一片皑皑的白，一尘不染。

    就这个时候，我去舅家，舅指着远处忙着的张姓人问我，叫你回去学拾粪你拾了没有？

    我说：“没有。”

    舅问：“咋哩？”

    我说：“丢人。”

    舅一个巴掌响在我的脑壳上，说做皇帝不丢人你去做呀。又说他们村的畜粪被张家几辈人捡的鸟蛋净光，别人想起早捡都抢不过张家人，说你们那么大一个集镇，懒得没有一个张姓那样的人，满街牛粪看着废了都叫人心疼。还说，过几年要镇上出一个勤快的人，说别人想捡粪都捡不成了。

    几年后，我读初中时，政府部门发动群众开展了一次积肥运动，张家的事迹以《辈辈勤的张家》为题在省报、地区报、县广播站都登了、播了。张家成了全省几千万人的学习榜样，省长题字为“勤劳之家”。那字被县文化馆的书法、木刻家，刻在一块红漆木板上，敲锣打鼓从县城几十里送到了张家门前，悬挂在张家的大门上方。

    后来，我当兵走了。只听说张家的孩娃找对象因勤快闻名于世不花一分钱彩礼，漂亮的姑娘还围满了门子。张家的姑娘出嫁，再好的家境和小伙儿都甘愿花那么一大笔彩礼钱。

    再后，我远在军营，对张家杳无音信了。

    直至前年，我回乡探亲，去看望我年已六旬的舅舅时，才发现那个曾经在二十多年前因出了辈辈勤劳的张家而名噪一时的小村，也相随着时势，天翻地覆了。往日凸凹不平的泥土街道，已经都铺了水泥。各家各户的泥土院落，也都变得青堂瓦舍，二层、三层的小楼房，外壁镶了马赛克瓷片或瓷砖。乡村也很有了几分城镇的氛围。从村街上走过去，很难找到一户还是泥土院落的人家——唯一例外的，就是舅家的邻居：张家。张家依然是那么几分宅地、一围土墙、几间草屋。歪斜的大门，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没了原色，门框垮了，似乎随时都要倒下，唯有那刻有“勤劳人家”的木匾还铜墙铁壁地悬挂在门框上方。

    这是全村唯一的一户未曾脱贫的贫困户，生活在国家规定的特贫生活线以下的以下，然那门口，却依然堆着有枯黄色的温馨香味的粪堆。

    我说：“他家咋还这样？”

    舅说：“只他一家不做生意。”

    我说：“你家该到镇上买些什么，卖些什么。”

    他说：“人应该靠手吃饭。”

    我说：“做生意也是靠手。”

    他说：“你不知，没有一家生意不坑人。卖时一斤秤变成了八两，买时斤二两还不到一斤。”

    他就走了，当年张家那个十岁的小孩儿，二十几年之后，如同一位老人，佝偻着腰，苍白着头，挑着粪筐朝田头地边去了，留下的畜粪的气息温热而又酸腐。

    我说：“舅，你们该劝劝他哩。”

    舅说：“他和村里谁都不说话，不来往，早上他孩娃不下床拾粪，他又打又骂，打的是孩娃，骂的是村人。”

    我哎了一声。

    舅咳了一声。

    《狂雪》诗和一篇散文的情节：

    说说勇敢，农民的或是民族的勇敢。

    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什么样的事例都有，杨靖字、刘胡兰、台儿庄、渣滓洞，但另外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方面而视而不见——南京大屠杀。

    有位叫王久辛的青年诗人，一九九〇年曾写过一首《狂雪》，副题是“为被日寇屠杀的三十多万南京军民招魂”。诗出来后，很有些影响，也有不同的议论。据说，这首《狂雪》已刻在巨碑上立在了南京的广场，对此举也有许多不同的说道。但无论如何，诗中对被大屠杀的三十多万军民勇敢的另一面的感触还是值得称道的。

    部分抄录如下：

    你看看

    你看看顺着那眼睛

    或顺着那城门你们

    你们军人都看看

    都看看他们

    中国的老百姓

    那一张张菜色的没有生气的脸

    看看吧我求你了

    我的所谓的

    拥有几百万精锐之师的中华民国啊

    ……

    这时候鬼子进城了

    铅弹像大雨一样从天而降

    大开杀的城门

    杀得痛快得像抒情一样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国人无人知晓

    是那样的像砍甘蔗一般

    一梭子射出去

    就有一排倒下扑哧扑哧

    ……

    街衢四通八达

    刺刀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比如看见一位老人

    刺刀并不说话

    只是毫不犹豫地往他胸窝一捅

    然后拔出来根本用不上看看刺刀

    就又往另外一位

    有七个月身孕的少妇的肚子上一捅

    血刺向一步之遥的脸

    根本不抹就又向

    一位十四岁的少女的阴部捅去

    捅进之后挑开

    伴着少女惨惊怪异地尖叫

    又用刺刀往更深处捅

    然后又搅一搅

    直到少女咽气无息

    这才将刺刀抽出

    露出东方人的那种与中国人

    并无多大差异的狞笑

    那天他们揪住我爷爷的弟弟的耳朵

    并将战刀放在他的脖子上

    进行拍照我爷爷的弟弟

    抖得厉害抖着软了的身子

    他无法不抖无法不对刚刚

    砍了一百二十个中国人的鬼子

    ……

    产生恐惧他无法不抖

    无法面对用尸体垒起的路障

    而挺起人的脊梁

    无法不抖无法不抖

    ……

    中国人

    中国人呵

    对于诗，我真的不懂，如同竹匠不懂瓦匠一样，但这首诗中的“实”，应该说我是理解的。在中国文坛，受作家和读者敬重的韩少功写过一篇散文，文中谈到一件事情，说某村百姓，在抗日战争时，忽然发现鬼子来了，全都“跑老日”走了，巷空街寂，家家关门闭户。几日之后，小心地返回村落时，才发现来到村庄的日本人仅有一位，还是一个伤员，是来养伤的。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南京军民三十余万人口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被血腥屠杀而少有人用任何形式反抗的一种注释。

    《一个和八个》这部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最震撼人心的一句台词也是一位中国人死在枪口之下时在山顶回头唤的一句：

    “中国人啊——中国人！”

    三

    以行为为主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必然是正反两个方面。“人无完人”。这是性格最科学的注释。一个只看到优点的人，必然是缺点特别鲜明而又面对缺点有几分恐慌、不敢正视的人。民族性格也依然如此。过分地正视自己的民族美德，会使民族的感情变得异常脆弱，如一个经常狂怒、感情用事的人。人可以感情用事，但一个民族在世界之林中时常感情用事，那么民族的前途就会有大亏大损。这一方面，我们的民族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人所共知的事是，一九七六年举世无双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一点儿世界性的援助，准确地说，我们拒绝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在当时，我们的民族富庶吗？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正恶果累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不需要那些援助吗？包括人道主义伸出的温暖的手，我们不是不需要，而是饿婴待乳，寒雪待炭，可是，我们把伸到我们面前的人道主义的援助之手臂挡了回去。这种做法，除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所致以外，更多地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性格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导致的民族感情脆弱症——不能够坦然地承认自己潦倒，更不能承认自己的脆弱。这是“宁可站着死，决不躺下生”的另外一种荒唐形式。我们在培养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时，教育后人宁为玉碎而不瓦全的同时，忘了该在什么情况下或碎或全，或生或死了。一九九一年中国大地洪水滔天，中国大开迎接援助之门，这同一九七六年的拒人以门外相论，中国得到的不仅是巨额财物，更得到的是民族性格的成熟和健全。

    还是回到农民身上来。

    最有资格代表民族的农民的美德，事实上也就是被我们歌颂了千遍万遍的民族美德——勤劳、善良、勇敢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美德被化解为个体、群体甚至几十万人群的大群体所表现出的负面。

    必须承认我们民族的勤劳，也必须承认作为民族主体的农民的勤劳中的愚顽。一个智慧的人不一定勤劳，可以生活得十分美满，而一个愚勤的人，就不一定能生活得几分乐意。如果不仅没有智慧，而更没有勤劳，那就只能坐以挨饿待毙了。这篇拙文中第二部分的那个我舅家邻居的辈辈勤劳的事例绝不是独特罕见的笑料，每一位熟悉乡村生活的人略加闭目都可回忆出许多这样的景观。更何况，我们又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民族勤劳是因为有的民族比较懒惰。而哪个民族懒惰呢？历史滚滚流失了数千年，任何一个民族，就是如何轻微的懒惰，这个民族也早该被淘汰了。实在说，不仅没有一个民族说自己懒惰，也确实难说哪个民族比哪个民族更为勤快。最庸俗的话是，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然把话又说回来，没有平地，又何能显出高山？既然说勤劳是民族的美德，那就必须得承认民族性格中有懒惰的一面。至于《辈辈勤》的故事，它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勤劳中的“智”的匮缺。充满智慧的勤劳是一种“开悟”，张家的“干死干活”的勤劳，则是一种“愚笨”。而农民的勤劳，恰恰是太少了前者，太多了后者。

    关于善良和勇敢，民族的历史上有了太多的例子。但在近代史以后，那么多辱国条例，我们已经不能归罪于哪一个人了。既不能说甲午战争的勇敢不是民族的精神之髓，也不能说慈禧的软弱不是民族勇敢的负面的集中体现。一百多年来，对于外敌入侵，勇敢和怯弱作为民族性格的两极，比例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天平的砝码上，民族怯弱症把勇敢的美德翘压上了天空。至于后来的抗日战争，日本人投降后还给那个村庄竖立了一块“善庄”碑，我们不仅应该把它看作是农民和那个村庄的耻辱，更应该看作对我们民族性格的一种评估。

    说到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民头颅落地，而鲜见有一个中国人出来骂一句日本鬼子，更不要说站出来给日本人一拳一刀了。这不能说我们民族的性格没有不健全的血脉。民族性格中的怯弱已经显见得十二分鲜明，再不承认性格中的负面也就过分地打肿脸充胖子了，可直到这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建议把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十二月十三日定为今后我们每年的国耻日，未能得到上上下下更多的响应，却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而这样的意料之中，比意料之外更见民族性格的悲哀。

    四

    从勤劳、善良、勇敢等美德的负面，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两个字来丰满和补充我们民族的性格——辱让。

    中国农民向来是宁可受辱也要忍让的。忍让其实是辱让的婉转的复述。民族与民族之间，中国多有受辱忍让的历史事例。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膨胀发展，利用战争的手段，迫使清朝政府在一八四二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中英与中法的《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的中英与中法《北京条约》，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条约》等，每一道条约，都是民族性格辱让的实践。寻找这种辱让的根源，当然，最合情理、最可使人接受的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把一切辱让的历史推卸到清朝政府，是最为堂而皇之的了。而事实上，清朝政府又的的确确得了历史上少见的民族怯弱症。可是，有一点我们忘了，民族性格，是民族人群性格或说是民族每一个成员性格的排列组合，是集中的再现。“没有小疾，何以顽症？”——从这个角度说去，民族的辱让，不正是中国人讲究忍耐的结果？

    忍耐，是从来被作为民族美德倡导而成的，并不是中国人天生的心理组成部分。把一个中国婴儿放在西方生养，长大形成的必然是西方人的性格，尽管是东方人的血脉。而把一个西方的婴儿放在中国农村，长大后必然是犁耧锄耙样样精通。这就说明，性格的形成，仰仗的是环境与文化。就是有遗传的因素，这种因素要发挥作用，也必须得在有这种因素的环境里。乡村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女人生了双胞胎、三胞胎，因无力负担而送出去一个婴儿，长大以后送出去的孩子，除了长相，在性格上决然找不到他或她的父辈和同胞的影子，而更多的是吸收了他的养父、养母的性格成分。可见，性格并不能遗传，而只能养成。

    中国农民的忍耐，是民族辱让的最好的养分。忍耐是辱让文化养分的极品。而产生忍耐的苗圃，则是几千年一直存在的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忍耐发展为辱让，使整个民族产生了无法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恶果。从历史上说，无论都市还是农村，实际上的每一位中国人，其实都是生活在狭小的生活空间，稠密的人口和贫困的生活，加之统治者推行的制度，产生了我们民族独有的乡村家庭制度。在这个家庭制度里，每一个人都消极避世，尽可能不与邻里和政府发生冲突。“遇事忍三分”、“后退一步天地宽”等道家的人生哲学不仅深入了每一位有文化的都市人，更深入每一位缺少文化的乡村人。晚辈对长辈的忍让，家庭对邻里的忍让，村落对政府的忍让，女人对男人的忍让，弱者对强者的忍让，村民对族长的忍让。父子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舅甥之间、弟兄之间、妹夫姐夫、内兄内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忍耐和忍让中生存，以此来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统一。这一系列的“忍”的哲学，使中国终于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人不能容忍的暴政、昏君、动荡和腐败的统治。

    忍耐或者忍让，其实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法则，和自然法则一样不可违抗。从家庭的忍让开始，每一位如今的农民和如今的一部分都市人，从生下来就开始从家庭接受忍耐、忍让的教育。如农民对贫穷的忍耐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都市对住房和生存空间的忍耐，到了绝后空前的地步。正是这一类的忍耐、忍让，长期、缓慢、持久地熏陶，而产生了巨大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社会忍耐环境和民族辱让的性格。所以，以家庭忍耐为基础的文化环境，导致了社会辱让的思想和道德情感，最终形成了我们民族的辱让性格。也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说，真正能够补充、证明我们民族性格的是——

    农民的忍耐、忍让所导致的民族的辱让。

    五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二十世纪将要关门之时，辱让是不太能够让人认识和接受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南京大屠杀没有成为我们中国今后的国耻日就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例——这是因为我们民族太看重了民族性格中光辉的一面，而太不敢正视它的负面。辱让最终从民族性格中消失，从这一点上讲，大约为时还十分遥远。因为直到今天和以后相当长的年月，忍耐和忍让还同勤劳、善良、勇敢一样被视为民族美德中闪烁灿烂的明珠。

    还有一个原因，农民永远是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忍耐又永远是稳定农民的祖传秘方。农民不忍耐了，民族、国家与政权将会如何？

    循环原是一种恶性。这永久地让农民忍耐，必然导致久远的民族性格的辱让。民族性格要挣脱辱让，也必然从农民挣脱忍耐开始。什么时间是挣脱的最佳时节，是无法释明的话题，这里穷嘴饶舌许多，要说得就是一句——我们的民族，是最能忍辱相让的民族。

    为农民的忍耐和民族的辱让，感叹一声吧——你！

    乡村三谜

    古老的皂角树

    短暂美好的青少年时期，却是被漫长的饥饿岁月所滋养起来的。那时候，二三十年前的那个年月，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或者每周，再或每月能吃上一个白面馍儿，每年能吃上那么几顿饺子。为了直接实现这样的夙愿，我从读书开始，每年暑假都和我的叔伯哥们，从我家那个偏远小镇，到几十里外更为偏远的小姑家里去住些日子。小姑家住在浩瀚的一片梁塬之上，梁塬之上的一个叫流涧峪的自然小村。因为那儿地处山脉的深皱之间，梁田坡地较为阔宽，“革命”的硝烟也较为疏淡，农民们都还以庄稼为本，家家所屯的粗粮细粮，就是颗粒不收，也能坐吃一二年，加之小姑对我们的亲缘溺爱，在那儿几乎每天都能吃上一碗白面或豆面的蒜汁捞面条；每隔三朝五日，小姑都要给我们蒸一笼白面或黑白相间的花馍。所以，从小学到初中的暑假，我找不到不去小姑家的理由。当然，在那儿的半数白日要同我的表哥、表姐们去割割牛草，到黑豆、绿豆地里捉捉喂鸡的蚂蚱；然几乎每个夜晚，却都要踏着月色，到一户姓贾的人家里去听一些传说或故事。流涧峪这个村落，又分为“上沟”和“下沟”两片住处。小姑家住在下沟，多为王姓，听故事的去处是在上沟，多为贾姓。往贾姓去时，要在上沟的村口经过两棵硕大的皂角老树，那皂角树的年岁，有人说是三百余岁，有人说五百余岁。总之，它有三五几人难以合拢的粗壮，树冠大得仿佛能遮住半个村落；夏天在树下抬头望日，你能看见细碎的日光在它的枝叶间全都是艳红和碧绿的光点；月夜从树下望月，能听见月光落在枝叶上那如水漫沙地的细微声响。这两棵巨大苍老的皂角树，我在我的好几篇小说中都有过或粗或细的如实记述，因为它们不仅春有可食的皂芽，夏有浓烈的叶冠，秋有满挂的黑亮皂角，就是到了冬天，它还结满两树神秘的传说。

    一年四季，它都结满了如葡萄似的传说。

    传说终归是一种传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某些时候，那些传说中的神秘，会突然地变为现实，仿佛一道灵光的再现，一切虚幻都成了实在；仿佛明明没有落雨，地上却一片雨滴的水渍，使你面对脚下的水湿，抬头仰望天空时，心有触悟，而又不能不哑口无言。那是我小学将要读满的一年夏天，我同我的一个叫书成的哥哥去小姑家里闲住，白天，割了一天牛草，夜里到贾姓家里听古，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向我们讲《三国演义》，还是《七侠五义》，横竖我们边听，边替他家剥了许多吊在房檐下的隔年玉米穗儿，回姑姑家时夜已很深很晚。月亮无影无踪，有几粒星星若隐若现在无际的天空。村落里静极，我们的脚步声沿着村街，传出村落，跌入沟崖那儿，又反弹回来紧跟在我们身后，仿佛我们的后边，总有两个陌生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回头去望，又一片空寂，除了婆娑的树影和浓重的房影，其余村里什么都似乎无形无物，或见形无声。我们有些微的恐惧，那恐惧不是来自某个传说，而是来自万籁空寂的自然和自然中的深夜。山脉的峰岭退向了遥远。谁家牛棚下老牛倒嚼的声音清脆而又黏稠。原来我们熟如指缝的身边的沟壑，这时候是一条无底的深渊；而村外玉米苗生长的声响，又呈着青绿在耳边潺潺地流动。只有在这个当儿，这个环境的少年，我才突然意识到了大自然的飘逸、沉雄，无边无际的博大和无边无际的神秘。因为就这个时候，就在这短暂的刹那，我和长我三岁的哥哥走到了不知多少夜晚经过了多少次数的两棵皂角树下，我们感到了树影落在脸上的阴凉和脚尖踢着树影时的浅黑的响声，感到了从巨大树冠的每一片树叶上落逼的寒气打在我们脸上的细绒绒的汗毛上，宛如夜雾从山野的草尖上拂过一样。就这个时候，就这个一瞬之间，我们俩同时听到从皂角树上滑翔下一块“石头”，落在距我们有两三丈远的另一户贾姓门前的柴堆上。我们还听到了“石头”落在柴堆上那起伏弹动的干燥的声音。于是，我和哥哥都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像竞走一样从第一棵皂角树下快步地到了第二棵树下。然而，第二颗“石头”又从第二棵树上落了下来，砸在又一家贾姓院里厢厦的草房上，不仅使那草结的房坡如棚布样有起伏的弹动，且还从房坡上滚在院内，砸在院落的土地上，明明朗朗响出了坚硬与柔软相撞的声音。

    我们听出那不仅是“石头”，而且有碗那么大。

    我和哥哥的手不约地同时拉在了一起，彼此都感到了对方的手汗汪洋一片。而与此同时，我的背脊有一股寒气从下往上沿着脊柱蛇一样蹿动不止，头发轰隆一声全都直竖。我开始惊叫着跑了起来，在我的惊叫中，哥哥说了一句“别怕”，也同我一道迈开了疾奔的双腿。仿佛是为了对我们惊叫狂奔的回应，也仿佛正是因为我们这时的狂奔才躲过去了一场劫难。这当儿，第三颗碗大的“石头”从皂角树的上空落将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我们身后，似乎就砸在我们刚起脚时留下的那个脚印上，而且随着我们半青半紫的惊呼和飞奔的脚步，那块“石头”还在我俩身后滚着追了我们很远。

    就是这样，一件来无影、去无踪的事情，一场无根无据、无因无果的经历，一段逼真而又被人认为是虚幻的记忆。我们以为我们的狂奔惊呼一定会惊动身边的邻舍和正在家等我们回去睡觉的姑姑、姑夫，可他们却谁也没有听见。仓皇忙乱地回到姑姑家里后，姑夫提上马灯到那老皂角树下寻找，却是什么痕迹也没有。第二天一早继续去皂角树下及柴堆上和那一贾姓院里查看，既没有什么“石头”，也没有“石头”落下的痕印；说了我们的奇遇，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也遇到过这类似的景况，也听说过这样的景况。二三十年过去了，那两棵老皂角树依然还在，我和我的书成哥哥也都还依然清晰着这段经历，和那时候的饥饿一样刻骨铭心，每当它钻过尘封浮凸在心里时候，我就把它生硬地推断是一种“虚幻”。我也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虚幻”。

    似乎只有“虚幻”，才被认同是一种“情理”，否则，硬要把它说成是一种“实在”，那么，那三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又落到了哪儿？和那挂满葡萄似的挂满传说的两棵苍老的皂角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偏偏让我们遇上？为什么会让两个人同时遇上以证真实而又没有别的任何痕迹？这件事和寂静的深夜、空旷的山脉、神秘的自然、苍老的古树、民间的模糊记忆、少年时我们单纯的内心到底有什么对应的关系？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我一生将一无所知。因此，我只能把它视为一种“虚幻中的实在”，或“实在中的虚幻”。虚幻也好，实在也罢，对我来说，倘能把少年的饥饿喻为我成长的滋养，那么，少年时期我所听来的大量光怪陆离的传说和偶有几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我写作的一份相对独有的营养。

    老宅的邻居

    今年二月中旬，我因故回老家有事，下了车，走到我家住的胡同口时，迎面走来了我家门前的几个姓张的熟人，大的长我几岁，小的只有八九岁的模样，他们一个个都头戴孝帽，脚穿白鞋，脸上稀薄着活人的气色。当时我心里一沉，驻足问了，才知道是我家十几年前的老宅邻居的主人张桩子死了。说他死前没有一点儿征兆，仅仅和人说过他的胳膊疼痛、酸困，后来就突然病倒，连夜送往三十里外的县医院，未及进行任何详尽的医疗检查，他就离开了这个烦累的人世。

    对于他的死，人们猜测是脑溢血、心脏病、脑血栓等急性恶症。有限的医学知识，只能让村人们这样进行假定性的科学论断。除此之外，说得最多的，就是他留下的不足四十岁的妻子和一个十几岁正读初中的孩子及八九岁的女儿日后的生存；还有，就是有人说，在桩子死前，有人看见谁谁家的狗在他家门前有过哭泣，且把那狗哭泣的时间、地点及当时狗哭的模样，说得异常逼真，仿佛生怕人们不信。其实，人们也许不信，但似乎不该不信。就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登上月球旅游，到宇宙里进行探秘，走入海底破疑，已都十二分的被人们耳熟能详，谈论起来都如自己的经历一样。可人们在高科技、数字化异常发达的同时，也还能不断地从电脑、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另外一类新闻和报道：某某农村一个一生喂牛的老人死前，他喂的牛滴水不进、寸草不食，待那老人死后，那牛挣脱缰绳，撞死在了石墙上。还可以看到，某某省的湖边上，突然间有了青蛙大转移，蛙叫声铺天盖地整整三日不散；某某乡村的田野上，发生了蛇们大迁徙，公路上的大蛇、小蛇、长蛇、短蛇、青蛇、红蛇，密密麻麻，致使交通堵塞数小时；某某农村的某一天，发生了老鼠、田鼠大搬家，使村头、田头的所有官道、小路上的鼠屎都如黑豆样铺了一层。而随着这些大转移、大迁徙、大搬家之后不期而至的，是人类的灾难：地震、暴雨、龙卷风。这些动物对自然灾害的预报，已经被科学界和生物学家掌握或正在掌握着其中的奥妙和联系。而动物对人的生命终结的预知和作出的某种征兆反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某一种生命和另一种生命在我们肉眼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有的时候，尤其在死亡降临时，会莫名地、突然地发生了联系，这又是啥儿因缘呢？

    还是来说我家老宅的邻居吧。

    也许是一九六六年或者一九六七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读书，刚刚开始以我自己的目光和经历来认识和判断这个世界。记得酷暑的夜晚，人们都还习惯扛上苇席，拿着蒲扇到村口的寨墙上乘凉过夜，我也常随父亲或哥哥在吃过夜饭之后，到那寨墙上或寨墙口（我家正住在寨墙的西口上）纳凉消闲，时常和邻居张二伯（张桩子的父亲）坐在一起或躺在他的席上——他总是扛去一张又大又白又光滑的苇席。可惜，因为我小，没有胆量，又怕天寒感冒，却总是不能同大人们在那路口、风口过上一个通宵。我实在不知道那是几月几日了，就有那么一夜，上半夜我还和张二伯在一张席上睡着，下半夜我回家睡了，来日一早，村人们都说张二伯遇了异事，不知啥儿动物在他头上“抓”了三下，不疼不痒，早上睡醒时，头上的头发掉了三处，露出了三个和动物爪子一模一样的光痕来，像小孩儿的拳头那么大。那三个爪痕我见了。村人也大都见过呢，像狼爪、熊爪、虎爪、狗爪、豹爪或是别的动物爪。问题是像啥儿动物的爪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夜在张二伯周围睡有十几个人，没有谁听见、看见或发现有啥儿动物走到人群里；重要的是，张二伯那一夜熟睡未醒，连梦都没做，来日一早那爪痕出现了，他一点儿不晓，毫无知觉。更为重要的是，来日人们发现那脱发的爪痕时，在张二伯的席上、席缝连一根头发、一根发茬都没有找到呢。

    而最最重要的是，此后不久，张二伯过世了，和我，和村人，和那苇席、寨墙、夏夜永远地告别了。

    如果说张二伯的死和那莫名的爪痕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纯粹是槐树结苹果，既偶然又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十几岁了，完全可以自己判断是非时，我家老宅邻居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为奇特的事。那天，下着中雨，村里和田野上都一片水渍，目光从雨帘中望出去，能看到十米、二十米外走动的人或者晃动的物。这样的雨天没有啥儿可大惊小怪，没有啥儿奇事异情，日常得很，平淡得很，可就在这淡而无味的天气里，我家邻居的灶房因为低矮，灌了许多雨水，他们家在用盆子往院里淘着雨水时，忽然就在灶房几指深的浅薄的雨水中，发现了一只如盆子大的河龟来。那龟在越来越少的积水里，正一步一步往灶房门口爬过去。

    自然，那只大龟被捉住了。

    因为那时，人们都还不太食龟，视龟为一种丑物，也就拿到街头以极低的价格卖了，换了几斤盐吃。剩下的疑问是，那只如小盆儿、大盘儿似的河龟是从哪儿来的呢？怎么会爬到灶房里灌的雨水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作出解释，成为一种无可破解之谜，在我家的左邻右舍和生产队的各家各户中传了许久，议论了许久。后来，我在《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读物中找到了令人较为信服的解答：在倾盆暴雨的天气里，河里、海里的鱼、龟等有能力顶着密集的雨柱——如逆流而上般游向天空，等雨柱稀疏以后，会从空中落下。我没有把这种解释给我的邻居和村人们释说半句，因为比释说更为重要而又急迫、实在的问题在我的邻居家里产生了。张二娘——桩子的母亲病了，一病不起。从此，自那河龟落到她家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过往日那样健康的身体了。似乎自那时，张二娘也就没有离开过中药、西药，直到病病恹恹的几年之后，她终于在不该的年龄，以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为尾声。

    现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下旬，桩子又突然死去了。他只比我年长一岁两岁，儿时我们曾经每天都在一块儿。一块儿上学时拐到村外的菜地去偷人家的萝卜吃，一块儿放学时在路上下石子儿四步棋，拖延着时间不回家。我们一块儿过完了童年，一块儿进入了少年和青年，然后，我在二十周岁时当兵走了，又几年我家划了新的宅地，便和他家分开居住了。在我家新宅地上新房砖瓦的硫黄味儿还未彻底飘散时，他却在年仅四十几岁、刚入中年的时候追着他的父母走去了。当然，我不能说是因为他家门前有了狗的哭泣他才死去的；不能说是因为在那场平淡的雨水中他家有了一只无来由的大龟他的母亲才一病多年的；不能说是他父亲冷不丁儿夜里脱发、头上出现了三个爪痕才谢世的。毫无疑问，他们的死因都是疾病，都是因为医疗条件过差、不能及早发现那些可怕的病源和治疗才导致死亡的。但是，是否可以说，他们死前，都与某一种动物的奇异出现、表现有着神奇的联系呢？或者说，某一种动物早就“感应”到了他们家的灾难呢？不能说每个人死前都有动物的某种感应存在于世界上、生活中，但除此之外，乡村中还有许多李姓人死前鸡连续几夜赶不进窝，猪连续几夜赶不进圈，牛要挣断缰绳的事；赵姓人死前家燕不回家，蛇会突然连续几日出现在他家房梁上、院落里、大门口；所养的老猫会突然烦躁不安、彻夜呜叫等，这样一些动物的奇异你可以充耳不闻，置若罔闻，但并不说明它们的消失和压根儿不存在。然而，相信了这些，又如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呢？动物是以什么方式感应到人之将去的某种信息呢？它们为什么能够捕捉住这些似乎是不存在的信息呢？它们又多以什么形式来表现它们对人（人类）的某种悲哀呢（如狗多以哭泣、牛多以挣缰一样）？为什么这些奇异多都出现在乡村而不是繁闹、发达的都市里？这种奇异和大自然是什么关系呢？

    记下这些事情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在科学领域如生物、医学、自然等许许多多方面（甚至包括文学在内），我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白痴哩。

    筷子直立与宫廷出行

    如果说《古老的皂角树》是写了植物给我留下的不解之谜，《老宅的邻居》是写了动物给我留下的关于死亡的疑问，那么，还有人本身的行为也同样给我留下了一个个近似荒诞的疑团。

    每一个乡村少年，在他那个年纪都必然要经过一些神怪之事，而一般人经过最多的不解，也就是“鬼附体”了：一个人死了，如有冤含屈，或在“阴间”缺衣少食、没有钱花，没有房住等等，都要从阴间来到阳间，附到哪位弱体女子或别的多疾多病者的身上去，又唤又叫，哭哭闹闹，诉说苦衷。这时候巫婆就要让鬼附体的人站到一边，自己跪在正屋中央的神像下，面前摆一个盘儿，手拿三支筷子扶在盘里说：“某某某，是你从阴间回来了，你就站起来。”这时巫婆手离筷子，那筷子便轰然地倒下来。于是，巫婆又扶直了筷子，换一个死者的名字说着同样的话。待那筷子再次倒下了，她就再次扶起来，再次换一个死者（尤其是那些刚死过的人最为优先），再次说着那样的话。如此三番五次，惊天动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那三根红筷子竟莫名其妙地直立在了盘底上。

    接下来，那些围观者和对迷信不屑一顾者都屏住呼吸了，任由那巫婆说三道四，说某某某，你刚走没多久？你回来干啥呢？是有啥冤屈还是缺啥短啥呢？这当儿那被“鬼附体”的便不再哭闹，说话时变得既冷静，又有条理，不断地替死者诉说他（她）的不白之冤，或者替死者诉说他（她）在阴间天冷了没有衣服穿，赶集时没有钱花，如此等等一阵之后，烧下一堆冥钱，许下一些愿望，便打发那鬼走了，那筷子也就无力地倒了下来。这时，被鬼附体的人明明白白成了正常人，问他或她（多半是她）刚才发生过什么，他或她竟浑然不知，连刚刚说过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

    “鬼附体”的事情是决然不可信的，但那红筷子在盘儿上的直立我却不止一次的亲眼目睹。小时候因为那筷子的站立，便相信了鬼附体的确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信了鬼附体的事情，却始终没有明白那三根筷子如何会站直在光滑的盘上。疑心那是一种魔术，千方百计设法破解，却始终没有解开。我家三婶太善于此道，也从来相信于我，几次询问她都否认了那是魔术的说法。我明白被鬼附体者疾病痊愈是一种心理暗示，但筷子的直立却不知是因了何故。

    因为筷子的直立，似乎证明了灵魂的确实存在；如果筷子直立是一种魔术，那么，灵魂存在就是一种无稽之谈。最近看了一本译作，是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研究、证明灵魂存在的书，其中还谈到日本如何用电脑从刚刚死去的人身上捕捉到了“灵魂”的信息，看完之后也就真正明了“天方夜谭”的含义了。换句话说，那是一本高科技时代西方新版的《天方夜谭》。但是，几年前，我的故乡也有类似于“天方夜谭”的故事在发生（或者说在流传）。那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碰到一个同村的乡人，男，将近四十岁，长得异常瘦弱矮小，特别偏信神怪之事。他告诉我他在我回家的前些天落日时分，因为在山梁上干活，视野辽阔，偶然抬头，看见天空中有一队宫廷人马由东北方向朝着西南方向浩浩荡荡开拔而去，说队伍中有辚辚华贵的马车，有萧萧行走的马队，有宫女五彩的服饰，有丫鬟高举的扇巾。说那队伍有半里长短，走了很长时间还隐隐能见队伍行影。他的这种说法，使我想起古装电影和古装电视剧中皇上或太后出行的豪华场面。因为我知道他没啥儿文化，是一个常被迷信所惑的人，是一个坚信自己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又为别人看不见那个世界而对他从不相信所苦恼的人。因此，他姑妄说之，我姑妄听之，一丝一毫都不往心上去放。然一周之后，返回时到洛阳转车，碰到我的《洛阳日报》社的一个朋友，同样说起此事，说几天前（和我的那个同乡说的时间一致）洛阳邙山那儿许多在田里干活的群众，突然看见从邙山的上空升起一队宫廷人马，车辚辚、马萧萧，无限浩瀚地朝西南方向缓缓去了，队伍长有二百米左右，行走十几分钟还能看见其五彩的尾影。说当天，邙山一带的群众就不断有人来报社反映他们看见的这一奇观，希望报纸上能给予“记载”，就如同记载“飞碟”的第一次出现一样，如同记载“海市蜃楼”第一次降临人间一样。而且，他们还推断出了“宫廷出行”的理由同“飞碟”出现的理由一样有据可信：之所以有“飞碟”的存在，是因为有“外星人”的存在。之所以可以在邙山岭上看见“宫廷出行”的景观，是因为邙山那儿，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死后的风水宝地，地下埋有无数的皇宫贵人和珍奇异物。

    当然，报社是决然不会去登这些的。

    当然，报社的同志首先否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尽管你说有上百人都见到了这一奇观，可没有照片和录像为依据，你说得如何逼真，也就只能作为“民间传说”，就像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彻底信服“飞碟”和“外星人”的存在一样。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颇有文化的人依据“海市蜃楼”产生的“海光”理论，推断说“宫廷出行”也许真的存在，因为邙山脚下就是滔滔黄河，海水如果真的同日光在一定时候能映出“海市蜃楼”，那么“黄河”在邙山岭下，也许处于特定的时间、地理、光线之下，会真的有“宫廷出行”的一道奇景，只是百年难遇罢了。

