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成功的改制重组
提升自我
我们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但商鞅个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形象其实是很模糊的，除了变法、徙木立信，也就剩下最后被车裂了。对他去秦国之前的事，多数人就未必清楚了。其实要是细论起来，商鞅的故事放在今天，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素养提升的典型案例。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商鞅”的这个名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姓”和“氏”是两回事。“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简单地说，一个人的“姓”代表的是他的血统，是不能变的，“氏”是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所在地的变化而变化的。“商鞅”应该是周王室一支的血脉，所以应该是姓“姬”。“商”是他的“氏”，因为他后来的封地是秦国的商於郡。所以“商鞅”这个称谓其实是在他功成名就以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最早我们应该叫他“公孙鞅”，而只有国君的儿子才能称“公子”，到孙子辈叫“公孙”。后来久而久之，“公孙”就从一个身份变成了一个复姓。在战国时代，你叫“公孙某某”，就说明你是有贵族血统的，比如公孙鞅。为了大家习惯，咱们在这里还是继续叫他商鞅。
商鞅的老家在卫国，差不多就是现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那一片地方。当时，卫国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但是文化氛围非常特殊。卫国的老百姓都是殷商的遗民，国家实行的也一直是商朝留下的法律和制度，而它的国君还有贵族，则是周武王姬发的兄弟及他们的后裔。如此一来，卫国这个国家内部，既有来自商朝的商业文化，也有来自周朝的农业文化，此外还有那么点游牧文化的影子。而且，这个国家地处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在地理上，这里也是一个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之所。
除了商鞅以外，战国时代对中国文明进程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比如吴起、李悝、张仪、吕不韦，他们的老家其实都在卫国。这么多牛人在一个地方扎堆肯定不是偶然的。奥妙就在“交汇”这俩字上。所谓文化多元化，并不是说让好的坏的、先进的落后的并存就可以。不同的文化必须要能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几种文化可以彼此交叉、杂交，优胜劣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文化，才是具备竞争力的，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各种单一文化的短板。
放在现在来说，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你当初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在有余力的前提下，都不建议你朝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黑”，应该尽可能地多去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甚至去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工作，这对一个人来讲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不需要你了解得有多深，但一定要广博。
这种知识多元化，在本质上和文化多元化差不多，它首先带给你的好处是让你的未来具备更多的可能性。谁也不能保证你毕业以后一定就专业对口，更不可能保证你一辈子只干一个领域的工作。知识多元化的积累过程，首先培养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人脑子里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老师教给你的，而是自己学的，那么在面对一个新领域的时候，这个人肯定会比其他人心里更有底。
其次，这种多元化认知，会在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多的视角，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机会。
除了生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以外，商鞅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上层的思维方式、政治斗争的基本套路肯定比普通人更熟悉。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说，商鞅其实是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那批人，所以我们总说草根逆袭不易。
按理说，商鞅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做他的富二代，什么都不干也能活得不错。可是这么干太对不起老天爷给他的这颗脑袋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深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无法评论，放在今天，如果你的家庭环境原本就挺好，想选择维持现状，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
不过，商鞅的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后面的历史走向。
商鞅最早去的是魏国，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这就好比现在，多数人出国谋发展最希望的就是去美国，找工作总想着能进一家五百强企业。后来的历史说明，商鞅的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的魏国早已经过了上升期，正处于稳定期。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一旦进入这种舒适区，后面往往未必是好事了。当你手中的资源总量达到一定量以后，很多技术问题将变得不再是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只要拿钱砸，就没有搞不定的事，即便是你砸钱的效率不高，但是所造成的浪费在庞大的资源总量之下也不是什么问题。这种时候，大部分工作其实是个人就能做，人才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
