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垄断“培训班”

    戴笠在经营特务机关时，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培养人才，他喜欢效仿蒋介石自任黄埔校长的办法，也自兼各训练班的主任，以“师生关系”来笼络部下，培养私人党羽。

    1932年，特务处曾开办过特务警员训练班。同年，戴笠又被蒋介石派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所以，浙江警校名为培训警官，实则是培养特务的摇篮，这是戴笠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之一。

    抗战期间，戴笠筹建了苏浙行动总队。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基层别动队员中有不少人是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让这些宝贵的知识青年充当普通的战斗人员，未免太过可惜，从长远角度考虑，不如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羽翼。

    1937年11月初，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成立了，并且很快在上海郊区的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青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召见个别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特训班的日常工作，则由副主任余乐醒主持。

    显然，戴笠办培训班，是效仿蒋介石管理黄埔军校的做法。特种培训班就是他的“黄埔军校”，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家长。据说，戴笠平生有“三样宝”，那就是学员、手枪和汽车了。这三样宝中，他最看重的是学员，这说明戴笠对人才极为重视。他甚至对学员有一种占有欲，希望他们为自己效忠，成为自己的忠实奴仆。

    而这个青浦特训班，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特训班，戴笠自然寄托了很多期望。特训班的学员，主要是别动队的中下级干部，训练内容有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技术。后来，戴笠还在松江开设了又一个“特种培训班”。

    上海撤退时，青浦特训班才开班不足一个月，却被迫转入后方。他们由俞作柏带领，经苏州、溧水、繁昌、九江，于12月辗转到达了安徽省祁门县。兵荒马乱，沿途许多学员走散了，最后到达祁门时人数约为百人左右，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军统的核心。

    这些人毕业后一部分被派往苏浙地区的各别动队残部任职，在别动队整合为忠义救国军后，大多数青浦特训班的成员都担任了营连级职务，成为了忠义救国军的骨干。而另一部分青浦特训班的学员则被派往上海，从事秘密活动。

    八年抗战中，军统前后共开办了近百个规模不等的特训班，而青浦特训班则是其中的第一个。青训班的学员，和其他后来的军统特务不一样。青年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怀着救国理想加入的，历史上这批人也确实涌现了很多抗日英烈。

    在电视剧《潜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戴笠视察天津站，看到余则成时说“青浦班个个是勇士”。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青浦班的毕业生很多人都殉国了。

    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3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

    青浦培训班的学员，后来成为军统的骨干力量。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青浦培训班的毕业生们，很多被派到了抗日的第一线，更有大批毕业生为民族大义而献身。

    这当中最著名的，要属军统的“七姐妹花”了。

    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一起和美国方面合谋的推翻蒋介石的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青浦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队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

    当她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日寇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

    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七姐妹花”是一个代表，是大批为国赴难、壮烈牺牲的军统人员和国民党将士的代表。

    不过，沈醉先生也在解放后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

    其实，戴笠正是通过“特训班”招生的办法，把很大一批有志青年吸收到他自己的组织中的。他早年在发展特务时，常常吸收三教九流的人士，甚至青帮分子、街头无赖。而当他的特务系统逐渐壮大时，他就更重视新吸收人员的素质了。他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特务训练班招收的人员，也要求是积极向上，有理想的青年。加上抗战期间，“反共”已经不是军统的主要任务，于是，新招收的特务中，甚至有“隐性的共产党”。

    另外，在抗战时期，因为军统颇有成效的抗日工作，也使戴笠博得一班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有心报国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而戴笠，因为从蒋介石以“师生关系”笼络下属的做法得到借鉴，他总是想方设法垄断特务训练班的学员们，甚至几乎有一种偏执。他特别注重有知识的流亡学生，把他们视为最佳的特工人才来源。有时，为了能抢到学员，他可谓不择手段。

    当年，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干乔还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

    无疑，梁干乔的用意是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

    戴笠岂能容忍！他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后来，戴笠果然在湖南临澧建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

