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确目标，有的故矢
企业的成功在于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样就能够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为此目标而奋斗。1971年1月。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内地“文革”运动基本停息。同年7月，美国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
这表明，中国可能很快就能够与美国消除敌对状态，紧锁的国门将会逐步打开，那就将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进一步加强。
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内地大环境的变化，为香港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宽松的政治气候，香港经济界重新恢复了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从70年代起，香港经济由正业化阶段，逐步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百业转旺，对楼宇的需求激增，地产市场逐步转旺。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决心集中物力、财力和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满怀信心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有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于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公司不仅在香港处于绝对霸主地位，并跻身全球3大地产公司之列。除地产以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其业务范围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李嘉诚居然提出超越置地的目标，颇有点不自量力的味道，所以，引来股东们嘘声一片，李嘉诚手下各部门主管也是满脸狐疑之色。
一位部门主管忍不住站起来问道：“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我们能竞争得过地产巨霸吗？”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说道：“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置地创始人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时，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终成一代巨富，他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多有胆识和魄力。”
“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当然，以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但我们可以先学习借鉴置地的经营经验。置地能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主要得益于它以收租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的方针。置地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今后长江，也将以收租物业为主。”
“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寸金难得寸土，甚至可以说是寸土尺金。以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记得先父生前曾与我谈起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有验证。久居香港地产老大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其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
“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栖身，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现在已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见，李嘉诚并非夜郎自大，说大话空话。他是有的放矢，把置地当成靶子，在心理上先把置地“吃”透。
然而，李嘉诚这番有理有据的话，并未使在座的各位完全信服。
长江和置地，两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业界素来就有“撼山易，撼置地难”之说，人们认为，李嘉诚要实现其目标，除非真的具有“超人’的本领。
谁也没想到，李嘉诚后来真的实现了“超越置地”的目标。他的远见卓识，再一次令人叹服不已。”
李嘉诚始终坚持自己定下的目标，采用迂回包抄的战略战术，先从地价较低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拓展，具备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后又挺进中区，与置地直接对垒。最后，李嘉诚终于把置地这个巨人掀翻在地。直到那时，人们才真正感觉到了李嘉诚气吞山河的力量。
在商界，无大志者，仅满足于蝇头小利，是不会有成就的。
倒不是立大志就能成大富，但成大富必须有大志。否则，小富即安，没有进取的动力，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2.高妙战略，实现目标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当时，国际经济环境逐渐转好，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内地已结束了10年浩劫，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在此形势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时间，地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举足轻重。
自从1958年李嘉诚涉足地产以来，他先是在1971年将长江工业改为长江地产，而后又更名为长江实业，并成功上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976年，长实的年经常性利润达到了5887万港元、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增至5.3亿港元，创历史最好业绩。李嘉诚在业界实力渐强，声誉日隆。
不过，此时的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不过是一家中型地产公司而已，认识他的人很少。比如，当年在一次拍卖会上，有个实习记者问旁边的老记者：“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手加个几百万，好像很平常？”
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座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上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这位实习记者知道了李嘉诚这一名号。而在后来，李嘉诚的声名可谓是如雷灌耳，家喻户晓。若有哪位记者认不出李嘉诚，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李嘉诚享有盛名，始于1977年，此后，他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
这一转变是因为李嘉诚参与了地铁遮打站（亦称中环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
结果长江实业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向英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被大家誉为“民族英雄”，从而声誉鹊起。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预计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
