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 叶书宗

    1968年8月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顺利控制了捷首都和首脑机构，同时全线出击，占领捷全境，随后迫使捷共和政府更换领导人，放弃改革方针，终于将“布拉格之春”扼杀在摇篮中。这一震惊世界的武装入侵事件，对东欧各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冷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本文拟利用解密的俄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录，揭示这一事件的背景、起因和发展过程。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人类社会和世界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地展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朗起来，这些又反过来促使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斯大林创导、苏联一贯坚持的关于世界已形成“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难以立足。勃列日涅夫虽然也看到“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427]，但是，他并没有从客观世界的这一大变动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调整苏联对东欧，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政策，而是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也即“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苏联在新形势下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把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因此，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谁如果不维护这种团结，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从1965年至1968年的4年里，勃列日涅夫在对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各国党和人民的十几次讲话中，在苏共党内以及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的几十次讲话中，总是不断地重复：“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428]既然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少不了“家长”；这个“体系”当然要有“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完善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也要有“组织者”。于是，勃列日涅夫自信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把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看成是首要义务，然而就我们信仰的实质，就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心灵的要求而言，我们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429]勃列日涅夫曾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宣称：“我们把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防务看成是自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430]

    第二，勃列日涅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生产专业和协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看作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利用兄弟国家合作的优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群众大会上说：“生活越来越坚决地向我们各个国家提出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任务。我们各国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产能力，运用集体过去所创造的一切后备力量有助于更顺利地解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面临的任务。”[431]

    在西欧法、意、联邦德国、比、荷、卢等六国在原有联营的基础上筹建“欧洲共同体”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口号。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说，“社会主义共同体”早就建立起来了，勃列日涅夫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这些过程已经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进行得不坏。经济互助委员会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432]

    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是一个“国际合作共同体”，苏联理应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东欧各国“对华沙条约坚定不移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概括为：“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生产协作化和专业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各国的国民经济，争取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433]勃列日涅夫进而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434]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设大型工业综合体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需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之间在今后许多年里的协作制定规划”。[435]

    第三，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国际主义越来越成为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国际主义”不离口的，他要求东欧各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呢？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稍为明白一些的解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里，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不能不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制定出把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政策。“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436]

    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方面，实现最紧密的配合；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紧密合作。勃列日涅夫甚至傲然地宣布：“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437]勃列日涅夫这是明白地宣布，要以苏联的武装力量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并把这作为苏联履行“国际主义”的最高义务。勃列日涅夫对此还作了一个补充：“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438]这一补充，恰好把勃列日涅夫的意思表现得更加暴露，即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可以采取直接的军事措施。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入侵和占领，就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发生的。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是在冷战进入60年代的新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新诠释。

    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冷战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分不开的。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前提，但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结果，冷战也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开始的。

    历史告诉人们冷战格局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苏联一方来说就是：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综合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能够牢牢地控制东欧和其他周边国家，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集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只有到这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冷战格局。

    冷战年代的国际格局基本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东欧自始至终都在冷战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东欧之所以成为1947年以后的东欧，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47年以后的东欧，冷战格局也就不存在了。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冲破美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美国也只好听之任之。相比之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苏联是绝对不能容许东欧国家出现任何离心倾向的，更不必说类似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了。

    东欧各国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盘，并不是东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被苏联强行拉进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纷纷复国和独立的同时，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开始了各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有着很大差异，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有的被德国法西斯直接占领，有的成为它的附庸。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力量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致力于本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当政；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东欧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后初期，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承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求学习苏联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1945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一次捷共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时也说：“不是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一天，我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被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捷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再向参加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表示：“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439]1946年，捷克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在捷克地区得票为40％，在斯洛伐克地区得票为15％；在全国得票为38％。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捷共的其他领导人，都真诚地努力在《科希策纲领》[440]的基础上，从捷克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出发，“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可惜这种祥和的发展局面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47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开始了。接着，潜伏着的苏南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终于导致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局。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普遍的暴力夺权运动。从此，东欧各国被强制移植斯大林模式：或者像苏联一样直接实行一党专制，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制，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独掌政权；消灭了发育到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一律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东欧各国在1948年前后的“第二次夺权运动”，表面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是东欧各国党付出了独立自主的代价，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和苏联绑在一起。东欧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原以为在消灭了法西斯国家以后，可以走上真正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东欧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发展再次被阻碍。

