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走到了尽头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经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等。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也正好借机抑制和打击戴笠的势力膨胀，他便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消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令之后，不由惊慌愕然。谁都明白，没有军统就没有戴笠。军统局不在了，谁还会怕这个“戴老板”？谁还会听他的话？虽然戴笠一直防备着蒋介石的“鸟尽弓藏”，可他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此时，戴笠正忙着全国的肃奸工作，他准备忙完之后，回到老家浙江江山，去看看老母亲，然后再思考对付蒋介石的计策。可蒋介石这招，逼得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他连忙针对“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想借机挽回局面。他便拟下一个计划，想借机把戴笠原来“军统”的势力安插到国民政府各个机构中。

    首先，他想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划归到“军令部第二厅”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到“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这样，戴笠不仅没有失去对特务工作的领导权，还把警察行政业务一同掌握了过来。

    再次，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由正待改编的原“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可达十万人。

    最后，他准备将军统局的核心机构交给“司法行政部”，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这一部分是军统的主力人马。

    这样一来，撤消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而且对军事、警察、交通、司法各个部门都有染指。

    于是戴笠抓紧时间布置，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然而，“化整为零”毕竟导致力量分散，且极易被蒋分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因此失去根基。戴笠又出一招，那就是寄希望于反共。只要共产党存在，蒋介石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的问题了。

    但是，不论怎么运筹，要想避免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惟一的办法，就是掌握军权！只有用雄厚的武力作后盾，才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抗衡。

    戴笠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抓到自己手里。于是，他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随后，他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介石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一旦打起内战，就必须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所以一时不能完全把戴笠弃而不用。

    不过，蒋介石又决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如果把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到一起，那对蒋介石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加上蒋介石已经觉得，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让蒋介石非常警惕。

    当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蒋介石的内心深外，严格把握着这样一个原则：决不能让特工力量与国际势力挂上钩！

    蒋介石决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介石也似乎不为所动，他在运筹一种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的机会。于是，一方面，蒋介石对于美国人的建议，采取拖的办法，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另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撤消了海军司令部。然后宣布成立海军署，把已经被自己撤职、后来又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又搬了出来，让他兼任海军署长，并由陈诚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

    不过，蒋介石没让陈诚“一步到位”，授予他海军总司令一职，以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

    就在戴笠为当上海军司令而苦苦谋求时，1945年底，军统局的“化整为零”的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12月份，戴笠到达北平，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极秘密进行酝酿策划，当龚仙舫等人听说这个消息，竟紧张地环顾左右不敢说话。

    戴笠惟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的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了他30年，是深知此道的！”

    为了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戴笠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把老弱病残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出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再调300人去内勤工作。

    过去，戴笠反复强调“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现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口号，这在戴笠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戴笠深知，所谓化整为零，通过三大公开机关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

    从戴笠内心来说，当然都希望由自己一身而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戴要争也争不来。至于交通警察总局，估计由戴笠亲自掌握或推荐一个心腹大特务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不至落入他人之手。

    而最“危险”的就是全国警察总署了，这是个权力大、油水大、安置军统人员最多的机构，所以戴笠最为重视。但是，目前想竞争这个职务的对手很多，最有实力的当数李士珍和唐纵，而且由唐纵出任的可能性较大。

    于是，戴笠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造成忠于他的势力，准备与唐纵进行抗衡……

    蒋介石设下“五人组”

    就在戴笠为军统化整为零的事苦思苦想时，蒋介石要到北平视察了。戴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表现军统能力的机会。

    他提前一个多月赶到北平，对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他把自己的亲信祝维屏和倪超凡派来北平，分别担任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而后，戴笠让祝维屏特别组建了一个“贴身”警卫大队，全部队员共为二百人，均为在重庆警训班受过美方特务的严格训练的年青学员。当这些学员用飞机远到北平后，戴笠亲自考核他们的思想和特种警卫技术。而考核结果也使戴笠非常满意，他得意地对人说：“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为此，戴笠带人对这个地方多次进行清理，累得他再度咯血。

    按照以前的惯例，蒋介石外出警卫工作都指定戴笠负责，而这次北平之行，蒋介石却要“侍卫长”俞济时和戴笠两人负责他的安全警卫。不过，俞济时毕竟对警卫方面不专业，他到北平后就把蒋介石活动日程表全交给了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

    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严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八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

