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乾坤能入掌”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这是一首诗，一首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合写的诗，写于1943年的秋天。这首诗，虽然毫无文学造诣，但却传达出一个信息：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的政治野心，已经日益走向极端化。

    不能否认戴笠的“忠心”，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试图推翻蒋介石，而且他还要依靠蒋介石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戴笠也很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要接“老头子”的班。

    当时，蒋介石也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撤去戴笠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的势力继续渗透。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了。

    戴笠“读史”，就是每有余暇时间，就让他的秘书、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读诵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中，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

    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的预感，他不时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重大胜利。中途岛一战，使日本海军遭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国民党内一片兴奋，觉得胜利近在眼前。但是，戴笠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心情却很复杂。

    戴笠知道，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发展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去参与权力的角逐吗？而蒋介石，一旦安排下别的“接班人”，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又在哪里？

    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要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于是，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的秘密联盟就悄然形成了。

    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一向不和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

    胡宗南自然不必说，他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戴笠早年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二人就结为好友，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中共事，胡宗南还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笠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在蒋介石面前，二人也是互相为对方吹捧搭台。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一大功劳。

    两人交情之厚，到了私生活方面“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宗南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霞翟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笠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

    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本人从沦陷区运来的货物，也得到了汤恩伯的武装保护，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戴、汤二人的合作也是十分的默契，他们先后收买了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

    而胡、汤两人的权势，也是更不容忽视的。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蒋介石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个集团军，直属部队达45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介石有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掌握了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蒋介石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另3个旅，兵力达40万人之众。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

    汤恩伯能够走红，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任“学生总队大队长”时，汤恩伯写了一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蒋介石批阅，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汤恩伯就有一份手本交给蒋，其内容超出了军事范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蒋介石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

    1943年秋，“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举行，戴笠出席了开学典礼，趁机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于是，“特工王”、“西北王”、“中原王”的“三王之盟”正式结成了。

    戴笠此行非常保密，临行前3天，才临时通知华北办事处主任、中美第三特训班副主任文强。文强按戴笠的要求，避开闹市，将距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作为胡、汤、戴的见面会谈地点。

    龙门石窟后来成了一个热闹的旅游景色，但在当时，那里还是一处僻静所在。文强选择了有三尊大佛的石窟，作为“三王”会见的场所，这一天，戴笠把龙门石窟布置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然后三个人才进入石窟中，坐下来慢慢地密谈。

    对于“三王”聚会的具体内容，后人自然是不得而知，不过，一首由胡宗南执笔，戴笠、汤恩伯共同修改《盟誓诗》却流传了下来，这正是本节开始时，提到的那首七绝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汤、戴要抱成一团，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野心。

    这三人中，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以黄埔“领袖”自居，处处以蒋之嫡系传人自许。这一次，胡宗南在三王联盟中当仁不让地坐起了第一把交椅。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

    而汤恩伯，无论声望还是和蒋介石的关系，都不如胡宗南。但他的野心，却是胡、戴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1943年，汤恩伯的势力范围遍及豫皖苏鲁边区，这里又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发迹之地。这种“缘分”，使汤恩伯把曹操看成自己的偶像。他喜欢听有关曹操的评书、故事，爱看有关曹操的京剧。不仅如此，汤恩伯对曹操的崇拜，甚至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还打算在安徽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甚至在曹操的老家毫州遍访曹姓或夏侯姓的居民（曹操原姓夏侯），希望结识曹操的后人。

    但是，有一点汤恩伯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要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集团的支持，所以，汤恩伯想利用胡、戴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挤进黄埔集团。

    而戴笠，不仅有野心，更有周密的安排和算计。戴笠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于是他用韬光养晦之计。在“三王”集团中甘当小弟弟。洛阳龙门相会时，戴笠故意亲自爬到山上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极尽谦逊之事。

    对此，胡宗南看了也感到过意不去。而戴笠则哈哈大笑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了，也极力称赞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

