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之道，就在于尽量多方面地开动脑筋，在多才多艺，不偏一隅的原则下，广事交际。
1.从大局着眼
一个企业能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关键是看能不能树立起企业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能够替消费者着想，诚信为消费者服务。李嘉诚经常这样说：“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如此。”
正因为李嘉诚有“不占小便宜”的思路，因此，他才能从大局着眼，既顾及利益，又重视形象，争取赚那种“漂漂亮亮”的钱，而不赚那种引人非议的“滥钱”、“黑心钱”。
比如，1977年6月，李嘉诚继地铁中标后，又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计15万平方英尺。
虎豹别墅为大名鼎鼎的报业豪门胡氏家族的祖业。胡氏家族，即全球华人无人不晓的“斧标驱风油”的创始者。
虎豹别墅，与其说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倒不如说是一个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
这里有巍峨屹立的白塔，红墙碧瓦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波光潋滟的游泳池，崖壁上布满了动物雕塑，还有各种传说中的人物泥塑及假山、山洞、展览馆等，集参观、游乐、购物、休闲为一体。凡到过虎豹别墅的人，它的美丽多姿、富丽堂皇，使众多游人流连往返交口称赞。因此，它成了香港较为著名的一处旅游胜地。
李嘉诚购得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游客们多有非议，纷纷指责大厦与整个别墅风格不统一，破坏了整个布局的统一和美观，影响了原有的人文景观。
李嘉诚得知此情后，立即下令停止在那块地皮上继续大兴土木，尽量保留别墅花园原貌。
李嘉诚深知，如果不顾公众舆论，一意孤行，就会损害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降低自己的信誉。
失去公众，就等于失去顾客：失去顾客，就等于自断财路。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不可以时时事事计较眼前利益，而应以大局为重，时时注意维持良好的形象，以求得未来更大的收益。有时，良好的形象和良好的信誉，远远胜过千金万银。
李嘉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赢得了汇丰银行的信赖，开始了与汇丰的合作。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谁就高攀了财神爷。”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
现在的汇丰是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原则，其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另一家获此特权的银行是果资渣打银行），港人使用的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在数次银行挤捉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角色。”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20世纪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就是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一代船王。李嘉诚早有意与汇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只是当时实力弱小，无法引起汇丰银行的兴趣。但现在情况已截然不同了。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非常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更想藉此搭上与汇丰行的关系。
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鹊起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竟然非常顺利地如愿以偿。
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李嘉诚居然这么轻松地与汇丰银行攀上了关系，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
其实，李嘉诚本是一个言行拘谨、稍嫌内向的人，他绝不像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与其说他像一位精明的商场老手，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风度儒雅的中年学者。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自然，他苦心塑造的企业形象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凡此种种，构成了他与汇丰银行合作的基础，也是沈弼格外“钟情”于他的原因所在。
由此也可证明：一单生意总是有限，而良好信誉的回报则是绵绵不断的财富。
李嘉诚非常珍惜香港首席财神爷的青睐。他深深知道，首次与汇丰联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才能更加稳固业已形成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并保证与汇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汇丰的信任，为日后长实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实与汇丰共同组建了华豪有限公司，着手筹建新华人行物业。李嘉诚不负众望，果然以最快的速度建起了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
新华人行楼高22层，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化颜色深浅变化的玻璃构成，室内温度、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
整个大厦装饰豪华典雅、融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炉，气势非凡。
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一俟建成，大厦写字楼和商业铺位便被抢租一空，盈利丰厚，合作双方皆大欢喜。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仪式。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称赞新华人行大厦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是惊人的”，并称赞该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李嘉诚的诚实、信誉和气魄，为汇丰银行大为赞赏。通过这次成功的合作，沈弼也与他结为好友。
先于新华人行大厦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也迁入其中。从此，长江集团正式立足于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区，地位更上一层楼，这为李嘉诚成为香港地王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终于发展为李嘉诚期待已久的“蜜月”——后来，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应当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当机遇到来之时，李嘉诚那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把握机遇的非凡气魄。
对于机遇的把握，李嘉诚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充实自己，多知道外面的事，无论政治、经济，最准确的行情你都要尽量了解。因为你只有充实你自己了，机遇来的时候，才有能力抓住它。
“假如一个人都是马马虎虎过日子，机遇就是跑到你面前，你也没有机会抓住它。还有，你去找机会难，但是机会来找你就容易。
“因为我公道公正，以前很多跟我合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很多年来，很多机遇都是跟我合作的人送来、追来给我的。”
李嘉诚此言，道出了树立企业形象的真谛。所谓提高企业形象，绝非财富的简单提高，而是财富与能力、信誉、人际关系等的多向提高。如果将财富形容为房子，那么，能力、信誉、人际关系等就是房子的地基。如果地基坚实，房子才能安然不动：否则，房子越高大，越容易遭殃。
2.投资办学，重视教育
独贷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
汕头大学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巨资兴办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叠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又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个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院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不管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满，人类都要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达1000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这里的乡亲们深感遗憾。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庠、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十分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一千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
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所大学。在此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
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仿佛眼前已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
李嘉诚在《我对汕头的希望》一文中，敞开了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爱国报国的诚挚情怀：
