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代，戴笠草创特务处时，就对利用无线电从事特务活动十分感兴趣，为此，他在南京建立了电讯总台，请来当时有名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负责。
一天，戴笠与魏大铭聊天，魏大铭告诉戴笠：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被称作“美国密码之父”的亚德雷，因为美国政府实行“保障通信秘密法”，居然失了业，现在已经是穷困潦倒。得知这个消息，戴笠大喜过望。他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用年薪一万美金的重金，聘请亚德雷来华工作。
亚德雷是一位情报天才，早年曾是印第安纳州铁路的电报员，后来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密码服务员的工作。在几个月时间里，他解开了所有正在使用的美国密码，然后他就此写出一份题为《美国外交密码破解说明》的报告，强调欧洲同行肯定能毫不费力地读懂美国密码。
当时，亚德雷年青而率真，他不假思索地报告呈交上司，没想到这位上司就是编制这套密码的人，他气急败坏地指责亚德雷是在胡闹。亚德雷索性孤注一掷，放肆地打开上司的保险柜，拿出密码本。因为亚德雷断定，这份密码组合方法是上司根据威尔逊总统未婚妻的电话号码设置的。
亚德雷赌赢了。一时间，关于这位密码天才的故事在美军领导层传开。1917年，美国正式参加一次大战，亚德雷被美国陆军情报局局长范登曼上校相中，专门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情报处M18，为亚德雷服务。1918年，亚德雷奇迹般地破译了德国用来与法国境内间谍联系用的密码，结果所有被派到法国的德国间谍都被抓获，这是亚德雷一次光辉的战绩。
一战结束后，M18被美国政府整体包装成商业咨询公司，办公室迁到纽约市区的一幢棕色建筑物里，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亚德雷把自己的研究小组称为“黑室”（又称“黑匣子”）。
通过“黑室”的工作，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出席世界海军吨位限制会议的代表团在压力下将接受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吨位比为十比六的比例限制，而不是像日方最初所竖持的十比七的比例限制。偷看到对方手中的底牌后，美国和英国只要简单地施加必要的压力就可以达到目的。亚德雷因此成了美国的民族英雄，人们称他为“密码魔术师”。
亚德雷出名之后，他的雇主不仅有政府部门，还有民间人士，比如那些怀疑丈夫在外偷情的贵妇人们。他为雇主提供的信息，不慎得罪了当时的国务卿、保守派人士史蒂文森。于是国务院颁布“保障通信秘密法”，还停止对“黑室”发放津贴，“黑室”就此关门大吉。
接着，可怜的民族英雄又因美国的全面大萧条而生计维艰了，他的股票全都因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而泡了汤。为了养家糊口，他写了一本回忆自己情报工作的书：《美国黑室》，该书立即畅销一时，而且立即被翻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在日本，它的销售量甚至超过了美国。
然而，这本书暴露了美国情报机关的最大秘密，也引起了美、日两国的争端。于是美国政府的公诉人把亚德雷告上法庭，亚德雷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当亚德雷穷困潦倒之际，却有一群中国人注意到了他。1938年，戴笠从电讯专家魏大铭口中得知亚德雷的情况后，立即报请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批准，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秘密联系，以年薪一万美元为条件，聘请亚德雷来华帮助破解日军密码。
当年11月，化名为“罗伯特奥斯本”的亚德雷经香港抵达陪都重庆。亚德雷来华后，一方面从事对日军密电的破译工作，一方面为戴笠训练业务骨干。
国民政府授予亚德雷少校军衔。戴笠为了保证亚德雷的安全，除了派专人进行保护外，还特地在重庆的乡间安排了一间花园别墅给其居住。这花园别墅人称为“豁庐”，它是一幢两层楼的钢筋水泥洋楼，内有二十多个房间。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偏僻，日本人的飞机也不太会注意这个地方。亚德雷在“豁庐”为戴笠的军统局培训了200多名破译人员，使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日本陆军密码的破译规律。
不过，亚德雷对重庆郊区的艰苦环境很不适应，他就常常甩开跟随的警卫人员，独自跑到专供外国人住宿和娱乐的重庆宾馆，去会女人，玩纸牌。而且他觉得“豁庐”太偏僻，经常跑到重庆市内居住。然而，每逢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亚德雷又不肯钻进空气污浊的防空洞，宁愿用两个枕头压在头部和腹部然后躺在床上睡大觉。有一次，亚德雷差一点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
1940年初，经蒋介石批准，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机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简称“军技室”。当时，比照当年美国亚德雷的美国“黑室”之名，给军技室另取一个别名：“中国黑室”。
“军技室”由温毓庆为中将主任，魏大铭和蒋介石的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毛庆祥还兼主任秘书，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
令戴笠感到不满意的是，“军技室”不归军统局领导，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掌管。但面对资历深和后台硬的温毓庆和毛庆祥，戴笠是知道深浅的。早年戴笠在黄埔给蒋介石搞情报时，毛庆祥已经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了。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温毓庆，已经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了。
后来，温毓庆是明知自己斗不过军统局，就以身患黄疸肝炎为由去香港后没再回返。毛庆祥原本对技术研究室具体的研究工作并不懂行，温毓庆的离去使毛庆祥一下没有了方向，他想管也管不到位。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只好任命魏大铭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这样，“军技室”实权就落到戴笠手中。
戴笠如愿以偿后，急于想利用“中国黑室”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有所作为。也就在此时，亚德雷给戴笠带来了惊喜。亚德雷通过他的中国女友徐贞，发现一位日本间谍“独臂大盗”正在活动。
“独臂大盗”是国民党重庆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脸上常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只因他以前当过土匪，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胳膊，因此被人称作“独臂大盗”。他被潜入内地的日本浪人收买后，做了日本特务，还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了一个间谍网，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然后用密电码向日军报告。
当时，中国的武器比较落后，高射炮的射程只能达到一万二千英尺。“独臂大盗”将这一绝密军事情报密告日军。由此，日军轰炸机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飞行，到达重庆上空后，就突然降低高度，对重庆市狂轰滥炸。这就是抗战历史上悲惨的“五三”、“五四”惨案，重庆6000民众丧生。
亚德雷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想：国民党在重庆市区花大力气部署的防空部队，为什么竟没有打下几架敌机？这其中必有玄机。
这期间，军统局电台侦听室抄收到一个电台，这个电台经常发出类似明码的四字一组的数字码电报，只知道发送人的代号是“独臂大盗”，其他内容一直不能破译。
后来，“独臂大盗”其人很快被找到了，此人驻守在重庆的国民党某高射炮团的一位营长。戴笠命令暂时不要惊动他。他几次找亚德雷，请他一定要破译出这神秘的讯号。
亚德雷接受任务后，反复研译，终于发现了“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密电码只用一次便不再用。接着，亚德雷又发现“独臂大盗”是在使用一本小说当密码，而且是一本英文小说，它的前一百页中必定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
恰好亚德雷的中国女友徐贞，认识这个“独臂大盗”。于是，亚德雷假扮为美国来的商人，徐贞介绍，结识这实际上是伪汪间谍的国民党军人。两人谈天说地，十分投机，但当亚德雷问到“高射炮打不中目标”的尖锐问题时，“独臂大盗”对此总是报以不置可否的一笑。
