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的进行，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苏联官方宣称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六十年中，苏联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无疑它遇到过许多问题。但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该书分析了苏联存在的大量民族问题，认为“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危机”。[662]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休·塞顿-沃森认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而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结果。苏维埃自1917年至今，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而狂热过，其言辞恭维了俄罗斯民族，而其行为却在清除俄罗斯的文化遗产”。[663]萨哈拉姆·阿卡巴扎德则指出，苏联相信它拥有对它的成员共加国和土地的全部主权。因此在苏联统治的近70年里，俄罗斯人在全苏联居于支配地位。这就使苏联境内各民族产生了一种被侮辱感，于是想恢复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而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时，非俄罗斯人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各国便向统一的苏联民族的神话发起挑战。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这一官方说法。他们要求复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独立。[664]

    由于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美国学者大卫·安兹和米切尔·科兰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民族主义已经在全国各个部分复兴，以至于海伦·凯勒预言“莫斯科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紧迫的和最顽固的就是由少数民族提出的”。[665]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邓洛普认为，“如果将来的领导人中包括一些民族主义者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善苏联俄罗斯人民的条件，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撤离边境，放松对非俄罗斯地区的控制。这种让步减轻了压力，从而促进了真正的联邦制的产生，甚至导致某些边境共和国脱离联盟”。[666]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了国际的影响，在20世纪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重要的政治话语，而苏联的民族群体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正是长期被苏联政府和戈尔巴乔夫所忽视的“民族的叛乱”最终毁坏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667]

    美国学者科恩把苏联解体看成是一场悲剧，认为苏联完全可能通过渐进的改革拯救自己，就像美国废除奴隶制那样。他不同意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帝国或特殊帝国的解体，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苏联的解体，即苏联的解体不同于其他帝国（包括俄罗斯帝国）是战争或革命的结果，促使苏联瓦解的力量不是边远殖民地区的分离主义，而是“帝国”自身的中心地区的政治领导。他认为经济因素在苏联解体中不是主要的，“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打垮的”。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是个人因素，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争夺。[668]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与科恩的观点相近，他说当俄罗斯“决定收回自己的主权时，‘中央’就会失去维持其权力的财富来源，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国土的总统，苏联政府成了没有领土可以统治的政府”。[669]

    苏联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直接相关，尽管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但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土壤，这一问题处于隐蔽状态，美国施罗德教授研究了苏联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他认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670]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问题被压住了，民主公开性之风把它吹开了。

    中国学者也很重视对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从沙俄时代讲起，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有专门一章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问题，概述了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措施。该书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与某些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膨胀有很大关系”。对于民族问题与苏联改革的关系，赵常庆等人认为“民族冲突是造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671]吴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的观点显然与赵常庆等人不同，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苏联裂变的根本原因。[672]此外，在一些有关苏联兴亡的著述中，也大多涉及民族问题。[673]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的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没有对当时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基本上以当时的报刊资料为主。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受的是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念。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欠缺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这一问题和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缺乏远见。本文认为，民族问题的爆发引发了苏联的解体，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但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的，是许多政策失误的结果；在资料的运用上，本文尽量用一些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

    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沙皇俄国时期，由于不断向外扩张，俄国吞并了周边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现过许多侵害少数民族的事件，但其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形成了许多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据统计，不同民族成员组合成的家庭在1979年占家庭总数的14.9％，1989年占17.5％（在7710万户家庭中合成家庭有1280万），如果加上这种家庭的双方父母家，其数目更大。用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在1926年是640万人，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1870万人。[674]到1989年苏联有2.867亿人，其中俄罗斯族有1.452亿人（占50.6％）。在俄罗斯俄罗斯族占1.474亿人的81.5％，81.4％的苏联居民、88％的俄罗斯居民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自由掌握。[675]苏联领导人很得意，认为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民族问题，形成了“苏联人”共同体，实际上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解决，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按民族属性划分的，结构特别复杂，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共有53个之多。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其中有4个是两个民族共同自治的。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马里自治共和国，马里人占43.3％，俄罗斯族人占47.5％；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人占32.5％，俄罗斯族人占60.8％；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人占30.9％，俄罗斯族人占58.9％。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由两个民族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五个自治州中，没有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676]“在这种结构下，有一些民族自然产生了为了拉平和提高自己的‘国家’的地位或者获得这种地位的想法”。[677]