    当然，我相信那竖直的筷子与魂魄无关，筷子之所以直立是因为魔术，只是魔术没有被我们破解而已。当然，我相信“宫廷出行”与邙山四处堆积的宫廷坟墓无关，如若这一奇观果真存在，那一定是“河光”理论的结晶。可惜，要证明这些，我们得费些时日，费些精力，尤其“宫廷出行”如“海市蜃楼”和“外星人”一样，是那样的百年不遇。

    在这些没有证实、证明之前，我们就权且让它为“谜”存在着吧。

    乡村八题

    远村

    就是远村。离山远，离路远，离镇远，离人远，离整个世界都远。远村离土地最近。远村的人，吃过了饭，嘴一擦就扛着家什下地。一肩上是家什，另一肩上挑了一对木桶，晃晃荡荡在一条小道上。有的人，一肩上是家什，拿一只手扶了，腾出另只手来，持了一枝柳条，或者随便一杆柴枝，赶着面前的毛驴。毛驴身上架着两个固定好的水桶，毛驴每走一步，那桶便闪出一个起伏。人走着问些闲话，答些闲话，一个接一个，拉在小道上。男人要小便了，把家什交给相伴的另一个，转身跳下一条土埂，就响出了哗哗的声音，女人们就从他的头顶走过去。女人小便了，走得远些，到一条沟边，找了一蓬荆刺，面却是对着行人这边。

    日头高竿时离的村子，翻过一道山梁，走进田里，日头已升至半空。在田头吸一袋烟，男人开始干活了。女人们是看男人干了，跟着干了。男人们吸烟时候，你不知道她们干了啥儿，总之也没闲着，干活的时候很专一，谁也不跟谁说话。你比如在秫秫地锄草，一人两行，一锄紧落一锄，男人女人并肩，女人锄出一条蛇来，也不惊呼，只等那蛇爬了过去，再接着往前锄。男人发现女人落了后面，立起身问：

    “咋了？”

    “有条蛇。”

    “在哪儿？”

    “跑了。”

    就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都又弯腰锄地。到日头悬顶时候，有人在哪块地头高唤：该——吃——饭——啦——！人都陆续从田里钻出，拍拍身灰，挑着水桶到沟底一眼泉边，汲满清水，挑着回村了。毛驴是在一面草坡牧着，这时肚子吃得滚圆，驮两桶泉水极见轻松。为了不让水从桶里溅出，每个桶里都放了一把树叶。冬天无叶，就放一把干草。草和叶在桶里排筏一般起落。没有毛驴的人，他们的家什给赶毛驴的人扛了，挑一担水也不见十分沉重。在回家的路上，日头炎炎的生烟，人都懒得说话，那条小道，沉默的如一条晒干的喉咙。

    夜里，一家人在院落吃罢了饭，睡觉嫌早，入屋又需点灯，就坐在院落。没有月亮，仅几粒星星，湿漉漉的黑。洗锅时丢落一根筷子，是几个孩娃帮娘在灶房门口一块儿摸了一阵，才在当凳坐的石头下面找到了。猪也喂了，鸡窝门也关了，把狗也赶到了羊圈里。静了一会儿，孩娃们出去了。村头那棵大树下，老人在讲瞎话（故事）。孩娃们到那树下，圈成一个圈儿，席地坐下。老人先是不讲，慢慢抽烟，待足了烟瘾，孩娃一声一声地叫够了爷，他才磕了烟灰，问说昨儿夜里讲到了哪？孩娃们告诉他讲到了哪里哪里，他沉思良久，好像是想想是不是讲到了那里，其实是想这一夜给孩们讲些啥儿，正好又和昨儿讲的续上。

    大人们都是在那树下听着长大的，听厌了，不消听了，又觉得自己的孩娃傻，连那乱扯八道，都信为真的，可又阻挡不了孩娃们去听。孩娃走了，余下两个大人，干干的寂寞，相对坐着，一个吧嗒吧嗒吸烟，一个摸黑在勒一把洗锅刷子，身边放了一捆高粱顶秆。他的烟抽饱了，她的刷子也勒制成了。

    他就问她：“锅洗完了？”

    她说：“完了。”

    他说：“把鸡窝门盖严实。”

    她说：“顶了三块砖。”

    又说了几句啥儿，没话了，他就到门外，去查看查看羊圈。她进屋了，摸黑把几个床铺了一遍，被子全叠成一条扁筒。再走出屋子，走出院子，月亮已升到村头。蛐蛐的叫声，由稀到稠；村后的一片林地，跟着响起了蝉的夜鸣；树前沟地，有水浸浸的草地，那里的蛙鼓，叫成一片，一下把村里灌满凉阴阴的叫声。这时候，娘就立在门口，对着村头的大树，唤她的孩娃睡觉。她的嗓音很亮，叫第一声，孩娃就已听见，却偏不答应，直等她叫了三声五声，别的孩娃提醒说，你娘叫你了，他才不情愿地应下一声，磨蹭一阵，起身走了。

    跟着，又传来几声娘们的呼叫，老人说都走吧走吧，把孩娃们全都赶走了。孩娃们走时，特意记住今夜讲到了哪儿，以等明夜提醒老人。

    孩娃们回来，一家人都上床睡了。月光从窗里透进屋内，能看见被窝已经叠好，不用点灯就上了床去。头挨着装了麦秸的枕头，眼睛一闭，便就睡着了。也就又过了一天。

    忽然一日，从外面架进村里两根电线，要每户人家交出三块五块钱，就给各户装了电灯。通电那一夜，村里齐呼狂叫，还有老婆们坐在村头说说笑笑，笑笑哭哭，哭够了还唱。唱着唱着，就有人在村里唤，说快呀——快呀！电打死人啦——电打死人啦——即刻，一切声息都没了，又有啪啪的脚步声，急急切切流进一户人家，果然见人家的小孩死在屋里，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村头的坡上，孤零零堆出了一个小坟。

    谁家也不再点电灯了。摘掉灯泡，随便放在窗台上，或者抽屉里。过了些日子，发现晾衣裳的绳子断了，找来找去，没有新绳，就剪了电线，栓在两棵树上，晒衣裳，也晒萝卜菜叶子。

    日子照样的过。

    下地时候，扛了家什，赶了毛驴，毛驴上架两只固定的水桶。不赶毛驴的，挑一担水桶，一个接一个，拉在小道上。要小便了，男人们跳下土埂就响起了水声，女人们到沟边，找一蓬荆刺挡住了，面却是对着行人这边。

    走亲戚

    亲戚就是联系。在乡村没有亲戚就没了联系。

    而联系就在走上。走得最繁时候，是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之间，半月光景，乡村在广泛地联系。女婿去岳丈家里，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不去了那女儿如何肯嫁了你去。而女儿的回走，不是为了未来的公婆，是为了和对象多见一面，为了对公婆说，你家的房子怎么还不盖呀。公婆忙说盖的盖的。没有钱借着也就立马盖了。后来新媳妇和她男人就住进了那新的屋里，公婆就住进了边旁的旧房里了。

    外甥当然要走舅家，初二或者初三。拿最好的礼品。因为舅有些能耐，是乡里的什么或县里的什么，也许正是一位管木材的实权。外甥去了，舅先躲着，他就在院里扫地，或到舅家田里替舅拾掇了地边。因为吃饭的时候舅不能不和外甥坐在一张桌上，他就很可怜很无奈地叫了一声舅。舅说又有什么事儿？他说想要点木材盖房，舅说房刚盖了还盖什么房呀，他说厢房，或说想在新房上加盖一层。舅叹了一口气，说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你们家让我犯了法的。外甥不言，很可怜的样子。然外甥离开了舅家，一路上唱个不停。有了这几吨计划内的木材，高价卖了，赚的钱就可再去做那赔过一次钱的生意了。

    侄儿侄女要去姑家。姑的日子可怜，都不愿去是因吃得不好，压岁钱又少。可父亲跺了脚，也许摔碎了碗。侄儿侄女去了，父亲在儿女手里塞了一个包儿，让没人时候给姑，交代说千万不能让姑家的表哥表弟知道。那包儿里是钱，几十甚或上百，是父亲偷偷给姑的零用。那是他们姐弟的情分，侄儿侄女受了感动，决心长大以后彼此也学父和姑的样子。

    最不能不走的，是娘干的亲戚，干爹干娘。既是干爹干娘，那就一定比干儿干女家里富裕或者权势。又富裕又权势的，开了做干爹干娘的一扇门，拥进来的干儿干女，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队。干爹干娘特别想安排这一队干儿干女都凑在一天同时来，一次性烧莱，一次性烦乱，熬过去这一天，就又是一年的相对的闲适。可这一队干儿干女，都不想碰到一天里，虽同是一个干爹干娘，这些干儿干女之间却没甚好的情感，彼此认识，也老死不相往来。他们都想哪一天去了，别的干儿干女都没去，只一个干儿或干女和干爹干娘在一起。于是，掐时间，算日子，去了却还是碰到有别的干儿干女，想说的话儿不能说，想求干爹干娘办的事儿不能办。隐藏了失落，笑着离开干爹干娘家里。一路上盘算下年来走亲戚的最好日子，忽然觉得下年自己最晚一个来。你们都来过了我来。可下年来了，因为太晚，干爹干娘忙别的去了，也忘了还有一个干儿干女还没来过。家里没人，干儿或干女就坐到干爹干娘家新盖的豪华的门楼下，直等到日西光淡。

    彼此要好的朋友也是要提着礼篮，带着孩子在初一至十五之间，哪天闲了不期而至地去走走瞧瞧。山不转水转，明年盖房子就该找朋友们帮工去了。就是不盖房子，谁家能短缺红白喜事？不靠朋友你靠了谁人？

    一定要联系的，一定要来回走动的。不联无系，不走无亲。联着联着，走着走着，一个村庄就扯扯拉拉都成了亲戚。这个村庄和那个村庄就家家都有了牵扯。于是，一道山脉，一个乡镇，还有山脉与山脉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就都连成了一片。所以，农村人见了农村人，就显得格外的亲，说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如果再是一个省、一个地区，那就更亲啊，老乡啊。但说到同一个地区就不能再说了，说下去，若是同一个县或者同是一个乡，十有八九，原来还是亲戚。

    亲戚就是联系，联系上了就是亲戚，农村是一张网哟，谁都在这网上联系着的哟。

    串门子

    北方农村称串门为串门子。

    串门子不是风俗。风俗有一定的地域性，带着地域文化而成为地方特色或历史遗迹。串门没有地域。中国人、外国人、南方人、北方人、古人、今人、城市人、乡村人，只要有邻里的存在，就有串门的存在，只不过串门的目的和频率略有不同罢了。

    今天的都市，串门的频率日渐低落。一幢楼里，楼上楼下，左右邻居，门前屋后，相处三年五载，互不来往，不知对方在哪单位上班，姓甚名谁，是很正常的事。这种串门的消失，缘于社会的发达，一个家庭已经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生活的空间。厨房、厕所独立使用成为串门消失的第一步，继之的洗澡间、电视、电话等进入家庭，使这个家庭已经基本可以和邻居老死不相往来而独立生活下去。加上经济日渐的宽裕，每个家庭都可以独立购置生活必需品，而不需要借东掏西，到此，串门就没有必要了，就如煤油灯、打火石、尿罐子、熏蚊的艾绳一样从居民百姓中间消失了。

    串门依然在农村存在，绝无消失的迹象，这原因除了农村的住居和生活节奏及地理环境永远无法和都市并肩以外，重要的是串门是农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是农民相互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在孤僻偏远的村落，人们生活在缓慢如凝死的生活节奏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串门子聊天才把彼此间沟通起来。张家长，李家短，天旱雨涝，丰收歉收，对世事的评估，都要靠串门子说闲话才能发表出来。事实上，串门子是乡村生活的一种“报纸”形式，乡村新闻和乡村文学在农民头脑中酝酿之后，成熟与不成熟，都要靠串门子进行投稿刊登。闷热的夏天，张家的女人到了李家。说说男人，说说公婆，说说和另一邻家的矛盾，把城里人看来不值得的欢乐慷慨地分给对方一半，也把积郁凝结在心中的苦闷发散出去一半；男人们相互串门，坐在一起，兴趣所至，把劣质烟抽得云天雾地，把春种秋收和对时势的不解，说得云山雾罩。如果双方脾性相投，又有风雨难处，串了门子，就是那么闷头一坐，彼此间沉默得海深水长。一个时晌不见有丁点儿言语，到饭时，村街上唤他吃饭的叫声悠然深长，拖着黄昏的最后一抹日光，传到房檐下时，一个站了起来，另一个说你在这儿吃饭算了，那个答说我吃过饭再过来串门。这就别了，并不像都市别时客气地说声再见，却极有可能三年五载不再见了。而他们不说再见，顿饭工夫之后，就又果真串上门来，再次见了。乡村里男人串门，不如女人串门那样话如雨注。女人往往是直接为了说话才去串门的。而男人更多时候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了事情。但共同的一点，串门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排遣。排遣欢乐，排遣孤寂，排遣郁闷。串门一踏过门坎，进入了排遣，它就成了乡村的精神生活，成了文化生活。这种为了维护精神平衡的文化生活，是乡村文化生活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绝不仅仅是为了借个东西，还个南北，绝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空间的狭小而随意地走动，正因为这样，串门子在乡村只要一日没有乡村都市化，它就根深叶茂，青枝绿叶，不会枯萎和消失。

    串门子源于何时是不消探究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任何动物都有串门或群聚的活动，由此我们已经可以推断串门作为一种活动，自然从人类祖先的出生开始，串门便随之存在。而作为一种维持人类精神平衡的文化生活的存在，这种串门活动有了更新的高一级的意义则是人类发展的发展。但是，串门子的消失或相对消失，虽然还为时尚早，但毕竟已经在人类的人工天堂上开始出现。凡是已经开始消失串门活动的都市，这种串门便成了都市现代化的最好民间量具，消失的程度，科学地标志了这个都市繁华的程度。透过已经看到的现代人生活的曙光，中国许多乡村，已经开始了都市化的住居和生活方式，串门子的意义已经退减下去。这是乡村的幸运，是农民命运中空前的转折。然而，如果串门从乡村生活中消失殆尽，农民彻底不依靠串门来弥补精神生活的空缺了，我们为农民庆幸，又能不为遍地都市繁华而悲哀吗？

    好在那一天还十分遥远，尤其在我们东方的这块黄褐褐的土地上。

    日子

    世间最耐得岁月折磨的，是乡下人的日子。日子过到春三月，慵懒入了天堂。这时候，邻近溪边的村落，户户都到水沿上垦出三行二畦的田地，种了菠菜、芹菜、韭菜，还有别的青菜。垦不出田的，用麻袋装了二升黄豆，到水边沙地埋下，七朝八日一过，便是翠生生一麻袋豆芽。如此，户户人家都有了菜吃，便不需相互偷了，少去很多吵骂。然他们种菜，却不是为了自吃，是为了卖人。都是染了时势的影响。卖菜也不全是为了赚钱，为了人的日子。人不围着钱转，是围着日子转。卖钱也是为了日子。日子永远是人生在世间的一个中心。

    这里距镇子远，有二十里，或者三十里。天尚早时，日头还窝在哪条沟里，村落朦胧着，有个男人就起了床，挑着担子，拿上镰刀，到菜地割了他种的韭菜。韭菜很旺势，一筷子高的小麦般排在畦里。星月下了，日没上来，地上和空里满是昏黑，人走路都要扶着路边的墙壁。他看不见路，却能看见割韭菜，喳喳唰唰，每一镰都贴着地面，露出的菜茬儿又和没露一样。待一畦完了，天边就有了亮色，白白淡淡，仿佛一湖碧水悬在那儿。他直起腰，伸伸胳膊，将镰戳在地上，到水里洗菜去了。

    一切事情都做得很见规矩，很有条理，从割到洗至装筐，没多费一丁点儿工夫，也没多出一丁点儿力气，连戳在地上的镰刀，也是洗最后一捆韭菜时，从田里捎回河边的，连一步冤枉的路也不走。可见，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几朝几日。挑着韭菜上路的时候，正好迎了日出，便一脸光色，紫紫艳艳。山梁上行人不多，偶有几个赶集的乡人，都是拿了卖货，或赶了要卖的猪羊。专程去镇上购买的，一般要等卖者都到时才步入集市，一家一家挑选。他这么起早上路，是为了到菜市占一席好地，比如占了繁闹的十字路口。路边的麦田，青苗已经硬了腰杆，麦叶也朗朗地翘了起来。水珠晶莹在叶上，担了很重。他走得很快。日光亮得花眼。他便将头勾着，只看脚下一片。麻雀一群一群从头上飞过，啁啾啁啾，如潺潺的河水。他只管走路，过一阵将担子换个肩膀，拿袖子抹去脸汗。日头升了多高，过了几处村落，全然不知。可他走着走着，却突然停下了，呆着不动，盯着面前的一处脚地。脸上的紫艳没了，是一层淡白的蜡黄，汗也凉津津地落下，身上生出一层冷意。

    他的面前横了一条蛇。

    小青蛇。

    筷子一样长，小指一般粗的小蛇，身上有黄金斑点，直直地卧在路的当央。他看着那蛇，跺了一下脚，那蛇抬头乜他一眼，仍是不动。他说你走开不走开？不走开我就打死你！那蛇往前爬了一段，又卧下不动了，却横得更在路的中央。

    路很宽，他本可以从边上走过，或跳到边上田里绕去，他也想到了这层，然往边上搁去一眼，看见一片坟地，这边又是条深沟，他便不作绕道之想了。撂下担子，抽出扁担，举过头顶，他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就打死你！

    蛇抬起头死死盯着他的扁担。

    走开！他又猛一跺脚，把扁担举得更高。

    蛇反而把头低落下来，枕在一根柴上，看也不再看他，很不屑的。

    他举了一阵扁担，胳膊酸了，也就放下了胳膊，极长地悠出一气叹声。

    邻午时候，日头移至村头，吊在山坡的一棵树梢。村街上满是宁静，又突然响起牛的哞叫，粗粗壮壮，各胡同都涌了牛叫的气力。这时候，他又挑着一担韭菜返回村里，累得疲惫已极，一到村头，就搁下担子歇了。有烧饭的女人从家里出来，追赶总丢掉的母鸡，见他慌忙收了脚步，问你没去镇上赶集呀。

    他说你抓一把韭菜回家吃吧。

    那女人狠狠抓了一把，也顾不上追鸡了，慌忙着回家送菜。一会儿工夫，就来了好多烧饭女人，不叫哥便叫叔，他都让她们各自动手抓了一把。最后，他的女人看见邻居抱了一捆韭菜从门口走过，还对别的女人说，去抓吧，在村头。他的女人就也想抓上一把，解掉腰上围布，抢出大门，风旋到村头一看，竟是自家的韭菜。

    她问：你没去卖菜？

    他懒得看女人一眼，说：去了。

    女人问：去了咋还在这儿？

    他说：走了一半，路上碰上一条拦路的蛇。

    女人便不吭了，看了男人乏累的脸色，担起那半担韭菜回了家去。他跟在女人身后，静默着回家，倒床睡了一觉，起床吃了午饭，出门碰上另一个男人。说吃过了？那人说吃过了。又说没去赶集？那人说他妈的，一早挑着菠菜出村，刚上路就碰到只黄鼠狼拦在路上。说完那人看他一眼，说你没去镇上？他说没去。那人说我看你的韭菜该卖了，他说我想让它再长上一集。他们便说着，信步走到哪儿，晒着日头，抽着闲烟，走起了四步石子儿棋，一直走到日落，到村里去赶集的人回来，说今儿镇上菜少，价格昂贵，小青菜五毛钱一斤还抢不到手，不到午时，满街的菜就卖空了。到此，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起身拍打了屁股上的灰，回家吃饭去了。夕阳灿灿，落在他们的肩上。

    一个日子就算过去了。

    夜里，把韭菜和菠菜囚在水缸边上，不时洒水，企望五日后的下一轮集时菜能青着。这五日里，每天种地锄草，闲下就去缸边看那菜蔬，总见满眼青绿，想到了下集，重新担到集上去卖，谁知五天过去，菜外青着，内里霉烂，一提一动，满灶房弥漫臭味。便将那菜扔进门口的粪坑，沤肥去了，如此，怀了一心失落，到饭场上给村人说了，引出满村笑声，失落便一涤荡尽，又觉这五天的日子有很足的意思，跟着笑了起来，发现了日子的惬意。

    光景

    有一方空院，很大的，除了院墙上残下几个豁口，另外都还完整。院墙是用玉蜀黍秆苫着，日久天长，秆都枯朽，沾着墙壁，下雨了，雨水在墙上挖出许多小溪。然墙又总是不塌，路过的人都说，这墙不行了，要倒了。墙却默默听着，直挺了一年又一年。

    院里住了一个老人。那年给她过生日，她孩娃说她是六十七岁，孩娃媳妇说是六十八岁，为此夫妻俩吵红脖子，生日也没过好。到底是六十七，还是六十八，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可她喂了几只鸡，哪只鸡是一天生蛋，哪只鸡隔日生蛋，哪只鸡三日两蛋或两日三蛋，她心里都写得明白。两日生三蛋的鸡不多，她这辈子仅喂过一个，时候还在十余年前。眼下她喂了九只鸡，其中一只是公鸡，平均每天收五蛋左右。有时收六个，甚至七个，间或三个四个，并无确定。主要是有只芦花母鸡野极，早上出窝，摸摸有蛋，咕咕叫着，到残墙下啄几个虫子，从残墙的水道钻出，回时天近傍黑，肚已空了，鸡蛋不知丢进了谁家。老人将那水道堵了，它又蹬腿从豁口飞出，无论如何，不肯将蛋生在家里。

    老人去找孩娃，说要他把院墙豁口垒了。

    孩娃一嘴承诺，说闲下将院墙换成砖墙。

    说到是能够做到的，孩娃家的日子已经很显富裕。几年前孩娃划了新宅，盖了三间楼屋，搬去住了，把娘留在老宅守院。这几年孩娃又买了一盘电磨，忙虽忙，从电磨中磨出一院砖墙，并不为难。老人去孩娃家时，用布兜了兜鸡蛋，回时那兜空在手里。老人每三日五日去送一次鸡蛋，每次都和孩娃或娃媳说那丢蛋的芦花鸡。说多了，孩娃就说：“把那芦花鸡杀掉算啦。”老人一愣，再不说了，便每天放鸡迟下一二时辰，待自己烧了饭，吃了饭，洗了锅碗，扫了门前院子，把玉蜀黍一穗两穗剥在院内，才去开那鸡窝的门扇，以为鸡们出窝便吃，饱了肚子懒得出门，也就不会丢蛋。可那芦花鸡却依然，饱了，扬扬翅膀，飞走生蛋了。也曾几次，老人放鸡时，将芦花鸡抓在手里，关入蛋窝，可它至天黑都不生蛋。放它出来，它在院里打个转儿，便旋出门外，将蛋急急生在路上。路面铁硬，它是跑着生的。未及屈腿卧那么一次，蛋就落将下来，壳破了，一地蛋黄，如新生的太阳坠在地上。

    这是两年前的事。

    如今芦花鸡已极少丢蛋。老人不再关它，而是放它出来，开圆大门，随它去哪儿，老人都不舍在后，紧紧跟着，看它卧到哪儿，静坐死等，把蛋收回来。这芦花鸡丢蛋，并无一定地方，有时在东，有时在西，有时在草间，有时在田边，每一处不过三日，它便烦了，必换一新室。老人每天都为这鸡忙着，开了鸡窝门，撒了粮食，站在一边，盯着芦花鸡，等它吃饱了，从门缝挤出，摇头走去。这时候，老人跟出门来，它快她快，它慢她慢，走胡同，拐墙角，到麦场上的麦秸垛下，芦花鸡刨一窝儿，卧下了。老人就坐在麦场边上，昏黄的日光晒着她的身子，直晒得她老眼花乱，眼前有金星飞舞，那芦花鸡才从麦秸窝里出来，并不咕咕声张，悄悄走了。

    老人过来，拿了那暖手的鸡蛋，也走了。

    鸡极有灵性，它第二天再到那麦秸窝里，不见了头天的蛋，四下里瞅瞅，便又换了地方。或是野地的一蓬草棵，或是山坡下的庄稼地里，再或村头没人住的看菜蔬的草庵，几乎一天换一场地。有时，找不下隐处，它一早出门，过了午饭，还在村外转来转去，直转得老人肚饿头晕，似乎走不动了，它才忽然钻进垛着的玉蜀黍秆下，匆匆生下蛋来，悠悠去了。

    老人终日忙在这丢蛋的鸡上。

    可到今年开春，这鸡忽然不走大门了，任你把门开得怎样宽敞，门口怎样无人，它也要从院墙的豁口飞出，待老人从门里出来，它已不知去了哪儿。

    老人去找孩娃，要他把豁口垒上。

    孩娃说老墙不值一垒，真塌了就垒砖墙。

    老人没提芦花鸡又开始丢蛋的事，孩娃也没说杀鸡的话。如此，芦花鸡又丢了半个月的鸡蛋，老人就又找到了它。把鸡从鸡窝放出来，撒几把粮食，她就走出院子，远远立在院墙豁口的别处，过不多久，芦花鸡准从豁口飞出，脚一落地，从从容容，走出村街，到村头站上一阵，四顾无人，径直到田间机井的房里。那房里无门无窗，井水枯了，只废着一间房子，满地柴草，是生蛋的上好去处。老人第一次跟进房里收蛋，一下就收了十一个，然第二天迟了一步，那鸡从门里进去，迅即从窗里飞出，便钻进麦田不见了。

    再往后，老人又找到了它的去踪，不是哪家的猪窝，就是村口旧磨盘的下面。

    八月间，下了一场连阴雨，院墙终于塌了。

    雨过天晴，孩娃果真用汽车买回砖来，五日的时间，高高的青砖院墙垒了起来，这老宅严严实实，风雨不进。院墙垒起那日，芦花鸡试着飞了几次，终是没能飞过；来日又飞，仍是不过；七日之后，它便不再飞了，和别的鸡一样，老老实实将蛋生在土坯垒的蛋窝。

    芦花鸡不再丢蛋，老人先是一阵欣喜，腾出空儿来，立在门口，看看行人，看看田地，看看山坡，看看天空。看了几日，渐觉一切都是看了几十年的，并无啥好看。不看了，又闲着手脚，觉得手脚都是多余的东西，反不如每天跟在鸡后尾随着的好。

    鸡不丢蛋了，她心里忽就空荡了。

    可每日把院门打开，芦花鸡也不再外去，许是老了，它总是慢慢随着鸡群觅食，随着鸡群咕叫，随着鸡群生蛋。只是鸡蛋生得日渐少了，丢蛋时一日一个，不丢了三日两个，后来两日一个，再后，竟三日五日一个，甚或七日八日一个，且蛋也愈加小了，最大的也才鸽蛋一般。

    秋罢时，芦花鸡死了，无疾而终。夜里入窝，早上开窝，别的都陆续跳出，唯它稳着不动，老人伸手一摸，鸡身都冰了。

    芦花鸡老死了。

    至年底，老人也死了。得了一场说不清的病，几服中药未及熬完，就去了那边世上。

    留下空空一套院落，垒着高高的砖墙。

    乡道

    天很大，道写在天下，一端牵着太阳，一端系了月亮，弯弯绕绕，四通八达，时稠时稀地串了村落。灰尘欢腾着起来，阳光愈加显出清澈，山坡上有牧牛的孩童，嘴上插了柳笛，吹奏着追赶一团粉红。那是蝴蝶的飞。

    你朝土道尽头瞩目，有一个少年向你走来，他仿佛家居太阳之中。走离太阳许久，肩上还负着灿烂。虽是背负，却因其年少，而越发身溢欢快。他在那乡道上唱歌，脚下踢着石子，还不时朝空中挥着他的拳头。身边的树木，葱绿着春色，朝他身后走去。那样一个时候，他不知道那走去的是一屏季节，没有伸手抓住什么，至多顺手揪下一叶青色，玩弄一番，丢至路边，依旧蹦蹦跳跳地走来。你遥遥凝望，为他惋惜，看见一屏春天被他穿越而过，不经意间，知了就叫在了他的头上。

    太阳已显了浑浊，尘土也不再明快。山坡上的羊群，在溪边渴饮，知了的叫声，急切出烦躁。娶亲的队伍，吹奏着进了村庄。从那村庄出来的汉子，背负了老犁，到炽热的太阳下耕种。乏累时停了家什，立到山头上，揭一块肩头的皮翼，看看，说我脱壳了，被太阳晒脱壳了。把那脱皮抛向空中，穿越了它，看见太阳的恶酷，扬起鞭子，摔出一个响亮。以为能抽落太阳，太阳却在头顶依然。无奈在山坡上呆着，叹下一口长气，荷犁赶牛，又上了那乡下的土道。

    土道在酷烈的阳光里，火炒了样焦干，有一种煳了的黑味，苦熬着到了落日，有风习习，凉意洒落，知了却叫出最后一声，纷纷跌落入车辙。车辙的沟，深如一道道渊谷，装满了陈年旧事，跟着落下的，是枯黄的树叶，打着旋儿落在路边，在脚下，也落在老人的头上。老人举手从头上拿下那叶，看见的却是手上的老人斑点，如黑色的星星闪闪烁烁。土道在他脚下，原样儿无头无尾，回身一望，望不见了牵了太阳的那个端头，有一道灰蒙蒙的山，挡了他的视线，却隐约可见。山上有土道系着的村落，有归圈的牛羊，有卧在门口等主人归来的狗。背后的土道虽不可望尽，却知道走过了一个个的遥远，尽头已经摆在面前，紧走几步，也就完了，于是后悔当年快步走过的岁月，缓着脚步，走走停停，以求前路还会有个遥远。然步入这个风景，已经由不得你的左右。你立下不动，夕阳却向你走来。你立下不动，也无奈秋叶的零零飘落，你只能看着夕阳从你眼前急慌慌走去，攀了山崖，爬上山顶，在你眨眼之间，落山了。

    你看到的，是你最初渴望的乡道的另一个尽头。

    月光寒寒，使冬夜越发冷冰。一堆盆火，已经温暖不热漫长的乡道，你坐在火边，或躺在床上，或挣扎在病中，向无知的孩童讲述故事。讲得最多的是，有个少年，从一条黄土大道上走来，一路歌唱，一路喜悦。孩童们迷在你的述说中，你却老泪纵横。你透过窗子，看见月亮落了，窗棂上飞过一道浅淡的鸟影，你听见了九头鸟的叫声。在这叫声中，你一个冷惊，突然站在乡路的末端，看见了当年你踏上乡道的第一个脚痕，而脚下却是无底的深渊。入迷的孩童仰望着你，敬仰着说，讲呀，为什么不讲了？你抚摸着孩童的头，说走吧，太阳快出来了。

    孩童们叹息着，留恋着你的故事，出门踏上了乡道，一路上蹦蹦跳跳。

    路口

    世界上有许多路口，路口总是要比路宽的。

    然我家房后的路口偏要窄于路。

    我家门口是一条落入胡同的土道，和北方任何一个村落的土道相比，你都极难找出异样。不同的是路口。这路的北面，是我家厢房的后墙，南面是本家侄儿的门口。门口前有一棵大杨树。杨树同我家的后墙一角相对，挤出了一个路口。从西山来赶集的乡下人，通过了这个路口，才算真正入了镇子。

    路口进出过千百万的人，也过了千百辆车。过人时不怕，只是那房角和杨树感到拥挤，人人总去抚摩它们。房子盖起不久，四面墙壁还极新着，唯这墙角的砖柱黑了，像剃头荡刀的布。杨树也一样，树身的周围，那三面都四季青色，唯这一面四季黑亮。最怕的是过车。无论汽车还是马车，牛车还是架子车，一律偏那边一点儿，便撞了杨树；偏这边一点儿，便撞了墙角。

    墙角的砖柱和杨树，总是无休无止地伤着。

    有次，通过一辆拖拉机，突突的声响，把脚地震得哆嗦。黑烟也浓，喷发天上，能一时遮了日光。过那路口时，车头撞掉了墙角砖柱的一块砖，开车的脸上立马印了白色，往南一拐，车厢又刮掉了好大一块树皮，杨叶跟着落下一片。待车过去，司机下车站到这路口，看了好一阵子，说：

    “这路口真窄啊！”

    我的侄儿那时年轻，从田里回来，看杨树用白亮亮一块伤疤迎他，顿时火了。丢下家什，骂了几家，便把饭场上最大的两块石头滚来，一块放在墙角面前，一块放在杨树身前，然后立在树下，双手叉在腰下，说：

    “看你们以后咋从这过车吧！”

    从这路口进往镇里，要短出一段路程。人总是要寻近路，走捷径的。奇怪的是，这路口更加窄了，窄得从那路口走过，总有被人卡了喉咙的感觉，可人没从路口少走一个，车没少过一辆，却再没车撞了杨树和墙角，再没人去扶抓墙角和杨树了。

    不过，路口到底窄了。有个夏天，有个少年开了一辆汽车，到那路口时，试了几试，不敢过去，就下车将两块石头滚到一边。把车开过去，又把石头滚回原处，慢慢驾车走了。望那走去的汽车，父亲说把石头滚走吧，路口宽了总比窄了好过。

    是父亲的话，不能不听。我和侄儿就把那卡脖的石头，滚到了吃饭场上。开始尚好，杨树和墙角一并安然，只是杨树开始退黑转青的这面树身，又日渐黑下。墙角也日趋着油亮。脏是不怕的，随它脏去。然过了不到一月，村人都到田里锄麦，回时一到路口，全皆愕然。墙角的砖掉了四块，砖柱也有了裂缝；对面的杨树，不仅揭了树皮，而且木质也被撞下一片，半个树身都被浸流的水汁湿着。

    再不消去说什么。我和侄儿各从山上滚来一个牛腰一样的巨石，扔在墙角和树下，把那路口卡得更加窄小。滚完石头，便萌生一种复仇的快意，时时盼着有车撞在石上。每每有汽车、拖拉机和装满东西的马车、牛车从路口过时，去远远站下，惬意着等那车撞在石上。

    可终于没有等来。

    都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如今那两块牛腰巨石还横在墙角和树前。十几年过去，墙柱已老得没了原色，树也有了一抱粗，石下已经生满了蚯蚓和小虫，却既没见少过一辆车子，也没见有车撞在石上。没有撞在石上，就不会撞了那房墙和杨树。

    想这原来，路口窄小竟是比宽阔的好。很觉奇怪，以记此文。

    温泉

    清静的日子里，该收的收了，该种的播了，将粮食屯在缸内，或码在山墙下面，庄稼人悠长地舒了一口气，拍拍身上的土灰，从那尘埃中散出一股刺鼻的腥甜的气味，自语一声该洗个澡了，就宣告了一个季节的结束。