首期工程经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其资金来源，主要有3种渠道：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第一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周围有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附近就是中环银行区。
有人说，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大腿，其上盖将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所以，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
李嘉诚又何尝不为之动心呢？不过，在李嘉诚眼里更看重的还不是上盖发展的利润，而是长实的声誉。一旦中标，则可使长实的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地产商行列。
而目前在人们的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寸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根本就没有半砖片瓦，真可谓无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20个春秋，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他决心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
早在1976年下半年，新闻界就在风传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1977年初，这一消息终于得到官方确认，各大地产商无不闻风而动。
在这场决战的前夕，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连日来寝食不安。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前往竟标。究竟鹿死谁手，必将有一番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中区，长实就可“一飞冲天”，跻身地产诸强之列；假如不幸败北，长实还得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长实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以前也曾有过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地价极为高昂，而且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段。一块地皮，动辄就要数亿乃至10多亿，这绝非长实财力所能够参与的竟价。
但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渴望已久的目标就是要打入中区。
这天傍晚，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维多利亚海湾朦胧的轮廓。潮声在他耳畔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这两座大厦应该属于长实！
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大步回到家中，来到书房，翻阅研究有关地铁建筑的材料。
李嘉诚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定下超越置地的目标后，自己暂时根本不具备抗衡的实力，便采取避其锋芒、迂回包抄的战术。20年来，李嘉诚从没有与置地正面交锋过一次，可见其忍耐力之强。
现在，李嘉诚觉得机会来了，虽然实力依然不及置地，但足以一搏。
既然决定投身战斗，就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何况对手比自己强大，这就需更要吃透对手，摸清他的劣势所在，然后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李嘉诚估计，参加地铁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相比较来说，华资地产建筑公司的实力稍逊一筹。
自然，置地公司的夺标呼声最高。
港岛中区，可以说是置地的“老巢”。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当年因参与中区填海，而获得港府成片优惠的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数十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正好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座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不难看出置地在中区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才习惯于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而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也只有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可以说，如果能够攫取中环、金钟车站上盖的兴建权，就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饿虎的食槽里夺食。
卧塌之侧，置地岂能轻易让他人染指？置地虽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但众多媒体都认为，置地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谁与置地竞争，无疑是“以卵击石”。
李嘉诚深知，论实力，长实远远不是对手。要扳倒置地巨人，必须出奇制胜。
李嘉诚又开始冷静地分析对手，试图从其内部找到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任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此人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勉努力一步步爬上了董事局主席的高位。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而，纽璧坚身兼两局大班，又受到股东老板的制约，加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内地政府怀有太重的戒心，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所以，纽璧坚坐镇香港，制定战略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散。
这正是常人不易察觉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而且，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自然不会冷静地研究竟争对手，也不会“屈尊”去迎合合作伙伴。
这也是置地的一个致命弱点。
李嘉诚因此认为，只要决策正确，周密而谨慎地行事，置地并不是不可战胜。
于是，李嘉诚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
香港地铁公司属于港府的公办公司。地铁公司除拥有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之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按市场的通常规则运作。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当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价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再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他们想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通过地铁公司与港府之间发生的这一分歧，李嘉诚看出，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这就是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所在。
于是，李嘉诚采取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奇袭原则，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案。
