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苏联著名犹太人文学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发表了题名《解冻》的中篇小说，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间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不仅把斯大林之后到60年代这一时间段苏联文学的复苏和变化称为文学的“解冻”，而且“解冻”一词也被用来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近年，俄国不少历史学家已把这一名称纳入自己的学术著作，甚至作为著作的名称。
既然“解冻”已经成为时代的代名词，就应该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解冻”的时代背景、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在苏联历史和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决不能曲解甚至篡改这段历史，或者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
笔者正在研究和写作《“解冻”和开始改革的时代》，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这里先就“解冻”的源头——文学的“解冻”作一些论述，以就教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文学艺术虽然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和整个意识形态、文化一样也有自己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18～19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在欧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德国的哲学却十分发达，“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177]同样，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而文学艺术却得到高度发展，以普希金为代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通过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的小说和戏剧，对全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曾深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10月，俄国文学艺术再次出现了辉煌发展的时期，人们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仍然是诗歌打头阵，出现了亚·勃洛克、A.别雷、И.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的大诗人。而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马·高尔基也是这个时期登上舞台的。在他主持的“星期三”文学组织及《知识》出版社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审美观念则多元化，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实。
这时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和斗争，又互相影响与吸收。两种思潮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契诃夫开创的容纳各式各样人物、注重人的个性、发觉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原因的新审美视觉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现实主义阶段。高尔基及其继承者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胜利者，是自由的斗士。他们否定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与道德净化的基督教思想。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尔基之外，新现实主义还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作家，如列·安德烈耶夫、伊·蒲宁、B.韦列萨耶夫、Н.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A.库普林、И.什梅廖夫等。列·安德烈耶夫（1871～1919）被高尔基称为“具有罕见的特殊性、罕见的才能”的艺术家，他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最奇妙、最独特的一页。他的个性鲜明，作品富于哲理，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根基，充满反抗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从1898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戏剧。《大满贯》和《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前者哭诉人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热衷于玩牌，但他不像其他牌友只从游戏过程得到满足，却幻想玩一把没有王牌的大满贯。当他梦寐以求的好牌——大满贯到手时，死亡却突然降临。高尔基读了《大满贯》以后说：“一个天才诞生了”，“小说写得非常好”。[178]《人的一生》是一部哲理话剧。勃洛克说，自己简直被《人的一生》所震撼。全剧的艺术特点就在人和命运的关系中揭示整个人类的悲剧。可以看出，安德烈耶夫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而进入了更深的思考，在艺术上已经率先显露出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由于他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苏维埃时代便不大宣传他的作品。伊·蒲宁（1870～1953）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高尔基认为，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天才。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他发表大量作品，1920年告别祖国侨居国外，继续创作。在国内，他往往写国外的题材，而在国外全写的俄罗斯的题材。杰作《旧金山来的先生》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誉为“缎子般”的作品。1930年，巴黎的俄文报纸《最新消息》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蚁道》，仅由64个词组成，极为精练，包含了深不可窥的意义。1933年，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俄罗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作家。
现代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学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一新的文学运动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俄国的现代主义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及部分未来主义者。象征主义在诸流派中居于首位。它兴起于法国，但在俄国很快得到强劲的发展。它不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认知，而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建构世界。它不接受艺术的功利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象征主义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它追求言外之意，象征是多义的，不要求有唯一的共同理解，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理解，或者不能完全理解而只是感受，而后自己在脑海里补足，这才是它的迷人之处。这个流派的辉煌主要表现在诗人辈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外，还有К.巴尔蒙特、В.布留索夫、М.库兹明、Д.梅列日科夫斯基、З.吉皮乌斯、Ф.索洛古勃和维·伊万诺夫等。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是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以列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一类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行列。在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179]勃洛克早期是象征派，1905～1907年革命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周围的日常生活、“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生活，确信革命可以净化一切。他曾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诗选，被俄罗斯的研究者称为“人化三部曲”。象征主义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的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它丰富了俄罗斯的诗歌文化，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多义性，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的探索也成就卓著。象征主义也使小说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艺术变成个性的艺术”。[180]象征主义的遗产对俄罗斯文化是一座真正的艺术宝库。
阿克梅派是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一些曾接近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聚集在维·伊万诺夫的住所，听取老诗人的讲课，讨论创作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组织，1912年宣布流派产生，选用希腊语中的“阿克梅”（顶峰）作为名称。其成员包括Н.古米廖夫、安·阿赫玛托娃、C.戈罗杰茨夫、奥·曼德尔斯塔姆、М.津克维奇和В.纳尔布特等。古米廖夫是领导人。这一派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主张“优美的明晰性”，要求严格的创作规范。不过，阿克梅派来自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称象征派为“当之无愧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继承了象征派的成果，却消解了后者的极端性。按照古米廖夫的观点，阿克梅派就是尝试重新揭示人生价值，放弃了象征派企图认识无法认识之物的追求目标。阿克梅派曾联合了不少诗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有了个人的创作追求。阿克梅派最大的三位诗人：Н.古米廖夫颇具浪漫主义，有时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有时向玄想方面发展；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未来主义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存在，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其主要成员有：Д.布尔留克、В.赫列勃尼科夫和А.卡缅斯基。很快，这几位同弗·马雅可夫斯基和А.克鲁乔内赫一起组成了新流派中影响最大的立体未来主义小组，称“吉列亚”。未来主义还有另外三个团体：自我未来主义派（И.谢韦里亚宁、И.伊格纳季耶夫等），“诗歌顶楼”（В.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夫等），“离心机”（鲍·帕斯捷尔纳克、Н.阿谢耶夫等）。
总之，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181]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182]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183]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84]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185]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 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186]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187]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188]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189]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190]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191]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92]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3]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194]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195]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196]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 M.克利佐夫；批评家 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 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197]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198]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199]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00]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201]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202]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203]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204]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205]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206]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207]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208]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209]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210]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211]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212]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213]《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214]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215]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216]