“教育的重要，是国家的兴亡，社会繁荣的关键。甚至一个机构，一个家庭，其成员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对其发展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时代的发展。一人国家资源丰富，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基于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选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选才、养才之功有赖教育。教育事业跟不上，国家就会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快慢，是和教育事业的成败进退有着直接的关联，教育的成败，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汉唐能奖励文教，而成一代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所以，我再三呼吁国家的领导人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希望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也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认为今日祖国的状况，要使民族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则首先要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人才，担负国家重任。否则，空谈理想，高呼口号，最终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产生了在汕头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的动机。正在这时候，吴南生先生、庄世平先生和我商议筹办汕大的计划，他们的崇论宏识，和我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迅速办学培养人才。况且，只要能初具规模，以后便可激发更多海外的爱国硕彦同襄伟举，付诸行动，参怀开办的责任，从此便锲而不舍地为筹办汕大勉尽全力。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国四化的步伐，也可作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铿锵有力的话语，正道出李嘉诚对祖国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殷切期盼，也显示出了他在怎样达到这一目的上的敏锐目光和独到见解：教育，只有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我们的祖国才能迅速走向强大。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
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
“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力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创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蒽义也就在于此罢。”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
1986年6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时，专门对其表示感谢。
邓小平说：“你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和香港领导是理解的，中国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国人民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最重的事。发展教育事业对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承诺要给予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们今后要全力以赴，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李嘉诚清楚，对于办汕头大学这样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办成的，就算是办成了，也无法办好。所以，李嘉诚曾上书邓小平，特别针对师资力量与教育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问题，希望邓小平“九鼎一言”，指示国家教委协助解决如下3个问题：
（1）给予大学更大开放，招揽国外良好之师资，并尽快调派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2）给予大学更大权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至国际水准。
（3）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使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份力量之人士，能为汕头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力量。
邓小平很快对此做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支援汕大。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莅临汕大时动情地说：
“我把一生的心血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减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毫不吝惜。
在确立“立足粤东、面向全省、顾及全国、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和“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之后，李嘉诚在海外组建“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的一个10万千瓦的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汕头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决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经营企业时非常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3.钟情于医疗卫生事业
如果有人要问，李嘉诚事业的最大成功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是1972年7月31日亲自艰辛缔造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再有人要问，李嘉诚一生事业中最精彩最得意的“杰作”是什么？应当说是从1979年9月25日起到1981年入主香港英资老牌财团“和黄”公司，从而形成了国际化多元化的庞大“经济王国。”
然而，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真正令李嘉诚高兴和钟情的却并非此两件事，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最为高兴最为满意的是独力捐资创建汕头大学，他常常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和钟情的则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属二院，还有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肿瘤医院。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曾经说过一句几乎让所有汕大人所传诵的名言；“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李嘉诚说：“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我希望上天或者有高人可以给我指引，告诉我怎样做有助民族和人类兴旺的事，让我能够做得比过去更有意义。不论花多少钱，多少精力，我都在所不惜。当我年纪渐长时，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减轻业务上的工作量，但是不会不工作，尤其是对于做善事。我希望多些时间放在医疗及教育上，对自己国家对民族也有好处。我在过去20多年也没有停过。在未来亦会做，甚至比过去做得更多。做利国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在李嘉诚决定捐建汕大医学院之初，曾有朋友劝告他说，办医学院很贵，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比一般的大学可能贵10倍。在买仪器及各方面的投入都要比一般大学多得多，而且医学院一定要有附属医院才有用。劝李嘉诚捐建大学不一定要建医学院，可以建一些费用相对较低的大学，可是李嘉诚仍然坚持一定要搞一个医学院。李嘉诚之所以如此钟情汕大医学院，那是因为深藏在他内心的对往昔艰辛岁月人和事的一片深情。
往昔，在那战乱、动荡、贫穷的年代，当小学教师的父亲，谋职何其艰难，度生何其窘迫……
寒夜，在昏黄暗淡的煤油灯下，父亲批改作业时所发出的声声咳嗽……以及那赢弱的面黄肌瘦的身体……
面对陋室，寒夜、孤灯和咳嗽声声，年少的李嘉诚卷缩在木板床的薄被里，既倍感为教师者的贫困与辛劳，连自己的身子也不敢随便翻转，生怕对父亲有所惊动，有所打扰……
日寇的铁蹄踏进潮州，穷凶极恶，父亲带着一家大小，辗转流离，食不果腹……
祖母大人由于极度惊悸，由于贫穷，由于缺医少药，在澄海后沟长辞人世……
父亲带着一家人跋山涉水，几经险阻，来到香港，但已体质极度虚弱，身染沉疾……
贫病交困，日寇侵港，铁蹄肆虐，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父亲终于过早离开人间……
而“东亚病夫”之恶名，也曾多年缭绕于李嘉诚的耳际。
数十年的人生征途，使李嘉诚对发展文教医疗卫生事业终有所悟。他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国民体魄之健康至为重要”，“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如果无国无家，再有钱也不顶用。”“中国要强盛起来，在国际上才会受到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他看到，“人生的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事。如果科学昌明，又有了钱，患了病，就有办法治疗，健康可以恢复，生命可以挽回。”“一个人如果得了病，得不到好的治疗，有时甚至会丧失劳动力，会增加家庭的负担，增加对社会的负担，自己痛苦社会也艰苦。”因此，李嘉诚在心之深处牢固地树立了“竭诚为祖国的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
《南方日报》、《光明日报》最早于1981年1月14日、1月16日发布了关于“李嘉诚先生捐赠港币500万元，帮助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引进医疗设备”的新闻。一时轰动全国，引为美谈佳话。
事情原来是这样：1980年春，当时的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曾到汕头访问，参观了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发现这里的仪器很不够，很多落后。庄老对这事很为关心，回香港后，在一次叙谈中，他对李嘉诚谈到了这件事。不料，李嘉诚对这件事也非常关心，他对庄老说：“办医疗的事，我很喜欢。应该让他们的仪器设备更完善些！”庄世平说；“法国的医疗器械是很贵的！”李嘉诚说：“不怕！他们需要些什么仪器就让他们开个单吧，办好医疗，保证市民健康，对政府对国家都十分重要！”“对这件事我十分乐意做。”过后，庄老通知汕头医专附属医院报清单。据悉，医院所报购进仪器项目仅需人民币200万元左右。谁知李嘉诚一下子就赞助了500万港元。庄老又办成了一桩好事。汕头医专及其附属医院靠李嘉诚的赞助，引进了110多项先进仪器设备，顿时大大提高了医疗质量，扩大了诊治项目，使医护人员感到“有用武之地”，促进了积极性的发挥，医院也旧貌展新颜了！
继1980年在潮州捐巨资兴建潮州医院、潮安医院后，李嘉诚又一次找庄老商量，打算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汕大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并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反映了这一想法。此举得到中央教育部的支持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1983年8月29日，中央教育部派员到汕头医专检查并评估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汕头医学专科学校及其附属医院遂于1983年9月升格为汕大医学院。1988年2月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支援汕头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通知》，其文称；“为加快汕头大学医学及其附属医院的建设，经各方协商后，我委确定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承担全面支援汕头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任务。”对此，李嘉诚深表满意。有一次，他给好友许伟先生（香港潮州商会常务会董、交际部主任，现总务部主任）打电话，高兴地说；“我告诉您一件最高兴的事，医学院一附院，现在设备完善在与上海二医大挂钩后，医疗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了！”两个好朋友都开心地笑了。