    其实，戴笠才是“三王”集团的真正轴心。因为“戴胡”、“戴汤”都有极深的关系，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关系则较浅，有时还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所以，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不过，这“三王之盟”并不稳固。很快，汤恩伯就被戴笠从背后捅了一刀。

    1944年春，戴笠来到中原视察，他发现汤恩伯处处以曹操为榜样，就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戴笠的这段话，无疑给汤恩伯的野心划上了一个句号。果然，汤恩伯在这年的中原战役中溃败后，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大动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

    有人分析，这可能是戴笠把汤恩伯要当曹操的事情告诉了蒋介石。当戴笠发现汤恩伯不能完全为自己所用时，就毫不留情地假蒋之手进行打击。这样既向蒋表示了忠诚，又能始终把势穷力竭的汤恩伯掌握在自己手中。

    胡、汤、戴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如陈诚等人，还是能够联合起来行动的。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量策划等等。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胡、汤通报。

    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问题，则使用“亲译”密本。这种密本由他和胡宗南、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遇“亲译”电报，均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扩散。他们各自的重大行动，除了向蒋介石报告外，往往还要互相通报。

    为了给“三王”集团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巩固地位，戴笠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高层集团中为胡、汤隐恶扬善，评功摆好。戴笠还经常代胡、汤二人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以拉拢人际关系。

    不仅如此，戴笠还借自己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为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在海外造声势。比如，他借陪同梅乐斯赴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等美国人，并积极为他们吹捧。而梅乐斯在听了戴笠的介绍后，就曾经表示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胡、汤为了取得美国特工人员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等人极力逢迎巴结等等。

    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等人无不倾全力解决。至于戴笠与胡、汤合作反共、成立各种反共特务组织、依靠胡宗南的大军在新疆成立军统组织、调用胡军人员加强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与汤恩伯一起谋划策反伪军将领、共同进行经济走私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联盟，成了当时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集团！

    苦等四年“扳倒”陈诚

    上节说到的陈诚，是国民党三大军事实力派系之一，也是戴笠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因为这三大军事派系，戴笠已经成功地拉拢了胡宗南和汤恩伯两派，而对不可能合作的陈诚集团，则要下狠手“扳倒”。

    对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出击。其中原因，一是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二是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实干、雷厉风行的，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戴笠很难找到可以攻击的借口。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陈的妻子谭祥，则把宋美龄认作了干娘，作为后援。

    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因而性格刚直，不与任何人结盟。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也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运气好罢了；而对汤恩伯，陈诚则评价他“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陈诚就更看不上了，说他“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他很厌恶戴笠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从1939年到1943年末，戴笠一直在暗中监视陈诚，他苦苦等了四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原来，在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陈诚手下有一群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他们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要进行“清君侧”的计划。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必须效仿发动日本的“二二六政变”，由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

    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6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而他们选定的，正是他们的顶头上级、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

    陈诚对这群年轻人忧国忧民的责任心，暗自十分赞赏，但正如任何一个明晰中国政坛规律的高官，他对此不予理睬，只是令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

    “清君侧”的计划，也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加强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1943年初，蒋介石决定重新组织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的骨干成员，也随陈诚调到了楚雄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还升任少将作战科科长。他们在楚雄，继续进行其计划，还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然而，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盘，军统的眼线无所不至。果然，“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都被军统云南站的特务们搞到手。特务们还得知，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是陈诚的亲戚。

    戴笠认为时机成熟，带着“清君侧”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预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

    王凤起听了这话，便点头不已。刘云翰见状，交底道：“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条汉子，才要你到身边委以重任。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

    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

    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戴笠多次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戴笠又对其他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讯，要他们供出“政变”密谋活动是得到陈诚的支持。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结果。

    不过，戴笠的审讯有了一点收获，那就是史迪威在暗中支持了这批青年军官的活动。

    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因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不仅如此，陈诚和史迪威的亲密合作，显然已超过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

