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让员工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经营管理理念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以德治企，以人为本。
1.宁亏自己，不亏大家
“宁亏自己，不亏大家”是李嘉诚做人和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样做，一方面是李嘉诚共谋天下的经商之道，另一方面也是李嘉诚赢得人心的准则。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也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
盛颂声、周千和就是这样的人才。
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
“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作自家人。”
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
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
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非常感动。
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产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是要归功于属下同仁的鼎力合作和支持。”
李嘉诚深谙用人之道，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所以，在创业之初，对他们予以重用。
创业阶段是艰苦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很容易见异思迁。
创业之初，李嘉诚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大家树立榜样。
另外，李嘉诚宁亏自己，不亏大家，使企业富有凝聚力。
创业之初，长江有起有落，无论如何，鲜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创造人和的成功。
李嘉诚留人先留心。
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能跟得上形势。
“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
“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
“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元老重臣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但拙于开拓，缺乏闯劲。
事业处于上升期，则需要勇于开拓。企业越来越大，就需要科学管理，就需要专业人才。
如果说，创业之初需要忠心耿耿、同甘共苦。随着事业扩展，单凭这些便很不够了。
这时候，非常需要青年人的闯劲。
哪怕是跌几次跟头，走一些弯路，只要吸取教训，始终进取，就能成功。
霍建宁属于专业管理人才，他是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香港大学，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
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4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份）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
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
从李嘉诚这样器重他，则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股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香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的职责。
从这里可看出，李嘉诚非常重视专业管理人才，将之视为事业拓展的基石。
李嘉诚在实践中证实霍建宁确实具备超常的经商才华后，能够不拘一格（年纪轻）委以大任。
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
70年代后期，香江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李嘉诚仍在生产塑胶花。
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
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非常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而言，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
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讶，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于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商人皆为利来，只要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投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
都说商场是无情的。李嘉诚却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一幕动人的人情戏。
李嘉诚“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也值得我们深思，给予我们教益。
唐太宗李世民将舟比喻为皇帝，将水比喻为民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嘉诚的思想与唐太宗非常相似，不过，李嘉诚将其阐发在商场上。
确实，没有广大的员工卖力苦干，最有本事的老板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气候的。
李嘉诚平易近人，对下属关照入微，林燕妮对此更有深切的体会。她曾因主持广告公司，而与长实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是卖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丝毫不用担心有广告无人做。这样，自然会滋长客户尤其是像长实这样的客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林燕妮回忆道：“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部商谈，李嘉诚非常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
“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办公厅，更换了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衣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
“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
“我们当然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生意做？’……”
放下架子，平易近人，是好人缘的基本保证。人缘好，生意就好。
李嘉诚在谈到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时说：
“员工是替公司赚钱的，是对公司有贡献的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
“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
“不是老板养活员工，而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公司应该多谢他们才对。”
“对我自己来说，股东相信我，我能为股东赚钱则是应该的。我一向这样想：虽然老板受到的压力较大，但是做老板所赚的，已经多过员工很多，所以我事事总不忘提醒自己，要多为员工考虑，让他们得到应得的利益。”
李嘉诚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嘉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是一贯身体力行。
一支同心同德、肯替上司卖命的军队才会无坚不摧。一个光杆司令是打不了天下的。
没有员工全心全意的工作，公司如何能赚大钱？
而要员工全心全意工作，将心比心，就要让员工得到他们劳动的所得，关心他们的利益。
员工养活公司及感谢员工的观念，无疑是李嘉诚企业成功的一条诀窍。
李嘉诚谈到行政人员的职责及办事效率时说：