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4月，列宁格勒女诗人О.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217]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218]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他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219]
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却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220]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221]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222]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223]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224]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225]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226]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227]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228]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229]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230]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231]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232]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233]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234]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235]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236]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237]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238]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239]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240]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上层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241]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242]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30～40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243]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244]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他诚实地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洛帕特金的人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斯大林之后恢复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当年和他对立的人物没有受到惩罚却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
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在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245]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246]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并在退稿信中表明，不能发表。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告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247]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
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他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他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诚实的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又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第一圈》和《癌病房》等著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描写1916到1917年2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字、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给有关领导写信等合法方式自发地批评斯大林时期的文学政策，要求结束对文学的政治高压政策，恢复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于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的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的复兴运动。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和创作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要求打破陈旧的规章制度，创作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劳动和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家的行动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屉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合成统一的文学阵容。随着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显现出来。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又得此奖，1987年布罗茨基也获得此奖。虽然，索尔仁尼琴因获此奖而被驱逐出国，布罗茨基也是移居美国后获奖的。但他们都是文学“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成就应该算进“解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成绩之内。
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样，只有弄清了文学“解冻”的原因及其意义，也才能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这就是笔者给本文加上一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副标题的原因。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能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那么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前列？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纪，俄罗斯处在不断的大变动当中。一方面，统治俄国人民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过20年革命就跨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家的领土占了地球陆地的1/6，统治了100多个民族。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连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对取得土地的农民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社会矛盾。这种大变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创作的素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是以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先导。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为解放祖国、摆脱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呼号。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叶，先后活跃在俄国思想战线上的几位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且还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尼·瓦·果戈理、米·尤·莱蒙托夫、伊·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安·帕·契诃夫、弗·加·柯罗连柯等。这些文学家的思想、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对现实持批判主义的美学观。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讽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动与腐朽。果戈理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讽刺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莱蒙托夫的诗歌富有反抗情绪和浪漫主义倾向。屠格涅夫是对俄罗斯心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气势磅礴，同情农民，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尔斯泰被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248]，他的作品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国家、对统治阶级、对官办的教会、对黩武主义，均表示深恶痛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写心理的作家。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无保障、受尽压迫的人们，热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天才的讽刺作家。知识分子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权和现存制度的立场上，证明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文学家是组成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部分。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是俄罗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开始转变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每个作家才能独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继续采取激进斗争还是改行社会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到他为什么不用诗歌而改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原因时解释说：用语言展开剧情的形式，不是戏剧而正是散文，诗歌是文学里的大素描。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年代散文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革命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分复杂，只有小说才能比较好地表达。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当然还要提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许多曾出现过文学辉煌的国家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不是很长，却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俄罗斯辽阔独特的自然风貌，俄罗斯人勤劳、勇敢、擅长诙谐、幽默、向往国家强大和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丰富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优美而富于表达的语言，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雄伟壮丽的教堂、宗教神话、宗教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源泉。凡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被俄罗斯作家深邃的思想、丰富而多彩的表现形式、歌颂自然和抒发感情的精湛技巧、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所打动，所折服。提起俄罗斯文学不能不想到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讽刺和幽默的大师。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象征主义对俄国的诗歌影响很大。读俄罗斯象征主义的诗，就像欣赏中国的大写意画一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往往感到深不可测。而俄罗斯的普通大众却喜欢诵读，能够接受，这大约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一层，俄罗斯人喜欢读书，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一点会有很深的印象。在交通工具上，在博物馆前的排队中，许多人都抱着一本书认真阅读。作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露天广场上和朋友的集会中去朗诵。许多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常常先以手抄本流传。作品首先要有读者，读者的广泛兴趣是文学发展、经久不息的一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政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管理，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体现。这三大部分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但各有分工，不能相互代替。社会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往往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与变化的先导。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人的解放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49]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学家以不同的视角解剖社会，剖析人的不同追求、不同性格、各种感情纠葛以及人的生、长、婚、嫁、病、死等生命的进程，而且分析和表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文学是社会的解剖刀，是社会的警世钟，是社会的名医良药。文学通过提高人的自觉性来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走向文明。文学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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