    在远征军的筹备期间，陈诚就奉蒋介石之命，与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史迪威对陈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蒋介石最可靠的接班人。

    史迪威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他向蒋介石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如今，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调史迪威回国。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斡旋，并由宋美龄、宋霭龄等人施加压力，而蒋介石也考虑到，罗斯福正在不顾邱吉尔的反对，邀蒋参加开罗首脑会议。双方才互相做出让步，由史迪威当面向蒋道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对于陈诚，蒋介石虽然相信他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是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1943年11月，蒋介石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调卫立煌接任。对外则宣称：陈诚胃病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经她精心护理，使陈诚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主动请辞职务。

    随后，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回国后，立即对“清君侧”案16名为首的年轻军官进行秘密处决。

    而陈诚，遭到戴笠的这一重击，虽然没能彻底倒台，但也让陈诚被闲置了近一年，直到1944年6月，国民党豫中会战失败，蒋介石对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失望之极，这才重新启用陈诚，前往汉中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10月，陈诚又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

    “小报告”赶走了徐恩曾

    接着，戴笠要向另一个与军统齐名的特务组织“中统”下手了。中统的后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自然不是戴笠能扳动的，但可以退而求其次，先把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整垮。

    徐恩曾早在1935年，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科长，这个组织是中统的前身。1938年，中统局成立，徐恩曾先后任副局长、局长。他在“中统”这个体系中掌权已经有了十几年，也是与戴笠齐名的一代特工大头目。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1896年生于一个大资本家的家族中，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就是徐恩曾的亲戚。他与国民党官僚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张静江等都是同乡，并且与“二陈”有表亲关系。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又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后来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

    徐恩曾与戴笠是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特工头目。戴笠是“老江湖”，徐恩曾是“学院派”；戴笠气焰嚣张、家长作风；而徐恩曾温和儒雅，藏而不露，还经常说自己很懂心理学。

    徐恩曾是喝“洋墨水”的新派人物，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他管理手下特务时，比较尊重对方的人格，很少发脾气骂人。而对吸纳进来的中共叛徒，他也很“谦和”体恤。因此，中统的特务们都认为徐是“温厚长者”。而戴笠，却是凶狠霸道、飞扬跋扈，对下属动辄训斥打骂，甚至关押枪杀，毫无体恤怜悯之心。

    其实，正是因为如此，戴笠才更“接近”蒋介石，更能了解和适合蒋介石的性格。因为蒋介石对戴笠本人，就实行一种“家奴式”统治。蒋介石一旦发了脾气，戴笠难免挨打、挨骂，有的时候，蒋介石还让他跪地板、打耳光。其实，蒋戴二人的脾气、性格都很相近，说话办事容易投机。徐恩曾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无法得到蒋介石对戴笠的那种器重。

    徐恩曾虽然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甘心作国民党政权的忠实鹰犬。但他毕竟受过西方民主制度和新科技的教育，崇尚现代文明，有时他也会坚持自己的个性。

    比如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费侠，是留苏学生、中共叛徒。当初，陈立夫兄弟反对他们结婚，但徐恩曾却是“不要官位要美人”。“二陈”无计可施，就把蒋介石请了出来。蒋介石问徐恩曾：“你有把握吗？她是受共产主义理论毒害很深的人，又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

    可徐恩曾竟敢连蒋介石的命令都不听，非娶费侠不可。比起戴笠对蒋介石的言听计从、投其所好，徐恩曾可谓差得太远了。

    不过，要说起徐恩曾与戴笠最大的差别，那还在于对“特务”这个职业的看法上。

    徐恩曾在思想深处，看不起特务这个职业，他不满足于仅仅以当一名特务。而且对别人不安心于特务工作，也会表示同情、理解，甚至甘心提供帮助。

    他宁愿特务们称呼他为“徐先生”，而不愿被称呼为“徐局长”。1941年春，由陈果夫推荐，徐恩曾就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于是，他又喜欢特务们称他为“徐次长”。一些有来头的特务刚进中统，徐恩曾会对他们说：“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很多人不愿进调查局。将来你们如不愿意长期在局内工作，我可代为安排到经济部或交通部、邮政储金局等一些部门。”