    最紧张的一幕，是蒋介石离开北平的前一天：16日。

    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前召见北平的大中学生和检阅美国海军驻北平的陆战队。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

    对这种安排，连俞济时也赞不绝口，他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16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穿上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支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

    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的太和殿，这时，北平的市民夹杂在大中学生中一齐涌进了太和殿前的广场。蒋介石见此场面非常高兴，当即发表了一通“三民主义”旗帜下精诚团结的演说。当时正是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日子，蒋介石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高潮。蒋介石的演说很有感染力，现场的情绪一片激昂。就在蒋介石演讲结束时，市民和学生不由自主地涌向蒋介石。

    此时，别说第一防线的二百名贴身警卫全被冲散了，连戴笠自己都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戴笠拼命地喊：“不要挤！不要挤！”可此时，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人群中。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

    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

    实际上，北京立了一功，戴笠也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到了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而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戴笠的政敌们，比如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他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齿。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策划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案，但是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消的。

    不过，戴笠也许想错了，蒋介石这次对军统“下手”，可谓非常果断，毫不手软。其实，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对此，戴笠的应对方针，则是一个“拖”字！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

    因为梅乐斯已经回国，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他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的身上。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讨好柯克，戴笠命人在北平城里找了不少精通英语的名媛闺秀，陪柯克跳舞玩乐，还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又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

    戴笠还将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中美军用公司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他这副打扮，就连戴笠的亲信黄天迈都看不惯了，背后骂他“活像戈林”。

    在北平期间，戴笠得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已被逮捕，于是，戴笠突然来了兴趣。因为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满蒙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尤其是听属下有人报告，军统华北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与川岛芳子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戴笠就更加确信，有必要亲自提审川岛芳子了。

    川岛芳子见到戴笠，为求活命，当即说出了两件秘密：其一，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其二，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

    戴笠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这把宝剑，比如外观、长度、剑柄上是否雕龙、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等。

    戴笠断定，这正是当年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于是，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其实，正是这把古剑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不久以后，终结了戴笠的生命。那么，这把宝剑又来历如何呢？

    与古剑意外“重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而孙殿英部进抵赤峰，与日军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借机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实力不小，一时也成了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

    1933年，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于是，无论蒋介石还是冯玉祥，都想把孙殿英争取到自己的麾下。

    蒋介石就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是何应钦的亲信，有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法西斯理论。然而，行伍出身的孙殿英，碰上一个能言善辩的书生刘健群，其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的。最后，还是戴笠发挥了作用。

    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旧军阀，“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于是，戴笠按照他专门对付“大老粗”们的那套江湖手段，悄悄地开展了工作。

    首先，他来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为自己开了间豪华包间住下。

    要说这个利顺德大饭店，可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美国总统胡佛曾在此下榻，“末代皇帝”溥仪寄居天津期间，曾多次在此用餐的。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

    而戴笠又请来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名的政客张壁为自己打前站。张壁受命来到孙殿英处，在孙殿英面前为戴笠做宣传，他说道：“戴笠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他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

    孙殿英这才恍然大悟，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孙殿英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那就是他1928年盗掘清东陵所挖出的大量珍宝。见到戴笠后，孙殿英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然后，就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

    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这两颗是最大的，都是无价之宝呀！”

    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

    戴笠与孙殿英谈得相当投机，共同的江湖气，使他们互相把对方看做难得的知己。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沉思良久，觉得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1934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顺利开拔，远赴青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孙殿英再次携带大量清墓珍宝来到南京见戴笠。在戴笠的安排下，宝物分别贿赂给了蒋介石身边的要人们。据说，慈禧含在嘴里的那颗夜明珠赠给了宋美龄，后来宋美龄把它缀在拖鞋上。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翡翠西瓜”则送给了宋子文，另外孔祥熙、何应钦等人也分到了不少宝物。

    孙殿英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

    后来，在戴笠的安排下，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孙殿英，并给了他一个“新五军”的番号。

    1939年，戴笠得知，孙殿英的新五军里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于是他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龙泉宝剑。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的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

    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

    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

    接着戴笠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孙殿英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

    戴笠拿到宝剑，细细地把玩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宝剑果然名不虚传，是件稀世珍宝。原来，这剑长5尺，剑柄上雕有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而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