事情还得回述到1985年春，当汕头大学校本部的首期建校工程已显露眉目之后，李嘉诚已开始积极筹划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新建工程和校本部二期工程的继续推进。这是基于他那“一鼓作气，通力合作，全力以赴，以底于成”的远见卓识和强烈的事业心和天职感。“有1000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应该拥有一所一流的现代化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大医院，应既能发扬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造福民众；它又应是一所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的教学医院，在这里培养出一流的医学技术人才，为保证民众健康、为发展特区经济服务。”这就是李嘉诚的构想，是李嘉诚对“杏圃新猷”的期望和寄托，是他对建设新的附属一医院“情有独钟”之所系。
1985年4月6日，他在吴南生、林川、林兴胜、罗列和汕大副校长，医学院院长伍正谊教授陪同下，到医学院看望师生员工，了解教学科研情况。李先生看望了84级医疗专业的师生，他高兴地对师生们说：“祝愿你们，努力学习，成长为中国优秀的医生！”李嘉诚在听了工作汇报和巡视之后，对在座的人强调说：“现在的医学院已有相当的规模，是在培养高质量的医生了。我们有了好仪器，还要有好老师，才能充分利用好仪器，让好仪器发挥作用。招生要重质。要创造好条件，吸引国外的优秀教授前来讲学。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到外国去学习几年，再回来服务，为潮汕一带服务。给国家做出大贡献。”
李嘉诚高兴地说：“我们办事业，决心很重要！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条件够、决心够、运气也好。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干，汕大的前途是无限的！我有机会为国家为乡亲父老做一点事，是很应该的。”
随后，李嘉诚一行又到将要新建的教学医院察勘地址。该院位于汕头市新发展的东区黄金地带。在东厦路之东，座北向南，四周都是通衢大道。李嘉诚对所选院址很满意，不仅新建的附一医院在汕头市医疗事业的布局上，填补了发展中东区地带的空白，便于从四面八方来的患者寻医求诊，而且“医院解决了朝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香港是很难解决的”，这很“有利于患者的休养与健康的恢复。”4月7日，在龙湖宾馆，专门举行了关于新建附属医院的建设技术会议。李嘉诚紧握着吴南生的手高兴地说：“10年后医院一定要出现新局面！”吴南生也坚定地说道；“10年出现新局面！”
在李嘉诚的关心、促进下，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于1987年5月14日奠基动工。汕大校本部的第二、三期建校工程也分别紧接着进行。其中包括了汕头大学的学校交流楼、汕大的精神卫生中心、医科教学大楼、教工和学生宿舍楼、学校运动场（包括游泳池、田径场、体操场、足球场、篮球场、各种训练场和拥有2400个座位的看台等）等。附属医院的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校本部第2、3期建校工程的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共投资1.4亿港元。
1988年1月8日，李嘉诚专程抵汕参加新建附属医院的平顶仪式。他和吴南生、庄世平、黄丽松、林兴胜、陈燕发、林川、杨应群一起，挥锹铲起混凝土平顶。当日喜炮声声，欢声雷动。李嘉诚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参加这个盛典，我感到十分高兴。这个工程的速度快，质量好，这要感谢汕头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要感谢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广东省二建公司全体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个医院的建成，有利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对服务社会、造福子孙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他强调说：“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医学院办好，医学院的工作要带个好头。当然，我们汕大这个大家庭一定要搞好，医学院办好了，是汕大的光荣！”。
李嘉诚这次莅校，对汕大的进步感到满意。他对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外籍教师们高兴地说：“整个中国都在前进！汕大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在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反复地强调了这样的思想观点：“希望汕头市全力支援汕大和医院、新建附属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汕大，把医学院、把附属院办好！”
然后李嘉诚又着重强调说：“所有建筑物和赠品，都不要写我的名字！我个人是不求名的。”
此后不久，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意见，汕大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这一年的2月26日，在广州签订了为期3年的“校际协作协议书。”协议书从教学、医院建设、师资培养、科学研究、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规定了协作目标与具体实施办法。要求在今后5年内，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将派出一批业务骨干和行政管理人员，到汕大医学院参加教学、医疗并指导工作。通过两校全方位的合作，使得汕大医院及其附属医院，符合5年制本科的合格标准，并逐步接近或达到上海二医大的办学水平。
为了办好汕大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李嘉诚先生数次派专人到医学院具体联系并指导工作。邀请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吴文瀚教授到院协助指导工作。这一年的7月28日，李嘉诚顶着逼人的暑气和高温，一下飞机就前往巡视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新建附属医院。整座医院总用地面积为59.4市亩。实际用地（除去四周道路）面积为48.3亩。它的工程总体设计，吸取外国先进医院的建筑经验，既考虑到满足医疗、教学任务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当代突飞猛进的医疗技术发展的要求。新建附属医院的实际建筑总面积为3.1万平方米，日门诊量设计为2000多人次，住院标准病房拥有600个床位，一期工程先建病床318个。有抗8级地震的技术设施。医院主楼中央部位为8层建筑，东西楼各为6层。分别设有门诊、急诊、放射科、检验科，理疗科：内科、内科病区及教学用房：妇产科、妇产科病房、产房：儿科病区：五官科及病区和教学用房：外科及病区和教学用房，中医科、神经科及病区，手术室、特别病区等。此外，还有后勤系统的辅助建筑，如供配电房、洗衣房、污水处理、殓房、锅炉房、焚化炉房、仓库、食堂、厨房、制药用房、医护人员宿舍等。
全院拥有用房865间，其中住院部有用房312间，辅助用房163间。门诊大厅设有传呼系统。住院部各病区设有护士召唤系统。手术室采用UPS应急直流供电。X光室装有对讲机系统。手术室还装配有对讲机系统及教学闭路的电视系统。设有提高医院管理效率的200门多功能程控电话总机一台。院内有垂直运输电梯3台，食堂捉升机一台。动力设备359台，照明灯具3400套。埋设高压电缆2.2公里，动力电缆7.5公里，电线500多公里。医院里医疗用氧气，分设中心系统和独立系统，分布于病床及医疗室的供氧点360个。
李嘉诚对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寄予很大期望。基建费用及引进先进仪器设备费用投资超过1亿港元。他所期望的是：“这所医院要培养出一流的医科学生。能多为潮汕人民造福！”“要服务于潮汕民众，要充分发挥医院的社会效益，要为潮汕人民多做好事！”“在医院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上要取得成绩。”“要用好仪器，不要浪费！”还强调“要与上海二医大搞好协作。要认真进行改革，培养好师资，努力捉高教学、科研、医疗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高规格水平，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好医护人员，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让他们爱我们的医院，爱我们的事业，为造福潮汕人民作贡献！”
在李嘉诚的直接关怀下，新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得以在1989年3月2日胜利乔迁并正式开业。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是日参加开业志庆活动并视察了医院。开业之日，这所医院已拥有国外先进医疗设备130台（套），其中包括有法国的钴60治疗机、瑞典的人工肾、美国的AMSEO消毒设备等，还拥有国产的先进医疗仪器789台套，实力雄厚。
汕大医学院确定以肿瘤研究及防治为重点课题，特别在潮汕地区尤为攻克鼻咽癌食道癌为主要课题。李嘉诚对医学院给予特殊的关心和照顾。在他的热忱关怀下，医学院也先后建立起中心实验室，引进新式精密仪器，实行对外开放，为振兴潮汕地区的经济服务，并与南澳县合作实行横向科研联合，积极开展南澳的肿瘤防治工作。健全三级防癌网，努力促进关于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工作，并筹建了肿瘤研究室。1988年12月还引进了鼻咽纤维内窥镜，这在内地而言是首次引进的检查鼻咽疾患的先进设备，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鼻咽癌的早期诊断水平。
医学院和上海二医大的领导，在1989年4月6日李嘉诚一行巡视新建一附院开诊的情况时，曾对李嘉诚先生说：“我们执行合作协议，一如既往，百年好合！现在我们已有了第一流建筑，第一流仪器。下来我们要向一流管理、一流医疗、一流效益迈进。我们一定努力捉高社会效益，为造福潮汕人民做贡献！”李嘉诚对筹建附院的建设、仪器、服务工作表示满意，他关于“杏圃新猷”的宏愿和功业已初步付之实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我所看到的情况，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给了我好大的鼓舞和信心。对辛勤工作的同事们，我表示深深的尊敬和感谢！对汕大和医学院的事情，我会尽心尽力去做。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是百分之百地去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领导，更进一步，使汕大和医学院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新水平！”
李嘉诚对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领导的工作是满意的。他多次鼓励原院长宗永生教授说：“让我们共同来对付人类的共同敌人（癌症），并做出贡献！”他满意地肯定了医学院院长沈忠英教授的工作态度“很认真、很投入、很执着。”他曾亲切地对医学院陈炳燮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唐慧明说：“今后您们遇到什么困难，可随时告诉我！”“我们只是走过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能走过这一步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我们要努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汕大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的规模和设备不仅是在粤东地区所罕见，在广东省、在全国也属罕见。这所医院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保证人民健康等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也造就了一批好医护工作者，培养了一批批好医生。尽管它的命名是“汕大医学附属第一医院”，但人民群众却习惯地把它叫做“李嘉诚医院。”这是不经“批准”的称呼，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意志、理念和意愿做出的“命名。”现在，大凡老伯、老姆、阿姐、小孩、“的士”司机、三轮车工友、路边报纸广告，谁都不把它叫做“附一”院，而“李嘉诚医院”已经有口皆碑，约定俗成了。这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认同”！
