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刊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俄语为диссидент，英语为dissident。该词源自拉丁文（dissidens），含义为“脱离国教者”，它的俄文同义词是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其辞源可以看出，该词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异端”、“歧见者”，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指称宗教派别的意思，它成为“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250]一个古老词汇已被赋予新的生命，但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却因其辞源而更加具有象征意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大量涌现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其中的历史启示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期，曾经在一些内部和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翻译和编译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观点。例如1979年出版的《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刊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251]1980年《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252]这些文章大都是介绍与资料性的，对国内初步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253]，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254]，以及二人合著的《谁是疯子？》[255]、《政治日记》[256]，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257]等作品。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2002年沈志华任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的出版，为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国内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暂时尚未展开。
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72～1978年在西德慕尼黑城编辑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文献集》30卷[258]；1977～1984年在纽约出版了《苏联协助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文献集》9卷。[259]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П.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260]，С.左林的《列宁格勒提纲》[261]，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262]和 А.金兹伯格等人案件的《四个人诉讼程序》[263]，揭示1968年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出兵镇压捷克游行真实情况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264]等资料，大都保存在这些文献集中。此外，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Л.М.阿列克谢耶娃1984年在美国出版，1992年俄罗斯再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265]一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结合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党和政府镇压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苏联，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尤其是几年前纪念碑网站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著名的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65期刊物[266]，全部在自己网站上发表，其中有两期竟是当时已经编辑打印就绪，但由于克格勃的压力而没有面世的珍本。1968～1983年一直坚持出版的《时事纪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正如网站建立者评述的那样：“《时事纪事》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编年史的地位。”[267]
1998年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萨维利耶夫《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从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视角出发，通过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亚文化的特点，以及私下出版物创作和流传的特征。[268]2002年第3期和第4期《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发表了科兹洛夫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审判文件写成的长文《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作者通过档案文献材料认真分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进程，以及克格勃利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论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法庭审判档案资料，对了解1965～1984年苏联司法部门审判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269]1989年第5期《青春》杂志发表的西尼亚夫斯基《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270]，1990年第2期和第3期《星》杂志刊登的萨哈罗夫的《和平、进步和人权》、《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等文章[271]，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Л.М.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272]、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273]、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274]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275]，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76]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277]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记录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278]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279]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280]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281]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282]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283]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284]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285]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286]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287]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288]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289]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290]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291]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292]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293]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294]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953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295]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296]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297]
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1956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298]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299]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300]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301]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302]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303]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304]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305]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306]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307]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308]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309]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310]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311]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312]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313]，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314]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315]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
总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作用，但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316]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317]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56年2月24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3.5万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13名、军级干部57名、师级干部110名、旅级干部220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5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318]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319]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320]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321]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322]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32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3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325]
2.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326]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327]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328]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329]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330]