    苏联这种以民族属性划分国家行政区划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有的民族可以建立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有的只能建立自治区，有的还没有这样的权利；有的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又被随意取消，如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共和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自治共和国；有的民族自治地区显然名实不符，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这一方面造成了对民族属性的强化，苏联国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属性，而不是国家属性；另一方面造成国中有国，各行政区之间人口、面积、经济实力极不平衡。

    （二）苏联的联邦制潜伏着巨大的冲突

    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在后来苏联领土的范围内，在法律地位上与俄罗斯联邦并列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它们各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方条约这一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国内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提上了日程，在成立国家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斯大林当时负责民族事务，他拟定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称为“自治化”方案），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赞成，白俄罗斯主张维持现状，实际上反对这样做，乌克兰干脆不予理睬，格鲁吉亚坚决反对。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678]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列宁也不赞成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斯大林与列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早在1917年10月列宁就说过：“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679]这里体现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分离的自由，但并不等于鼓励分离。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联盟国家里，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列宁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680]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在苏联成立之时，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收起了“自治化”方案，但列宁的设想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斯大林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没有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联盟（它们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名义加入，1936年它们才各自成为加盟共和国），主要原因在于格鲁吉亚是“自治化”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虽然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它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苏联在事实上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国语，在1924年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77年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只是没有具体细则，因为根本没打算实行。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宪法。

    （三）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的隐患

    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后来的领导人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严重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681]

    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682]

    （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683]

    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684]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85]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686]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687]戈尔巴乔夫看不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他要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改革的气氛下，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苏联当局把这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采取了强力手段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后来反思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688]此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成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化，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689]他强调按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690]

    鉴于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10日，苏共意识形态部部长、法制部部长、党的建设与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给苏共中央提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关于维护法制的报告，要求转给各地方党委，他们指出：“今年4月10日塔斯社报道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情况，又一次表明了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各机关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的全部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各边疆区及各州党组织注意，必须对每个地区正在形成的局势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必须进行有效的、杜绝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应保持高度警惕，在对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中不允许温情主义和无原则性，坚决杜绝任何旨在动摇国家基础的谰言，不放过任何一次违背法律的行为。……建议各党委会仔细研究执委会关于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每个地区的纪律、秩序和组织性的补充措施。”[691]但没有见到苏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民族问题日益尖锐，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有的说：“今天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已经动摇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发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极端主义分子成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坚决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给了他们主动权，而且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的说：“只有把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按全苏劳动分工的原则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理地综合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条件，物质和劳动资源。”有的说：“拉脱维亚民族被逐渐淹没在外来人的海洋里。由此产生了民族磨擦和共和国改革力量分裂的现实威胁。”还有的说：“我们、俄罗斯人已经为民族间的实际平等工作了70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692]从这些信件看，普遍存在着不满，苏联的民族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1989年9月19～20日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693]但这个决议为时已晚，各地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这个决议的针对性不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改，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694]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9月全会首次提出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695]

    1989～1990年通过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权限的《关于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的基本原则法》；明确保障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法》，《苏联和联邦各主体成员间权限划分法》等。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虽然民族问题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但开始并没有马上提出脱离苏联而独立的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比较强烈，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存在着很强的反俄情绪，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主要是争夺纳卡州的归属。然而，由于苏共领导人处置失当，使得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突出的有以下几次重大事件。

    （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发展成民族仇杀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80年代末的人口约18万，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行政中心为斯捷潘纳克特。1923年7月，在没有成立自治州之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叫汉肯德村。1923年7月7日成立自治州，为纪念邵武勉而改名，并由联盟中央政府决定，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当时该州居民90％为亚美尼亚人。这是斯大林做出的决策，完全违背了该地区人民的愿望。对此，亚美尼亚一直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求联盟中央“纠正”。自1987年10月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人们希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两族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1987年纳卡州的7.5万人签名寄给戈尔巴乔夫，要求将之与亚美尼亚合并，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复。1988年2月，冲突开始，亚美尼亚人开始游行和罢工，2月20日，纳卡州州委会以亚美尼亚代表110票对缺席的阿塞拜疆代表30票通过了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转归亚美尼亚管辖。苏共中央本应该纠正历史的错误，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苏共中央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戈尔巴乔夫强调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改变疆界，他建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聚集在一起，自己解决问题，他派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去巴库，派雅科夫列夫和多尔吉赫去埃里温，分别做双方的工作。政治局要求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使局势正常化，两国领导人对此都不满意。