李嘉诚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另一项贡献，便是创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这项事业原是由汕头大学副校长、汕大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国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伍正谊教授倡议建立的，得到了李嘉诚、吴南生、庄世平、林川、罗列等人的大力支持。它位于汕大校本部西侧。该中心工程于1986年7月动工、1987年3月竣工，1988年1月开始试办。首期工程建筑面积为3700平方米。建立这么一座精神卫生中心的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国内对精神病的治疗、预防及管理原则，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卫生道路来。
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建筑设计，体现了国内首创的新型模式。它实现了管理的开放化，生活的家庭化，治疗的综合化和建筑的园林化。
关于管理开放化，即是改变传统的“关闭式”管理，给予病人在医院范围内有充分活动的自由，给病人应有的尊严和人道主义待遇。关于生活家庭化，即是摒弃一般医院的传统格调，采用北京四合院家庭式结构，提供良好的生活设施，废除医护人员的工作服和病人服，与病人以尊称相称，共同进餐等，创造了一个充满和谐友爱的大家庭气氛。关于治疗综合化，即是根据从“生物医疗模式”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特点，采用以心理治疗为主导，以药物治疗为基础，结合工作治疗、娱乐治疗、音乐治疗、体育治疗、行为治疗、环境治疗、家庭治疗等，从不同的角度使其疗效达到最佳水平。关于建筑园林化，即为病人提供一个优美、舒适、幽静的生活环境和治疗场所，消除病人的紧张、烦恼、使病人能安心休养。
该中心开办以来，已初具规模，组建了一支技术队伍，成立了精神医学教研室，做到了教学、科研、医疗三结合，是国内高等医学院校的第一所精神科附属医院。其医疗的新型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教授们的重视、赞扬和关注。该中心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95.6％，治愈率达到40％以上，受到病人家属的广泛好评。该中心二期建设工程也已完成。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受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重视，曾委托他们举办过“精神医学高级讲习班”培训人才。该中心所接收的病人中，还有一些是港澳同胞，有的是美籍华人。他们都是慕名而至的，“快快乐乐地住进来，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有的病人住院后，在美国的亲属还专程来给他们过生日，开音乐演唱会等。
李嘉诚先生曾数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巡视工作，探望工作人员和病人，还曾专程上门拜访伍正谊教授夫妇。他衷心感谢伍正谊教授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还敬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多做贡献！”
李嘉诚一生追求财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造福百姓，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心胸宽大的表现，也是他心地善良的表现，也可能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支持，也就不会赢得人心。
4.中西兼容，儒雅之风
在李嘉诚的管理体制中，既有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长实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李嘉诚可以说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在集团内部，却根本看不到家长制的影迹，它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
李嘉诚摈弃了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家探索日本经济起飞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其商业文化带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这可能正是日本经济创造了奇迹的重要因素吧。
李嘉诚觉得中日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日本企业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纳传统文化为主。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
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他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过很多古圣先贤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是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很不够的。”
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比如，日本的一些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作“埋骨公司”之类的宣誓。李嘉诚从不苛求员工做出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是通过一些对员工有益的事，让员工觉得公司值得效力终身。所以，在长实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跳槽，但公司行政人员非常稳定，流失率极低，可以说微乎其微。
李嘉诚说：“要吸引及维持好的员工，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使其有受重视的感觉。当然，还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制度，这是一定要有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个制度，不能山高皇帝远。否则，一个好人也会变坏。”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员工做了错事，李先生非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他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员工家，骂个狗血淋头的也有。”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一旦骂错了人，他也会知错就改。往往在他冷静后，定会向被批评者赔礼道歉，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在长实公司，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所挨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汇集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李嘉诚既有重情义、讲仁德的一面，又有拼强手、抢先机的另一面，这种中西融合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很多企业家中并不多见。
在李氏王国的管理上，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而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那一套，即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如此方可保持活力。他说，如果他的儿子不行，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只要事业能发展，他不会在乎是家庭内还是家族外的人执掌大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乃天经地义。李嘉诚的观念分明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充分显示出他冷静而又理智的一面。的确如此，商场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谁来主管并不重要。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
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出对“外人”不信任。这样一来，必定会严重挫伤外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想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他委婉拒绝。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都是靠自己打拼。
对此，李嘉诚说；“我老是在说一句话，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的日子久了，你觉得他的思路跟你一样是正面的，那你就应该信任他，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就可以做你的亲信。”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李嘉诚说：“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的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有高人一筹的眼光和胸襟。家族式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显赫一世，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难像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企业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非常周密，但决策周期相对较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
李嘉诚中西合壁，各采其长，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的风格。
无论长实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不管李氏父子未来将有何作为，李氏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告诉了人们许许多多。
当然，不止是李嘉诚，任何大企业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靠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进行整合，因此，对创业者而言，若想由小做大，既不能轻视管理，也不能图省事，照搬别人的经验，非得花费心血自己研究不可。
5.以诚相待，不存私心
