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亲国戚”过招

    当香港、越南的进口通道被日军切断后，1942年初全线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就成了国际上支援我国抗战的惟一陆上通道。

    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路，大搞走私贩运，以从中牟利自肥，一时滇缅路被弄得乌烟瘴气。当时，重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就是讽刺这些“官商”的。

    这其中，有一位“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处长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孔二小姐的情人，他打着“中央银行”的名义，私运各种紧俏物资，大发国难财。

    戴笠原先与孔祥熙并没有大的过节，还如上节所提到的，一起在鸦片走私方面“合作”过，双方都发了横财。不过，随着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了争夺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而矛盾日益加深，使戴笠感到有义务站在宋子文的一边，打击孔祥熙的势力。因为戴笠与宋子文关系一直很好，他们长期合作，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又常在经济上接济戴笠。

    于是，戴笠开始处处与孔祥熙作对。比如，成立缉私署时，孔祥熙一心想把自己的亲信安排为署长。而戴笠则认为，抗战时期，军人走私的事件很多，财政部没有办法管理，只有军统才能管得住。最后，蒋介石“钦点”戴笠兼任缉私署署长，由财政部长孔祥熙节制。

    蒋介石的这一招，算是摆平双方。然而戴笠当上缉私署署长后，完全把孔祥熙甩开，于是，使孔、戴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而滇缅路的走私问题，更是孔、戴双方矛盾的焦点。

    当时，孔祥熙直接控制或经营的有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储金汇北局、山西裕华银行及复兴、祥记、广茂新、晋丰泰、大成、利通、嘉陵等企业。孔二小姐孔令俊没有任何职务，却均可在这些单位发号施令，真是一呼百诺。特别是信托局运输处，孔二小姐简直就像“太上皇”。她在运输处办公室摆了一张写字桌，不时来上班，专管运输处业务，指挥运输处数百部运输卡车。

    说起这位孔二小姐，可是名声极坏。宋氏姊妹中只有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生儿育女，因此孔二小姐就成了宋氏姐妹的“掌上明珠”。也许由于姨妈对她太宠爱了，孔二小姐变得无法无天，无论家事国事她都要插手过问，在外更是胡作非为。特别是滇缅国际公路开通后，许多国内人没见过的奢侈品，比如高档服装、鞋袜、香水、皮包、口红等等，孔二小姐应有尽有，连她的洋狗也是从国外运回来的。孔二小姐用牛奶喂洋狗，一度成为重庆报纸抨击的材料。而这些洋货、洋狗，都是依靠滇缅公路由“中央信托局”的运输处长林世良向孔二小姐进的“贡”。

    林世良仪表不凡，精明能干，在滇缅路上门道熟悉，当时孔二小姐正热衷于一本万利的走私活动，但又苦于运输困难，眼巴巴看到大量便宜货堆在仰光运不进来。于是选中林世良，不但为自己带私货，也充当了自己的情人。

    恰在1942年初夏，传来美国救济总署支援中国道奇卡车数百辆的喜讯。这批车辆由行政院分配使用，车辆在仰光交接。

    本来这批车辆可以对抗战发挥很大作用。然而，在车辆的分配上，竟发生一场饿狗抢食式的“争夺战”。主管军事后勤运输的联勤总部、车辆奇缺的交通部、抢运民用物资的信托局运输处、还有权力很大的戴笠掌管的运输统制局，听到消息后，各方都伸手要车。

    按一般情况而言，凡属戴老板出面要的东西，没有不买账的，可这次戴笠碰了壁。行政院长孔祥熙大笔一挥，把这批车辆全部批给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孔祥熙不是不知道戴笠“惹不起”，但中央信托局是他的“财源基地”，岂能让“肥水流入他人田”？何况孔二小姐为了栽培林世良，早已暗中向手握大权的老子下了“通牒”，这样，孔祥熙顺水推舟，把接车之事交给了林世良办理。

    但是戴笠的性格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往往越难对付的主儿，越是能激起他欲与之一较高下的强烈愿望。

