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无一失”关押张、杨

    西安事变后之后，蒋介石把张学良交给“军事委员会”，同时命令戴笠对张学良“严加管束”，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

    而杨虎城，则被蒋介石委派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先赴美，后转欧，等于流放到国外。七七事变后，杨虎城要求回国抗敌，但蒋介石却令其继续在国外参观。这时，杨虎城到达巴黎，他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参观。他等到9月下旬，终于接到了准许他去莫斯科的通知。

    可这时，杨虎城又接到了从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电文里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回国，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第二日，宋子文专程到香港迎接。11月28日，蒋介石又发电报给杨虎城，告诉他“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不过，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虎城的，而是由宋子文转交。

    当时，杨虎城决定让部下王根僧和他一起去南昌。临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杨虎城一张机票。后经王根僧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按常理，应由宋子文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这次他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

    11月30日，在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机飞往长沙。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他不却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乘火车从长沙转赴武昌，抵达武昌时，戴笠率百余人在车站“迎接”。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

    国民党西撤重庆之后，同时也准备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转移关押。这个任务，自然仍是由戴笠负责。

    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湖南郴州苏仙岭。然而，后来戴笠在汉口听说，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一个月后，又将张学良移解湘西沅陵的凤凰山。

    这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澧临训班”，沅陵距临澧只有200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100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风景清静幽雅。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工作”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门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

    不过，张学良并没有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住多久，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只得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到贵州中部囚禁起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囚禁地点，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便于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

    为杨虎城选择的关押地点，最初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的白鹤观，后来，戴笠觉得这里距公路太近，害怕杨虎城逃跑，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10多里的玄天洞。这个洞里面高30多米，空间很大，仅有1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就可以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一所道观，有道士住在里面，戴笠的特务们把道士统统赶走，腾空了山洞，然后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10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竟关押在和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

    既然准备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戴笠就到修文、息烽等地进行视察部署。他命令刘乙光、李家杰领导两个特务队，实施24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还在这里配备了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而在张、杨关押地的外围，还要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戴笠规定，张、杨寄出函电，都要经过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凡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

    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终年离群索居的杨虎城，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就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

    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去阳明洞看望张学良。戴笠见到张学良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笠临走前，张学良对他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戴笠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去看望张、杨二人，而看望张学良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有一段时间，张学良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果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望老朋友。

    如果还不能使张学良的情绪稳静下来，戴笠就会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再加上一个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三个人一起去看看张学良。他们有时还会留下来呆个两三天，陪张学良谈谈外面的情况。等看见张学良恢复常态，戴笠就告辞走人，继续忙他的特务工作去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和他那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军统”，都干了什么呢？

    不惜代价刺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一个人终于被恐日情绪所围困着，他经常在私下里对人说“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他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政治上一向优柔寡断，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吓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则不满意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介石的“闷气”，总是对汪精卫“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她甚至散布这种言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而汪身边的亲信周佛海，却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

    1938年12月，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抵达越南河内，继而在香港发表“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

    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叛国”的企图已经相当明显，1939年元旦，他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他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

    陈恭澍生于1907年，是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毕业生。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先后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被称作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又有“辣手书生”的外号。因为他一生参与策划过200多起行动，是个标准的职业杀手。

    陈恭澍手下的组员，有戴笠的贴身警卫王鲁翘，还有后来成为醴陵训练班副主任的余乐醒，余乐醒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还有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则紧紧尾随，不巧遇到红灯，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汪精卫寓所外边，却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都错过了，陈恭澍非常恼火，他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陈恭澍驾车带着6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而汪精卫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王鲁翘冲上3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3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原来，汪精卫曾经“替”蒋介石遇刺过一回，身上的弹片一直没取出来，所以，他这个人对刺客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比如，他白天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让人摸不清他的行动规律。

    这是第一次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因此，戴笠又组织了几次针对汪精卫的暗杀计划。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戴笠闻讯，立即组织又一次暗杀计划。他觉得，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打入汪精卫身边。戴星炳原先曾是“改组派”，利用这层关系，他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

    然而，戴星炳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难以与汪精卫接近。而且汪精卫本人十分小心谨慎，对暗杀严加提防。结果，戴星炳在汪精卫身边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

