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是个大好时机

    1945年的春节刚过，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邓葆光，提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日本人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年底。

    邓葆光完全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他通过对日本经济的统计和研究，认为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和对日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的经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枯竭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的战败。

    戴笠对邓葆光的惊人推断是认同的，不过，他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戴笠的控制，下令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有重大情报时，蒋介石要亲自掌握。其他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其实是用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

    面对蒋介石的猜忌，戴笠也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对蒋介石“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凡事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于是，戴笠立即开始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1945年4月，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宣布投降。6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

    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其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其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其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戴笠便将以上理由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时不我待，戴笠决定6月下旬出发。他准备了100多张空白委任状，随时可授予职务给那些与他合作的汪伪汉奸。此外，他还携带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员和卫兵达100余人，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此外，梅乐斯、杜月笙也在同行人员当中。

    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特别是让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

    当时，杜月笙正好是气喘病发作，蒋介石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等秋凉后再去。但杜月笙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以便抢先进入上海。蒋介石也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而杜月笙，在临出发前，一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顿时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了一半。

    出发之前，正好传来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戴笠借机表现了一番“孝子执绋”的好戏，拍成照片转交周佛海。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视察了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接着，一行人开赴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接收事宜。然后，戴笠一行又以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杜月笙也发表了讲话。不过，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

    从雄村出来，戴笠前往最后一站淳安。淳安地方虽小，却是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的分公司所在地。通过在国统区和沧陷区之间做走私生意，小镇已经是富得流油。如今，小镇又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于是戴笠坐镇淳安，静等时机。

    1945年8月10日，正在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的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时兴奋不已。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他首先电令忠义救国军从杭州开赴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然后他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毛人凤，调来三位少将协助接收工作，他们别分是：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三人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用。三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

    这三人，是戴笠手中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棋。王一心负责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尚望则负责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而邓葆光则负责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而周佛海，无疑心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最大的一条鱼了！

    戴笠知道，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上海的接收过程中，只有“抓住周佛海”，才能顺利进行。因为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8月10日，戴笠在淳安正式“下网”。他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其中，周佛海被任命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戴笠让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

    不过，戴笠又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

    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

    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所以给程克祥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祥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便于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

    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已经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不过，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祥，重大任务也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这就更中了戴笠下怀。

    向着“大上海”进军

    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找来邓葆光个别谈话，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对上海经济界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特别是法币与中储券比价的方案。

    戴笠对邓葆光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

    戴笠再三吩咐邓葆光，到上海后，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这“二周”。

    这“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他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海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这时，先遣组的王一心、邓葆光、尚望等人从上海发来电报报告：各种已被策反的伪军，配合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将领、官僚等“有功之臣”，在上海大肆抢劫，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等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他去。至于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闹得乌烟瘴气。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竟至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戴笠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尽快到上海主持，局面将不堪设想。1945年9月9日，戴笠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戴笠下飞机时，上海地区大雨倾盆。程克祥为了讨好戴笠，自己单独开车到江湾机场迎接。然而戴笠的卫士都骄横无比，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便如狼似虎地把程克祥赶开，程克祥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从此，戴笠便不喜欢程克祥，让他坐起了冷板凳。

    戴笠等不到下属来接，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的住宅。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梅乐斯。席间，戴笠、梅乐斯双方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和成功的合作，并进一步商谈了中美所即将结束的事宜。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一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

    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他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还请唐生明担任参谋长，他用得意的口吻对唐生明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机构的全部房屋、设施及财产等物，还趁机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才”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

    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负责的。邓葆光到上海后，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而房产多达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戴笠则交给建筑商陆根泉，条件上由陆根泉承包在南京兴建“军统局本部办公大楼”。新设计的军统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一个“寿公司”的资产，其实造数十座这样的“军统大楼”，都是绰绰有余的！

    邓葆光还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收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更有军统抢收的290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

    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有一次，戴笠在杜美路70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特务们开来的别克、雪佛兰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4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