    加上这时戴笠正在筹划与美国人合作，而此时，在美国国内，批评孔祥熙的舆论呼声很高，美国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在国内则是贪污腐败，任人惟亲。当然，这种声浪，很大一部门是因为宋子文长期在美国人面前的“宣传”造成的。1941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由于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从而得罪了美方。相反，宋子文则一直是美方的红人。

    所以戴笠认为，既然有宋子文和美国人做后台，就能狠狠打击孔祥熙的势力。不过，以戴笠的身份地位，不能直接向“皇亲国戚”下手，但可以先除掉他们手下一个小喽罗，这个倒霉的小喽罗，自然就是林世良。

    戴笠一方面加强滇缅路一线的缉私力量，尤其注意林世良的活动，一方面派一向与军统私交颇好的上海建筑商陆根泉到昆明打入林世良身边，作为戴笠的内线，随时密报林世良走私贩运的情报，从各方面收集证据。

    此时，林世良负责去仰光抢运公物，同时也非法包揽一些私商的货运。有家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法币1600万元的车胎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运到国内价值可达3000万元，油水很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他拿出一半车辆装运上述物资，另一半则装运可获暴利的走私货物，以为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运到重庆。

    这批货物，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除孔令侃、孔令俊外，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

    林世良不知道，他所有的行动都在军统人员的监视之中。他的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戴笠，此时戴笠正在陪同美国海军代表梅乐斯视察，他闻讯火速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说林世良“打着中央信托局的旗号，勾结私商走私大宗违禁物资，扰乱战时经济，破坏抗战大局”。

    蒋介石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孔祥熙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蒋介石当即批准将林世良逮捕，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候审。

    孔祥熙不敢为此事直接去找蒋介石求情，只能暗中打通关节，多方营救。1942年底，林世良的案子终于“从轻发落”，他被判10年徒刑，取保释放。孔家和林家准备待风声一过，再逐渐运筹，争取减刑。

    然而，此案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这批货物的市价已狂涨到6000万元法币。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缉私条例规定，没收走私货物的奖励，为货物总价值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这批货充公，军统可得600万元。

    不过，如果林世良不判死刑，这批货无法充公，军统的600万元也就落空。戴笠怎能看着到手的600万元“泡汤”呢？

    于是戴笠发动外勤特务，纷纷给蒋介石写小报告，指出林世良与不法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等等，设法呈送蒋介石的侍从室。

    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高级特使威尔斯到中国访问，考察了解国民党政府接受美援的使用情况。对国民党军政内部的走私猖撅、贪污成风，威尔斯表达了愤怒和忧虑。

    刚送走威尔斯，蒋介石就看到这一系列小报告，上面列数林世良的种种不法罪行，蒋介石怒不可遏，也就不假思索，提笔在原判上批“立予枪决”四字。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有内线，当他得知了蒋介石的批示，惟恐夜长梦多，孔家人再次组织全部力量进行营救。于是，戴笠不等孔家知道消息，立即将林世良处决。

    等孔家人得到蒋介石“立予枪决”的批示，立刻由夫人和孔二小姐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哭诉。一向重视“四大家庭”利益的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手令。

    然而已经晚了，孔家人和林家人接到的却是“收尸通知”。蒋介石发觉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对戴笠十分不满。他指责戴笠为泄私愤而越权行事，批了戴笠“擅权嗜杀”四个字。

    戴笠除掉了林世良，这是他在自己权势达到顶点时，主动向“皇亲国戚”宣战的一个举动。然而，此举却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与蒋介石那种“密切合作、忠贞不二”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了……

    两大家族联手“倒戴”

    戴笠开足火力向孔祥熙进攻，却冷不防自己“后院失火”，他手下的头号杀手赵理君，不慎被CC系抓住把柄。

    赵理君是四川大足县人，1924年中学毕业后在家当小学教师。他后来从军，1927年年底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大足，继续当小学教师。1928年，他当上县民团局的教练和大足中学的军事教练。正是这段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创立了中共大足县的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潜赴成都。他1931年叛党，去南京投奔戴笠的情报组。因为他“文武双全”，渐渐成为戴笠的爱将。