这种情况下，一旦内部再面临纪律松懈，领导人又缺乏自律、不讲规矩、任人唯亲，那么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整个管理层的溃烂。商鞅到魏国的时候，面对的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之前积累的庞大财富，让魏国哪怕是在一群蠢材手里，也能维持基本的运转。这种局面下，整个国家都必然是逆向淘汰，谁有能耐，谁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公敌。谁都能让这个国家运转下去，你非要把别人比下去，那你就必然是罪大恶极。于是整个魏国官场天天都在上演宫斗戏，庞涓逼走了孙膑，丞相公叔痤逼走了吴起……
既然官场的活儿是个人就能干，那么谁留谁走，比的必然就是人脉和政治手腕，而醉心于这两者的人，自然再没精力去琢磨别的事，这种人做事的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商鞅到了魏国以后，他那个小国富二代的身份就没什么含金量了，就像三四线城市的高富帅到了北、上、广一样。很快他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丞相公叔痤做中庶子，也就是私人助理。
显然，在魏国的这种环境下，商鞅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如果他能力平平的话，或许公叔丞相会把他作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安排到某个岗位上去。可偏偏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厉害了，于是老领导公叔痤就表现得特别惜才，始终把商鞅留在自己身边，雪藏起来。在公叔痤咽气之前，国君魏惠王根本不知道魏国还有这个人存在。
但这对商鞅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公叔痤对他的压制，让他反而不会受到魏国各种政治斗争的冲击。那些王侯将相成天斗来斗去，人脑子都快打成狗脑子了，谁会没事儿去注意一个私人助理呢？
那商鞅在魏国丞相府那几年每天都干什么呢？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最主要就是潜心研究魏文侯和丞相李悝、上将军吴起这些人留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李悝留下的《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他所颁布的法律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继承再创作出来，连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其实都是照搬了吴起刚上任时的做法。
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些大机构大企业可以给自己的股东提供丰厚的回报，但未必会给你提供太多的上升空间。当然，如果这家企业内部风气比较健康，你自己的能力又格外突出，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大企业的从业经历，确实可以对你的能力提升起到很大的帮助。这种时候，与其上来就忙着拉帮结派掺和到宫斗戏中，倒不如在最初的两年能沉下心来认真学习。
而如果换个角度，站在魏惠王的立场来看，我们会发现，稳定可能是他在位期间最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败笔。生命在于运动，权力在于折腾。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过分的稳定之下，你的“富”最终就会变成“腐”。这一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还是来说商鞅。
几年以后，公叔痤突然病重，临终时才想起向魏王推荐商鞅，而魏王也没答应用这个人。这件事魏王做得其实没毛病，一个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助理，因为前任CEO临终前的举荐，一夜之间就放在高管的位置上，魏王要是真答应了才是疯了。
真正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公叔痤身上：私心实在太重。他一直雪藏这一个大才，直到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才发现门生故吏没一个堪用之才，自己的小圈子里找不出一个可以接班的人，而一旦这个权力圈子散了，公叔痤家族的利益也会随之失去保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高育良书记一直把祁同伟当做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为的是能够延续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公叔痤显然没有育良书记聪明，他直到快死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这个病来得太突然，让他根本没时间布局，最后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弄出一个临终举荐商鞅的戏码。不过这种细节我们也没必要细究，总而言之，商鞅到最后也没卷进魏国官场这摊浑水里。最终，商鞅下定决心，要跳槽到秦国。
当时的秦国，说难听点就是鸡不下蛋、鸟不拉屎，说文雅一点就是濒临倒闭。它的一大半国土都被魏国占领，首都栎阳距离魏国占领区不到二百公里；南面的楚国、西面的戎狄都对秦虎视眈眈。秦三面受敌，就剩下栎阳、商於、雍城三块地方，而且这三地之间的联系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更差了，连年的征战，积贫积弱，连国君都没条件顿顿吃肉。
商鞅之所以选这个地方，绝不是心灵鸡汤喝多了。他恰恰是透过秦国贫弱的表象，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潜力，这才有了后面佛心鬼手般的手段，有了他与秦孝公这对史上最强大的CP。
合理用人
迄今为止，商鞅变法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改革，说白了无非两种：修改利益分配和修改利益关系。
前一种很简单，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比如国家层面，给高收入阶层加税，同时给低收入阶层增加福利；或者在企业层面，一段时间里的加薪、发福利主要面向基层员工。