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私心，在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能够想到别人，那么，就会赢得别人的敬仰和信赖，也就不会给自己树立对立面。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想一想李嘉诚这句箴言：“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怎样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怎样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善待他人，做对手不做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以势压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做人准则，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商场充满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主持人问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都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
“讲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善待他人，利益均沾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就像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对于这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和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手中购得港灯，还饔领华商众豪围攻置地，李嘉诚并没有为此而与纽壁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之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继续合作。”追随李嘉诚多年的洪姑娘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内声誉日隆，实力也日渐强盛，因而被大家推举为香港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可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潮商的塑胶热中，李嘉诚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他的成功激励更多的潮商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不忘给予潮商同行一定的帮助。
此时李嘉诚的兴趣只在经商，而且已越来越热衷于经商，对担任政府或社团公职没有多大兴趣。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期间，仍尽力而为，不负众望，尤其是做了一件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功德无量的好事。
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对塑胶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石油危机引发原料价格暴涨，从年初的每磅6角5分，一路直线上涨，到秋后竟高达到每磅4～5港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有原料储备的厂家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不少厂家并未储备原料，一时“无米下锅”，只好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被进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石油危机本身，因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
原料价格急速上涨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香港的进口商利用生产厂家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再加上炒家的介入，使价格节节上升，最终到了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
面对这场关系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挂帅救业。
其实，此时的李嘉诚已经把经营重点转移到了地产上，而且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益。这次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的整个事业而言，影响不会太大，况且，长江公司本身就有充足的原料库存。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他不能眼看着潮籍塑胶商们就这样毁于一旦，更不愿整个香港塑胶业就此衰落。在李嘉诚的倡议下，数百家塑胶厂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甚至有不少非潮籍塑胶商也主动加入进来。
要打破进口商的垄断，就只有厂家自己直接从国外进口原料，但单个塑胶厂家由于购货量太小，国外原料商不愿意进行交易。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向国外原料商进货，需求量比进口商还大，因此很快便达成了交易，从国外购进了相对较便宜的塑胶原料。
购进原料后，再由商会出面协调，按实价分配给各股东厂家。在厂家联盟面前，进口商对原料的垄断不攻自破，不得不自动将价格降了下来。
这样，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在李嘉诚的全力相助之下，终于烟消云散了。
李嘉诚在这次救业大行动中，还有一个惊人之举：他将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匀出了1243万磅，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在直接购入国外厂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的20万磅，以购入价格转让给了需要量相对较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多达数百家。李嘉城此举真可谓雪中送炭，雨中送伞。他因此也被人们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
李嘉诚扶危济困的义举，为他树立起了崇高的商业形象，使他的声誉和声望如日中天。而这种信誉和声望又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生意和财富。
暂且不论李嘉诚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以商论商，李嘉诚的这一举动，确实是经商的上乘之作。
我们可以假设，当业中同行需要你施援相助，而你也具备足够能力时，你又会做何行动呢？
很多人的做法是：落井下石，踩沉对方。以为这样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但切不可忘记，即使你真的扼杀了对方，其他的竞争对手仍会相继而来，绵绵不绝。由于你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他们必然会对你心存戒备，若有机会也会损你一把。这样，你的事业中便时时潜伏着危机。更何况风水轮流转，万一哪一天灾难落到自己头上呢？
像李嘉诚这样，救人于危难之中，不但能赢得人缘、信誉及声望，也会为日后创大业赚大钱埋下伏笔。
朋友之间的友谊是珍贵而永恒的。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在每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均留下了大量关于友谊的高论。孔子的《论语》中关于交友的论点就不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西方学者西塞罗、蒙田、培根、爱默生等也有不少关于交友的高论。到了当代中国，朋友更是“兴旺”，什么文友、商友、学友、棋友……派生出这么多的友，恐怕也是现代社会强调分工的烙印。年轻朋友则更喜欢创新，觉得“哥们儿”不够味，再加上个“铁”，似乎表明现代人之间的友谊犹如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然而，尽管“铁哥们儿”之间称兄道弟，能真正算得上朋友的究竟有多少？一旦有利害冲突，不妨扪心削司，在你失意患难之中能雪中送炭、始终不渝的朋友有几个？在关键利害冲突时能不陷害你的朋友又有几个？在你发达之时能不惦记你钱的朋友又有几个？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太多的。多则滥，滥则浅。酒桌之上“哥俩好”，酒醒之后也与路人一般，这样的朋友只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
交什么样的朋友，是人生一个重要问题。选择朋友一定要慎而又慎，以正直、诚实，互相帮助为标准。真正的朋友不可能是一好百好，而是包含着互相勉励、规劝、批评与自我批评，朋友之间坦诚相待，不护短、不妒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迁就，如此才能对双方有益，从而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真正的朋友并不常相守，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非常清淡。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个人的心灵便立刻对接上，无需任何寒喧与过渡，双方就能融为一体。友情的高低往往和距离成正比——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纠缠在你身边并且需要时时呵护的友情，往往非常脆弱。最珍贵的友情又总是像北极星那样，永恒而又遥远。
朋友，就是当你事业有成时，与你一起分享，使欢乐增加一倍；当你遇到不幸与痛苦时，与你一起分担，使痛苦减少一半。这叫水乳交融，患难与共。
谁是你的朋友，谁就是你的生命尺度。就像老舍和赵树理那样，一旦一位不幸去世，另一位会觉得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之离去。
友谊就像沙里淘金，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谊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死生贫富转换之际而始终不渝者，知己也。”愿我们的人生中多一些真正的朋友。
6.关注内地，扶助中资
李嘉诚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时时关心着祖国大陆的发展与繁荣。只要他能够为大陆做事，总是不遗余力。这不仅是为了给自己开创一条生意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也就是说，即使他不赚钱，也乐于帮助大陆的同胞做生意。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荣李二人互相敬慕，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经商办公司，有所成就，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86年，荣智健进入香港中信集团，不久，荣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
荣智健也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渴望到瞬息变幻、大起大落的股市闯荡，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所控制的公司。
李嘉诚以扶植其子泽钜、泽楷的心理，时时关注着荣智健的事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并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如今，与他交情不错的荣智健有心大展鸿图，世叔伯岂有不帮忙之理？