    1932年，赵理君参加了特务处的“洪公祠特训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盘踞在上海，成为上海的一名“行动”专家。他先后任情报官、调查股长、侦缉队长、复兴社特务处组织科中校科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步步高升，先后任“军统”中校视察官、特勤处副处长、行政处少将处长，军统别动军督导团少将副团长。

    当年，赵理君在上海，亲自主持过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等人士的活动。这些残忍狠毒的杀人行为，本书第三、四章都有过交待。赵理君心狠手辣、滥杀无辜的种种暴行，既便在军统内部，也为许多特务所齿寒。知情者人称他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此外他还有个外号叫“追命太岁”。

    1942年，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介石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

    当时，中统系统的特工人员，也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特务活动，竟也遭赵理君手下的鹰犬痛打劫掠或被打死推入黄河。于是，中统特务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控诉。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一起建立的，其成员除了军统分子外，还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支与土匪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于是，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这个韦孝儒，官职本不大，他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不过，他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

    韦孝儒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也比较正派，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因为他有CC系的背景，甚至有人向赵理君报告，韦孝儒很可能就是“中统”的特务。所以，赵理君就更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了。

    1942年3月15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韦孝儒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他本人就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于是，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然而，到了第二天，韦孝儒和他的两名随从却离奇地失踪了。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四天以后，洛阳航空站的工作人员们，发现西工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成了“掩体”，他们就向有关方面报告，于是挖出了6具尸体，而此案也随之告破，凶手正是赵理君和他的手下。

    但为什么是6具尸体呢？原来，赵理君的手下特务们在执行任务时，当夜就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另外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特务们将这6个人带到西工机场附近，全部投入一口井中活埋，还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此案一破，CC系的大小官员和特务们，都是怒不可遏，一时群情沸腾。而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则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

    于是，CC系特务们把赵理君到河南后的所有劣行整理出来，指控赵理君与日本人勾结贩毒。这份材料由陈立夫亲自送呈蒋介石阅，要求严办赵理君，同时追究戴笠的责任。

    蒋介石接到CC系的详实报告，一时也震惊不已，当即把戴笠找来，命令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戴笠虽然宠爱赵理君，但到了这个份上，也无法袒护。只得命令将赵理君扣押起来，并于1942年8月份指示手下的大特务、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在洛阳参加军事法庭对赵理君等人的会审，又于11月亲自赶到西安，听取文强汇报赵理君杀人案的实情和会审结果，同意将赵理君等人就地正法。

    赵理君一死，戴笠有种被卸去了左膀右臂的感觉。他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后来，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该公墓凭吊一番。他还指示军统的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陈果夫、陈立夫本与戴笠有宿仇，而赵理君一案，正是CC系对戴笠一次狠狠的报复。而孔祥熙，自林世良一案之后，也和戴笠结了不解之仇。从此，孔、陈两家结成盟友，决定联手“倒戴”。

    不久以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筹备会议召开了，孔祥熙和陈立夫纠结一群对戴笠不满的党棍，向蒋介石提出弹劾戴笠的提案。他们控告戴笠兼任缉私署长期间，多次私敛资金，以武装缉私为名扩充自己的腰包。

    这时的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陈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而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四大家族”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笠。最后，蒋介石还是站在了“四大家族”的立场上。

    特别是当宋美龄访美归来后告诉他：“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于是蒋介石更是坚定了决心，要制裁戴笠了。

    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由孔祥熙的亲信、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该职。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

    宣铁吾上任后，发现戴笠曾挪用缉私署2万两黄金，用于筹建中美合作所。孔、陈闻讯大喜，立即给宣铁吾下指示，叫他揪住此案不放，一定要借机法办戴笠。

    不过戴笠自有办法，他让邓葆光出面，利用通济公司走私贩运的70万包棉纱，赚了几万两黄金，当即调来入账，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而孔、陈二人，见戴笠居然变戏法地拿出2万两黄金填平了巨洞，不觉目瞪口呆，但也只得罢手了。

    “顶好的菜不要拿出来”

    戴笠一生，都擅长把握蒋介石的心思，然后投其所好，见机行事。对此，民间曾传说着这样一个逸事：

    抗战后，戴笠为此借好友唐生明在上海的花园洋房，准备为宋子文接风。在点菜时，戴笠特别叮嘱唐生明的厨师阿喜：“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