    孙殿英又告诉戴笠，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所献的一件宝物。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准备亲自献给蒋介石。但此行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带上这样一个旷世国宝，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他亲自交代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要他等待陆路“保险”时，再把宝剑带交到南京，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蒋介石。

    戴笠回到重庆，左等右等，也不见马汉三把剑送来。他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为安全考虑，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殿英则久久没有回电。原来，这时孙殿英已经准备投降日本，无暇理会宝剑一事。

    戴笠不由起了疑心，他怀疑马汉三想把九龙宝剑据为己有。而戴笠的估计是正确的，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是无价之宝，不由动了念头，想利用战乱的形势，霸占这件绝世宝。而后来，更可怕的事情则发生了。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去张家口活动，不慎被日军逮捕，落到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手里。为了活命，马汉三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

    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了马汉三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不久，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他担心自己回国以后，受到宪兵的整肃，宝剑也被迫上缴。于是在回国前，田中隆吉路经北平时，找到了自己的情人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

    然而，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然时时系在宝剑身上，他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的行踪。1941年田中隆吉回国后，马汉三估计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将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所以，他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当上了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他改头换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戴笠的全国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

    然后，他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这把宝剑。

    这时，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马汉三明白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方面，他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还给郑、唐、毛等人送去厚礼。特别是郑介民，当他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成为郑介民的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了自己的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准备，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还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因为他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宗仁密报，李宗仁也力荐马汉三出任北平市民政厅长。

    当然，在这方方面面“活动”的过程中，马汉三少不得行贿送礼。于是，他就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聚敛财物。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马汉三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了。

    戴笠也知道，北平是桂系的天下，马汉三、李宗仁关系密切，而且党羽遍布华北。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没有立刻对马汉三下手，而是派龚仙舫给马汉三递去话，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把宝剑交出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一向当机立断的戴笠，这次却准备施以“缓兵之计”，这就给了马汉三反击的机会。

    为了一步稳住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马汉三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则笑眯眯地照收不误。

    也许是戴笠繁事缠身，无暇顾及马汉三，只得假意不追究。但是，马汉三并非等闲之辈，他已经看出戴笠是在放烟幕弹，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他的下场是必死无疑的。只有破釜沉舟杀死戴笠，自己才能平安无事。

    说来也怪，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这一次，却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马汉三。戴笠此举，是为稳住对方？还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疏忽？但总之，这之后，一件令全中国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以退为进”准备出国

    当戴笠以“肃奸”为借口，在华北、华东各地东奔西走、拖延时间的时候，蒋介石却在重庆加紧布置军统的改组工作。

    1946年2月间，蒋介石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出任警察署长作了准备。同时，蒋介石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这个会报由包括戴笠在内的八人组成，研讨取消特务机关的具体办法。然而，由于戴笠一直躲在外面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人选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

    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八人组成，并由这个新小组研究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这个新的名单，对戴笠来讲，意味着更多的不利。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了！比如，其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八人当中，警察与特务的比例是4：4。

    可见，改组的方向将是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而在四个特务当中，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CC系。剩下两个唐纵和郑介民，虽然都是戴笠的副手，但早与戴笠貌合神离。唐纵受蒋介石笼络，正暗中与戴笠较劲。而郑介民则是渐渐淡出军统，向政界发展。

    这八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铁吾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惟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对立的局面。

    1946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等人，早已在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毛人凤得知此消息后，就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他接到这份电报，已经绝望到了极点。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久不肯回重庆，确实是在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一个好的结局，甚至希望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自己的住所召见了文强。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忿忿不平地说道：“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

    据文强后来的回忆，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都是发红的。稍后，戴笠镇静下来，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

    戴笠一向认为，文强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这份复电，文强起草起来并不轻松。又经过戴笠的斟酌修改，这才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蒋介石的电报使戴笠整日处在不安中，戴笠其实并不惧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三人，真正令他感到害怕的是蒋介石。如果说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阴谋，戴笠觉得尚不足为虑。问题是在这里面有多少是蒋介石的意图呢？本来，就蒋介石一人之力，戴笠就难以对付了。倘若蒋介石再借手宣、李、黄相逼，那戴笠纵有回天之力，也是难以抗拒的。

    电报拟好之后，戴笠又问文强：“你从形势上来看，觉得我们军统的前途如何？”戴笠突然这样发问，使文强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略作沉思后还是直率地向戴笠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的人很多，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如果真的要将军统局化整为零，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们团体的不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事前途不利。”