    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万册之多，其“东方”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接着，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座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戴笠在淳安期间组织对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的同时，还指挥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加强了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管活动。

    比如，早在抗战胜利前，戴笠在报经蒋介石同意，任命伪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而军统局广州站站长何崇校，又擅自在“司令”前加上了一个“总”字，成了“先遣军总司令”。招桂章见后，高兴不已。

    而在日本军队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的名义发电，任命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

    戴笠在淳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军统局的各级组织所进行的接收活动一方面让伪军和汉奸人员确保了各大城市的安全，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迅速搜集了各日伪军驻地、番号和实际兵力情况，为国民党中央大军的抵达做好了接应准备。

    南京，可不能轻易“接收”

    全国“大接收”的过程中，有的军统特务因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出现了这类危险。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周镐本是受戴笠的指派，打入汪伪首都南京，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获取情报，相机策反汪伪三把手、实力派人物周佛海，以待日后日本投降时控制南京地区，以免落入共产党和新四军之手。

    周镐到南京后，当时的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在汪伪政府迎宾馆专门接见了周镐。周镐言谈话语，鞭辟入里，给周佛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日记中有对周镐的评价：“人极稳重，且有见识。”在周佛海的安排下，周镐很快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兼江苏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周镐重建了被日伪破坏了的军统南京站，周本人任站长。

    有了周佛海这把“保护伞”，周镐与把电台秘密设在南京新街口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三楼的一个阁楼上面，以商业电台为掩护，每天夜里与重庆方面联系，把搜集到的有价值的日伪情报发送到重庆去，让戴笠颇为满意。

    这中间有个插曲：周镐“卧底”期间，与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同学、汪伪军事委员会情报局上校军官徐楚光联系上。两人甚为投缘。此时的徐楚光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周镐并不清楚他的秘密身份。

    抗战胜利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支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然后派到南京以加强周镐的力量。

    此时，戴笠的意图是不管上海的指挥部还是南京的指挥部，都是“维持会”的性质，只要维持到中央的军队到达指挥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对这一点，周佛海是早已心里有数，所以不敢多说一句话，做事更是谨小慎微。

    但是周镐觉得，自己是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身份不一样，戴笠说的“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周镐当时是奉戴笠的命令深入到日伪的“心脏”地带，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到抗战胜利，现在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他心里怎么都不舒服。

    当时，新四军的部队已经运动到南京城下，粟裕已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准备随时接管南京。事不宜迟，戴笠通过秘密电台，分别向周镐和周佛海发出委任令，让他们立即控制南京、上海。

    面对南京的动乱形势，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宣称：“派遣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议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灭顽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亵渎日本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但年仅35岁的周镐，此时是立功心切，他只想赶在新四军前面，从日军手里接收南京。他以为，日本人既然已经战败，何必顾及他们的布告呢？

    8月16日晚，周镐率领手下接管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大厦，开会部署，分配了接管南京的各负责人的名单和接管的各机关。他指挥人员连夜开会布置任务，首先决定接管伪《中央日报》和伪《中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广播电台和伪宪兵队等重要机关；并赶印接管南京的传单和布告，足足忙了一个通宵。

    天亮以后，在新街口的银行大门外挂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

    周镐派人在南京街头四处张贴《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接着，周镐一声令下，指挥部人员在一天时间里逮捕了包括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常委、大汉奸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嵩高在内的大小汉奸头目四十七名，统统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

    8月17日中午，周镐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向市民宣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指挥部负责社会治安、行使政府职权等，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从指挥部的命令，遵守秩序，等候国民政府还都，等等。

    由于周镐的这些行动都是打着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的，谁也弄不清楚他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伪军不敢干涉，周佛海以为周镐执行的是戴笠的命令也没有多问。可就在这个时候，周镐在指挥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因为行动不慎，打死了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