    1988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发表，呼吁两个共和国的居民在民主进程和法制框架内行事，认为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更改，都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696]公开信的内容，立即引起亚美尼亚人的反对。当天，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亚美尼亚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谈了对局势发展的担忧，要求大家保持团结和友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事态压下去，到2月26日，埃里温的示威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并从和平示威发展到兵戎相见。那里的一切都已陷于瘫痪，一切都停滞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埃里温，抗议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内容。巴库也举行了示威游行，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也立即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游行和骚乱，2月27～28日苏姆盖特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的住宅遭洗劫，不少人遭殴打、强奸。一些10～100人不等的团伙在市内流窜，寻找下手的对象。当地警察没有干预，而实际上包庇暴徒，被拘留的20个人中16人被释放。[697]

    面对日益尖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1988年2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通报说：“集会者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卡拉巴赫的问题，它与亚美尼亚合并的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强加给人民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应该在民主和改革的框架内解决。”[698]“现在，阿塞拜疆方面开始有反应了，首先是那里死了人，于是开始谣言四起。阿塞拜疆人由于担心遭到迫害已开始出逃，同时他们声明说，亚美尼亚人不让他们住在那里，于是导致了动荡。再说斯捷潘纳克特也不平静。现在阿塞拜疆那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似乎觉得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在纳希切万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也聚集了成群的人们”。[699]

    亚佐夫通报了来自苏姆盖特的情况，一位将军在报告中说，部队刚好碰上一群年轻人胡作非为，于是驱散了他们，但这些人仍三五成群地继续为非作歹，他们烧毁汽车，行凶杀人，已经有14人被他们打死，还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切布里科夫补充说：110人受伤。弗拉索夫通报说：有14人被打死，其中3名妇女，3名阿塞拜疆人，6名亚美尼亚人，其余两名死者身份正在调查，另外还有71人受伤，其中亚美尼亚人48名；6辆汽车被烧毁；在13座房屋里发生19起纵火案；政治教育所、公共汽车站遭到破坏；强暴案4起；54名警务人员遭围攻；已拘捕47名闹事者，其中有5名是趁火打劫者。[700]

    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苏姆盖特动荡不安，许多人趁火打劫，他同意国防部长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他还协助空运了3000多名警察到那里。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到5点钟的时候已控制住了局势。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及涉及的两个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强调要稳定局势，他批评个别领导人卷入此事，“简短地说，现在应该控制住亚美尼亚，以免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们原打算我们派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同志能在星期一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交换一下意见，但现在我想，目前他们还得留在那里继续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亚美尼亚已经完成，但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因此这项工作也要在这里继续。现在应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我们现在急需情报，但你就是得不到情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隐情不报，老是捂着盖着。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都有个别同志卷入此事，他们不干正事，但是什么都知道”。“他们对这种情绪暗送秋波，并甘当俘虏，现在更是难以自拔。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公开信，但他们却要求成立委员会。他们现在走得太远了，并且还在不断地煽动人民的情绪。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一点，并像人们所说的，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就做一些让步，改变一下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但一定要保持局势的稳定”。他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一是要大力吸收人民参与局势正常化的进程；二是采取措施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积累的矛盾，防止内讧蔓延；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强这两个加盟共和国间的交往。[701]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开枪，以防伤到群众。但没有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做出决议，只是要求把近三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702]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并没有做出裁决，戈尔巴乔夫还幻想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能达成协议，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苏共中央更换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中，对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形成了压力，听命于莫斯科对他们不利。

    1988年6月14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表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不阻止民族冲突，而且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本国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703]

    苏共中央的政策是不能变更疆界，担心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戈尔巴乔夫强调暴力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武装对抗，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88年7月26日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自己派驻斯捷潘纳科特的“全权代表”。1989年11月，沃尔斯基结束毫无成效的使命返回莫斯科，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失败。