    戴笠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出马，吴赓恕亲率10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来到上海，急于完成任务，便不断向汪精卫的亲信陈石生探听汪精卫的起居作息，这就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石生及时向汪精卫作了汇报，于是汪伪特工不露声色在暗中进行了严密的布控，监视戴星炳的一举一动。

    正在此时，戴星炳的妻子来到南京，本意是想取得汪精卫的信任。然而，不幸的是，在与陈石生之妻应酬之际，戴妻竟不慎露了口风。汪伪特工们抓住了破绽，以此为突破口，穷追猛逼，终于问出真相，结果戴星炳被捕枪毙。

    第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此人与汪精卫有师生关系。吴赓恕嘱咐陈承纶，可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者下毒，置汪于死地。

    可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他既怕汪精卫，也怕吴赓恕，因为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是出了名的。他假意答应吴赓恕，又将此事经过向汪精卫全部密报。吴赓恕随即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也随之失利。

    听到吴赓恕的死讯，戴笠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他对汪精卫的仇恨。他让在河内刺汪行动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陈恭澍，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同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指挥部和联络站。而北极冰箱公司经理的陈三才，则设法收买了投靠汪精卫的原军统局特务诸亚鹏，他们计划由诸亚鹏出面，在汪精卫乘车出入时开枪将其射杀。考虑到汪精卫所用的车辆是防弹保险汽车，戴笠还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一支穿甲专用手枪。

    这次行动方案布置的已是极为周密，可谁料到，就在行动之前，军统内部有人出卖了情报，结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相继被捕。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本人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痛恨的大汉奸，而蒋介石交办的“刺汪”任务，却依然没有结果。

    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选一位既能接近汪精卫、又武艺高强的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当场要了汪精卫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

    军统局多方寻找，终于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腕力极大，据说曾打死过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还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还在一起合过影。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

    汪精卫一生多次遇刺，所以他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防范。当黄逸光拿着一张合影照片来求见时，汪精卫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手下的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果然，特务们在黄逸光临时下榻的中央饭店的房间，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

    汪派特务随即逮捕了黄逸光，并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原来，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将黄逸光处以枪决。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好几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四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的确很难对付。

    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他对汪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也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

    暗杀汪精卫不成，戴笠又想对汪妻陈璧君下手。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在澳门小住。戴笠得到消息后，立派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徐燕霜潜赴澳门，设法收买女管家，再由徐燕霜扮作仆人，将一种毒药胶丸藏在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徐燕霜给陈璧君上茶时，只要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然而，因陈璧君此后未来澳门，也就终无机会下手。

    所幸的是，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反了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也算有些微功。

    1944年，汪精卫“病逝”了。11月12日，汪伪政府发表讣告称：“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谨订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然而，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其实汪精卫最终还是死于戴笠之手。首先是根据前军统人员池步洲的回忆，汪精卫并非死于日本，也并非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工奉命毒杀，死于上海虹桥医院病室内。

    原来，1944年，汪精卫旧伤加重，只好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那颗在身体里呆了近十年的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住在虹桥医院。戴笠得知消息，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1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也刊出这样的文章：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清卫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还有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说法：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想用中医秘方救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走江湖、卖膏药的民间名医刘一贴。而戴笠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买通了刘一贴。而刘一贴原本不知道自己被请去南京是给“哪位大官”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当刘一贴把“散毒膏”贴在汪精卫的后背上，汪精卫立即病情恶化，被日本政府用飞机送到名古屋，并最终死于名古屋。

    但不管怎么说，汪精卫这个人，永远成了“历史”。

    汪精卫死后，安葬在南京梅花山。抗战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而其棺木和尸体，则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身边潜伏着“新共产党”

    抗战期间，军统的反共工作虽然不是公开的“重心”，但也一点没有放松。那么，军统在这个时期的反共“成果”到底如何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戴笠老部下沈醉的一句话来回答：“军统的主要任务不是对付共产党”。

    此话一改人们对军统的习惯认识。其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特务系统，可谓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针对敌伪。反共，其实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这种“分工”，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戴笠既是黄埔出身，也有帮会渊源。他的军统，大量吸纳军人和帮会人员，属于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对共产党的理论也不熟悉。而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被“赤化”。

    而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所以他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一心想与中统一争高下。然而他急功近利，一旦得到线索，马上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所以，沈醉这样评价戴笠：“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估他，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在反共方面，军统惟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当时，沈醉亲自执行密捕，但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以至于惊动了租界巡捕，于是，一场密捕变成了公开抓捕，然后又变成了庭审。但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证实他的身份。