荣智健看好借壳上市，结果与李嘉诚一拍即合，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其来源是这样的，一家公司要申请上市，原则上需要具有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而且要按照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要花费相当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便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就是说它们的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收购时买家无需动用大额资金，这种收购不同于一般含义上的股市收购战，无须搏杀，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利我利的事。
此种方式简便易行，常为精明的商家所采用。
一般而言，在港的中资公司不是来港资历浅，就是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要尽快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额较少或经营不佳的上市公司的主意，也就是寻找“空壳”。
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沾。因为他们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荣智健为了买壳，在股市多方寻找、权衡，最后相中了泰富发展公司。泰富发展的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后来，几经改组，控股权最终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的控制性股权。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然而，曹光彪在港龙航空这一大项目上，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进行了激烈的空中争霸战，最终不敌对手，以致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由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也是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当时，泰富市值仅为7.25亿港元，是股市中的“蚊型股”。
中信没有利用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完成的。
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曹光彪的主力舰）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而，这次收购，是经过各方的缜密协商之后才达成协议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从此，泰富正式改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
从股权分配上看，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并无意获取利益。
借壳上市，对荣公子，李嘉诚还只是牛刀小试，后来收购恒昌行的行动，才称得上是大展拳脚。收购恒昌行在前节已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李嘉诚与荣智健的合作，引起了更多香港中资及内地国企的兴趣。他们纷纷与李嘉诚联络，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以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
结果，李嘉诚选择了首钢作为合作伙伴。
首都钢铁公司，是中国特大型四大钢铁基地之一，有职工27万人。经营多元化，包括钢铁、采矿、电子、建筑、航运、金融等18个行业，在国内拥有100多家大中型工厂和70多家联营公司，在海外拥有独资、合资企业18家。
首钢有意在香港上市，看中了李嘉诚的巨大声誉与影响力，而李嘉诚也很看重首钢的实力。经过一番比较，他们决定收购东荣钢铁公司。
“东荣钢铁”上市公司以经销钢铁业务为主，为李明治的联合集团所控。李明治是香港股市著名的魔术师，他常常会不停地将全系各上市公司股份倒来倒去，据说买家和卖家都是他本人，害得小股东们叫苦连天。李明治因此涉嫌触犯证券条例，招致了证监会等机构的大调查。如证据确凿，李明治及其联合系集团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罚。在此情况下，李明治走为上策，有意将旗下上市公司作壳出售。
东荣钢铁与首钢的入港发展方向吻合，它既可消化首钢的钢铁，还可将部分钢铁销往海外，这应当是一个最佳选择。
1992年10月23日，首都钢铁，长江实业、怡东财务、东荣钢铁在北京签订了有关收购东荣钢铁的协议，收购价每股为0.928元，涉资2.34亿港元。收购方的股权分配是：首钢51％，长实21％，怡东3％，一共为75％的东荣股权。收购停牌前，东荣市价为每股0.92港元。
东荣的市价及收购价均低于股票面额，可见东荣当时的股市信誉之低，已成了一只没有肉的微型空壳。但这只空壳并不能限制未来的主人将其发展成大型中资企业。
1993年4月2日，首钢、长实第二次合作，收购联合系旗下三泰实业。同月，东荣正式改名为首长国际。大股东仍是首钢、长实、怡东3家。三泰实业挂在首长国际旗下。
1993年5月18日，首长国际收购开始投资，经重整后，将其改名为首长四方。
1993年8月12日，首长国际又集资1.74亿港元，收购建筑公司海成集团。
1993年9月12日，首长国际全面收购宝佳集团，涉及资金11亿港元，是首长国际所涉金额最大的一次收购。
经过5次收购后，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实力大增。于是，调头向内地进军，与内地政府企业达成的合作项目所涉金额达百亿以上。
1995年，香港证券界评出当年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中信泰富以市值474.7亿港元高居榜首，首长国际以63.6亿港元排列第三。
1994年，中信泰富以375亿市值跻身香港十大财阀榜第8位。其风头之劲，连香港的一些老牌华资英资大财阀，都深感可畏。
李嘉诚之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自然有他的道理。作为商人，在商界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财路。再加上中资在香港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很快便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与英资、华资三足鼎立的趋势。所以，与中资交好，可为今后进一步的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全力帮助中信借壳上市时，李嘉诚可谓殚精竭虑，但最后只占5％的股权。这是李嘉诚一贯的风格，他更注重的是日后的长远合作和更大的利益，并不在意眼前吃点小亏。
此外，李嘉诚一直在寻找适当机会投资内地。通过帮助中资，可为他在内地树立起良好声誉，为下一步顺利进军内地埋下伏笔。一些传媒评论说李嘉诚是在买政治保险，尽管他对此加以否认，但他的行动在客观上会起到这个作用。
一般的商人，也知道“买政治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做法却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到了需要时，金钱、美女，什么都敢送。这不但会遭致非议，败坏名声，还可能触犯刑律，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像李嘉诚这种做法，不显山，不露水，做得堂堂正正，不但不清誉，反而可以扬名，效果极佳。
7.商场中也要重要仁义
常常有人说：商场即战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商战中讲仁义道德只会自取灭亡。而真正具有雄才伟略的大商人却往往都是心中有大慈悲对天下充满怜悯之心。做生意时也最讲究遵循道德准则。
目光远大的李嘉诚就经常出于善意，收购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也使被收购公司或起死回生，或得利丰厚。这样做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这样有时候宁可吃亏，也不怕失败。被李嘉诚视为赶超目标，号称为世界最大地产商的置地公司，一直为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所控制，它拥有香港中环的绝大部分物业。
中环在香港岛的繁华地带，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地区。这里鳞次栉比地屹立着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大大厦，而且一幢比一幢显得神秘莫测，又使人肃然起敬。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左右香港的经济气候，而且这里又是最容易受经济气候影响且波及面最大的“敏感地带”。
其中，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大楼，它的圆形窗户面临风情万种的维多利亚海湾，它耸立在香港经济的金字塔尖，显得更为神秘而又高深莫测。
这就是香港著名的怡和大厦。大楼各层中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各国著名中心，以及驻香港办事处。大厦的顶层，就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也是香港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旧称怡和洋行的怡和财团总部。
怡和洋行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1841年将总办事处迁入香港。怡和公司最初靠贩卖鸦片起家，以后逐渐将业务扩大，成为一家经营范围广大、实力雄厚的多元化国际集团。
1961年6月26日，怡和以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上市，从此成为香港10大上市公司之一，并获得“怡和王国”的称号。
怡和系包括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一批大型公司，拥有中区黄金地段的大厦物业，包括国际一流酒店、一百余家超级市场及精品连锁店等。全系论控股地位，以怡和最显；若论资产，以置地最大，故而怡和系又称怡置系，怡和集团主席理所当然地成为置地公司的主席。
新中国的建立，使怡和的在华资产损失高达1000万英镑以上，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内地十年动乱的影响，怡和高层一直对共产党政权持有戒心，于是奉行“获利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方针。
尤其是70年代，怡和对香港的前途更是信心渺茫，因而大举进军海外，其中包括收购英国的怡仁置业、夏威夷及菲律宾的戴维斯制糖厂、中东的石油及南非的雷尼斯综合企业。不幸的是这些投资并不成功，其后多被出售。而华资财团则趁怡和在港控制力日衰之机，以低价吸入大量地皮，积极发展物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地产大幅度增值，伴随而来是华人资本的迅速膨胀，资产成倍、甚至是几十倍地增长。怡和这位商界巨人越来越显得暮气沉沉，逐渐不敌这批虎气生生的华人财团。
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后，香港业界便盛传，华人财团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因为这些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如果控制了置地公司，才可称得上是香港地产界的“王中之王”。这对于志向远大的李嘉诚来说，其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时，怡和高层已对华资财团的野心有了防备。纽璧坚为防意外，重新调整全系控股结构，其核心是怡和与置地互控，即怡和控股，用怡和证券控制置地的四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控股的四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此结构称为“连环船结构”。怡和置地互控，大大强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
不过，“连环船结构”也有很大的弊病。敌手若控得一“船”，另一只“船”也难以幸免，可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
1984年间，怡和置地双双陷入低谷，债务累累，使投资者大大丧失信心，股价迅速滑落。其中怡和最惨，市值仅剩下30亿港元左右；置地情况稍好些，尚有100亿港元。柿子先拣软的捏，此时市场又一改原有的传闻，说华资财团下一个目标将是怡和，进而控得置地。