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331]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П.雅基尔和 В.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5.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这一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保护人权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了明显的国际意义”。[332]
私下出版物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论性的文章成了其主要内容。大量的私下出版物文集在西方由侨民团体印刷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国内，在苏联各地流传。不仅莫斯科能看到这样的文集，而且在列宁格勒、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也随处可见。
6.衰落时期（1980～1984年）
1979年苏军出兵阿富汗之后，苏联政府再一次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压制的力度。萨哈罗夫因发表公开信，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而被流放到与外界隔绝的高尔基城，期待着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在监狱。同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也更为严厉，一般刑期都在10～15年。此外，克格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也更加严密起来，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通信、亲友会面，甚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的严厉措施取得了效果，在短时期内，由于500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时群龙无首。加之，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移居国外，而为运动补充新鲜血液的知识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此外，国外舆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反应也不像从前那样激烈，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是击落韩国民航客机后，被美国总统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有许多更值得世界舆论关注的事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性下降了，这一切使留在苏联和移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普遍感到运动没有出路和前途无望，对苏联统治者最后一点希望也消失了，政权已完全蜕变为代表一小部分人利益的保守的官僚机构。
然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传播的民主、自由，维护人权的思想意识已经悄然深入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支柱部门：军队、内务部、安全委员会。从1985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情况通报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材料：“早在60年代时期一些警员就因涉嫌参加反苏鼓动和宣传活动而被判刑，而当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的事件……而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务部就预先揭露出334个从事对国家有害的和不健康政治行为活动的工作人员。制止了内务部审判监督员创立反苏维埃青年组织，以及制定宪章和纲领违法行为的案件，以及滨海边疆区内务机关联络处的一位处长系统地把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违禁作品介绍给自己的同事的案件。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西方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有的人甚至公然发表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违法言论。”[333]
（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流派纷呈，比较重要的派别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首的新斯拉夫派。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认为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建立一个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是他们的追求。以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又称法制派，他们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自己的不同政见纲领，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改革，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最后走向趋同。新斯拉夫派又称基督教民族派，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又否定资本主义，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村社和自治是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只有发扬光大它才能拯救俄罗斯。
1.罗·麦德维杰夫与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西方一般认为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左派，有时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或者改良共产主义者，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称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派，有时也称党内民主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是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和若·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此外，还有彼·格里戈连柯和П.叶戈洛夫等人。
麦德维杰夫兄弟并不是因为其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各种活动，而是因为他们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分析苏联社会性质的著作、杂志和文章，并系统地提出自己改革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而闻名于西方。
（1）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334]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派经过认真分析苏联60多年（截止到70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最起码列宁以后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苏联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2）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财产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在作为私下出版物广泛流传的《列宁格勒提纲》中，C.佐林和H.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必须以全民所有制取代垄断的国家所有制”，只有财富的所有者能够支配这一财富时才是全民所有制。[335]同时，只有社会所有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敌人，防止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的重要保证在于政治民主化。
（3）多党制、党内反对派、社会多元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多党制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关系。每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会保留多种社会经济成分，而多种经济成分造成了多党制存在的基础。至于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革命变革的性质，取决于这一革命是和平的进行还是非和平的进行。至于党内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派看来，共产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没有反对派，任何政治组织都会衰败。他们坚信“党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排除各种争论和斗争，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乃是基本的原理”。[336]多元化是人们对社会认识差异的反映，即使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也仍然会有看法不同的情况存在。
（4）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为了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甚至建议“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关于该共和国是否保留在苏联的公民投票……每一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举行这种公民投票”，决定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苏联境内。[337]
（5）民主社会主义派反对苏联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苏联直接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应有这种行为。格里戈连柯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338]，而不是直接出兵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何况捷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某个地区。
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列宁既定方针，异化为官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同时，在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政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萨哈罗夫与西方派（法制派）
1921年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工企业工程师。1945年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在苏联研究氢弹工作中的卓越贡献，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年32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萨哈罗夫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多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但未获成功。1968年，萨哈罗夫完成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339]一文，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从此，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1970年年末，他和查理泽等人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以后又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自由后的萨哈罗夫曾经当选为苏联首届人民选举的苏维埃代表。
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340]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341]
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342]，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343]，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344]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345]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多，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主张。
首先，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同时，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主要有两大危险，即同中国发生战争和西方文明面临绝境的前景，俄罗斯只有发扬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摆脱两大威胁所带来的破坏。
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你们变得更软弱和捆住你们的手脚，这种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的头脑中、讲话中、广播和报刊上全都是谎话……这种强迫人人说谎话的情况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令人最痛苦的事，比任何物资生活的凄苦和公民不自由都要痛苦得多”。[346]然而，索尔仁尼琴也并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取消措施，只有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然而，经济无止境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再过20到30年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属于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应早作打算，防止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的面前。索尔仁尼琴还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20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由于事事如意的西方人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347]