“我们所有的行政人员每个人都有他的职责，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市场资料。当我们决定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派上用场了。”
“我自己在外面也很活跃，也可以搜集到不少市场信息。”
“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100%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各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问题，而我自己也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你想精简，而你的下属知道你的想法，也就能够做出好的配合，从而提高办事效率。”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脱不了凡胎。是人，就终究有力所不及，有大意疏忽。
李嘉诚以稳健著称，其超人之处在于以其超人的脑袋尚且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李嘉诚在谈到量才用人时说：
“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好像大象食量以斗计，蚁一小勺便足够。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又像一部机器，假如主要的机件需要用五百匹马力去发动，而其中一个附件只需要半匹马力去发动，虽然半匹马力与五百匹马力相比是小很多，但也能发挥其另一个作用。”
“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甩，而主帅未必对每一种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纯熟，但最重要的是首领亦非常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有明白整个局面，才能做出出色的统筹和指挥下属，使他们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
2.唯贤是举，以夷制夷
在李嘉诚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李嘉诚在收购来的英资公司里，不但保留洋人，还继续招聘英国人，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
在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自然不会有见到“洋大人”的感觉。华人公司雇佣外国人，实在很平常，也理所当然。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并不是如此，由于华人受惯了洋人的长期欺压，常处于一种心理劣势。及至华人在经济上开始崛起以后，在心理上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
那时候，要是有哪个华人老板能够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实在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而且也有点让华人扬眉吐气的味道。
但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只是量才而用，惟才是举，不但没有炫耀之意，反而非常倚重他们。
李嘉诚曾对记者说：“我并没有想过用雇佣外国人，来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有200名。
在这些管理人员中，就有不少洋人，而ErwinLeissner和PanILyons更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
李嘉诚为了彻底从塑胶业脱身，全身心投入地产业，便聘请了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主管日常事务，而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项的决策。其后，长江公司又聘请美国人PanI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都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看中了他们的能力，便大胆地赋予他们实权，而付给他们的薪金，也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
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中都有不少外籍员工，李嘉诚为了使这些企业能够继续平稳发展，并没有解雇原有职员，也没有安插新的领导，而是继续利用这些企业原有的管理班子。
李嘉诚以为，用洋人管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收购英资公司以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者瘫痪。如此一来，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起到稳定军心、控制局势的作用，能继续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当然，李嘉诚之所以如此做，还有他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从长远考虑，长江集团未来必将走向世界，走上跨国经营的发展道路。而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市场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在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自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但留用原来的外籍员工，还专诚聘请了不少外籍高层管理人员。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经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其间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相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此后，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十分器重他，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后，麦理思卸职，李嘉诚提升李察信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意见难以统一。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这就是当初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马世民是英国人，原名西蒙·默里，1940年生于英国里斯特。
1966年，马世民来到香港，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4年。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实际上，他确实在多种领域经受过许多锻炼。他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曾任怡和多家公司的执行董事。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1979年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能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马世民来到长实总部后，极力要求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身为集团老板的李嘉诚是根本不会过问这类小事的，只需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这一次，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犟的“鬼佬”（港人对外国人的俗称）。
结果，这次会面给他俩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马世民显示出非常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是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1982年之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也开始积极物色继任者。这时候，他想起了马世民，于是决定设法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经由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随后便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倚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他的口碑，除了老板李嘉诚，当属翘楚。
