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和瓦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的最重要因素？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实力呢，还是以核武器为标记的军事实力？这两样东西，苏联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不算差劲儿的，非但不差，还是可以与美利坚一比高低的。可是，为什么竟哗啦啦如大厦倾，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有人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党，这也是不错的；但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比政治，比党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存在不存在？历史表明，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目前，人们都在谈论文化软实力，都在思考怎样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和崛起。在具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因素，因为政治的清明，一个党的强大，也是决定于与之相关的文化软实力因素的。
那么，怎样才能培植、塑造文化的软实力呢？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创新，才会有文化的强盛，才会有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呢？文化的创新，不外包括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而集中一点，就是人文精神的创新。
再回到苏联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来。那么，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逻辑推断，这个最终原因，就是比党、比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缺乏文化软实力，缺乏文化创新，就是苏联国家解体和瓦解的最深层的原因。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苏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党。意识形态渗透在苏联国家机构体制和党的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所以，意识形态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其意识形态反映并适应现实需要，能促进文化创新时，它就能极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反之，它就束缚和扼杀文化的创新，成为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阻力。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发展壮大、兴衰消亡的过程中，就必须把影响文化创新的苏联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历史、文化政策及其沿革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考察。
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苏共执政早期曾是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因而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以其先锋队的资格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因忽视自身改造，逐渐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变为一种僵化教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阻挠改革的势力，最后终于落后于时代而为人民所抛弃，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对其兴衰命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研究苏联兴亡的根源，应对此加以重点的考察。
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可以分为十月革命初期至20年代末期的文化政策，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斯大林个人权力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几个主要阶段。现在，让我们对各个阶段的情况加以考察。
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刚掌握政权不久，以列宁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这个党还拥有无可置疑的思想文化的活力。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善于运用生动的辩证法，能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因此，列宁及其后继者布哈林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能极为敏锐地认识世界并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很富有战斗力的。
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国内战争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518]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519]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这个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重视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520]他对资本主义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经济管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主张加以吸取和应用。列宁主张团结、争取、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相联系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要取得过去的文化，就必须使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立即用来建设社会主义。[521]
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522]关键在于，要对他们采取耐心谨慎的、讲究分寸的态度，主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523]在这里，列宁显然把知识分子同剥削者，同资产阶级相区分，将他们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时，也是同对“无产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样看待的。但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524]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然而，俄国社会上存在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即轻薄知识分子的情绪，这是从民粹主义和其他极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思想狭隘，容易把他们所受地主、资本家的沉重压迫也归罪、迁怒于为剥削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情况有关。这种情绪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波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挤、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就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列宁对社会上和党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的来说，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得到了执行和贯彻。
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也较符合客观实际，比较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较能满足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525]
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526]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527]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它们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528]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观就是，没有过去时代的文化，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对它们加以全部了解，就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特别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文化极端低下的时候，首要的是学习读书写字，掌握一般文化知识，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否则，是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所以，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529]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530]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531]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532]
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533]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534]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535]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536]
（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537]
（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538]
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539]三是，党内中下层干部和党员的文化水平过分低下，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俄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大大打了折扣。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实际上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
（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中之重是发展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其集中表现是，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长期统治。
这一模式中的思想理论特点，是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托季联盟和布哈林等一系列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他自己片面、褊狭的解释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灌输进了联共（布）党的历史和全部实践活动中，以他个人的思想取代了列宁和党的集体的思想，并通过大力宣传《简明教程》，将其体现的思想理论神圣化、模式化、教条化，从而确立了这些思想理论的统治地位。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牢固性。
联共（布）在这一思想文化模式中的文化政策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斯大林思想理论的僵化，助长了苏联伪科学学派的声势，压制了科学学派的成长，这就使苏联的科学缺乏创新，在斯大林时期同世界科学水平拉大了差距。尽管由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使斯大林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建立“监狱研究所”等）促进了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却贻误了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科学技术的平衡发展。
3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20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30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一经把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党内，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针对的是敌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禁锢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随着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主要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检查职能的体制，转向了由党的机关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高度集中于党内的书报检查体制。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在其《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事实上取消了原先归出版总局实施的审批职权，转变为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540]
不仅如此。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541]
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542]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543]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544]——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545]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546]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547]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为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据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548]
30～40年代对科学文化发展损害最大的，是斯大林对科技专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镇压。这种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549]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550]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551]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