    此事在汪伪高层的汉奸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陈公博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陈公博并不清楚周镐的真实身份，始终认为他是周佛海的人。既然周镐敢于这么大胆地采取这些行动，陈公博认为肯定是周佛海在背后指使的。于是，他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包围了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顿时感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妙，就急电向戴笠报告了南京的情况。戴笠得知南京的情况后吃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周镐会做出如此的举动，而这些举动会给他戴笠带来众多的猜疑，这些猜疑一旦让蒋介石知道了，蒋又会怎样想呢？

    想到这，他不由对周镐十分怨恨，他立即授意周佛海，要他想办法限制周镐的行动。

    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命令后才明白了原因，但他此时此刻，要对付周镐还有难度，惟一的办法就是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行事。

    于是，周佛海和陈公博一起向日本人发生请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派人去了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强行带走并软禁了周镐，还将被指挥部逮捕、关押的汉奸全部释放。

    不久，蒋介石又委派大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接管南京。戴笠抵达南京以后，周镐满心以为自己会被当作军统的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被释放。没想到戴笠翻脸不认人，斥责周镐在南京擅自行动，打乱了部署。戴笠还认为周镐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而胡作非为。而且戴笠更不能容忍的是，周镐是以“中将”的身份发动“政变”，认为周镐野心十足，于是下令将周镐继续关押和审查。

    而周镐轰轰烈烈接管南京的大行动，因为只进行了三天，后来被称作“三日政变”。

    戴笠死后，经好友多方活动，周镐才得获释，但军统未予安排工作，只得赋闲在家。这时，一些朋友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新四军抢先进入南京城。而“三日政变”其间，距南京仅一百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原汪伪南京首都警卫第三师，已经跨江投向了新四军，使南京城的防卫更是岌岌可危。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要防止新四军入南京城，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了。

    可当时的周镐，既不清楚利用日、伪军的重要性，还大肆逮捕汪伪政府里高层汉奸，这势必会给日伪军内部带来恐慌和内乱，甚至会让大批的日伪军投向新四军。这样的局面对戴笠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他必须关押周镐，来安抚日本军人，还有那些汪伪政府里的高层汉奸。

    周镐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了怨恨和不满，这时，徐楚光又主动与他联系了。徐楚光开诚布公地与他促膝畅谈，分析形势。周镐这才知道，原来徐楚光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徐楚光的引导和争取下，周镐决定脱离军统组织，参加了共产党。

    徐楚光向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做了汇报，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南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从此，周镐走上了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

    “请君入瓮”大抓汉奸

    1945年8月底，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速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也就在戴笠准备离开淳安前，毛人凤给他发来了机密电报，告诉说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讯，急忙准备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将肃奸工作交给军统负责。这份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奸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其二，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其三，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戴笠列举的这三个道理，的确是很有说服力了。然而，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蒋介石都任命了不同派系人员。

    不过，蒋介石还是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对这一点，有人分析，蒋介石是想让戴笠在过份扩张的权力中，尽快地走向反面。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9月20日中秋节这天，戴笠把上海地区的原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和伪军里的高级将领，都邀请到了上海杜美路70号赏月。这里是军统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此时被各种彩灯点缀得格外耀眼，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更是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

    在这之前，指示负责接收的先遣特务给汉奸伪军传话，内容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处理汉奸的原则就是不管这个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出去，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也都没有跑。并且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守待命，立功赎罪，等候中央军接收，希望能重新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启用。尤其是他们看到，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依然像昔日一样活跃，威风十足，于是汉奸们由此对自己前途的估计也都更加乐观。所以，这次中秋赏月晚会，他们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也都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

    晚会上，戴笠对汉奸们说：“在座的有不少在抗战期间出任过伪职，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的。在这里我再说一遍，解决汉奸问题，是政治重于法律……”

    戴笠的这番信誓旦旦的话，完全是出于一个特工的常用欺骗手法，因为他暗中调集的肃奸力量还没有全部到位。而汉奸们一个个听得喜气洋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时地打断戴笠那浙江口音的“国语”，都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无忧。稍停之后，戴笠又乘着酒兴继续说：“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稳住汉奸们之后，戴笠就开始动手了。中秋赏月晚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要在愚园路公馆请客。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奸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

    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方才发现上当，但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为抓来的汉奸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