    冷战格局育造了东欧，东欧则是冷战的受害者，为冷战承受了牺牲。

    冷战格局下的苏美对抗，就苏联来说，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已大大膨胀起来，并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就综合国力而论，苏联则远远比不上美国。从综合实力来说，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统率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有15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约22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900万。1955年华沙条约签订时，拥有8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为23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260万。就是说，北约和华沙相比较，土地的面积相当，人口超过华约的60％，而国民生产总值则高出华约3倍。从地域上说，北约的15个成员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心脏地带，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先进地区。那么，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能够和美国统率的北约集团抗衡，靠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明显劣势得以弥补？

    苏联和华约集团弥补自身综合实力不足的是政治因素。首先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苏联及其华约集团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落后，但在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军事拨款方面，能够和美国及北约集团竞赛。其次，华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跨国界紧密型综合体，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军事同盟集团，更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华沙条约组织这种特性的“理论”升华。华沙条约在政治方面的这些特点，在一定时段里能发挥出实际效能，弥补它在和北约抗衡中的综合实力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说，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华沙条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的结局。

    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1956年纳吉在匈牙利的改革，虽然十分短暂，毕竟是对冷战格局的挑战。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的改革，明确地表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无疑也是对冷战格局的冲击。苏联纠集华约其他国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苏联除了出动军队之外，其他措施已难以维护华约的整体性了。在这前后，苏联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资本，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无力他顾之机，在核军备竞赛上取得某些单项的优势，达到自己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巅峰状态。同时，苏联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化对东欧的军事控制，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巅峰状态往往是下滑的开始，70年代成为苏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由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转变为“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讨论”，到1966年以后才启动运行。

    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做出明晰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十三大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规定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至于经济改革则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将停止尚未真正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1967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第一季度，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上涨20％，市场日用商品价格更是猛涨。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住房短缺上。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成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婚夫妇因为没有住房，只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能有孩子。全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责难：“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造住房给忘了。”经济的恶化还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矛盾表面化。这些矛盾，又综合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月6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发去贺电。勃列日涅夫在贺电中说：“真诚地希望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这一伟大事业的活动中取得成就。”[441]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表决通过，接受诺沃提尼的辞职。3月30日，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1968年初的几个月里，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以切尔尼克取代纳列尔特出任政府总理；为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彻底平反，并任命他为国民议会主席。

    在实行这些新的领导人员调整的同时，杜布切克还调集部分党政领导人、各学科高级专家、学者，成立“政治委员会”，起草捷共当前时期的行动纲领，作为改革的政纲。经反复讨论，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新闻简报上，全文共63页。《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五个部分。《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宣称：“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442]

    《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保障迁徙自由，非集中化和企业领导独立，私营企业合法化等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跨进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杜布切克曾这样评价《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文件”，“我们的纲领是逐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计划”。《行动纲领》没有触及对外政策，对此，杜布切克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欧集团的所有共产党通过强大而善于钻营的各级效忠者和代理人之网，同苏联党绑在一起。当这些党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力量时，苏联人不仅钻进每个党的正式机构，而且控制了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外事部门等关键职位。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任何搞独立活动的尝试，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非常困难的。”[443]