    而戴笠则不同，他不以当特务为耻，而且对蒋介石有一种知恩图报之感。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特务活动中去，而且谢绝加入国民党，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解释：“过去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还说“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一切“惟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12中全会，陈果夫受命任中央组织部长，为召开国民党六大做准备。会前，蒋介石亲自提名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戴笠清楚，陈立夫兄弟俩早就憋着给自己好看了，自己即便最后能当上中央委员，也会遭到二陈“修理”。所以他故意作一个高姿态，说自己不争名夺利，把名额让给了唐纵。他还说：

    “对‘伟大’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功让给人家，有过自己承担，要以德报怨，推己及人。民国34年，中央开会选举中央委员，领袖蒋校长提名要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

    戴笠这些表白，的确打动了蒋介石。也的确，他看中的不是高官，而是实权。他喜欢在暗中操控一切，这一点可谓天生的“特务性格”。

    对于手下军统特务们，戴笠则最痛恨他们跳槽了，他规定所有特务都要把特务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军统的信条就是：“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特务们哪怕只是有离开军统的意思，都会遭到他的处罚。

    自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始终把戴笠看成是比徐恩曾更优秀的特工人材。本来，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开展工作还不错，但1941年以前，蒋介石觉得，中统越来越不行了，即使在其擅长的“反共”活动方面，也渐渐被军统“后来居上”地赶超了。蒋介石觉得，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甘心情愿、始终如一的以搞特务工作为己任。

    所以，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可徐恩曾当时正是官瘾十足，对“老头子”的耳提面命却没有细心体会，他一心想摆脱“特务”这个身份，而且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结交钻营上，这就又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于是，这自然给了戴笠可乘之机，他发起了一番又一番的“倒徐”活动。

    1943年，军统重庆三斗坪检查哨截获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专车，经送中国银行验明，这批巨额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即已全部注销作废。

    原来，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水、陆、空运输一时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一辆满载新钞票的大卡车，在中途经湖北某地一个村庄时，风闻日军将至，押运人员于惊慌失措中竟然弃车徒步逃走。辗转到达重庆后，向中国银行谎报汽车备油已经耗尽，不能继续行驶，已将钞票全部焚毁。

    中国银行信以为真，就将该车所载全部钞票号报请财政部注销，并通报各分支银行备查。后来，这批钞票以后被中统湖北站所发现，下属们便报告了徐恩曾。徐恩曾知道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接到报告后不加思考，指示将所有钞票运到重庆。结果，刚到重庆的三斗坪军统检查哨，就被军统查收了。

    戴笠闻报，大喜过望，立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向蒋介石亲呈上。1943年10月，蒋介石下手令给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员判处死刑。

    徐恩曾意识到，这无疑是自己落在军统手中的把柄，戴笠日后决不会善罢干休，迟早是一个祸害。但他不敢到蒋介石面前去申诉，只好请“二陈”出面斡旋。然而，因案还牵涉到中国银行、财政部一系列人的失职问题，“二陈”也迟迟不敢向蒋介石进言。一直拖到押运员死刑执行期限的最后一天，才硬着头皮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这才同意从轻发落。这个“假钞事件”，使徐恩曾在蒋介石心中影响很坏。

    1944年4月，徐恩曾又一次触了霉头。当时举行的一次“甲种会报”（由蒋介石本人主持的军、警、宪、特高级首脑情报会议）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后来，徐恩曾见自己“谋官”无望，转而谋财。当时，交通部掌管着大后方公路、铁路运输交通。徐恩曾借此有利条件，在成都、昆明创办了汽车运输公司，在中印缅国境线上走私，油水很大，日进斗金。