    沈醉把这封信给了梁干乔。梁干乔立刻意识到，戴笠这是对他横刀夺爱，要把他精心收拢的人才抢走。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但他再生气也是无可奈何，精心挑选、精心培养的800个特务苗子，只有拱手送给戴笠。

    因为这件事的打击，梁干乔退出了戴笠的系统，去西北投奔胡宗南。后来，他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毙。

    而戴笠，在整个抗战期间，则继续大办“训练班”，于是，他的党羽日益膨胀，他手下出现了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务大军。

    “军统”横空出世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历时4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作了讨论。其中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对1935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于是，影视作品经常出现的“军统”、“中统”这些特务机关，便横空出世了。军统局，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的简称，也是戴笠“特务处”的沿续。从此，戴笠成为军统的总特务头子。而中统，依然在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领导下，作为CC系的特务机关，与军统进行着明争暗斗。

    军统局成立之初，蒋介石规定，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而中统局，局长由CC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这样一来，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但掌握着军统实权。他首先要挤走郑介民，然后安置自己的亲信。

    他首先决定，让郑介民在军统当“主任秘书”。但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任，后由心腹亲信、小学同学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于是戴笠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8月初，戴笠正式得到少将军阶，就任副局长一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

    接见时，蒋介石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就起身、肃立、给蒋介石行注目礼。

    蒋介石用人，很注意仪表，他总会对每个行礼的人先仔细端详一番，然后按照名单上的情况，问此人一些话，还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介石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月25日，日军逼近武汉，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

    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

    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三十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

    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那是两栋旧式楼房，一个三层，一个二层，旁边还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不久，戴笠又命强买下了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

    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比如，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为自己住所“戴公馆”。而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则作为军统办事处；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于是，改换门庭的军统，与过去的“特务处”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已经不仅仅是蒋介石政权的秘密“杀手”，而是把力量渗透到各个政府和民间组织当中的“秘密王国”。

    渐渐地，戴笠的特工人员，已经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它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通大队”，以及江南各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武装部队。不过，军统仍然沿用“特务处”的做法，利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特务活动。

    人才济济的大队伍

    戴笠的军统在重庆安营后，便着手整理内部。因为军统毕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而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肯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所以，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则全权交给戴笠处理。

    而军统的第一任局长贺耀祖，是个资格很老的人物，北伐时期就是第三军军长了，当时则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提名让他当军统局长，其实也只是个过渡，因为戴笠的资历实在太浅，当上局长，恐怕难以服众。而贺耀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能当上“天子近臣”，得益于他对蒋介石的心思揣摩得透熟。他当然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上任后，对军统的所有事务一概不闻不问，只是做个甩手掌柜，乐得清闲。

    于是，戴笠就自然而然的在军统“一手遮天”了，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须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大家都明白，贺耀祖只是个摆设，军统局的当家人，实际上是副局长戴笠。

    有一个笑话，就说明了军统局“正局长”毫无实权了。那是1942年4月，军统局召开纪念组织成立十周年大会，作为局长大人的贺耀祖理应出席，为此，戴笠还专门派人上门邀请。谁知戴笠的手下进了贺府后，贺耀祖和他的夫人异口同声调侃道：“做了四年局长，竟然连军统的大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说完哈哈一笑，也不动气。

    郑介民作为戴笠的副手，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切由戴笠说了算，平时极少到局本部视事，专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他的这种散淡作风，倒也合戴笠的胃口，所以两人相安无事。

    秘书毛人凤才是戴笠的头号心腹和助手，军统局的大部分文件都由他起草，戴笠不在时，一切信件也都由他代拆代行，是军统局名符其实的内当家。

    毛人凤是戴笠的小学同学，是后来才改行当了特务的，也是戴笠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为人不张扬，“只顾埋头干活”。毛人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大事小情，都要亲力亲为，细致周到，每天不到深夜十二点难得下班。对这一点，戴笠特别欣赏，毛人凤也因此官运亨通，很快就升至代理主任秘书，几乎取代郑介民的地位。