通过这一番深思熟虑以后，李嘉诚的思路渐渐明朗，脑海中已有了投标书的大致轮廓。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首先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这仍不足以挫败其他竟投对手，因为任何竟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
李嘉诚将方案重点着眼于两点；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个方案对长江而言，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但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冒一次险。
为储备足够的现金，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许诺长实可以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这样，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有4亿港元。
如此，李嘉诚已做好了充分的资金准备，使方案的具体实行有了保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李嘉诚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竞投的开始。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有30家，创历史最高纪录。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辉白美公司、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都准备好了保密的投标书及附件，在限定期限内交了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投标书内容属机密。各公司都知道，在投标中，若过多考虑己方利益，则中标希望微乎其微：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因此，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精心设计，却又秘而不宣。一时，香港媒体上各种猜测甚嚣尘上。
舆论界自然一致看好置地，因其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面对记者的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显得高深莫测，只是用自信的口气说：“等着看结果吧。”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大报纸纷纷用大幅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
请看当日《工商日报》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竟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终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具有诱惑力，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和李嘉诚签订了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并决定两天后签订金钟站上盖协议。”
其他报章也对长实中标进行了大肆渲染，说这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贵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云云。
也有报纸传言，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胁逼纽璧坚下台。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开始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就已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下了香港楼价的最高记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的最好业绩。
后来，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这两幢发展物业，总计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这个盈利水平，实际上低于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甚至还可以说是亏了。然而，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形象和信誉，而这恰恰是李嘉诚参与竟投的主要目的。
李嘉诚的“一飞冲天”，向全香港庄严宣布，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
李嘉诚和他的长实从此树立起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也为取得银行的信任、股市的声誉，以及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的长江实业，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加速了拓展的步伐。
此一举，眼前看是亏了一点，但从长远利益看，实在是大大地赚了。
这就是所谓的战略眼光。自古高手作战，从不纠缠于一地一时之得失，而以大局为重，以最后之成败论英雄。
李嘉诚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取胜的秘诀在于：
其一，沉着冷静，保持低调，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其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其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次牵动全香港地产界乃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并没有太多计较眼前利益。
当时也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谦虚地说：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3.循序渐进是通向目标的捷径
作为一名企业家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都要保持一种谨慎的姿态，要有一种蚂蚁精神。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坚持不懈，小溪最终也会汇成江海。李嘉诚这种蚂蚁精神即是循序渐进，变客为主，即要求经商者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其做人方法就是客方钻空子插脚进去，掌握对方首脑机关或要害部门，循序渐进，变客为主；或被动的一方，抓住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即在形势不利时，要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通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以弱制强”是李嘉诚极其擅长的一种与经营对手较量的战术，这样做的结果是：李嘉诚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反客为主，走向了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十分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非常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的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有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这样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4.有钱大家赚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要在商场上达到成功的彼岸光靠精明的头脑，而无法营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很难成事的。层出不穷的“外患”往往令商家疲于应付，最后倒入血泊之中。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条妙招就是多为对手利益考虑，让利于对手，实现双赢。所谓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朋友多了自然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克绍箕裘，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己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非常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