亚德雷请徐贞到“独臂大盗”那里，想法弄清那本小说。后来，徐贞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独臂大盗”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这本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单词果然分别为her、light、grain。
亚德雷当即设法找来了一本《大地》，组织人连夜工作，终于破译出了密电。
此后，重庆防空指挥部得到敌机来袭的准确情报，让飞机预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埋伏起来，等敌人轰炸机到达后，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第一次便一举击落三架敌机。从此，日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很快，戴笠掌握了这个间谍网所有间谍的活动，将其一网打尽。这一次胜利，让戴笠出尽了风头。蒋介石对军统破获日谍活动极为满意，还特地召见亚德雷，对他进行嘉奖。
不过，“独臂大盗”间谍网的破获也震惊了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他们的间谍人员很快注意到了徐贞。军统局得知后即通知徐贞去香港，但徐贞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在被人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中淹死。亚德雷得知此事后，悲愤交加，提前结束了与戴笠的签约。
亚德雷回到美国后，为了纪念与徐贞和那段往事，写了《中国密室》一书。此书完稿后，美国政府仍然以保密为由禁止其出版，直到1983年才得以付印发行。
破译天才携妻回国
亚德雷走了，但是他训练的情报人员却充实了“军技室”各个情报岗位，夜以继日地从事情报破译工作。不久之后，“军技室”又为戴笠立下几个小功劳。
先是1941年11月，“军技室”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内容是：日本政府准备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原驻德国大使，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国结成联盟。
此事非同小可，戴笠当即将此密电呈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见此密电后，即令外交部长郭泰棋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向日本宣战。美国人见状，也只得在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上有所收敛了。
此后不久，军统局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在分析“军技室”破译的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本”时，发现日本政府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谈判的主题是日本准备用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日本本来就是个资源贫乏之国，这橡胶资源从何而来？邓葆光由此推断，日本军队将很快南下侵占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
戴笠把邓葆光的分析转告给了英国远东军总部，但没有引起英国人的重视。戴笠只好又将此情报转告给了美国海军参谋部，这次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很快派人来与邓葆光接触。
接着，邓葆光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日本在准备进攻东南亚国家的同时，还企图切断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以其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
这个消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戴笠就立刻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则马上给戴笠打电话，要戴笠立即了解厦门海面日本军舰的活动情况，以核实该情报的准确性。
军统局在厦门的鼓浪屿设有电台，戴笠答应马上呈报厦门海面的情况。可是几个小时过去后，军统总部没能与厦门的电台联系上。戴笠急了，他火气十足地把魏大铭找来，要他立刻查明情况。而魏大铭则解释说：“厦门电台的电力弱，距重庆的距离有一千四百多公里，不容易收到信号，联络不上是常有的事。”
戴笠继而火冒三丈：“我已答应委员长马上查清厦门海面上敌舰的情况，这责任你负得起吗？你马上自己上电台，要是两个小时内叫不通厦门，我就先枪毙了你然后再自杀！我不能在委员长面前食言！”
对魏大铭这样的技术人才，戴笠向来是很客气的，这一发火，魏大铭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动身，去了军统局的电讯总台。
对于一个发报员来说，指法是否得当、对各种收发报机的性能是否了解，有些时侯都可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魏大铭亲自出马，果然没用多少时间，厦门电台就有了回音，并且很快查清了海面上日本军舰的数目及到达的时间，证实了日本军队即将“南进”情报的准确性。
于是，蒋介石有了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了回来，并抢先做好了东南亚沦陷之后的外援物资的运输和潜伏等工作。而当时厦门电台的主报员姜毅英，则因此立了大功，被调总部，后来成为军统惟一的女少将。
1941年12月初，“军技室”突然发现一个新情况：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他们由此判断，日本军队将有一次很大的行动。
于是，“军技室”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池步洲，便担当起破译日军新密码的工作。
池步洲是福建闽清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穷民家庭中，排行第八。幸好池步洲的五哥在辛亥革命爆发那年参了军，还考上保定军官学校，成了一个“吃公粮”的人，这才有钱送池步洲上学。池步洲中学毕业后，五哥罄其所有，甚至卖了五嫂陪嫁来的田产和金银首饰，凑足了三千块大洋，送池步洲到日本东京大学（一说早稻田大学）机电工程系去深造。
三年级的时候，池步洲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出生在日本神户的白滨英子，两人一见倾心。虽然妇方的家庭都反对，但池步洲和白滨英子还是顶着压力结婚了。而此时，中日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池步洲坚持回中国抗日，而妻子白滨英子坚持要跟随丈夫到中国，为此她与白滨家族决裂。于是，池步洲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子女，于1939年夏天回到南京。
此时，国民党政府机关早已撤退，池步洲只得在华侨招待所投宿。这个侨招待所是国民党政府设立，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免费供应食宿。有一天，一位国民党官员突然登门拜访，表示愿意帮助池步洲找份工作，还问他是否愿意研究破译日本密电码？
池步洲本来是学电气工程的，对密电码一无所知，当时就一口否决了。不料，过了几天，那位官员又来找他，对他说：“委员长说过，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你回国不是为了抗日吗？你不懂密码学，但日语好，即是有利条件，还是试试吧。”
池步洲当时只有29岁，满腔爱国热情，一听“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不由热血沸腾，于是就答应下来了。”事后池步洲才知道，当时蒋介石下令各机关物色留日人才，从事日本密码破译工作。所以，官员们才看中了他。
于是，池步洲被这位官员带到了“中统”，他全家也随着中统机关向西南转移，然而，由于途中医药匮乏，池步洲的两个小女儿发烧病死了。
后来，池步洲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电召，赴汉口加入“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然而，这个机关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根本不是他一个书呆子能应付的。他便辞去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同妻子白滨英子一起进行抗日反战宣传。
1939年2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人来找他，要请他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他再三推辞，仍无法推掉，最后只好以“每晚去指导两个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为条件接下了这份差事。