    1989年底巴库局势又激化，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十分活跃，1990年1月13～15日，一股反亚美尼亚和反俄罗斯的屠杀洪流在巴库出现，有数十人被殴致死，大批亚美尼亚人开始逃亡，“整个共和国到处都是暴行。有18个区的政权机构被捣毁，在与伊朗接壤的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边防设施被毁坏”。[704]1月15日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巴库的问题，但没有就此问题做出决议，会议决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巴库的局势继续恶化，许多非阿塞拜疆族人开始逃亡，18日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市内筑起了街垒，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已不能控制局势，1月19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从20日零时起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8月）。1月19日深夜军队开进巴库，与人民阵线的战斗队发生冲突，83人死亡，其中有14名军人及家属。[705]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逐渐发展壮大，掀起了民族仇恨浪潮，据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说：“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居住着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民族通婚的妇女。”[706]

    （二）第比利斯事件无人负责

    格鲁吉亚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707]在苏联成立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过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在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1987年末开始成立了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还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宣传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1988年11月第比利斯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和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后局势稳定下来，到11月末停止了集会。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708]

    据雷日科夫所言，格鲁吉亚后来局势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斯季阿什维里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牵涉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格鲁吉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自杀，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案子已经牵连到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斯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709]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的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他们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710]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以后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发展成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示威、集会，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

    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一事件的经验，帕斯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1989年4月7日，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在谈了格鲁吉亚的紧张局势后，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电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1、2、4条请求批准。”[711]

    4月7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伦敦访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梅德维杰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特鲁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没有做记录，只是“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712]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713]

    根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714]

    当日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斯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这一点没有得到科切托夫和罗季奥诺夫的同意，他们借口部队数量不足。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4月7日晚上11时从国外访问回到莫斯科，并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当时他便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4月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成员和1989年4月7日相同，利加乔夫因休假未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做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

    同一天，收到了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在这份报告里，帕斯季阿什维里一方面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着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等。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的大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参加大会者宣布绝食。但是，电报又说，在总体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和加强组织性的工人战斗队，参加人数共4685人。和内务部及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需要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715]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去第比利斯。利加乔夫后来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安排，在收到帕斯季阿什维里这封电报前，谢瓦尔德纳泽应该在第比利斯了，“谢瓦尔德纳泽如果像戈尔巴乔夫提议的那样，于4月8日早晨去了第比利斯的话，4月9日凌晨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716]

    1989年4月8日傍晚，发布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签署。“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服务人员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惟一的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717]4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由3419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组长巴克拉诺夫中校和参谋长克列伊梅诺夫少校签署，“4月9日夜间，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部队任务是：与3219部队协同，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驱散人群的工作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共和国广场进行。尔后切断所有通向广场的路段，禁止公民进入广场。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采用17P-73型装备。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为了对人群施加精神影响，驱散小组使用了配备战斗技术装备（БТР-60пб）的装甲输送车。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在遇到非常紧急情况时，还给驱散小组配备的消防车上安装了水龙头，但禁止向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水龙头喷射”。“行动计划和部队行动草案由叶菲莫夫将军和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然后得到罗季奥诺夫将军的批准”。[718]

    悲剧事件发生在4月9日凌晨，根据帕斯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被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719]但是，1989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表明，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720]“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721]但是，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认为当时使用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内务部有权使用这些特殊制剂对付犯罪分子，在这一事件中有251人就医，其中183人住院。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722]

    从格鲁吉亚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的这种非法群众集会，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应该承担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伤亡遭到一致谴责，对此，领导人之间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矛头指向了军队。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谈到第比利斯事件时说：“那里的非正式团体从1989年4月4日起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723]

    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节冲突，应该对此负责，戈尔巴乔夫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也没有决定使用武力。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赞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724]雷日科夫认为党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诿过于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725]

    政府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726]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在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承认：“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昌图里亚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727]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728]

    4月12日格鲁吉亚广播和电视发布了戈尔巴乔夫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他表示“相信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者，能够考虑格鲁吉亚人民的人文传统、表现出理性、健康的思维和高度的责任心，保卫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我们的兄弟情感和友谊。同志们，格鲁吉亚恢复平静取决于你们。”[729]戈尔巴乔夫除了相信格鲁吉亚人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斯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比利斯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军队的作用，他告知国防部长亚佐夫：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730]1989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731]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732]第比利斯事件使政府很难再次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惩办闹事的共和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可以肆无忌惮了。