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因此，当时他按兵不动。李嘉诚的确料事如神，备贻被他不幸言中，未能进入价格谈判，就被恒昌行拒之千里。而李嘉诚则以其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深深博得老人的好感，以致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有道是天酬苦心人，恒昌一役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香港股市素以潮起潮落、凶险莫测著称。在香港股市的收购中，常见的收购策略主要有3种类型：
（1）霸
这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如此收购代价极昂，一般“残胜”或“惨胜”，或称“负创取胜”。包玉刚收购九龙仓是其典型的战例。
（2）奸
就是既当庄家，又当炒家，甚至自抛自收以图操纵股市，其结果往往造成恶意收购，股民叫苦不迭，怨声载道。其代表人物；刘銮雄被称为“股市狙击手”，是人人生畏的“恶意收购”的典型。刘銮雄对香港证券业起过功不可没的历史性推进作用，但由于他奉行“恶意收购”，股市同仁闻之色变。
（3）义
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不会强人所难。收购者奉行的是“善意收购”。其代表人物是李嘉诚。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作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且在日后成为朋友。
收购成功，李嘉诚不会像许多新任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收购未遂，李嘉诚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从来不用担心他会恶意收购。
李嘉诚的信念是：良好的形象和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据此形象和理念打天下的李嘉诚如何会不成功呢？又如何可能会不调教培养出少年英名、志超老爹的两个“小超人”呢？
随着一系列成功的扩张收购，“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吸入新鲜血液，经营内容不断向多元化发展。除了房地产外，还经营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货柜码头以及零售贸易。
多元化经营，相互裨益，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使长江实业集团这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香港商界，得以顺利渡过一个个险滩暗礁。如今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香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合性财团，每年向港府缴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全部公司所得税项的5％，成为港府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对香港的整个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就这样，以李嘉诚为核心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开创了香港商业界全面共赢的局面。
5.立足香港，确立全球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嘉诚立足香港基地，开始向海外投资。
80年代起，他逐步有目的地加大海外投资的比重，开始了全球性的吞并战，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他的物业和公司。进入新千年后，李嘉诚正率领他的李氏财团，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上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进行着一场令人鼓舞的全球性大战。
但是李嘉诚处处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在中国。他在香港扎下根之后，才开始向世界扩展。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股市是香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消息传来，股市立刻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生指数暴跌676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许多富商将大批资本移往海外，移民潮汹涌而起，工商界各大公司则迁册成风。
迁册的始作俑者是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决定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在伦敦、新加坡、澳洲同时挂牌上市。
怡和在香港经济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这—举动，引起香港工商界发生强烈动荡，恒生指数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刮起来，再加上移民潮推波助澜，香港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香港英国会所，经济界名流紧急聚会，商讨对策。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更是显得忧心忡忡。
不待聚会结束，李察信便匆匆告辞了他的英国朋友们，乘车急驶华人行，直奔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进门，便急切地说：
“中英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
李察信所说的约翰是西门的叔父，40年代曾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时，怡和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面临着被接管的命运。约翰幻想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为怡和的在华“合法权益”奔波于京沪之间，自然是毫无结果。直到1952年，他才两手空空，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内地。此事，曾被英国和香港商界当作天大笑话，也使得凯瑟克家族后来对中国内地的一切变动都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
“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接着又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说给李察信听，然而仍然未能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1984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开始变得明朗，使迁册风有所遏制。但后来的中英谈判一波三折，似乎显得遥遥无期，香港人的信心指数重新下降，迁册风因而卷土重来。
在这种大气候下。到1990年11月，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李嘉诚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确实难能可贵。
1989年的北京风波，使信心危机在香港再次爆发，恒指狂泻580多点。迁册再起，华商都在看着李嘉诚的行动，因为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而且，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