    而中统在反共方面，却是“成就斐然”了，比如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

    到了抗战时期，中统对局势认识不深，加上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而军统，在抗日的谍报工作领域，却是成果频频。对于这些，本书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在这里，先说说戴笠是如何反共，并如何利用共产党叛徒的。

    其实，蒋介石反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就千方百计策反共产党人。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

    当时，大批的黄埔共产党学生叛变，如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而蒋介石对这些人，都亲自分批召见，言谈也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本人的生活状况。希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自然，军统也吸纳了不少中共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这些共产党叛徒，往往都是很有才干，而且对“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其中比较杰出的，就有上文提到的，临澧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军统训练专家谢力公、军统内勤专家王克全等人。

    余乐醒曾参加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因在临澧训练班学员中的威望，遭到戴笠排挤；谢力公参加过淞沪战场的情报工作以及特务训练班的工作；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为了拉拢一起共事的共产党员，曾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责任不可推卸，在被戴笠痛骂之后开枪自杀。

    军统人员把这些中共叛徒称为“老共产党”，他们并不怕这些“共产党”，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既然已经投降国民党，不敢再有二心。而他们害怕的，却是另一种同样身处军统内部的共产党，他们称为“新共产党”。“新共产党”其实是潜伏在军统当中的共产党员，是打进军统、身份不为人知的共产党员。

    最让戴笠恼火的是，“新共产党”居然隐藏在他的身边。

    1940年，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这支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这七人当中，党支部书记是著名的烈士张露萍（化名）。而其核心人物，是军统总部电讯处的张蔚林。

    张蔚林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成为军统的电讯人员。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于是，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张蔚林和同事冯传庆，悄悄来到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张露萍，从延安回来后，成为这支情报小组的领导者。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为借口，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

    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张露萍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1940年3月，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7人全部被捕。他们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他们被关押五年之后，于1945全部遭敌人枪杀。

    不过，还有一些共产党叛徒，是戴笠懒得理会的，却又是杀也不是、用也不是，又打发不走的。比如，刘厚总就是其中一位。

    1941年，新四军的副官刘厚总，枪杀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然后向国民党投降。最初，军统向刘厚总允诺，他将得到蒋介石的接见。戴笠把刘厚总带到重庆，派人“保护”起来，不许其外出。

    其实，蒋介石根本不想接见刘厚总，因为他觉得，一个对共产党不忠的人，自然不可能忠实于国民党。戴笠请示是否杀了此人，蒋介石没有作声，良久，摇了摇头：“那不好，还是交给你……”

    戴笠只好先把刘厚总安排在第三情报组，任中校副组长。而刘厚总因为没能得到重用，终日吃喝玩乐，对工作挑三拣四，不与其他特务合作，一次触犯了军统纪律，戴笠缴了刘厚总的枪弹，将其关入牢房。后来戴笠死后，他手下的大特务们都觉得把刘厚总这样的人继续关押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便将其释放。刘厚总流浪到江西新余县，在一家盐店做账房，1952，他被当时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曾任周子昆警卫员的黄宜蕃认出，终于伏法。

    虽然叛徒为众人不齿，也多半发挥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但只要有共产党的“来归”人员，军统的大小特务们仍然是举杯庆贺。当然，最令他们高兴的一次，就是张国焘的“投诚”了。

    “抢”来了张国焘

    1938年4月7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事先准备好的专车。

    4月11日，张国焘到达汉口，他在汉口发布了公开声明，表明自己脱离中共组织。4月22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月6日又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一时，国民党内的上上下下，都把张国焘的叛变看做一次“反共大胜利”。

    蒋介石嘱戴笠，照料好张国焘的生活和安全。戴笠亲自给张国焘安排了住所，还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张国焘。

    不过，把张国焘交给哪个特务部门，才能从他身上榨出更多“油水”呢？

    正如前文所说，“中统”一直深入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他们擅长对共产党的“攻心”战。所以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张国焘交给中统，由陈立夫本人具体找张国焘密谈。

    戴笠得知此事，心中极为不满，一心想把张国焘这张“王牌”抢到手里。

    恰好，此时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戴笠就借机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听说后，大为震怒，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削弱了中统的势力，同时，把张国焘也交给了戴笠运用。