从古到今，改革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一点，“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是“患不均”，那就让它看起来“均一点”就好了——只要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稍稍收敛一点自己的贪欲，向下面释放一部分利益，也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但是很显然，这种方法只能保一时，却保不了一世。今天贵族们或是“深明大义”或是畏惧权威愿意收敛贪欲，你就可以损有余、补不足；明天人家不怕了、不想收敛了，那你还如何补不足？从宋朝开始，再到明清，这几个王朝最后都是死在这个问题上——任凭皇帝气得连蹦带跳，士大夫们一个子儿都不愿往外掏。
而要想彻底打破这个局面，你要改变的就不只是利益分配，而是利益关系。也就是说，你改的不是某一次分蛋糕的比例，而是永久性分蛋糕的规矩。一般来说，要做到这一步修改，往往需要的是改朝换代，而且即便是改朝换代，大部分王朝和前朝相比，也照样是换汤不换药。
在两千多年以前，秦国的商鞅变法，绝就绝在它是在国内政治环境基本平稳的状态下，对国家来了一次脱胎换骨。即便是过了两千多年，它也绝对是一个改制重组的典型范本。虽然这个改革名为“商鞅变法”，但其实商鞅在其中解决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里面真正把握大方向的是秦国的国君。可以说，秦国最走运的一点，就在于连续几代君王没有一个是糊涂人。臣子谋事，君王驭人，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选人和用人。
商鞅从魏国跳槽到秦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之所以认准了秦国，是因为当时秦国其实已经是最具备变法条件的国家。早在十多年前，秦献公嬴师隰已经开始给秦国的这场巨变铺路了：原本秦国有一个非常野蛮的制度，国君为了保证太子顺利上位，会在自己去世时要求重臣自杀殉葬，这与现在有些企业高层调整会裁汰一大批中层是一个道理。秦献公继位以后，首先废除了这个人殉制度，稳定了中层的人心。
嬴师隰这么干，从道义上说肯定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保证那些老臣就一定领情。情义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但是要换得忠诚，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你还需要必要的利益捆绑。所以献公还有后手——把秦国首都从原来的雍城东迁到了栎阳（西安市阎良区）。栎阳离魏国军事占领区二百公里，如此一来，秦国的国君和大臣，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面对魏国，如果大家做不到同仇敌忾，谁也活不了，国君只是要钱，敌人是要命的，这个分量任谁都会掂量出轻重。
而更疯狂的是，秦献公在实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复仇的名义主动和魏国开战，为收复被占领土，一连打了三仗。其实献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魏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只要战争规模仅限于秦国的领土，魏国就不太可能和秦国玩命。嬴师隰发动战争的名义在政治上完全正确，老臣们又刚得了国君的好处，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反对这场战争。
连续的战争一方面加剧了秦国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秦的中央集权，同时又为后续的继任者在外交上留出了回旋的空间。里外里算下来，这步棋走得还是合算的，但风险也非常大。如果继承人能力稍有不济，后面秦国就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了。
放在现在来说，改革需要的不是上下同心，而是上下同欲——大家的基本利益必须是一致的。而适度的外部压力是实现上下同欲最佳的途径。过分安定的内部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改革，大家都在舒适区待着，谁会有动力陪你折腾？
要想完成改革，领导者还必须足够强势，如果势力不够强，那么商纣王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要改革就必须先行强化中央集权，强化一把手的权威。
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继位以后，嬴氏家族对秦国的改造进入了第二阶段：嬴渠梁首先把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变现。经过上一代的折腾，他对秦国的持股比例已经远高于父亲，他首先开始和魏国谈判，以停战来换得秦国的外部和平。如果嬴师隰之前不打那几仗，秦国谈判的筹码就只能是割地了，如今只要停战就足够了。因为魏惠王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东部，秦国在西部的死缠烂打耗费了魏国不少精力，魏国对于停战自然是乐见其成。
其实所有的谈判都是这个道理，妥协并不一定就是出让既有利益，你完全可以主动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嬴渠梁的第二步是外聘CEO。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本质上都是股份制，要想重塑利益格局，那么新任的CEO就不能和利益集团有瓜葛。嬴渠梁对外发出了《求贤令》，也就是“招聘启事”，这个招聘启事，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首先，嬴渠梁把前六代国君为政不善的地方一一指出，这就等于给未来的CEO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如果大Boss要带头去“装”、要遵守政治正确、要文过饰非，咬死了说秦国历代领导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秦国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你让外聘的CEO怎么做？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纠错，如果之前的政策制度都没错，那你还纠什么？如此一来，之前的每一个错误都会成为限制管理者施展手脚的一道红线。如今嬴渠梁自己先承认了这些错误，等于是去掉了这些政治上的潜在束缚。
其次，《求贤令》没有说什么“实现你的人生价值”或者是“追求崇高的理想”，里面对待遇说得非常简单明了——“与之分土”，也就是直接给你干股。“理想”只能是留给人才自己去谈，当一个老板和你谈“理想”谈“价值”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给不了你“现实”。