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他向香港媒体发表了长篇言论，表示：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迁册风潮依然不减，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不久即借收购英国来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
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但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接纳，于是他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
后来，长实始终没有迁册海外，李嘉诚以自己坚决的行动和庞大的资金为香港注入了信心。他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大一批华商的阵脚。
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李嘉诚的行为再次为自己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李嘉诚希望香港稳定和繁荣，也率先垂范尽其所能地去稳定香港。因为他知道，只有香港稳定了，商家才会有利可图。此外，香港的繁荣对全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李嘉诚以他充满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作为赢得了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土的普遍赞誉，这为他在过渡期以及“九七”之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中国商家的普遍观点是莫谈国事。现在还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只顾埋头做生意，对国家大事全不关心。这与西方商人干预政治的做法显然不同。其实，立足于任何一个国家，商人的前途必然受政治的影响，更会受国家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作贡献，对自己的商业前途会有利。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日益临近，李嘉诚的目光开始放眼全世界。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李嘉诚在香港积累了庞大的家业，他需要为手头的巨额资金寻找出路。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作为全球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只局限于此，舞台未免太小了。
他的目标是将长实建为跨国集团，加入到更广阔的经济大舞台中去。为此，他开始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
李嘉诚首先选择的目标是加拿大。
1986年12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撮合下，李氏家族及和黄通过向合营公司UnionFaith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权。
赫斯基石油公司在加拿大西部拥有大片油田和天然气开发权，还有一个大炼油厂及343家加油站。
当时除石油降价因素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外，赫斯基石油公司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本来按照加拿大本国法律，外国人是不能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企业的，幸亏李嘉诚事先已安排了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才使收购计划得以顺利通过。
李嘉诚一直非常看好石油工业，加上当时世界石油价格处于低潮期，石油股票也处于低迷状态。这正符合逢低吸纳的原则。李嘉诚看准时机，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这是当时流入加拿大的最大一笔港资，消息一传来，不但轰动加国，亦引起香港工商界不小的震动。
其后，李嘉诚不断增购赫斯基石油股权。到1991年，股权增至95％。其中，李嘉诚个人拥有46％，和黄与嘉宏共拥有49％，总投资额为80亿港元，从而彻底控有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
李嘉诚素来善于以小搏大，为什么要花费巨资，购并赫斯基石油公司95％的股权，几乎全资拥有呢？也许，他是想为进行跨国投资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吧。
李嘉诚认为，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只有通过跨国投资迅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才能加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中去。
舞台大了，机会就会更多。通过跨国投资，不但可使自己的企业王国遥相呼应。互相支援以争取利益，而且在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规律避开风险。
正如李嘉诚所说，“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只是李嘉诚进行跨国投资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开始采取了更大规模的行动。
1986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世博会之后，各国参展的临时展厅不是被拆卸，就是被废弃一边。世博会的旧址是一块靠海的长形地带，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而且这块地皮属于省政府所有，因而能够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得。
李嘉诚的大公子李泽钜，长期生活在温哥华，他以土木专业的眼光看好这块地皮，他认为这块地皮最适合于发展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买下这块地皮加以开发。
应该说，李泽钜的建议确实是一个“狂想”。因为世博会旧址的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香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还没有哪个地产商能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如此浩大的综合物产。如果开发成功，这在加拿大建筑史上，也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该项目投资巨大（1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独力所能承担。于是，李嘉诚拉他的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
1988年，以李嘉诚为首的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资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决定在这块市区边缘黄金地段的地皮上，建筑加拿大规模最为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预计10—15年完成。
在此项目中，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别拥有。
这一项目为经济面临衰退的加拿大带来了100多亿港元巨资，一时间，李嘉诚成了加拿大的投资英雄。