    其实，毛人凤的性格阴险，深藏不露，这一时期正是他“隐晦韬光”的阶段，“藏锋收芒”，人们还一时未能领教其毒辣。

    到了抗战后期，军统局又来了一位新的关键人物，那就是军统的“帮办”唐纵。唐纵是正宗的黄埔生，也是戴笠早期的亲信大特务。后来，戴笠还派他去德国学习考察。不过唐纵回国之后，就任职于蒋介石侍从室。后来，又被蒋介石派回军统任“帮办”，戴笠一直希望通过唐纵加强他与蒋介石的联系，却不知道，其实唐纵是蒋介石安插在军统的“眼线”。

    而此时军统局的内部，也是人才济济，英雄辈出，构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也很有效率的特务组织。

    军统下设十个处，分别是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总务处、人事处、第七处、训练处、警务处、布置处。

    军事处又称第一处，主管军事情报及国际情报，而其中的军事科，负责对汪伪武装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情报处为第二处，这是军统局最为重视的部门，主营项目是党政情报和中共情报。情报处下设中共科、经济科、警务科、考核股、档案股、收发股。

    行动处也称第三处，每逢有任务执行，都由行动处事先进行策划和部署指挥。行动处下设行动科、航检科，其中行动科是军统局内部最重要部门，各地行动队、爆破队的成立都要经该科研究决定，各地外勤组织布置暗杀、纵火等行动，也要由该科具体计划安排。

    电讯处也称第四处，负责电讯传递、监听、侦察、破译，下设业务科、工务科、电检科、材料科、考核股、文书股、档案股、事务室、译电室、特技室、重庆总台、息烽总台、兰州总台、监察台、侦察台等等。

    电讯处的机构颇为庞大，电台分布相当密集，遍布全国，并跨洋过海建到国外，总数在三百处以上。其中的“特技室”，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资本。因为戴笠一向注重破译电码，早在1937年，译电科长姚敦文就在西安破译了共产党的一份密电，内容属军事问题，戴笠大喜过望，上报蒋介石，被着实“夸奖”了一番，姚敦文也因此得到五百元法币的“奖励”。

    戴笠对破译工作，可谓花了一番大力气，为此他还请来两位美国破译专家，但破译是一项极为“艰辛、枯燥、乏味的工作”，并具有相当难度，不是一日之功。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专门成立了“特技室”，主任由电讯处中将处长魏大铭兼，但实际负责人由组长姜毅英担任。

    姜毅英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也是军统局惟一的女少将，业务上没话说，是一直拿双薪的。说起姜毅英是如何当上特务的，其实也是戴笠的引诱拉拢。据姜毅英的儿子回忆，1932年，姜毅英中学毕业，成绩非常优秀，正准备考大学。可当地的保长找到了她，劝她去投考由戴笠主持的“浙江警官学校”，将来好报效国家。其实，戴笠很想在家乡的青年学生中，吸纳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加入特务组织，他早看中了姜毅英。后来，戴笠又亲自对姜毅英面试，简单问话后，戴笠觉得姜毅英具有男人、女人的双重性格，作为特务培养，可以派上多种用场。

    姜毅英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进入军统从事无线电收发和密电译电工作，是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的得意门生。姜毅英初任军统厦门电台的主报务员，在抗战期间，由于及时侦查得知日军南进情报被嘉奖，升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后又任译电科长，协助魏大铭的工作。

    不过，“特技室”这么块“宝贝疙瘩”，后来也出了事。有一位名叫李开峰的谍报员，后来化名余玠投靠了汪精卫，将特技室的秘密作为进身之阶，一股脑地都献给了汪伪，还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这让戴笠恼怒不已，他立即命令军统在上海的行动队将李开峰暗杀，这才一解心头之恨。

    第五处就是总务处了，总务处原来叫总务科，后扩大为总务处，是军统局的后勤部门，负责购买分配办公用品，修建房屋，保管各种器材，对外交际、职工伙食等等。这个总务处管理的，看似都是一些小事、杂事。其实，总务处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处，处长必须是戴笠本人的亲信。