只有这样的招聘启事，才能给秦国招来商鞅这样的不世大才。
此时的商鞅，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小国的官二代了，这时的他对于李悝、吴起等人的法学精髓早已吃透，贵族出身加上对魏国官场斗争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权谋的理解远胜于吴起这样体制外出身的官员。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和他接触几次，马上就能从他的言谈中发现异于常人之处。
即便是这样，嬴渠梁在对商鞅的任用上也依然是非常慎重的。求贤若渴不等于饥不择食，他要做的事是逆天改命，是要动一群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的蛋糕，这么大的事，走错一步就可能让自己乃至整个国家万劫不复。
商鞅到了秦国以后，整整沉寂了两年，这段时间嬴渠梁所做的无非两件事：首先，进一步地考察商鞅，并且和他进行思想上的磨合。所谓用人不疑，大前提首先是你真的搞懂了他要干什么。另一方面，嬴渠梁还要替商鞅储备人才。任何事最终都要由人来做，想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你就不能指望利益受损者替自己干活，只能是组建新的行政班子。这件事由嬴渠梁亲自来办，也保证了日后自己不至于被新的管理层架空——这是用人不疑的第二个大前提，就是你始终可以控制他。
经过两年的密集筹备之后，嬴渠梁对商鞅的任命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任命他为左庶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但是，商鞅即将要承担的是大良造（国务院总理）的担子。嬴渠梁之所以这么做还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一旦改革出了纰漏，商鞅身为中层干部，理论上说只能算是政策的执行者，担负的责任最多是办事不力，嬴渠梁作为名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就能替他挡枪，这样对变法的冲击就不会太大。如果任命商鞅为大良造，也就是CEO，那么他主导下的变法要是出了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商鞅来承担，到时候嬴渠梁也保不住他，且由此带来的冲击威胁的不只是商鞅，还包括改革本身。
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说明君臣二人的配合已然达到了十分默契的程度。
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嬴渠梁的布局就是步步为营，把每一步可能遇到的状况都算计到了。当时嬴渠梁顶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商鞅不过就是三十来岁。后面整个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手里完成了转向。
其实权谋与忠诚、信任从来都不矛盾。法医小说《尸语者》里有这么一个词，叫“佛心鬼手”，这四个字放在政治以及职场可能更加合适。解读一下这个词，便是，你有再正的三观、再光明的目标，都不应该拒绝必要的谋略和技巧，心是佛心，手为鬼手，这才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
秦国的商鞅变法，从最初的布局开始，一刻也没离开过权谋。
长远布局
前面我们说到，“商鞅变法”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内部改制重组。和电视剧《大秦帝国》里面演的不太一样，真实的秦国变法，里面不光有决心、有热血，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教科书里的商鞅变法，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徙木立信”，好像在城门口扛了根木头，这个变法就成了。其实真实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
秦国变法和其他诸侯国的都不一样，它从开始计划的时候，就是分两步来走，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竞争烈度已经不是“激烈”，而是“惨烈”，亡国、倒闭这些都是旦夕之间就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各国君王都恨不得在一夜之间让国家强大起来。秦国的情况在众诸侯国里是最糟的，虽然说这时候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是账面数字依然是一团糟。嬴渠梁在这种局面下都能稳得住，气定神闲地用两年时间考察商鞅，在人事上为新政储备人才，然后又能搞出这么一个“两步走”的方案，这样的定力放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做到的人都是凤毛麟角，说他是一代雄主毫不为过。
激情只适用于具体的执行者，作为领导者，冷静和沉稳才应该是你应有的美德。我们做任何事、处理任何问题，首要之处就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并且自始至终能抓住这个核心不放。否则，你面对的就是一个个细碎的具体问题，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淹死在各种问题的汪洋大海里。
所谓变法，说白了就是三个目的：强化中央集权；压制既得利益阶层；扶持壮大中产阶层。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在于第二条。强化中央集权就是要从贵族手里拿权，壮大中产阶层是要从贵族手里拿钱。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
秦国变法的关键之处是要修改三样东西：官制、爵位制度和税制。
修改官制就是用职业官僚取代贵族世袭，这就相当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就是大股东，你可以分红，但是不能随便插手与你无关的企业管理。
修改爵位制度，一是要让平民有权利得爵，相当于员工持股；二是爵位不能世袭，这个和现在的遗产税是一个道理，是为了避免阶层固化。
而修改税制，就是统一税收权力。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不能收税，你可以分红，但是你不能截留公司的盈利。这一条最为关键，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是一个耿直刚烈、特别不屑于权谋的人，你告诉他症结所在，他肯定上来就“一剑封喉”，直接宣布取消贵族的收税特权，然后你就等着下面集体造反吧。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是死在这个问题上。