    日头和暖地照着，山梁上生出灿灿的土光，一条条大道小道，摇着三三五五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朝着一个地方流动。小伙子们相伴而来，借了人家的自行车，箭一样骑在梁路上，姑娘们是不骑车的，无论多远的路，都邀上三几，走一路留一路说笑。这时候有小伙儿从身后追来，把车铃打得叮当清脆，大宽的路，也必要响铃，必要擦着姑娘的身子骑过，给人家一个惊吓。然当车飞过去，又忽地发现，那姑娘都是同村的人，或是有邻村的相识，猛将车子刹了，旋过头来，脸上印着通红，盯着其中好看的一位，说我带你吧？姑娘乜他一眼，说不用，你走吧。小伙儿便没趣地走了，车子再不敢骑疯，也不敢骑在路的中央。还有那有家有口的汉子，拉了一辆架子车，坐了他的老母和妻小，在车上指指戳戳，教孩娃去识那白云，赏那风光。汉子一路无话，只管大步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赶上了一位老人，在路的边上磨蹭，汉子就淡了脚步，问说哎，你去哪儿？老人说洗澡。汉子说上来吧。就把车停在路边，老人就上了车，一道儿朝温泉走了。

    渐走渐远，看见两脉红山，如夕照血染，山上少土缺树，石们消瘦站立，露骨嶙峋，活脱似百岁而枯干的老人。再近时，也能看见山上哪个窝儿，长有一层浅草，偶生着一棵榆树槐树，无休无止地手腕儿粗细，永远地长不成材料，正疑着这山的土寡，就看见红石间间或有了凝固的山石的流质，便明白这儿多少年前，有过火山爆发，有过岩浆四溢，心中陡然一惊，又慢慢释然，明白没有那一次爆发的火山，也许也没有今天的温泉了。于是就细心地察看那山貌山势，便看见两山之间，夹了一条狭细的裂缝，三三五五的人群，都朝那裂缝去了，仿佛被裂缝吸了一样。这裂缝是一条沟谷，往深处走去，发现了几片土地，飘在红石山下，倒也棵青穗黄，有丰有减。再走，看见了沟底潺着一股水响。详细地去瞧，又见那溪水的两岸和溪床上，生出灰白的脏物，水草倒极盛，蓬勃了一沟，不断把那潺溪隐藏起来。只是那在水中的半身细草上，已被污垢严严裹了几层。这水里决然地找不到小鱼、小虾和蝌蚪，也见不到有蛙蹦，听不到蛙鼓。唯一的就是，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含了硫黄的怪味。闻了这味儿，那骑车的小伙儿骑快了，谈天的姑娘们走快了，拉车的汉子背上的汗珠稠密了。

    原来温泉到了。

    八九户人家的房屋挂在褐黄的山坡上，被一条土道连接着。到了沟底，斜对着三座九间老瓦房。门破了，窗失了，从那破门失窗中，蒸腾出来一股股热气，雾一样散开在空气里。这也便是温泉。乡人们不叫它温泉，而叫烫池，这生了温泉的沟，叫烫池沟；邻了温泉的小村，也叫烫池沟村。在烫池的东上方，因有了三池泉水，有了络绎的洗澡人，便有了几家饭铺，有了一个商店，有了一番繁华。到这儿洗澡的人，必然要到饭铺吃顿家常饭，再到商店走走，买些洗澡用品。一切都规章有序，仿佛几千年前已经安排好了的。三池温泉，南池为女池，东北池为男池，西北池为混池，谁先占了谁用，而那也是小伙儿们多骑车早来，总先占了混池，可最终又总被女人们占去。他们在那混池里得意忘形，打打闹闹，说一些只有男人当听的混话，似乎来温泉不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一回赤身的解放。可就在这乐而开怀时候，女池人多了，就有姑娘站在窗下，背对着池水唤：“你们洗死啊，轮也轮到我们啦。”小伙儿们在池里先是一静，后就哄堂大笑，回出话来：“急了吗？急了你进来，咱们一道洗。”姑娘在外听了并不真恼，却要骂一句，“你在里边烫死吧！”如此三二回合，小伙儿又说，急了你就进来嘛！就果真有人进去了。是几个老婆，进去坐在放衣服的青石条上，说娃子们，你们那个东西我们见多了，说吧你们出不出？不出我们把你们的衣裳抱走了。看见果真有人进来，泰然地望着他们的赤身，就像母亲欣赏她的男婴的小鸡儿，小伙儿们慌神了，纷纷跌进池里，藏严了身，露出一个个水淋淋的圆头，求告说你们出去，我们立马穿衣裳，把池子让给你们不行吗。如此，这混池变成女池了。男池开始挤不下，就轮流着一茬一茬洗。女人们松松散散，又说又笑。然无论如何，男人们是不敢去那窗下唤一声，甚至连那混池门前的路也不敢走过了。

    嬉嬉戏戏，在池里泡了半晌，出来相互用砖瓦片儿搓了后背，用玻璃片儿割了脚茧，到池里一冲，也就完了。姑娘们是不用砖瓦片儿的，她们用毛巾细细擦了身子，用香皂净了一遍，拖出滴水的长发走出池子，就看见有小伙儿推车站在路口，二人相互看一眼，各自红润的脸上一阵臊热，男的说你洗完了？女的说洗完了，你等谁？男的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摸着自己的脸，慢声细语，说还能等谁？姑娘就朝小伙儿走去。待那相邀而来的姑娘们都走出池子，日头不是正中，就是西偏，正要回走时，发现她们其中少了一位两位，饭铺商店，四处找了一遍，才忽然明白，她已经被人带走了，就众口一词地喷上几句，各怀着一份失落，快快地沿着来路走了。然这失落不会过得太久，就会被她们红光满面的青春驱赶得云消雾散，仍是撒一路说笑，全身轻快，似乎为了赶上那骑车的小伙儿，步子又大又急，走出这烫池沟的山口，却追上了那拉车的汉子。他的车上仍是坐着他的妻小和老母与一位别的老人……

    十余年戎马在外，已经很有年月不去光顾温泉了。今年回去替老母收秋，十余天劳累，怀着对温泉的温馨的记忆，再到温泉时，见山还是那山，沟还是那沟，路上却没了那人。半坡挂的村落，已经铺展开来，增至十余户，乃至二十户，房子也都青砖瓦舍，很有些新的气象。那三座九间的老房，也翻盖一新，高高大大，门窗齐全，房顶架设了通气散闷的天窗。唯那池子上方的饭铺和商店，房子却更加破败，房坡上生了凉荒的野草，房门上落下了红锈的铁锁。走近泉池，那门口放了一张桌子，坐着一个不说不笑的中年人，在守着池门，售两角钱一张的门票。买了门票，走进池房，显见比往年干净许多，池边上没了搓背的瓦片，青石条上没了往年的水渍，也没了对混池的争吵。同是季后清闲的日子，池内却只有三人五人，想水净人少，可洗个畅快，跳下去却猛然索味，提不起往年洗澡的兴致，问那几位为了啥儿，答说这烫池原是解放前嵩县的一个人物盖的，为民造福，立碑不收分文。现在改呀革呀，开呀放呀，这人修了房子，竟让人买两毛钱的门票，好像烫池成了他家的家财，谁还来这洗哇，我说两毛钱可以洗个舒坦，答说不在钱，而是没了往日的趣味。

    听了，我似也明白，草草洗了一遍，出来仍不见有谈笑的姑娘，不见有骑车的小伙儿，不见有拉车的汉子，就懂了饭铺、商店门上的锈锁。独自沿着空荡荡的回路，心里便渐生了几许酸涩的失落，却又不真的懂得为了这个年月中何故的缘由，觉得身骨没有洗净。

    从军归

    收麦时候，人都缠在忙里，去树林小便还提着镰刀。来往在田间的路上，人都匆忙着脚步，擦肩而过，也不互留一个招呼。路上的牛脚窝里，盛满了饱满的麦粒。鸡子一出门，便觅满了肚子。野麻雀不往远处飞了，饿了到树下，饱了到树上。汩汩流动的麦香，被人的匆忙冲撞得如乱风无向中的烟，扭扭摇摇地飘。

    山梁上的责任田里，猫着人家的男女，偷抢一样割麦。前几天落了一场雨，天晴日出，所有的小麦在一个午后全都熟了，穗儿弯着头，想要跌落的样子。谁家运麦的车子翻在梁上，路过的村人，也只问说一声，并不动手去帮。若你帮了，车的主人也立马拦道：快去忙你家的吧，不定过一天半天又要下雨。

    人似乎都备心死在忙里。

    就这个时候，飞来一道消息。说孤子红革死在了部队上，骨灰盒送进了村。消息如风，一下吹遍了山山梁梁。田头上立一个人，咳了一声，田里割麦的回头一看，惊慌着出去二人晒在日光里，说了几句啥，丢下镰刀就往村里跑了。

    梁道上响满了落雨般的脚步声。

    人都走了，镰刀在田头，没有一把是从容插着，皆是被顺手一扔，横七竖八地躺着。村头的鸡，被人的脚步，吓飞到了墙上、树上。

    这是去年的事。现在红革的坟上长满了青草。红革生在一九七二年，马姓，所以叫马红革。红革一九八九年爹娘谢世后，成了孤子，为了免烧一日三餐，村里送他参了军。红革的骨灰盒被送回来是一九九一年农历六月大暑过后，农村没有屋里安放骨灰盒的习俗，村委会让村人到柳林任选一棵做棺。

    去了五人，扛了大锯、小锯、斧子等家什。

    柳树林在伊河滩上。数百亩田地，都是高大的柳树。伊水在半里之外潺潺哗哗。树林里有凉津津的湿风。村里人在林里寻来走去，踩着满地的落叶。有处是浅浅的水地，不脱鞋就蹚了过去。那水里有极粗一棵柳树，用手卡了，想想，觉不够做四块独板的棺，就又朝前去了，脚步匆匆，左顾右盼。

    鸟和知了在树上齐叫，鸟屎落在人的肩上，也不去擦，只找那林里的树王。

    天黑时见了一棵，两人合抱不住的粗，顶上的叉枝做房梁也绰然有余。不用卡量，只看了一眼，一个上岁数的便从哪儿摸出三支香来，年轻人捧来三捧黄土，在树前均为三堆，将香插上，点火燃了，五人一同跪在香前。老人说，树神啊，他死得可怜，还不到双十年龄，无爹无娘，也无一家亲戚，爹娘死时就是薄板葬了，一家人在那边不能没有一间好房。这儿树大林深，你再择一棵好的，让我们把这棵伐了，给他做一副四块合一的整棺，也不枉他来人世走这一遭。

    祷告完了，五人各磕下一个头，起身拍了膝灰，坐下抽烟。烟抽完了，香也燃完了，只还一丝余烟在大树身上绕着，青白淡淡。老人望着那烟，说树神啊，你来不及搬了我们先走，来及了就让这烟散开。

    吹来一股风，绕树的青烟没了。五人开始伐树，斧声锯声，漫荡在林里。

    村里的木匠，都集中在村里十字街上。木匠家的麦，由别的村人替着收割。

    十字街是一处宽敞地方，谁家死人做棺，嫁女合柜，都在这儿。这儿的叮叮当当，彻白彻夜地响。木是湿的，不宜做棺，就从麦场上扛来一篓一篓的麦秸，在不远处生一地旺火，从树身解下一块三寸厚板，由两人抬着，到火边翻来覆去地烤烘。烘干一块，木匠慌忙划墨打线，锯方刨光，十几人忙在规矩里，也如流水作业。

    入夜，月亮迟迟升不上来，就在四边墙上挂了马灯。麦场上的人加班打麦回来，他们还在忙着。打麦的人已经很累，眼皮又硬又涩，他立在木匠边上，说有我干的活儿吗？木匠说帮我推几刨吧，我的腰不能直了。他就接过刨子，学着木匠的样子，刨得很卖力气。木匠坐在一边，看他推推拉拉，看着看着，头一歪，便倚墙睡着了。睡着了，他又没睡着，听见一个声响，忙慌慌站起身来，接过那人手里的刨子，说你回去睡会儿吧，明儿还得割麦。

    那人便走了。

    月亮便升上来了。

    一牙弯弯，晶晶莹莹，勾着一片云丝移动。月亮的周围，是薄薄的黑晕，有时月亮被晕裹了，就如黑沙包了一个水灵灵的魂儿。谁家给木匠们端来加餐馍菜，木匠们就围在月下吃着。吃着时说：

    “红革当兵还不到两年吧？”

    “不到，他才十九周岁。”

    “按说，不到也算为国家使尽了力气。”

    “当然算是出过力的人。”

    说着，鸡又叫了。有一声鸡啼，跟着响起一片。邻村的鸡鸣也嘹亮传来。看看棺材还没合出样子，慌忙又叮当起来。

    村人也在鸡鸣声中起床收麦了。

    照着习俗，人死了，可在人间停尸一天、三天，或者七天。这些单数，都是埋人极好的日子。棺材是在第五天夜里赶制成的，因红革为早丧，那棺材虽做得结实，却只能涂成浅黑。第六天一早，决定将红革的骨灰盒装进棺里，俗叫入殓。

    入殓时，棺内放了不少东西，都是他的遗物，如被子、枕头、几本书、几个笔记本。书都是部队发的《入伍须知》《三大条例》《毛泽东著作选读》《雷锋日记》，还有一本琼瑶的《几度夕阳红》，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准备盖棺时，村人忽然发现，零七碎八中，竟没有一套军装。想好歹他也当了两年兵，军装总该有两套，然却没有。仔细推算，猜测要么是军装随着尸体烧了，要么是部队上想，横竖他是孤儿，拿回去也没人接，不愿千里迢迢，扛那么大的行李，就留在了部队给人穿了。不过，这似乎不大可能，就都望着棺材发怔。

    说：“烧了的多。”

    说：“要万一没烧呢？”

    说：“没烧了，红革到那边就没换洗衣裳了。”这样怔了一阵，有人回家拿来几件春冬衣服，要放时，就见村里一个长辈夹一个包裹走来。这长辈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腰上还有弹片，每月都到乡里民政上领些钱花。他过来将包裹搁在棺头，双手颤着打开。里边是抗美援朝时的老式军服，黄的发白，却新的未曾穿过一次，一套单的，一套棉的。他把衣服叠好，放在骨灰盒的边上。人家说二伯，你还有这种衣服呀，可真能存货，都过去几十年了。这二伯不吭，又从叠好的军衣兜里，取出一个铜的奖章。奖章上已满是绿锈。他拿奖章看了一眼，放在了骨灰盒的顶上，用一顶军帽压了，缓缓从棺里抽出手来。

    有人说：“你把奖章留着嘛。”

    他说：“盖棺吧。”

    把棺材的大盖抬上了，放正在棺材口上，四寸长的大钉，一个一个砸了进去。

    第七日下葬。

    天些微阴沉，但不像有雨。麦子也正收到急处，大部分都已割倒，还没运到场上，这时候最怕连阴了雨水。原是说这天一户抽一个人来，将棺材抬到坟上。可一早起床，十字路口一片男女，老的少的，立在棺材边上。

    “谁家没割完麦子，就别往坟上去了。”

    这样说着，人却站立不动，回话说红革可怜，来世上孤孤零零，离世了，人多些他心里受活。决定都把棺材送到坟上。一副棺材，有黑压压一片人送，却没有一个戴孝的，也依然使人寒心。两条大杠已经捆上棺材，四条抬杠也已系在大杠头上，要走时，有个女人扯着她六岁的孩娃追来。孩娃头上顶了一条孝布，白白如一面小旗。女人说，让我孩娃给红革戴次孝吧，论辈分他给红革叫叔，四年前这孩娃高烧，红革一气儿背了二十里路，把他送到卫生院，也该让这孩娃还了红革的恩情。

    这就有了一个孝子。

    有了一个，就有了一片，都是十几岁的男女孩娃，都比红革称呼上小着一辈。孝布也都是各家临时凑的。我家乡的地方，死了一个老人，要扯给别人孝衣孝帽。人埋了，孝衣孝帽就归了人家。人家拿这白布回去，有的做了蒸馍布，有的做了棉衣的里布，有的就存着，等自家老人百岁时再用。若要不是亲戚，而是亲生儿女，那孝布就还要统收起来，等另一个老人谢世。所以，各家各户，几乎都有那么几块白布。别人家孩娃无禁无忌地给红革戴孝，自家不带，一头黑发亮在那儿，终归不是人情，于是传染一样，满村的孩娃们竟都带了孝布。

    这次葬事，竟是村里孝子最多的一次。白花花一片，云在棺材周围，待棺材起架后，又两人并肩，自动成一条队列，断断续续，棺材已经上了村前的岭上，孝子队的尾巴还在村头摆着。之后许多日子，此事的盛状还在邻村邻庄传说。

    红革是枪发死的。

    他是打靶以后，枪膛里还漏有一发子弹，验枪时他又没验，到连里擦枪枪就发了。红革的尸体火化以后，他那个连里处分了一串儿人。

    他的坟在一面坡上。坡是荒坡，乱扔了许多石头。草长得很旺，村里的牛羊都赶在这面坡上牧放。这个坡上没有别的坟，只这一个孤单单地凸出一堆黄土。风俗不让那些不到四十而亡，又没成家的早丧入坟。红革死时十九，要等二十一年才能迁进老坟。埋完那厚大的棺材，村人望着孤土，觉得少做了一件事情。

    坟头连一棵树也没有。

    四周都是不方不圆的坡地石，还有一片扯一片的野酸枣棵。

    “给他立块碑吧。”

    “合适吗？”

    “有啥儿不合适，他也是为国家出了力的嘛。”

    葬队走了，放下铁锨、抬杠、孝布，慌忙抓了镰刀，拉了车子，提了捆绳，到山梁自家责任田里收麦子。去麦场上的男人，把衬衣挂在场边树上，裸着膀子，赶着黄牛，在麦秆上一圈圈地转。黄牛拉的石碾，叽咕叽咕，响满了世界。

    麦罢，就有人去镇上，赶着牛车，拉回一块二尺半宽、五尺高的石碑，上刻了“马红革烈士之墓”七个大字，边上刻了他的生卒年月，直直地竖在他的坟前。

    有这碑，墓坟就不见有那么厚的孤独了。今年清明，村人又去那挂了许多白纸，似乎那面山坡，都被染得爽白。

    乡村文事便笔

    偶遇画展

    不懂画，但画展看过一些。每次走到挂画的下面，便永久地默着，因为从那画面想到的，不是思想的肤浅，就是和别人的见解截然。

    春节回家，到县城去看我的哥嫂和侄女，闲下又找友人却不见，被人引至一个门里候着。进门时，看见有桌有椅，以为是单位的会客室，待左脚一入，便一身惊愕。每一次进中国美术馆时我为那建筑惊愕。每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参观画展，我为几幅画惊愕。以至后来，每次乘公共汽车，到中国美术馆前，那惊愕都会浸染上来，不敢多言。而这次候人入室，也亦然。

    我被引入的不是一般客房，而是三间展厅。展厅的房子，已显出它的老相，给人以中年已过、老年将至的感觉。房上是故乡那种青色小瓦，接缝间枯了几枝柴草。从展厅内抬头，能从椽间或檩间望越房子，寻到天空。由此想到中国美术馆的典雅和富丽、雄伟和精致，惊愕便从这展厅剥落的墙壁生了出来。再看那画时，依旧不敢开口，不敢评论。我向来固执己见，以为艺术的品位，当数作画为上。一张画布、三种原色，便容了宇宙和万相；而中国画，则一页宣纸，单着墨色，即纳入了人间与千思。其次为音乐，七个音符，写尽人生各味；再次则是诗、散文、小说、戏剧和电影。所以无论何样的画，只要能展，都使我敬从心始，涌流全身。何况面前那些版画、国画，又大都是刊发过的，并在堂堂画展中得过了奖。且以我之见，选其一二，挂入中国美术馆的展厅，虽不能使人惊愕，但也绝不会让中国美术馆的牌号和建筑跌价。更何况详细去看，那画的署名，都是郭新卯三字。而这叫新卯的人，又是我的一个熟人，这就不仅使我惊从心生，而且敬从心至。

    因为一个展厅，只我一二脚迹，而且引来时，不是让我参观，而是让我坐其等人，不免有种被抬起之感，觉得自己污了素洁，对不住同乡画家，不愿在那画下享受自寻的压抑和对艺术的疚愧，便看了画展，急切着起步出了展厅，走到街上。时候是在农历正月初六，大年刚过，县城还弥留着春节的繁闹。一街两岸，满摆了鞭炮和孩娃们的刀枪玩具。店铺的门窗，虽多数都还掩着，然门窗上过年的红绿，却还依然挂在。新起的鳞次的楼房和姑娘们款式考究的衣服，还有平直的街面、熙来攘往的人们，翠脆流动的谈笑，能使人感受到新的气候，隐约觉出这个县城和故乡的一种精神，感到不随季节而存的温暖。若你站在路的边上，某一商店门口的台阶，居高临下，参观电影院门口的广告，参观姑娘胸上的佩带，参观楼房的阳台，参观青年男女的对话，你会感到你置身于为时势而举办的一次画展，用通俗的眼睛去看，照样能获得一种群众的享受，而忘却刚刚突遍全身的惊愕和孤独。

    我这样做了。

    可我穿行在街上流动的人群中，忽然觉到了这县城的狭小。迎面竟走来了我的熟人，在那三间展厅举办着个人画展的画家。他脱口叫响了我的名字，使刚刚失去的惊愕再次袭上身来。他脸上堆了佛像一样的善笑，冬日把那笑晒得暖暖和和，就像雪天里亮了盆红火。

    我说：“我参观了你的画。”

    他说：“你回老家过年？”

    我说：“真的不错，那画。”

    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吧？”。

    我说：“我下午就走……那画真的不错。”

    他说：“你真的不去我家吃饭？”

    我说：“真的……那画第一眼都使我吃惊。”

    他说：“你能到我家吃饭该多好。”

    然后，又和我说了许多别的话。却不谈他的画和他的画展，就和我分手了。他说他要忙着晚上请一次客，出来嘱托客人，务必晚上按时到宴。说他妻子还让他快些买一斤酱油回去。说见到我心里很高兴，就匆匆走着别了的脚步，买酱油去了，汇入了繁闹的县城的人流，留我立在浅淡的怔里。

    我想起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一位画家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他为画而生，为画而死。说人间没有艺术，就等于世界上没有太阳。他说他誓死要做艺术骄子。我望着眼前将失的背影，在人流中搜寻那去买酱油的一个瘦肩，想：北京如果没有王府井、西单的喧闹杂乱的人流会是怎样？没有中国一流的美术馆、图书馆、体育馆又会怎样？及之这故乡的小城，不举办这一次画展又是怎样？没有这位画家又会怎样？

    牌坊寻旧

    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给洛阳后人慷慨留下了他们的荣誉。明天顺年间，念其二程功德，诏封洛阳以西一百三十里处的程村为“两程故里”，并在程村正东一里处，建立石牌坊一座。有志载说，凡过牌坊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百姓婚丧过坊，止吹打，违者罚。

    如今故里盛在，牌坊已无踪迹。依稀记得，儿时那牌坊还留下两个石柱，孤零零擎在路边，仿佛北京圆明园的陈迹。村人不称牌坊为牌坊，而叫牌楼，称那块地方为“牌楼下”，既说是“楼”，又说是“下”，也可遥想出那牌坊当年的高大。单凭牌坊上刻有“圣旨”，那建筑也就不高自高了，只可惜后人永久无缘观看那落轿下马的景况，就连那两根赤裸裸伤残的石柱，今日你再也无法谋上一面了。

    牌楼下是个三岔路口，旧时繁华，今日一样的繁华，只是那繁华的滋味十分的截然。写在记忆里的牌楼下，那时候从洛阳试探着伸来一条土道，过了牌楼，岔开两支，很萎缩地去了两个方向。就在那旧路口的边上，不断有下棋的老人，他们对阵谈说，议论春秋，褒贬风尚，身边搭了草棚，棚下立了锅灶，灶边放了茶碗。铁锅里的水，永远地咕嘟嘟开着。春夏秋三季，你从那里经过，太阳烧焦在你的头上，想喝开水，尽管喝去，不收分文。有时那锅里还煮有败火的竹叶，竹叶水一碗一碗，放凉在一条凳上，倘要你拉了车子，挑了担子，到那儿准有人向你召唤，让你过去歇脚。你去了，便人至凳到，落座水来。

    与这茶水棚相邻的，是几间草房下的饭铺，有卖面条的，也有卖烧饼的，无论哪样，都极其便宜，吃完了，你会以为他几乎无钱可赚，至多收回了本费。有老人领着孩子通过，孩子哭了，老人没钱，那掌柜会用夹子钳一个烫手的烧饼，送到孩子手里。

    有人问路，就有人将你领到路口，指指画画一阵，最后问你清楚没？你说清楚了，他就嘱你快去吧，赶早不赶晚。那牌楼下的民风，就是这般淳朴清澈，淳朴到溢漫香味，清澈到洞穿水底，看到真正的人心也就是一圆肉团，红红的、艳艳的，如六七月的熟桃。

    牌楼下东是伊河，邻一村落叫毛庄；西是程村，邻一山脉叫耙耧；正南是一黄土大岭，叫陆浑岭；一直向北，就是我的家乡田湖镇了。冬天的时候，山风河风，从四面卷到牌楼下。河水结出天青色的冰凌，有野鸟在河上寒寒地叫；山上岭上，黄土冻成铁块，刨柴的人，一镢落下，他的手被震裂了口，地上仅有一个白痕。牌楼下的庄稼地，开开阔阔伸到远处，却是一片浩浩漫漫的冷白色。天是哆嗦着冷了，赶路的人还要赶路，正愁时，便赶到了牌楼下。那儿有几间草屋，就有几堆旺火，连你脚下的路上，也似乎冒出了温温暖暖的热气。这时候，你随便走近那堆火边，都会有人忙慌慌地给你让出一块地场，再把干柴架上两支，让你烤得周身的血液都沸沸腾腾地流，且话也问得顺畅暖和，先问你从哪儿来，再问你到哪儿去，最后教导你说，天冷一般不要出门。出门一日好，不如在家千日糟。听得你连连点头，赶快释说本来不该出门的，然不出门确又不行。这当儿若是到了饭时，那饭铺依然开业，主人会来叫你吃饭，饭铺歇业，也会有人领你去到他家，吃一顿家常便饭。吃完饭，你搁下饭碗，客气不出城里人的谢谢二字，只能由衷地说，天下数你们这儿的人厚道。那村人无论男女，都是一样地憨态一笑，说山不转路转，等路过你家门口，能给一碗热汤暖身就行。

    十岁左右，在一个冬天，曾经路过那儿，烤完火转身出屋，大雪已经飘飘扬扬，严实实封了世界。踏着积雪出门要走，从后边追出一个老人，将一顶雨帽扣在我的头上，说戴走吧，下次路过这儿捎回来。我便戴着走了，到家里满身干衣，头上冒汗。至今记得，那雨帽是竹条和苇叶织成，直径一米，四季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草香。今天若不到偏僻的乡下，是已见不到那样东西了。取代它的，先是大杆的油布伞，后是现今时光的镀光铁杆的折叠伞。然二十来年过去，那草香却有退不掉的浓厚，时时地弥漫在人的心上。而今你再到那牌楼下去，热闹依然，草香和火暖却是没了。从洛阳伸来的公路，早已铺了柏油，宽展平直，强硬地穿过那早无踪迹的牌楼，分岔两支蛮横地插入两个方向，依原样形成三岔路口。不消说，那下棋的老人已经作古，茶水棚和饭铺的房子，都已成了瓦房和小楼，饭店和商品小铺林立接踵，货卡车、大客车、小汽车不息地川流。牌楼下这地名，也从人们口中相随着牌坊的失去而丢失，取而代之是一个站名，叫毛庄站。那儿上车、下车的人多，总是吵嚷一片。无论春夏秋冬，那热闹少有淡旺的季分线。然无论何人，想不付钱讨喝一杯茶水，或借一张凳子歇坐，却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无缘由地让人请你一顿饭吃。

    今天，去置身于那三岔路口的热闹里，回想当年牌楼下人情的温暖，唐时崔护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由不得你便油然生在脑里，因为那诗不再是写在城郊小村的柴门上，而是写满了这个世界，北京、南京、广州、上海，以至天南海北，城乡小镇和这牌楼下。再往别处思想，你还会想到李清照怀念亡夫的“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的句子和她的感伤。好在诗都是过去的，感伤也是李清照的。那牌坊不知塌于何时，路边的两柱石头，也都不明去向了，人们也都似乎记不得这儿曾有过一座牌坊。

    “两程故里”还在，《二程全书》却很少有人研读。这是时势所使，也属必然。牌楼下的事情，也只能归属过去。

    太山寺

    寺庙，作为一种建筑已经属于过去，时间对它的侵蚀令人感叹而又无奈，然作为一种文化，时间却是它价值公正的衡标，尤其是东方，尤其是中国，尤其是中原。岁月的风雨，可以使其在世间荡然无存，可寺庙所包含的耐人寻味的文化，却是愈久愈新、愈久愈健，其文化的生命力，超出人之所料。

    凤岭太山寺位于我故乡田湖镇北的太山庙坡。所谓太山庙坡，也就源于太山寺；所谓凤岭太山寺，则源于那道古老的《凤凰吸牡丹》的优美传说。我家的一角责任田，恰在那传说中间。六年前，同妻小回家看望母亲，带着他们到那儿收割豆子，曾向妻子、儿子讲述那道故事。说一只巨大的凤凰，如何在此吸了牡丹，遭了断头。从而在这儿血染山岭，至今那山岭就叫凤凰头山。凤凰头山至今还血染般红艳，有隐隐的令人惋惜的血气。妻听了一笑，三岁的儿子则捡起凤凰头上的一块干裂的红石，坐在那儿面日凝望。如果说对儿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我想这是最早的一次了。继而，我告诉他们，脚下曾经有过富丽堂皇的寺院，有过雄伟的大殿，有过林立的塔群，有过苍翠的松柏。说这寺院曾经是故乡人的信仰中心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且其古老，大约远始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说在清朝末年，这儿还曾相当鼎盛，显示了它最后的辉煌。每年四次的古刹物交大会，均为此寺而起，人山人海，招八方来客，前后左右，有洛宁、宜阳、汝阳、临汝、伊川、栾川等十余县的农人、商人光临此地。

    可是，寺院终于是随时间去了，就如一只失手风走的大雁，留在手上的是雁飞时的用力一蹬，留在心里的是无可挽回的时淡时浓的苍凉和遗憾。站在寺庙的旧址上讲述这些，我就像在向妻小和故乡唱一首优美的民间歌谣，面前是黄褐褐的土地，背后是黄褐褐的山脉，左侧是枯多于水的河道，右侧是我家居住的村落。讲述时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只是讲讲而已。几年后再回到故乡，再次同儿子去到那儿，儿子已经八岁。八岁的儿子忽然拿起一块瓦片，问我这是不是那庙上的瓦时，我感到了一种震惊，一种力量，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他何以还记得那个寺庙？何以还记得那个传说？何以会捡起一块普通的瓦片而联想到太山寺院？

    我想到了我自己。再也记不起是谁向我讲述过寺院，描绘过传说，是爷爷、奶奶？还是父亲、母亲？再或是我众多的哥哥、姐姐和乡亲？记不起了。但那寺院，那传说，却是永远地隐伏在我的内心。尽管我不曾亲眼目历过那儿的桑园青瓦，不曾到那儿燃香求祈，唯一做过的，就是割草回来，坐在凤凰头山上，捡一块被凤凰血染红的干裂石，含在唇边，望着西下日色，稍作喘息之后，那块石头就粘在唇上，任你如何也拿它不下。及至石头最终离开唇后，嘴唇上的一层薄皮，已经粘在了石上。

    再也没有了别的什么。

    可是太山寺院，却是在我心里永久活着。是否会永久地活在儿子心里？曾听乡亲们说过，有意要修复太山寺院，钱似乎都筹集了部分，民意很有几分强烈。我想，修与不修，这本身就是乡间文化，证明了寺院不仅仅隐伏在一人心中，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始和象征，同样还活在众多的百姓心里。不可以对寺院作任何褒贬，因为作为寺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建筑，而是一种永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时代给了这种文化复生的契机，也许我的儿子和故乡的许多人，将会把寺庙与传说一代代地口传下去，但却决不会如北京的故宫一样，给那么多代人造成影响。毕竟它小，毕竟它已成为无形。然而，它修复了呢？那它就会同故宫一样，成为故乡的故宫，成为故乡文化的象征，永远地影响着一代人，又一代人，使人思之有物，念之有形。

    我已远离故乡，置身于北京茫茫的人海之中，为什么偏偏会想念故乡的凤岭太山寺呢？并不知道为了什么，只能哑然一笑后而黯然伤神罢了。只能怨道自己的狭隘罢了。想起一首歌中写道：“涛声依旧，是否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之所以歌能广为传唱，那种伤感怀旧的情绪，在今天的时景下，怕是道出了许多人内心的所思。

    但愿有形和无形的凤岭太山寺能在故乡修复起来，传将下去。

    故乡原有春

    嵩县原是一隅穷地，土少有暄虚，山少有峻秀，水也少见清丽，然民风却始终夹裹着极厚的诚朴。所以，我为自己生长于那方天下而自慰。从军十余载，哪怕身在千里之外，心上也总敷着一层故乡的圣土。

    有朋友来部队，邀我到县里各处走走，多做一些嵩县人的文字。今年回家过年，初一刚过，朋友又邀到了门上，我便随他上了车。携着风尘，一路颠荡，问说去哪儿，答说车村。车村我熟，是一个乡，三县交界之地，可称穷乡僻壤。

    车到无路处，朋友引我下来。天很暖，太阳悬在正中，山梁一道一道横在眼前，呈出赤黄；再远处的山，高低逶迤，曲折连绵，也不见青黛，全是褐褐一片。我知道这不单是季节所致，这是家乡的原本颜色。朋友带我从坡上穿过。旱了一冬，麦苗软在黄土上，从那田里，能看见父老乡亲一张张焦虑的面影。我说这儿又要吃返销粮吧？朋友说，难不在粮上，而在路上、电上、水上。他说，几年前，全县有二十六个行政村、近一百个自然村不通车，十余万人吃水难、用电难，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从没去过县城。一九八九年胡县长到这车村，见几个人抬头肥猪从山上艰难而下，问为啥要抬猪，答是去卖，县长这才知道这儿的山民抱小猪回家养大，就再也无法把猪赶下山了。胡县长爬上一架山，入了村落，群众听说面前站的是县长，顿时呆得无言。县长问有啥困难，村民说县长能来看我们，就没有困难了。县长说有啥要求尽管讲，几位七十余岁的老人拉着县长说，县长见过了，能再让我们死前看看咱嵩县城到底有多大，见见电灯到底有多亮，就算没白来这世上活一趟了。县长听了这话，当时便哭了……

    坡上一座小村，叫三道沟。十余户人家，日光照在各家门上，对联鲜艳，字虽不工，联句都十分吉庆。可各家大门皆是掩着，大都落上铁锁。正纳闷，听见牛叫，循着声音，见有一老人在村后喂牛，老人告说，三道沟男女老少，过完初一就上山修路去了。