    三太太费侠又对他建议：“在重庆开些店，既不显眼，又本小利大。还可在郊区买些地，办个农场。眼下物价飞涨，但是老百姓再穷也得吃饭，办农场获利一定丰厚。”徐恩曾听后赞道：“夫人不愧是苏俄留学生，把人家的一套都搬到重庆来了，很好！很好！”

    至于办农场和商店的本钱，于是，徐恩曾和费侠指令中统局管钱财的亲信王学仁操办。徐恩曾不掏一分本钱，赚的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自然，这些事情也被军统探知，戴笠等人又借机在蒋介石面前说徐的坏话。

    徐恩曾原先的二太太王素卿，曾在中央党部工作过，十分贪财，利用徐恩曾的权势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做起了走私生意。不料，有一次她的走私货物被军统查获，有个债主被她逼死，而司机又酗酒把人撞死。

    以上这些事，都被戴笠一一侦知，他记录在案，伺机对徐恩曾下手。

    1944年的一天，中央党部内发现了一条标语，上写了八个大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矛头直指蒋介石。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徐恩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徐恩曾心知此事非同小可，对有关人员一一排查，核对笔迹。然而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废物！人家骂我的标语都贴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养只狗尚能看门，你如此不尽职守，要你何用？”

    徐恩曾被骂得狗血淋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一个劲地认错：“卑职无能！卑职知罪！一定再作彻查，务必侦破此案。”

    戴笠看准时机，又送给蒋介石一份“小报告”，攻击徐恩曾暗中指使王素卿利用交通部的权力，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市场，并纵容手下爪牙弄权作势，伤人致死，有损党国和领袖的声誉等等。

    蒋介石这时对徐恩曾印象已极坏，再加上戴笠火上浇油的挑拨，直气得火冒三丈，立时提笔写了一道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几天后，蒋介石又补了一道口谕：“徐恩曾今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提交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480人的名单中，蒋介石亲手勾掉了徐恩曾的名字。

    徐恩曾遭此打击，羞愧交加，痛不欲生。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长达一个多月。一天，特务骨干张国栋去看他，他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连宰相狄仁杰都畏惧三分。可是后来两人都被武则天杀了，而且死得很惨，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知道武则天的隐私太多了。幸亏委员长宽宏大量，只免了我的职，还让脑袋长在我的脖子上。”说完，他长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用搜刮聚敛之财在上海做生意。他熟人多，脑子活，路路通，买空卖空，转手倒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的行列。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这么评价：“徐恩曾是‘官场失意，商场得意’，比他的对头戴笠坐飞机摔死要好百倍。”

    “将军卧底”打入敌后

    抗战后期，戴笠加快了对大汉奸周佛海的策反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策反周佛海可迅速恢复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如能成功策反周佛海，就能增加自己和军统局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

    周佛海当汉奸前，也是一个深得蒋介石赏识的人物，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戴笠与周佛海本无渊源，所以，他必须务色一名与周佛海“有旧”的高级军官，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好友唐生明正是最佳人选。

    唐生明号季澧，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是著名国民党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少年时，曾在家塾中就读，他性格开放不羁，常导演出恶作剧，戏弄塾师，还经常跟随唐生智过军旅生活。后来，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小高小部读书。

    1938年，唐生明当上了湖南常桃（常德与桃源）警备司令，而戴笠正在湖南主持“临澧训练班”，于是二人相识。唐生明与戴笠的关系非常不错，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沈醉。

    人称唐、戴二人是“玩友”，因为二人经常一起寻欢作乐。唐生明是个性情中人，他与当时的著名电影明星徐来结婚，而徐来的秘书张素贞，则是戴笠的情妇。唐生明走到哪里都带着徐来、张素贞二人，于是唐生明的情况也常常就被张素贞告知戴笠。