    这个人就是沈醉，他在28岁就当上军统的总务处长，少将军阶。至于沈醉的权力，则可以举个例子：沈醉的总务处下面管着军统局全局的汽车队，这里的汽车不光是一般的卡车，还有轿车，特别是这个轿车的管理，特别受到戴笠的重视。戴笠平生有三样宝，一曰手枪，二曰学生，三曰汽车。能把汽车和手枪两样宝抓在手里的人，必须不是“凡人”了。

    第六处是人事处，这是军统局本部油水最为丰足的部门，主管局内外全部人事，包括吸收、任免、调派以及组建等等。凡是想进入军统的人，首先要经过人事处的核定批准。通过后，还要由人事科主持，举行一次秘密宣誓，其仪式过程为：宣誓者进入宣誓室中，由司仪宣布仪式开始，监视人就位，宣誓人就位，对着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监视人讲话，宣誓人读誓言：“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保卫安全，绝对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并以终身贡献团体，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誓言读完后，监视人讲话，礼毕，监视人握宣誓人之手，口称“同志”，表示从此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军统局不仅是个铁饭碗，而且升迁也快。抗战中期，军统特务人数大约有三四万之多，基本上都是尉官以上，处长、副处长多挂少将衔，科长多挂上校衔，股长多挂少校衔。

    第七处也称经理处，设综计、审计、预算、财务等科和现金出纳股。

    第八处又叫训练处，负责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训练工作，并负责编辑军统局出版的局机关刊物《家风》月刊，领导各大专院校内的职业特务学生和一个从华北撤退到四川的，旨在高等院校中从事特务活动的所谓“除奸团”。

    第九处为警务处，设警务科和稽查科，主管公开控制的警察机构和稽查处等方面的工作。

    还有最后一个布置处，1945年添设，专司对沦陷区的各项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之事。

    局机关本部除上述各职能部门外，属于内勤编制的还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还有设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的办事处和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技术研究室、督察室等等。

    其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特别为中共叛徒张国焘设置的科室，由张牵头，根据戴笠旨意，目标针对中共组织，研究如何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

    而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从事研究如何提高杀人、放火、绑架等具有直接破坏性作业技术水平的科研单位，如研制毒刀、纵火器、定时炸弹、地雷等。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数。抗战时期，除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也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7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总而言之，军统内勤和外勤最多时人员达5万之众，从事内勤工作的特务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

    不过，这个庞大的机构有一个特点，就是机要部门多被江山人占据。其中最机密的译电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山人。

    在军统局里，江山籍特务相互交谈时，常有意说江山话，不让别人听懂，明显的自成一个派系。人们称其为军统的“江山帮”。许多江山籍特务，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深得戴笠的信任。戴笠常利用他们监视其他非江山籍的特务。这些江山籍特务，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

    不过，随着军统越做越大，戴笠手下的干将也越来越多。人多了，官职如何安排呢？

    因特务工作的特性，这些军统骨干都无法获得少将以上军衔。而负责组织系统的陈立夫，对戴笠长期贬抑，使戴笠的军衔一直仅仅是少将。局长才是个少将，其手下要想晋升少将以上军衔，则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给手下一个交待，戴笠采取了许多办法，他每每亲自给蒋介石写报告，为部下争功，从而得到蒋介石的特批，任命了许多中将级特工。到了1941年，自己仅是少将级的戴笠，手下已经有15位中将级特务，至于少将级特务就更多了。仅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县籍的军统少将就有14人。后来，军统干脆自制纯金梅花将军肩章，自封自佩，陈立夫也拿他没有办法。

    以上就是这个大规模特务组织的基本情况，从这些简单介绍中，我们就这可以看出这个特务系统的强大力量了。而戴笠，通过不断经营、不断扩大这样一个机构，悄悄地把自己的权力推向最高峰。

    一班不容二“主任”

    1938年1月，戴笠开始实施他已考虑很长时间的一项计划，举办一个大型的特工训练班，以解决特工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关于训练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手续时，军委会办公厅却不肯承认，戴笠无法向该班颁发印章，只好私下刻了一个条戳。