    这几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修了用水工程五百一十九项，解决人畜用水困难户七千九百一十四个；架设电线二百来公里，发展了三十个用电村；公路修了一百五十三公里，又有二十二个行政村通了汽车。问解决这些困难，钱从何来？说县财政紧裤腰带勒出点儿，群众从油盐罐里抠出点儿。还说三道沟村民组长张三设，从县长手里接过三千元修路款批示时，跪下磕了头……

    上了山，见新修的道路几米宽，平平展展在山腰，路不是从村头向村外修，而是从六公里外的大路向村子修来。这样倒修，怕的是工程半途而废，道路一日不和村口连通，村民就一日不肯放弃修路。除了农忙，余时无论夏冬，三道沟人已经集中修了三年。我们到时，已是正午，他们老少六十余口都在路边起灶做饭。说灶，就是三块石头架一个铁锅，边上扔了修路工具，卧了跟来的狗，还有顺便放牧的羊。炊烟股股，绕在天空，被日光映出很好的色景。

    告别三道沟时，村民又给我们指了一条近道，刻在崖上，得用手拉住崖壁的藤石根枝，才能擦身过去，一侧的沟涧极深极深。想三道沟人，去年腊月二十六，村里通电，满村明亮，有三个老太太激动得在村头又哭又笑，差些疯了过去。若这路一朝通了，宽敞敞的，还不知他们又要如何……

    车停在陆浑岭上，太阳很近，仿佛伸手可摘。开门下车，眼前豁然一亮，顿时把我吓了！万难想到，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那一脉脉岭梁，相互接连，全是梯田。梯田埂儿一级一级，上上下下，落落起起。田间麦苗虽干旱一冬，但有机井浇灌，也同往年一样葱绿。望着这五千亩土地连为一体的坡改梯田工程，我心似浮在浩荡的黄河水上。说前几年，嵩县紧随时势，大抓乡镇企业，却建厂赔厂，开矿倒矿，后来调整思路，改弦更张，根据嵩县“九山半岭半分川”的特点，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年多时间，完成坡改梯田、旱涝保收田、水浇田十万余亩，见沟有坝，是壑有堰，治理小流域数百平方公里，一千多个小库小坝散布于山间，硬化渠道缠结于漫山遍野。去年，又突出抓了万亩红薯地膜覆盖开发，平均每亩增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说小小嵩县，现在是全国水利先进县、全国造林先进县，得了省红旗渠精神杯、市农田建设一等奖……还说县、乡两级领导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作。阎庄乡党委书记石动军，在这陆浑岭上修梯田，终因疲劳过度，突发脑溢血，活活累死了。最后问我，那修路、引水、架线，因有作家写过《老井》，不便再写，这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能写吗？

    我不能说不写。我不为那些数字和奖项所动，但我被数万山民聚集一起露宿风餐，为生存、命运而战的精神所震慑。想嵩县，公元前624年，楚国国王兵伐此地；南宋绍兴十年，名将岳飞率兵收复此地；闯王李自成退兵此地……这近三千平方公里山地上的四十八万父老乡亲，离开他们，我的笔向何处去饱蘸一派激情！

    朋友又告诉我一件奇事。说嵩县财政，连年是巨额赤字，县车队源源不断将邻近地区的粮食运回返销，而国家的农业发展计划，是在“八五”期间重点建设好一批商品粮基地县，国家每年往基地县投资一元钱，要收回三斤粮食。县长胡敬忠在一九八九年年底进了北京，走进了国家农业部的办公大楼。

    “找谁？”

    “找部长。”

    “有什么事？”

    “申请加入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从哪儿来的？”

    “河南省嵩县。”

    “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个县。”

    “有。部长知道，是穷县，特贫县。”

    “特贫县还想加入基地县？是部长让你来的？”

    “不是。是嵩县那些还没吃饱肚子的群众。”

    “你是嵩县的什么人？”

    “新任县长。”

    部长出来了。以往列定的基地县，皆是中华大地上的地广土肥、物丰粮足的骨干县啊！

    部长惊异了，请县长坐下。县长简明而富有逻辑地阐述了他对国家农业政策和基地县规划标准的看法，以及治理山区特贫县的思路……总之，将特贫县归入基地县投资，使他们农业发展，经济振兴，从大批吃国家返销粮，到少吃、不吃，无异于向国家上交了粮食。至尾，部长吸了县长递上的一支烟。

    问：“你来北京住哪儿？”

    答：“一家旅馆地下室。”

    问：“地下室吃饭不便吧？”

    答：“我爱吃羊肉烩面，那门口就是烩面馆。”

    部长起身，紧紧握了他的手，说中国的县长都像你，那就好了，什么都好了……

    县长北京三日之行，食宿三十多元钱，竟使农业部破例将嵩县的薄土归入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投资。如今，嵩县人流血流汗，不是已经有了那一望无际的坡改梯田，有了那初见成效的山区流域治理了吗？

    世间万事，最怕你以诚去做。我想应该见见这位至诚的县长，五十万人民的公仆。

    正月初五为小年。我家住在镇上，那热闹和繁华如对联一样贴在街面和胡同，极是醒目。初一与初五之间，是人们请来送往的时候，想必县长这几日回家过年，也是忙不完、熬不过种种生拉硬扯的邀请吧！但初四下午，我与朋友还是乘车去了县长的家。相距十五公里，这山岭下的小村，与我家相比，寂寞许多。然就是这个小村，曾经震动了整个伊川县，胡敬忠他们弟兄四人，靠脱泥坯卖钱读书，竟读出了四个大学生。我踏着胡同往里走时，想县长的宅院兴许与众不同，可抬头一望，面前却是几间在这一带乡村已不多见的旧土瓦房和草房，院墙破了几个豁口，门口挖着一个粪坑。看那院里鸡猫齐全，坐着两位老人，一是年近九旬的县长的三奶，一是七十岁的他的老父，老人在艰难迟缓地包着饺子，却不见县长一家人。问起才知，胡县长的妻子颈骨增生，一冬卧床，大年三十放假回来，县长一日一趟，用自行车推着妻子去看病，黄昏方能回来。我问老人，县长家孩子呢？朋友忙拉我衣襟。出来，才告诉我县长家小儿最受宠爱，偏是弱智傻呆，每每提起，老人和县长总要落泪伤心。

    如此，我就更该一见县长了。

    初六，县里工作人员上班，我独自一早搭公共汽车进城找县长。车再至陆浑岭上，突然抛锚，一车人下来坐在路边，等那师傅修车，竟等去两个时辰。无聊时去听同乡闲谈，说的竟也是县长，说为修脚下公路，胡县长寻钱找技术，往洛阳共跑了十七趟……想接了话题去问，来了一人唤：“喂，谁急着进城，我的车上还能捎三个。”回身望去，看那司机穿了肥胖军裤。料他是当过兵的，又想到嵩县民风淳朴，便硬着头皮随他去了。路边停了一辆小车，是上海产的“桑塔纳”。

    司机说，你们上吧。四个人挤挤坐到后排，一看我的身后还跟着两人，便都挤进去了。我在门边，这时才见从路边坡改梯田里走来一人，中年、矮个、短发，着普通旧服，手上提一撮带根的麦苗。司机问他，咋样？他眉头蹙结，说减产是肯定了的。司机说走吧，他便开了前门，可偏就在这一刻，颠来一个老太婆，提着串亲戚的礼篮，说让我坐坐吧，我得赶到嵩县城，去搭那开往栾川县的车。那人迟疑一下，让老太婆坐在了前座。司机扭转头来说，你们后边的下去一个。于是，我心就提了上来。车外那人却向司机摆手，说走吧走吧，我再寻车。司机不动，摇开车窗，那人转至司机面前，又说你走吧，今儿初六，去县城的车多。司机犹豫一下，脸上染着愧色，将车发动了。

    车走得很快。路上我问司机当过兵吗？他说当过，在济南。又问退伍给哪单位开车，他说，给县政府，给胡县长。

    被挤下车的竟是我要找的胡县长！确信了天下有奇有巧。觉得此当一记，便记此文。

    乡村六说

    说田野

    说起田野，委实人为地有了过多的诗意。但它的诗性的本身，却是极少有人去发现、去展示、去述说。我们看到的田野的文字，如同山梁上叠起的阳光，一杆杆、一束束，把黄褐色的土地照得很是流光溢彩了，十二分的金银化了，可那真正从土地深处溢入生活、营养了人生的东西，却被写诗的笔忽略去了。也读到田野上生发的苦难，泪咸得很哩，血也红得甚枫，然那土地对泪和血的吸收却是不见了的，至于血泪在和土地融合之后，新的温馨的丰沃，也是很少有人看到。我想，田野之所以成为田野，并不是因为收割前它四处漫流着黄灿灿的麦香，不是秋天的那个很少的天数里，山上山下、漫无边际都是红彤彤的色泽；也不是说，它在被收割之后，如作家的描绘，袒露了母亲一般的胸脯，新犁过去，土地的气息，便无休无止地淹没了村落、河流、车道，还有别的什么。这些都太为诗情，太为次要。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你是田野，你不生长庄稼你干什么？作家和诗人都是田野的外姓人家，只有农民们不是。那些人太喜欢面对田野惊惊怍怍。老成的农民们，面对田野是什么也不说的，他们月深年久的沉默和田野深处那没有响声的诗性，其实有着无尽的沟通和暗合。

    如果我没有说错，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个农民，记得我的祖祖辈辈都埋在田野里的话，说我对农民还算知道一丁半点儿的话，或多或少，信我这么一句：真正的田野上是没有诗的。诗是诗人的诗；田野也没有优美的景物，那万里无垠的景观，也被作家境界化了。

    真正理解田野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农民。农民说田野，也只说一个字：地。田野这个词语，本身就被诗化了的。几分的诗意，就隐含了几分美美妙妙的假。地，才还原了田野的本身哩。地也并不是说有土就是地了，必须有劳作，有风不调、雨不顺，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是从哪一辈开始祖先们都埋在那里，连骨头都腐化成了雾浓浓的土，不小心才会偶见一块布满细小蜂窝的骨核，这才勉勉强强有了地样。还应该说的，地上不仅仅一定得有战马的印痕。牛蹄比战马的印痕更为实在和接近地心。马蹄太历史化了。田野其实被历史压得汗津津的，可真正在地或田野上生存的人，却大多被我们看到的历史挤到了马路边上。这好像也是该的，他们也那么的不以为然。从那历史的田野上和田野的历史上去看，他们白茫茫一片，干净得荡然无存了。而我们翻阅到的历史上，命运、人生、派系斗争和中国与外国人的马蹄，大多与他们在那里的生存无太大干系。

    我以为，地也好，田野也好，诗也好，文也好，真正的田野，不是土的丰厚和贫薄，不是丰收或者歉收，不是马蹄或者牛蹄，该是庄稼和荒草之间，秋天和冬天之间，活着和死去之间，孤孤寂寂地站了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但他（她）是必必然然的农民，脸上布满了爷爷的皱纹或是搭了一缕奶奶枯干在额上的灰白的头发，远远地瞧去，宛若一柱被雷击劈了的桩木，近了，你才看见，他或她的怀里，拖了一个死了的孩娃。孩娃的肚子鼓着，嘴角挂了浅红灿灿的笑。他是吃了新的将熟的毛豆胀死了的，所以他死了还笑。或是吃了一肚新麦，胀着笑着死了。老人去找葬埋孩娃的地方，走了千里万里，昼行夜宿，黄昏前赶到了田野的一沃田头，说这儿好哩，旱能浇，涝能排，你就在这儿活吧孩娃，你爷你奶还在家等着生老病死，我回去给他们准备棺材去了。就把孩子埋在那儿走了。一路上没有回头望那小小的新坟，却叮叮当当留下一路歌声：

    一路的庄稼一路的土

    一路的活人一路的丘

    今天我从庄稼地里过

    明天我往土地里边留

    这歌声是土地真真正正深刻的诗哩。

    这个时候，土地才真正有了历史，有了诗性，成了田野。我一直以为，历史并不是时间的持续，人生也并不是时间的记忆，只有埋了孩子还一路唱着从地上走过的脚印才是时间、历史和记忆。那痕下的这种脚印的地，是真正的人生、命运和田野的诗性。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这种想念，好多人不予点头。我知道我的褊狭。可我的固执和一成不变的褐土一样。无可奈何的事情，无论别人如何，它都是依然。就随它罢了。

    说村落

    村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村落的真正含义很少有人去界定。权威的词典说村落即村庄，又说村庄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样的逻辑，完全符合了人们惯常对村落的理解，完全可以把村落、村庄、乡村相互等之，笼统解释为农民们聚居的地方。但若仔细辨认，村落、村庄、乡村似乎应该有些什么差别，比如说乡村必然是在偏僻的乡下，而村庄就有可能独立出现在繁闹城市。许多大都市里至今还有村庄的存在，但那村庄里的主人却已不是了农民。这样说来，或是村庄，或是乡村，或是村落，是可以咬文嚼字去分辨它们的。然而，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人们都不会去刨根问底，重要的是农民聚居的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

    你走在山脉上，阳光斜斜地照着，山梁上除了嘎嘎不止的乌鸦就是徐徐晃动的树，这时候口也渴了，你不断把手放在额门上朝遥远张望，而遥远回答你的是荒凉无垠的黄褐褐干裂的田地。恰就在这时你对什么产生绝望的时候，听到了井上辘轳的叽咕声，水淋淋的，明亮而又清丽，心中一震，转身看到一凹山腰上有几间、几十间草房，掩映在树木间，仿佛卧在树荫下疲累的牛——这个时候，你心里叫出了村落二字，开始对村落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

    再或，你走在南方稻田的埂上，沉浸在一种诗意里，回忆如落果一样带着熟透的香味噼噼啪啪打在心海上，唐人的诗句、宋人的词句如春风一样掠过你的心头，放眼着良田万亩，正为“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夸张感到贴切时，一阵乌云先自来了，雨声在你身后如风中的沙粒一样追着，心里一慌，诗句如柴棒一样被你丢弃了。于是，你惊了手脚，在田埂上跑得东倒西歪，也就这个当儿，从哪儿划出一条小船，先递你一张荷叶顶在头上，后扶你上了船去，赶着雨水的到来，把你载到了一丛草房的檐下，这个时刻，你心里哐当一声，忽然更加明了了村落的含义。

    实际说，村落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一点。村落应该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温馨，一种微微的甘甜。村落是和城市相对应的存在，对于农民，它给予他们居住、生活、生存的必需，而对于都市，它给予另外一部分人以温暖和诗意。它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我们可以从村落中找到农民、房舍、树木、街道、耕牛和鸡羊，同时也应该找到农民自身生存的艰辛和对外人所付出的温馨。古文人怕是最能体味村落的含义的，因为他们大都不仅能写出村落的诗境，还能写出村落的愁苦味儿，无论是李、杜、白，还是“八大家”，再或任何一位写过乡村和农人的诗人，他们对村落的理解，都浓含了“愁滋味”。可轮到我们，却偏颇得很，不仅没有了对农民的“愁味儿”，连诗境也剩下不多了。单单地写出愁苦来，那不是村落，而是村落中的人，单单地写出温馨来，那也不是村落，那是村落表面的诗境。到了今天，我们对村落连愁苦和诗境差不多全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聚居农民的某个地方。所看到和理解的，有过多的太平昌世，过多的新楼瓦舍，而农民那千古以来一成不变的生存形式和他们在那形式中所表现的给别人的温馨、对自己的麻木和忍耐，却是被人们从村落中删去了。

    连我自己，做小说的时候，对于乡村的描绘，也是不断重复着抄袭别人的说法：“站在山梁上望去，村落、沟壑、林地、河流清晰得如在眼前”，或说“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而实际上，村落的真正是个什么，沟壑的意义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儿，我这个自认为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是果真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

    回到对村落的理喻上来，我不敢说别人什么，而我自己，或多或少，总是感到一种内疚的。我们对村落意义的删节，并不单单是因为社会发展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农民的背叛。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称工人老大哥也许蕴含着对工人的讥讽，而称农民为老爹，又有几分真诚？只有在大都市住腻的当儿，我们才会想到村落，而想到的那个村落，除了田园的诗情，对农民的愁情是决然不会有的。这是当今盛世中村落的悲哀，农民的悲哀，而对于村落以外的人，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或幸或悲。

    说山脉

    山脉就是山脉。

    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的笼统划分。而对于某一个国家、群体和某一部分社会，山脉就是资源，就是我们战胜自然的敌人。而对于农民，对于农民中的多数祖祖辈辈都聚居在山脉中就如镶嵌在山崖上无可弹动的石子一样的农民，山脉除了是他们生存的依赖（靠山吃山的说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而更为重要的，山脉是他们的语言、性格、习俗和文化的根源与特征。

    我们时常可以碰到和听说这样的事例，山这边的人家听不懂山那边人家说的话，这种景况在苏、浙、闽、赣、湘、粤、桂等南方山区尤为突出，一个乡有几种方言是很不足为奇的事。一岭一林，隔开了两个村落，形成了两种方言，这与其说是语言不同，不如说是山脉不同。因为山脉是形成这种不同语言的最根本因素。由不同语言所带来的集体性格特征的异样，也自然使习俗和文化有所差别。比如某个民族的人刚毅豪放，某个民族的人能歌善舞，这种差异全都因之于语言与文化的根本区别。而语言、文化等的不同并且千百年来互不发生因果变化，又都是因山脉（河流、沙漠）等的阻隔。因此，大到民族之间，小至村邻之间，山脉（还有河、湖等自然物）是阻隔文化串异的屏障，是形成文化多样性的根源之一。

    山脉形成和发展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山脉自然也阻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北方农村少有一脉相阻，语言便不相通的事例，但一脉相阻，人的灵慧程度不同却是异常的普遍。我家乡的栾川县境内，你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景观：山这边人家，在当今社会中，买买卖卖，头脑十分灵活，甚至你问他路从哪儿走，他都想回答后获得一些报偿。在山这边的人家中，男女穿戴入时，起居赋新，房舍多为楼屋，家具多尚城式；而山那边人家，房子多系草舍，穿着多显老样，甚至姑娘出嫁还有穿绣花鞋的习俗。倘若你有机会到那儿走走，在山这边借住一宿，是一定要交住店费的，可到山那边借住十天半月，不仅食宿不消交费，你走时他们还要把你送出村头，再强硬地白送你一兜珍贵的山鲜果实让你带着。

    “死活你都带上，这是我们山里人的一点心意。”

    山这边人时常骂山那边人傻痴，山那边人又不断骂山这边人尖刻绝情。山这边人很愿娶山那边姑娘为妻，说她们勤劳能干，又耐得吃苦，脾气上来打几下也不是不可。可山那边小伙就不愿娶这边姑娘，说她们好吃懒做，不孝敬公婆，急起来敢拿着菜刀和男人对打。种种的不同，都是因为一山相隔。你以为这种人、习俗、文化的差别，是因为当今的商品经济的潮汛先自半月到了山这边所致，也许后半月就会潮到那边去，可你翻开他们的县志，又能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有史以来，南（山人）慧北（山人）朴，皆是缘了汉时山南有一古庙，南山人靠卖香造箔赢利日月，北山人靠种地买香敬神日月。

    这段记载不失趣味，也不失道理。一山之隔，翻过山去，也就顿饭工夫，可山这边古时就知道卖香箔赚钱，山那边人只知道买香箔敬神，这种差异，怕是山脉阻隔所导致的最早的差异了。由此可以推而广之，山脉对农民，实质上是一堵精神之围，生活在山皱之间的农民，一方面依赖山脉，种地要去山腰上垦荒，木材要去林地砍伐，野菜要去崖头采摘，就是本该人均等之的阳光，也要靠山缝中漏落。生存在这样环境中的农民，房屋在山皱间如同荒草坡上的一卧草堆，几丛农人如同林地中动物的一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个性的集体特征，又如何能不受山脉的抑制和约束？山脉滋养了他们的生命，也滋养了他们的文化，滋养的程度同山高山低山深山浅成为正比，同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壤成为反比。仍然以我家乡的栾川县为例，山南人慧于山北人，临近集镇的村落又慧于山南人，城里人又慧于村镇人，这是无可更改的一种自然，一种山脉（大自然）所形成农民人群的自然文化表现。反之，村镇人朴于城里人，南山人朴于村镇人，北山人又朴于南山人，道理亦是如此。由此可见，农民之于山脉，山脉之于农民，他们是决然的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山脉中的农民，他们的血液不是叮当流动的红色液体，而是凝在脉管里而又起起伏伏的山脉。

    是否可以这样说：山脉中的农民，山脉就是了他们呢？他们的文化、风俗、个性、语言及他们的一切，山脉的不同，才有了这些的不同。

    如何让山脉中的农民从山脉中解脱出来，尽早、尽快地和现代文明更直接、更广阔地接壤是另外的话题。如何让今天社会的潮汛翻山越岭地荡到山脉的农民中去，让信息、观念如他们门前、院落的果木一样，出门可见，熟之可摘，实质上政府部门已经付出了车船可载的努力，且这样的文章，也正被社会写得沸沸扬扬，大有流芳千古的样儿。这儿要说的，是山脉的本身。

    山脉是人类的故乡。

    而今穿绣花鞋出嫁的山里农民毕竟极为少数。无论农民还多么贫穷、落后、原始，有目共睹的是毕竟都已知道“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发展了，或多或少，都已被商品的潮汛所浸染。“北山人”的古朴令我们叹赏，而“南山人”的聪慧就不令我们多思吗？说到底，就是自汉时南山人已经明白卖香火赢利，可十几年前，他们到底和北山上差异不大，或说共同处甚多，毕竟都还是“山里人”。然而，现在的事实是，山里人的古朴已经开始从“南山人”身上逐渐地消失。

    “从这儿往何家屯怎么走？”

    “我给你领去你给我多少钱？”

    “不用领，你给我指指路。”

    “指指路你给一根烟。”

    一个十岁或是十二岁的男孩，童稚浓得如雾，问你要钱还是要烟时，睁大的双眼明亮如星，他们索要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都市人的精明，面对这样的山里儿童，你会不假思索地断然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定有了病。

    什么病？

    ——“山脉变异症。”

    我想了许久，称之为山脉变异症。虽不十分贴切，却能说明问题。这种变异，不来之于山的那边这边，与山脉本身无甚干系，它来之于都市的现代文明。我们一方面盼望现代文明能一日千里地在一夜之间改变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担忧，现代文明向我们最后古朴的堡垒的袭逼。

    山脉，那些居住了农民的山脉，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古朴桥头堡。一旦这个桥头堡被文明所击破，我们民族的旧居将荡然无存，每一位想寻找民族故乡的中国人，都将看到的是新旧建筑相错而立的“现代庙宇”。川端康成在战后的日本看到美国的文化在他面前无孔不入时，对日本传统美的倍加疼爱、抚摸和守护，使他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他的自杀，事实上是对日本传统美的最后的坚守，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是对这种传统美的壮大。可惜，中国没有这种为民族的故居——山脉守护的殉道者，没有为古朴而献身的现代人。甚至，在今天西方文明铺天盖地卷来的今天，人们一边叫着返璞归真的口号，一边忘了山脉才是民族的故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最后的桥头堡。

    如同人类的发展必然毁灭人类自己一样，我们所有对山脉和山脉中农民的政策、舆论、扶植、奖励，都是以消灭山脉给山脉中农民所形成的农民与农民之间，山脉与山脉之间的文化、个性、习俗、语言及道德观念的差异为目的。有朝一日，这些差异不再存在了，山脉如都市一样，农人与城里人一样，我们民族最后的古朴和传统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桥头堡就最后消失了，这也许是山脉和山脉中农民的幸运，但毫无疑问，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因为那时，我们民族没有了故居；人类，没有了故乡。

    事实上，“山脉文化”正在消失途中，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如川端康成坚守日本传统美一样坚守“山脉”的时候，可是，又有谁来拦路一喝？也许，就这个时候，哪个中国的川端正在孕育之中也亦未可知。

    说河流

    “河流是地球的项链”。十岁时候，从一篇小说上读到这话，很为作家的比喻惊讶。借机会爬上我家房后的山梁，穿过一片桃花盛开的园林，红粉粉的气息蛛丝马迹地被我带到山顶上去，我便嗅着那红的气味，把手棚在额上，童年的奇幻感觉就无限的膨胀起来，爆炸起来。我左手搭在一棵嫩槐枝上，看到山梁下的伊河白银银地沿着伏牛山的脚跟，弯弯曲曲，随物赋形地向下流去，哗哗啦啦的声音，是我清晰无比地看在眼里后才似乎响在了耳里，还看见那青色的声音里有轻微的链摆和雪白色的音响。从此，我记住了我家乡的美丽，把农民和我父母的艰辛一概地不看在眼里，认为课本上的“江南水乡”决然不会比我故乡的河流好到哪里。从此，我不断到那宽有半里齐腰深的河流里去游泳。有次差一点儿淹死进去，母亲的巴掌为此在我的屁股上留下久远的印痕。然而，尽管差一点儿死了，我还是对河流情有独钟，依然偷偷地去游泳、捉鱼、摸蟹。

    再往前边说去，在我还不懂得“河流是地球的项链”的含义的时候，最早关于河流的意识，是我家门前的渠，一年四季清水哗哗，媳妇和姑娘们的棒槌声经常敲打在我的牙上，使我的牙齿听到那种声音就莫名地酥痒起来。这渠的水源，来自村落南侧的一条河滩。河滩里的水清清粼粼，凉得使人笑着哎哟哎哟。记得，那个年龄似乎走到哪儿都要过河，不是去寻找河面上的枯桥，就是寻找河面上水缓处的跳水石头，实在没有奈何，才会脱了鞋子，卷起裤腿，抱着衣物蹚过河去。我常常认为，世界就是河流的世界，包括北方的山脉、沟壑间，也是山高水高，梁长水长。我不知道哪儿没有河流，不知道没有河流的世界该是多么的荒谬和不可思议。

    然而，到了我的儿子该学写作文的时候，我在他的一篇题为《故乡的景色》的作文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河流像上吊的绳子一样弯在那儿。”

    这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暑假里。这句话比“河流是地球的项链”更让我吃惊。这时候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对什么都不该惊讶的田地。这一刻我也才在忽然之间发现我家门前的那条渠儿河已经荡然无存，一线浅痕时断时续在村落的房前屋后，才想起村南的河滩早已干枯成了破衣烂衫，连一窝湿润的沙地都已没有。有意地去注意那宽敞的伊河，也才发现伊河成了干裂的滩地，白色的鹅卵石上都蒙了一层厚极的灰土，问起缘由，说是上游建了一个电站，又说因为时常没水，电站一年间得有半年不能发电。

    游泳差一点儿淹死的惊险倒是没了。

    捉鱼摸蟹也不消了。

    北方山区本来就少的稻田不存在了。

    经常在天空凝成一个白点的鱼鹰不知去了哪儿。

    有一次笔会，和天南海北的作家聚到一块儿，把男人女人说得乏味了，就都纯真起来，不知为何扯到了河流。有位南方的女作家，惊慌地说，她乘火车从黄河桥上跨过时，忽然发现黄河干了。一位北方的男作家听了这话不以为然，说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长江，长江水清得吓人，说现在见到长江，长江水浑得吓人。

    又一个说：“那水里都是屎尿、垃圾。”

    再一个说：“你到上海，喝一口水苦你三天。”

    还一个说：“世界末日到了。”

    这些议论未免夸张，可我儿子说的“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却是十分贴切。我曾在前年的暑假上过我家房后的山梁，那桃园已不在了，立在山顶上，看伏牛山下干枯的伊河，果然是灰灰白白一带，搁在山脚下，宛如陈旧的麻绳。再看村南的河滩，除了白茫茫一片沙灰，水是一滴也没了的，逆着枯河往上张望，河滩仍在，流水已去，不似绳子又像什么？

    那篇儿子的作文，老师的批语是：“比喻不贴切。”我看了那批语，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想让刚明事理的孩子心里有一派祖国的大好河山图。然而，这也委实让做儿子的为难，他没有看到如网的河流，他只看到了如网的绳索。

    有一则深入浅出的寓言，说一个牧场的主人，除了每天牧放羊群，还不断打草编织，打草取暖，打草苫房。日渐地草场枯了，羊群散了，他也没了取暖的干草，没了可食的羊肉，又冷又饿的时候，他就拿着割草的镰刀，在牧场中心的地上乱砍乱挥，把地上砍出许多伤痕，骂着说：“你不养我，你反而害我！你不养我，你反而害我！”最后，力气尽了，就死在了荒冷的牧场。这则寓言是对我们今天河流的最好的解答。无论如何解释河流遍地枯干的原因，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我们人类自己。分析性的警示性的文章已经发表许多，道理也十分明了。人类是最明白人类如何毁了人类自己的，可我们又总是要像牧场主一样挥舞镰刀去乱砍乱骂，以掩盖我们的过错。

    过去，作家在小说中说，“河流是地球的项链。”

    现在，孩子在作文中说：“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

    这种对比的警示，说明不了太多的什么，因为枯干的是我故乡的小河小流与小支，而黄河和长江，毕竟都还日夜滔滔。说“人类到了末日”，实在太过骇人，但孩子说的“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怎么就不是人类的预示呢？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判断自己的命运时，让小孩不假思索地说出个一二与是非。迷失方向了，问小孩说：“往哪儿走？”怀孕了，问小孩说：“是男是女？”

    也许，不明世事的孩童才是最大的预言家。

    女作家说：“黄河干了。”

    男作家说：“长江浑了。”

    孩子说：“河流像上吊的绳子。”

    关于河流，其实人类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该如何是好。

    说森林

    关于森林——

    我们绝大部分人不需要依靠森林生活。所有依赖森林和林地生活的人，也几乎不是猎户。猎户从我国的人群分类中几将消失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进展的必然结果。

    森林对于我们，就是原始的林木，奇珍鸟兽，山鲜果实和比都市矿泉水更为清丽的山泉，至于那里的农民，种地亦仰仗林木生存的一部分农民，也从我们的视线风景中消失了。其实，是被我们的富足忘却了，被繁华和文明丢却了。

    那些仰仗土地也仰仗森林生活的农民，应该走进我们森林的风景中来。

    去年春节回家过年，亲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早已都市化的县城里，腊月三十这天，终于飘落了酝酿了半个月的鹅毛雪片，大街上皑皑白着，行人寂寥下来，除了在门口用刷子蘸着白粉糨糊贴对子的人们，已经很少再有人在街面上走动。我的哥哥在邮电局工作，邮电局正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和县政府并肩比邻。我从哥哥家里出来，站在门楼下望着各个单位、机关、住户门前的红色对联的亮光，闻到对联的喜庆气息如桃红李白的春气一样。孩子们站在阳台上用手接着雪花，呼唤和笑声如划船时在湖面荡动的桨和水的撞击。断断续续响起的鞭炮，催逼着年三十的走去，大年初一的降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十余个农民，老的约年过六旬，少的二十有余，他们一行站在县政府门前的墙下，缩着身子，在袄里袖了双手，不停地跺着双脚。在他们面前，各摆有两捆木炭，又用编织袋儿套了，从编织袋中挣出来的炭屑，被落雪染成了白色。捆儿袋儿，均匀地放在路边，如冻死的黑猪白羊。

    我有些惊愕，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去。

    “大年三十了，还不回家过年？”

    “咋的啦？一个城里人没有一家买炭。”

    “各家都办完了年货，不会再有人来买了。”

    “我们二十八就来了城里，两三天换了几个地场卖，哪儿人多摆哪儿，可除了小二卖了几斤炭，别的谁也没有卖出去。”

    那叫小二的年轻人抬头朝我笑笑，又把头缩进了那和炭一样黑的袄领里。我不知道该对这些卖炭的人说些什么，默默地站了片刻，摸了摸一捆炭中露出的一支，听到了木炭焦脆的响音，又回头看看空寂的县大街，希望有人同我结伙买走一捆两捆，然而，街上除了放鞭炮的孩娃就是白皑皑的雪了。其中几位卖炭的人看出了我要买炭的意思，脸上带着寒冰解冻的喜悦朝我围了过来。

    “买一捆吧，不能让我们白来一场。”

    我说：“啥儿价格？”

    他们说：“啥价格都行，你爱给多少是多少。”

    我说：“现在没人过年烤炭了。”

    他们说：“是呀。哪知道呀。七八年前来卖炭还都哄抢哩。”

    我说：“那是七八年前。现在都住楼房，没有暖气的烤电炉，烤炭嫌脏了。”

    他们怀疑地望着我。

    “烤炭不脏呀，又没烟，又透热。”

    我说：“家家户户都没有烤炭的火盆了。”

    他们又相互望望，说应该再有几个人挑些火盆来，不定火盆也卖了，炭也出了手。这样说时，每人脸上都厚了遗憾，都把目光盯在一位老人脸上，仿佛那老人计划不周或阻拦了他们卖火盆的打算，直看得老人装着咳嗽把头低了下去。

    我看见那低下头的老人，头顶上还生着两个疥疮。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农历腊月三十上午将近午饭时。事情的结果是我以每斤三毛钱的价格买了一捆木炭，扛回去丢放在那栋暖气正热的六层楼的一角窗户下。许多人见了，用“我是不是神经有病”的目光盯着我看，然问明情况后，连他们中间也又有几人出去买了扛回来随意地扔在那儿。至尾，终于惊动了县政府，便电话通知各局、委，无论烤炭不烤炭，都必须出门把那些农民的炭全部买回去。

    午饭前，那些卖炭的农民，拿着炭钱和扁担，发自内心地说了许多共产党的恩德好话返回他们的林地过年了。

    这是一个关于森林和农民与现代文明的我亲历所见的故事。这些吃饭靠种地，零用靠林木的农民距县城有近一百二十里之遥，他们每家每户都住在林地之中，森林是他们世界中的一切。往年春节前，他们都运些檩条、椽子到城里卖掉，换回过节的喜悦挑着，驮着回去，近年因现代文明让人们盖房多用预制的水泥品，木材滞销了，所以他们又想起烧炭卖炭了。

    这是一群新的“卖炭翁”，我们在同情他们的同时，可以斥责许多东西，但是，森林把他们和现代文明的阻隔，却不是我们激越的斥责和感人的同情可以消除了的。

    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将被森林拒之我们的文明之外。而我们究竟是该斥责森林还是斥责现代文明呢？

    宅说

    宅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某些时候，在农民父母心里，和儿女同等地位。并不是说仅仅有了婚姻，就算有了家，而是说还必须有宅——几分土地，几间房子才算有了家。家庭一词，家前庭后，是为了强调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而庭的根本意思，则是房舍和院落。由此可见，有了婚姻和血统关系的一个小小团体，仅仅是有了一半家庭，而有了房舍，即宅，才是有了完全的家庭。

    宅的表面，也不过就是村落某处的一块地皮和地皮上的三几间房屋，完整的宅，则还要有方方正正的一堵院落的墙。宅从黄泥小屋发展成为青堂瓦屋，从“开门见山”发展为有一方院落。直到今天突富之后的楼房和楼房下的红砖院墙，一个过程耗尽了一代代农民的毕生劳作和心血。而农民之所以这样，绝不是单单为了儿女和自己的挡风遮雨。仅仅是为了夜有宿处，盖几间泥墙草房也就是了，用不着如此地耗人心力。