不论曾与马世民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可能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自如。下班后，员工都走完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名的签上大名，每日直到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爽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者是新到的，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合得来，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从不强迫下属去做未形成共识的事。他极少发脾气，他如觉得批评人的口气重了些，过后必定会向当事人道歉。据一位“挨训”的员工讲，“波士”（老板）道歉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一般的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买一只花篮给予他。
正因为马世民十分富有人格魅力，因此，长实上上下下都非常爱戴他。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世民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者与纯管理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能运用职务性权力，以制度来规范下属，更能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以人格魅力来引导人，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作为创业者，要想由小做大，必须设法找到一些领导者来辅佐自己。这首先要求自己是个真正的领导者，具有能吸引人的人格魅力。
李嘉诚深为看重马世民难得的管理才能，为了让他加盟长实，便连马世民的公司一道买了下来。1984年，马世民坐上了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接着，马世民又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马世民在长实系权高位重，是除老板李嘉诚最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有数10人之多，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马世民曾把李嘉诚的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具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的“以夷制夷”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
不过，到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职务时，由霍建宁接替，马世民便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这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李嘉诚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了。
后来，李嘉诚表示，和黄以后用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要通晓普通话。因为他此时的投资大计已放眼于内地。
由此可知，李嘉诚并不偏向于用什么人，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用最适合自己事业发展的人才。
3.未雨绸缪，积极培养继任者
美国哈佛大学人才专家罗克尔说：“世界上的管理者的重任之一就是寻找继任者。”的确，每个公司都想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得以延续下去？这是李嘉诚的当务之急。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伟大贤能的人，都会过生老病死这一关，一个大型企业总裁在即将卸去总裁一职时，如何使企业保持同样的活力，或超过自己在任时的景况呢？选择一位优秀的继承者是必不可少的。
优秀的领导者总是能在这一切未来临之前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非在仓促之间指定继承人。李秉哲作为三星总裁，在经过3次考验之后，将其3子选为继承人，从而使三星事业又踏上另一个高度。
与李秉哲相似，李嘉诚也很重视培养自己的儿子。
温室里的苗苗不能茁壮成长，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人世的艰辛，他常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一定要跟父亲出海畅游。“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在两兄弟念中学时，李嘉诚就带他们到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教他们知道，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许多心血，开许多会议，才能成事”。
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那时起，童年无忧的李家兄弟，就算想扭作一团嬉戏玩乐，在严肃的会议室内，严父和严师跟前，也只好乖乖的，正襟危坐。
李泽楷后来也否认传媒所说其父从小就教他们经商，他说父亲从不讲怎样做生意，而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古老的孔孟之道。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为两个儿子起名别有意思。据他解释：“泽”是按家族字辈排，而起名“钜”及“楷”，是希望他们做到“钜大”及“楷模”。
李泽钜1964年出生时，父亲已是一名富商。由于李嘉诚早年失学，所以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李泽钜被送往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念书，由小学念到中学。也许是父亲的谆谆教导，李泽钜在学校里一向比较低调。
李泽钜在校内成绩不俗，中学会考5门优秀，其中包括英语、数学，待人也很宽厚。在其出国前，请了30多位老师和同学到李家游艇玩。毕业返港后，亦与旧日同学经常聚会，并力追数个女同学，可惜未能开花结果。虽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曾介绍数个女朋友给他，但是他怕别人看中的是他的钱财，并不是其本人。
李泽钜现在的太太王富信，则是在美国的一次大学生聚会时认识的，真正展开追求攻势却是在返港之后。
李泽楷1966年出生，比泽钜小2岁。当时父亲李嘉诚已38岁，长江实业仍未上市，但已是塑胶花大王，是城中有名的富豪。而深水湾道79号李家大宅，则用母亲庄月明名义购入。
从小学到中学与哥哥同校。但据一位与李泽钜同班的旧同学回忆：两兄弟各玩各的，甚至放学后也不会一起坐私家车回家。李泽楷在校内并非活跃分子，即使同班同学亦印象模糊。至于成绩也是普普通通，没有进过前10名。
李泽楷小时候，与兄长一样入读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男女小学。他在学校里不甚突出。他最多在休息时与同学们打乒乓球。
不满14岁，李泽楷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美国同学不管出身名门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濡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一次，李嘉诚到外国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
最初，两兄弟到外国读书，李嘉诚没打算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练儿子的方法。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又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亲，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他喜欢的电脑工程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加拿大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都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在美国读书时，较少透露自己是李嘉诚之子，亦不想单靠父亲接济，想自食其力，曾在麦当劳做夜间兼职，又试过做高尔夫球童赚外快。就因为做球童时，经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结果一次不慎伤及右边肩膀，现在无论站立或坐下，他会时不时拉一拉右边肩头筋骨，并表示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而这是他父亲天天做的运动。