军政部研译室的地点设在重庆市两路口，办公用房是租来的三间民房。池步洲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原始的工具和最简陋的设备，开始了对日军密电的破译。他天天在夜间翻阅日本密电报，发现一个现象，日军的密电码形式多样，有用英文字母的，有用数字组成的，也有用日文的。但不论哪一种文字，都是字字相连，没有间隔，与中文的密码电报不同。
偶然的一天晚上，他对若干份英文日密进行划组观察时，发现有那么若干双字组特别显眼，例如MY、HL、GI……等双字组，或三、四组，或四、五组成群，相互分别前后交叉，频繁出现，比起其他双字组来，频率特别高。这就引起他的注意和深思，他想“也许它们代表阿拉伯数字，于是决定把那几份英文日密的全部双字组，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了统计，观察它们各自出现的频率。统计结果表明，果然这些双字组频率最高，而且个数不多不少，恰为十个。果然不出所料，它们肯定代表着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
顺藤摸瓜后，他又借助统计方法，把自己的所有书本来个全面调查。他发现人类使用数字，常用数字1，少用数字9。于是他大胆猜想：将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MY定为“1”，把频率最低的GI定为“9”，此外他还推测日本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是军队中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等。于是他到所在部队进行核对，发现他所猜测的数字和部队的番号符合。
随后他着眼日本文的语法结构开辟破译秘诀，他骄傲地宣布：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外务省所编纂使用的密码本“交”给我了！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池步洲就把日本外务省拍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全都破译了出来。于是，军政部给池步洲颁发了一枚光荣奖章。而池步洲本人也从此名声鹊起，成为破译界的一颗新星！
正在这个时候，池步洲所在的部门被并入到上文提到的“军技室”。
池步洲名气太大，让时任“军技室”主任的温毓庆有些不满。他有意排挤池步洲，将他安排在“军技室”第一组，做外交密电的研究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池步洲和他的助手们都没有截获到任何日本密电，为此池步洲想退出“军技室”另找门庭。
第一组的组长是霍实子，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安排温毓庆与池步洲见面。温毓庆一番好话之后，池步洲才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后来，温毓庆去香港治病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温毓庆走后，戴笠的亲信魏大铭当上“军技室”代主任，魏大铭也对池步洲采取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让池步洲心里很不舒服。池步洲本是个书生，可现在整天看的是勾心斗角的官僚嘴脸，而且还因为自己的杰出天赋处处受冷落，未免影响了工作热情。
比如有一次，魏大铭把池步洲叫到办公室里谈话，他想摸清池步洲的心事。只见魏大铭紧绷着脸，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也好久没有给池步洲叫座位。而耿直的池步洲，也随手拉过把椅子坐了下来，然后望着椅子前的地面，既不点头也不开口，这不冷不热的场面，使魏大铭尴尬了好一阵子。
后来，魏大铭遵照戴笠的意思，想把所有“军技室”人员强行拉入军统，还要全室人员各交二寸半身照片3张。这事遭到了“军技室”同仁们的反对。戴笠听说后，亲自出面请客吃饭，进行多方面的拉拢，但也没能奏效。
后来，了解到此事的蒋介石，下令撤了魏大铭的职，要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魏大铭走后，蒋介石又命毛庆祥为“军技室”的代主任。毛庆祥上台后，留下来的军统局的人员又处处为难他。于是，毛庆祥再次向蒋介石告状，迫使蒋介石下令将“军技室”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退回军统局。
自此，“军技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军统局没有任何关系了。
魏大铭等军统人员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很快又命令他们重新组建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继续干着密电研究和破译活动。此时，“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但不了解内情的人，则很容易把两者混在一起。
丢了“军技室”，戴笠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了！不过，当“军技室”和池步洲又为国家立下大功的时候，他却抓住了这个机会，使自己在国际上名声大震。
“戴将军”扬名西方
毛庆祥指掌“军技室”后，为了发挥池步洲的作用，特地在“军技室”内成立一个专员室，并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长期被排挤的池步洲，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工作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所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的成效也更大了。
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战争泥淖的日军是个重大打击。因为日本汽油储量只够使用一年，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日军的坦克、飞机、军舰只有瘫痪。为此，日军决心南下，以抢夺石油资源。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寡头认为，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威胁日军南下的最大敌人，必须抢先下手予以彻底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频繁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暹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使领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
从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中突然发现，日本外务省与美国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来往电报的数量剧增。檀香山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所在地，著名的珍珠港就在檀香山的旁边。
池步洲所破译出的六十多份密电，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要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报告。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中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也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主要依据。
电文中还频繁报道夏威夷的天气：说是当地三十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为主。当时世界各国还没有“天气预报”这一学科，因此军港的天气如何，也属于军事秘密范围。
池步洲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就把破译出的电报交给了他的组长霍实子。霍实子也非常重视这些电报，他要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方面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并要池步洲每个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然后，由霍实子再将这报告转报蒋介石的侍从室。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日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如下：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
其一，日美开战时间可能在星期天。
其二，地点可能在珍珠港。
当池步洲明确了密码的翻译内容，他显得异常兴奋，他马上把译出的电文拿去给霍实子看，同时说了自己的判断和估计。霍实子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是。
也许是这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霍实子当即提笔在译出的电文上签署了意见：