    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发展，1989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认共和国在其境内拥有土地、矿藏、河流、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的利益，格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10月底，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格共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此后，组成新议会。“圆桌会议”领导人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格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升起了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1990年12月8日，格共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8月9日，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制法》，走上了独立改革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733]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734]1987年7月9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斯坦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735]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其成员有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乌斯曼霍贾耶夫、杰米契夫、切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发给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736]

    鞑靼人问题没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又出现了。1988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谈到了德意志族人的问题。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它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

    一部分日耳曼人要求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共和国，曾存在于萨拉托夫州境内。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公正的问题，我不得不进行无数次的谈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共和国的斗争，战前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现萨拉托夫州境内。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一想法的现实性，便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尽快移居德国。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更现实一些。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复兴传统、语言、文化，同历史上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文教和业务联系。”[737]

    乌兹别克费尔干纳悲剧性事件，使居住在这里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深受其害。1944年11月斯大林把居住在格鲁吉亚麦斯赫特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的10多万人迁走，到1989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有6万，其中有1.2万人生活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1989年5月23日，一场由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引发了种族仇杀，乌兹别克的小青年们煽动说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占据了主要职位，排挤了乌兹别克人，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到6月3～4日集中了3000多名暴徒，打砸抢烧，后来在内务部队的干预下事态才平息下来，6月14日雷日科夫对此事的总结中说：“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为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人，其中1.6万人是麦斯赫特土耳其人。”[738]在这次事件中有12人因犯谋杀罪被惩处。费尔干纳事件破坏了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关系，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要求返回格鲁吉亚，但格鲁吉亚很难安置他们，因为他们的地方早被格鲁吉亚人占据了，苏联政府不得不把1.5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分送到俄罗斯的三个州进行临时安置。

    发生费尔干纳事件的背景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让俄国佬滚回俄罗斯去，让鞑靼人滚回克里米亚！”的标语牌，类似的事件在安集延也有，还出现了极端宗教组织，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有人公开制造武器。[739]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普遍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以争本民族主权为宗旨的民族主义运动或组织，其产生的基础是广大群众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行政领导的官僚行为、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不满，最初提出的口号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崩溃，民族分离主义迅速发展，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典型。

    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际法地位特点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是不同的，它们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人对苏共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不满，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觉得在变成少数民族，如拉脱维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从1936年的75.5％下降到1970年的56.8％；爱沙尼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则相应从87.7％下降到68.2％。[740]1989年，在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人的比例减少到了61.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境内只占52％，只有立陶宛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优势，占79.6％。[741]

    1987年8月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时，波罗的海三国要求公布这个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名誉，1987年11月18日这个1918年拉脱维亚独立的日子被确立为民族节日，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当局的警告上街游行，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花，198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70周年纪念日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代表这种民族情绪的运动和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1988年6月，立陶宛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开始发展起来，开始提出一些政治要求，1988年夏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求知道历史真相。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他们在维尔纽斯举行万人大会，说明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开始公开支持并参与“萨尤季斯”的活动，反对这一运动者企图阻止他们举行的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但遭到攻击，共和国的政权因此出现危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松盖拉被撤职，由支持“萨尤季斯”的布拉藻斯卡斯接替。1988年10月22～23日“萨尤季斯”召开成立大会，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其决议中提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应该包括：支配经济的一切部门、经济、政治，预算编制以及财政、信贷、贸易、税收和海关的政策”。[742]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组织看成是支持改革的力量，对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估计不足。不久，立陶宛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国际主义者的“统一运动”，要求民族平等，使用俄语和立陶宛语两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但得不到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743]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出现了许多非官方的组织和人民阵线。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当时还没有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

