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456]（Русска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0.5％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0.8％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69.9％。[457]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458]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Церквиот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459]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名。[460]

    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461]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年5月29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церко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这样，革新派成为1922～1927年间得到苏维埃政权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东正教组织。[462]

    面对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形势，俄罗斯东正教会上层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反革命立场”。[463]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年4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年5月10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Священный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464]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465]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明确表示“基督的教会为保卫祖国神圣疆界的所有东正教祈祷”。[466]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他们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塞·西曼斯基当选为新一任牧首。[467]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468]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469]

    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这一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的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470]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471]

    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000座。[472]赫鲁晓夫后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советподеламрелигий），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

    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47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敖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学院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期，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排挤和镇压。[474]

    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去世，次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造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地下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475]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Данилов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крещенияРуси）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476]然而，短暂的老人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现象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477]

    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一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个、16个、809个和2039个。80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6700个。到1989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1万个。俄罗斯邦联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个增至100个。[478]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塞·里吉格尔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塞被称作阿列克塞一世，现任牧首称阿列克塞二世。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479]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1991年1月，东正教徒占苏联国民总数的22％。[480]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Истино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这样，自20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481]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482]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483]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484]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485]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1928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年被处决。[486]

    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487]30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5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488]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3～5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40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489]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490]按照苏联侨民学者亚·切尔诺夫的统计，1972年，苏联共有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徒520万人，地下教会的教徒100万人。[491]按照苏联当局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苏联共有1000万东正教基督徒，其中52％的人属于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区，48％的人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教区和团体，地下教会在后者中又占一小部分。[492]

    70年代以后，官方东正教会与地下东正教会的教徒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一方面，地下教会的教徒年龄老化，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许多教区主要依靠中老年妇女来秘密主持仪式。地下教会的活力衰退致使部分教徒感到未来无望。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官方东正教会的怀抱中。另一方面，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引起了官方教会教徒的思想波动。一些教徒认为，官方教会已经完全变成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对于教徒来说，它已经失去了神性。于是，他们便离开官方教会，加入了地下教会。80年代末，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90年代初，地下教会的高级主教已经全部过世。这时，又有一大批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中。1990年，由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侨民组建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开设自己的教区。部分地下教会教徒因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政治见解相同而加入到这些新教区中。这样，地下教会教徒已经所剩无几。到苏联解体前夕，各类地下教会教徒总计只有数千人。[493]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русскоецерко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494]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495]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496]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 Сергиев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ыйбогословский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万～50万名[497]白俄投奔俄国驻中国的传教士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所在地成为俄国流亡人士的避难所。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主教，后又被提升为都主教。1922年年末，北京主教区设立了上海和天津两个代理处。在中国的东北，形成了直接归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的哈尔滨主教区。[498]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内部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不久，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三个派别。