其次，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只有开发东北部地区，并把民族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迁移到此地，在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上述两种威胁的影响，使俄罗斯不至于在西方文明毁灭以及同中国人的战争中瓦解。“越是尽快转移我国注意中心和民族活动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从我国南部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越是能尽快得到挽救”。[348]
再次，索尔仁尼琴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认为民主制度并不适宜俄罗斯民族的现状，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自由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且更应该侧重于精神层面。至于民主并不适合俄国。知识分子100多年来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决定还是不决定，反正俄罗斯要实行专制制度……一切在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专制制度，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专制制度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349]
最后，索尔仁尼琴主张开展诚实的思想竞赛。这样一来，大量的哲学、道德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就会涌现，这不仅会促使科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也能丰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大力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庭、自治、东正教、专制传统才能使俄罗斯强大。[350]
总的来说，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采用独特的“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国学者将самиздат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译为那边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个人和组织编辑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时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许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却在私下里互相传抄和复印，并广为传播的各种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及其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或者组织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国外出版，而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回苏联国内私下传播，这种形式的出版物严格上说不能称作私下出版物，因为它在国外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只不过是苏联出版审查机构不允许它在苏联发行。私下出版物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公开信、纲领，主张和思想以及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法庭审判记录、判决书、精神病院等情况都在上面有所记载，它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苏联党和国家斗争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351]私下出版物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政府高度垄断信息传播工具的局面，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和社会思潮宣传自己的思想，发动社会各界参加和声援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以及传播民主、自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
（一）私下出版物的由来及概况
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导致被禁止的出版物总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册子形式到处传播。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私下出版物”成为苏联社会自我意识表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私下出版物是从翻印和复制买不到或被禁止的诗集开始的。语言简洁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诗歌承担起了思想解放，冲破党和政府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初期任务，因为传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风又回来了》中回忆道：“那是个难忘的岁月，整个莫斯科的各个机构中，打印机的运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有谁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东西，那一定是诗，诗，还是诗。年轻人的圈子产生了，而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352]初期的私下出版物并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
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渐成熟了，并且开始政治化。1964年罗·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为在国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随后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政府斗争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断涌现，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政府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局面，加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对编辑并在苏联国内外出版发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诉讼材料《白皮书》的А.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这样，每一次审判后都会有人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料集，每一次这样的出版又会招致政府的压制和审判。从而，导致私下出版物愈来愈多，政治性质也越来越浓厚。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政府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以及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出现，私下出版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刊载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集中营迫害，公开信和请愿书，各种被禁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等题材嬗变为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内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的纲领开始在其上面广泛流传。
此外，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和政府不允许流入苏联的外国作者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1970年12月21日就“私下出版物”问题他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个绝密报告，其中说道：“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许多主张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方案中都提出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353]
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民族和宗教的私下出版物，像《土地》、《莫斯科文集》等刊物，同时鞑靼人争取回归故乡的材料，乌克兰、亚美尼亚维护民族权利和爱沙尼亚宗教徒的内容也不断地出现在私下出版物上。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通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和要求维护权利的内容一度成为私下出版物关注的中心。此外，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积极分子流亡国外，一些私下出版物开始在国外印刷，而后偷运回苏联传播。
总之，私下出版物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初期它同文学解冻思潮密切相关，后来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宣传自己主张和反对政府镇压他们的舆论工具，在国家严格控制一切信息传播途径的苏联，提倡用和平手段维护民主、言论自由、多元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只能依靠这种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权利。
（二）私下出版物分类及主要作品[354]
苏联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为了避免政府的打击，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秘密流传。私下出版物虽然在苏联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流传，但都未得到官方许可，因此是非法的，不断受到苏联当局的追究。私下出版物没有固定模式，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各种类型的期刊；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各种类型的手稿、信件和司法文件等几种形式。
1.在国内和西方发行的各种类型的期刊
（1）政治类：
《时事纪事》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固定刊物，1968年开始发行，1983年停刊，共出版了65期。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一刊物是所有非官方刊物的始祖。15年来，该刊物曾几次被政府勒令停止发行，编辑者们被捕、监禁，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但不久复刊又继续出版。查理泽曾经在美国打印、发行过《时事纪事》国外版。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还曾先后出版过《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思想》等私下出版物。
《政治日记》是由麦德维杰夫兄弟主编，专门揭露苏联政治内幕的固定刊物，被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左派”的代表刊物。1964年开始出版，到1971年停刊时共发行了82期，在西方出版发行19期。
此外，有关这类刊物还有《二十世纪》、《钟声》、《播种者》、《探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时出现的《纪念》，立陶宛的《黎明》，里加的《犹太人在苏联》，格鲁吉亚的《金羊毛》等，这些杂志有的存在时间比较长，有的很快就被政府取缔。
（2）民族宗教类：
1970年，一种关于乌克兰民族文化运动信息的《乌克兰通报》定期私下出版物开始出现，从此，该刊物不断刊登乌克兰民族人士反对苏联政府大俄罗斯主义政策的文章，成为乌克兰民族维护自己权利的阵地。尽管克格勃几次搜查和逮捕编辑者，但其一直坚持出版。1974年第七、八两期合刊的《乌克兰通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从乌克兰人口统计、对乌克兰文化灭绝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变本加厉地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的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此外，B.奥西波夫编辑的《市民大会》和《土地》，以及《莫斯科文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刊物。《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是有关于立陶宛民族宗教运动信息通报的私下出版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认为本民族文化受到损害。
（3）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刊物：
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到国外，在西方出现了一部分这些人办的期刊，这种刊物一般是在国外出版后，再私自运回苏联传播。这类刊物主要有马克西莫夫在西德出版的《大陆》杂志、格列杰尔在法国出版的《第三浪潮》、马拉姆津主编的《回声》和西尼亚夫斯基主编的《句法》等，这几种刊物均为季刊。