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8月中旬到1948年2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552]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553]“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554]她的诗作被视为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不问政治的”作品。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555]与此相联系，“决议”还同时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家和作品。对于同两杂志有关的责任者，包括上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苏联作协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下至列宁格勒市委和两杂志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点名批评，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556]“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557]，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558]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559]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
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560]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561]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当然应该看到，30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
“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领域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在思想理论方面批判个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不少僵化的理论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3）冲击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4）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修改并放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解放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使苏共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较好地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科学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方针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是思想文化的“解冻”。“解冻”是对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一大冲击，它打破了斯大林思想理论的束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实行了一系列同科学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便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现得十分明显，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却一个接连一个，镇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赫鲁晓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10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同个别作家和文化人小范围的会见以外，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在1957～1959年、1962～1963年间，就举行了8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其中，赫鲁晓夫在1962～1963年的会见中尽管同文艺工作者发生过戏剧性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作家、文艺家敢于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争论，发表不同意见，且没有因此而发生严重迫害事件，这就表明了政策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沟通对话、说服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识界了解了党和领导人的政策意图，纠正了某些不健康倾向。尽管赫鲁晓夫的某些粗暴和简单化作风妨害了这种沟通对话所应达到的客观效果。
第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上的错误，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和理论探索。赫鲁晓夫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这些改善，是同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解冻”时期，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苏共中央于1958年5月28日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虽然对错误的纠正还不够彻底，但确认了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562]此外，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给30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逐渐纠正了对20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563]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564]这与其说是个人崇拜的遗留，毋宁说是种特有的权力崇拜：权力越大，知识越多。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人民的权力=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我们（系指苏共党中央主席团）的权力，我们的权力=我（指赫鲁晓夫个人，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565]因此，在苏联应当由人民或党的领导集体做出决定的一切，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个人（苏共最高领导）都有权做出决定。就实质看，这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理论逻辑。
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566]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567]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后，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暂时让柯西金继续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停滞倒退，又回头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
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滞倒退，主要是在许多方面又回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断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过程中往往是走两步停三步，时断时续，进行得缓慢而不彻底。不仅对含冤受害的个人没能一一平反，就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完全中断了这个过程。非但对遗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发生了对已纠正案件的倒算。由于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理论公式，又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了名誉。更严重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有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倒退，还表现在对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演绎。根据斯大林的提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基本接受了这一超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个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阶段，提出在60年代初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但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理论问题上，却又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仅把上述论纲稍事校订，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其基本内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外，并无实质性改变。
苏共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能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的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按照苏共文件，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568]
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7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种概述和描绘来看，它远远脱离了苏联社会当时的现实状况。它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事实上，苏联现实社会在70年代远不是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高度发达，美妙和谐。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应当达到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约下降了50％，即由⒎2％下降到⒊1％，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569]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落后，苏联7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满足现状，因循守旧，阻碍改革，导致停滞不前的理论。它编织了一个“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花环，靠着这个花环的装点，造成了一派富裕、满足、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这里显然已不再需要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危机边缘，同长期奉行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是直接相关的。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化问题时声称，“一种就其精神和主要内容而言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570]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在1972年围绕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和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有关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成了苏联各意识形态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有关主张“民族独特性”和文化中“民族成分”的任何言论，都成了苏联报刊大力批判的对象。
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作者为这本书多次遭到批判，并于1972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4月又被苏联当局逮捕。类似这类学者反对语言同化而遭批判、裁处的事件，曾屡屡发生。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各个时期虽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推行文化上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融合政策最为突出，因此而发生的抗议事件和镇压事件也最为频繁。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571]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572]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573]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574]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75]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76]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577]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也扼杀了一切创新和倡导改革的理论。在远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曾产生过一个主张改革的新商品学派，但却遭到了批判。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院士为首的新历史学派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院士的所长职务被撤销。像这种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物和学派，遭受批判、压制和打击的事件，在各部门各学科都曾屡屡发生。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在苏联文化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说是对以前时期，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逆反效应的结果，或者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年4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1977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40万条意见。[578]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8年；到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579]
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580]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最后，苏联的思想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从苏联文化政策沿革、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党的队伍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的创新性文化，永葆先进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不断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党和国家的衰落和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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