    得到张国焘，戴笠兴奋得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

    戴笠每次请客，如果邀请了张国焘，他就会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据沈醉回忆：“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自己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

    张国焘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他向戴笠建言，可以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内部的影响和关系，派人打入延安进行潜伏。张国焘的话正中戴笠的下怀，于是张国焘被任命为军统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担任打入延安计划的主要策划人。

    张国焘对戴笠说，共产党特别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应该训练知识青年打入延安，这让长久以来对延安毫无办法的戴笠看到了希望。

    于是，1939年9月，戴笠开办了“汉中特训班”，简称“汉训班”，从陕甘宁边区本地招收知识青年。受训之后，他们可以以“逃脱”共产党的政审，回到自己老家，再从老家再报考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这样就能顺利地打入延安。

    “汉训班”以“抗日”和“就业”的名义去招学员，加上当时很多边区老百姓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全国的领袖，青年人也愿意到这个大后方去找个出路，于是很多人纷纷报名。

    “汉训班”门口，有一里一外两个大牌子，外面是“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里边是反共的“特务训练班”。进入“汉训班”之后，学员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还要进行射击学、爆破学、兵器学、擒拿术、化装术等特务专业的学习。

    其中最特殊的一门课，讲授如何打入延安？如何立足延安？教材是由张国焘亲自编写，内容包括介绍中共内部的组织机构，以及中共上层情况等等。

    “汉训班”在军统圈内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死间训练班”，所谓“死间”，按军统的说法就是：“被日本人抓住还有生还的一天，但被共产党抓住就是死路一条。”

    军统认为，中共素以纪律严明著称，要让这些学员未来能够顺利打入边区，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学员们施以绝对严格的纪律。学校的管理是法西斯的，一进学校，立刻把学员的姓名、经历、家庭地址都写下来以后，从此，每个人不再使用真名。甚至洗澡和理发都是训练班统一安排，学员没有任何个人自由。

    从1939年底开始，先后有八期结业的“汉训班”学员开始陆续渗透入陕甘宁边区，他们结合各自的专业技能，有的潜伏进中央医院，有的进入电台，他们秘密地潜伏着，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到了1941年的秋冬之际，有一名叫吴南山的潜伏特务主动投诚，他交代自己是军统“汉训班”派来延安的特务，还说已有一批军统特务潜伏在延安。这一潜伏计划是由戴笠全面安排，他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任务包括刺杀首长、破坏桥梁、破坏仓库等等。

    对国民党的潜伏人员，延安也是早有所觉察。不过，延安方面仅仅以为，有一些青年受了国民党欺骗，曾经在国统区活动，又到延安活动。却不曾料到，这是一个这么周密、这么庞大的阴谋计划！当时，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十分震惊。李克农命令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成立专案组，并以戴笠的名字，把此案命名为“戴案”。

    抗战开始之后，军统在各地都举办了很多的特工训练班，先后毕业的学生有1.5万到2万人，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会充实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工工作，有的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但是汉中训练班，是抗战期间惟一一个针对中共而成立的训练班，而且它在军统内部是一个绝密的组织。

    虽然汉中训练班是由军统头子戴笠全面负责的，然而，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训练班的幕后策划人竟然就是他昔日的同事——中共叛徒张国焘。

    “汉训班”计划失败，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另外，在榆林建立一个陕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一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组，并称之为“小虾钓大鱼”战术，但仍然毫无收获。

    渐渐地，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几个月甚至半年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一次，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他向蒋介石和戴笠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独秀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胡宗南提醒戴笠：“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他玩不出什么花样，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

    不过，戴笠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他报告蒋介石批准，就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携带茅台之类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陈独秀虽然是晚年落魄，但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而两位大员突然造访，聪明过人的陈独秀，也从中看出了端倪。他见到客人便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

    胡、戴二人按照蒋介石预先的指示，答复“是”。接着，胡宗南先从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起，又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不能速胜。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而后，陈独秀又针对世界大势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胡、戴二人按照事先约定，由胡宗南发问，戴笠记录。他们刚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不料陈独秀却接着又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

    原来，陈独秀早已洞察二人的用意，决不作蒋介石的“反共炮弹”。张国焘最后一招没能奏效。

    渐渐地，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时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自然是上行下效，军统局的大小特务们也对张国焘没有好脸色。不仅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没有了，就连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连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都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