    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所得到的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中期“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744]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做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745]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746]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1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747]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在立陶宛议会通过立陶宛独立决议前，苏共已经意识到重新当选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将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为此，吉连科、梅德韦杰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748]于1990年3月5日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3月6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提出的措施主要有：①在《消息报》上发表有关立陶宛分立主义势力的打算和决定脱离苏联可能产生的经济及别的后果的材料。②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立陶宛打算脱离苏联问题发表的声明。③（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的当天）通过并公布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公民及联盟所属的组织）的利益的声明，即由于即将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苏联政府打算在立陶宛内实施的措施。④审议关于保护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财产措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⑤审议关于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的苏联法律”通过前，暂停执行苏联宪法第72条的建议问题。⑥组织一系列大众新闻媒体的活动（举办中央电视台的“圆桌会议”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按专门的计划），总题目是：匆忙通过这个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分立主义的决议将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⑦补充审议在通过立陶宛退出苏联的决议的条件下，围绕苏联共产党立陶宛临时中央委员会（拥护苏共纲领派）可能复杂化的政治局势问题。[749]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对于根本不把苏联法律放在眼里的立陶宛分离主义者难有约束力。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年4月15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750]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751]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叛国法》，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实际上承担国防部的职责，开始组建军队。由于商品极度短缺，立陶宛政府被迫于1991年1月6日傍晚大幅度调整商品价格，第二天街头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1月8日，维尔纽斯市街头被不满的群众挤满，形成了以“统一运动”、拥护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和工会为一方，以拥护分离的“萨尤季斯”、“立陶宛自由联盟”为另一方的对抗。为了平息事态，议会通过了撤销政府调整价格的决议，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辞职。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年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时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了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

    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他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也声称没有下令动用军队。雷日科夫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752]“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进行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753]戈尔巴乔夫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说：“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754]

    关于立陶宛事件，经过多年的调查，立陶宛法庭于1999年8月宣布对立陶宛共产党6个前共产党人士进行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其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圣彼得堡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季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晚的流血事件，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物的顶部向人群开枪的。[755]立陶宛事件，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反对联盟的口实。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被叶利钦充分利用，“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756]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如果仅仅是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本不会对整个联盟造成什么伤害，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进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89年9月乌克兰“鲁赫”成立，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都出现了民族冲突。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一些人开始认为，只要脱离苏联，人民就会过上好日子。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分离主义，但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并不能动摇苏联的根基，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给联盟的最后一击

    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但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1.39165亿。[757]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到1990年6月，俄罗斯这一全新因素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合唱，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758]

    戈尔巴乔夫认为，“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还有自治共和国。开始‘主权国家大检阅’，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759]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1990年6月12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760]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9月25日，成立了包括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概念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月16日通过决定，在3月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一行动采取得过晚，这是在中央与各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在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761]3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人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762]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763]1991年1月26～27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11个加盟共和国的40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3月27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764]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

    1991年3月17日，80％的苏联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有6个共和国官方拒绝参加全民公决，它们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其中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21.7％的人反对，还有1.9％的票无效。在俄罗斯联邦，有76％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71.3％的参加者赞成保留联盟，另一方面有70.8％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俄罗斯的全民公决结果很难说是苏联总统设想的胜利。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80.1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765]在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4.1％的人赞成保留联盟。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和97.9％。[766]

    叶利钦并不受全民公决结果的约束，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布尔布利斯回忆说：“还在1991年4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么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767]1991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768]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有权威，因为他是全民普选产生的，而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订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全部到会，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也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9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签署条约。[769]

    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文本没有对外发表，8月15日《莫斯科新闻》上意外刊登了这一文件，戈尔巴乔夫对报纸刊登这一条约大发雷霆，下令追查和严惩透露消息的人。1991年8月16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770]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9～10月，而是在8月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8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771]

    以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8月19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20日的签约仪式。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这次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772]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773]八·一九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

    八·一九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分别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仍在为保持联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为了争取各共和国能够签署，戈尔巴乔夫再次做出让步，确认新联盟将是邦联式的民主国家，但叶利钦反对“主权国家邦联”的提法，建议改称“民主国家邦联”，他还强调要等乌克兰12月1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如果乌克兰不签署，俄罗斯也不会签署。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7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为苏联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叶利钦回忆道：“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会议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774]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775]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776]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777]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成了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因素，在改革浪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摧垮了联盟大厦。苏联的解体，与历史上没有很好解决民族问题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苏联一方面宣传“民族自决原则”，按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族际主义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各民族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国家共同性的威胁，积聚了许多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更新联盟，没有及时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使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叶利钦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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