    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行动纲领》的态度，对业已开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态度，在196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68年的“五一”节游行，不再是“导演游行”，也不再是把人们按单位组织起来，而是人们自己聚集起来，带着他们自己愿意举起的并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思想和愿望的横幅标语。这些标语是多元的：有表示愉快心情的，有批评性的，有幽默讽喻的，连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杜布切克感动地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和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两个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苏共和勃列日涅夫以后死抓住这两个组织，斥责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其实，“231俱乐部”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内务部批准而宣布成立的。该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是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该俱乐部的基本主张是“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稿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因此，该俱乐部只是在平反昭雪过程中有情绪性的言辞，属一般群众性结社。“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政府取缔。

    苏联对捷改革的反应和干预

    苏联一直关注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进程。

    在当时，除罗马尼亚之外，东欧各国不要说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即使是政府部长和地方相应级别的首长人选，也须经克里姆林宫认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接受杜布切克，是因为杜布切克和苏联有着特殊的情结，不过杜布切克上台后的作为，却大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意料。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11月27日，斯洛伐克族，其父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杜布切克的父母于1912年移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1年全家又返回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就在其父母回国几个月后出生。杜布切克曾戏称：如果我早几个月出生，就成为美国人了（其父母回国时仍持美国护照）。

    1921年，应列宁“援助饥荒受害者”的号召，捷克的工人成立了“国际援助合作社”。杜布切克的父亲是工人领袖之一，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于1925年春，变卖了全部家产，购买机械设备，随“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的吉尔吉斯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苏联度过的，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了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后因无法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了捷共，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他的哥哥就在这次武装起义中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进入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杜布切克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学习成绩优等，获得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并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接替诺沃提尼，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革命考验，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的上台，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在没有事先征得苏联同意的情况下，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等整套党、政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机构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4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采取武装行动。

    杜布切克上台以后，苏联驻捷克大使契尔沃年科和使馆不断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的各方面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形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在报纸、广播、电视上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还特别强调，信中应当明确地提醒捷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与联邦德国为邻的。……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根据波诺马廖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给捷共中央的措词严厉的信函。由于杜布切克的请求，这封信没有发出。1968年4月9日和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收集来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鼓动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等捷共领导人，被苏共中央“邀请”去莫斯科“谈一谈”。5月4日，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诺夫、卡图谢夫等领导人，与捷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根据苏联得到的情报，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写了什么文章；哪些地方开了什么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什么；等等。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谈中尽可能地作了解释。杜布切克说：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对此，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反驳，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会谈中，切尔尼克以政府总理的身份提出，捷克需要进行加工工业现代化，逐步改革工业结构和布局，这样就需要4亿～5亿卢布，希望从苏联得到这笔贷款。柯西金对这个要求只是含糊其辞地说“研究、研究”，然后明确地说：“你们究竟想为谁生产消费品？是不是为了出口？西方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会需要；想拿到社会主义国家去，首先拿到苏联市场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需要。我们要的是你们的机器设备。”实际上是拒绝了捷克的要求。第一次会谈就持续了9小时，实际上是争辩了9小时。会谈公报只是冷淡地说：会议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444]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5月4日与捷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说：“杜布切克给人的印象是，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行动上绝对是另一回事。杜布切克使捷共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党。”勃列日涅夫还指出：《行动纲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葛罗米柯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说捷克的状况，说得好听点，是第二个罗马尼亚，实际上将会使华沙条约组织彻底完蛋。马祖罗夫、勃利扬斯基甚至说到要“放开手脚地干”，提出“有必要调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勃列日涅夫说：“在今天的军事会议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实际措施的具体计划。”政治局会议还指出了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的比拉克、科尔德，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等，都被作为“健康力量”。