    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最后，被军统、中统双双抛弃，只能凄惶地逃往海外。

    印制假钞发大财

    军统组织日渐膨胀，戴笠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经费入不敷出。起初，戴笠是向杜月笙借款。而杜月笙也很讲情面，他对手下人规定：凡借给戴笠的周转金，无论期限长短，一律免收利息。然而即使如此，仍填补不了军统开支的大窟窿。

    不过戴笠自有办法，他打出“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旗号，开始大量印制沦陷区假钞。

    原来，在抗日期间，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政府，都纷纷炮制对方的伪币，以此展开一场正面战场之外的“金融战”。

    比如日本，为了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就在中国的沦陷区，建立了制造假币的印刷厂，甚至在其本国设立了造假币研制机构。

    正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是为了借机发笔大财，1942年1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报告，深感兴趣，在征询宋子文、贝祖诒等人的意见，又了解英美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在戴笠的报告上批复道：“准予照办。”

    于是，戴笠派特务，去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各种钞票的样品。随后，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财能手、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苏，拿到美国去设计、仿造，然后再空运回重庆。

    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钞，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这些钞票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

    经过戴笠等人的策划，制订了“特券”的六项用途：破坏敌伪金融币值、抢购沦陷区物资、收买策反伪军、运用伪军对付中共部队、资助游击队即加强对敌伪之行动、发展沦陷区特务工作等。

    至于如何使用和投放假币，戴笠设想了五种办法：其一，在接近沦陷区的地区设立行庄商号，把“特券”换给商人，向沦陷区购买物资，并藉以收回法币。其二，利用游击队走私在沦陷区换购物资。其三，利用军统局掌握之可靠伪军使用“特券”，换购沦陷区物资。其四，利用军统人员在沦陷区设立各种不同商号，以便吸收伪币，散布“特券”。其五，经常派遣人员化装商贩，携带“特券”赴沦陷区购买物资或换取法币。自然，从上述五个方面，戴笠本人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这部分“好处”，由财政部与军统局按比例分成。不过，交给美国人仿造伪钞，成本太高，周期太长，运输损耗太多。于是，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向戴笠献策：“不如干脆自己印假币！”经蒋介石特准，宋子文和戴笠从美国买进最先进的铜版印钞机，又买进大量的印币纸，还高薪从美国请来假钞制造专家欧密斯主持工作。

    接着，军统在其管理的杨家山圈了一块地方，砌起房屋，充当假钞制造厂。这个厂的一切活动对外保密，厂区不设任何标志，厂内戒备森严。即使在军统局内部，也只有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对此略知一二。除戴笠和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大小特务一概不得入内。而从中国银行调进的8名制币工人，也处处受到严密的监视。

    伪钞仿造出来后，连日本专家也无法一时鉴别出来，为了有更加逼真的效果，还特意一张张弄旧，然后在中国银行特派员的监督下，装入印有特种物资标记的箱子，贴上封条，通过战时货运局运出。

    这些假钞运输后，交给在沦陷区活动的武装特务或潜伏特务，换成黄金、白银，或采购大批棉纱、棉布、西药、日用品等物资，运到大后方。

    后来，文强曾就此事回忆道：“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战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

    而据当时的统计，仅一年时间内，从重庆运出的各种假币就达15000箱。这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特务们中饱私囊，大捞一笔。

    而戴笠所获得的收入，除按份额上缴财政部外，其余全部充作军统局的活动费用。也可以说，正是这笔“国难财”，养肥了军统这个日益扩张的特务组织。

    戴老板的鸦片王国

    沿海地区的沦陷，切断了蒋介石的资金来源。不过，戴笠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却以此为机会，控制了黑市和交通运输。他还通过与杜月笙合作，从事物资走私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赚了不少钱。而军统的经费，也就越来越依赖于这些“非法赢利”了。

    其实，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是个靠鸦片维持财政收入的政府。国民党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蒋介石政权在南京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

    依照法律，政府不能公开进行鸦片买卖，蒋介石便将鸦片贸易集中交给杜月笙这样一个帮会团伙去垄断。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种贸易的利润上交一部分给政府。1932年，杜月笙将他著名的“三鑫公司”分设了一个子公司，垄断上海的鸦片市场，继而又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