有一些股评家认为，这种连环互控的股权结构，就像两只大闸蟹，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控制住，然后又各腾出另一只钳子来抵御外敌。两者虽然同系，同一位大班，但两者的股东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彼此各伸出的一只钳子难以协调作战。
也有人认为，并非纽璧坚设计的这种互控结构不好，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若在10多年前，即便怡和这头雄狮酣睡不醒，也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不要说斗胆拽其一根毛了。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便发现了连锁互控结构的弱点，于是他又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重组怡置系结构。
包伟士到来后，设计了怡置脱钩的计划。1986年10月，置地宣布将其全资附属公司牛奶国际分拆上市，尔后又宣布将另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为：
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的股权，怡策握有26％的怡控股权。怡控、怡策分别控有置地11％和15％的股权，分别控有牛奶国际9％和27％的股权。怡策控有文华东方35％的股权。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15％之间。
这样，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便如铜墙铁壁一般，同时又击碎了凯觎者欲借收购怡和而达到控制置地的美梦。
但也有人说这种结构是凯瑟克家族“保帅舍车”之举。凯瑟克家族通过这种结构削弱了对置地的控制，这就使得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分析家认为，已将怡和迁册海外、行将大举走资的凯瑟克家族是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置于唾涎已久的华南虎面前，以便待价而沽，卷资远走高飞。
李嘉诚一直对置地拥有中区豪楼名厦而企羡不已。现在，置地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如此大好时机，岂能错过？
市场上传言甚广，说是李超人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1987年股灾前几个月，各种收购的传闻，更是纷纷扰扰。
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銮雄曾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悻悻告退。其后又有好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分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
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港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要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4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前文已述，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作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6.65港元的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在4月初，李嘉诚曾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该公司股东会。他首次向舆论透露了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作长期投资，并无意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天机泄露”，华南虎吞并垂暮狮子的传言愈发甚嚣尘上。
4月底，华资财团持有的合持股权，已直逼置地的控股公司怡和。于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新财团致函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的议案。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使置地股价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一般，急窜到8.9港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升幅最大的一天。
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初，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未出笼前，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
“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为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咱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草草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如此，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实际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和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以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所以，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不过，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趁之机已很少了。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实际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关键在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己知彼，能战则战，不敌则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如前文所述，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收购，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利，但仅就收购方式来说，李嘉诚有着他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综合看来，香港股市有3种典型收购方式，它们分别以包玉刚、刘銮雄，李嘉诚为代表。
包玉刚的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
有人说，包船王勇猛有余，而韬略不足。其实这并不是说包氏不善用计，而是他的性格使然，加上形势所迫，他常常要速战速决，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因此，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一般都要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惨胜”，或“负创取胜”。九龙仓之战就是最典型的战例。
刘銮雄曾留学海外，受西方影响较多。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式的商法，那可以说是一种海盗商法。
他在收购中，先瞄准一家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暗吸其股份，等达到一定数目时，再突然发动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该公司：若不成功，就逼对手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
因而，刘氏即使收购不成功，也会获利丰厚，是股市人人畏惧的狙击手。公司若控在他手上，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等活动，搞得小股东们怨声载道，不知所措。
刘銮雄靠一个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资产便扩张到100多亿港元，很快便跻升于富豪之列。他在股市留下的形象实在很恶劣，是一种“恶意收购”的典型。
其实，从客观上来看，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的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赶上了华尔街水平。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收购术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许多大亨们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办实业，只需带上一笔大亨们根本就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与刘銮雄的“恶意收购”正好相反，李嘉减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时，一定会与对方进行协商，并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前文所述的收购港灯之战，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最终沉不住气，主动“入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时，其心术之精，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收服了资产比其大10多倍的庞然大物。李嘉诚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因为他知道，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收购遇到阻力时，他在冷静权衡利弊后，会含笑放弃，如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此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不管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果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新进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和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总会尽可能地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对于股权等重大事项，一定要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如果收购未遂，他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作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如在合战置地时，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只有8.95港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出售股票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港元。这是四家大财团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算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在股市从来不用担心李嘉诚会恶意收购，甚至有人曾允称，在收购战中，对方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就会立即放弃收购行动。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信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有一个词叫“失之东篱，收之桑榆”，意思是说，此时失利，彼时得到补偿。做生意就应像李嘉诚这样，不看重表面的输赢。如果在某件事上未能达成心愿，并不等于输了。若是因此维护了信誉，维持了人际关系，等于种下了善因，将来必结善果。反之，如果勉为其难，不顾一切地达成心愿，使名誉受损，或招致怨恨，等于种下恶果，日后难免遭报应。所以说，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美。