    戴笠接着问文强：“你有没有好的对策？你的看法我很感兴趣。”

    文强毕竟没有对戴笠所感兴趣的问题深思过，他怕说不到戴笠的心里去，于是就对戴笠说：“你的题目不好做，我还要好好考虑，明晚我们再聊行吗？”

    文强这么一说，戴笠也不好勉强了。

    第二天天刚黑，文强就找上戴笠的门了。戴笠已支走了其他的人，屋里只有他和文强。此时，文强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所以直接表达了对军统局目前“难关”的看法，他提出有三个“难关”：

    其一，一中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

    都提出了要取消军统组织；其二，是国民党内部的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对军统的成见根深蒂固，会用一切机会与军统作对；第三，就是有黄埔系的宣、李、黄三人合伙，千方百计地要对军统端锅。这三个难关对军统来说，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致命的。

    谈到对策，文强说了四点：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虽然有人外要取消和内要端锅，其实这更显得特工工作的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军统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而军统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并不是一件坏事，也许是一着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别人的嘴……

    然而，文强这番分析并没有让戴笠满意。戴笠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你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我问你，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想对我们的团体端锅，凭他们的那点力量能做得到吗？这后面是不是有更深的背景呢？我总觉得要给我团体端锅的这些对手，要比你前面讲到的什么三大会议和三陈还要棘手和危险。看来，你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文强是个聪明人，他顿时明白，自己在“军统改组”问题上，远远不能体会戴笠心中的痛苦。其实从戴笠的表情上面，文强已经看出，自己刚才说的，并不是戴笠内心里最担心和忧虑的。戴笠最担忧的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蒋介石本人的态度。

    文强想了想，又对戴笠提出一条新的对策，他建议戴笠效仿蒋介石本人以前用过的办法，来个“以退为进”。于是文强说道：

    “以校长的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陆游有这两句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何尝不是至理明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请您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我预料，共产党绝对不会轻易就范，内战不久就会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会重新重用您。而且您不能轻易回国！一定要等到非您出山不可的局面，假若出现了拜将不得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校长一再电召，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按照文强的意思，只要利用美国人的关系，还有军统在内战中的作用，就能要挟蒋介石了。然而，事实有这么简单吗？

    不过，戴笠还是露出一副豁然开朗、笑容满面的样子，对文强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

    文强见戴笠露出了笑脸，也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但没有回答。

    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自己返回重庆后，将准备赴美一行。

    就在疏于防备时……

    戴笠的复电稿本是一时的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一句，一定会很让蒋介石难堪。

    因此，当毛人凤接电后，他悄悄地把电文扣下了。他觉得，如果真把电报发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气之下，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找来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二人仔细研究起来，都觉得“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两句应删去。于是，毛人凤、潘其武准备先给戴笠回电商议。可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戴笠，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

    而蒋介石，也已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八人会议。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于是3月10日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表白自己：“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

    他又说：“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的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还谦谢着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此时的戴笠，很可能考虑过文强的建议，准备赴美国考察，但出国之前，他不得不先去重庆参加蒋介石改组军统的八人会议。而且，他还必须先回上海，看看他的情人、著名影星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然后和胡蝶结婚。

    更重要的是，4月1日这个军统的成立纪念日已经临近了。这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的首次纪念庆典，也很可能是军统的最后一次纪念庆典了。依照戴笠对军统的感情，他必须参加完这个仪式再出国。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准备从天津乘他的222号专机去青岛，在青岛加足燃料后直飞上海。起飞前，戴笠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决定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送给他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

    3月17日，天气预报上海一带下午可能有雨。尽管飞行员担心天气条件不能起飞，但戴笠依然决定：11时起飞，并让机师备足800加仑的油料。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于是，飞机1946年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从青岛起飞。

    飞行途中，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

    此时，空军已经派出了4架飞机，为戴笠的222号专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222号的飞行员也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是说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是说专机仍拟在南京降落。13时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他们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向青岛办事处询问，对方也说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