    唐生明在一旁听了，立刻开玩笑地骂他，请客不肯把顶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这算什么一回事。而戴笠，立刻把厨师支开，认真地对唐生明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戴笠对蒋介石的了解是何等透彻。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在蒋这样喜怒不定的领袖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

    戴笠清楚，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他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头目鄷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

    看到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以为此法不好。他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介石发家，报蒋介石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介石、忠实于蒋介石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

    有一次，戴笠患病住院，蒋介石委派宋美龄去看望。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戴笠出于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也明白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他把掌握蒋介石的思想、行动，研究蒋介石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

    蒋介石对部下有两点最忌讳，一是援用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点上，掌握得都很好。戴笠在用人方面，也依蒋介石的原则办。

    蒋介石个性粗暴，经常动手打下属，但其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所以，蒋介石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

    而对戴笠来说，这种“殊荣”就数不胜数了。蒋介石打戴笠，常常连痛骂带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当然，从中可见蒋介石是何等信任戴笠！戴也知蒋介石的心理，每次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更加“体念领袖苦心”。

    此外，蒋介石观察一个下属，很注意外表，比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介石，一定是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用人，一看是不是浙江人，二看是不是黄埔出身。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等“任务”，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痕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深明此理，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局里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

    戴笠以揣摩蒋介石的心理著称，这一点国民党内部几乎无人能及。有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介石来到神禾原南坡上一座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吸引，久久地不肯离去，可他又不发一言。

    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他向戴笠请教。

    戴笠说：“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

    胡宗南这才恍然大悟，一年以后，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胡宗南安排蒋介石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笠还非常重视和蒋介石的身边勤杂人员搞好关系，到戴笠“特务后期”的生涯中，每到年节的头一两天，他总会吩咐亲信沈醉去做一件事。就是要沈醉准备好一部汽车，先将车照号码、车身颜色上报备案，然后将十多封信交给沈醉，叫沈醉在晚间把汽车开到蒋介石住所附近一处较僻静的地方停下来，过一会儿，便会有人到车旁来取这些信件。

    这些人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人，从秘书曹圣芬到宋美龄的女佣人都有。他们走到车旁都会悄悄问：“戴局长有信给我吗？”沈醉问了姓名，便一封封交给他们。

    这些信里面装着的都是现钞和贵重物品。把蒋介石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买通之后，在紧要关头，这些人就发挥作用了。每当戴笠要找蒋介石报告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些人打听时机是否方便。而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异动和决定，他也总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而每当戴笠有急要文件需要送蒋介石批阅，而自己又不便面递时，便叫沈醉拿着去找这些蒋介石的亲信人员。他们只要有机会，便会把这些公文摆在蒋介石办公桌上的文件的最上一层，蒋介石只要一拿起笔来，便能首先批阅。这就是戴笠平日送礼发挥的最大作用。

    别的人要仿照这样做就不容易了，因为蒋介石身边的警卫组，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戴笠派去的人，才不会受到阻难。

    然而，即便戴笠如此苦心经营，可他还是逃不脱“伴君如伴虎”的千古谶言。他越是位高权重，越是一手遮天，越是和蒋介石亲密信任，他倒霉的时候就越是不远了……

    蒋介石不放心了

    1942年4月1日，正是军统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为此戴笠下令大搞庆祝活动，显示军统的强大实力。

    军统每年都要大搞“四一”庆祝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也是借机让全国各分站的大特务们会谈，展览各地、各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布置接受新的任务。

    1942年“四一”纪念日，不仅是个逢“十”的“大日子”，而且也标志着军统的势力走向了顶峰。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组织。能做到这一步，戴笠可谓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军统除了本部的快速发展外，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1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而这些基层组织，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的，有的是新建的。如军统局上海区，已经拥有成员1000人。其下有8个行动大队，每大队最多的上百人，最少的也有30多人，专门进行对日伪的破坏、暗杀、爆破等，对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破坏。