“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霍实子签署完意见后，一刻也不敢怠慢，跑步把译出的电文送到了毛庆祥的办公室。毛庆祥看完后更不敢耽搁，立刻亲自送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译出的电文后，一面口头嘉奖“军技室”的工作成效，一面要毛庆祥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将此情报迅速转告美国方面。
不过，由于毛庆祥从来没有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过，为此他找到了戴笠，由戴笠把日本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转发给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肖勃。肖勃其实是军统局美国站的负责人，他的言论举止定然是站在军统局的立场上。所以，日后的国内外人士，提起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一事，往往都以为是军统的功劳。
然而，这份情报送到美国之后，却被罗斯福总统置之一旁，并没有引起重视。据池步洲本人回忆，“可惜的是美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不相信中国已破译日本密码电报。同时还因为日本政府事先设置的一个骗局，派来栖特使到华盛顿佯搞谈判。美国信以为真，把中国交给它的那份重要情报，不予理会。”
难道，美国人的做法，仅仅是“低估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这么简单吗？池步洲所破译的这些密电，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常识的人，也不会看不出日本的企图，更不会不作任何的防范。而当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被摧毁的军港和数以千计的死伤军民，仅仅一句“疏忽了中国的警告”就能为自己开脱吗？
据说后来，有人在罗斯福的日记里寻找到了答案。原来，罗斯福之所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事上“装糊涂”，完全是因为众参两院迟迟不肯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他只得采取了“断臂战术”，以“牺牲局部”，来换取国会的举手通过。
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并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蒋介石面对国内苦苦支撑的抗日战场，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池步洲被人忽略了，他破译的情报被搁置了。而戴笠，却借机在美国人面前大露了一回脸，而且后来还赢得了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也正是与美国人的合作，使戴笠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紧接着又对东南亚的英军发起进攻，日军飞机在马来半岛海面击沉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等多艘军舰。戴笠的“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很快得到情报，戴笠则立即呈报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马上叫人打电话通知了英国驻华大使柯尔。
柯尔接电话后根本就不信，连连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英国人有时比美国人还要傲慢，在柯尔的眼里，中国破译密电的技术是不值一提的，更何况“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是英国最新和威力最大的两艘军舰。其中“威尔斯亲王号”，前不久还在南美的乌拉圭外海击沉了德国的俾斯麦号战舰，被英国人称为“炸不沉”的战舰，柯尔是怎么也不会相信？它会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沉。他放下电话后根本就没有当回事，甚至有些怀疑中国人的用心。
可是，第二天柯尔从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得知刚派到远东的“威尔斯亲王号”确实已经炸沉，这证实了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柯尔在震惊之余，连忙打电话向中国有关方面表示致谢。
有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和“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的两次成功破译，中国人破译密电的技术，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而戴笠的名声，也在海外传播开来了。
当美国得知日本人真的偷袭了珍珠港之后，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肖勃查询，是谁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身为军统美国站负责人肖勃，自然会为军统局说话了。再加上“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也曾一度受戴笠的领导，而“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和“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本来也是两个容易混淆的组织。还有，就连美国的“密码教父”亚德雷，也在戴笠手下工作过。
这些“有利条件”，加上肖勃的夸大其词，无疑给戴笠和军统局的脸面上贴了金，而池步洲却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外国人“找上门来”
军统扬名海外，于是，外国的情报机构，还纷纷找上门来与戴笠合作。
比如，当柯尔将此“中国情报部门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一事向国内汇报后，英国政府当即决定在中国设立“中英情报研究所”，并建立一支游击队，英国还愿意负担经费，提供武器装备。蒋介石对此也深感兴趣，就把任务交给了戴笠。
戴笠也想借机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于是，他把“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周伟龙叫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谈判，并很快在重庆小龙坎成立了“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以及“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由周伟龙任司令，同时举办了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重点培训由英国远征军蒙巴顿元帅派来的四十多位英军年青军官，为日后中英合组的游击队做准备。
同一时期，军统也与苏联的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该所的任务是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通讯密电码，并在重庆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立电讯侦测总台，由戴笠派特务萧坚白任总台长，苏方派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戴笠为了能尽量把苏联人侦译日本密码的技术学到手，同时也为了收买苏联特工，特地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到“中苏所”当科长。
当时，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流亡政府，也派人与戴笠联络，想合作成立“中法情报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不过，戴笠看不上一个没有实力的流亡政府，此事最终未能谈妥。
而通过珍珠港事件，最受震惊的，还是美国的情报界，他们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了，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中国的合作。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军方所有机构，都有美国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只有戴笠与美方没有任何关系。戴笠也动用了所有关系，希望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肖勃也的确是非常努力的，但总是没有任何结果。戴笠没有料到的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却帮了他大忙，美国人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先是由肖勃将美国的合作意向告知戴笠，接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也前来拜访，表明了同样的内容。戴笠不想让机遇在自己的手里溜走，当晚他在曾家岩自己的公馆里宴请了迪帕斯，并邀请了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人作陪。