    三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急忙返回杜美路的办事处，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的毛人凤。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的高级特务中，引起一片恐慌。各大站长都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而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介石听完报告，半天一言不发。而后，他紧急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让其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同时，叫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将官级别的特务，带上电台和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他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回到军统总部，下达了蒋介石的指令。然而，危机关头，那些将军级别的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毕竟，谁也无法料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毛人凤的分析，戴笠座机失踪一事，有两种可能：其一，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其二，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地。但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总之，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道：“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这时，年仅33岁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站了出来，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话音刚落，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也站了起来，她气愤痛斥特务们忘恩负义，还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毛人凤见沈醉主动请缨，一时总算解了围，他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还询问沈醉会不会跳伞？得知沈醉没有跳过伞，他就下令沈醉和医生、报务员三人先练习跳伞，19日早晨动身。

    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的时候，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得到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

    飞机坠毁的地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岱山（后讹传为戴山），3月17日下午，村民们看见一架飞机先是在低空盘旋，不久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3月19日早晨，又传来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已经可以确定222号座机失事。

    3月19日上午，当李人士和随行人员来到岱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还有一些人员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

    而戴笠本人的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经闻讯赶来的戴笠副官贾金南辨认，尸体左边臼齿上下镶嵌了6颗金牙，确实是戴笠无疑。

    戴笠的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贾金南只得将戴笠那残碎不全的尸体用白布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最可悲的是，那些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大特务们就露出这种嘴脸，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搭乘上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3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立即指挥众人装殓尸体，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置了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人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来到岱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自捡起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

    那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龙泉宝剑。因为飞机爆炸时的烈火，剑鞘、剑柄都已经损毁了，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众人一阵叹嘘之后，这两件珍品由军统送交给故宫博物院。

    关于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多日，到了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才刊登了“222号专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轰轰烈烈的身后之荣

    1946年4月1日，这个抗战后的首个军统局成立纪念日，重庆没有举行庆祝仪式，而是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在讲话中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而泣。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不由悲上心头，一个个号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知道蒋介石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而卫士们趁机护卫蒋介石离开追悼会现场。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可谓是盛极一时。全国各大城市军政最高长官，都按蒋介石的旨意，为戴笠举行公祭。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命令的全文是这样的：“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智虑忠纯，谋勇兼备，早岁参加革命，屡濒于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伟。抗战军兴，调综军事情报，精勤益励，用能制敌机先，克奏赝功。比以兼办肃奸工作，不遑宁处。讵料航机失事，竟以身殉，缅怀往绩，痛焯良深。该故局长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意。此令。”

    6月12日，南京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官员的陪同下，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到钟山灵谷寺志公殿。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惟君之死不可补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然而，与此同时，有关戴笠死因的种种流言，却渐渐传播开来。就连远在西北前线的胡宗南，也听到了这些流言，不由心中起疑。

    胡宗南接到毛人凤打的电话，当即乘专机赶到了南京。当他走进灵堂，见到戴笠的遗像后，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了起来。当听说飞机失事是因为气候原因引起后，胡宗南站在戴笠遗像前，好久没有说话。

    戴笠葬礼

    然后，胡宗南就针对自己听说的那些传闻，再三向沈醉询问，但全被沈醉否认了。临走时，沈醉把一套为戴笠收尸时拍的照片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收下后，又绕着棺木走了两圈后才离去。过后，胡宗南原本打算去戴笠坠机现场观察一番，因听说现场那边不通汽车，只好放弃了。

    而听说戴笠的死讯后，最绝望的恐怕是周佛海了。正被软禁着的周佛海是过了许多天后，才知道戴笠已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时周佛海就仰天长叹：“雨农死了，我也完了！”果然，一个月后，军统局将周佛海等人移送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不久，周佛海虽然施出了浑身解数，但还是被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了死刑。后来，由于周佛海的老婆要公布当年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介石才发布了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1946年8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有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面对着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没有说话。

    其实，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是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是能以他特有的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蒋介石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蒋、戴之间的那种依赖感和信任感，虽然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但“亲密合作”永远是主流。

    戴笠的死，使得他对蒋介石的威胁完全解除。而戴笠的忠诚和重要性，对蒋介石来说，却是无人能取代的。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凭吊完毕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一处安葬地。

    半个月后，蒋介石只身在毛人凤和沈醉的陪同下来到了灵谷寺的后山。在一个有水塘的山势旁，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取子午向。”蒋介石说完，又要毛人凤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蒋介石对戴笠的后事如此操心，使在场的军统人员感动不已。

    戴笠死后，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为此，陈立夫招来一些名流聚会，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然而，在场的名流们一个个相互推诿，不敢接命，生怕引火烧身自找麻烦。