    5月8日，苏共中央还背着捷共，将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匈牙利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并表示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鉴于卡达尔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勃列日涅夫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再进行一次秘密会晤。6月11日，苏共中央决定，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秘密会晤，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向杜布切克转述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函。其中说：捷共的处境已到了“特别重要的时期”，“你们的敌人将对共产党内及其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并为此不惜利用欺诈、造谣和挑拨离间，借口同‘保守派’作斗争来危害忠于事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445]勃列日涅夫还让契尔沃年科大使告诉杜布切克：“捷克的大多数宣传机构，仍然从右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立场发表意见，根本不顾捷共中央五月全会通过的决议。”[446]勃列日涅夫提出，让杜布切克挑选“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在6月15、16日，与之秘密会晤。所谓“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勃列日涅夫替杜布切克开列的名单是：切尔尼克、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科尔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位：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是苏共中央认定的“健康力量”。双方商定，将于7月29日在紧贴苏联边境的蒂萨河畔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6月上旬，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6月14日，勃列日涅夫与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勃列日涅夫曾8次讲话。从“座谈会”的记录来看，都是捷方的某个人说了几句话，勃列日涅夫就抢过去讲上一大通。这次名曰“座谈会”，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训话会”。勃列日涅夫先教育捷方人员：不要忘记苏联对捷克的帮助；接着谴责捷克“有些人”居然把苏联说成是“干涉内政”；继之告诫捷方不要忘记西德复仇主义势力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捷克是紧邻西德的；最后暗藏杀机地说：“我国人民，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重新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贵国的独立而并肩作战。”[447]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座谈会”结束后，勃列日涅夫请斯姆尔科夫斯基“留下来单独谈一谈”。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再次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表示担心，然后谈到杜布切克的个人经历和工作，说“杜布切克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又说：苏共中央在这几个月中对斯姆尔科夫斯基不很了解，请求原谅。“你是个老人了，献身于党已经快40年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这些话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他在向我建议什么。”“我采取既适当而明确的方式对此加以拒绝，我保卫了杜布切克。我不仅捍卫了我们的政策，而且也保护了杜布切克”。[448]

    6月18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有苏、波、匈、捷克等四国武装部队参加。1.6万名装备精良的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此之前，捷共中央曾一再反对在捷境内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演习，软磨硬拖，但最终无法阻止苏军进入捷境。捷共中央担心的是，苏军进入捷境之后就不走了。事情果然如捷共中央所料，演习结束后，苏军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也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样，就为日后可能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

    对捷克究竟是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还是实行军事制裁，从苏联驻捷大使馆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存在着不同意见。苏联驻捷大使馆，以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为代表的一些官员，极力主张对捷采用军事手段。以契尔沃年科大使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认为捷克局势十分复杂，只有杜布切克能稳定局势；不要把捷共的路线和别人的言论混为一谈，尤其不要同党外人士的言论混为一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等，都力主对捷实行军事制裁。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张政治解决。勃列日涅夫对实行军事制裁有两大疑虑：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华约组织内部，卡达尔仍持反对立场。

    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方针。不过，在冷战对峙的紧张局面下，苏联决定试探一下美国的可能反应。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腊斯克说：“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449]与此同时，卡达尔也最终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紧急制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措施的具体步骤，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制裁的方针是否付诸实施及何时实施，苏共中央尚在等待切尔纳会谈的结果。

    7月29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这是一次更为激烈的争吵，也是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苏方盛气凌人，会谈几度陷入僵局。最后，根据苏方的要求，捷共承诺：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杜布切克作了很大的妥协。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在8月底、9月初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和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450]杜布切克软中带硬和拖延的态度，促使勃列日涅夫最后下定了决心。

    苏军对布拉格的武装占领

    8月10日前后，苏共中央选定于8月20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8月10日以后，待命的苏军部队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准备出击的部队。第二天，他们又抵达华沙，进一步落实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一切准备就绪，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预，并把行动日期定在8月20日。最后，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并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政治局会议甚至在没有一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捷克政府成员参与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起草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会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指令契尔沃年科，把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比拉克和英德拉。[451]

    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并要他们立即返回各自的岗位，做好一切工作。苏共中央还批准了塔斯社将于20日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发表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最后，苏共中央指示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时间20日23时20分，即苏军全面出动之前一小时，拜会斯沃博达总统，告知苏联将采取的行动；同时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时间8月20日下午6～8时之间，也即苏军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拜会美国总统约翰逊，告知苏联的行动。