席间，戴笠很少谈到军统的事，杨宣诚和周至柔说到军统时，也颇为含蓄，恰到好处。所以，初次与戴笠见面的迪帕斯，对戴笠本人和军统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过后，戴笠密令肖勃，抓紧时机在美国进行活动。
这时肖勃发来电报说，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此时已放弃了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意图，美国海军出于战略考虑有意援建中国海军，决定派海军情报署的要员梅乐斯中校访华。而梅乐斯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海军的现状，拟定帮助建设中国海军的计划。
尽管梅乐斯来华的目的，并不是戴笠的军统局，但戴笠的心中，一个酝酿已久的野心冒了出来！
原来，戴笠早已不满足于当一个“秘密警察头子”，他需要兵权。虽然在发展特务武装上做了许多的努力，但这毕竟还不能成大事。陆军素来是黄埔系的天下，不可能有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至于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戴笠绝不可能与“夫人”去一争高下。而他可能得手的，就只有海军了！
现任海军司令是陈绍宽，这个人没有后台，也不讨蒋介石喜欢。之前，戴笠在插手海军的事务上曾动过多次脑筋，但都由于时机还没有成熟也就没有去实施。
而美国海军情报署要派人来，这简直是天赐的良机！一方面可开展正常的情报合作，另一方面他可依靠美国海军的力量支持自己出掌海军大权。为此，戴笠想好了主意：一定要把梅乐斯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梅乐斯是美国海军的情报官员，曾获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硕士学位，这次来华之前，已经两度在美国海军驻华部队任职，可以说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定了解。戴笠了为争取到梅乐斯，开始紧锣密鼓，主动出击。因为按一般的外交惯例，美国海军派出的代表，应由中国海军部门负责接待，军统插不上手。所以，戴笠一再发密电给肖勃，要他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便利身份，加强与梅乐斯的接触，并具体安排梅乐斯的访问议程，切断梅乐斯与中国海军司令部的联系。
肖勃就在梅乐斯面前不断说戴笠的好话，他告诉梅乐斯：“戴笠将军是蒋介石委员长幕僚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在中国的一切，也只有在戴笠将军的协助下，你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而美驻华使馆武官麦克，却对梅乐斯说了些内容相反的话：“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蓝衣社’，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能见到他。”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朋友也对梅乐斯说，戴笠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要躲他远点。
这些内容不同的言论，却使梅乐斯认识到戴笠的重要性，他明白，若想完成任务，必须与戴笠合作，否则自己将寸步难行。
当梅乐斯访华的公文从外交部转到军委会一厅，戴笠得知后抢先一步取走了公文，而后直接找到了蒋介石。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军统局的客人”梅乐斯将访华。蒋介石不明底细，加上此时蒋介石对戴笠最为信任，也就把接待梅乐斯的公文批转给了戴笠。
1942年4月底，梅乐斯起程来中国了。他在重庆刚下飞机，就被军统的特务们“盯住了”。先是一名官员将梅乐斯拉到一边，问他是否认识肖勃，这个人其实是戴笠的特务。
接着，军统的那辆褐色雪佛兰轿车开了过来，而司机也是戴笠的特务。褐色雪佛兰还把梅乐斯和美国情报团的其他官员接到了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据梅乐斯回忆，那是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
梅乐斯对戴笠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他后来描述道：
“（戴笠）将军只让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便带着微笑进来，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个略显壮实的人，没我那么高，大约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装式的黄马裤尼便服，上装扣到脖下，烫得非常平整，有一个高翻领。我觉得，他比肖少校给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他说话很快，常常讲对我来说不知所云，甚至连麦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个与将军一起进来的翻译轻车熟路，使我们的谈话十分顺利。我随身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为肖少校带的Minox照相机；另一件是我给戴笠的个人礼物：一把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它与我携带的那把完全一样，他立刻佩带上了。”
戴笠以军统局的最高规格安排和接待梅乐斯，并告诉梅乐斯：“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找陈绍宽没有用，他老了，不行了。要搞海军，我来做，首先从人做起。”
戴笠说得这么直白，却并没引起梅乐斯的反感，梅乐斯反而觉得戴笠是个非常爽直的人。结果，梅乐斯在整个访问期间，只是礼节性地与陈绍宽见了三次面，其余时间全由戴笠陪同。
梅乐斯此次访华，有一个实地视察中国沿海海湾和东南沿海军港的计划，中国海军方面已安排好人员准备陪同前往。但此时的梅乐斯对戴笠已是十分信任，已不把援助中国建设海军的计划放在心上，只是跟着海军司令部的人看了几家水雷厂，就草草了事了。
不过，梅乐斯对去东南沿海仍兴趣很浓，因为来华之前，美国海军部要他在这一带寻找可靠位置，以便为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准备。当梅乐斯将此意思告诉戴笠后，戴笠不但答应了梅乐斯的要求，而且还愿意亲自陪梅乐斯前往。
梅乐斯实在出乎意料，望着戴笠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梅乐斯不知，在他来华之前，戴笠就已准备去东南沿海一带。主要原因是“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英方要技术控制权没达目的后，拒绝提供原来答应的物资和器材并撤走了所有的人员。戴笠自然不愿放弃已经批准的特务武装机构，他下令这些人全部到江西的上饶集中，而后将他们全都编进了“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尽管此事已经办妥，但戴笠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再加上潜伏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原本早就想赶赴东南沿海一带处理这些事务。
由于从重庆到东南沿海要途经好几个省份，而且其中有些已陷入敌人之手，戴笠和梅乐斯只得化装前往，潜越了多道封锁线，后才到达闽浙沦陷区，进行实地考察。
这期间，戴笠在福建的浦城召集了一次军统各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会上，这些负责人根据梅乐斯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梅乐斯听后非常满意，对军统的工作效率和能力大大嘉奖了一番。
在浦城的第二天，戴笠接到情报，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轰炸县城，他立即与梅乐斯驱车到城外的田间躲避。果然，没一会儿有十多架日本人的飞机来浦城上空轰炸。梅乐斯很满意，他对戴笠说：“你们的情报很准确。”
戴笠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清楚梅乐斯能说出这样的话，这说明军统局的实力已经在梅乐斯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戴笠通过翻译对梅乐斯说：“你们美国希望在中国做的许多事情，比如像气象的报告和海上军舰、飞机的指示，以及掌握敌军的行动意向与作战活动情报等，这些都要有人来操作和保护。所以，我希望你们美国能给我装备，让我训练五万游击队，这样就有人来保护你们美国军人作业了。同时，还可以利用这游击部队打击日本军队。如果美国允许梅乐斯先生接受中国军队任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运用这支游击队。”