    首先，宅是财产，是财产的最大象征。一家穷富，被人所视，第一眼看的就是房舍。旧时房上的草厚草薄，用山草苫房还是用上好的稻草苫房，是北方农村普通家庭穷富的显著标志。姑娘寻找婆家，她父亲到男方村里，本意是去相看一下家庭，却装出一副行人路过的模样，到那宅前宅后走了一圈儿，抬头望的第一眼是房上用了什么苫草，第二眼是院墙是否周正，第三眼是院子内外有没有几棵大树。如果房草新新，有一股扑鼻的甜味，院墙虽是坯的，却整齐得没有一个豁口，院内又有三几棵椿树或老桐树等家常树木，这就标志了宅的上乘，表明了家庭的殷实，如此，这婚事就是男女双方未曾谋面，也就已成了八九。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做了父母的庄稼人，到了孩子该找对象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要千方百计地盖上几间房屋，收拾一个院落的。十五年前，谁家有三间土墙瓦房竖在宅上，就是家境内里贫寒，孩子的媳妇也易于说撮而成。而今，青砖瓦屋，三层洋楼，依旧并不是真正为了实用，而是为了穷富的标志，为了表明穷富。这是其一。

    其二，标志和表明中，较少地含了享受的意味，较多地含了炫耀的光辉。解放前许多人物，外出做官之后，荣归故里，骑着高头大马，然在回来之前，都要差人送回一批巨额银两，首先在他的生养之地盖上几所出众不凡的庭院瓦舍，然后在房子落成之日，他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地回到了故乡。房宅是他人生的第一光辉，有高大瓦屋，有前后几进的宅院，就是没有姨太，没有了官爵，他落魄之后，站在自己的房前端端地欣赏一阵，也会感到内心的充实，也会为自己半生流离或半生戎马再或半生商贾感到内心的欣慰。有一个姓宋的国民时期的少将师长，家是河南嵩县，与我同乡，他跟着蒋介石走南闯北，风里雨里，几次都差一点儿命入枪林，最辉煌时期，曾任两省省长，然世事多变，政坛风云不定，忽然间蒋介石对他心存有疑，一夜间使他从两省省长的位置上跌入百姓的行列。所幸宋少将在初荣时候，就不断在家扩大宅院，增砖添瓦，回故里之后，宅院已有庞大的三进和左右耳院，十几亩土地上的瓦房连成一片，形同一个乡里故宫。官虽没了，不再统领千军万马，耀武扬威，而平民回故，他却丝毫没有失意，每天站在自己宅院的房前看看，房后看看，同儿时的穷苦小友们坐在宅里，浅饮几杯，回忆回忆当年的寒酸苦相，脸上总是挂有实实在在的美满笑意。直至蒋介石对他疑云消散，差人请他回军队出任军长，他才收起笑容，对差人说，你回去转告蒋委员，军长、司令我都不干了，我就在我这房宅中养老了。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房宅不仅是宿处，不仅是财富的炫耀的光辉，而成了心灵。

    宅成为心灵，就已到了宅的极高境界。说得玄奥一点儿，房宅到一定时候，已经不再在一块土地之上，而在一个人的心中。在房主的心中。当宅成为心灵，房子好些当然为好，但房坏漏雨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宅可宿灵。魂归何处？魂归故里。故里最为具体、最为实在、最牵动人心的就是他的宅了。军长、司令、两省省长都无法和他的故里，他故里的宅相并而论，这宅不是他的心灵又是什么？

    贵人视宅是心灵宿处，普通百姓一样视宅是心灵宿处。对富贵之人，宅在人心中，而不在土地上；对贫寒人家，人心在宅中，不在一层肚皮之内。新时期有篇小说叫《李顺大造屋》，轰动于都市的大街小巷，轰鸣于乡村的任何认字的有些微墨水的农民心里，给作家高晓声带来极大声誉，正是因为他写了心灵中的房宅和房宅中的心灵。他拂去风俗、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尘埃，窥到了房宅与农民心灵的关系，使他成为当时文坛乃至今日文坛极受人们敬重的作家。所幸的是，他的这种窥视，终于停了下来，否则他不知要成为一个何样的人物，是否会有一日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未可知。农民之与宅第，揭开一层尘沙，委实你已看不清哪是心灵，哪是房宅。为官之人为官爵而活，商贾之人为金钱而活，军旅之人为杀戮而活，农民为什么而活？为土地和房宅。土地是难有大的变化，一亩就是一亩，旱地难以成为涝地，而宅第，以房舍为主的宅第，却有可能从泥墙变为坯墙，从草屋变为瓦屋，再从瓦屋变为浑砖到顶的楼房。当土地有可能从一亩变为两亩的时候，他继之想到的就是房舍的变更。当他有变更扩大土地的能力，而社会限制了他扩大土地的条件，他就想方设法变化他的宅第。宅第是农民的希望，宅第是农民的未来，宅第是农民之所以津津有味地生活在穷苦中的前方唯一的明灯，一个农民，终生都想把他的草房盖成瓦房，苦苦节俭、苦苦劳作、苦苦挣扎、苦苦奋斗，等他死时，瓦房盖了，他躺在房里的床上，会死得安详而意足；倘若还是草房，他会死不瞑目。宅第的主人，做生意被人坑了成千上万，他一忍说算了也就算了，至多说一句赚了那钱他能肥死不成？甚至他的女儿遭了践踏，他都有可能一忍了之。但，他房宅和邻居的一堵共用的活墙，如果被邻人讹认为是人家独用的死墙；或，邻人盖房时把根基朝他这边滚动了一尺几寸，他会为此争吵、打闹，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丧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有一农民告状，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告到一九九三年，前后达二十六年之久。一九九三年冬天，大雪纷飞，他最终死在通往省城的告状途中，其时六十二岁。一个人从三十六岁开始告状，告到寿终六十二岁，从生产队、大队（后来是村委会）告起，直告到省委书记办公的省委大院门前，终于倒了下来，离开了这个鲜活的人世。人死了，成了大事，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此案，派了一个调查组审理他的冤情。他告什么？原来他三十六岁时，父亲病故。父亲在临终前，把他叫到床边，拉住他的手说，东邻居家的上房后墙占了他家一墙之地，因邻居家人多势众，争了，吵了，也打了，人家还是占了，他无能要回那一墙地皮，希望儿子能讨回这一墙宅地。儿子为此，状告二十六年，终于殒命途中。调查组落实之后，情况属实，又值邻居要扒旧房，盖新房，便勒令其上房退后一墙宅地。

    退宅地那天，这家农民三代十二口人，共同跪在院里痛哭，向政府人员三磕响头。

    宅，最终成了农民的生命，这是宅之其三。

    任何一个做过农民的人，走过农村的人，都会看到一个风俗的景观：人死了，让死人躺在门板上，那门板上铺了谷草或者稻草，死人身穿七层寿衣、九层寿衣、十二层寿衣，安详地躺着不动，被放置在一个宅院的上房正屋最中。一般人家放置三日，稍阔一些的加之天气隆冬，也许放五日七日，最不济的穷困潦倒人家，也要放置一夜一天，为了什么？宅以房为主，房以堂为上，堂以正为中，上房正中正是一个可以坐视全宅之处。“举目望庭院，回身视堂室。”人死了，在这躺上三个昼夜，对活人是最后尽尽孝心，对死人让他最后享受享受他所创宅第给他生命的安慰和焦灼，同时让他（她）记住，这儿是你的家，回阴间时不可错走了道路。

    人死是无可挡的，但建宅是可以无限的。唯建宅第，能够最普遍地延续人的生命。《论语》使孔子长生不老，《道德经》使老子长生不老，“床前明月”使李白死而有辉，一声“长恨”使白居易人死而泪水永不干涸。然世人有谁能如李、杜？能近白翁？更不要说孔子老子了。为了实实在在地使后人从中受了启发，不能诗文生命，那就修建宅第。最大的宅第建筑是秦始皇的长城。长城是巨宅之围，而秦始皇则因这围墙永生。其次是当今的故宫，故宫的辉煌，实则就是历代皇家生命的日月。就是山西著名的乔家大院，也同样不是乔家大院，不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集成，而是乔家有头无尾的生命。这些贵人富人如此，百姓也自然把宅第同生命融为一体。每一个农乡父母，能为儿女留几间房屋，他感到死而后已，儿女们会因房屋而记住他的音容，从而使他的生命获得延续，而儿女们走进父辈留下的房屋，就想起了父辈的“业”，就抓住了那逝去的生命。当儿女做了父母，儿女的儿女大了起来，父业已经破旧，他就翻新重盖，为自己的儿女留下自己的宅业，让自己的生命在那宅业中延续，让自己的儿女在那遗宅中感受自己延续的生命。乔家大院不能和长城相论，民宅不能和故宫相论，生命所延续的光辉有明有暗，但以宅诞生的动机却一模一样。一个农民把一间苫房的山草换成稻草，把稻草换成瓦片，在儿女们心中，丝毫不比府第深宅所闪耀的生命的光明有所暗淡。差别仅在于身为百姓的农民没有能力建成深宅府第，没有能力留下乔院和故宫。

    我的父亲五十八岁去世，死前他为我兄弟姐妹四人在二分半的宅第里，盖了七间土瓦房，分别为三间漏雨的上房和四间狭小的厢房，我故乡人叫厦子。七间瓦房，今日去卖，难有一千五百元的价值，加上一个平顶门楼，一院从数十里外运回的铺地的红色平板石头，还有几棵树木，一个烧坏的焦窑碎砖垒成的猪圈，至多也就值两千块钱。但是，因为这些房子，却使我永远记住了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一生的辛劳。一九八五年至今，我父亲已故去十年，然直到今天我所做的梦里，几乎都是那七间土房、一庭小院和我的父亲。我想这七间房子和我的父亲，只要我和我的哥哥、姐姐有一人还活在世上，我的父亲和旧宅都会和我们一样地活在世上。关于我的父亲和他一生与别的农民一样所期冀奋斗的泥房、瓦房，我仅仅为了让父亲未曾谋面的孙子——我的儿子知道这些，我也会努力去写些父亲和宅第的文字，使我的儿子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他的爷爷的生命。

    当然，也有把房宅看得很淡的例子，视房宅如身外之物，如身上的旧衣旧帽，是随手可扔的物件，唐末的朝官杨玢，在故乡盖告老休闲的房宅，邻居侵占了他的宅地，家人要起诉上告，杨玢看了诉书，在背面写了四句话：“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家人看了这四句话，也就不再告状了。还有清代的张廷玉，在故乡盖相府，邻人与他争三尺出路，家人写信让他出面打官司，他寄回家书一封：“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家人让出了三尺出路。邻居看人家主动让地三尺，他也随后让出三尺地来。六尺空地，成为一条巷道，四邻人有了许多方便，也因此有了“六尺巷”的美传。杨玢、张廷玉是都把房宅看得很淡的人，他们不是农民，压根儿不会把房宅视为生命，并不计划把房宅作为他们生命延续的桥梁，而仔细品味“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和“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我们会觉得内心的凄凉如从心灵上拂起的秋风落叶，他们把生命都看透了，哪还能看不透房宅？长城犹在，始皇何去？秋风秋草正离离，哪还值得一顾一堵墙和三尺地皮。可有意味的是，杨玢和张廷玉，作为读书人，均没留下好的文章，作为官臣，政途也无大的建树，人们记住他们，又恰恰是因为房宅。最终的结果，他们以为生命也没多少意义，别说了那小小房宅，而在后人，又偏偏因为房宅把他们的生命延续了下来，还要再延续下去。实际上，也许他们才是最明白房宅与生命的关系哩，哪是农民呵。唐朝名将郭子仪不也是因房宅而悟透了生命，才更显其通达，更见其生命寿长，光辉不损吗？

    乡村公路

    继续把笔墨落在作者无数次走进走出的芜田镇及芜田周围的偏僻乡村。走进走出，凭借的都是从洛阳蜿蜒伸来的一条沥青公路，而六十年代之初，当沙石公路修成之后，第一辆苏联的卡斯汽车开进芜田时，曾引来了数百位芜田农民的热烈围观，其景象，完全如同明天或未来的某一时刻，飞碟UFO落在了城市的中心广场。那辆卡斯汽车给芜田送来了一车六六粉杀虫农药。有意思的是，当公路带来了现代交通工具，现代交通工具又送来了现代科技时，芜田的农民都本能地排挤使用六六粉，宁可到棉花地和菜田手捉虫子，也不使用时代送来的免费“毒药”，直到政府强制其使用为止，直到一周半月之后，农民发现使用六六粉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对农虫杀伤有良好效果。然而，科技与公路，都不能料到，四十年前芜田农民对六六粉的抵抗，正是一个现代寓言的实际再现，正预示着，科技给农业文明带来福音的同时，伴随的是，给农业文明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今天，各种农作物夹裹着有毒物质（如含毒苹果，化肥催生豆芽，青菜及粮食、禽蛋及各种鱼虾、肉类的致癌物大大增高等），也正是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报复性挑战。而在未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战中，公路（铁路、水路、航空）扮演着说和、调解的媒婆角色。

    公路沟通了城乡，疏通了封闭与信息的阻隔，与电源及通信一道，使农民看到了外部世界，获得了新的生存坐标，切实地感受到了环境的约束。结果，使他们开始了对旧命运的挣脱与对新命运的追求。甚至，农民、农村、农业这被政策遗忘又日益被知识分子重视起来的“三农问题”，也因乡村公路（交通）的急剧改善，而渐次地得到了缓解。或者说，局部地区因为交通，使“三农问题”几乎不再是问题，使浮出水面的涛浪，因为交通的导流，而又沉入了湖底。的确，交通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存观。六十年代初，当芜田被一条沙土公路和城市（洛阳）连接起来时，他们不再认为县城是他们向往的文明中心，而洛阳则成为所有芜田人的“心理首都”。“下洛阳”是芜田及芜田周围成千上万农民的节日。洛阳人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天堂向往和一代青年脱离土地的奋斗目标。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随着沙土公路变成为柏油马路和对柏油马路两次扩宽改善，这条公路所连接的两岸农民，到洛阳和郑州，已经如同到镇上赶集一样方便。于是，城市与城市人的生活及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成为他们身在乡村的实践楷模。到世纪之末和新世纪的开端之时，再次因为交通及通信和电视媒体对农村的深入改变，农民便最终看到了他们永远的努力，改变的只是农村、农民对城市与城市人的模仿方式，而不是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本身。公路、通信、信息告诉他们，当他们躺在黄土坡上晒着太阳聊天时，城市人是在有暖气的厅室里坐在沙发上欣赏电视节目；当他们夏天摇着蒲扇在村头的风口驱热赶蚊时，城市人是在空调下吃着从土地走入冰箱的西瓜；当他们在乡村小道的路边抬头以敬仰的目光惊羡城市人在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时，城市人在走向轿车前，在广场、街头和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又在农民面前吐了一口恶痰，骂农民愚昧、“老土”。如此等等，凡此种种，使农民明白了，自己在贫穷中睡着时，他们却在国家供给中醒着微笑；待农村在改革中醒来，城市却被政策扶上了改革的跑道；当农村踏上改革的跑道，城市已经又被国家政策扶上快马在开放中跑了许久。这就如睡醒的乌龟去追没有瞌睡的兔子，其结果是越追拉开的距离越大，而不追，则是拉开的距离愈发遥远。这些的醒悟，都来自交通与信息在农村的日渐发达。是公路最先唤醒了在贫穷中瞌睡的农民。

    交通给农业带来了文明，给农村带来了改变，也给农民带来了醒悟后的痛苦。芜田镇东南山区有一村落叫上湾村，祖祖辈辈都住在一道深狭的山谷，连接外部世界的是悬崖上的一线小路，村里稍大的物品运输，一般都是从悬崖上用滑轮绳拉上系下。年初抱一个猪崽从小路上回村养着，年底猪长大了，就再也无法从那条小路赶到城里去卖。要卖，只能将猪杀掉，通过滑轮将肉拉到悬崖之上。就是这么一个封闭的村落，用十二年时间，开山凿洞，修通了村子与山梁上公路相连接的六里山道与隧洞，其修路的悲壮常人无法想象。然而，交通便利之后，村里的青年男女，开始了解外部世界，开始外出进城打工。结果，绝大部分年轻人，宁可在城里饿着捡破烂、宿桥洞，也不愿再回到村里守山种地。交通便利了，村里的山果、中药材可以进城售卖了，而城里也开始到村里伐木开采，不到五年时间，就把原本碧绿繁茂的山谷弄得光光秃秃，满目疮痍。情景就是这样，似乎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悖逆之道的荒谬。公路给农村带来了现代科技，农村也通过公路向城市输送去对文明的侵害。公路给僻壤之地带来了富裕与希望，公路也给僻壤之地的人带来了打破牧歌式生活的痛苦。公路给所有有公路的农村带去各种各样的“城市地图”，也使所有看见“地图”的人，开始萌生一种对城乡之别的新诘问、新仇恨。

    公路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公路如媒婆一样在承担着一桩因地位悬殊而必然破裂的婚姻信息的传递。随着中国最终加入WTO的签字之笔往纪念馆的陈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变为“开放改革”，那时，农村与城市这对姻亲关系将更加难以维持，以农民为主的农村问题，可能会是社会的最主要、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到那时，连乡村公路这种物而无情的东西，都将带有道德与价值、不公与反不公的情感色彩。

    一句话，公路（交通）在未来中永远是城乡矛盾乃至新仇恨加剧与平缓的重要角色。

    回忆是对往事的微笑

    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的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中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能对我微笑一下。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觉得我是她们同学中不错的一个也就满足了，也就罢了。于是间，在好好学习上是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也是扮演了脏着不怕、累着不吝的上好的角色。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也不会忘掉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和真诚，在不慎间是可以把房屋、校园、草地、田野都烧起火的。它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寒冬都烤成为春夏的暖热。可是，时隔不久之后，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而且有的还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灌得没有我的高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样日日间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不仅他们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且又都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这哪能让一个充满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不作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没了一个天下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些，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说让这些人入团，无异于为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亡羊补牢，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如趁着夜黑风高样趁着校园安静，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的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了结了。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是一切的样子，鸟还是那样的飞着，云还是那样的白着。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使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诫。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在那批名单中，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对他们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头脑的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家境的贫寒，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当兵到了部队。探家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成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看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我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对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

    早逝的两个同学

    衰老是从怀旧开始的。最致命的怀旧是对早逝之人的追忆和想念，这其实是一种对死亡的追赶，是对生命的遗弃和岁月的抛离。可是，许多年来，我总是不断想起我的早逝在同一年代里的两个同学。

    永无暖爱的李松枝

    今天，女性的美是一种价值和价格，然在二十几年前，美则是一种祸源和寂寞。李松枝是我的同学中最早离开这个世界的先去者之一，她的漂亮在那时我们以庙为校的同学中被大家默认共许。在与整个中国一样，充满着革命热烈气息的乡村特殊年代里，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不懂得爱其实是人类所必需的大美。因此，我们对她的漂亮恶意攻击，把她的苗条说成是“蛇腰”，把她的秀发说成是“马鬃”，把她光洁动人的蛋形脸说成是“胶皮”，把她整日洁净合身的衣服说成是“穷烧”，把她在少女时代已经挺拔起来的胸脯说成是“鸡胸”，把她从小学说到中学，把她从暑假说到寒假，直到在那个零下十几度的酷寒里，她把她的美和生命断然沉入冰封的河里，我们的一切毫无善意的说道才哑然、才愕然，才断止，也才明白她的漂亮是那样的姣美，是那样地打动我们，是那样地让我们不敢对她有半点儿好感。

    她家住在镇上的正街中心，一个不到二分土地的小院，几间枯瘦的草房，父母、哥哥，似乎她还有一个妹妹，这么四五口人，艰辛的生活在镇上妇孺皆知，因为她家那个随时要塌却永远立在那儿的低矮门楼和破破裂裂的柳木单扇大门，每天、每时都在告诉着每个从门前走过的行人：日子在这个院落里是一种煎熬。然而，这样穷苦的人家，这样破败的院落，这样低狭的房里，怎么能生长出那么动人的少女呢？你动人、你漂亮，你怎么能穿得干干净净、合身合体呢？你穿得合身合体你怎么又能学习不比别人差呢？你学习比别人差你怎么还能在同学们面前不装出一副谦虚谨慎、低三下四的姿态呢？你怎么能不亢不卑地说话，我行我素地走路，堂堂正正地做人呢？难道你不知道你家是全镇上最穷困的人家吗？穷困到母亲十几年前的衣服翻新以后给你穿，你穿几年之后又改针补线传给妹妹穿，最后还舍不得把衣服扔掉、毁掉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在那个古老的镇上没有一点儿社会地位，连左右邻舍比你们家人长得高点儿胖点儿、有个亲戚也许是生产队长、记工员、电工之类的人就可以随意臆造你们家的流言，败坏你们家的门风，而你的父母都不敢站到门外更正和争吵一句半句吗？你这样怎么能不让都已十六、十七，甚或十七、十八岁的同学们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呢？怎么能阻止住男同学从背后把石块扔到你的身上呢？怎么能遏住悲剧和陷阱不在你人生的途中焦急地等你呢？怎么能不成为大家共同的敌人呢？

    终于，在初中刚刚毕业的那个冬日里，在少男少女相见时，大家从学校的回忆中还拔不出惯性的腿脚时，传来了她投河自杀的消息，说她从河里被人打捞出来时，穿了一套过年才穿的新衣服，说她人虽被河水冻得发紫，但她死前精心梳理过的头发却被河水梳理得更加齐整光洁，连一根一丝都没有凌乱。她投河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父母要把她提早远嫁他乡，换回一个姑娘做哥哥的媳妇。这样的“换婚”“转亲”在我的家乡至今都还存在，可发生在我的同学中她却是首例。据说，她被当成“物品”对换时，曾经非常想找个同学倾诉一番自己的内心，却没有找到一个能让她诉说一场的人；据说，她在投河之前，曾经在大街上的静夜中走来走去，许多熟人碰见了她，其中也有同学和她相向而行，迎面相遇，彼此却仅仅看了一眼，没有说一句话，就又各奔了南北。无论如何，她是在少女时代往青年迈去的路上，把自己沉入了河底。同学们说起她的死时，都是那句“真的吗”之后，想想她的容貌和家境，便都觉得那是她的必然去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可思议。她不往那里走去她能往哪里？合理的，必然的，于是，就再也不用提及她了，完全可以把她忘记了……

    可是，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期而至地想起她来，想起她清纯的美貌，想起她走路的姿势，想起她笑时微翘的嘴角和说话时的手势，还有她家的房屋、院落、门板及门前街上的凌乱，想起我们初中毕业时，有一次在大街上相遇，她在马路那边，我在马路这边，我们的目光一下撞在一起，彼此都呆在路边片刻，谁也没有说话就又分手去了。

    是我先离开她的。我是在她看着我的纯净的目光中先自走去的，走去后我连扭身再看她一眼都没有。那时候她正淹没在“换亲”的陷阱中，后来不久，她便从陷阱中拔出双腿走进了酷寒的河水里。

    倒行人生的杨老代

    人生是一个积量成质的过程，正如一个人从东向西行，一步一步地走着，经历着无数风雨，最后风雨够了，你便老了，死了，到了人生的终点。这几乎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一个人生规律，但事情也有例外，有不少的例外，那就是在他的人生中几乎让我们看不到积量成质的过程。或者说，他的人生不是如众人一样从东往西行，而是从西走往东，不是如积劳成疾、积疾而亡的一个由量至质的变化过程，而是一开始就是死亡，就是结束。换一种近情合理的说法是，他呈现给我们的先是死亡，其次才是人生。因为死亡引起的惊惧，我们才渐次地看到了他的人生一些所谓量的东西。可那些“量”，又分明就是一种“质”。

    比起早去的少女李松枝的陌生和动人，我的另一个同学杨老代与我的熟悉已经到了让我麻木的地步。读高中时我们每天同行，课堂上我们一同作乱，放学的路上我们一同扒车，周末或假期我们会随便到哪个同学家里同吃同住。正因为这样的熟悉，却描摹不出他日常笑时是什么模样，走路有什么特异，直到我当兵不久，家里写信说他晚上好好睡着，来日天亮之后，家人发现他已经死在了屋里，我才想起他其实有着和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习惯与过程——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他总是喜爱倒着行走，我们面向东时，他就面向着西，我们面向南时，他就面向着北，这样和我们面对着面，一步一步地倒行，或快或慢，他就总是在我们面前，以求彼此相互望着便利，说话时能看见对方的表情和动作。有时为了考考他倒行的本领，我们便小跑起来，而他却能神奇地和我们一同倒跑，既不被我们拉下，又不被路上的石头、坑凹所绊倒。因为从镇上到学校有十里的路程，后来大家相约着要挟父母，给每人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自行车上学，当然不能再面对面地到达同一方向，于是我们就经常在马路上你追我赶，绕龙打闹，摔倒坏车是经常有的。然而，有一天，老代却突然可以倒骑着车子与我们一道同行了，他面向车座的方向，屁股搁在前梁上，用后脑勺望（猜）着前面的道路，双目的余光瞟着路边，竟能快慢自如，和我们并肩骑车，甚至从背后或迎面来了汽车，他都面不改色，只凭着感觉把车子骑到路边，让汽车从路中央风驰而过。他的这种本领，引来了我们疯狂的模仿，可无论我们大家如何练习，都达不到他倒骑如正的境界，我们摔倒，我们流血，我们修车，这些因倒骑车子带来的麻烦在他几乎是没有过的。

    也许，他天生就有一种倒行的本领，倘若有一天他开汽车、飞机熟练之后，是否也会倒开也都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他却在高中毕业不久，便猝然地告别了我们，走尽了人生，用终结呈现出了许多含有结束意味的开始。

    还有一些什么呢？真的是因为熟悉反而都记不起来了。对了，他从少年开始，就承担起大人承担着的“养家糊口”的命运负担，每天放学之后，把爆好的米粒用熬就的红薯糖浆搅拌均匀，再用两个对等的碗形木模，把米粒制成一个个雪球似的圆团，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装入用床单、被面缝好的大袋里，在每个星期六的夜深人静时，沿着一条狭谷，走六十里的山路，挑到邻县的一个集镇上，乒乓球样米团儿一分钱两个，小碗似的米团儿，二分钱一个，这样一天下来，两袋米团儿也就出手大半，至尾把剩下的两毛钱一篮，卖给当地婚嫁丧葬送礼的人，也就在周日的晚上，怀揣着几元进项，连夜又赶回了家里，不误来日白天的上学读书，也不误一家人的日常人生。再有，他把别人写到最后一页的作业本翻过来重新装订，将人家的最后一页当作自己的第一页重新开始使用。又有，我们一块儿吃饭时，他用碗底儿当碗，在碗底儿里放上咸菜吃饭。再有，大家都是右手拿筷子，右手拿笔，右手拿羊鞭马鞭，而他却是左手拿筷子，左手拿笔，左手拿鞭、荷锄……

    这一些倒骑、倒行、童年负担，以反为正，以尾为始与他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也知道生就是始、死就是尾的道理，但毕竟在芸芸众生的人世间，还有着许多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倒末事例，那么，我的这个同学，以他十九岁就自然而亡的年龄，他算不算一个倒行人生的个例呢？

    三个读书人

    熟识的一位大学教授，专爱在过年大家举杯相聚时，独自躲将起来，抱那么一摞书，从初一读到初五。初六上班时，同事交流过年经验，颇多感慨，而他总是微笑不语。《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哗哗地流淌那年，他见我是在年初七，彼此站在路边说了一阵话。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他说其实普鲁斯特是世上最耐不得寂寞的人，而耐不得寂寞又不得不寂寞，他就不能不写《追忆似水年华》。他说作家唯一与人不同的就是，他能在寂寞中创造一种不寂寞的生活，说普鲁斯特在写作期间孤苦到无可忍受时，就乘着马车到街上走走，透过窗隙感受一下世界，其实他哪儿是感受世界呀，他只是为了证明他还活在世上，活在人间。又一年，我们是在初六见的面，当时夕阳落在他家门口，一棵越冬的花树在寒冷里散发着浅淡的薄香，如青草的气息。从门口小心地走进屋里，他说中国最寂寞的作家莫过于萧红，萧红人不寂寞，可心里寂寞，《呼兰河传》和《生死场》那样的小说，没有寂寞的内心，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而不在最欢快、热闹时候的僻静处，也读不出萧红童年的孤苦来。当时我想，原来读书，是有可能在时间上作出选择的，不是时间对书和作家的选择，而是作家与书对时间的选择。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去读，一定有不同的心理结果。对这位教授来说，过年期间，读普鲁斯特和萧红，也许是最好的时间了。

    我有一个识字的乡叔，因其身体残疾，倒成了他的福分，记忆中，生产队总是把最轻的活路放在他肩上，比如守庄稼和牲畜之类。看守庄稼时候，他就坐在田头树下，倚着树身，反复地看《聊斋》，他可以把聊斋中的故事背下来，流畅得如三好学生背书。而需要看守的庄稼，自然是地理位置偏僻、最易遭人偷盗的地方。在那儿他每看一个故事，就把书盖在脸上，仰躺在地上，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一年秋天，生产队长的妻子从他守的玉蜀黍地里掰了嫩熟的蜀黍，到他面前，掀开他脸上的《聊斋》，说我把庄稼偷完你都不知道。他坐起来莫名其妙地说，我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活着真没意思。放牛放羊的时候，我这位乡叔不是读《三国演义》，就是读《水浒传》。因为牛羊总是在草地上边啃边走，从不在某一处滞留许久，于是他就跟在牛群或羊群的后边漫步。一次，牛群抵架，有头牛的角都抵断了，他仍然抱着书本。为此，生产队扣过他的工分，罚过他的粮食，可他依然如故。

    终于，生产队不让他守庄稼和牧牲畜了。又因残疾不能干活，于是他就歇在家里。歇在家里他既不看《聊斋》，也不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一年社会上重新评估《红楼梦》，书店里有卖“仅供参考”的“内部”《红楼梦》，他卖了粮食买了一套，回家读了一遍就上吊死了。死在夜深人静之时。死前他把《聊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码好摆在他的床头。埋他时人们又把那些书放在棺材里他的枕边。

    事实上，在读书人当中，有一种人是用时间读书的；另一种人是用心情读书的；还有一种，是用知识读书的人。用时间读书，是会读书的人；用心情读书，是会生活的人；用知识读书，是那种富有智慧的人。而我的这位乡叔，他是用人生读书的人。用人生读书的人，是最不会读书的人，是最能把书读懂的人。

    冯敏是我的一个朋友。早几年他还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普通冯敏，只是《小说选刊》复刊之后，他到选刊社做了编辑，忽然间就在文学圈和编辑队伍中有了亮丽的名声。做了《选刊》的编辑，阅读大量的文学期刊成了他分内的工作。而他阅读文学期刊，多不从头条读起，而是从二条读起，有的时候，还会从末条起始，到头条时终。这样读期刊的方法，在生活中肯定还有别人，也肯定为数不多。据他自己的经验，说因为办刊人的某种原因，好的小说往往都在二条，都在头条的掩护之下。说有的作家是专写二条小说的人，有的作家，是专写掩护二条或埋葬二条小说的人。而有的时候，末条小说也才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今年《小说选刊》的第六期，从某家刊物上选载了一篇名为《今天是愚人节》的短篇，作者是富有才华而还未广为人知的张人捷，冯敏在小说评点中说，他是在那家刊物的短篇末条中发现的，并给予《今天是愚人节》很好的评价。小说展示的那种一代人新的情感生活方式，和文字中滴漏出来的时代气息，使人思考和怅惘。而一个编辑爱从二条读起，甚至从末条读起，却又确从末条中发现了不错的小说（没读到原刊，也许原刊中的头条、二条更为不错也未可知），这件事本身也许比小说更有意味，它既是对有些文学期刊的一个讽刺，也是对一些文学期刊的一次很好的理解。

    镇上的银行

    时日复复地走着，物象也复复地变着，我儿时记忆的故乡，虽在世事中变得缓慢，但总算没有被这巨变着的世界，在不经意中扔至世外。原来村中沙土的大街，现在成了水泥的路面；原来土坯的草舍瓦堂，虽没有江浙水乡那样楼墅的变化，但也隔三错五地有两层红楼点缀在村里，如同冬日质朴的原野上，偶尔开出的几朵土色的花瓣，不算艳丽，也总还算奢侈的花儿。在那村里，所谓复复地变着，其实是说，原来老街上各类店铺中的药房、饭店、邮局、商场，一切集日里必需的买卖场所，都从村里搬到了村庄外的一条街上。

    那条新街，是一条宽敞的公路，一街两岸上的紊乱、繁华，恰是时代在北方乡村的写照。而当年作为逢五遇十招来四乡百姓熙攘的街道，则被寂寞地扔在村中的原处，像一条被遗弃的旧的皮带，无奈地半卷半展在那有了千年的村史之间，被稀落的人影踩着，与那老旧的瓦屋做着年老的旅伴，只有总是卧在街边的狗和在老街上咕咕叫着的鸡群，没有显出半点对它唾弃的意味。

    还有，就是老街上不知为何没有搬走的那家银行——那家银行，在那里坐落了有四十个年头，早先的名字是叫信用社的，后来不知哪天就改叫了银行。如同村里的某个孩子，谁都知道他的名字是叫小狗，可有一天他却有了大名，有了学号，叫了“爱军”或者“爱华”一样。而它，就叫了银行。叫了也就叫了，其实并无变化，村里人知道那叫了爱军或爱华的那人，也还是当年叫着小狗的那个孩娃。那叫了银行的它，也还是叫过信用社的三间房子。变了却也没变，没变却也变着。十几岁时，我曾经去那银行玩耍，一街两行卧着的土坯房子，都在努力散着它的灰土气息，宛若马队从田野上飞过之后，使土味尘味，有了沸腾的机缘。倒是银行那三间青砖到顶的瓦屋，在街上显得沉静、庄严，虽然有些傲慢，但也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它鹤立在街的中央，散发着只有新砖新瓦才独有的硫黄的香味。那三间瓦屋，两边住人，中间营业，砖砌了柜台，台面用水泥（那时还叫洋灰）抹得锃光瓦亮。而且，在那柜台面上，还竖了一排钢筋栅栏，通向屋顶，这就显出了它的威严、神秘和令人仰之的金贵的富有。我去玩耍时候，是看那银行的地上铺了青砖，正可以在那地上弹那玻璃球儿。也就在那弹了。滚来滚去，玻璃球落在砖地的声音，和人家的琴棒落在弦上一样。营业柜里那个织毛衣的姑娘似的媳妇，那时她已经有了身孕，脸是红色，挺着肚子，双手在织针和毛线上忙来忙去。她听见了我的声音，从那栅栏里探头看看，宽容地并没有说句什么，就又坐回了去。我也就继续在那砖地玩着，弹着的玻璃球儿，让发光的透明在那里滚来滚去，还引来了许多别的孩子。