    而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样不仅政府得以摆脱干系，而且鸦片贸易也变得井然有序。于是，自从双方达成“合作”，巨额的收入就悄悄流进财政部。比如，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杜月笙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条件是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给予保护。

    当时，无论戴笠还是CC系，都从与杜月笙合作中得到好处，戴笠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充当“特务处”的经费。

    到了30年代初，中国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而在上海，杜月笙操纵着10个鸦片炼制厂。其中最大的两个，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政府的“保护费”就达40万元。

    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而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拥有众多公开头衔：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

    而对于蒋介石势力范围之外的那些地区，也就是各派系军阀割据的地区，其政府也都靠鸦片收入生存。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追剿红军进入贵州，他借机让中央政府控制了该地区的鸦片供应，从而重创桂系军阀。

    1939年12月，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向戴笠建议：“成立相应的战时物资管理机构，由军统来管理。”戴笠十分欣赏这个意见，他认为，可以借机掌握战时经济管制机关，于是，他就积极在蒋介石面前争取。

    1940年，鉴于国内走私严重，蒋介石决定成立“缉私署”。当时，孔祥熙建议由他的亲信杨虎出任署长，不过蒋介石认为，缉私工作非特务不行，所以亲下手令：“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

    于是，戴笠成为“缉私署”长，“缉私署”设在财政部下面，有6万名雇员。缉私署在各省都设有缉私处，缉私处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缉私署每年均能缉获大量走私物资，按戴笠与财政部商定的办法，走私物资处理后，军统可以从中“提成”。

    不仅如此，戴笠实际上“控制”国内大部分的走私交易，包括与敌占区的走私交易。走私者只有肯向各地的缉私处和哨卡行贿，才能获准进来这种交易。戴笠的手下们统统发了横财，组织本身的盈利也达数亿元。这种“贸易”，成为军统经费的主要来源。

    1942年，“战时货运局”也成立了，蒋介石同样交给戴笠掌握。于是，戴笠与杜月笙在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的合作，就进入更“公开”的阶段。

    日本占领香港、缅甸之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陆上物资通道。邓葆光又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由各方出资的公司，在军统的协助下进行战略物资走私活动。于是，戴笠将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很快得到蒋介石的“特准”。

    按照商定的办法，由国民党银行出官股，杜月笙出商股，戴笠的战时货运局出“干股”，也就是免交入股费用，合伙成立“通济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通济公司实际上成了戴、杜合办的“官商合营公司”。

    借助杜月笙和“通济公司”，戴笠得以将鸦片烟土销往香港等海外地区。由于戴笠握有缉私大权，当时政府以禁烟名义从烟民手中收缴来大批鸦片烟土，需“外销”时，也不得不求助戴笠，戴笠则从中分肥。

    一次，孔祥熙决定将禁烟运动中从四川烟土种植地收缴到的数十万斤烟土，从存放地涪陵廉价售给杜月笙，由杜商请戴笠派缉私武装护送到沦陷区销售，得利亿万，由杜、戴两人分成，颇使戴笠得到不少好处。

    为了把历年缉获的大量鸦片烟土变成现金，好从中分成得利，戴笠又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将缉获烟土分前后数批，由武装缉私特务护送，经贵阳、桂林一线，运到广东韶关。然后再分为三路，一路出遂溪向广州湾，一路出台山向广州，一路出丰顺向潮汕，全部向沦陷区销售，称为“外销货”。戴笠事先虽规定“外销”，但在从贵阳、桂林到广东沿线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闻风而至，与缉私人员联手，内外勾结，承揽销售，结果“外销”逐渐成为“内销”。

    除了鸦片，通济公司也进行大量其他物资的武装走私活动，比如，一次是由邓葆光等人牵头，发动“四行一局”筹集巨资，通过通济公司的秘密渠道，从上海抢购到70万包棉纱，分数批运到重庆，仅军统分成所得就达几万两黄金。

    戴笠不出分文，却通过通济公司的走私活动赚得暴利，以“干股”分得巨额利润，支撑军统这个庞大特务组织的巨额财务支出。

    建“金屋”藏起胡蝶

    抗战中后期，戴笠的“秘密王国”把触角伸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已经不仅仅是个“特工王”，他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政、商界。此时的戴笠，在私生活方面也日渐腐化堕落起来。

    后人归纳了戴笠的生活特点，是“四不”、“五好”。“四不”是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衣着。“五好”是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色。