当年与李泽楷大学宿舍同房的ToddBonner形容：“他并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他希望过一些平常的生活，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像富家子。”ToddBonner后来加入盈科，是集团高级副总裁。
4.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
出色的管理者总是善于给人提供一个起跳的跳台，让他们有更高的超越前任的起点。在李嘉诚的眼中，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能够让他脱颖而出。因为脱颖而出，独挑大梁是成功的标志。事实证明，在李嘉诚的精心培育下，李嘉诚的两个儿子已成为才华横溢，能担大任的商界新秀。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与李嘉诚搭建的跳台是有直接关系的。
1986年，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举办。落幕之后，各国的临时展厅或拆卸，或废弃。旧址为靠海的长形地带，发展前景较好，地皮为省政府的公产，能够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得。
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以他土木专业的眼光看好这块地皮，将可发展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理由如下：
一、世博会旧址附近部已开发，社区设施、交通等已有良好基础；二、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市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美观；三、旧址位于市区边缘，有市郊的便利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区和郊区，同样便利；四、位置临海，景色宜人，海景住宅当然矜贵；五、香港移民源源不断开赴枫叶国（加拿大），对饱受市区嘈杂拥挤之苦而又嫌郊区偏远冷寂的港人来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相当的吸引力。
李嘉诚同意了儿子的“狂想”，认为最后一点尤显商业眼光。
说这是“狂想”，一点不夸张。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这在加国建筑史上，也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投资巨大（后来确定的投资额达1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李嘉诚拉他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为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为李泽矩。
《富豪第二代》一书介绍：“李泽钜为这宏图构划，一手一脚策划、设计，费尽心血，悉付于此，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士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直予以无限量支持。”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
一切开始进行。1989年3月，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突然出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强烈，充满排外的极端情绪。这与加国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对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背道而驰。
“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气愤而又无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将另一间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的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好价钱。加国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让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并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国的大公子。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李泽钜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只是太平协和的董事；他的外貌，还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给人不老成之感。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
“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国的，对香港的事再清楚不过。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2／3！更会使这个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省，落在其他省后面！
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做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妥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在积极配合，以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父亲的赏识，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香港《信报》于1990年11月28日，刊出《李泽钜设计万博豪园一鸣惊人》一文，对李公子推崇备至：
“对李泽钜来说，加拿大温哥华的房屋计划——万博豪园，就是他事业上的试金石。因为这个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是由他一手策划的，由看中地盘，以至买地、发展、宣传，全都参与其事，全身投入……但初挑大梁，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的。”
“幸而万博豪国在香港刊登广告之后，初步的反应甚佳。第一期嘉汇苑，平均每平方英尺230加元（1540港元），这个价格，较香港很多地区都便宜。加拿大增收香港移民，港人今后到加拿大居住者比较现时为多，因此，李泽钜对万博豪园的销售前景非常乐观。”
“由投地到施工，这一段期间，他遇到的争议、面对意外和困难不计其数，如果换了一个性格懦弱、信心不足的人，早已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未如此，仍然一丝不苟地去做，笑骂由人，愈战愈勇，终于走向成功……”
“为了这个庞大计划的早日完成，李泽钜过去2年内在港加两地穿梭来往，不辞车马劳顿之苦。1989年全年，他来往港加两地26次之多，坐飞机如普通人坐巴士一样。”
万博豪园总体规划由李泽钜一手设计，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有湖光山色之天然美，他辟出50英亩作为区间公园，是居家休闲之胜地。
李泽钜说：“由于万博豪园这个计划实在太大，自己肩负重任，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计划的发展。在飞机上，即使看书，都以城市规划以及居住环境的书本为主。”
万博豪园使李泽钜名声鹊起。但有很多传媒批评李嘉诚使他儿子们太低调。1989年4月的《星岛经济纵横》指出，实际上不全是那回事，只是人们对李家公子太陌生。
最早在1985年，香港证券界泰斗人物冯景禧，为他所把持的最后一间公司举行开幕酒会，李嘉诚便携带李泽钜出席，争取机会使他认识本埠商界的世叔伯。
李嘉诚经常告诫公子，“凡事要低凋”。但他又深知，舆论对一个人的事业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李嘉诚会选择适当的机会，安排让公子曝光亮相。
由此可见，李嘉诚对人才不只是一味地砥砺磨练，而会在其各方面成熟之后为其塔建好供他起跳的平台，展现出人才的才华，既有披荆斩棘的艰苦磨励，又有云开见日的美好机遇。这是人才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5.言传身教做人与经商之道