    后来，戴笠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把该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在抗战期间对戴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

    尽管得不到国民党其他势力的支持，戴笠仍是我行我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为特训班的校址在湖南临澧县，军统内部就把它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但在对外招生时，为掩人耳目，仍冠以“军委会交通技术研究班”的名义。

    为了办好这期大型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特务处当时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首先从皖南将余乐醒、谢力公召回汉口，指派他们两个到湖南进行筹备。接着又选调王崇五、陆遂初、王邦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一大批特务随余、谢去湖南工作。这些人都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经验。余、谢更是从特务处成立初期就开始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工训练班中为戴培训特务，是特务处出类拔萃的训练专家。

    特训班最初的地点选在长沙，但余乐醒等人到长沙后，发现日机经常空袭长沙，很不安全，于是选定临澧县奎星楼县立中学作班址。临澧县地处湘北重镇常德市之北，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南岸，远离长沙，而又交通方便。

    戴笠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规定很严格，除对文化、年龄、身体状况有所规定外，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要严加控制，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

    开学前，戴笠对临训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职，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职视事，故另设主任办公室，由亲信特务丁若萍主持其事，这实际上是对余乐醒等人的牵制和监视。

    3月份，临训班正式开学。训练方法上，戴笠规定仿照黄埔办法，先进行入伍训练，后进行分科训练。

    不过，入伍训练期间，训练班负责人碰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很多学生不愿当特务。尤其是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情绪最为激烈。

    戴笠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入班之后，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要普遍推广。

    同时，还要对新生加强入伍教育，就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传，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醴陵临训班成立后，有一件事颇使戴笠恼火，就是副主任余乐醒的声望越来越高。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同在军校任军医的沈醉的大姐沈景辉结为伉俪，后于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在“契卡”受到专业特工训练。

    “四·一二”事变，余乐醒变节脱离共产党，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他作为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

    余乐醒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通电讯、投毒、爆炸等。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却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这一点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训练学员的工作交给他去负责。

    余乐醒主持训练班期间，工作以身作则，私生活十分严肃，无论人前人后，绝对不抽烟。他每次讲课，虽然湖南口音很浓，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全体官生都听得很认真。他平日对学生非常爱护，无论教学、管理都非常认真，所以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甚至许多学生心目中只知有余主任，不知有戴主任，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

    余乐醒虽然平时极力宣传戴笠“有异相，是王侯的相貌”，并把学校广场旁的一道长堤命名为“雨农堤”，但此举仍不足以抚平戴笠的猜忌。

    戴笠先是免去余乐醒的副主任职务，专任教务处长。然而此举立即在临训班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教学秩序也发生混乱，戴笠只得恢复余乐醒的副主任职务，但他心里异常不痛快，于是暗中找机会“收拾”余乐醒。

    1938年秋天，戴笠首次到临训班“视察”，余乐醒知道戴笠对自己有看法，他觉得这是个巴结戴笠的好机会，他预先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功夫用得到了家，谁知，结果却是费力不讨好。

    据沈醉回忆说：“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此次临澧之行，戴本就是抱着“找碴儿”的目的来的，余乐醒正好触在霉头上。加之戴是搞秘密工作的，讲究行踪隐秘。余乐醒大张旗鼓地搞仪式，正好马屁拍在马蹄上。

    戴笠借题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

    接着，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墙壁上的标语写着：“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更是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

    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干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一个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放过。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

    此后几天，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官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从“余乐醒事件”上可以看出，戴笠对学生、对人才，有着何等强烈的占有欲。他的这种占有欲，比起蒋介石对黄埔学员的笼络来，更是毫不掩饰、不择手段。

    在抗战八年里，戴笠时常访问各地的训练点，他最多的日程安排之一，就是参加各种特务训练班的毕业典礼。

    在军统内部，这叫做“出巡”。会有两辆专车为特务头子备好，以便他可以轮换乘坐。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还有两三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保卫他的安全。