    1938年10月底，戴笠来到临澧主持特务训练班毕业典礼，并邀请身为常德警备司令的唐生明前来助庆，于是，唐生明带着徐来、张素贞欣然前往。晚上举行聚餐会，有人提议让徐来女士唱一支歌。然而徐来就是不肯赏脸，众人鼓掌数分钟，仍不肯上台，气氛很尴尬。戴笠见状，挽着张素贞上台唱了一首歌，这才打了圆场。

    唐生明所辖常德、桃源一带，不仅远离战场，还盛产沙金、桐油、木材，人称为“金常德”。唐生明也有中将军衔，这个职务本是个美差。可唐生明觉得这里偏于一隅，不能实现自己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因此想换一个别的工作。他不由向沈醉流露出这个想法，而沈醉则将此情况报告给了戴笠。

    1940年春，唐生明收到了由沈醉转送戴笠发来的电报，叫他速赴重庆。等唐生明到了重庆，才知道蒋介石是要他当“间谍”，打入汪精卫的身边。

    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唐生明，他对唐生明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

    接着蒋介石还宴请了唐生明，饭后，还把他和宋美龄的合照，签上“唐老伯母惠存”的字样，请唐生明带给唐母，并批给唐生明一万元特别费用。

    尽管这个“任务”实在有些意外，但蒋介石亲自下令，唐生明不敢违抗。不过，唐生明对戴笠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加入军统！

    唐生明是很机灵的，以前戴笠曾多次拉他加入军统，都被他推脱。他对戴笠说：“如果我当了你的部下，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你再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可以说真心话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朋友关系。”而戴笠，见唐生明愿去，就顾不得别的，高兴地接受了唐生明的条件。

    戴笠代蒋介石向唐生明布置的具体任务是：以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为借口，公开地到上海居住；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并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机关，不使之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特务，要设法营救出来，相机与投降日、伪的大小汉奸进行联络，转达蒋介石的“宽大政策”。同时，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江南一带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但要尽力帮助军统领导下的在那一带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唐生明先回了趟东安老家，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钱留了一半给他母亲。老夫人很不愿意他去，还说这笔钱是“卖身钱”，她对于蒋介石夫妇的照片也毫不感兴趣。唐生明再三安慰，老夫人才答应他去。

    唐生明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一直是汪精卫的政治盟友。因为这层关系，唐生明与汪伪内部的很多高官，过去都是相识的。而戴笠则周密安排，他先派张素贞打头阵，叫她先去上海制造舆论，说唐生明“过不惯后方生活，苦闷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都不想再干了。”她找到唐生明多年的老友潘三省，因潘三省与上海不少大汉奸有往，希望通过潘三省和其他汉奸取得联系。

    在戴笠的具体安排下，唐生明转道香港到了上海。此时，张素贞早已为他打通了各种关节，李士群、周佛海等汪伪政府的要人都先后迎接、宴请他。汪精卫身边的一些红人，如陈公博、梅思平、叶蓬、罗君强、岑德广、丁默邨等人，都带着老婆参加宴会。这些人，唐生明过去大都认识，此次重见，自然与他们谈得很起劲。

    汪精卫继而也接见唐生明，他也格外高兴，一面共述黄埔师生情，一面提出要唐生明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唐生明却推辞不受，说自己只想闲居在家。

    其实，汪精卫对唐生明，心里并不是真的信任。有一次宴会，汪精卫借着醉意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来杀我？”

    唐生明吃了一惊，便急不择言地回答：“杀鸡焉用牛刀！”

    这时，满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唐生明被坐在身边的叶蓬拉了一下衣袖，才醒悟到自己失言了，连忙说：“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李士群也忙站起来为他解释。

    唐生明见状，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自己与戴笠是要好的朋友，但又说：“我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当特务？”

    汪精卫这才慢慢地恢复正常，在笑声和干杯声中，两人像刚来时那样亲热。之后，汪精卫还叫周佛海送给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可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接到家中，仔细盘问，想找出一些破绽。好在唐生明与徐来早有准备，答得滴水不漏。