    戴笠不喝茶、不吸烟的习性，源于早年的流浪生活，因为当时没有喝茶、吸烟的心情和条件。当上特工头目后，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在外面也极少喝茶。戴笠不吸烟，但是却备有名贵香烟和鸦片烟，用来招待贵客。

    出于特工的职业习惯，戴笠也极少照相，无论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他都不准合影。戴笠也从不把照片送人，许多军统大特务都没有见过他的相片，中小特务往往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戴笠衣着也很普通，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大都是藏青色、灰色或黄色的卡其布料，偶尔穿一套军便装，从不穿西装。

    戴笠拥有10多辆轿车，大都是英美等国出产的新产品，并且同一规格型号色彩的总要备两部，以防不测。在重庆期间，占有的大量豪华住宅，重庆政府中无人能及。仅在重庆一处地方，就有公开和秘密的公馆10余处。戴笠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处公馆，恐怕连他自己也一时说不清。

    戴笠的“五好”中，“好色”是最有名的。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

    本来，戴笠早已有妻子儿子，他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以后，在南京鸡鹅巷设立53号私人办公室，还特意将母亲蓝氏、妻子毛氏和儿子戴藏宜接到身边。戴笠对妻子，还是能待之以礼，总算没有忘记糟糠之妻。1939年8月，毛氏因患子宫癌在上海病逝。当时，戴笠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于是，发电报通知儿子戴藏宜自浙江江山赴沪处理他母亲的丧事，将其灵柩运回江山县保安乡下葬。

    戴妻去世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戴笠禁止军统特务结婚。他自己也带了个头，坚决表示不结婚。然而，不结婚并不意味着不要女人。

    据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民国第一美女胡蝶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戴笠为了猎取女性，不仅在钱上十分慷慨，而且考虑的非常仔细。给女人的东西，大到钻石戒指，小到内衣内裤，样样得当，处处精通。戴笠从自己的侄女、女佣到特务家属、朋友妻女，只要看上的，无所不玩。军统许多女特务素闻戴笠是个色魔，往往谁也不敢到戴笠身边工作，甚至戴笠想在寓所里安装电话小总机，连女话务员也找不到。

    戴笠的助手们宣称，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戴笠还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张宗昌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自原配毛氏夫人去世后，起初看上了女特务叶霞翟。后来，重庆外训班学生余淑恒又被戴笠看中，戴认为余淑恒在色相、气质、才气、应酬、伶俐等方面都比叶霞翟高出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恒身上。不过，戴笠先后以“送到美国留学”的办法，把叶霞翟和余淑恒统统抛弃。

    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似乎对女人“专一”了起来，这时他一门心思追求电影明星胡蝶。

    原来，戴笠在随军统局迁往重庆以前，曾于工作之余，偶尔到南京白天鹅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正在上演胡蝶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啼笑姻缘》，戴笠看后连连叫绝，完全为胡蝶所倾倒。感慨之余，戴笠免不了常常白日做梦：“唉，想想自己的老婆，是何等土气、俗气，怎么可以和胡蝶同日而语？要是能娶得胡蝶作老婆，也不枉活了这辈子……”

    当时胡蝶已红透大江南北，而戴笠当时虽然已经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但是，在冠盖云集、侯门林立的南京，一个小小的处长又算得了什么？毕竟还是一个没有正式入流的特务头目，与影星胡蝶相距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虽然戴笠是个忠实的“追星族”，但是，不用说无缘与胡蝶交结，就是一睹芳容也是很难的。

    然而，自此以后，只要是胡蝶主演的影片在南京上演，戴笠都抽空必看，有的还看二三遍。影片中，胡蝶或是骑马，或是驾车，或是穿礼服，或是舞花剑，千姿百态，戴笠都看得全神贯注。后来，由于抗战爆发，军统西迁重庆，戴笠的“胡蝶梦”也只得暂搁一旁。

    1942年，胡蝶来到重庆，这就给了戴笠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去了香港，继续在香港拍片。香港沦陷后，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当时在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

    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胡蝶为此很是伤心，因为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人及朋友的照片、题字、纪念品等，为此还大病一场。

    有人将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不由喜从心来。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戴笠有通天的本领，此案也无法侦破。

    情急之中，戴笠又生一计，他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式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法币一万多元。

    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

    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也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

    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个悻悻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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