    后来常去。

    再后来，我就不知为啥不再去了。

    大约将近三十年以后，我已经从一个弹玻璃球的孩子到了中年，我家住着的那个有几千口人的村庄，因当年是公社机关的所在地，现在就成了乡政府的所在地；人口也从不到四千，翻番到了可统计的七千有余。所以，乡又被改为镇时，村就成了镇子。可是银行，却还是那个银行，如许多地方的县被改为了市后，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只是县长叫了市长。

    几年之前，我同母亲去那银行存钱——几千块钱，放在家里母亲不安，说存到银行安全，还能生息。也就陪同母亲去了。趁着中午的日暖，踩着换成了水泥路面的街道，走进那原是铁皮红门的营业厅里，才看见银行也还有着变化。早先我打玻璃球的砖地，成了花白的水磨石地面；早先水泥面子的柜台，已经镶了粉红的瓷砖；还有那二三寸宽的钢筋栅栏，也都喷了银漆。我们去时，还有漆香在那营业厅里徐徐地飘着散飞。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当年打着毛衣守着营业厅的女人，那时已经不在。柜台里坐着的是一个看着小说的小伙子，他年轻、斯文，二十几岁，戴了一副红边眼镜；我们办完存款手续，他还对我和母亲说了一声“谢谢，欢迎再来”。

    从银行出来，日光变得有些刺眼。

    今年回家，看那银行已经扒了。说不知为何，上边把它撤了。也就扒了房子，废墟处的砖瓦上，有鸡、狗动着卧着。有麻雀就站在一条花狗的背上尖叫。阳光明亮亮地照着它们，像照着一片在风中翻动的银行的史页。废墟给鸡狗营造的快乐，仿佛是一笔利息给它们建下的一片乐园。

    那个走进洛阳的少年

    少年时，洛阳于我，不是一座城市，它是我内心的首都；中年后，北京于我，则不是首都，而是一座庞大无边的城市。

    第一次走入洛阳，是在我十二三岁的少年期间。那时候，终日玩耍在被改作学校的村头庙院，教室的墙壁和房梁上都是描绘的鬼神故事；上学、放学的路上，赤着光脚，弹着彩色的玻璃球儿，也在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惊天诗句，被“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世界终归是你们的”那样的名言所鼓舞，以为会有迟早的一日，自己将拥有天下，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隅世界。所以，也就从来不把乡村的苦累、寂劳放在心上，只是希望能尽快长大，到城里走走，到洛阳看看。想，既然县城和城市在未来都属于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我们，我就该早点儿认识它们，认识那些早晚将属于我的高楼、马路、大街、商场、路灯，还有城市砖墙缝里的野草。

    县城，在我家之南，有三十里路，因为哥哥在城里工作，也就寻着机会去了。见那马路的宽阔，可以并排过去两辆汽车，便臆想洛阳的马路，一定可以并排四辆汽车；见城里的百货大楼共是两层，想洛阳的百货大楼，一定是有四层，且不叫百货大楼，而是名为千货大楼；见城里的姑娘多半白净，大都穿了塑料透孔的凉鞋，且还有人穿了裙子，想洛阳的姑娘，一定是个个白净漂亮，个个都穿了透孔的凉鞋，个个都穿了大红大绿彩色花裙。总之，县城比着乡下小街，有着决然的不同。如果村街是一种热闹，县城就一定是一种繁华；村街是广袤乡村的一颗夜星，县城就一定是乡村静夜的一轮明月；村街是乡村的一轮明月，县城一定就是乡村的一轮太阳。那么，城市——我听说最多的洛阳，那块曾经有无数次皇帝散步的地方，比起一个县城，它又该如何呢？不消说，和乡村小街是县城的子孙一样，县城也是城市的子孙。如果说县城里热闹异常，洛阳那儿一定是繁华无比；如果说县城是照亮乡村的一盏明灯，洛阳一定是县城永不可企的一颗明珠；如果县城是照亮乡村的一轮太阳，洛阳就一定是照亮整个世界，而且是永不坠落、永远发光的早上八九点的永恒日出。与县城的繁闹永远是乡村繁闹的倍数一样，洛阳的繁华也永远是县城繁华的双倍百倍。这是一个少年的臆想，也是一个世界的事实。为了明晓自己的判断，便日夜盼着到洛阳去走走看看，以证明自己对世界臆想的正确。

    也就终于去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在十二岁的时候，因为舅舅是名瓦工，在洛阳帮人建筑，也就终于有机会去了一次洛阳，终于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搭乘人家拉货的卡车，迎风站立着行驰了一百二十多里，到了历史上曾有许多皇帝散步的地方。果然，果然地发现，一切都与我的臆想一样，百货大楼是县里双倍的层数，马路的宽阔是县里马路宽阔的双倍。县城街面上的路灯、灯泡多被少年们的弹弓所击中，而洛阳马路边一街两岸的铁杆路灯，即便灯泡已经烧息，也都还完整无损地挂在那儿。还有，县城里确有楼房，也就三幢两栋，立在那儿傲然得不可一世，而洛阳那儿，楼房则多得一片一片、一群一群，因其众多，则都显得谦逊而又自然，和乡村草房因其众多，都显得质朴自然，并无自卑一样。那一群一片的楼房，虽然看我一个乡村少年有些陌生羞涩，但也并不因为我的陌生羞涩，而显示对我的过多高傲。我在洛阳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独自从百货楼转到动物园，又从动物园走回到百货楼前的一片浩瀚的水泥广场，看景，看物，看人。我看见城市的楼房那砖墙的裂缝里，都长有乡村田野上的野草，看见动物园里圈养的黄狼，比我家山坡上时常站着朝村里窥望的野狼还要肥胖，看见城里的姑娘，的的确确是每个人都洋洋气气，漂漂亮亮，穿着各色的塑料凉鞋和各样的长裙短裙。还有，她们每个人从我面前过去，都留下一路一串陈苹果新梨般雪花膏浓郁的香味。

    我想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美好想念，就像美国的老布什，在七十年代游了中国的壮美三峡，决定回去要竞选总统一样。那次我从洛阳回到家里，就思谋着好好读书，离开农村，逃离土地，到城市里去安排自己的一生。后来，老布什果然通过竞选，当了他的美国总统，我也果然通过保家卫国的途径，当兵到了部队，一个有楼房、路灯、火车和漂亮姑娘的豫东小城。

    现在，老布什已经七十多岁，早就离开纽约的白宫，回到他的田园农场，观望世界，颐养天年。而我，二十周岁当兵，从洛阳搭乘火车，到商丘、到开封、到郑州、到济南、到北京，一路上奔写作，过日子，图声名，终于到了在城市害怕警察笑着向你敬礼的时候，到了听见警车的笛声，就害怕得要往路边躲去的年龄，到了在北京看不到首都，只看到城市的中年人生。我想，我大约也该回家去了，回到农村，回到那片偏僻的山坡之下，养只鸡，种片菜，和老布什一样过得悠然自乐。

    到海北去

    有人会把这篇文章看成是一段有关爱与大地的游记。这是一种误会，违背我的初衷。今天，游记和闲情的文字披着散文、随笔的外衣，在文坛上满街逛游。这是笔的堕落，是作家的心在蜜里的腐烂。回头说爱，爱虽然伟大，但却需要滋养，一日缺少滋养，爱就会如忘记喂了的宠物叽叽汪汪。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能够产生爱的大地顶礼膜拜。

    我要写的青海北部，应该是一篇关于寻找的散文或者随笔。

    草原

    草原从大地上扑将来了。

    先是浆绿的颜色，浆绿里又含一些浅红。浅红深绿在车玻璃上迎面扑打。其次是发亮的草腥气息，从车缝中挤进越野车内，像大堤裂缝后挤泄而下的洪水，冲得人们东倒西歪、跌跌撞撞。最后，是天空中的白云，灼灼发亮，在车玻璃上叮咚跌落。飞鸟在清素的天空滑翔如凝着一样。牦牛和羊群的叫声悠然如歌谣，在云下草上起伏滑荡。车子停了下来。草原吞吃了我们。大家被绿色的茫茫所窒息，在这草原上呆愣着，犹如一个哑巴的愕然。我想，契诃夫一定在上百年前的某个白天，坐着一辆没有弹簧的、脱皮的四轮篷车，悠然自得地出门远游时，从这草原上轰鸣而过。靖节先生陶渊明，也一定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某个黄昏，因官场和仕途的屡试屡败，独自沐浴着落日坐在这空寂的草原上冥思苦索。远处，白云响动。近处，草寂风息。没有人烟，只有远去的牦牛和羊群，走进并消失在无际的地平线上。我们的吉普车，在草原上就像一个漂在海面上的木盆。我们的人，在草原上狂呼乱叫，蹦跳翻滚，像真情做作的撒娇顽童。这委实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是一个让人内心猛然开阔的去处。闹翻的恋人、情人倘能至此，一切矛盾想必都能不化而解；年近昏暮的夫妇，倘能至此，想必会重新获得活力感受人生的激情；官场、商场的败徒到了此地，想必会顿悟到尔虞我诈的无聊与空无，会重新换一种入世态度，以淡泊名利之心，坐观人生之戏。甚或，那些因某种缘由，决计寻短轻生的人，倘若能在死前到这海北草原走走看看，闻一下草原的清新气息，站在草原上静观那么一分半秒，他的内心必定会风息浪止，感到自己轻生的念头是多么荒唐可笑，幼稚得无以言说。原来，属于草原的大地，是让人类产生爱的一个库藏，她让我们内心开阔仁慈，让我们的头脑从复杂低下而变得简约高尚。一切龌龊在这里会得到彻底清洗，一切欲望在这里会变得美好而纯洁。原来，我们生活在人声鼎沸的环境里，忘记了环境的祖母是宁静的大地，忘记了大地才是人类唯一存在的舞台和背景，忘记了泥土和青草是人类唯一存活的生命源泉。我们怀着顿悟般的感受，望着草原东面缓缓凸起的山峁，我们仿佛隐隐听见了靖节先生在那儿浅吟低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朝西走过去，是一条微洼的河川，河川里的青草愈发的稠密浓烈，当我们拨开那青草的时候，就看见了屠格涅夫“从去年的褐色的落叶中间生出很高的草来；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兔子突然出来，狗高声吠叫着急起直追……”的字句。转身朝南望时，我们看到了《草原》上的描摹，“眼前展现了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平原，被一条绵绵的丘岗截断，这些小山挤在一起，彼此观望，形成一片高地，从大道右方延伸开来，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走啊走啊，谁也辨不清平（草）原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最后，我们就立在那儿，认定自己的脚下就是草原的中心，大地的中心，人生永恒的背景了。

    红山嘴镇

    穿过茫茫大草原，越过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大板山，忽然发现季节在同一地域里有了转换。绿色的夏天以大板山为界开始烟消云散，川流不息而来的是秋的景象。草地上开始是青黄相间，后来就索性成了一片金黄，仿佛那黄色是我们的越野车运来似的。偶尔的树木上，金黄色浓得粘粘连连，撕拽不开。因为静得久了，我们的车从树下平稳开过，能把那些树叶震得纷纷谢落。秋景是突然来的，夏景是突然去的，没有交接，没有仪式，有的只是你的惊愕。在这恍惚惊愕中，你有了喜悦。你看见了一片擎在天空的黄色，你知道在那片秋黄的树木下面，你终于找到了一处村落，可以停车歇脚了；可以下车对着高远的蓝天伸一个懒腰了；可以在异域的情调中到百姓家里吃饭了；甚至，还可以喝人家久年深藏的青稞老酒了。然而，等司机把车驶至村子的中央时，你会发现，你走进的不是一处村落，而是一个镇子。

    仅有一条街的镇子，三十余户半耕半牧的居民散在一街两旁，像衣服上的两排扣子。

    镇子上仅有一个不足十五平米的“百货”商店，店主是这个镇上的税务所长。

    仅有一个二十几平米的饭店，店主是镇长的一门亲戚。

    镇政府、镇党委、派出所等机关部门同挤在有一排瓦房的院内，院里有一台坏了的四轮拖拉机，有一个半身高的厕所，因为周一是上班时间，就还有一个把上衣挂在拖拉机扶手上的警察，在院里值班扫除。

    镇子上没有摆摊设点的商贩，没有扯旗挂牌的旅栈，没有现今异常发达的通信和邮电，更没有代表时尚的逛街闲人。全镇不足二百人，安宁静谧便充斥着这个镇子。日光在街道上明丽得如玻璃上温馨的反光。咿呀学语的孩子们，摸着轿车如我们粗粝的手去抚摸光滑的丝绸。赶着羊群、半披着羊毛皮衣的老人从街的那头走来，朝我们和我们的越野轿车微笑着点头，他的慈祥在他身后就如夕阳般洒下一地。我们知道了，这是有三万多人口的祁连县的一个繁华镇子，可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天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心灵平静、歇息的一所去处。在百货商店营业的是一个在学写汉语的十二岁的姑娘，她除了用羡慕的目光打量我们，还在我们吃手抓羊肉时，把货架上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几罐可口可乐拿来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问多少钱一罐？她脸红着不语。我们有人说，连这儿的小姑娘都会营生挣钱了，可见钱的伟大在世界哪里都成为一条定律。然后就让小姑娘把可乐拿走，开始议论起镇长家亲戚开饭馆，税务所长家里开商店的事。我们吃手抓羊肉，也用手去抓刚炒熟的新鲜蔬菜。我们用粗木碗喝水，也把青稞酒从酒杯倒至木碗，像喝茶那样把酒倒进肚里。我们想在这异地买张邮票，盖上邮戳送人做个纪念，找不到邮所就骂这镇上缺的不是邮所，而是一个邮电的所长。然后，我们酒足饭饱了，把四方饭桌弄得狼藉一片了，掏出一张百元的票子递给那镇长的女亲戚，问够不够时，她却躬腰接过钱，又微笑着躬腰找给我们八张十元的票子。我们为一行五人吃喝了两大盆手抓羊肉、一盘鸡蛋、一盘白蘑、一盘青菜，还有斤半青稞酒只花了二十元（天哟，才人均四元）钱感到得意时，却在饭店门口，看到相邻的商店那十二岁的小姑娘，突然又拿出一罐可乐和一把小糖，朝着街的对面跑去。街的对面，正有一位朝圣妇女，背上背着一个东张西望的孩子，一步一跪地从街上跪伏走过，小姑娘把那可乐和小糖塞到孩子手里，又迅速地回到商店，趴在柜上写她的汉字。一切都如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朝圣的妇女仍然跪伏着朝街的西端走去。小姑娘仍伏在柜上写字，似乎一个字的左边已经写完，她只能低头把那个字的右边写完才能去想、去看哪儿一眼。而送我们走出饭店的女主人，因为我们还没有上车，就用那永久依依的目光送着我们，永远礼仪地半躬着她的上身。

    太阳在这个温馨、宁静的红山嘴镇的街道上流动而过。赶着牛羊回牧场的牧民们，挥霍着他们身上的亲切膻味，从我们身边过去时，都轻轻地冲我们点头微笑。远处一道道的山脉，显现出深褐的红色，阻拦着我们的目光，阻拦着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人、心同聚在这个镇上，使我们终于觉悟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镇上，也许是走进了一片大地的内心，看到的这个镇子可能只是某一块土地上大地片断的映像，要不然，辽阔的土地上为什么会突然生出这么宁静的镇子？为什么镇子上的温馨会如梦般离我们遥远而又别样？身临其境而又恍若隔世，是不是因为我们要从人生的都市走来，途经海北，上天才有意在我们路过的某处临时生落、安排出一个红山嘴镇和那镇上的人景物事呢？

    我们离开那个镇子，又继续往海北的深处走去。

    最海北的人家

    这儿是海北的天涯去处了，再向北行，就到了祁连山上。料不到山上有雪，且是刚刚落的。满满的一日行程，我们从夏天走进了冬日。到处是一片皑白，到处是一片荒疏。山连着山，林连着林，草地连着草地，然后，由山、林、草、河流和荒野组成的大地，就连着上天了。落日时分，在这儿可以看到狼在山头上张望；清晨起来，也可以看到梅花鹿在雪地上行走。因为这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军营，所以这儿才有了一户最海北的人家。这也许，是因为这儿有了一户人家，才有了最海北的一座军营。我们的目的地是那座军营，可我们几年后仍然不可忘怀的却是那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姓拉姆，居住在一条崖下，一条土路将他们和外界连缀起来。他们是上帝遗落在海北深处的最后的人类，那里也是上帝为我们存留下来的一处最后的圣地。他们的神圣和故事，使每一个到过那座军营的人感叹和震惊，使那块祁连山下的海北之地，更加的高贵和自尊，更加的神秘和圣美。

    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十五年前这儿有十余户半耕半牧的藏民们，他们日出耕牧，日落息作，可谁都不知道军营里一位同是海北籍的班长和一位天天赶着羊群从军营门前经过的牧民的女儿相识了，他说他是在站哨时和她认识的，她朝他看了看，他朝她点了点头。他们相识了。三年后他将要提干时，他们相爱的故事已在军营家喻户晓了。部队条例规定，战士不能在驻地谈恋爱，领导便找他，让他在提干和姑娘中间作出选择。他没有犹豫，他选择了后者。领导又一次和他进行了深谈，再次让他在退伍和姑娘中间作出选择，他知道他不能选择前者，可他也知道，他若继续顶风选择后者，他就会被强行送回老家，那时他的父亲、哥哥们就会把他锁进屋里不让他再回海北了。因为，他的父亲、哥哥都受到了强烈的汉文化的冲击，都在西宁做事，其愿望就是让他离开海北到所谓文明的省会成家。于是，前者、后者他都没有选择。他对领导说让我回去想想。从领导屋里出来，正是当午时分，外出训练的部队的脚步声，在军营里的半空又冲又撞。山脉寂静，天色湛蓝，这个海北深处，发生了惊人的一幕。在部队走进营院时，他搬来梯子，爬上房顶，从半空飞翔着落下了。

    惊叫和鲜血伴着粉碎性腰脊断裂，他终身残废了。当他拿到退伍证的那一天，军营的门口，站着那位牧羊的姑娘，她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推着一辆用平板车轮改做的残疾车，车后还有那十余户村民们。出来为他送行的是那营院的全体官兵，他们提着他的行李，他伏在领导的背上，如一个交接仪式那样，他们把他交给了牧羊姑娘，交给了牧羊人土制的残疾车。现在，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那辆残疾车是他生活的全部空间。和姑娘结婚的第二年，政府动员他们都搬到祁连县城，姑娘问他我们也搬吗？他朝她摇了一下头，他们夫妻就告别那十几户搬走的牧民，永远在这儿住下了。为了照顾他，她不再出门牧羊、放牛了。她每天推着他，把他放到荒芜的田头，照他说的方法去开荒种地。他们在那条沟里整理开垦出了十几亩田地。她学会了种小麦、玉米、地瓜和青菜，精心地喂鸡和养猪。他们在这海北的深处，过的是弃牧从耕的生活，粮、菜、肉都是自给自足。农忙了她就把他推到田头，他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边在田头不停地跟忙着的她说着话儿。农闲了，她就把他推到门口太阳下面，由他教着儿女学写汉字，她在他们身边为儿女们缝制着本民族的衣服。她推他已经推了十五年，推他的时候她的眼里总是有灼灼的光亮。他十五年在车上总是不停地跟她说话，她听了十五年，每次听他说话都如第一次一样。他们的爱平静博大、平淡深邃，一如他们脚下的土地和山脉一样神圣和古老。冬天是茫茫白色，夏天是烈烈深褐，无论你站在哪儿遥望，走进你眼帘的都是远大的寂静和神秘。有时候远处的山上有隐隐起伏的细语，有时候，缓鼓缓洼的草原上又遍布了不可知的声响。十几亩田地，在沟底或方或圆，水流绕着田畦地埂四季不息地流淌。半草半毡的房屋在一隅四方四正的院落里，鸟在树上，鸡在树下，鸦在房后的崖中，人在耕种或缝补，这究竟是一幅日常图景，还是一个人生去处呢？我们在那座军营住了三天，我们和这户人交谈了许多。

    我说：“十五年你没离过这儿？”

    他说：“去哪儿呢？哪儿能比这更好？”

    我说：“你不寂寞？”

    他说：“图的就是这份清静。有儿、有女，有媳妇，有粮、有畜，有日子，我寂寞啥？”

    我说：“你残废了你就不后悔？”

    他说：“我留在海北了我还后悔啥？海北这地方来三天新鲜，住三个月会烦得只想拿头撞墙去，可你要住上三年，你就会再也不愿离开了，在这儿过日子就等于上了天堂啦。”

    我们

    海北深处真如他男主人说的那样吗？

    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海北大地所赋予海北人的那种不顾一切的仁慈和相爱，无法理解那样的仁爱为什么会更适宜海北的土地和气候。但是，我们知道了，来自大地深处的精神，才是我们人类最不该遗忘的。大地才真正是我们今世的房屋、道路、菜园、粮仓和唯一歇息的处所，是我们永恒的来源和去处。

    与我同到海北的除了基地的干事、司机，还有一位漂亮、智慧、极富才华的女诗人。我们一行几人，每到一处食宿，向来不唤不叫。早晨，当墙壁上响起击掌的声响，那就是要起床洗漱了。接着，这个击掌声会从一个屋子传到另一个屋子去。午餐和晚饭，统一我们行动的也是这个掌击墙壁的声音。我们还做了许多别的在今天看来单纯幼稚、做作可笑，像成年人学着孩子撒娇样的事，可在海北深处那荒疏、静寂、富于仁爱的土地上，我们觉得只有那样才合情合理，才和那块土地节拍一致。而当我们离开海北那块土地不久，那位陪同我们一路，为人极为友善的司机，一次，却莫名地和领导争吵，并很快从省会西宁退伍了；陪同我们的干事及诗人，生活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故。就是我自己，许多地方也都不再是到海北去之前的那个我了。我常莫名地奇想，如果我们也留在海北，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海北大地上的神圣和北京都会高楼下的庸常，哪一种力量更大呢？我们圣赞大地与草原，可果真把我们置于那里，我们会活着还是会窒息？那么，我们对大地的歌颂又有几分是矫情、几分是真意呢？

    昆明的清静

    不是失眠，委实是因为这里的清净过于猛烈，使瞌睡丢失了它的枕头，最终让你无法走向鼾然。闻着从远处漫来的滇池薄而透明的气息，朦胧中看见四月夜里的房间，青色的潮润在床头像穿过雾气的丝线样走来流去，还有沉郁的一股花香，如鹅毛般拂着你的鼻尖，这样，你如何还能存有睡意？宛如肩上总是负有沉重，突然间卸了包袱反而不能适宜一样，你从繁闹龌龊的一个大都会里，一脚踏进昆明的极度清净之中，白天也还能够承受，到了夜里，却是再也不能肩负起这安谧、宁静、透亮的无声无息了。

    那就起床走走去吧。

    小心地走出宾馆，迎接你的是澈明得似乎欲要破裂的天空。碧蓝的星星你在许多地方都已见过，童年时也曾把手探向高处，捧着那种碧蓝在手里把玩，然而，在这完全如假的一样的清净夜晚，你竟发现许多透蓝彻绿的星星中原来含了许多紫橙、粉淡、青绿、浅褐、淡墨和深柔的白亮。你被这剧烈的清净惊呆在宾馆门前，想原来星星的颜色是这样的丰富透明，甚至透明得有些杂乱、空旷、真假难辨，那么，我看到的是不是它最初的本来，是不是它色彩的本源？仿佛是一幔漂洗过的纱帐，静静地站过一会儿，你看见了满缀星星的天空的纹络，看见了纹络间有宽有窄的纹络的缝隙，终于，感到夜空明净的湿润，已经把你的眼睛从老年的昏花，洗净到了中年的惯常，又从中年的常例，洗到了少年、童年的晶莹，于是，你迈出不敢轻信的脚步，试探着脚下的坚实，直到觉出一种实在，才慢慢地离开宾馆，踏向了某条马路。

    去哪里？

    到处都是深蓝的静谧。马路边上的建筑，有些虚幻地立在那儿，像月光下的树影一样缥缈。街道上早已睡息的店铺的鼾声，似乎是深山的哪儿挤流出的一丝细泉的音响。那就信步朝着一个方向去吧。如背叛一样，你朝着城市的外边走去，看见城市上空五颜的灯光，在夜的静寂里边，被你留下之后而明明灭灭、窃窃私语、呢呢喃喃，如在梦中没有找到母亲的婴儿样，不安地发出可怜的奶叫。不管这些，你只管朝前走去。脚下是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一段地带，马路的中间，竟然有丈宽米深那么一条水道，清粼粼把马路劈分为二，使白日里逆向相行的车和人流都被分配在水流两侧，而在这夜深人静之时，累乏的两条街道，平静地躺在水道两边，仿佛街道是漂浮在水面两岸一样。你看了一眼写有巡津街三个字样的路标，便沿着水道的边岸一直向前走去。脚下的水流，舒缓叮当地响在你的耳边，使你的耳朵眼里凉丝丝如被拂挖般惬意。从河道上飘上来的腥鲜水汽和河岸壁上乌青色的苔藓气息，在你的脚下绕去绕来，你绊着它们，像脚步踢着细微的风声。夜哟，实在是静得无以言说，你竟然在你脚步声的间隙中，听到了你踢断水汽的咯啪声，还有水面上的什么虫儿如柳絮飘舞那样的欢叫声。在那个巨大的都市，在你过去的生活和人生中，你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清净，不知道被清净淘洗和浸泡是一种什么味道。可是现在，你似乎明白了，所谓的清净，必须是有让你能忘掉一切的功能，劳累、烦恼和与人争嘴战的想念，都能够因清净而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更不要说别的龌龊和肮脏了，而留在你心里的仅仅是那些诸如水流不停地向前，它是否劳累？扑鼻的清净不停地向这个世界奉献，它图有什么回报？还有，尘埃无休无止地落进水中，清流会有什么抱怨之类，除此，在这清净里，你还想什么？要什么？想什么、要什么才能不辜负这一夜的清净？

    巡津街在你脚下宛若被卷起的一匹布样被你丢在身后，高楼、桥梁、脚手架、红绿灯、广告牌，如此等等，这些为了繁闹而降生于世的是是非非都在清净中沉默无言，低头不语。偶尔从你面前走过的一个行人，似乎是和你一样，为了享受这份清净，才在夜街上漫步来去，所以他看你时，和你看他一样，异常小心，生怕如打碎玻璃样惊了这个静夜和你们周围轻柔的静谧。这样一步一缓，终于就到了哪儿，从街心的一座立交桥下绕到一栋楼前，穿过那栋高楼厚实的暗影，你隐隐地嗅到一股粉红色的气息，从遥远的哪儿飘来，浓郁而迟滞，如漫溢而至的湖水一样。你寻求着那股气息朝前走去，面前突然开阔起来，除了无边无际的月光和无休无止的寂静，再就是无头无尾的柔润了。你立了下来。你知道你已经从市区到了郊野。被月光染成青白色的细风微微吹着，你看见你面前，除了浓郁的清净夜气，还有一股黎明的绿色潮气，石林冷硬成块的青石气息，丽江黏稠雾状的花草气息，中甸马帮那无拘无束的野山气息，版纳一眼望不到边那淳厚无比的热林气息，还有大理、玉龙、保山、潞西、思茅、文山、昭通的那些无可名状的气气味味。

    而那里，一定有着比昆明的寂夜更为深远的清净和静谧。因为那里的土地，据说不是人世的土地呢。

    看人家和斗牛

    名扬天下景物的昆明石林，不经意间留下了太多的人工痕迹，这多少让人败味索兴地沮丧，但这一切都在斗牛节的大跤场上得到了成倍的偿补。你原以为，斗牛也就是日常北方乡村的牛斗，在某一个山坡或者村口，两头黄牛相抵相撞，把时间在牛角间挤碰成热硬的块儿，到一头终于对那热硬无法坚持之时，便节节败退，一走了之。可是，你却发现，彝族的斗牛，搭根儿不是那样，不是两头牛吃饱后的泄力，不是如顽童样的游戏，而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是一个民族对力量和生命的一种崇拜，是对生活热恋的表达，是对大自然与万物生灵拜谢的热切叙述。

    也许，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的敬礼或祷告。

    日光把四月十二日的斗牛节照得通体透明。山脉上的阡路花枝招展。踩着厚而结实的光色，顶着薄而明亮的云絮，那些蓄了一年竞力的彝族男人，牵着他们的斗牛从许多方向朝着大跤场如期而至。牛呢，并不使你能够看出它有多少特异，除了牛角上镶有三角铁的利器之外，也无非就是健壮、年少和有虎虎生气而已。这样的黄牛，和北方耕牛相比，再多的就是主人对它的娇生惯养罢了。为了让它替代主人对世事热爱的某一种表达，在斗牛节降临之前的许久许久，主人都已让它脱开田地，养精蓄锐，待终于到了这样的日子，除了主人穿上镶了花边的节日盛服，还在牛头上披了大红的针绣丝帕，在牛脖上套了天然的奇草花环，然后，他们牵着它们，后边相随了艳丽的彝族少女、少妇，踏着花草，从阡陌的路上款款而来。因此，你把目光缓缓地投向远处，如慢慢品味一束打开的长卷之画，也就终于发现，正因她们的相随而行，才最终使这个节日显出了美和隆重，使这个节日有了磁场和力效，使牛和男人，显出了力量和生命。

    大跤场是山脉中的一块天然盆地，四面隆起的山坡，正好形成环形的看台。那些趁着节日到这儿经营小本生意的彝族老人们，他们的脸上虽然也有沧桑，却更多的是对节日感谢的深色笑意。斗牛开始，是在日将平南之时，其赛序编排，完全与你见到的淘汰赛一模一样，把斗牛分成若干小组，赛出小组首名，然后首首相斗，各争出线，最终进入冠军亚军之争。你就坐在看台某处，夹杂在彝族人和游人中间，品味着当地小吃，手拿着贱价买来的独具民族风情的小工艺品，丝毫不会有球迷那样的偏颇倾向，一边把目光投向大跤场内，一边又不断扫视着周围的风情异物，甚至还要到各处的新鲜中走动走动。然而，在你的悠闲还没有消散完毕的时候，你发现了看台上的人们，“砰”地一响，全都拉长了脖子，猛然间，你看见男人们的脖子里全都青筋勃露，少妇、少女的脸上都红光灿烂。于是，你慌忙把目光投向斗场，继而看见了斗牛场上，尘土飞扬，牛角的碰撞声响成一片。前进的斗牛吼声四起，倒退的斗牛悲鸣不断。半空里血星飞溅，脚地上牛蹄隆隆。你知道这已是小组赛的最末阶段，参加冠亚军决赛的健将将轰然生出。你不知道攥在你手里的小工艺品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你忘了那最后一口风味小吃还含在你的嘴里。你完全融化在了那种滚烫的紧张之中，半张着嘴，紧捏着拳，目光盯着斗场一动不动，直到你的眼珠有些疼痛，有几个男人抚摸着他的败场斗牛，惋惜地将那力竭的黄牛从大跤场上领将出来。

    偌大的大跤场上，经过了半个时辰的沉默之后，空气突然凝动息流，日光灿然无语。看台上的上万名观众在这种静谧中冷不丁儿骚动起来，他们各个站起，重新寻找着有利地形。你知道最后的冠亚军之争即将开始，知道那两头英雄之物在仪式中已被各自的主人豪傲地送进场内。你和所有的看人一样，慌忙捡了一块凸出地面的石头立将上去，刚把目光投向大跤场的中央，就叮咚看见日过平南的光亮下面，两头健牛四角相撞的声音像火光样闪在半空，它们抵头弓腿，铁硬着脖颈，彼此向对方逼近靠拢，仿佛在地核、地幔的运动下，地表的两座山脉正在彼此接近碰撞。脚下有隆隆的轰鸣，半空有隐隐的雷声。看不见两头健牛出拳般的用力，只见它们黄亮的脖子在一节节缩短，背脊上骨骼在隆起、变形，梳理过的牛毛一根根针刺样竖将起来，它们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使看台上观众的无数目光，在相随进退中有了关开城门的扭动之声。汗从你捏紧的拳头缝里挤了出来。踮起的脚尖使你的脚脖儿又酸又胀。你担心某一头斗牛的角会如大风中的树杈样突然断裂。你不敢再把目光盯在斗场，感到时间如烧红的铁一样垒在你的四周，暗自祈祷着斗牛早些结束。然而，待你把目光收回时，却看见你身边的几个彝族男人目光盯着斗牛，双手捏着拳头，脚下却在不自觉中跳着轻快有力的舞步，而他们身边的几个艳丽的彝族少女，也正面带微笑，一边看着他们的舞姿，一边看着斗牛。你想，这也许是一个民族与斗牛、与灵物的一种融会与脉通。你想借这样的场合、机会，弄明白这种融会的来源与过程，可是，突然之间，所有看台上的人似潮水般向台下涌去，绣边的手帕和鲜花，噼噼啪啪，雨一样从少女的手中向某一头斗牛抛落而下。

    不消说，斗牛像拔河拉断的绳子样，在突然之间结束了。

    黑土地上的苍白

    一

    在这里，晚秋不再是一种火色的图景，而是一种叮咚而来的气息。深黑，腥鲜，浓浓烈烈，像你的四周都在煮鱼，可又不是鱼腥鱼鲜那种针样刀样刺鼻割胃的味儿。土地漫无边际。真真正正的漫无边际。宛若天有多大，田地就有多大的宽广，缓慢地起伏升降，和天形成了对应。土地上的主人告诉我们，最小的田块也有一百多亩，最大的田块有两万来亩，大马力拖拉机耕地，一天也不能有几个来回。两万亩到底多大？相当于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口松散的城区？问题不是仅有这么一块土地，而是成千上万块这样成千上万亩的土地连接在一起，而分割开它们的是和土地一个颜色的机耕路道或稀稀落落的钻天的杨树。在这秋冬之交，大豆都已收割尽净，钻天杨那白欢昼叫的奶白色圆叶也已凋落到不余几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你只感到你的目光从世界的一极一下望到了另外一极。

    置身在这样的汪洋之地，再在你的身边出现一块浩瀚沼泽，芦苇枯败，荆倒水边，塔头草像骷髅头样半截隐在沉静的水下，半截浮露在微动的水上，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呢？你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宽阔、辽远、沉默、死寂、神秘、惆怅、惘然，还有绝望或者无奈。你并不以为你是站立在土地的上边，你以为土地已经把你吞没，像沼泽吞没了枯枝败叶和塔头草的身躯一样。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人”，你觉得你是土地上的一段树桩，或者是由于耙耧的疏忽而仍然竖在土地上的土坷垃。你没有生命之感，看见塔头草上或者天空内里忽然有了鸟动鹰翔，你不会对它们生出敬重或悲悯，你只感到它们也是田地中的一物或沼泽和塔头草的一个伴儿。你完全忘记了你自己。被辽阔的沉寂吓得有些恐惧，一动不动地直立在天之下、地之上，就这个时候，因为你毕竟还是呼吸着的一个生命，你就终于被晚秋之后土地的气息迅速地包围起来了。气息如水漫金山一样，从你脚下迅疾哗哗地升到你的头顶；也许，是从头顶，雨淋一样哗哩哗啦沉到了你的脚下。总之，你被气味的手推了一下，被气味的脚踹了一下，灵醒回来，首先嗅到了黑壮浓烈的土地的味道在你的鼻孔、喉道和胃里虫样蠕动爬行。接着，你就看见那味道里闪着浅浅的暗光，像深夜里树影下薄薄的月色；继而，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辽阔和神秘，没有闻过一种气味的净洁是这样的浓烈与单纯，于是，你就感到了鼻孔从睡梦的混沌中醒了过来，它贪婪而又激动，如跑马占地样急剧地跳荡飞跃。