8.大家是我家
把大家当成自己家的商人，是有道义之人。在华人财富巨人中，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极为突出，他时时关心大家，资助大家。把自己对社会的关爱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他在带头复苏香港经济方面，更是从大局考虑，值得称道。
李嘉诚1999年初在一个集团高层齐集的内部活动上，形容香港是“家乡根基所在”，将继续以香港为“重要投资基地，谨慎选择优质项目积极拓展”。
据了解，长实集团举行周年晚宴，李嘉诚向出席的2000多名员工致词，讲述集团的“长期方针”。整篇演讲辞，绝大部分都是谈到香港。
李嘉诚说，“香港始终是长实的家乡及根基所在，去年集团在员工同心合力之下，在逆境中仍开展了多项投资项目，在稳健中不忘进取。”
他向员工说，“如果大家想出一些对本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我会非常重视，并乐意详细研究。”
他又形容过去一年，是“多年来未见如此困难的一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大家受到不同程度之影响，相信香港仍要面对一段经济低迷及困难时间。
李嘉诚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香港人素来以灵活和适应能力强见称，但环顾世界各国，在过去10多年竞争能力不断加强。以美国为例，早以价廉物美为竞争目标，大部分国民的工作表现和从前相比，无论勤奋程度、认真和研究精神，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更以高新科技加强各项生产的增值能力。
他又说，香港虽然也在不断进步，但高昂的生产成本，影响本身的竞争能力。以建筑成本为例，香港是亚美两洲中最高的，甚至比日本还高出两成。此外如货柜码头业务，经营成本也较其他亚洲国家为高。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国家由于货币贬值，竞争能力显著比香港增强，今后必须在产品增值方面加倍努力，才有突破的发展。
由此可见，李嘉诚发表搁置百亿港元投资的言论，不惜一石激起千层浪地引起政界与媒界的剧烈反应，目的还是在于改善香港的投资环境，增强香港的竞争能力。
香港《南华早报》1999年1月6日报道，随着香港富商李嘉诚批评香港不能再吸引投资者之后，中国政府也呼吁采取行动来加强香港的竞争力。
《南华早报》引述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的话说，中国总理已下令其智囊团成员就恢复香港竞争力的课题，拟出一项全面性的计划。朱总理要求香港恢复作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地位。
此外，中央政治局也委托香港新华分社建议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复苏香港的经济。香港新华分社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将得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协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香港政府将获得北京全力支持。
他对记者说：“我不愿对猜测性的报道做出置评，但我首先要表明的是，中央政府总是竭尽所能协助我们复苏经济。”
他接着说，中国去年取得7.8％的经济增长率，给了香港很大协助。今年中国经济肯定将取得另一次稳健增长，这也将给予香港一定的帮助。
1999年5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先生。
江主席对李嘉诚先生多年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热心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继续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做贡献。
在江主席会见后，李嘉诚立即表示，虽然香港经济第一季度表现不佳，但相信未来会有改善。预期香港经济下半年将有良好表现。
李嘉诚以自己的行动实践对香港经济的良好预测，他于1999年5月23口对传媒表示，近期港人在内地子女居港权的问题不会影响他对香港的投资信心。池说.只要有合理回报，香港永远是他投资的首选之地。
9.共享利益让员工有归属感
李嘉诚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就是知恩图报，凡是对他的企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他都不会忘记。这是他可以长远发展的原因。很多人目光短浅，利用别人发财之后就过河拆桥，翻睑不认人，这种认识不会有好结果的。跟随李嘉诚创业的“老臣子”盛颂声在1980年谈到长江实业的成功原因时说：“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苦干。李嘉诚先生作决策快速而准确，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看错过人，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
“长江实业盈利近10亿港元。这么大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数不足两百。”
“李先生每天总是8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这样，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间最有冲劲的公司。”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和他合作过的个人或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便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有更大发展的基础。”兢兢业业是一家公司兴旺的基础，而与合作者利益共享，更是李嘉诚一贯的精神准则。
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的老根据地。
他在地产与股市两行玩得顺风顺水后，人们都以为他早放弃了塑胶业。一次，香江才女林燕妮准备开办广告公司，四处寻找办公地点，跑到长江大厦看楼时，发现李嘉诚竟然还在生产塑胶花，不禁暗暗惊讶，且大惑不解。
众所周知，这时的塑胶花早就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实业此时的盈利已非常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并没什么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长江实业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对此，林燕妮思之再三，终于明白了李嘉诚的用心，“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为此，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仍得以被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林燕妮的看法很有道理，李嘉诚确实很念旧，对那些帮他打过天下的老员工们感恩不尽。
一次，有人问李嘉诚为什么还背着老员工这个包袱。李嘉诚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我们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那人赞叹道：“李先生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在当今香港，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便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生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现代企业的观念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商人皆为利来，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都说商场是无情的，但李嘉诚却能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了一幕幕动人的人情戏。
李嘉诚“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符合现代人的管理思想，值得我们深思，能给我们很多启迪。
确实，如果没有广大员工的卖力苦干，不管多么有本事的老板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气候。相反，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精诚团结，愿意为老板奋斗出力，这个企业就必定大有前途。
李嘉诚在谈到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时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
员工是替公司赚钱的，是对公司有贡献的人……
我一向这样想：虽然老板受到的压力较大，但是做老板所赚的，已经多过员工很多，所以我事事总不忘提醒自己，要多为员工考虑，让他们得到应得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用“冠冕堂皇”一词形容李嘉诚的这番话，并认为他这么说不过是在收买人心。其实，我们可以不必管他如何说，只看他怎么做。他为老员工安排出路，总是实实在在的事。不管他这么做是真心实意，还是收买人心，都对他的事业有实际的好处，使别人能够真心实意地跟着他干。一般的老板，只想利用员工，并不愿为员工的利益着想，一有不利，就把员工当包袱甩。这样，员工就不敢将日后的前途托付给老板，心心念念想为自己谋出路，有力也不愿使出来。这样对谁有利呢？不过是一损俱损罢了。
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所以，这首先要了解合作的利益问题，这包括下属的利益与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李嘉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很好。
李嘉诚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比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分红共计有1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
在与合作伙伴的利益交往中，李嘉诚也很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得仁至义尽。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只有李嘉诚如此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
一些人目光短浅，只贪图眼前利益，做生意时只想着自己独吞。结果呢，往往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
他还说：“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李嘉诚的意思是，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只会使自己的生意做断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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