    不过，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

    戴笠还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不过，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比如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

    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跑出来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七十六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除了个别由蒋介石亲下手令“力保”的以外，中统汉奸特务很少有能逃脱戴笠打击。

    在北平，戴笠仍然沿用上海的一套。12月5日，戴笠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50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包括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在内的大汉奸们，一个个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一号。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必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戴笠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话音一落，这些汉奸纷纷遭逮捕。只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后来，也被军统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

    不为人知的是，戴笠也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人。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这批人送到美国侨居。有的则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惠，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

    据统计，这次全国“大锄奸”的行动中，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戴笠又一次为蒋介石政权立下大功，当然也更展示他杀人不眨眼的声势威望，“戴笠”的名字，也就更令各界人士闻风丧胆了。

    “过河拆桥”抓捕周佛海

    然而，尽管除掉了这么多汉奸，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因为“最大的汉奸”周佛海仍然处在国民政府的保护中，甚至还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

    在1945年的中秋节之后，上海的报纸上，几乎所有文章都和“惩治汉奸”有关。几个头号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除了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的呼声很高，即便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其实，自开展肃奸行动开始以来，戴笠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对周佛海等人的态度。戴笠自己也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了，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那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就对民众有了解释，可以对外宣说：已将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关押，听候审查处理。而对周佛海等人说，可以让他们远离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保护起来。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戴笠抓紧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接着，戴笠又找周佛海等人长谈了一次，他说：“我考虑到，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现在的这些流言已经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

    周佛海、丁默邨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的口气，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周佛海知道，去重庆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但他还是要摸摸蒋介石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约见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以此探探口风。因为周佛海对蒋伯诚算是有恩，抗战期间，蒋伯诚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所以，周佛海指望蒋诚伯也能“知恩图报”，还自己一条命。

    金雄白来到蒋伯诚住处，刚提此事，蒋伯诚却直言不讳地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

    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停顿一会儿，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也对不起佛海这个朋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农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对当局的人和事非常熟悉，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话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心凉了半截，但他仍然存着一丝侥幸，他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

    唐生明听说此事，心里也觉得十分不平，他找到戴笠，不客气地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为他们负责了！”戴笠无言以对，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然后解释道：“我们一切都要听从领袖的酌处。”

    接着，戴笠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他们派人把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腾出来给周佛海等人住。然后，戴笠亲自坐上押解周佛海等人的飞机，来到重庆，并命令手下严格封锁消息。

    飞机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了机舱，他先站在舷梯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确信没有可疑人员，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走下飞机。然后，一行钻进毛人凤早就备好的轿车，向白公馆急驶而去。

    随周佛海同行的，还有罗君强、丁默邨，以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还有一位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他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将他带上。

    最后，这一群人来到了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的白公馆。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它依山而建，里面山涧、瀑布、石崖、小径，均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白公馆是军统的看守所，后来被梅乐斯看中，成了中美合作用所第四招待所，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经毛人凤和沈醉安排，周佛海一众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邨住右边的一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一群人自知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一位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等人说：“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

    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然而，从那以后，周佛海再也没有见过戴笠的面。

    于是，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等人就被软禁在白公馆内，他们生活待遇很好，也可以相互串门、打牌，可以读书、看报，还可以给家里通信，但必须经特务检查。只是限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需要经过批准，更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心情越来越烦躁，加之听说白公馆本是个看守所，以前死过不少人，更感到不满意。沈醉知道了以后，便向戴笠反映，戴笠就将他们搬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是一排十来间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还有一个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周佛海等人免除了那种坐牢和与死人为伴的感觉，感到甚为满意。而戴笠为了确保这群汉奸的“安全”，将外围警卫人员由一个排增加到两个排，严密进行监视戒备，以防不测。

    不过，周佛海等人后来还是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丁默邨等人死刑。1947年，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下令对他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从那以后，周佛海便在铁窗下度过余生。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就是曾经被戴笠利用、又遭到戴笠抛弃的“大汉奸周佛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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