    这时，你看见因为你的呼吸，加快了汪洋土地上空气的流动，看见黑色的土地的味道，塔头草在水中烂根后腐败的气味，沼泽面上枯枝败叶被水浸后欲沉欲浮旧衫布的气味，还有从遥远的那儿挤来的云色的杨树气味，它们推推搡搡，恐后争前，全都一股脑儿挤到了你的鼻下。你听见了它们流动而来的咚咚脚步，看见了它们流动而来的线路如阡陌小道上留下无数丝影的脚迹。它们是因为你才有了生命，有了意义，有了声响和颜色，形状和感受。可是，你在急剧地短暂呼吸之后，你却说，这大豆的味道好浓哟，像我站在了豆山的脚下，豆河的岸边，置身于豆湖豆海之中。你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么杂草丛生般的气味中，你灵敏地辨认出了灿黄色的大豆气味，像在牧场的草地上嗅到了牛羊的味儿，看见大豆的气息如水面上流动的日光一样，灿烂绚丽，在晚秋辽阔的落日下，朝你扑涌来了，有豆棵窃窃的私语，有豆荚如焚的哭泣，有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无边无际的劳作，有寒冬雪野中悠长的叹息。而事实上，你并不知道你闻到的并不真正是黄色的大豆的味儿，而是那辽阔田地上人与自然的神秘和默契，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恐惧，是自然的消亡和生命的失去，是生命无奈的高唤与号啕，是人在北大荒这黑土地上的冷惊与颤栗。

    二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我与我的同事为工作而踏上黑龙江的这块神秘的土地，从齐齐哈尔下了飞机，观看了在秋末的郊野栖息在芦苇湖中的无数白鹤，又乘一天火车，最终到了闻名遐迩的嫩江平原的军垦农场。依着日程的安排，我们在那块浩瀚的土地上进行了十天的采访，走了我们能去的任何地方，不仅得到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事典和思想，还意外地收获到了凄哀和神秘对我们的暗示和启迪。在那块土地上，曾经踏上过无数的神秘探寻者，不知道他们在那土地上是找到了芝麻开门的神语，还是大豆小麦的欢唱。那时节，庄稼都已全部收割完毕，豆场上堆起的大豆果真地如山一样。我们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从一座“军营”走到另一座“军营”，又从散落在黑土地上的村落、住户走到另一处散落的村落和住户。农场与农场之间相近的十几公里，稍远些上百公里。村落、住户与村落、住户之间，也大都有这样的距离。与其说我们是去采访感受，倒不如说我们是去黑土地上奔跑和体味。微温淳烈的气味五颜六色，川流不息；刚刚机耕过的土地上闪着褐色的泽光，如同无边的黑色绸布在日光下缓缓起伏、缓缓跌宕。偶有的一排两排白杨，在空旷里立着身子，朝着天空和辽远探头张望。能听见日光落地的声响，能看见沼泽和塔头草的温白腐味在空气中丝线样流淌。放学的孩子，孤零零地穿着陈破的衣服，背着书包穿行在世纪之末的时光里，像走在五十年前的田野土道上一样，他像一个人，也像一只羊，或者，更像一条迷路后寻找家门的小小的幼狗。辽阔形成了压迫。空旷成了一种挤压。我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内心的荒野和无端无由的心惧。也许是因了这块土地，也许是因了那土地上的气息，也还许，我每到一处，话题扯得稍稍远些，便就能听到奇异的故事和那故事中的死亡。

    踏上那块土地的第二天，我们所宿农场的领导饭后陪我们散步，走到一个井边，他像说某个人请假外出还未及归队一样，淡淡地说三十年前打那一眼井时，有一个浙江的士兵在三十米的井下挖土，每挖满一筐，都以摇绳为号，待井上绳动铃响，大家就转动辘轳，系上那筐滴水的泥土。然那一天，有风有霜，那绳子在摆了几次之后，却永远地不再摆了。对着井口唤叫，也没有一点儿回应。另一个浙江老兵，说我下去看看我的同乡，便慢慢踩着井壁上的踏窝下了井去，然他下去后也一样没有摆动那根绳子。人们在井上等待唤叫，那唤声走入井筒，如被吞了一样，依旧没有丝毫的回应，于是，第三个来自安徽的老兵又踏着井壁下去了。三个士兵，三个在黑土地上耕种劳作了几年的外乡人，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下到井里，再也没有出来。生命被土地吞下后像黄土吞豆样被吞没在了土地的深处。我趴在那井口上朝井底长久地张望，暖潮的水汽湿漉漉地漫在我的脸上，我看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三个生自南方的年轻人的生命像凋谢的树叶样，枯黄在那一圆水面上朝我凝视。他们一个说：“这土地的深处好暖哟。”另一个说：“我再也不用在地里施肥拔草了。”再一个，他脸上是安详平和的笑，看着我问：“你也下来吗？”陪同我们的场领导拍拍我的肩，说奇，是吧？这没什么奇的。说他十几年前，在农场做机务站长时，站里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兵，姓黄，二十几岁，人勤快精明，初中毕业，在当时是场里最有文化的人，是预提干部的苗儿。说他自到农场以后，沉默寡言，除了在无霜期的时节不停地种种收收，就是在漫长的冬季猫在屋里苦思冥索。他说那来自山东的士兵说，他家族里人丁兴旺，但连续六代人里，却必须有一个男孩在活到二十岁时突然死亡，其余的弟兄才会平安终生，成婚旺育。十几年前，这个农场还是一排草泥帐房，所有的士兵都睡在通铺的火炕上，每天夜里，劳累一天之后，人们倒在铺上睡时，都能听到那山东兵辗转反侧的不安和叹息。人们对山东兵说的话将信将疑。人们对他的叹息习以为常。人们以为他的神经有些过敏，待来年春天来时，重新开始昼夜的忙碌，他会把他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在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人们吃过夜饭，往火炕的灶里放了许多烧柴，大家在山东兵习常的担忧和叹息中进入了温暖的梦乡，然第二天天亮起床，大家都起来用烧化的雪水洗脸，他却没有一如往日样从被窝里爬将起来。他就那样死了，嘴角上有一些抽搐的白沫，那白沫因寒冷已经结成了冰，使他的脸微微地泛着生硬的青色。后来查看他的档案，才知道再有三天就是他二十周岁的生日。这也许是个偶然，可在这块土地上又总让人感到一种偶然的必然。

    还有一个死者，是我所宿相邻农场的干部，他在农场种地总共十八年零三个月，在这十八年里他只回过三次陕北老家。就是说，从十八岁入伍到黑土地上生存，到三十六岁时他每六年才回一次老家。他说他是孤儿，老家已没有任何亲人，人们也就信他老家没任何亲人。可是，八年前，在农场耕播完了大豆以后，他突然从农场失踪了。有人在他的床头找到一张纸条，上写“我到仙境去了”，便从此无影无踪。一周后人们在农场正北几十里外的一片林地找到了他。他已上吊身亡，身子都已有了异味，卸下吊后，人们从懵懂中朝着四周观望，发现他所选择的死地，是一条从沼泽中凸出的坡田，宽有半里，长有十几公里，因为那坡地比水沼高出许多，黑土特别宜于生长，便因此长出一条杂林带子。在晚霞的照耀下，林带的枝叶上闪着青旺的光亮，像无数的蝉翼贴在那些枝上叶上一样。他是吊在碗粗的白桦树上死的，树下有他喝过的酒瓶和五样吃过的剩菜。就是说，他死前既没有什么恐惧，也没有什么忧虑，而是很好地享受了他能享受到的一点儿人生。他为什么要死呢？他死前坐在那儿边吃边喝都想了什么呢？他所选择的死地在春天里，草木花香，日光明丽，泽水清纯，不断有婉转的鸟鸣和粉红的蝶舞。那儿，的确是一块在黑土地上少有的园林般的去处。那么，那儿对他，真的就是一处人间仙境？现在，那条坡地林带已是一家农场最为旱涝保收的上好田地了。

    三

    并不能说我例举的几桩亡故是那片黑平原上必然的耕种与收获，但是，只消你细心留察询问，在每一个上百人却种着上万亩田地的农场里、村落里，这样颇含奇异的死亡，都不是三桩五桩，甚或十桩八桩都是有的。不消说，如果我们能把所有农场、村落这样的异死统计起来，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庞大的谜。我在一个从内地逃到那儿生存下来的农家吃饭，问起那儿的许多怪事，他说：“不怪呀，有什么怪的呢？人想活着就活着，不想活了就去死，这有什么好怪呢？”六十多岁的老人，这样说时他满脸都是对人生和死亡的灵醒与彻悟。

    对于死亡，肯定可以这样地说，生是来，死是去；我们来之母亲，归之土地。那么土地为什么是我们的归宿呢？为什么天空、树木、花草、墙壁、石崖、沙漠、滩涂等等，这些物形都不是我们许多人终结的最好去所呢？为什么土地才是我们一些人死后的家园，而不是天空和海洋，树梢或宇宙？而我们从母亲的子宫出来，为什么不能如我们从一扇门里出来又从那扇门里回去样让我们重新回到母亲的温暖之中呢？仅仅是因为母亲常常先于我们死亡吗？可在这黑土地上的死亡，却是大都先于母亲的哟。他们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要去寻死，而又死得那么轻松、执着、迷恋？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把死亡看得那么轻淡，那么无所谓呢？难道生命对于他们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吗？换句话说，是不是土地对于他们有着特殊的磁性和引力？或是他们对土地有更为浓烈的厌烦和反抗？

    从那块土地上回来以后，我对我所知的十余例这样的异死常常这样以为：在他们，也许生命就是物体、物件，如锄、镰、耙、耧、锨、锅、钎、绳、砖、布或者身上的一枚扣子。我们丢了扣子有多大的惋惜？坏了一张锄、断了一根耙齿儿会有多少懊悔呢？路边的一棵小树被风折断了，脚下的一只蚂蚁被我们踩死了，我们有多少感受呢？在那儿，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百一十天的无霜期，其余二百五十天都是生命的黑地和死谷。大地上看不见绿色，天空中没有鸟鸣。走出低矮的屋子是无边的雪地银白，走进屋子是一目三尺远的墙壁和土炕。那么，他们一年二百多天窝在这样的环境里都想些什么呢？都思考些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那儿，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不愿思考就可以不思考的人？是不是那些从来不去进行太多思考的人？那样的环境（土地）到底对他们的世界观、生死观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再造？我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哲学著作，我永远弄不明白环境和死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我坚信，环境决定着人生，也决定着死亡。如没有父亲，母亲便不可能受孕，没有母亲，我们便永远不能出生一样，环境决定着一切，尤其在黑土地上那样的自然境况，不仅环境决定一切，似乎环境就是一切，就是生，就是死，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曾经像中学生一样幼稚地想过，环境与人，是人创造了环境，还是环境塑造了人？当然，人是改变了许多环境的，可环境在更多的时候却改变了人、塑造了人，创造了人的生、人的死，人生在世的一个过程。尤其在那片油迹斑斑的黑褐色的土地上，与其谈说他们的人生过程，倒不如说说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与过程。

    四

    将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发生了至今使人忆之寒栗的自然灾难，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口，怕永远是一个不可知的天文数字。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想起了嫩江平原的黑色土地，想起了那沉睡千年、广袤荒芜的新疆和海南。那些从战争中松了一口气的人，被神圣鼓舞起来，背负着一个民族吃饭的命运，成千上万地继续背井离乡，别家北上南下，开始弃枪荷锄，和他们祖先一样耕种劳作，垦荒种田。在黑土地上，他们吃的是雪水，睡的是雪棚——把几尺厚的大雪往四周一推，挪出一个窝儿，铺些碎草，就算是有了他们扛枪时为之奋斗的家床。早上起来，有人因夜里没有盖好，也没有好盖，活活地冻死后成为冰条、冰柱和土地冰结在一起是经常有的。还有的人，因吃不了那种苦冷，逃走后冻死在路上也不为新鲜。作为人，他们与自然对抗的力量被发挥到了极致，使我们这些后人看到了人类面对生存时不可战胜的勇气和精神。可惜的是，将近五十年之后，我们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冰天雪地中原始地劳作，无法看到他们如何一锨一锨地开垦出上千、上万亩的荒田，更无法看到他们企盼的收获来到时，一场冰雹如何地把庄稼全都砸伏在田地上。据说，国家自然灾害后的几年里，一个鸡蛋只需几分钱，可在那儿每生产一斤小麦需要几元甚至上十元。然而，面对生存时，粮食就是生命本身的道理是谁都可以理喻的。当小麦和大豆从那块土地上被一车车运往内地时，那些人的辛劳、血汗和死亡，又显得那么微小而不值一语。不会有太多的人记起他们与土地的抗争劳作了，就像历史最终要忘记我们今天许多人所做的一切一样，他们的一切都已埋进了那黑色的土地中。我想，我能再次去一趟那儿就好了。我想，我能再一次在某个春天，而不是像在今年晚秋的荒凉中去那儿住上几日，多住一些时日，多从那深厚的土地里挖掘一些记忆就好了。那样，也许我就会明白那些异死和自然与土地的关系了，我就不会如现在这样只能把我所知道的画面片段生生地记录在这篇文章了。

    ——春天来了，他们开始日夜地翻地播种。从兴安岭那边吹来的污风，把尘土拂在天空，一天下来，他们除了牙齿还微微白着，身上全如在煤里滚了一样。晚上回去不会有谁去冲澡擦身，不是没水，而是太累，走不到床边人就睡着去了……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比庄稼更为旺茂的野草，垄间使锄，株间须用手拔。每年拔大草的季节，定工定量，日夜弯腰弓背在垄中机械地动作，每人的手都皮破血流，有人在拔草中掉下队来，回去找他时，他已经睡熟，踹一脚让他醒来，他却说我做了一个美梦，在一个新婚的床上睡了一觉……几十天终于过去，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儿，庄稼也开始立身成熟，忽然有人病了，慌慌地往数十上百公里外的医院送着，到了那儿，医生却说，早都死了你们还抬这儿干啥？领队的干部就说，赶快抬回去吧，明天还要施肥浇水……种地成了一种使命。短暂的无霜期成为他们生命的绷弦。终于熬到了收获的八月，小麦将熟时，一场大风把所有的麦棵吹倒在地上，像人死了倒在地上一样，永远地没有了成熟和生命。寄望于大豆，可到了九月中旬，也许稍早一些或稍晚一些，豆荚都已硬壳，满世界都已荡漾起黄绿的刺鼻的豆香。可在一个黄昏，或一个夜半，忽然来了一场冰雹，房子被砸出了裂洞。营院的猪被活活砸死在圈里。有一个人刚从厕所出来，头上被砸出一洞鲜血。待冰过雹止，人都往田头跑去，所有的豆棵却都已筋断骨折，青浆浆地瘫伏在那儿流着绿血。还有提早来到的寒霜。还有每年随时都有的洪水……他们因自然之灾而来，他们为自然之灾而活，也还许，为自然之灾而死。

    ——十四年前从江苏来了一批新兵，从来没有见过雪天，当把他们安放在黑土地上的冰天雪地时，他们不断地欢闹嬉笑。可一周后，他们却在一个深夜集体拔雪逃走了，然因了迷向，在雪地逃了三天，发现仍还在营院的几里之内，于是，就在大家四处寻找中，集体又返回农场了。四年后那集体逃走的六人，有四位让他们复员时，因不愿离开而抱头痛哭，拿头去撞墙撞树。

    我还遇到了一个同乡，姓王，名留根，他已在那儿种地十一年之久（志愿兵），他家距我家只有四十几里路，属一个县籍。在基本与俄界接壤的北国天际，相遇这样的乡人，彼此没有理由不吐露肺腑之言。我说你怎么这样安心？他说天涯海角，不安心又能怎样？我说你就没有想过回家？他说想呀，开始想了，头一年服役（种地）的春天，活一累就准备跑了，行李都已捆好，可你准备逃跑前，肯定得表现好些吧？表现一好领导就表扬我了，一季过去，就提我当了副班长。当了副班长逃跑的念头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没那么强烈我冷不丁儿就当了正班长。当了班长我就想立功，立了功又想入党，入了党又想转个志愿兵，转了志愿兵又想转干，这样七想八想就过了十一年，最好的年华就像播种样撒在了这块土地上，也就把这块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我说你前半辈子就打算在这儿度过吗？他说人在哪儿不都是那样忙忙碌碌一生吗？能让干我就在这儿种上一辈子地，种不动了我就和别人一样死在这儿。

    程朝平是靖江市大觉乡夏仕村的人，在那块土地上劳作已经二十三年之久，有妻有子，且妻儿留在市内，因为不断让他转业回家不成，便夫妻离异，判决给他的是一笔巨大的外债数目，因他在那儿是农机好手，各类修理无障不除，他便利用休假之机，日夜到机械修理单位打工挣钱。然还了外债之后，他却又回到那块土地上做他的机械修理师了。我说你真的爱这儿吗？他说这儿好哟，空旷无际，不用与人和社会打交道，不会有社会上那些弯弯绕绕的烦心事，扶锄种地，拿镰收割，就是冷不丁儿死了，找个阴处往下挖五尺，埋在那儿几十年尸体都不会腐化。他说，前一段你没赶上亲眼看看那一幕，三十年前我们农场一个战士总做梦梦见一个好去处，然后他就服毒自杀了，埋在西边林带地的低凹处。三十年后他哥来把他的尸骨往老家里运，挖开墓时他的身子、衣物、脸、手、脚和他的宽额门，都还和死时一模一样，人连一点儿都不化，看了让人好不羡慕呢……

    五

    我和我的同事在十一月七日离开了那块浩浩荡荡的黑土地。几天后传来消息说，时常陪我们的那位场长开枪自杀了，小口径步枪伸进嘴里把扳机勾下了。他倒在一片风景秀丽的林地旁。自杀的前一天，他接到了来自大都会北京授予他的一张光芒四射的荣誉证书。我不能把那荣誉证书上的字样写出来，我只能如实地说，我又一次嗅到了那儿腥鲜黑褐的土味儿，嗅到了半腐半湿的沼泽地气味儿，嗅到了塔头草和白桦、杨树那深苦浅青、微微蜇舌的味道儿，还有金黄灿灿刺心割肺的大豆的气味儿。

    操场边的回忆

    谁都知晓，人的一生，记忆之清晰莫过于童年留下的印痕。以此论之，关于军人的记忆最为清晰的，也许就是新兵的那段生活了。新兵的生活，是军人最为难忘的一段人生，不逊于一场战争在人生中留下的伤疤或者鲜花。

    新兵是许多军人真正人生的开始，正如幼童听到汽笛的第一声鸣响，也许就开始了一个人航海或者登月的生命历程一样，而新兵中的一点一滴，许多时候，都被我们认为是军人生涯的最初预兆，所以它在记忆中总是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回忆起来，穿着肥大的军装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踏进军营，一夜朦胧的忐忑，一夜恐惧而又新奇的不安，第二天早早起床，迈着农民的脚步，第一眼看到的是近于无垠的操场，宽宽大大，在日光中平坦出使人敬畏的情感。那一场枯干的野草，那野草上跳荡出黄灿灿的馨香，都颇类于一个农民在一个早晨，独自站在漫无边际的田野上所望到的一些情景。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操场边上排列的单杠、双杠、木马和障碍物，使我隐隐约约想到了军人生活的一些严峻，还有遥遥立在操场一端的阅兵台，它投下的暗影浅黑悠长，最能够扩展一个新兵的想象。正是这样的景色，构成军营中的一些独特。这种独特，不仅体现着环境意味，而且是一种文化的蔓延，如果它在你眼前呈现的是音符，你就会获得一种人生的韵律；如果呈现的是色彩，也许你就获得了人生的画感；如果呈现的是操场、木马、单杠、双杠和练兵的障碍物，即是它本身，兴许你就是一个真正而实在的军人了。无论你的军旅生涯，是短短几年士兵的摸爬滚打，还是一生以军衔为标志的人生晋升，你能在第一眼看见操场、木马、单杠、双杠和障碍物时，把这些东西都认作“军品”，无论如何说，你就有了军人最好的开端。也许，将军之路，正从那一刻开始在你的脚下无声地延伸也未可知。这一切似乎都无定数，一如人生命运，不可能像五十四张扑克牌握在我们手中一样，虽然戏法多变，但终有定律。人生就是这样，当你被岁月催行了许多行程之后，当你遭受了致命一击，别人把噩耗传来，你有能力坐在床前默想一会儿，然后从从容容地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时，再回忆你新兵的一些生活，譬如你和我一样，回忆第一次从田野的地头跨立在操场边的感受，你会发现不定之中，也有着一定的节律，不过那微弱的一定在庞大的不定之中，不是一般的我们能够捕捉而已。所以，命运总是掌握着我们，而我们总难掌握它的航向。

    那时候，那个二十年前冬天的清晨，我独自立在豫东的一个军营的寂静里，默默地注视着最先走进我视野亦走入我人生的一景一物，究竟想了一些什么，委实已说不清楚。但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决然不是空白。因为在那酷冬之中，在那一片萎白的操场上干厚的野草中，我发现了草下有了稀稀落落的青绿，我还拔下了一棵草芽放在嘴里嚼出了浓烈的腥气，至今那腥气都还从我嘴里朝着我四十岁的心脾扩散，就像我在家种地时，时常摘一片树叶含在嘴里久久地品味一样，这些都根深叶茂地生长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在那操场边上站了多久，只记得初去时太阳从豫东平原黏黏拽拽地缓升上来，和大地粘连，仿佛一片椭圆的富有弹性的发光橡胶，到后来“砰”的一声，就脱离了大地的干系，跃在空中成了坚硬独立的火球。这时候又有新兵站在了我的身旁，和我一样，望着操场，也望着太阳。渐渐地，人就多了起来，似乎一个新兵连的人都从新兵的陌生中站在了操场边上。也就这个当儿，我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操场多大哟，这么平整，要种庄稼每年能打多少粮食呀。不消说，我这样的语言，赢得了许多人的不屑。我的一个同乡，他是我的好友，这时候他和善地朝我冷笑一下，说你别总想着种地，天安门广场比这儿还大，比这儿还平，要种地比这儿还丰收，你能去种吗？说完了，他又盯着我追问，天安门广场你能去种地吗？许多年之后，我的这位一心要做职业军人，在部队军事素质最好，是团里唯一的提干苗子，可几次提干，却因与他无关的种种原因，都没能提将起来的同乡，在家乡承包了大片山脉和土地，因为连年不收，过着非常艰辛的日子。这使我想到他那时问我的话里，有着多么深刻的一些暗含。原来所谓的人生，就是让你一生去干你不想干，不能干的事情，若每个人都干他想干而又能干的事，那也就不再是人生了。而另一位那时同我并肩而立在操场边上的一位在县城是电影放映员的战友，在新兵时期，他队列、打靶从来都是不及格的，班长为了帮他跳过木马，曾经在他屁股上踢过几脚，问踢你亏吗？他说班长，一点儿不亏。那当儿，谁都认为他是新兵连最没出息的人，可在他用十六年的军旅就完成了一段士兵至师政治部主任的奋斗后，从而成为一个军区最年轻，最有前途的上校时，他不无得意地笑着告诉我说，他立在操场边上时，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操场放电影是个好地方，是敲鼓、唱戏的好地方。而我新兵连的另一战友在那操场边上站了站，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光彩照人的事：他写了一篇足有五百字的散文，名为《练兵场上的草》，让编辑稍为涂改，被当作散文诗，发表在原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副刊上，这一下子轰动全团，分兵时所有单位都哄抢着要他。于是他很快就成了团里的新闻骨干。然而没想到的是，他在提干的前一天，踏着风雨采访时滑进一条深不过一尺的河里，却再也没能从那河水里走出来。

    今天，我从结果出发，对原初去回忆和寻找，不消说，任何事情都可见其原因和结果，也不消说任何事情最为重要的部分都是其过程本身，无论这过程是奋斗、沉沦、平庸，还是坠落。因为这些，我们就总是以为原初和结果肯定有某种暗合，原初总为过程开启某一扇方向的门窗，为过程搭下最初的桥梁。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定之中一定有着它隐暗的节律，同一定之中存在着无常一样，看我们如何去寻觅与把握罢了，尽管无常和不定常常淹没一切，但存在的却总是存在着，如军营操场上总有堂而皇之的野草生长，农民的庄稼地里一年四季也都有谷棵粮禾对野草的掩盖一样，无非这些野草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色彩、气味和形状，而野草本身，却自有其不可改变的完全本性的形状、气味和色彩。它在不变之中而变更，在变更之中而固守。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做人的信条，把握命运的契机，送给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奋斗的阶梯和力量，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一个人明明是向东走着，为什么却到了落日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士兵倾尽心血要做职业军人，结果却回家种地，而另一个士兵，并不热爱军营，却又成了注定要一生穿军装的军人；而一个富有才华、充满朝气的生命，脚下一滑，却死在了不足一尺深的水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左右着这一切？我们知道的那些人生定律无论如何是不能回答的，可我们又从来都是用万能的人生定律来解释一切。我们忘了无常的力量，它庞大、繁杂，忘了从根本上说，无常是一种存在，有常是无常中呈现的一种自然的组合，这种组合又会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损坏或改变而重新回到无常。相信有常也许会使人活得努力，富有进取，可知道无常却能使人活得明白、深刻、平静，不至于出现人生中无常的跌落。

    让人家相信有常，也该让人家知道无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善良和责任。

    观看战争

    有一段日子，我爱对着窗外痴望呆想，忽一日，我看见窗外多少年前的哪个人有意把两棵树苗栽得很近，让它们挤着生长，也就挤生长成的两棵参天杨，它们在风中树枝交错，枝条相抽，绿叶相拍，怒吼出满世界的噼啪之声，其景象宛如两阵士兵的对垒相斗，你朝我一击，我还你一打，你给我以枪矛，我给你以盾剑，如此来来往往半晌，风停了，两棵树也都疲惫地静立下来，而在那两棵树的下面，却堆满了残断的枝条与树叶，而在那两棵树的上边，则各自都擎举了一片白血淋淋的树茬儿，彼此默默，无言无语。那时候，我想倘若树也是人，树也有思想，树也有能力左右自己的行为，它们会为自己刚刚过去的贸然举动说些什么呢？是相互指责对方的过错与挑衅，还是共同抱怨刚过去不久那场不规则、不定向，也许是龙卷风的后裔或前兆的先行之风呢？再或是它们彼此望着对方与自己的伤残与血口，都深深地把头低将下去，使自己开始深刻的思想与忏悔？还是去深究那栽树人的过错？

    我是农民，我想起了农村某个地方的山坡上，绿草茵茵，鲜花遍地，在那绿草鲜花之中，两头牛都放弃自己嘴前的嫩草花卉，它们老远冲到一起，彼此相抵相斗，最后都头挂鲜血，角断腿瘸，把那一片丰盛的野草踩踏得一片残缺，只有地上的褐土如翻卷开的皮肉一样卷裸在外。还有一对山羊，也是这样的结局，并不是为了各自的爱情，而是因为吃得饱了，无所事事，才相斗起来，直到精疲力竭，卧下来有了一阵喘息，且又感到了饥饿从肠胃隆隆地泛起，彼此欲要站起来重新享受那青草的美味的时候，举着鞭子，看够了羊斗的为人的主人，却踩着落日把它们赶回了圈里。

    还有斗鸡。

    还有蟋蟀。

    甚至，还有猫、狗、猪、鸭、老鼠、飞禽……不相斗它们如何生长、生存、繁衍、昌盛？如何灭绝、消失和再生？我们人有思想，我们为它们的厮杀找到了理由，找到了不相斗只有灭亡和消失的充足依据。不知道这些树、草、鸟、虫、禽和其他一些动物为我们替它们找到了相斗的依据是高兴还是悲哀，倘若它们有我们人类的语言和表情，它们是对我们报以笑容还是眼泪？

    鸽子是我们人类和平、祥和、美丽的象征，是一种吉祥的代表。然我见到过一对鸽子的撕咬。它们同在主人屋檐下生存，却在那个屋檐下彼此叼、啄，且用爪子相抓，其愤怒的咕咕声如牛哞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为了什么，只看见它们在檐窝上相斗时，银白的羽毛像冰条儿一样啪啪地落在地上；它们在房坡上相斗时，银白的羽毛像剑一样飞舞到空中，直到一个鸽子的眼珠挂在另一只鸽子的嘴上，而这一只鸽子的眼珠却捏在那一只鸽子的爪下；然后，那两只鸽子都悲愤地站在房脊，彼此盯着不动，直到其中的一只消耗完了生命最后的力气，像一个白色松散的线团样从房顶滚落下来。而另一只鸽子，看到了敌手终于滚下房子，自己也垮了精神，也如一个红花线团样滚落下来，一场战争才宣告结束。而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其余同被主人饲养的数十只白鸽、灰鸽，都在它们周围焦急地咕咕地叫个不停，不知道它们是为它俩加油助威，还是为它们的同类劝解、哭泣。但是，有一点，却是我们人可以理解了的，那就是那对鸽子斗死之后，它们——所有的鸽子都从房上、树上飞落在院落里边，站在那对死鸽面前，一片哑然静谧，再也没有了咕咕和慌乱——也许，这是一种哀悼的纪念，是一种同情和理喻，是一种每只鸽子都对同类的悲伤和检讨。

    可是，为人的我们，对我们类似的行为可以用正义和非正义加以区别和概括，对动物乃至草木可以用弱肉强食、为生存而战去精辟分析它们惨烈的行为与理智的丧失，那么，这对温顺的鸽子——既非是一对外来的野鸽为争窝而战，也不是为了主人撒下的粮食不够而争食相拼，更非是同异类为生存而斗，与此同时，也决然不是为了爱情去彼此献身——它们是一公一母，都有自己和睦的丈夫与妻子。那么，它们是为了什么呢？用我们的目光去观察，唯一可解释的原因，就是它们是为了某种阴谋，或说是落陷在了某种阴谋之中，因为那群鸽子的主人发现，那对分别丧失了妻子和丈夫的鸽子，在当晚，它们便同居进了一个窝里。

    然而，事实的真相又真的是如此吗？鸽子没有告诉我们。鸽子不会告诉我们。鸽子也不愿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猜测，只有推断，只会用我们的思想去思想它们的思想，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它们的语言，用我们的表情去传达它们的表情。我们对它们还有什么责任？还有什么义务？责任也是有的，义务也是有的。比如说，两棵树在风中倒在了路上，我们把它们抬到路边，不要让它们堵塞了交通。如果仅仅是折断了一些树枝，那就把树枝捆好运回某人的家里当作柴烧。如果羊、牛类抵，抵到精彩之处，我们就为它们鼓掌褒奖；抵伤了，就一脚把它们彼此踢开。接着，日落了天黑了，就把它们赶回潮湿的圈里让它们疗伤。还有，那一对鸽子，正好用文火炖了，补补我们人的身子。别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有我们的许多事情要做，要工作，要吃饭，要争吵，要打仗，要为别人的战争划清正义与非正义忙于调查和研究……

    还有，明天又要起风了，是人都有漂亮的衣服晾在外边树上，得赶快从树上把衣服收到人的家里去。

    见到墓地

    想到人类，想到地球，想到环境，总是能让人想到墓地。墓地是人的最后归宿，唯一归宿，无可选择的去处。无论你尊贵卑贱，无论你是达官还是百姓，无论你是总统、总理还是平民或者街头浪人，无论你的墓地是块厚土薄地，还是蓝色海洋，或是崖壁悬棺，再或如非洲习俗中的棺悬高枝，无论如何，你都逃离不了返回自然这唯一无奈而祥和、痛苦而解脱的一处去向。

    人类似乎明白这一道理。

    人们也似乎明白这一道理。

    老人、中年乃至儿童似乎也都对此不言而喻，而那些所谓读了许多书的知识分子似乎对此更是深有所思，深有所虑。唯一对此不明其意的是三岁五岁的幼童。可是，他们——那些不谙世事的幼童又真的对此是一片混沌不解吗？见到过一对乡村童儿，男的足说也就五岁，女的也仅三岁或者四岁，共同在一隅山坡下戏着，左有田野，右有河流，头顶是坡地荒草，脚下是稀疏的几棵槐榆。他们也许在那儿已游戏了许久，几个时辰或者半天，再或已经一天几日，甚或已经游戏了数月、几年、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他们已经累了，最后在做垒墓游戏，将石做砖，瓦片做盖，在那山坡下垒了十几个墓地，最后彼此拉着双手，站到墓群前边望了一会儿，开始分配墓室。他们到垒在光秃秃的一片岗上的墓前说，这是大官儿们的，让日头晒死他们；到一条干涸的河沟边的墓前说，这是读书人的，让下暴雨发大水时冲了他们；到一片浓阴下的墓前，说把城里人埋到这儿，让他们成年论辈子见不了日头月亮，身上荫出疙瘩疥疮……然后，他们到了一片草前，看着那绿草中的一座瓦墓，有些羡慕，又有些可惜，呆着痴着良久，说留给爹和娘吧，一辈子种地，这儿地肥土厚。最后，那些墓大都分配完了，仅剩下一株小树下的一座用砖做壁、全瓦做盖的一座坟墓，且那墓的左右都还有一两株红的黄的野花，散着清幽幽的香味。他们在那儿站了良久，嗅着香味默默无语，直到日将西去，女童儿说：“该回家了。”男童儿说：“该回家了？”女童儿说：“这墓给谁？”男童儿说：“给你给我。”女童儿问：“我们也会死吗？”男童儿思量一会儿，肯定地答：“会。”女童儿哀伤一阵，又过去在那墓前栽了几棵花草，然后，他们走了。

    回家去了。

    可走了一程，男童儿又突然回来用脚把那墓落全都踢了。女童说，踢了干啥？男童说，刮风了，下雨了，把墓都给没了。

    便回村落家里去了。

    退让吧，男人

    男人是一架从人类史中开来的冒着黑烟的机器，这是现代文明的分工。

    可文明把男人分工为机器之后，男人不满于只做机器，又自己把自己修造、转化成了火车头。他不光要背负着家庭前行，还要拖着社会前行，要推动世界和人类从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文明。男人成为社会的主角，不是人类的分工，而是在分工的过程中，男人对男人的塑造。不光用锄和镰刀，还有权力和欲望塑造的思想。这样，你做了男人，你就要为了权力去承担，为了欲望去付出。因为承担的痛苦，付出的牺牲，自然会产生索回的欲想。而索回的最好途径，就是加倍地膨胀起权力的欲念。权力，不光是政治与仕途的价值，而更直接、更普遍的是男人体现自己为男人的价值。当人的价值要以男人的方式体现时，男人就在不自觉中开始剥夺女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许多权力。他们把他们自己推向历史与社会的前台，把女人置于历史与社会的幕后。他们开始为掠夺而战争，为战争而掠夺。通过掠夺与战争，豪取了现代文明的到来，完成了男人是现代文明主角的塑造。