    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任入侵捷克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土、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万人；匈牙利2个师约1.5万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从军事上说，东欧军队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要摆出一个华沙条约国联合行动的架势。唯一不参与行动的是罗马尼亚，为了不在事前引出麻烦，苏联对保加利亚参与行动的部队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调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等待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或飞越其领空。

    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主没有丝毫察觉，反而认为与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根本没有想到苏联会采取军事行动。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了会议，讨论定于9月间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

    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降落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机上下来几十个穿统一服装，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察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来安静地坐在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发生“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火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政府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斯洛伐克。入侵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看起来就像不久前进行的军事演习一样。

    在苏军开始行动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根据本国的指示拜会了约翰逊总统。其实，约翰逊早已心中有数。多勃雷宁面对约翰逊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念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称：“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作出了反应。因此，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仔细地听完电文，平静地“感谢多勃雷宁大使向他通报这一消息”，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的情况。约翰逊的“平静”，连多勃雷宁也感到“十分惊讶”。3天后，腊斯克警告多勃雷宁：“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的舆论。”[452]苏联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也就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当时，约翰逊政府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况且，约翰逊即将任期届满，也乐于同勃列日涅夫达成默契，息事宁人。

    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进行到晚上11时半左右，切尔尼克被叫到隔壁听电话。过了几分钟，切尔尼克回来说：电话是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的，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越过国界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即将被占领。楚尔还说，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打电话。

    主席团会议室出现了短暂的愤激和骚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斯沃博达总统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提出新的干部任免。主席团同时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武装抵抗都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能进行抵抗”。主席团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斯洛伐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万人，500架作战飞机，还有4万空军部队。这样微弱的军事实力，又毫无战斗准备，更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和情报系统已全被苏军控制，仓促之间与苏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况且，一旦发生战斗，则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会像1956年10月侵入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来“镇压反革命叛乱”了。

    面对苏军的突然入侵，主席团决定起草一个宣言——《告全国人民书》，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说：对于苏、波、匈、保、民主德国等五国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这件事，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都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根据同样的理由，也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保卫国土。”《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党中央、国民议会、政府各部门都坚守岗位，并严正指出：五国军队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台已被苏军占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已转移到布拉格郊区的斯特拉霍夫中心转播站。捷政府邮电部长卡雷尔·霍夫曼倒向了苏军，拒绝服从捷共中央的命令。捷共中央依靠电台的工作人员，通过中心转播站，才把《告全国人民书》播送出去。[453]

    8月21日凌晨4时，苏军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苏军把留在捷共中央大厦里的人集中到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宣布“不准说话，不准自由行动”。上午9时，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在政府办公室里）等4人，被苏军押走，推进已准备好的装甲车，开往鲁津机场。到了机场，他们被塞进装运坦克的运输机，经波兰西部的莱格尼查、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最后转到莫斯科郊外，被拘押起来。

    苏联率领华约国军队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按原计划是扶持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组成“革命政府”，然后宣布苏军是应“革命政府”的请求，前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镇压国内外反革命颠覆活动，并顺理成章地把杜布切克等人送上“革命法庭”。8月21日凌晨5时25分，苏联塔斯社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塔斯社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为此，苏联和其他盟国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然而，令苏联人意外的是，“革命政府”的组建遇到了阻力。