    在东北的组织，据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侦察，日本人称之为“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组织设在奉天（今沈阳），隶属军统局华北特派员办事处，其内部设军人、政治、宣传、青年、妇女、工人、特别工作、侦探、训练、组织、调查、经理11个部，外勤设有10个支部，分设营口、长春等地，人员数千人。

    在以前无组织的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站、组，在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新加坡，军统也都设立了分站。

    因此，1942年“四一”大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甚至从年初就成立了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

    戴笠让人整理10年来工作成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不过，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下雨，戴笠就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布临时搭成一座大帐棚。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到处向商家“借”布，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可是对找上门来的特务还得笑脸相迎，因为没人不怕“戴老板的手下”。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总之要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

    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又是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

    除了平头百姓要为了“四一”大会“倾囊相助”外，各地的军统外勤组织更是要向局本部献礼。礼物的类型从戴笠喜欢的手枪、古董到戴笠指定的线装书，各色不等。大部分的展品都会放在“四一”图书馆展出，而部分戴笠看上的珍品则会被他毫不客气地抱回家。

    这次“四一”大会期间，戴笠甚至还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也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戴笠听到这话，居然破例没有追究，而是在大会上辩解说：“有位同志批评我居室陈设考究，这些东西，大都出于国外朋友所赠送，并非我戴某花钱购置享用的。”

    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会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头发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

    4月1日这天，戴笠亲自驾车把蒋介石接到了大会场。戴笠看得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

    接下来戴笠宣布进行“公祭”。他一声令下，主席台顶端和背后的布帘被撤掉，悬挂着的许多军统死难人员的照片和陈列的500多个灵位一下子显露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戴笠语调沉痛地说：“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体，10年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跟军统人员的献身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此悼念他们的离去，激励诸位继续努力，为了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接着，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看完500多位死难者的灵牌和遗像，然后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进行慰问、接见，发给大笔奖金和抚恤金。

    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让蒋介石有此意料不到……

    按照惯例，蒋介石先行一步，然后特务们开始大聚餐。而这次，蒋介石离开“四一”庆典的会场之后，心里不很平静。蒋介石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军统如此大规模的发展，让他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用人，向来不允许他部下的某个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此时，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已经让蒋介石不放心了。

    “四一”大庆之后，蒋介石开始想办法抑制戴笠了。他首先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是要唐纵对戴笠进行监视。

    对戴笠来说，这本是一次想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讨好的“四一”大会，却成为了两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蒋、戴二人之间，由过去的两无猜忌，渐渐变成相互戒备。戴笠在筹备得“万无一失”的时候，却惟独忘记了“盛极必衰”的道理。

    说到这个唐纵，他本是戴笠最早的班底“十人团”成员之一，也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1930年，他任戴笠的情报处主任秘书。1932年，又任复兴社总社的副书记。1936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其实是受戴笠之命，去学习德国法西斯的情报技术，并调查研究欧洲各国动向。不过，唐纵回国以后，就被蒋介石“挖”走，1938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工作。

    唐纵比戴笠小3岁，他仪表斯文，架着一副银丝眼镜，看上去很有儒雅风度。其实，唐纵也是一个老成持重、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从德国回来当上侍从室的少将组长后，唐纵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唐纵这个情报组长，等于是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虽然他并不能直接领导军统，但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

    而戴笠，也不愿失去这么一个“旧交”，更是处处对唐纵加以“照应”，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大把赠礼，希望唐纵继续利用职务之便，多对军统给些“照拂”。

    唐纵为人，一向理头苦干，严守秘密，从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对于戴笠请求给予援手的要求，唐纵总是开诚布公地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情报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唐纵（1905~1981），字乃建。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

    的”。而在私生活方面，唐纵也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什么东西，以免中了戴笠的圈套。

    其实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已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决不偏袒军统。唐纵在蒋介石面前，经常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也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这让蒋介石很意外，于是，他渐渐把唐纵当作心腹，并开始利用唐纵压制戴笠的想法。

    蒋介石让他当戴笠的副手，就是为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由于戴笠经常离开重庆到各地巡视，有时蒋介石外出巡视时，戴笠也要跟随在侧，保卫蒋的安全。于是，戴笠不在重庆期间，便由唐纵主持军统的工作。