    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马汉三终于落网

    当时，国内外人士都难以相信，戴笠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间谍王”，居然会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关于他的死因，一时间流传着多种说法。

    其一，有人认为，蒋介石才是幕后真凶。戴笠死时，正值蒋、戴关系紧张，使人们不敢在戴笠之死这个“敏感问题”上去穷追深究。不过，很多人都知道戴笠生前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死在共产党之手，就是死在委员长之手”。不仅如此，戴笠死前，蒋介石正在撤消军统的事情上做文章。现在戴笠死了，恐怕蒋介石难辞其责？

    其二，是共产党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

    其三，则是美国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不过这些说法都找不到确凿证据。

    第四个说法很奇特，是当时国内一家报纸上刊载的。说是当时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释放后也坐上这架飞机。叶挺与戴笠在飞机上相见，他们看到对方都怒不可遏，拔出手枪对射，导致飞机起火爆炸。当然，这个说法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戴笠乘坐的飞机，于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而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坠毁。两次事件，由于时间上离得很近，于是导致了民间的一些传言。

    还有一种，就是戴笠死于“天意”了。当时，戴笠一死，“宿命论”弥漫了整个军统内部，甚至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深信不疑。戴笠撞死的地方叫岱山，尸体恰被雨水冲入“困雨沟”，正与“戴雨农”暗合。于是，平日不迷信的人，面对于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气。

    还有的特务说，戴先生的座机本拟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城东隅，岱山却在南京西南郊县。飞机从北边偏东方向飞行，本与岱山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飞机到达南京地区上空后，突然风雨大作，驾驶员顿时不辨航线机场，222号专机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岱山冲去。

    不过，戴笠之死，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对他手下一批大特务来说，也确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戴笠的死，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凤等一大批与戴笠关系很深的军统大特务。所以，上自蒋介石，下自军统大头目郑、唐、毛等人，谁也无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么异常。即使有什么蛛丝马迹，每个人为自己的政治利益与前途考虑，也是不愿去追究。

    到了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这个“3.17空难”却私下“破案”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机构）将一份绝密文件呈送蒋介石，指控戴笠是被原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谋杀的。

    原来，马汉三自从交出九龙宝剑后，就时时坐立不安。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戴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束手就擒。

    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他先痛快地交出宝剑。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汉三又搬来大量书画古董、金银财物，来孝敬戴笠。

    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暴露了“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罪行吗？所以，行贿只是个“缓兵之计”，马汉三还是要想办法致戴笠于死地。

    于是，马汉三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下一步行动方案。刘玉珠又名刘贵清，男性，在重庆就是马汉三的秘书，当时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

    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自己将要去天津，然后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一个阴谋在马汉三的脑子里形成了。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在天津机场上，戴笠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马汉三送走戴笠后，找来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戴笠专机起飞后，得知上海方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飞机无法降落，就决定改飞南京。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同样也是大雨倾盆，能见度极低，所以飞机偏离了航线。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岱山的山腰上。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后来，保密局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真相。于是在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便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其实，毛人凤抓捕马汉三，是想借机搞垮郑介民。而马汉三，在接收日伪财产的过程中大捞了不少，并将贪污来的钱送给了郑介民的老婆，而郑介民的老婆，其爱财在军统中是出了名的，所谓来者不拒。

    虽然毛人凤和马汉三私交不错，自己也收了马汉三不少“好处”，但为了挤走郑介民，友情就不算什么了！于是，他以“贪污”的罪名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将马汉三处死。而郑介民，只有饮恨于心，也无可奈何了。

    马汉三的罪名，最后被定在“贪污”上。那么，戴笠之死，是否真的是此人所为呢？对于此事，最确凿、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只保存在台湾的秘密档案中了……

    要离开大陆了……

    戴笠一死，撤消军统局的呼声更为高涨，劲头也特别足。不但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连孔祥熙、贺衷寒、叶秀峰等人，因过去累受戴笠的攻击，现在时机一到，也都群起“围剿”。而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人，虽在戴笠生前与军统关系极好，但囿于军统名声太臭，戴笠仇家的力量太大，各方面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太高，自觉力量有限，难以援手。

    不过，谁也没料到，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另有打算的。

    当初蒋介石秘密指令要撤消军统机关，其目的，一是为了应付三大会议，二是为了抑制戴笠的势力，并且后者的动机比前者更明确。现在戴笠已经死了，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还指示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将其改组为“保密局”，挂靠国防部。这一点，是包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许多大特务都没有想到的。