    为拉唐生明“下水”，10月1日，汪伪统治区报纸在头版前条上发表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要职”的新闻。

    而重庆方面，为了让汪伪对唐生明真正放心，也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名义，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连续10天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启事内容是：“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突然离湘，潜走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委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国民党也明令发布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进一步解除了汪伪大小汉奸对唐生明的怀疑。

    没有过多少时间，唐生明被任命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处处长。让他统领伪军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国共双方，只能跟着汪一条道走到黑。

    唐生明（1906~1987年10月24日），生于湖南东安县，其长兄为唐生智。

    对此，唐生明向蒋介石密电请示，蒋介石告诉他，要保护忠义救国军，消灭新四军，这让唐生明左右为难，但也只能按蒋介石说得做。于是，每当伪军出动时，唐生明便派人事先通知忠义救国军，让其转移。自然，日伪军每次都扑空了。不过，让唐生明大惑不解的是，他送出去的情报，新四军也能知道，与忠义救国军同时转移了。

    因此，他受到了日伪方面的严厉训斥。不过他的“工作”是卖力的，整训伪军的成效也是明显的，日伪还是要继续利用他。作为一个有民族良心的将领，他很苦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日日与禽兽为伍，有时，日本兵调戏中国妇女，他都得陪笑脸。

    在“清乡”这段日子里，唐生明不知哭过多少次，也曾几次打电报到重庆，坚决请求不再干了。可戴笠的回电总是勉励和安慰他，勉励他以国家为重，服从大局。告诉他“胜利在望”，特别提醒他“不要忘记领袖所寄托的重任”。唐生明只好咬牙坚持，拼命与日伪周旋，盼着早点胜利。

    然而，与敌为伴的日子，却是越来越难以坚持了。1942年冬天，唐生明差点遇险。

    此时，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汉奸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士群缴获了一些秘密电文，他从其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李士群觉得，这个电报完全不像上海区特务的口吻，到是像唐生明的口吻。他当天晚上便打电话，要唐生明夫妻连夜赶到上海。

    唐生明觉得事情很突然，但也不能不去。天刚亮，唐生明乘火车抵达上海，李土群就派人把他挟送到人称“杀人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一进门，唐生明就看见特务在审问他的助手张素贞，便知道是坏事了。他表面仍若无其事，和平日一样同李士群开玩笑。李士群劈头便问唐生明：“你和陈恭澍是什么关系？”唐生明还是说“我和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作”的那一套老话。李士群这次却不再相信，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和唐生明对证。

    唐生明此时只好听天由命了。还好，陈恭澍没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李士群还是不放心，他用诱劝的口吻对唐生明说：“有关系也不要紧，我可以负责，没有问题，只希望不要避开我，把我也当成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先同我谈谈。”唐生明没有中计，仍然坚决地说：“你杀了我，我也只能承认，我同戴笠只是朋友！”

    这样一来，李士群反而认为唐生明说的真话里有话。尽管李士群总想从中搜查出其他线索来，都一无所获。李士群秉承汪精卫的旨意，将唐生明夫妇押往南京。

    唐生明刚被押到南京下关，几个日本参谋就从李士群手里把他“夺”走了。唐生明心一下子凉了，觉得自己凶多吉少。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为难唐生明，而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

    这番话出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他立刻告诫自己，千万别上当。日本人见唐生明对他们不信任，便陪唐生明去见他们的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坦率地告诉唐生明：“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其实我们本来是想与蒋介石合作。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

    唐生明这才明白了日本人的用意，是叫自己充当“蒋日合作”的“桥梁”。不过，他既没承认自己与蒋介石有关系，但也没有否认，只是答道：“我在重庆方面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正三等人见此，觉得有点儿希望，也就没有勉强唐生明，将他放了回来。

    这时，戴笠向唐生明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叫唐生明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同时，重庆方面也听从唐生明的建议，没有继续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这一点使日本人很满意。

    于是，日军方面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担任联络和保护的责任。这时，唐生明的“重庆代表”身份，也就慢慢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对周佛海“宽大为怀”