    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班“垂巡”。这些训练班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长所管辖的县里。戴笠一次次的“出巡”活动，显示他对培训班学生的所有权。

    1939年冬季，临澧训练班的学生毕业了。戴笠特意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并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

    也许是因为余乐醒已经不能再“兴风作浪”，这次戴笠显得很和蔼。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特别喜欢其中的歌词：“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主权。”他决定把这首歌当作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

    戴笠表现得像一个长辈，他把临澧毕业生当作自己的子弟。而这些学生，后来都得到重用。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

    特务是怎样“练”成的？

    1938年，戴笠“出书”了。这是一本名为《政治侦探》的书，上面注明“非卖品”字样，其“讲述者”为戴笠，“编辑者”为“黄埔出版社”，“印行者”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原来，这又是戴笠的“大手笔”。机构升格了，人员增加了，任务自然也就加重了。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充分发挥特工组织的威力。不仅戴笠要认真地想一想，而且要让所有的部下都明确。为此，他把过去的特务行动、组织、方法归纳整理，参照各国的特工机构，系统地进行阐述，从而使特务工作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

    《政治侦探》可以说是一部“特工大全”。在这本书里，戴笠把过去的特务组织、工作等进行升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特务不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是全面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庞大的特殊队伍。

    对于特务的任务，书中写道：“视上级命令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渎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

    具体来说，其任务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保卫领袖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的随身警卫许多是由戴笠指派，后来更成立了“随节办事处”，专门跟随蒋介石，负责其安全。蒋介石每到一些形势复杂的地方，常由戴笠先行，布置警卫事宜，确认安全无误后，才迎接蒋介石“莅临”。

    二是“惩办一切贪污不法”。其实，戴笠的特务不仅是“惩办贪污不法”，而是对国民党政权体系内的一切人都有监视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和蒋介石有离心倾向的人，更是监视甚严，一言一行都要注意。

    三是“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即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势力。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戴笠既使对中共恨之入骨，却不好在出版物中明确指出，而只好以“反动”、“叛党”而代之。实际上，戴笠不只一次地说过：共产党是最可怕的敌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上。

    四是“协助国家建设”。以此为名，控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

    五是“防制国际间谍与扑灭汉奸”。这亦是抗战时期军统局的主要任务之一。

    这本《政治侦探》，自然成为各种特务训练班的教材。而特务训练班也是大操大办，一发不可收拾。自1938年创办临训班成功之后，到1941年，在军统内部已经形成临训、黔训、息训、兰训、渝训等五大训练班，以及息烽、兰州、重庆、东南建瓯等四大训练中心，达到抗战时期特工训练的第一个高潮。

    黔训班成立于1938年12月，因班址设在湘西黔阳县而得名。该班分游击、情报、行动、会计、电讯、缉私6个大队，学生900余人，于1939年11月毕业。

    息训班始于1939年底，由黔训班迁于贵州息烽续办，故也称息训班三期。该班分情报、行动、警政和电讯系，每期学生500至1000人不等。息训班从1939年底创办至1944年6月改为中美班为止，一共办了3期，息烽成办军统创办最早的训练中心。

    兰训班亦于1939年创办，班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铁桥边的木塔寺。共举办5期，设有爆破、情报、警政、电政、俄文、边疆系该班共训练学生7000余人，大部分学生毕业被分配在西北地区。因而成为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训练中心。

    渝训班不同于以上各大型综合性训练班。它是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财政部查缉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监察人员训练班等等。办到最后，班名层出不穷，以至于会计训练班、总务训练班、勤务训练班、使用警犬训练班、暑期训练班（训练学生特务）等等，大凡军统工作，没有一项不经过训练班训练一下。

    随着一个个训练班把大量毕业生输送到军统，1938年至1941年，军统开始进入膨胀阶段。不过，每年毕业数以千计的特训班学生仍然不能满足军统的需要。于是，戴笠决定在福建建瓯的东峰创办一个东南训练中心。