在世博会旧址发展项目协议签署之后，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府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了盛大酒会。在酒会的祝酒辞中，他们热情洋溢地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并殷切希望彼此间能继续愉快合作。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潮流的大趋势，是特大型企业寻求发展的必由之路。李嘉诚看到了这一趋势，并迅速抓住机遇，搭上了世界潮流的顺风车，为其全球化发展、创立巨型跨国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从这里又一次感受到了李嘉诚的远大目光，真可谓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6.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在商战中要想成功最忌讳患得患失，而缩手缩脚，最终一事无成。而真正有气魄的成功者往往尽力而为，但结果如何并不做过多考虑，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屡次跌倒又充满信心地振奋精神，再次崛起，最终取得成功。李嘉诚一贯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的坎坷所挫折，也是他成功经验的一部分。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3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旗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主。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提上港府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有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私下的“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的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而做的。
彭定康的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代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嘉诚已经尽了自己的人事，横出变故，只有另做努力。
9号码头，超人落马，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思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港府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要求，却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如此，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原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7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李嘉诚之输，错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垄断都是政府干预商业的强制手段之一。
7.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个商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走下去，应当可以成大事的。李嘉诚以他灵敏的商业头脑，在香港乃至国际商界树立的良好形象，以及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对国对港纯朴真挚的爱心，获得1990年DHL——《南华早报》商业成就奖，按照DHL主席钟普洋的话说：“确实是实至名归了。”
80年代初期，当李嘉诚以“蛇吞象”式收购英资和记黄埔，成为轰动香港乃至国际商界的“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的时候，香港人为之振奋。而当时的经济评论抓紧机会在新界政务司的外籍人士钟逸杰对李嘉诚尊敬的态度上也做出一番渲染：
“在以前的殖民地时代，外国炮艇经常在中国外河巡逻，而中国人又被称为是远逊白种人。虽然时代改变了，香港这殖民地是由政治上的方便而存在，而不是因为武力而存在。但是当长江宣布与侨光合作在沙田东厂建造高级房屋时，新界政务司钟逸杰迎接李氏参加典礼，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钟氏当时伴在李氏身旁，在李氏未坐下时不肯坐下，他常常望着李氏，显露羡慕之意，尤其是当他强调中国、香港和长江将不断合作时，他们两人都对前景很乐观。李嘉诚这位商界奇才启发了很多年轻人，又维护着香港的经济前途……”
古人云：成事业者，无非是天时、地利、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的腾飞，实际上就是一曲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凯歌。
在香港这个地狭人多的地方，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比东南亚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香港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可能，因而造就了像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这样一些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的英雄人物。在环境和机会对于创业者都是均等的情况下，他们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锲而不舍及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各种投资风险里摸爬滚打，一身泥泞、一身血汗地奋斗着。而且，他们曾经在这个奋斗过程里失败过、跌倒过，但最后他们都咬紧牙关，直立起满布伤痕的躯体，直到他们平安地渡过各种艰难险阻，直到他们充分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并且不断地创造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
他们之中，有的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世家之后”；有的是在大陆解放之后由上海、天津等地迁来香港的资本家；有的是利用香港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发愤自立的家境贫寒、穷苦人家的子女。但是，他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在纷繁激烈的国际商战情势中，不断接受时代赋予的一次比一次更有创意的挑战，他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他们打破常规，傲视一切，成为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群体。
这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
“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3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1979年10月29日，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曾经说李嘉诚是“天之骄子”，也就是说李嘉诚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幸运之神经常降临的缘故。
至于李嘉诚自己也曾经就“成功与幸运”的问题，专门发表过他的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是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十年的成功，有百分之十靠运气的，百分之九十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是占三至四成了。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力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靠勤力工作、不断奋斗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1991年9月5日，李嘉诚在亲笔回复一位因生意落败、万念俱灰的丁姓英国华侨的信中，很真诚地阐述了他自己的创业观。这封在几分钟之内一气呵成的信，不难看出李嘉诚敏捷思路之下的文学才华。此信全文如下：
“丁先生