梅乐斯明白了戴笠说话的意思后，认为戴笠的要求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可以为日后美国军队在中国的登陆创造条件，为此他答应回美国后向海军部汇报。
此后，戴笠因有要事赶回重庆，由他手下的人继续陪同梅乐斯在东南沿海一带考察。梅乐斯在实地勘察了多处地区的地形后，拍摄了许多的照片，还收集了很多关于水文和气象方面的资料。考察结束后，梅乐斯已深切地认识到，要完成美国海军部的任务只能和戴笠合作。
梅乐斯回到美国后，已不提如何援建中国海军的事，而是在海军部和情报署汇报到中国考察后的情况时，一再说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是个强大的特工组织，其组织遍布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的主要国家。梅乐斯说的最多的是戴笠个人的能力，其次是军统局在电讯方面的力量和破译技术上的先进性。为此，他极力主张与中国的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梅乐斯的主张赢得了海军部和情报署许多人的赞同，为此当他将再次去中国对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进行考察的计划报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美军内斗，戴笠得利
1942年的秋天，梅乐斯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这次，梅乐斯是带着美国海军情报署的十多个特工人员一道来的。这些同行的人员中，大多数是电讯技术专家，主要是来与戴笠的军统局进行密码破译技术方面的合作的。
说是合作，其实真正让美国人好奇的是，中国人是用何种手法破译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密码？
对于这点戴笠心里有数，为此他让魏大铭热情招待客人，但就是不涉及破译日本密电的核心内容。而真正的英雄池步洲，更是早被人忘在了一边！
而梅乐斯，由于带着另外的任务，对有关“珍珠港”的疑点也很少过问。因为美国迫切需要的是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情报组织，所以梅乐斯的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军队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要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便于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区域作战。为此，梅乐斯到重庆后，找的最多的是戴笠。
梅乐斯知道，只有戴笠，才能帮美国人完成他们想在中国做的事。而戴笠，也趁没有旁人的时候，单独与梅乐斯摊牌：“只要我当了中国的海军司令，你们美国人所要办的事可能会更方便。”
梅乐斯看出其中“门道”，他对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一位官员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对陈绍宽将军不信任了，我看是要另换可以信任的人吧。”这话，让中国海军司令部的那位官员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事态就更有把握了！
陈绍宽为了挽回局面，亲笔写下请柬，邀请梅乐斯到海军司令部赴宴。但此时此刻，梅乐斯的“行程”完全由军统局来决定，陈绍宽的请柬发到军事委员会二厅后马上被退了回去，理由是请梅乐斯赴宴须军统局的戴笠批准才行。陈绍宽秉性刚直，吃了这个闭门羹以后，就不再理会梅乐斯。
戴笠却如愿以偿地把梅乐斯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而梅乐斯在与戴笠和军统局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洽谈后，他还到军事、行政和外交等部门对军统局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后，梅乐斯在重庆就起草了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他对戴笠的军统局主要印象有三个方面：
其一，军统局无线电设备虽然受条件限制够不上一流水平，但制度管理好效率高。尤其是军统局的密码破译技术确有先进之处，在有些方面比美国的经验还要丰富。
其二，军统局在中国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布置有强大的力量，对日本军队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这对美国海军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其三，军统局是个庞大的特工组织，几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所有重要的部门，通过军统组织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统治幕后的所有秘密。
就在梅乐斯完成这份报告的同一个时间里，美国十六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东京等地进行了轰炸。完成任务后，原预定到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和地形等资料不熟悉，飞抵浙江上空后因风雨交加一时找不到机场，在所有的飞机燃尽油料后机上人员只得弃机跳伞。结果七十五名机上人员中，六十七人被中国军民救起，另有八人落入日本军队的手中并很快被杀害。
这事对美国海军的震动很大，所以，当美国海军部收到梅乐斯的报告后，很快被转报给了总统罗斯福。美国海军决定，加快与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实质性合作。
梅乐斯根据美国海军部的指示，正式向戴笠提出，由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的名称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为了配合美国海军，梅乐斯向戴笠提出了要求，要军统局将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所有情报提供给美国海军，还要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而美方人员在中国如有失踪及死亡或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设法寻找和救护。而美国人给军统的合作条件是：美国海军方面将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和气象器材、交通及医药器材等。
当戴笠把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计划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批准，这是因为，蒋介石对戴笠与美国特工间的合作，有一种警惕的心理。他对美国人的过度热心，感到有些不安。虽然，戴笠向蒋介石作了许多的解释，甚至戴笠还让宋子文帮忙出面讲话，但并没有减轻蒋介石内心的疑虑。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非常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日本军队，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与美国陆军部门援华长官史迪威矛盾很深，想借用美国海空军的合作来削弱史迪威的影响，并争取更多的美援。
美国正式参战后，大量的人员被派到中国。这些人员到达中国后，因为军种、战略看法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其中陆军以史迪威为首，受到美国陆军部的支持，在中国战区有很大的权力。而掌握着在华空中力量的陈纳德，因“空中战略”而倍受蒋介石青睐；美国海军在华势力虽然比陆、空军历史悠久，但此时却不如陆、空军那样能引起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几乎是无力量可言，而且沿海大多控制在日本手中。中美海军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的合作，条件尚不成熟。因此，要与美国海军合作，首先从“情报合作”开始，才是最合适的合作方式。
蒋介石考虑再三后，终于在戴笠递交计划上签了字。
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无意中帮了戴笠的忙。
珍珠港事件后，戴笠竟成了美国军方高官争相抢夺的“红人”。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想积极争取与戴笠合作，想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置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下。他还乘美国副总统访华之际，派进一些美国特务，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另建据点，而且还私拟了一份“神龙计划”想与戴笠合作。