    唐生明在“卧底”汪精卫政府的这段时间，借机策反了不少小汉奸。其中，职位高的，有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还有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等人，而且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策反”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他办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当属策反周佛海了。

    周佛海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等职。周佛海生于1897年，是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周佛海回到国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回上海之前，他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周佛海是中共最早的叛徒之一，他1923年毕业回国后，就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并于1924年脱党。

    蒋介石对周佛海，曾经是委以重任的。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不过，周佛海并不像汪精卫那样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有脚踩两只船的倾向。

    当唐生明到上海后，他与周佛海相处的不错，经常互相走动。唐生明借机仔细观察周佛海，发现周佛海情绪很苦闷。

    原来，周佛海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属于大后方。周佛海很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

    唐生明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如要想控制周佛海，最好在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身上做文章。戴笠觉得唐生明的主意非常好，就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等接到贵州，软禁在了息烽监狱。

    周佛海听说此事，心里非常焦急。他明知这是戴笠干的事，可当上海和南京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时，他却有意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就可脱险。”

    虽然，周佛海的话里没有半点对重庆方面的责备之词，但他清楚：母亲和岳父等人被戴笠所扣押的原因，就是重庆方面想用其母亲和岳父做人质，胁迫他为重庆政府效力。

    从根本上来说，周佛海也确实没有想与重庆政府分道扬镳，当初他随汪精卫一同出走越南，完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必败的结局。在这种形势下，周佛海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再走“和谈”这步棋了，而他已经上了“贼船”下不去了。

    而唐生明，则时常跑去安慰周佛海。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迫周佛海“反正”。

    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佛海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彭寿曾是“文友社”的日本间谍，被文强策反之后，忠心耿耿地为军统工作。

    周佛海知道，重庆方面以其母和岳父为人质胁迫，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周佛海经过一番深思，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个向戴笠“示好”的举动，于是，他把军统局的特务程克祥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还发给了通行证，让程克祥回了重庆。

    1943年的2月，程克祥临走前，周佛海把他叫到家里密谈了好久，他一再地对程克祥说：“我和雨农是好朋友，我很感激他对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顾和保护。今后，他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尽力而为。”周佛海说完写就信一封，让程克祥面交戴笠。信中，周佛海表示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从蒋介石驱策等。戴笠闻报后是喜出望外，回重庆后在自己的公馆里招待了程克祥。

    戴笠深知，周佛海此举，是想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本人的某种承诺，他是绝不会轻易投诚“上岸”的。为此，戴笠宴请完程克祥后，就马上把周佛海的信面呈给了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祥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过去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蒋介石的字迹是很熟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蒋介石因署名而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让周佛海吃下定心丸而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

    蒋介石觉得戴笠的话有道理，于是亲笔书写了信函一封交给了戴笠。此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离开蒋介石的官邸回到军统局本部后，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一是将程克祥破格提升为军统局南京区长，惟一的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络和对其进行监视；二是从军统局本部内选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随程克祥去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军统局南京站，并利用南京站对程克祥进行监视和牵制。

    1940年，汪精卫兼任伪海军部长

    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祥：“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

    随程克祥一起去南京的，是新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一部电台和译电员。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要监视周佛海，更要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这个任务很特殊，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

    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不过，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

    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

    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

    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1945年6月，周母医治无效去世，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不仅如此，从来不照相的戴笠，把这些办丧事的场面拍成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对雨农的做人做事，我是无话可说了！”

    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1944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

    比如，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国方面的内幕情报。

    汪精卫死后，大小汉奸们人人自危，加上日本在国际战场上已经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因此，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们，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而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还有一个更奇特的好处，就是在美国人中间，戴笠的名望更高了，甚至达到了被“神话”的程度。这是因为，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戴笠都能及时了解。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

    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都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

    策反了周佛海，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这让蒋介石很满意。后来，有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写下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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