    1946年10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在南京马台街22号成立了，与军统全盛时期相比，保密局已经精简了四分之三左右的人员。另外，在保密局内部，蒋介石注意扶植不同派别，以便互相牵制，便于自己进行驾驭。

    当初，蒋介石在刚刚得到戴笠死讯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军统由郑介民代理局长，由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目的就是不使郑介民再走戴笠的老路，独掌大权。一年后，蒋介石又先后把唐纵、郑介民调开，由毛人凤继任局长，便于驾驭指挥。

    从毛人凤来说，他的出身、资历、学历、社会关系、工作能力等，都不如郑介民和唐纵。但是，毛人凤的长处是有自知之明，他兢兢业业地干工作，而这一点很得蒋介石的欣赏。

    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还是小学同学，当年戴笠投考黄埔军校，正是由于他的建议。从这一点说，毛人凤是戴笠的贵人。而日后戴笠发迹，也的确也没有忘了这位老乡的恩情，对他提拔有加。

    毛人凤（1898~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江山县（江山市）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保密局长。

    不过，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且为“半路出家”，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调进军统局当代理秘书。毛人凤当代理秘书期间，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戴笠脾气非常暴烈，常为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责任或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于是，不少特务都对他表示好感。由于毛人凤常在戴面前替人说情，戴笠总是斥责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而毛人凤却总是一笑了之。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对军统局工作不能完全过问了，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军统局，事必躬亲，这样，他对军统局的工作了如指掌。蒋介石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抗战期间，毛人凤常常是“加班”通宵不眠，批阅处理文件，而且每个科员都可随时找他解决问题，他也总是认真地处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如同戴笠对毛人凤的看法，认为毛是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在戴笠死后，蒋介石要郑介民主持军统工作，还嘱毛人凤好好帮助郑介民。毛人凤便不露声色，将野心深深埋在心里，以待时机的到来。终于，借助“马汉三事件”，毛人凤击败了郑介民、唐纵等竞争对手，掌握了“保密局”大权。

    不过，此时的保密局，规模已经大减。特别是经过郑、唐、毛三派大战，已经是元气大伤，力量已经受到极度削弱。

    与此同时，在1947年4月，中统改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著名的军统与中统，都不复存在了。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江河日下，“保密局”的很多骨干特务们，纷纷开始“另谋出路”，一时间，保密局内人心惶惶。而毛人凤，则越发疯狂地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毛人凤想效仿戴笠，取得美国的直接支持。然而这个愿望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等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国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

    1948年秋天，蒋介石感到自己必然失败，于是又特别准许保密局增加了2880人的编制预算，专门从事各大城市在被解放前的破坏活动。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

    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结果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特务们只好弃车狼狈逃回。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

    而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毛人凤也是安排了不少手下特务去专门监视，以防他们“投共”。1949年，毛人凤去了台湾以后，把沈醉以云南专区保安专员的名义（实是军统云南站站长）安排在云南省主席卢汉身边，要他密切监视卢汉的行动。当时卢汉准备起义，毛人凤在台湾用电报向沈醉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除掉与卢汉关系密切的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和陈复光、安思溥、谢崇文、龙泽汇5位重要人物。

    沈醉心中不由一惊：毛人凤明明知道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如果自己杀了卢汉的亲信，一旦云南解放，自己一家人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吗？权衡利弊，沈醉脑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干掉毛人凤。

    不久，毛人凤从台湾乘专机赶到昆明，监督沈醉的工作，这期间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

    沈醉决定用毒药毒死他，而且不让他死在大陆。他找到一种云南少数民族配制的毒药，名叫“蛊”，又名“百虫粉”，是一种褐色的细粉，放入菜或咖啡中无法分辨，服用半个月后才会发作。然而，念及多年共事的关系，沈醉犹豫了好几次，都没忍心下手，只好将那几包毒粉扔了。

    12月9日，沈醉参加了卢汉的起义。他非常后悔，自己一时手软，没有亲手杀掉毛人凤。

    此时，“保密局”的主要机构都已撤至台湾。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合成为“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至此，由戴笠一手创建，在中国大陆活动了18年的庞大特工王国，终于被历史所淘汰，成为一段不堪回首、却又暗藏着诸多历史启示的悲欢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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