    而唐纵，自从兼任军统局帮办后，依然维持着清廉书生的形象，他很少使用军统的车，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起戴笠的另两位副手郑介民和毛人凤，的确颇有君子之风。同时，唐纵利用他的职权，对各方面都加以拉拢、讨好。

    而蒋介石更是有意培植唐纵，以便让他死心塌地地效忠蒋家王朝，成为能与戴笠抗衡的特务头子。

    为前途早做打算

    戴笠很清楚，蒋介石虽对自己有所猜忌，但毕竟还没有到对他下手的时候。此时此刻，戴笠觉得最要紧的：一是抓紧采取措施以抚平蒋介石失衡的猜忌心理；二是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

    他先是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介石的忠心，来减少蒋介石的戒备和防范心理。

    1942年10月底，蒋介石决定赴兰州和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亲自跟随在蒋介石左右，并亲自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此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地位。

    比如，蒋介石在兰州期间，除了有内侍卫士“保卫领袖”之外，戴笠另安排了兰州的宪兵和警察配合协助。不过，既便这样，戴笠对此还是不放心，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

    蒋介石到西安后，戴笠仍对“西安事变”记忆犹新，他亲自拟定了整个警卫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在市区的每条大街和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当蒋介石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时，他放心地对戴笠说：“你这样做，我能睡好觉了。”

    除了更努力的讨好蒋介石之外，戴笠决定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对付四大家族。特别是当他和孔祥熙、陈立夫的矛盾日趋激化后，他便更加倚仗宋子文这个靠山。

    戴笠心里明白，关键时刻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也只有宋美龄、宋子文兄弟二人。而宋子文虽与蒋介石之间有些龃龉，但因他代表江浙财团，又有美国的金融扶持，所以仍然是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戴笠看准了这点，处处给宋子文以援助。

    后来，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国争取美援，戴笠就与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这期间戴笠与宋子文的电讯和信件不断，他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告诉宋子文，使身在异国的宋子文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

    当然，戴笠也得到了宋子文的好处。在军统局经济最困难时，宋子文在美国曾数次电令中国银行的代总经理贝淞荪拿出钱来接济军统，每次都不少于二百万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回国后，戴笠考虑到他曾在上海北站被王亚樵暗杀过，特别重视对他的警卫工作，亲自挑选警卫人员，其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蒋介石。对此，宋子文极为感激。

    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尤其是玩女人，对此，宋的夫人张乐怡管束甚严。有一次，宋子文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张乐怡知道后，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去吵闹兴事。而戴笠提前从宋家的警卫人员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该女职员接走藏匿起来，为宋子文立了一功。

    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而对于宋美龄，虽然不便朝夕走动，但戴笠在平时对她周围的人都极力笼络，包括佣人和女仆。对宋美龄的心腹周至柔、黄仁霖等要员，戴笠也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戴笠知道，特务工作是一种恶性工作，权力虽大，名声甚恶。如果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头目，很容易将来被蒋以某种借口作为替罪羊加以铲除。惟有及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为此戴笠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骤，积极谋取在美国海军界的支持下夺取中国海军领导权。

    与此同时，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了肃整，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

    戴笠自己也感觉到，军统的团体太庞大了，团体的秘密常常泄露无遗，军统内部的骄傲和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为了整顿纪律和作风，戴笠加强了内部的管理和约束，甚至规定，如果特务三次办公时间不到，就关进木笼子里，弄得军统局的特务们个个提心吊胆。对于军统其他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做法，防止矛盾激化，捅到蒋介石那里。

    除此之外，戴笠还积极发展自己的亲信，与蒋介石派来的军统帮办唐纵一争高下。

    他首先选中的，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军统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戴笠有意提高了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局的许多具体的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此来抵消唐纵的影响。

    在他自己离开重庆期间，也由毛人凤代他向蒋介石转报情报和汇报工作。这样的时间长了，毛人凤自然就成了军统局的内当家。唐纵成了被架空的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心里明白这是戴笠的主意，但表面上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局的动向，并随时向蒋介石密报。

    宋子文夫人张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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