然而，戴笠和梅乐斯有协定在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是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作战，为日后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所以，杜诺万所有的计划都分别被美国海军部、梅乐斯和戴笠否定了。
杜诺万仍不死心，于是，他利用美国海、陆军两部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让他们出面把“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美方人员划归中印缅战区司令部管辖；另一方面，杜诺万在美国军界大肆宣扬说：中美合作所由中国人掌握，不是明智之举，应该由美国人领导一切。
这样一来，戴笠和梅乐斯起草的“合作协定”，到了马歇尔那里，就被搁置了，马歇尔迟迟不肯签字，而且电告史迪威说：“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分别隶属各战区司令官之下，因此联合参谋本部考虑，中美合作协定内容应为，梅乐斯及其率领的美方人员归属阁下系统，戴将军所率的中方人员归蒋委员长节制。”
这个双重指挥系统被称为“友谊工程”。在马歇尔看来，同意戴笠及中方人员归蒋介石节制，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
不过，作为“中国通”的史迪威却不这么看。史迪威也清楚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戴笠的首肯，就很难行得通。他惟一不赞成的是，让梅乐斯帮助戴笠训练特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
可恰逢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战场被日本军队击败，致使整个缅甸失陷。这时，美国国内有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在缅甸的战斗部队不过四五万人，所以缅甸失陷不过是使日本可以多调动5万人以内的部队来对中国作战。但是整个中国失陷了，则将有100万以上的日军可以抽调出来，进攻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太平洋海岸。5月间，仅在中国金华一地集结的日军，就多于缅甸战场的日军人数的两倍……”
于是，梅乐斯就拿着这篇评论去找史迪威，向他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训练特务武装并进行游击战的重要性。史迪威听后无话可说，他只好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如果双重指挥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
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议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
马歇尔对史迪威一向信任，既然史迪威不同意“分而治之”，他也不再坚持。但马歇尔仍旧坚持把中美合作中的美方人员及梅乐斯，作为史迪威管辖下的一个海军组。不过，该海军组在中美合作中无须受史迪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领导。这样，戴笠和梅乐斯拟定的合作协定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
按理说，这本是美国内部竞相争夺与军统的合作，戴笠完全可以保持沉默。然而，美国海军已经默许支持戴笠当上中国海军总司令。所以，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戴笠都站在美国海军一边。
杜诺万为了拉拢戴笠，专程飞到中国与戴笠见面。一次酒会上，杜诺万举着酒杯，走到戴笠身边，对他说：“如果你在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中，阻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
戴笠听后微微一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会杀死你们所有的人。”
杜诺万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会杀死你一个将军来抵偿。”
戴笠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冷冷地说：“你不能这样与我说话。”
杜诺万毫不犹豫地回话说：“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
这场美国内部的权力角逐，使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了戴笠这个人，在美国人眼中，这个一手遮天的“秘密警察头子”有着近乎神话般的权势、力量和独断。
1943年8月，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查，很快弄清是日本间谍所为。梅乐斯闻讯极为高兴，在美国国内不停地宣扬戴笠和中国的军统，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想见戴笠一面了！
后来，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特意向蒋介石提出：他想见见戴笠这个“中国的希姆莱”！蒋介石听了这话，心中很不高兴，他找了借口推脱掉，使得戴笠至死都没有见到罗斯福。
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效率，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甚至有的美国人认为，实际上控制中国的人，“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
当然，这种“宁要戴笠，不要蒋介石”的心态，也离不开梅乐斯对戴笠的鼓吹，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能长期利用军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就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一般”的传闻，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此外，他还极力怂勇戴笠应当去美国一游。
不过，蒋介石对此是绝不会放手的。他知道，特务工作决不能让国外势力染指，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如果戴笠被美国人控制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戴笠，本质上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想利用美国人，但又与美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成为他们的走狗。
在运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整个过程中，戴笠都确保自己对其最高的控制权。实际上，尽管美国人不惜血本地训练、武装和布署了每一支游击队，但梅乐斯对游击队的战地活动并无实际控制力。
1943年4月15日，在重庆缫丝厂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中美之间举行了签字仪式。美国方面除梅乐斯外还有美国海军部部长等人，罗斯福总统也派来了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
这之前的整整一个月，戴笠派他的部下连夜工作，草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条约备中文版的合同，递交给蒋介石和宋子文审阅。草案第一条就写道：
“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SpecialTechnicalCooperativeOrganization缩写SACO），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4月15日这天，中国方面原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和戴笠共同主持签定仪式，可宋子文临时有要事，不能出席，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参加，这无意中形成了中美两国参加人员在规格上的不平等。宋子文当时是否真的有要事没人能知道，但他确是在接了蒋介石的电话后才临时缺席的。不管怎样，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次中美间的合作确实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
照原先的商定，戴笠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戴笠下令把重庆磁器口的钟家山一带划为禁区。这禁区的范围大约有十多公里，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等地也均列入了禁区。禁区内先后建有能使1000多名美国特工人员生活的宿舍、办公楼、大礼堂、军火库和监狱等，加上中国方人员，“中美所”一度达到6000多人。
