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581]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582]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成了这场源自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583]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584]著名学者斯拉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585]

    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苏珊·彼得森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称为“新思维”，而不是单指外交领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以其主要口号“新思维”或仅仅以术语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们所认识。与重建——停滞的苏联经济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所必须的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是一个开放苏联社会的尝试，它既通过为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提供日益增长的机会又通过给消费者、职工和企业管理者以更大的权力来实现，新思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给予更自由的选举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政策领域表现为同它的竞争对手关系的缓和以及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撤退。[586]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尽管俄民众“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却“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更加肯定”，并且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77％）、“民主化”（66％）、“新思维”（60％）、“全人类价值”（78％）、“市场经济”（66％）、“加速发展”（69％）、“差额选举”（62％）、“多党制”（58％）、变革（58％）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42％）多于否定者（27％）。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也就是说对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调查显示，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多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活跃的居民群体。[587]

    中国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对“新思维”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许新认为：“新思维”思想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588]也有许多学者只在对外政策的层面谈论新思维，把“新思维”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总构想。[589]学者们承认“新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对“新思维”的评价上，大多从苏联改革的结果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590]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591]

    本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实质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在苏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经历了从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到抛弃这种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转变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个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也是对苏联社会要求的迎合与回答。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既包括内政，也包括苏联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发展变化相联系，苏联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本文要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不多，本文所用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稿。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为此，要完善社会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清除妨碍社会进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社会前进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与优越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放思想，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戈尔巴乔夫强调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吸取营养，吸取苏联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用新的思维代替陈旧的观念。在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强调要解放思想，在1987年1月和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都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看法，1987年11月，在顾问们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说明其改革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为我国和为全世界而作》正式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对改革[592]和当今世界总的看法和观点，标志着“新思维”理论正式出台。[593]

    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立足于对苏联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维主要是为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服务的。

    （一）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他所讲的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指加强体制改革，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594]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595]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596]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二）完善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就包含了政治民主方面的内容，“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597]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598]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599]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面貌、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因此，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式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要根据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强有力的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过去和现在都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这一问题的意义正在不可估量地增长”。[600]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601]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改革的重心是使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602]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没有“现成处方”，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传统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做法，认为这限制了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603]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604]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60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使苏联的改革不致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以恢复苏维埃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苏共4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1988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606]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607]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在现代条件下戈尔巴乔夫这种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合适，党的各级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也没能提高苏维埃的威信，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的苏维埃难以承担领导国家的职责，加剧了苏联政治的无序化发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同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

    （三）扩大公开性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扩大公开性，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608]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民众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这促使戈尔巴乔夫加强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涵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09]在谈到苏联社会的新变化时，戈尔巴乔夫说：“最明显的新气氛表现在广泛的公开性上。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了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610]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61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做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决议指出：“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612]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功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613]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614]

    （四）重新认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想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615]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616]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617]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618]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619]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620]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621]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提出“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622]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此相联系，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消除了与世界各大国的敌对，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条件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在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的重心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主张，戈尔巴乔夫看法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社会情绪的变化，掌握主动权。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党纲，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被苏共所接受。

    （一）形势的变化迫使戈尔巴乔夫改变看法

    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623]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624]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都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625]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626]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为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627]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的执政地位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那么现在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628]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目标

    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丰富多彩的，他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629]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这一思想进而发展成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

    1990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630]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631]

    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权力暂时还在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机关手中，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632]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633]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634]梅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635]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636]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637]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四）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共同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改行总统制，使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的福利服务，但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其目标并未实现，这一结果与苏共党内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638]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回应。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63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40]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4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4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4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4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4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4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在1988年9月30日举行的中央非常全会上，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辞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和多尔基赫去职，选举梅德维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阶段），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担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改组了苏共中央机构，成立了6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梅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尼科夫）。通过这一变动，原来由利加乔夫主持的书记处实际上被取消了，此后，书记处就没有再开过会，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书记处的职能才恢复。戈尔巴乔夫此举是为了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和地位，利加乔夫失去了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在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苏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自由竞争和差额选举是这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最大特色，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纷纷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传材料铺天盖地地散发，演讲、集会、游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受欢迎的是敢于诋毁共产党的激进民主派，出现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即党委支持的候选人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党的机关没有好感的人却变成了得到人民强有力支持的人。在竞选活动中，利加乔夫再一次遭受打击，有人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贪污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保护他，在参加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中，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多。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离开高层决策中心，但高层同样没有形成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意见不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雅科夫列夫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到1990年10月，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辞职，12月雷日科夫辞职，按见证者雅科夫列夫的看法，“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648]戈尔巴乔夫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总理，这些被新提拔上来的人，实际上更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的结果是苏共的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49]八·一九事变使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政党不复存在了，联盟国家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与分裂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政策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并不认同，对苏联的前途表示担忧，退休在家的原莫斯科州委书记科诺托普1989年6月15日写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歪曲历史、诋毁列宁、攻击强力部门等许多现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650]苏共内的正统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许多人要求不让戈尔巴乔夫兼任党的总书记，在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上就“被选为苏联总统的人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和国家职务”进行了表决，结果在2250名代表中，赞成票1303，反对票607，未获通过。[651]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652]伊万·波洛兹科夫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共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它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戈尔巴乔夫持批评的态度，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改革发生了蜕化，“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653]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政治上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行动上支持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投票赞成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的文件，承认了党内存在派别；政治局委员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在1990年7月党的二十八大上实行了。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讨好反对派，他公开说民主纲领派拟定的《民主纲领》中有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应当吸收进党纲草案中。面对党内主流派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又同意苏共中央发表《致全苏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民主纲领》的起草人和“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想把党搞垮，奉行从内部分裂党、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应当与走上同党作斗争之路的人划清界限，同派别集团的组织者划清界限。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实施。

    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党内派别林立、思想与路线极度混乱，正确思想和决策难以集中起来，使党本身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它已经没有能力来把握和左右政治局势，更无法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叶利钦与中央委员会、政府之间的斗争对党的损害很大，特别是叶利钦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抗议性地退党，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和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990年3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1990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急剧上升。[654]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因为他是民选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是由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联系，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于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更是带头向联盟中央争权，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肯定会把我们的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使双方丧失理智，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失去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后开始的那场苏联与共和国的法律之战首先打击了经济，打击了人心与事业”。[655]

    （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656]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657]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65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659]

    由于举措失当，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在党员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实际上已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660]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尚且如此，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与地位可想而知。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661]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

    总之，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改变苏联国家的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6年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目标在变化，实现新思维的方法与途径也在变化，新思维的目标（不管是最初提出的，还是最后确立的）并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没有成功。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提出社会主义应该为人服务，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等思想还是值得研究的，新思维实践中的教训也是值得总结和吸取的，不能因为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就对此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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