    主角，就意味着承担；承担，就意味着理所当然地得到回报。

    男人出门要抵挡风雨，回家要负责油盐。孩子上学入托，单位分房调资，都是男人的职责。男人不在，将会使家庭黯淡无光。女人要在家庭中承担挑大梁的作用，那也不是太阳之光，仅是星月微辉。男人这种主宰从家庭中扩散，蔓延至社会，男人就主宰了社会。因此，我们就看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男人的主宰史，男人的索取，在人类史中看来是那样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也因此，男人生下来就成了男人。在文明的进程中，女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在朦胧中觉醒，并且这种意识日渐清晰，要求男人把权力向女人转让时，这种转让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她不光要像男人那样去付出，而且必须要加倍地付出。

    这使得男人在文明中也开始了更加不懈地工作。不懈是为了竞争，更是为了巩固男人的地位与价值。男人的努力，表面上是为了家庭和社会，为了文明和未来，更深层中则是为了男人自己，为了男人所谓的价值与尊严。男人的价值，通过在社会上的努力，首先在家庭中得到体现。而当女人成为或将成为家庭的主宰时，首先不光是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伤害，而且，女人对主宰的不适，也阻碍了她成为主宰，使得她的主宰还没有真正开始，就渴望尽快有新的男人成为新的家庭的房梁和主宰。这样，在文明要求权力移交时，就不光是男人有意放慢了权力移交的过程，而且女人也在无意中减缓了这个过程。

    但是，有一点却是男人与女人都共同明白的：那就是男人在拥有权力以后，他们因为普遍地主宰了家庭，而主宰了社会，主宰了世界；因为主宰了世界与社会，也更方便地主宰了家庭。男人们总是在“辛苦”与“劳累”的歌唱中，挥霍完了自己的一生；女人们总是在确真的劳累中，听着那对“辛苦”与“劳累”的歌唱，同样疲惫并且更加无奈地过完一生。这歌与听，就像台上的出演与台下的观众总是无法水乳交融一样，由男人与女人构成的人在文明中的不和谐，便成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一堵高墙，这堵高墙，女人想要推倒又没有能力，男人有能力而又不愿用力。于是，男人就永远地沉陷于被歌颂的劳累之中，劳累于竞争，劳累于家庭，劳累于社会和历史，而最为普遍的是劳累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如同晚年的猴王劳累于保全自己的王位。可是，男人们却从来没有想过，想要保全，就只能劳累；要想轻松，就只能退让这样的道理，如同猴王宁可死去，也不会去想想自己自动从王位上悄然退下的良策。

    退让，是解放男人最好的办法，就和退让不是解放女人的最好办法一样。神明把人分为男人、女人是为了和谐，而不是为了主宰。也许，男人与女人最和谐的时期早已过去，早已从人类史中悄然流失，悄然得我们越是文明，越是无法探知那段和谐的人类史消失在什么时空。可是，既然知道男人和女人在家庭、社会中最和谐的时期已经过去，文明与追逐也早已经证明只能使人的和谐更加失调和矛盾更为加剧，那么，为什么不能以退让来缓解失调，以退让来接近那失去的和谐呢？学会退让，把所有体现价值的权力逐步地归还给女人，以男人之退，彰显女人之进，也许这样，才是人类今天的真正的文明，才是男人解放自己的真正出路吧。

    有一句话说，主动的失败，其实是最好的胜利。这话给今天的文明和文明中的男人，可能是给病人的一剂最好的良药。

    一去不再复返

    少年时候，总是对“一去不再复返”这句话怀有诚挚的感情。因为这句话来自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某篇课文，说地主资产阶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工作，不劳动，吃香喝辣，斗鸡玩狗，说这种糜烂的生活美梦，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将一去不再复返了。虽然课文上明确无误地说，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将一去不再复返，如东流之水不可回头再来，然每每听到“一去不再复返”这句话，我便会情难自禁地想起地主资产阶级的大米白面和绫罗绸缎。想起吃不愁穿不忧这样的美好生活，便又为课文上告诉我的“一去不再复返”而深感痛惜与无奈。仿佛那一去不再复返的，不光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包含着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的一种美梦、一种期冀，还有我自己的人生梦想。

    好在，随着时世的变迁，“大米白面、绫罗绸缎”已经是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或多或少，我们当年批判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努力实现的。就是说，往日的美梦，已经以另外的形式成为现实；那一去不再复返的梦境，已经在都市的街巷上物昭于天下。而真正一去不复返的，则是岁月，是我们那永不再来的少年和青春。

    想起我的儿子和今天在都市广场上踏着滑板车的少年们——云是没有我们做少年时候那么的洁白素淡，天也没有那时候那么的悠然高远。我们抬头看到的是青茵茵的山坡上挂着的一点一片的白色羊群，而他和他们看到的则是林立的高楼和高楼缝隙间反射的日光。到了夜晚，我们踩着清明的月光和蛐蛐悦耳的叫声，走在山脉间铺满原始故事的潮润的山道上，而他们，则是坐在城市柔软的沙发上，一把从父母的手里抢过电视遥控器，无情地掐断连续剧那情节的喉咙，又把卡通与动画情节养育得枝蔓丰硕。他们独自观赏，独自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与哑然失笑，正说明他们与卡通和动画的心灵沟通；也正如了几十年前的少年们为一块红薯、一件衣裳流出的泪水，其真挚的程度，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毕竟，时代是今天的时代，少年是今天的少年，他们是今天的他们。而对于我们那一去不再复返的，其实正是他们今天的一种日常和厌烦。我们总是责怪他们不读名著、不谙世事、不孝父母，责怪他们过分地沉醉于电脑和游戏，甚至责骂他们的生活过分的奢侈糜烂，可我们却忘了，他们今天的生活，正是我们少年那种一去不再复返的缺憾的补充。原来，人是一种最会宽己严他的东西，自己没有，本是一种终生缺失和终生遗憾，他人有了，却又认为是最不该有的奢侈与浪费，包括对待自己的儿女。可是，我们很少认真想过，我们读书升级时，只需要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就能过关的。一个书包里，放一本数学、一本语文，背起来轻轻松松，可到了他们，那书包已经十倍地重过了我们；也很少想过，我们的努力奋斗，似乎有了一碗饭吃，也就拥有了全部与一生；而他们，却再也不会有一碗饭就可饱其一生的时遇与世界了。书包是愈发地重了，人生的路是愈发地挤了。我们少年时贫寒，却每个人都拥有太阳和月亮；他们富饶，所拥有的肯德基、麦当劳、电脑和光盘与我们那时拥有的玻璃弹子和橡胶弹弓一样数目可观，可是呢，他们却没了日光和月色，没了举目的林地与草绿。其实哟，这也是一种可怜，也是一种贫寒。细想想，人世有某种缺失，也必然会有某种意外的收获；有某种情理中的获得，也必然会有某种意外的缺失。也许这是天定的规律之一呢。如此想想，也就随他们去吧，时代往前走着，一如永不歇息的轮子，名著今天是名著，也许明天就不是名著了呢；孝道今天是孝道，也许明天就是愚昧了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奢侈，他们明天回忆起来也许就是贫寒，就像我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诉说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一样。真是的，就随了他们去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贫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富有，只要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除了对一去不再复返的年龄叹息以外，不再对生活与生活方式存有一去不再复返的感叹也就行了呢。

    就随了他们去吧，随了他们去吧。

    谁在孤独

    好像，孤独是一种寂寞，是来自寂寞的决绝和祈盼。或者渴望繁闹，因得不到繁闹，而感到寂寞，进而成了孤独；或者，因为寂寞的深入，便拒绝繁闹的到来，索性让孤独成为精神的伴侣。我总以为，寂寞是一张因写满了唐诗宋词而四处飘零的纸，而孤独是一根指头在那纸上的用力一捅。换一个说法，寂寞是收完庄稼之后在荒野上四处飘零的一股风，而孤独是那风中摇摆不定的一棵独自立着的树。还可以说，寂寞是仅有的一只蚂蚁爬上高树对世界的守望，而孤独是因为守望的疲累而从高树开始的一道跌落。无论如何，孤独生于寂寞，寂寞孕育着孤独。孤独不是寂寞的深入，便是寂寞的升华；不是痛苦的加剧，就是痛苦积累成的对痛苦的反抗，如同虱多不痒的舒展、账多不愁的悠闲。

    可是现在，孤独似乎与寂寞在许多时候，不再是因此而彼，因彼而此。甚或是，寂寞已经不是收割后无所依托的风，而孤独也不是风中摇摆不定的树。聪明了的蚂蚁，不再会独自爬到树上对世界进行守望，因此也没了疲累后从空中的飘落。今天，寂寞是一种享受，孤独是一种高贵；寂寞是一种幸福的过剩，孤独是一种高贵的奢侈。试想想，千百年来，农民是从来不说孤独的，他独自在山野上种地锄草，身边有一只羊、一条狗、一头牛，或者一只时来时去的乌鸦、麻雀，也就算有了一个伴儿。即使没了这些，他的头上也总还是有着一片乌云，没有乌云，也总还有一束烈日。即便这些都已消失，他的心里还有一片庄稼、一季收成和吃饱穿暖那活着的愿望。有了这样的愿望，也就没了寂寞，没了孤独。一场及时落下的雨水，能够使他们的内心充溢着意外的欢喜，把心里的空落都塞得实实满满；收割中从田野里跑出一只野兔，丢下农具去猛烈地追赶，无论追上还是没有追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一只野兔，能拼命地去追。有了过程，便如同自己参加了一场演出，舞台上的悲悲喜喜已经与他的人生勾连起来，苦与乐都是一次精神的丰满，能不能吃到兔肉十二分地次要。农民们千百年来，就这样活着和生活着，内心的充盈如同一间房子里放满了四季常用的农具，也许那些农具在农闲时都闲置地挂着、靠着，乃至有了一些锈斑，而那间挂着农具的房子，又何尝不是人世间最富有的一栋库房？可是，那些不用种地的文人，那些从仕途上败落下来的骚客，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繁闹的过去，就误以为农人独自在一片云下锄草是一种寂寞；误以为一种繁闹的失去，就使他们近同于锄草的农人，就是一种孤独。可他们哪里明白，若人的寂寞是从娘胎开始的话，那就不是寂寞，而是先天预设的清静的日子。若孤独是从孩童能识别玉米、白菜的年龄开始的话，那就不是孤独，而是人生一早就开始的饱满的岁月。未曾有过，也就无所谓丢失，没有丢失，又哪里能生出寂寞或者孤独？

    不怕丢失的人，大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从来就不懂什么是丢失的人，又是富有的极致。人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丢失，当一粒玉米、一棵稻子就可以码满他生命的空间时，又何来的孤独与寂寞呢？用心称称，难道孤独那样虚无的重量能够超出一粒种子的斤两？绕来绕去，也就是说，孤独与寂寞，必须来自拥有和拥有的消失。转去转来，也就是说，先前的寂寞来自消失，今天的孤独来自拥有。往左边看看，右边瞧瞧，再前后仔细望望，借饥饿之时认真想想，原来，今天说寂寞的人，除了那些书读多了不能不打一个饱嗝的文人，其余，大都是在闹市的咖啡屋闲坐的人对人生黑暗的虚无感叹；而那些说自己孤独的人，又大都是拥有金钱，为花不完的金钱而愁肠百结。或者，荣誉在他或她的头上闪闪发光，总使他们感到温暖在灼热地烧烫着他们的身躯；再或，手里的权力像房梁一样粗重，当他像挥针一样舞着时，看客便如同看到台上的武生拿的不是道具，而是在持着真刀与荷枪实弹的强盗比拼，是武士们与社会的一场抢滩之战，有哪一个手无寸铁的观众能不吓得远远离去，而留下一场没有喝彩的空荡荡的演出。过去的农民不说孤独，是因为他们心里充盈着一粒种子的希望；今天的农民不说孤独，是因为那一粒种子已经落进了田野。拿不到工资的街道人，也是不说孤独、寂寞的人群，因为他们老房的墙下，正有一棵野草诞生在生锈的螺钉旁边，也许那棵野草是一株人参，也许，那颗螺钉里包裹着一粒钻石，或者它本来就是岁月留下的一块黄金。看起来，孤独是一种拥有对梦的占有，当拥有以勇武的姿势将梦强奸之后，腐化无以敌手，又如何能不产生悲凉的寂寞与孤独？

    好在，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有妻子，有儿子，阳台上有大米、花生，老家的院落里，挂着镰刀和锄头，锄头下是箩筐和地，我哪里还会产生什么寂寞和孤独呢。

    新世纪，不要太在意

    新世纪无所谓新，旧世纪也无所谓旧。我想，新世纪只是人类有意放置在时间路道旁的一块更大的里程碑，我们要达到某一彼岸去，那里程碑既不是路道上的车船，也不是河流上的桥梁，更不是我们行驶中的发动机，它仅仅是一块“石碑”而已。时间原是与空气一样无形无物的“东西”，然人类终于把它用秒、分、时，日、月、年刻成为了记忆。于是，“世纪末”便如最后一双鞋子被人类脱下丢在了身后，“新世纪”就如新的鞋子被人类蹬在了脚上。穿上新的鞋子我们能不抬脚就疾步向前吗？穿上新的鞋子就一定比旧的鞋子舒展守脚吗？所谓新世纪、旧世纪，是人类似乎不得不在某一个原本很普通的年份中的某一个原本很普通的地方驻足一下，换一双新的鞋子开始继续无尽的远行呢。也许，因为这一驻足后的起步，这个年份就成了新世纪的最初，而驻足的那块地方，就立下了史册中的纪念之碑。可是，公元元年如果是向前或向后挪动三年、五年，七年、八年或者数十年，二〇〇〇年是早已过去了还是没有到来呢？那么，两个世纪相交的钟声是已经响过还是没有敲起呢？可见，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不是本源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有奔袭，而没有码头。所以，是否要在新的世纪脱掉旧鞋，换上新鞋，委实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农民在新的世纪里，照样要去耕耘播种；工人在新的世纪里，照样要为上岗下岗忧心思谋；士兵在新的世纪里，也照样要为和平站哨为战争牺牲，有什么不一样呢？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呢？美国会因为是新的世纪就不居高临下吗？日本会因为是新的世纪就把钱无端地码进你的银行吗？再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极小一部分的文学，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的军事文学，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它将不会是什么样子呢？会因为是新的世纪，军旅作家都穿上豪华昂贵的耐克运动鞋踏上新的跑道吗？会因为是新的世纪作家们就把没有穿破或正舒适守脚的旧鞋扔掉吗？会因为是新的世纪就宁可买不起或买不到新鞋也要脱掉旧鞋光脚上阵吗？也许会的，不是不下雨也有人打伞吗？不是光天化日、晴空朗朗也有人戴着口罩吗？

    二〇〇〇年既然被人类设定为是一块时间的巨碑，就会有人以碑为界，重新开始，抖擞精神，疾步向前。文学为什么不可以以新世纪之初为界，而开始新的探索呢，开始去攀登新的巅峰呢？军事文学为什么不可以凭借新世纪的号角以鼓舞作家之士气开始新的战斗、新的攻坚，去取得新的胜利以振昔日之雄风呢？不过，也许作家们并不会因为是新的世纪，就刻意地去脱掉旧鞋子，换上新鞋子，踏上新征程。作家们有许多人都是些很古怪的人，他们一旦找到了自己的路，就会不到黄河不死心地走下去，一旦穿上了一双守脚合意的鞋，就不肯因为外在的原因把鞋子脱下去，而去穿上统一牌号的制式鞋。他们觉得不一定必须要那样，他们知道二〇〇〇年是一块里程碑，也许会在路过里程碑时驻足看一看，辨认一下方向继续走自己的路，也许到那里程碑前连头也不消扭，就迈着他惯有的步子朝前走去了。不是有许多时候，我们乘车行驶在公路上，看见里程碑像看见一块普通的石头那样就继续向前了吗？不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辨认方向就不能前行了，不到里程碑前我们也要下车辨别吗？为什么非要到二〇〇〇年这个年份方驻足、辨向、食宿、充气而后加大马力前进呢？军事文学的高峰会因为我们在新世纪之初驻足换鞋而距我们近些吗？那峰巅之高会因为有了新世纪就有意向我们矮缩吗？天还是那样的天，云还是那样的云；山还是那样的山，林也还是那样的林，连野草、小花、荆棘都怕不会有超出意料的大变化。老虎依旧在一日日地走向灭绝，蚂蚁依旧在一日日地奔波忙碌。作家也只能、只该在一日日地读书、思考和写作，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呢？能发生大的变化吗？

    也许，一切都是一如往日呢。

    也许，往日的一切都要在新世纪中再现呢。也还许，人类的一切努力所换取的只是点滴的超常和变幻。还也许，中国文学在我们可见的新世纪的年月里，产生了真正的大作家和大作品，可那只能靠作家们一如上世纪的探索那样继续去探索；军事文学在我们可见的新世纪的年月里，也许会有重振雄风之时日，可那只能靠新世纪像上世纪一样给予作家们以机遇恩赐和作家们抓住机遇后的写作、努力。

    也许，未来的事实正是今天的也许吧，明天一切的一切都将落入今日的预言里。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子，就让我们明天还是什么样子吧。时间既然已成为人类不得不有意的割裂和记忆，说明一切都是人可为之的，一切都不是人可为之的。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可以一切都多少在意些，但一切都不要太在意，我们也许只能在不太在意中，一如往日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生存着，写作着，奋斗着。

    我本茶盲

    对于北方人来说，喝茶其实是一种奢侈，黄土寡薄，哪里生养得起那些娇贵的茶哟。儿时的乡村，谁家的罐中藏些茶叶，那个家境一定是有些殷实，一定是有人在外边的某个城市工作。茶叶，也是某一类家庭的象征。而那些藏有茶叶的家庭，也是不喝茶的。之所以藏着，是因为左邻右舍谁家孩娃饭吃多了，不能消化，有了积食，据说可以泡些茶叶水以当药用，消食化积。

    可想，在北方，在北方的乡村，茶叶的尊贵。

    我是在当了兵后，才喝上了人生第一杯泡了茶叶的开水，微苦、微涩，并没有感到它有多么的爽口，但那是指导员特意给我泡的，为了让我好好为党工作，树立正确的入党观、人生观，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才撮了几枝放在一个玻璃杯中。因此，我更加体会到了茶叶于我意义的深刻，沉重，仿佛一个病人药锅中的人参。后来，提了干后，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总是放有茶叶，科长和干事们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自己泡一杯茶水，肃穆地和军帽并列放在桌角。自觉公家的茶叶，公家的开水，别人都喝了，我不喝是显摆的吃亏，且，你是党的机关干部，不喝茶叶水也显然是故意与众不同，也就渐渐喝了；加之那时白天上班，晚上要习作小说，人家说喝浓茶可以驱赶瞌睡，一试，果然。也就或多或少，有了浅浅的茶瘾，生活中差茶水，仿佛吃了一碗干饭没有喝汤一样。

    不过，茶的好坏，品质优劣，对我一概构不成什么鼓励与伤害、遗憾和失落。说起来，也算断断续续喝了二十年的茶了，红茶和绿茶之别，大多是泡在水里之后，我才能分辨出来。这样的品茶水准，其实正如一生走路的人，永远无法分清软鞋底儿与硬鞋底儿谁更适合行程一样。软的底儿，柔脚却易于磨损；硬的呢，刺脚但坚实。当然，因为改革开放，鞋已经有了柔而坚实的鞋底，可茶，少见有人红绿各半地泡饮，如果真有，那也一定是如我这样的北方茶盲。说到茶盲，对我来说名副其实，和我自己总说自己半生没有写出一篇好小说一样实事求是。喝过碧螺春，忘了是什么味道；喝过龙井，也记不起它是什么滋味。总之，分辨不出它们二者的差异。也分辨不出它们与一般常茶的高下。有次一位中将，打开自己装机密文件的保险柜，取出一桶茶来，给我泡了一杯，说小阎，你尝尝这茶。并让我把泡茶的第一道水适时倒了，又续上第二道水适时之后，他问：“好吗？”我咂咂嘴道：“好。”又从杯中衔出一枝直竖蓬勃的绿叶在嘴里细嚼了许久，像刚刚镶上金牙的人不断地用舌头去舔那金牙一样。因为这个有些逢迎的动作，中将还说我对茶叶有些内行。可从中将的办公室里出来，同行的人问我，刚才中将给我泡了什么茶，我说喝不出来。又问，好吗？我说，说不上来。

    还有一次，一个记者挚交，在过春节之前，给我送了一桶茶叶，说是台湾的什么名贵，二百五十克，需八百四十元钱，当时打开看了，发白，有层绒毛，样子的确与众不同。待他走后，我想把它卖了，半价也行，正好寄回老家让母亲或姐姐们过年，所以只要有朋友到我家里，我便拿出那桶茶叶推销，他们都说那茶确是好茶，愿要，不愿出钱。末了我就只好将那桶名贵自己喝掉，发现那桶茶叶的味道的确特别，每一口都有喝了金水银汤之感。

    喝过功夫茶，觉得费时费劲；喝过各种毛尖，觉得大同小异；喝过发霉变质的茶叶，觉得要比白水有味。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发现喝绿茶宜于读诗，喝红茶适宜读小说，喝碧螺春适合读杜牧的清词丽句，而喝白毫、紫笋适合读读古文的人，实在明白人生，活出了诗意；而像我这样爱喝茶的糊涂茶盲，真真是白白活了一场。茶盲又要每天喝茶，每天喝茶又对茶道一无所知。对名贵喝不出味道，对霉茶、常茶，觉得总比没有茶好，这样的人，和混在兔群中的羊有什么差别。

    明天我又要回老家办事，还是捎二斤茶叶放在母亲专门储茶的那瓦罐里吧。母亲说，村里谁家孩娃有了积食不化，甚或谁家小伙子找对象要和姑娘见面，常去她那儿讨要茶叶，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工作在外。

    萎缩

    我们有许多生存中的心理性格缺陷，就像铁丝紧捆了生长中的树，紧箍了我们生活丰满的长城。比如萎缩。萎缩是植物衰退时生理变化的表情，也是我们面对人世、人事时心理惊怕的性格反映。

    农民进城横穿空无一人的马路，抬起了脚，却又想起什么，放下来。左右看看，明知空无一人，还是在再三犹豫之后快步地跑了过去。这举动与其说是对马路与汽车的惊怕，倒不如说是田野上的人面对城市这个陌生世界的心慌与萎缩。萎缩不光是农民的表情性格，更是他们面对他人与世界的深层心理，就像来自森林的鸟猴，面对着扛了枪的猎人们的微笑，它们不知道那笑和枪对它们的真正意义，不得不紧紧地缩了身子一样。

    还有我们，轻轻愉快地走在街上，迎面开来了一辆警车，灯闪着，喇叭刀劈斧砍样叫着。这警车上拉的也许是小偷，也许是卖淫的女郎，也许是不知因了什么被判了死罪的罪犯。但无论如何，警车都与你没有关系，只是它喇叭的声音，生硬地抢占了你的耳膜；红红绿绿闪烁的警灯，刀光剑影地砍在了你的眼上。于是，你就不自觉地收敛了轻松的心情，本能地从路中间退到了路边。这一退，退的不是脚步与事情，而是我们面对事情时的心理与性格。我们总是以萎缩来面对世界与人事，仿佛我们总是做错了什么，不得不站在总是正确的领导面前一样。

    总是以正确的姿态而昂首站着的是一种人，如领导、老板、公安警察和有几分姿色的都市小姐等。

    总似做错了什么而低头萎缩的又是一种人，如农民、下岗工人、连队里刚入伍的士兵，还有所有过分善良的任何人。

    我属于后者。走在大街上，害怕警察望你的目光，就总是退到没有公安警察的地方走路，结果警察总是穿着便衣，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于是也就感叹，公安警察，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批人。在部队的营院走路，害怕碰到领导，总是低头走路，缩在人行道的边上，结果有一次竟和一个领导撞了个满怀，从此领导认识了我，老是说这人不上班，写的小说又不好看，还每月都来领着工资。于是我就向领导道歉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说的这些全是对的，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为了有改正的举动，就只好连单位每月每人发的五斤鸡蛋也不敢去领了，怕领导说，写的小说不好看，还每月都来领鸡蛋。还有一次，和一个将军同桌吃饭，见人人都去敬酒，想自己不会喝酒，就不去又激动又双手发抖地凑那份热闹，萎缩在酒桌旁边，如同被人忘了一样。结果呢，敬酒的人也许将军都给忘了，只结结实实记住了一个没去敬酒的人。这以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将军每每说起我，不说那个作家，总是说，就是那个不去敬我酒的人。

    萎缩是能给人带来许多麻烦的。因为你做事萎缩，就会变得唯唯诺诺，领导见了你会觉得你不能说，不能干，没有闯劲儿，于是，你若是小公务员，你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小公务员了；你是研究人员，你的研究成果或论文署名就不能没有你导师的名字了；你是将要倒闭工厂的工人，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名单中没有你的名字就不太合适了。我是一个非常萎缩的人，一生都想改掉萎缩的毛病，有次为了修正这个毛病，领导批评我批评错了，我便和他吵架。吵得拍桌子瞪眼，可事后领导又找我谈心，关心地说，你是不是神经有病？要不要派个车把你送到医院？正想继续和领导大动干戈，同事们都又围了上来，说连科连科，领导是为了你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会突然变了？面对人群，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沉默不语。这时候，领导和同事都说，对呀，这才是你呀。

    那天走了之后，一路上我都在暗自骂着自己窝囊。为了发泄，见了一条没人喂养的野狗，想上去踹它一脚，可我脚未抬起，那狗脖子一缩掉头跑了。见了一只麻雀在枝头叫叫喳喳，还未及从地上捡起石头，那麻雀在枝间两腿一缩，展翅飞了。又见了一只吊槐树上的虫包，想把虫丝一手砍断，让它摔死在地上，可刚伸出手去，见那青虫把身子一萎一缩，躲进了结实的包里。于是，我盯着虫包看了许久，最后慢慢走了。

    心情也竟好了起来。

    堵塞

    在北京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两个朋友约会，洽谈事物，见面时间定在上午九点，地点是某宾馆大厅。为了准时约会，他们晨时七点都开车早早出门，不想碰到了路上堵塞，车辆多得如山如海，两个人慌忙绕道而行。北京的堵塞，和新建的世纪坛一样，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愈发地负着盛名；也和人家说的一样，在北京开车，什么都能碰到，就是碰寻不到蚂蚁，都被汽车挤走了，没有了它们的立脚之地，因此也可想北京车辆已多到凶狠。如此，那两个约会的朋友绕来绕去，也没走出堵塞的连环套儿，到了上午十点，彼此都还没到约会地点，便都打开手机，边开车边聊天，谈着许多事物，以便不因为堵车误了物事。开车是件累人的事情，在轰鸣污染的堵车声中打电话也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因为累了，他们中间的聪智者就把车停在路边，出来站到树荫下面，通过手机，把商洽谈得山上流水样酣畅淋漓。到午时十二点多，道路畅通了，车可行了，要说的事情也都已谈完了，彼此说了声再见，便都关了发烫的手机，准备开车回家。可就在要打开车门上车时，在树荫下站着打电话的朋友，手却僵在了车门上。他看见和他通电话的友人，其实就在马路那边，和他一样也是车停在路边，人站在树荫下面，与他只隔了一条马路，彼此间相距也就几十米远，就在这样的距离内，他们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末尾分手时，相隔着路间的隔离栏，彼此握了握手。

    这是一件真事，决然不是一桩虚夸。

    北京的堵车就是这样，无论哪个方向，无论哪条路道，不堵塞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唯一不堵塞的地方，就是没有路的地方。鲁迅说，世上原本是没有路的，因为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了。鲁迅这样的言说，怕原是指的绍兴的乡下，是思之乡野，用以社会。然文明到了今天，到了蚂蚁越来越少、汽车越来越多的都市，物事就恰恰相反着，不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道，而是走的人多了，也就不再是路道。还说北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有一月不堵车，约是十三月吧；每月间也有一天不太堵车，就是大月的三十二号，小月的三十一号；每天间不堵车的时辰长些，就是入夜后所有的司机都睡觉时。还说我的那两个隔着马路通了半天电话的朋友，又有一天都坐在了一张饭桌上。一个说我说一个谜请大家猜。约会不见面，结婚不生子。为啥？大家都猜不到，但另一个朋友脱口而出，说堵塞。说完了，这个朋友说我说一个笑话吧。中东战争时期，美英联军在伊拉克边界大军压境，萨达姆召开紧急部长会议，让大家献计献策，看如何能阻止美英联军轰炸巴格达。一天会议毫无收获，最后交通部长给萨达姆递了一张纸条，萨达姆看后拍案叫绝。大家猜那张纸条上写了啥？

    那位朋友想了一会儿说，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把中国北京的公路搬到巴格达。

    海上漫记

    十月间的一次海上漫行，常常会成为我梦境停泊的岸口，重新去游历那八天九夜的水上旅程，体味所谓漂泊的春光秋景、酷夏冬寒，四季的冷暖和人生烽火的孤烟，都不再有美丑、苦乐可以言论。海鸥的飞翔，箭鱼的飞射，还有在三〇二号渔政船上生活的笑和为船员与人事的感动，现在都已成为凝固的碎片，像生锈的锚牢牢抓住思想的海底或滩地，让忆思桩一样深楔在某个点上、某片点上。

    也许是个白天，也许是个夜晚，同行者都在船舱里说笑、打牌，或者做着别的什么，我独自站到船顶，望着边际全无的海面，还有色彩因纯净而显了虚假的天空，想到故乡常常旱裂的土地，想到少时为挣一溪浅水浇地参与的械斗，想到在山野上独行时因为口渴去扒吃茅草的根节，感叹世界上原本是不缺水的，而缺少的只是人类的行走。还有那次初踏天安门前的广场，没有感受到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和壮观，而是觉到了它的低矮和陈旧，那种含有内疚的被谁欺骗的感觉，便种子样永久地播在了心底。可是，对天安门广场的平坦和阔大，却是感到了超出想象的限度，觉得如果我家、我家乡的哪个村庄、哪个生产小队（村民小组），如果拥有这样一个广场，他们就再也不消夏天为晒麦所愁，秋天为晒禾所困，甚至为了争取麦场边角的一席平地而大打出手，撕破扔掉的亲情，如同遍布都市的饭馆里擦了手嘴的餐纸。大海——望着不见村落、山脉的海面，我想人类为什么要把小麦、谷禾、豆植全部种在本就不够宽裕的土地之上？若把那些种子直接撒在海的上面，人类哪里还有吃不饱肚子的苦状，哪里还有非洲难民一片片饿死的惨景，哪里还有我为吃一碗面条曾经数十次跑过四十里山路的饥饿的童年。土地是那么的狭小，海域是这样的辽阔，阳光的洁净宛若滤过的丝线。随船飞行的白色的鸟群，或者绕船左右独自的鱼鹰，我都曾经在幻忆的土地上听到它们耕播的笑声。虽然也为它们漫长飞行的劳累担心，也为它们到哪个岛上夜栖而忧虑，却也相信，它们之所以能够随船不知疲倦地飞行，却也正是有着不需人类为它们担忧的栖地和息作的方式。而人类自己，我们自己，虽有炕床村落，却是没有在时间中行走歇息的另外的岸头和岛屿。

    哪怕是只有在潮落后才能浮出水面的一块时间的礁石。

    谁来为我们担忧？谁来为我们忧虑？是靠海面的阳光，还是海底的鱼群？再或是依靠天空越来越少的飞鸟、森林中愈发难以见到的我们寻亲问祖时盘问过的猴类？听呵护我们乘船的船员和他们一级一级的领导遍遍地告诉我们，说在南沙的岛屿，几十年来，国家曾经为岛礁之争和邻国们的政府、军队发生过无数的争执，昨日的枪声还依稀如开裂的豆荚，响在时间的耳旁；今天谈判桌上泡下的茶水，也还正在一杯杯地续换；也亲眼见了这艘千吨之船的一位有着文韬武略的上级，在为南沙之争和邻国唇枪舌剑的谈判之后，又水波漫漫地到西沙某岛去凭吊为夺回西沙而战斗牺牲的十几位烈士。可未及烈士墓前的香火燃尽，他又在海面上碰到那国到西沙水域偷捕的渔民，当满腔爱国的愤恨面对双膝跪地的那国的百姓时，他又能怎样？又能如何？不仅只能放了他们，还要再送一些他们必需的食品。想一想他国抓了这边的渔民，多是搜身、收船乃至暴打和下监，而这边抓了那边的渔民，却能有人以恩还暴，我们不仅为人类本身存在着永难挖尽的高尚而唏嘘，还要为有人能为维护人类平和的尊严而感叹。为什么人类要为岛屿、海水、土地、山脉、矿藏以及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而置无数的生命于不顾，战争、械斗、掠夺、恐怖、阴谋，无所不及。唯一被掠夺忘记的就是生命的高贵和人类所独有的之所以为人类的高尚。

    我们总是以弱肉强食来律释自然的规则，可从来又都羞于用这四个浅显的字来说明人类的恶行。我们总是说人类是从低级文明向着高级文明渐缓变动的，可是我们今天到底拥有没有拥有真正人类的文明？该不该为拥有没拥有真正人类的博爱文明而自问？海底已经枯竭，森林已经荒芜，土地已经旱裂，飓风、海啸、地震及战争与恐怖都如门后的恶鬼样出来抢占人类的脸庞，可是有谁又能为人类的尊严而大唤？有谁又能为控制人类自己的行为而作为？为控制人类所谓文明的脚步去努力？早先，弱肉强食是分封无数的圈地，森林只在森林之中，海洋只在水面之下，岛屿只在岛屿之间，土地只在土地之上，现在，这个远古文明的圈限早已被人类的所谓文明的炮声而轰然击碎。那个没有语言条律的限界，早已被人类的枪声炮鸣夷为平地后构筑了越界的桥梁。人类真正最大限度的强食弱肉的时刻已经到来，已经在渐缓中迅猛地开始。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其实，真正属于人类的文明不在今天、明天，而在早已过去的昨天。比如那个平和短暂的农耕时代，劳而食、寒可衣，那是不是人类真正的最具高大宽阔意义的文明时期？是不是那男耕女织的一段岁月，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峰巅？以后漫长的人类所处的各个阶段，都只是过了峰巅之后的下坡和倒退？而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类发展（倒退）的阶段，又正是人类跌入文明低谷的最暗黑的深夜？甚或是深夜前的黄昏？

    ……

    船还在南海上飞行，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台风从南海经过，我从船顶上下来的时候，三〇二号渔政船正朝着一个港湾缓渐地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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