    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起源于1794年。当时，俄国的新土地开发者发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并向那里移民。随之，俄国东正教会瓦拉姆修道院（Ваалам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们便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教堂。184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拉斯加教区的基础上，设立了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主教区。1872年，该主教区总部移至旧金山，教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年，在后来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的吉洪做北美主教区高级主教时，北美东正教主教区总部又由旧金山移往纽约。十月革命后，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失去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年度财政拨款，开始独立为生。此时，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属于北美主教区的加拿大避难。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密切起来。1922年，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加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行列中来。同年，在全美东正教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拉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选为美国和加拿大主教区都主教。该选举同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的认可。然而，苏维埃政权对此坚决反对，原因是内战时期在当红军占领奥德萨时，曾经担任敖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曾经组织了“圣武士队”（Святаядружина）进行抵抗。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在苏维埃政权的压力下，取消了对普拉东的任命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行为激起了北美东正教徒的反感。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宣布“普拉东为美洲东正教自我管理教会的领导”，从而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499]同时，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还表示，要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认为，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决定是受分立主义情绪支配而做出的，应当受到谴责。顶着上述压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27年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二战前夕，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不满，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35年再次回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曾经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接近，该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还向苏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随着冷战的开始，该教会因不满苏联的体制于1947年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70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вАмерике）。197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式承认了美国东正教会的独立。考虑到教民主要以英语为母语，同意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500]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1917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年10月1日，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任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192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了这一任命。1922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因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宣传而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由于叶夫洛基在思想上属于自由派，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反而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2年1月30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基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同年5月，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吉洪颁令由叶夫洛基管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事务，即让卡尔洛瓦茨派服从于叶夫洛基的领导。1922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总部迁入巴黎。叶夫洛基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温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侨民。1925～1946年间，他任巴黎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吸收卡尔塔绍夫、布尔加科夫、弗洛罗夫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等侨民宗教思想家前来任教。很快，该学院成为俄罗斯侨民东正教思想文化的中心。同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许多学者一样，叶夫洛基也支持基督教大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显然不能为以安东尼为首的保皇派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所接受。1926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接管叶夫洛基领导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也不承认莫斯科对叶夫洛基都主教的任命。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卡尔洛瓦茨派同叶夫洛基派的矛盾加剧。正在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颁布了谢尔吉宣言。出于对卡尔洛瓦茨派的不满，叶夫洛基领导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投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1930年，由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徒祈祷，叶夫洛基被莫斯科牧首区撤职。但是，广大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教徒们仍然跟随着他。1930年，他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都主教（ВременныйЭкзархат）。1945年，应叶夫洛基的请求，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又重新并入莫斯科牧首区。1946年，叶夫洛基去世。考虑到苏联的政治环境，他的继任者决定将该教区再度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947年，该教区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从此，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内外教会宣告无缘。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501]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不论是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苏维埃时期，都有过与莫斯科牧首区合作或者服从其领导的经历。此外，1927年，在谢尔吉宣言发表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下的日本东正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二战结束后，在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中国教区中，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回归祖国，服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始终与苏联国家政权势不两立。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红色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1946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慕尼黑。为了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影响，1945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一世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提出倡议，欢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祖国。但是，卡尔洛瓦茨派坚决不予理睬。40年代末，欧洲有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随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教区在美国不断增多。为了方便管理，195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并保持至今。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502]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在苏联迅速复兴。1988年，为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隆重宗教庆典活动。此外，还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公会。会上，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呼吁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就恢复统一进行谈判。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对此反应冷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国内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还努力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批教区。随之，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满的俄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教徒离开东正教会，投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怀抱。这一情况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关系一度紧张。[503]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许多分支经过痛苦的摸索，都在世界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中找到了归宿，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教区管辖上归属不明。它既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管理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不是东正教世界正式承认的一个自主教会。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积极呼吁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就恢复统一事宜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高级主教们提出了恢复统一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中止跟随1927年都主教谢尔吉宣言的做法”、必须“对同苏维埃政权的合作表示忏悔”、必须“承认专制制度是俄国唯一的管理体制”、必须“对尼古拉二世及全家封圣”，以及必须“放弃支持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504]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前提。经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主张回归祖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这两个苏维埃时期的“死对头”，终于在2007年5月17日重新走向了统一。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5]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06]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507]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508]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509]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510]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再运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冷落宗教的软措施，使宗教在苏联走向灭亡。自191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旧礼仪派像苏联其他许多宗教派别一样，饱尝了受排挤的苦痛。旧礼仪派作为工商阶层、哥萨克阶层和殷实农民阶层全部被消灭，旧礼仪派的基础教育设施被毁掉，教会期刊停办，圣像作坊和慈善机构也被关闭，教堂圣物被没收及改作他用。[511]

    1986年，在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иерарзия）的20个主教区中，仅有5个还勉强维持宗教活动，管理这些主教区的是一名都主教和两名主教。在全国126个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区中，仅有神甫54人，况且绝大多数已年高体弱。[512]单凭这些神职人员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一百多万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需求，各教区的教徒代表长老（старцы）和执事主动与神甫配合，共同承担着宗教礼仪事务。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旧礼仪派教徒也积极为弘扬俄国传统文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列宁格勒的普希金故居，旧礼仪派文化人士举办俄国文学名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研讨会；在莫斯科罗果日墓地（Рогожскоекладбище）的圣母大教堂，人们举办了旧礼仪派宗教音乐演奏会；1989年，在波罗夫斯克，旧礼仪派人士举办了旧礼仪派文化和历史回顾展。同年，苏联时期从旧礼仪派罗果日墓地圣母升天钟楼上被强行摘除的大钟历经50年的沧桑又物归原主。1988年，在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之际，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都主教区（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Митрополия）从罗马尼亚的布拉伊尔城（Браила）迁往莫斯科。至此，苏联境内的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恢复了统一，它的正式称谓为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派教会（Русская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церковь）。[513]

    俄国古代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церковь）是俄国旧礼仪派的另一个较大分支。它成立于1923年，即由主张革新旧礼仪派的萨拉托夫主教尼科尔·波兹德涅夫领导，由不承认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规的部分教堂派教徒组成。伟大的卫国战争后，该教会的神学和行政中心转移到新泽布科夫城。1990年，位于莫斯科扎采里（距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旧礼仪派圣尼古拉教堂归还给俄国古代东正教会。随后，该教会的行政和神学中心也迁移到此。到苏联解体前夕，该教会包括9个主教区，共管辖分布在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60多个教区及位于罗马尼亚的5个教区，教区数量共约70个，是仅次于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第二大民间东正教派。[514]

    在俄国的旧礼仪派中，唯一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并服从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领导的宗教分支是教堂派中的皈一教会（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1971年，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东正教地方会议，取消300多年前尼康将旧礼仪派教徒全部革除东正教教籍的规定，宣布承认旧礼仪派教徒为东正教徒，允许旧礼仪派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并保持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习俗。然而，旧礼仪派各分支对这一规定反应不一。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对此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管辖下的东正教已经背离了东正教的原始教义。只有较少部分旧礼仪派教徒对东正教会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进而接受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管辖。不过，他们仍保持着旧礼仪派的组织形式与宗教习俗，这个旧礼仪派分支就是现在的俄国皈一教会。[515]