做人与经商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谈到。先可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不善做人，必不能为大商。李嘉诚在培养后人时，十分注意做人与经商的要诀传授出去，以便他们少走弯路。比如，怎样赚钱与用钱，即为其一。我们知道赚钱与用钱的关系是相互的。李嘉诚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呢？他的核心观点是——“赚钱的意义在于用钱广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憧得怎样赚大钱。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因为李嘉诚并不把赚钱视为惟一，而是告诉他们做人之道与用钱之道。
小儿子李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使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作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中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
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变成了迷茫，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能够很快乐呢？”
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14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练，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品味该怎样去做人。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些生意，给多少钱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也会舒坦。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但是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两个儿子曝光亮相，出现在众人面前。例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关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长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本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平时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露面”于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身心成长。
1992年4月，李嘉诚亲自携了两名儿子，在北京中南海的古典建筑物前，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晤。
同年7月，新任港督彭定康参观葵涌4号货柜码头，李嘉诚亲率大军迎接。那天，李嘉诚要庆祝属下公司处理第二千万个货柜，李泽钜、泽楷两人，和父亲一样佩带公司名牌，上面简单地写着本人的名字。
回想起那一天，按有关规定欢迎彭督的男性要员，一律不允许穿长衣，深色的长裤入场，但是却惟独李泽楷裤头国字过肩吊带，和父亲伴在“肥督”身边全体合照，李泽钜则远离此地，静静地站立在外围。
1992年10月，港督与商界午餐聚会，被称“小超人”的李泽楷也来参加了。等到过了几日，在彭定康宣布“总督商务委员会”的名单当中，包含的成员就有香港18位主要的商界人士及3位官方要员，在这18位成员之中，就有长实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在内。成员任期期限是自1992年10月的那天起一直到1994年底结束。
李泽钜获委总督商委委员（有说这是港府的“商政局”，成员有利国伟、荣智健等）后3个月，在长实集团荣升为副董事总经理，再过一个月后生效，取代长实“老臣子”周千和的位置。而在年前，李泽钜已趁父亲辞去汇丰董事时，顺势进入了狮子银行的董事局。
两项新委任，有没有关联？1994年底首届总督“商委”任满时，李泽矩是否已经接管李氏王国？这是后话。至于取代追随父亲力拼江山的老臣子在公司的地位，则应属李嘉诚精心部署的一着。
李首富以念旧见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就变相担当“师傅”角色，让世侄李泽钜好时时请教。
其实就是那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在李氏集团里，主要是专门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除此而外，多年来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业务地产方面。
尽管1993年2月，李泽钜出任“旗舰”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上有“师傅”与“指导员”“看住”，而总司令李嘉诚又仍牢稳地坐在决策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轻易放权之意。就是对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虽然放手让他打理卫视，但仍自任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实行以卫星追踪“遥控”。李首富对儿子再次下达“最高指示”，就是“凡事低调”，但搞电视、搞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曝光”行业，由于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以高姿态行事，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矛盾的统一呢？以李大超人的解数，相信亦非容易之事。
李泽钜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就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矩受父亲交代，车内装置一台镭射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两句。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李首富还是训子从严，对其“接班”期望之殷，由此可见。
李泽钜“曝光”不多，而且上镜的表情也非常严肃，岂会是没有原因的呢？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委实是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了的压力。
李泽楷为人生性倔强，不肯听任别人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1993年8月，李嘉诚让其次子李泽楷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但是李泽楷却没接受父亲安排，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创业发展的道路。
儿子自立门户，李嘉诚显得很豁达：“年青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对儿子放单飞，李嘉诚送他两句话。
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
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
就是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起了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李泽楷、李泽钜两兄弟从父亲身上获益菲浅，他们从小便懂得了做人与经商的道理，为他们今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广采博纳，融汇众智
干大事业的人，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主意，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李嘉诚虚心坦诚，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非常会利用外脑的智慧。
《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例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非常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就打算立刻发售。
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建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