人生起伏无常，尤其是从事商业。穷人易做，穷生意难做。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只是数千年来亿万无数生意人曾经面对的苦痛的一部分。但如果明白大富由天，小富在人，如果肯勤俭有效地面对现实，尽心经营，则俗语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不久你们又有一个好和新的局面。即使一切都不如意，退一步想，则海阔天空。以今日英国的工资水平，最大不了，最多找一份职业，生活应绝无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送上英镑五百，请你俩一顿晚餐。想想明天会更好！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更苦的人！
李嘉诚
1991年9月5日
这封信给遥远的英国朋友以极大的鼓舞。
乐于助人的李嘉诚，也由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李嘉诚的一生中，最让他自豪的，甚至直到今天仍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是：
14岁的时候，在病危的父亲的床前，含着热泪的李嘉诚自信地告诉父亲，他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自己的将来肯定非同一般，肯定会有一番作为。李嘉诚用他清脆的童音告诉父亲，他准备做生意，做了生意再像父亲一样好好治学。父亲听了他孩子气的又很自信很有志气的话语，很开心地笑了。
最后，父亲仍含着这个由儿子带给他的开心的笑容离开了人世。这是李嘉诚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瘦削的脸上所展开的轻松且慰藉的笑容，父亲有多长时间没笑了，李嘉诚已记不清楚，但这却是父亲生病之后，很长时间以来所露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笑容。而且，父亲也是含笑离开人间的，因为父亲的安慰是李嘉诚。
直到今天，李嘉诚每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自豪，因为他小小年纪在父亲面前居然没有说错，因为他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成功地实现了当年许下的诺言。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有一首极有韵味的小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叹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浸渍了奋斗的泪泉”
这首诗也正好是今日雄踞香港商界金字塔尖的李嘉诚之真实写照。
今天的人们，无不用惊讶羡慕的目光，遥遥注视着这位成为香港神话之一的天之骄子。
这位如同《时代周刊》所形容的，始终有一颗幸运之星在照耀着的香港超人。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嘉诚成了幸运的象征，成了“火眼金睛”的神一般的人物。然而，人们在圈给李嘉诚眼光敏锐、商业奇才等等绚丽夺目光环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李嘉诚是一个活在自己意志里的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力的支撑，没有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的驱使，李嘉诚就不可能平安地跨过生命中一道又一道出人意料的转折，不可能顺利地渡过创业中一道又一道的漩流湍急的险滩，更不可能令人惊叹地取得今日这样辉煌的成就。
这个惊人的意志力，不仅贯穿了李嘉诚长达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更加感人地表现在李嘉诚创业初期的艰难历程里，那段时光的一次比一次更为巨大的磨难，如同一柄柄寒光四射的锋刃，无时无刻不在磨砺着李嘉诚视之为支柱的——意志。
美国具有敢作敢为、壮士断臂精神的著名大企业家默多克，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过如此的话：
“你像一只白老鼠，你聪明，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你没有艰苦奋斗、挣扎求生的本能。我是一只褐色老鼠，我可能是一个不可教育的家伙，但是我能够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如果我的一只腿陷在夹子中，那么，为了脱身，我会把那只陷在夹子中的腿弄断，而在所不惜。”以默多克这番话来比喻逆境求存的李嘉诚，再恰当不过。
李嘉诚所拥有的最巨大的财富，便是他顽强的事业精神。
当人们问及李嘉诚在名成利就的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忘我地工作，而且领导这样庞大的李氏王国居然没有丝毫的压力感，并显得格外从容的时候，李嘉诚不假思索地说：
“这样说吧，以一个富有的人来说，正常生活所需要用的钱占比例只是很少，一生没法子用得完。譬如，我以二、三十年前的财产，就算由那时开始不做事，钱一生也花不完，不用说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既然已有一生花不完的钱，而钱是赚不尽的。若你为了赚钱做一些对不住良心的事而损坏你的名誉，这个人就很傻。我一向的做法就是尽本分去赚钱，将赚到的钱，部分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在医疗教育上出力，我尽我的能力去做好些，再加上从来不与世上任何人去比较财产的多少，所以在这种心理下赚钱只有少许的压力。
我对现在的情形怡然自得，当我没有应酬的时候，我的菜式跟一个普通‘打工仔’的家常便饭一样，我不觉得吃大鱼大肉是一种享受。”
李嘉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常以古代的哲学思想来作为自己修身养性之道。比如“老子教人大智若愚，深藏若虚，凡事要留有余地，才是待人接物的最高准则”之类等等，都是李嘉诚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至理名言。
而且，虚怀若谷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他所崇尚纳百川而归大海的长江风格。在平时，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李嘉诚从来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处事不择手段，他对人从不抱有任何成见，也不喜欢报复。
由于李嘉诚生来就非常谦逊，即使他曾经如此坦率地剖析过自己：
“我没有说过自己完美，我也有弱点，例如我很骄傲，我的内心很骄傲，但不表露出来……”
即使他也偶尔发过几次脾气，但是，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懂得如何真诚地去尊重他人。而且他非常自重宠辱不惊，这使得他直到今天仍然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威望，并且，这种威望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高尚的品行和得体的举止所带来的，使得李嘉诚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赢得他的下属以及他企业的所有股东的支持与忠心耿耿。
李嘉诚认为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仍然坚持从中英文报刊上吸收各种知识。长江实业的一位高级职员曾经将一篇有关于李氏王国的翻译文章送给李嘉诚看，李嘉诚一看立即便说：“这不就是《经济学家》里面的那篇文章吗？”原来，李嘉诚早已看过原文。
不仅如此，李嘉诚的阅读十分广泛，他希望通过不断地学习来陶冶自己的性情，李嘉诚曾说：
“一般而言，我对那些默默无闻，但做一些对人类有实际贡献的事情的人，我都心存敬仰，我很喜欢看关于那些人物的书。无论在医疗、政治、教育、福利有广阔的胸襟，对全人类有所帮助的人，我都很佩服。”
李嘉诚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扒艇好手，他最喜欢在假日时与家人好友乘艇出海畅游，这时候，他便可以在实践中任意升华他那独特的船长意识了。
李嘉诚认为最能够松弛脑神经、平衡身心的办法，就是驾驶他那艘58米长的私人豪华游艇出海遨游了。而且当游艇开到大海的中心地带时，他还可以发挥他那游泳和用通气管潜水摄影的专长。
在汕头大学开办期间，李嘉诚曾经想到亲自驾驶游艇往返汕头香港之间，但后来因为海关和边检的问题，李嘉诚只好作罢。
李嘉诚不仅喜欢在事业上将自己跟大海和船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生活环境也是这样。譬如在李嘉诚豪华典雅、欧陆情调浓郁的客厅里，有一幅由著名油画师所精心绘画的巨大肖像画。画画上的李嘉诚面对着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高大伟岸，海风将他身上米黄色的风衣高高吹起，李嘉诚用他深邃坚定的目光遥遥地注视着远方。而远方，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海鸥飞翔之处，船帆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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