    8月21日凌晨，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人便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来到已被苏军包围的总统府，要求总统“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但是，这一要求遭到斯沃博达总统的严辞拒绝。苏联和比拉克等人仍不死心。下午3时许，他们齐集在捷共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开会。契尔沃年科提出：在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产生之前，由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三人主持党的领导工作，由英德拉组成新的革命政府。契尔沃年科提出，“政府成员名单必须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批准”。当然，这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意见。22日凌晨，这些人再次拥到总统府，要挟斯沃博达总统批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新名单。斯沃博达告诉他们：有关党的问题，只能同杜布切克交谈；切尔尼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的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苏联人：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苏联拼凑“革命政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从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军队入侵开始，几乎是全民自发地出动，涌上街头，把苏军士兵和坦克围起来，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全国上空响彻“杜布切克！”“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市民还把布拉格街道的路牌全部刷掉，写成“杜布切克大街”、“切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等，以至入侵的苏军连路都找不到。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同时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抗议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在布拉格，汽笛一声长鸣，所有工作统统停止，行驶的车辆当街停下，全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采取了统一的行动，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小国被大国入侵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入侵的苏军对此一筹莫展，当时有人把这一现象称做“大象踩不断绣花针！”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行动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入侵的苏军不知所措，也令克里姆林宫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敢妄为。以巴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的决策者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斯沃博达向苏联提出：必须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捷、苏双方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面对出现的僵局，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只好接受这一建议。8月23日上午，苏军被迫释放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人，他们由苏军的“俘虏”变成了苏联的“客人”。当天下午，苏、捷双方开始举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除杜布切克等人以外，还有从捷国内赶来的斯沃博达、比拉克、英德拉、胡萨克等人。

    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说了一大通话，意思是：我们不谈过去的事，也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就讨论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局势。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要捷共帮助苏共摆脱由于实行军事占领而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杜布切克仍然坚持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前，在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根本不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总统、政府总理和我本人，就采取了如此的军事行动，“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454]苏共中央原想立即去掉杜布切克，另行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但是，无论是斯沃博达还是切尔尼克，对此都坚决不予接受，而比拉克、英德拉等人这几天的公开表演，已使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声名狼藉。苏共中央最后不得不放弃立即搞掉杜布切克等人的计划，但是坚持要捷领导人承认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现实活动，五国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合法的。双方谈判一直延续到8月26日午夜。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刺刀下的谈判。谈话间，勃列日涅夫情急之下，一语道破了莫斯科的内心世界：“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就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出现了‘布拉格之春’，苏共中央担心它走向独立。杜布切克的那些讲话稿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干部的调整也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允许。对此，苏共中央是不能容忍的。”当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抗议时，勃列日涅夫急得立即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浓眉紧蹙，大声喊叫，转身走出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站起身，像军人一样跟着勃列日涅夫走出会场。会谈数次中断。[455]

    苏共中央不仅以刺刀威胁捷代表团，更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居民相要挟。杜布切克等人纵然以死相抗争，最后也只能妥协。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党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公报不再提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但也不提《行动纲领》，即否定了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不再提将军事占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撤军问题将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正常化而定；捷克斯洛伐克重申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承诺，保证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或双边协议规定的义务。苏共中央本想继续扣押克里格尔，捷代表团表示：克里格尔必须一起回国，否则，他们将不离开苏联。8月27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回到捷克。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备受折磨，劫后余生。

    8月31日、9月1日，捷共中央召开全会，这是在苏军占领下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把科尔德、里戈、卡佩克、克里格尔、什维斯特卡等“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免除齐萨日党中央书记职务。苏军入侵时，齐萨日隐蔽到布拉格郊外去了，苏军没有抓到他，躲过一场大难。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希克于9月3日被解除政府副总理职务，苏军入侵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躲过了血光之灾。此后，他留居瑞士，以教书为生。

    1968年10月4日，杜布切克等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盟国军队暂驻”条约。10月14日，切尔尼克以捷政府总理的身份，再赴莫斯科谈判。10月16日，捷、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除苏联外，华沙条约缔约国其他国家的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捷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使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驻”合法化。“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全国，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掀起了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苏联也在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改造。1969年1月16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1970年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1969年4月17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1970年6月，杜布切克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年6月，切尔尼克也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开除出捷共。苏联还指使胡萨克大肆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到1970年，胡萨克先后将其余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以上的党中央委员、州委委员、县委委员，或撤职，或“开除出党”；1/5以上党员被除名或“开除出党”。1970年12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别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也必然在改革前止步。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同时，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苏联东欧体系的总崩溃埋下了又一颗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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