2.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而后以禁书的形式私自流回苏联国内直接发行或者翻印传播，这种类型的私下出版物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为私下出版物，但由于政府明确限制这种作品在苏联发行，最后，这些著作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在苏联读者手中私下流传，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持不同政见者剖析有关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文艺等方面的理论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很多，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355]；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格里戈连柯的《疯人的思想》；萨哈罗夫的《祖国与世界》；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查里泽的《苏联的工人运动》[356]等。
（2）披露苏联高层内幕，维护民主与人权，揭发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和镇压等内容的书籍。披露高层内幕的作品主要有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357]，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358]，米亚科夫的《克格勃内幕》[359]等。揭发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积极维护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关于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白皮书》，揭发苏联当局审判加兰斯科夫等人的《四个人的诉讼程序》，记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各种抗争活动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以及《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文件集》、麦德维杰夫兄弟合写的《谁是疯子？》、阿马利里克《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360]、马尔钦科《我的证词》、鲍得拉比涅克《惩罚性医疗》等。[361]
（3）批评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俄罗斯文化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消亡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迫害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反抗政府斗争的有关书籍。
1970年伊凡·久巴在英国出版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362]一书，系统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抨击了政府对乌克兰实现残酷民族压迫、同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民族人士的政策。涅克里奇关于反映鞑靼民族争取回归故乡斗争的著作《被惩罚的民族》和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363]等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4）探讨有关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现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在苏联经历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1982年阿列克谢耶娃在美国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凯德的《不是阴谋家的记述》[364]、列维京的《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365]等。
（5）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类型的私下出版物，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
3.各种类型的手稿和信件
除了上述各种类型的刊物，以及在西方公开出版而后在苏联非法传播的书籍之外，在苏联国内私下里还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被西方称为《列宁格勒提纲》的《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瓦尔加的《瓦尔加遗言》；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的《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罗·麦德维杰夫《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捷克知识分子的《两千字宣言》；卡皮查的《科学与现代社会》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苏联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А.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366]
（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367]
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责成政治局几位负责人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具体措施。此后，政府要求克格勃利用“以文学形式，或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368]的刑法第190条，加大对私下出版物取缔和打击的力度。“1971年初，一个内部信息传到维护权利运动人士耳中，苏共中央下达了专门指示，命令结束《时事纪事》和其他私下出版物在苏联和国外传播的状况。1月14日克格勃在莫斯科进行了八次大搜查，其中包括对莫斯科维权运动主要人物亚基尔和其女儿伊莉娜·亚基尔寓所的搜查。尽管这些搜查的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出版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的问题。这一搜查行动还在维尔纽斯、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同时进行……全部的搜查、拘捕和审讯目的都很明确，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369]克格勃还千方百计提高侦察和破获各种私下出版物印刷和流传的手段，甚至用特殊的材料喷洒在查获的私下出版物上，通过线人散发出去，而后利用无线电技术跟踪查获其流传渠道。
与此同时，书报审查机构与克格勃一起，加强了对寄往国外邮件以及出国回国人员的检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与外国人的一切交往，力图截断各种手稿与文件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流入苏联国内的渠道。西尼亚夫斯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370]
阻止私下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变成那边出版物流回苏联的做法，使苏联加入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谈判陷入绝境，为了实现它的功能，1973年苏联更改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条文，并建立了全苏著作权代理处。代理处名义上是保护苏联作者的权益，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在国外出版书籍必须经过这个机构，从而确立党和国家对那边出版物的控制。按照代理处成立的附加决议，著作权的交易将包括文艺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文献。”[371]克格勃不仅限制“那边出版物”和报纸向苏联的渗透，而且对广播节目的有关内容也进行干扰，千方百计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渗透。
此外，对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在国内外制作、传播和出版私下出版物者政府则严惩不贷，逮捕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解决私下出版物的办法更倾向于将这些积极分子赶出国外，从而克服国内不好控制他们的压力。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372]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373]，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374]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375]也正是不断强化的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的强求一致，使得许多无法倾诉自己心声的苏联知识分子重新步19世纪他们前辈的后尘，走上用“自己创作自己发行的手稿方法”去传播自己思想的途径，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比前辈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得知，А.金兹伯格因为在私下出版物上刊载阿赫玛托娃诗集《安魂曲》而被逮捕的消息后，他无可奈何地抱怨道：“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376]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代表人罗·麦德维杰夫认为，私下出版物既然所涉及的是作者的信念和主张，又不是行动，政府就不应该采用政治高压的政策。强化书刊检查制止不了私下出版物的出现和流传。“对出版自由的各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妨碍而且歪曲了未经检查的出版物的流通，而且将导致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因为现今许多检查机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那里自行其是。”[377]他还进一步论述到，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然而，每个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和真理是不可能被检查官限制住的，高压政策可能一时使人们不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毕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私下出版物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被禁止的诗人的诗集，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一些人的回忆录，各种类型的公开信、请愿书等，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论性文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重要内容。而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情况在私下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大量有关论述社会问题的文集在各地流行。私下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垄断信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性的局面，许多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阅读私下出版物的方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很少交往的社会风气，而且，私下出版物还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追求的政治民主、公开性、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方面不断加强正面思想灌输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378]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强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写书论证。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满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分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379]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380]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381]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382]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383]
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第190条。其中第1项规定：“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他形式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第3项规定：“组织并积极参加有组织活动，粗暴违反社会秩序或者有明显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合理要求，或者引起干扰交通运输、国家、企业正常工作后果的，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384]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思想颠覆”这一概念正是在说明上述法律条文的苏联法律文献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中出现的。“思想颠覆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385]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反对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386]第五局主要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但随着与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扩大，第五局不断招募新成员，组织机构不断膨胀。“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387]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党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为国家安全机构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强力机关迫害不顺从的公民大开方便之门。