    而无论哪个培训班，只要进了它的大门，就等于终生是军统的特务。那么，这些“准特务”们在训练班中都要学习哪些技能？一个有能力的军统特务，又是怎样“练”成的？

    一般，进入训练班后，先要举行“开学典礼”。其仪式很简单，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由戴笠或是别的培训班官员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宣誓之后，还要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也是戴笠的意思，暗示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入伍新生踏入校门，就与世隔绝。训练一般分前后两期，前期是入伍生训练，后期是各种技术训练。入伍生训练主要是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强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效忠领袖、不成功便成仁等等，要学生摒弃个人的感情、欲望、意志，成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驯服工具。

    而技术训练，首先要学习枪械。其中包括射击和枪支的拆卸，熟练以后，闭着眼睛都可以把枪械拆散再给组装起来。然后是爆破、毒物、通讯、驾驶、摄影等课程。提到驾驶，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并非像影视剧里那样，特务们开着汽车到处跑。而驾驶技术好的特务，就更在少数了。

    到了后来，训练班的课程越来越五花八门，甚至包括“看相”。特别是随着军统对情报技术的重视，特务培训的内容，也更加专业化，分成不同的系。比如息烽的训练班，就有情报、行动、警政、外事和电讯五个技术系。

    情报系培养出的情报人员，要求掌握隐蔽自己的本领，尽量做到一般化、合法化、社会化，善于迎合各种各样的对象，搜集所需要的情报。

    行动系专门培养执行逮捕、暗杀、爆破的行动人员，要求巧妙运用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等三十六计。

    电讯系专门培养掌握秘密收发报技术和侦破敌台技能的人员。其他如秘密通信、密电码学、擒拿术、拳术、手语等，则为各系学员的普修课目。

    训练班对学生的思想考察抓得很紧，通常，各种训练班都会每周召开一次由政治指导员参加的小组讨论会，如发现哪个学生发言稍有“亲共”倾向，就立即追查，将情况汇报政训组，提出处理意见，报班主任裁决。

    当然，训练班也想尽办法，激发学员的优越感，让他们为特务工作感到自豪。临澧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就曾经对学生们说，他们的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孔明差不多，“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自然，这种自我赞美的做法，打动了不少培训班学生。

    当然，在训练特务的过程中，学生伤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还有的课程，比如拘捕术，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

    在严苛的训练下，戴笠为蒋介石政权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特工人员。那么，当这些特务们“出师”后，戴笠又如何管理他们呢？

    活着进来，抬着出去

    军统是一个带有封建忠义思想的组织，而戴笠，像“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

    戴笠再三地强调军统组织是个“大家庭”。他经常表示，他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

    戴笠虽然采纳了克格勃和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的秘密特工必须以在中国的“仁、义、忠、孝”为思想基础。他强调：“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

    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

    军统纪律很严，轻者进拘留室，重者住禁闭室，再重者送渣滓洞监狱。当时，在特训班内部，同学们把被拘留称为上“小学”，把关禁闭称作上“中学”，送渣滓洞说成住“大学”。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介石批准。

    比如，1940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判处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

    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特务。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结果，戴笠虽然当面应允，可是等那位委员刚回到家，就得知其子已被枪决。

    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戴笠也未答应。

    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戴笠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上，此举“杀鸡儆猴”的效果是惊人的，足以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按戴笠的说法，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称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据说，在后来军统成立10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多人。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殉法”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

    戴笠的诸多“家规”中，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戴笠认为，一旦结婚就会有“后顾之忧”，而特务是一个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工作，结婚的特务就不能保证不“变节”。所以，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禁止军统的男女特务们，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结婚。

    有人分析，戴笠此举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他想把军统组织中所有的女人据为己有。军统中的很多女特务，不仅要充当“秘密特工”职责，同时也照顾戴笠和他部下一些大特务们的生理需要。所以，戴笠他强烈反对婚姻或者“永久结合”。不过，戴笠对毛人凤却是个例外，他不但把自己的情妇送给毛人凤，还特批他结婚。