    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поморщина）是旧礼仪派中规模较大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组织，它包括许多独立的中央管理机构。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俄国委员会包括分散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的100多个教区。此外，立陶宛有一个该派管理机构叫做立陶宛旧礼仪派最高委员会，它负责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北方沿海派事务。拉脱维亚也有一个同样的管理机构叫做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老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分支（Федосеевскийтолк）是反教堂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它的中心是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приход）。该宗教分支没有联系各教区的统一组织。1990年，随着苏联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颁布，旧礼仪派的各个分支均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共有旧礼仪派教徒300万人，其中有200多万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516]从拥有教徒的数量上看，旧礼仪派是苏联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派。

    结论

    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坎坷经历发人深思。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对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做出如下总结。

    （1）俄国政教关系的弊端是东正教会经受磨难的一个主要根源。拜占庭留给东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教关系紧密交织。俄罗斯从拜占庭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发扬光大。旧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双方相互维护，紧密配合，东正教会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政权被推翻，东正教会就将不可避免地惨遭同样的厄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维埃时期的命运变迁便是一个例证。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与旧俄时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离政策。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与沙皇专制制度密不可分，在苏维埃政权同旧体制作斗争的过程中，矛头必然指向东正教会。因此，苏维埃时期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真正的双方互不干涉，而是政权对教会的专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受的劫难主要与其政治色彩过浓有关。此外，长期的政教交织模式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养成了依赖国家政权的习惯。这样，在每一次社会动荡之后，东正教会就要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新政权并证实自己的忠实与顺从。由于苏维埃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见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适应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调整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上，其社会道德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因而，教会人士在民众中失去了威信，东正教对民众的道德伦理影响微乎其微。

    （2）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走入低谷。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加强无神论宣传，对东正教神学和哲学等所谓的“唯心主义”文化嗤之以鼻。国家允许东正教会出版的书刊数量有限，内容也不得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因此，在俄罗斯东正教所属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校中，宗教读物内容简单，关于东正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作品几乎不见。在苏联国内，重视东正教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和神学思想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和苏维埃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东正教地下教会。然而，这些东正教组织在苏维埃时期均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它们的读物严格为政府和官方教会所监督。这些作品在民间只能秘密流传，影响很小。在苏维埃体制下，无论是东正教的官方教会，还是各类民间和地下东正教组织，都在为保留自己的生存权而努力，无暇顾及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整个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神学也无法同俄罗斯侨民东正教神学相提并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主体部分是卡尔洛瓦茨派。然而，该宗教派别“过于关心政治和民族主义，而不注重神学辩论”。[517]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最注重的是同苏维埃政权和东正教官方教会作斗争，竭力宣传俄国专制制度的永恒性，根本不关心东正教文化遗产的弘扬与发展。在对东正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俄侨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属于卡尔洛瓦茨派。可见，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史上一个低潮和暗淡的阶段。

    （3）东正教在无神论时期并没有消亡。俄罗斯的20世纪是一个颇具动态性和充满矛盾性的历史阶段，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到世纪末骤然瓦解。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仍普遍认为，随着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深得人心，东正教作为一种旧思想的残余，在苏联国民心目中已不复存在。然而，此后短短几年时间，东正教却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俄罗斯骤然复兴。到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已有近一半的公民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事实上并没有消亡。

    首先，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在苏维埃政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对于多数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的发展史几乎是一部血泪史。不论是官方东正教、民间和地下东正教，还是俄罗斯境外东正教，都屡遭苏维埃政权的限制、排挤、镇压，甚至迫害。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下，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官方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调整自己、迎合和顺从苏维埃政权等方式来为自己争取存在空间；地下教会和民间东正教采取躲避政府的方式秘密发展；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则利用公开对峙和斗争等手段与苏维埃政权展开势力范围争夺。苏联官方公布的东正教徒数字通常只指俄罗斯官方教会怀抱中的教徒数量。实际上，苏联境内外一直生活着一大批不为官方承认的“隐形”东正教徒。

    其次，苏维埃时期国家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打压。例如，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亲自接见东正教最高领导层，国家试图利用东正教来调动国民的爱国热情；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大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而鼓励官方教会的发展；等等。国家每一次给予的短暂宽松环境都客观上为东正教的发展带来了动力。相应地，东正教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所以，整个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态势可谓起伏跌宕。既有因受排挤而萎缩的状态，也有因政策放松而相对繁荣的局面。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心全部在苏联境外。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西欧派（叶夫洛基派）是俄罗斯20世纪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由俄罗斯东正教侨民在法国创办的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家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思想家们（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以其卓越的神学成就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巴黎学派。4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如弗洛罗夫斯基、洛斯基和梅延多夫等，移民美国。在那里，他们创办了以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ыйбогословскийсеминар）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美国学派。苏联末期，在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纷纷在俄罗斯再版。对于饱受精神饥渴的苏联国民来说，这些思想宏著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时间，官方东正教会可以公开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民间东正教和地下东正教由“隐形”急剧转为“显形”，境外东正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建立自己的教区，传播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苏联末期前所未有的东正教复兴局面。总之，没有苏联时期东正教各派教徒的存在，就不会有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真正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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