李嘉诚立刻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地好。
广采博纳，融汇众智的“绝桥”（好主意），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汇众智，而且也如此要求下属。他说：
“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100%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资料，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
李嘉诚以稳健著称，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人的强大不仅仅在于提升自身智慧，凝聚众人智慧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能够成为超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集众人之智慧于一身者，方能成大事。
7.提倡节俭
李嘉诚作为商人，他能够成功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作为父亲，他也尽到了为父的教子责任。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为商界的人才。李嘉诚早就认识到若想使孩子成才，则必须运用最科学的教育方法。李嘉诚说：“不管你拥有多少家财，对孩子则应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自强的能力，特别是不能让他们养成娇生惯养、任意挥霍的生活习惯。”
家庭教育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更与我们国家的千秋大业紧密相连。家庭教育还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辅相成，对下一代的成才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谋略，并且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问与谋略。要搞好家庭教育，除了需要家长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一定的教育科学知识外，还需要家长掌握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孩子的特长因势利导、因才施教，使子女健康成长，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李嘉诚常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因为李嘉诚说：“以往我99%的时间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论生意，但约1/3的时间谈生意，2/3的时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
李嘉诚认为：“大富在天，小富在人”，即使在自己绝对“大富”之后，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仍然不像别的富家子弟那样娇惯。他觉得虽然自己有钱，也绝不会令他们娇生惯养，一定要吃苦，才能担当重任。因为“富家子弟等于是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无论是大树或其他植物，根部一定不壮。若再放纵他们多一点，他们会一生辛苦，遇有什么打击及逆境便很难面对。我虽然不是很有本事，但可以说我这棵小树是在风雨中长大的，经得起考验。”所以他对两个儿子从幼年至成长，都特别注意让他们饱经锻炼。他曾对两个儿子说：“我这棵小树是从沙石风雨中长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山上试试，由沙石长出来的小树，要拔去是多么的费力啊！花虽好看，但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小树，则更富有生命力！”
李嘉诚对儿子要求之严格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像他这样的世界性超级巨富，儿子在美国那样汽车十分普及的国家留学，给儿子买辆汽车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李嘉诚为了锻炼儿子吃苦的本领，仅仅给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
2001年2月2日，李嘉诚在与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生座谈时，才透露出了这个小秘密。他说：“我昨天刚与一个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5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过去中国有些有钱人家宁可让子弟去吸鸦片，宁可让他们沉迷赌博等不良嗜好，这是落后的思想。当年，我朋友的儿子去外地读书，买了RoUsRoyce（劳斯莱斯）开蓬车代步，我不便批评。但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部单车，在美国Stanford（斯坦福）大学行走也非常方便。直到有一天，我在九楼apartment（公寓）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等看清楚才知是其中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重的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车。”
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十分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的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
不管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是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自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
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
小儿子李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如果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会感觉更加富有。”
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出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自己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14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懂得，只有磨练，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习惯，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也许大家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做生意与做人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也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开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所说的“以和为贵”、“财不外露”。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假如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的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是你在整个商业界的信誉，继而危及你在整个商业界的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只拿9％，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合作的一方，人们将从你的行为中，相信你的人格和信誉，你将会赢得大量的商业机会，势必就会财源滚滚而来。
从表面上来看，你的确是少拿了1％，但是从实际而言，回报于你的又岂是只值你少拿的那1％呢？它有时是它的十倍，甚而百倍、千倍。
李嘉诚对儿子的教导，实在是放之于社会而皆准的真理，是为人处世的法宝，也是弘扬我中华文化传统之美德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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