    法规要严格，待遇要优厚，这是戴笠笼络下属的手段。还是在当年，戴笠在王亚樵手下当分队长，练兵一丝不苟，有时几近残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个士兵操练时规定动作没有做好，戴笠罚他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致使该士兵因中暑而昏过去。王亚樵得知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来训斥道：“爱兵如爱子，只有平时爱兵才能使兵在阵前甘冒危险和冲锋陷阵。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

    这件事后，戴笠从王亚樵的身上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更要用心去关怀。后来，军统成立之后，为了体现自己的“恩威并施”，每年的4月1日，戴笠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军统成立，并悼念死去的特务。而蒋介石本人也会亲临会场，给特务们讲话。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10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碧血千秋，浩气长存”、“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的字样。

    祭奠仪式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殉职”、“殉法”的三种人表示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蒋介石走后，则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

    有一年的“四一”大会上，戴笠十分得意，自吹自擂起来：“我小时候喜欢打锣鼓，先学小锣，因小锣轻便，刚学会，人家便把它抢去了，要我打饶铂。我把铙铂学会了，人家又说，这里有大锣，还是你来打吧！后来，我又把大锣学会了，人家就夸戴某人干什么都行。这个经历使我懂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便开始，上的菜都是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

    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

    戴笠向下级和学员施恩的方法，从“四一大会”可见一斑。不过，戴笠也会经常通过一些小事情，拉拢自己的部下和学生。

    在中美训练班的渝训班第二期，学生的伙食一度很差，米饭里稻壳很多。有个学生偷偷将一碗米饭藏起来。等戴笠来视察的时候，他捧着这碗大米饭站在路边，拦截住戴笠的汽车，告状道：“戴先生，你看我们总是吃这样的大米，许多同学吃后都闹肚子，得了盲肠炎”。

    戴笠把碗里饭翻看了一下子，气愤地说：“上车跟我找他们去！”然后，戴笠把这个学生带进会场，他走上讲台，拿出这碗米饭，向全体师生干部讲：“叫我的学生吃这种大米，难怪生病的多，全是你们的责任！”他又向那个负责伙食的人说：“你也享享福，到渣滓洞住几天吧！”

    他停了一下又说：“给我反映情况的这个学生很好，有胆量，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你们都要向我反映各种情况，可以越级直接反映，我欢迎。这位学生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喊我戴先生，还不如叫戴老板。”说完，台下一片哄笑。

    会后，那个负责伙食的人果然被带走了。据人们说，带走也不要紧，只要他绝对服从领导，接受批评，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不仅不会住渣滓洞，而且还会加官晋爵。

    这是戴笠惯用的征服部下的伎俩。所以在军统局的干部，都愿受到戴笠的训斥，只要表现得唯唯诺诺，忠心不二，今天挨了训，明日肯定会提升。这也可能就是戴笠收买人心，训练忠实“奴仆”的一种手段吧！

    戴笠每次到新开设的训练班上讲话，都会杀气腾腾地说：“我们干军统的，要有立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决心。我们最终有三种死法：一是忠于老头子，为党国尽忠；二是自然死亡；三是叫我处决你。希望同学们好自为之，善始善终。”

    而毛人凤也经常向学员们讲：凡参加军统工作的，这一生就吃这碗饭不许脱离，否则实行“家法”。

    按军统的规定，一旦成了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冒受长期监禁的危险。所有特务都互相戏称：“组织里的同志，都是活着进去，抬着出来。”

    既然签了“卖身契”，特务们没别的办法，往往都会利用职权，给自己大捞一笔。于是，军统的名声越来越坏了，以致于到了不得不整肃的地步。

    对特务们亮出“家法”

    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痛心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

    比如，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人，被捕后都公然当起了汉奸。

    另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感，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

    “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酷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会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等待日后大用。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年调重庆受训，等待分配。戴笠知道他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戴笠就痛骂他道：“万（繁体）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得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特务。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亦不能例外。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支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己，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

    还有一位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处。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

    不过，有一个人或者可以救那些特务的命，她就是戴笠的母亲。据说，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作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

    后来，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大发战争财。所以，他对特务们的不法行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闭，“整肃”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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