（三）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388]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直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因此，尽管许多人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满，但真正敢于站出来公开自己主张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至于到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不劳而获）的名义把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寄生虫惩罚措施“既可以消灭失业，补充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会分子’。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镇压不合心意的知识分子”。[389]
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390]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12月11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月5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391]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年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А.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А.金兹伯格等人的Л.鲍戈拉兹和 П.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392]
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393]
然而，尽管这场戏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此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削弱了，参加的人数明显减少。
（四）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柯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柯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柯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说：“反社会行为的策划者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继续寻找可能的途径，激活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活动并想扩大参加者的人数。在开始阶段他们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必须建立维护权利协会的思想。该协会设想的任务是对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总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证法庭公开审判政治案件……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积极筹备协会成立事项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批准成立上述协会的申请书。他们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向社会各界宣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成立‘组委会’的消息。”[394]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柯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奥布宁斯克市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395]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396]和《第一圈》[397]，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398]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399]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400]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结语
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歧见纷呈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由于政府的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在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见者，立刻就会想到诸如罗·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等这样一些当年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度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主张的政治明星。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反抗政府的行动，苏联政府压制他们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于销毁萨哈罗夫550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105卷档案的决定。[401]依据史实搞清楚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真相，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解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苏共中央在《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402]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他特工机构参与其中。”[403]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404]
既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运动研究者的罗·麦德维杰夫认为：“1965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405]
萨维利耶夫在《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研究人员眼里就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确定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概念时就可能产生困难。很明显，它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是多种多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举行的某些行动与过激主义有区别。”[406]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只能通过考察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行动来具体分析。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斯大林时期冤狱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权利的各种人物，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的产儿”。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同时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官僚主义横行，特权阶层贪污腐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些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权利三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学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识分子与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自由与其说是集体的，不如说是个人存在的价值。政权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权）并不自动表明自由的状况。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权理解的民主，可能变成较之专制政体更厉害的不自由。当缺乏防御政权对人的侵犯，缺乏对人的法律保护，当个人完全从属于大多数人、从属于集体意志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407]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例如用私下出版物、请愿书、声明、公开信等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马利里克在《持不同政见者札记》一书中写道：“政府毁灭了许多人的良知理解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恢复它，发挥不用社会批准的精神。”[408]因为在国外出版书籍，宣传异端思想被政府第一个判刑7年的如西尼亚夫斯基在《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一文中认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不同见解不是新教会或新的统一的反苏维埃国家的胚胎，而是多元化的社会。”[409]
以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派明确宣称：“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410]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主要强调民主、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真正实现。萨哈罗夫因向西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而成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即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未来利益漠不关心。”[411]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412]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的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书籍，1978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413]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7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1993年发表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炮轰议会的公开信中高声疾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414]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415]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1979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416]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417]，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418]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419]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420]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421]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422]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423]，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424]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425]，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总的来说，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及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打击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实际上，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象征。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所讲的那样：“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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