美国海军方面也按照戴笠所提出的要求和开具的清单，很快运来了中小吉普车200多辆，十轮大卡车2000多辆。过后，又先后向军统局提供了可建156座气象台的器材设备，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医疗设备和药品，调拨了900余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全由美国海军无偿地赠送给军统局。
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在利用美国人的钱和技术，来训练和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当时，在梅乐斯的努力下，美国人帮戴笠开办了各类特种技术培训班二十多个。特别是对戴笠手下的五万多忠义救国军进行了全面的正规化训练，并全部配备了美国的武器。
其中，1944开始的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是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的一个，该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对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一概不采用。因为美方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
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
当时，不论是训练班学员，还是有资历的大特务们，都对美国人带来的器材很感兴趣。比如，当时美国特务们最自豪的“宝贝”，就是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他们为了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技水平，就邀请戴笠去参观。
恰巧，那几天军统总务处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临时雇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于是特务们向戴笠建议，先用这几个工人试验一下。可被拉到椅子上的工人，以为是要受电刑，马上哭爷喊娘地大叫起来，问了半个多钟头，操纵机器的几个美国特务忙得满头大汗，结果只说了一句“这人不老实”。戴笠也看得有点不耐烦，便借故走了。半个月后，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们自己监守自盗，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的工人则无罪释放。
从此，戴笠对“测谎器”不感兴趣，不过，对美国人带来的几种刑具，他倒很为称赞。比如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的。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
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像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经过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
当时，美国人的确很“大方”，比如一出手，就送给军统5000副美制手镣脚铐。就连警犬，美国人也觉得军统的警犬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不惜代价远涉重洋从美国运来。而对于如何驱散示威群众，美国人觉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车的水龙向群众喷射的方法太过时，他们认为训练由马队组成的骑警，才是最好的办法。然而马实在无法从美国运来，只好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国人仍然看不上，觉得不合条件。
为了回报美国人的“热情支援”，戴笠对在华工作的美方特务，都给了优厚的待遇，还不时赠送礼物，举行盛大联欢活动。
而其中，要算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4000人的大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而梅乐斯还特地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漂亮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不过，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和苏联的国旗。此外，梅乐斯还从美国运来大批妇女衣料、台布、糖果、玩具，还有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让美国人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戴笠则从圣诞节的几天之前，就每天亲自去检查现场。因为圣诞晚餐要吃火鸡，而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两百个女客，只好改成文娱表演。不过，戴笠还是下令，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十八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
这天晚上六点钟，晚宴开始，女客们一进入礼堂，戴笠便叫人把她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国特务们的中间。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三十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国人一片叫好声。宴会完毕，双方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鼓励她们要表现得亲热一些。不过，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只有一个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一阵掌声。
接着是文娱晚会，当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美国特务便跑上台，拿来演员的大刀、花枪玩耍起来。而戴笠见状，也跟着去后台挂上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胡闹到深夜才散……
戴笠和美国人合作得很“愉快”，双方的友谊越来越深厚。不过戴笠明白，要想得到美国人更多的援助，和更多先进设备，就要拿出更多、更准确的日本军方情报。
为此，在他的策划下军统局在利用沦陷区潜伏的特工网络和一批汉奸的关系外，还在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设立了工作站，通过美国提供的电台日夜侦收，搜集到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很快转报到了美国海军部，对美军的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8月，美军就是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的情报，奇袭了日军的塞布基地，一举击毁了日军飞机70多架和军舰11艘，从而保证了顺利进驻菲律宾。
同年10月，日军集中了一部分海空军，企图固守雷伊泰岛，待机夹攻美军。其中一路舰队，在穿越海峡时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侦悉。美军据此发动了突然袭击，整个舰队除一艘巡洋舰负伤脱逃外，共击沉航空母舰4艘，驱逐舰4艘，其他战舰2艘。
而最令人叫绝的例子，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当时日本海军损失惨重，就把剩余的舰只隐蔽了起来，准备休整后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海、空军联手欲将其消灭，可是多次侦察后就是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军统局搞到了准确情报，原来日本把那些军舰伪装成了一个岛屿。
这个情报送到美方，令美国军人赞叹不已。于是美军轰炸机按照这情报，把那“岛屿”夷为平地。事后知道，此次轰炸共击毁日方大小舰只80多艘，还有飞机200多架。
所以，抗战结束前，美国海军部在一份总结性的材料中，这样赞美中国的情报人员：“中美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在中国沿海岸地区的侦察人员，在帮助美国潜艇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中也贡献很大。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确实后，迅速报告给合作总部。美潜艇即根据此项情报，能按时出击，在预知地点将航行船只击沉。”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专门致函，向中国的情报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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