嬴渠梁和商鞅显然没有这么愚蠢，他们在推进秦国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第一步就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脚”。任何改革都回避不了“钱”的问题，在利益分配上，秦国变法动的不是存量而是增量，商鞅从来没动过向贵族阶层加税的念头。
秦国新政第一个修改的是爵位制度：宣布爵位不能世袭，只和功劳挂钩。打仗立功可得爵，种地生产搞得好也可得爵，或者你有其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行，总之立功才可以得爵位。新政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有了这个国家的股权，爵位越高，持股比例也就越高，可以说一个人的爵位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之所以首先改革爵位制度，是因为嬴渠梁和商鞅对秦国的国情看得很透。
秦国的贵族和《红楼梦》里贾宝玉式的贵族完全不同，因为常年处于战争状态，这批人根本没机会“腐化堕落”，贵族子弟到前线打仗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不含糊，所以新的爵位制度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什么损失。而对平民百姓来说，这等于给了底层一个上升通道，让草根逆袭有了可能，自然就是皆大欢喜。
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以功得爵的制度，把平民中的精英一步一步地选拔了上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和一个脱胎于这个阶层的新的政治精英，这些人都是新法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从数量上已经压倒原来的既得利益阶层。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盘，才谈得上后面去“怼”既得利益阶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存量的阻力要小。改革能不能推进，首先取决于人，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这里说的受益，是说人们在新的体制下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这和开仓放粮式的收买完全是两码事。
除了爵位制度以外，新法里面还有一条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可理喻的条款，就是“什伍连坐”，一个人犯罪，他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要跟着吃官司。其实这一条也没想象中那么不可思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熟人社会，我们现在这种隔壁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状态，也就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事。在此之前，一个人要是有点异常的举动，周围的熟人毫无察觉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什伍连坐”理解为“知而不举为罪”，就合理了。
这个法条表面看对贵族阶层没很大影响，但是这里面的奥妙就有意思了。颁布法律搞连坐，首先就要对全国人口进行户籍登记，谁和谁是邻居我得弄清楚吧。于是嬴渠梁和商鞅把秦国的家底儿都摸了一遍，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产情况在他们心里也就有数了。
新法颁布了一段时间以后，农业生产情况开始好转，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农业是一国的基础产业，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秦国的GDP开始增加了。这时候，嬴渠梁再次表现出他高于常人的一面，他非但没增加税收，反倒规定，如果农民增产达到一定数值，还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改革在初见成效的时候，最怕的往往就是决策者急着变现：之前我承受了那么多压力，挨了那么多骂，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想着赶紧拿出看得见的成果来堵反对者的嘴，找补自己的面子。如果嬴渠梁真要把改革成果尽快变成大家都看得见的政绩，商鞅根本拦不住。
可这种变现，最终损害到的是改革获益阶层的利益，这些人才是你真正的基本盘，更重要的，是会失信于人。那些反对你的人之所以骂你，不是因为什么理念问题，而是因为利益冲突。以损害自己的基本盘为代价来换取反对派的几句好话，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随着你的基本盘被削弱，人家非但不会给你好脸色，反倒会更加坚决地反对你。
总的来说，商鞅和嬴渠梁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以这种看似皆大欢喜，实际上慢慢积势的模式进行的。
在整肃思想方面，秦国高层也是毫不含糊的。我们总说“焚书坑儒”，其实这是两件事。“焚书”不是秦始皇发明的，最早下“焚书令”的其实是商鞅。当时的原话是“燔诗书而明法令”，“燔”的意思就是销毁，就是查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背离的出版物。当时一共就禁了两本书，一个是《诗经》，一个是《尚书》，而且也仅仅是民间不能私藏，官方照样会留着做学术研究。“明法令”，就是全国普法教育。秦国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叫“法官”，这个“法官”和现在法官的意思不一样，不是搞审判的，而是负责给人解读法律条文的，一旦解读错了，当事法官会被按渎职论处。
前面我们说了，改革的关键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除了利益问题，另一个关键是思想问题。“燔诗书而明法令”，关键之处就在后半句“明法令”，后世文人为了黑秦，常常断章取义，所以人们光记住了前半句。“明法令”，说白了就是不光要给老百姓利益，还必须通过政策宣传，让老百姓明白这个利益究竟是如何来的。做好事是必须要留名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聚拢人心，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在有了一定的家底以后，嬴渠梁又做了一件看似非常“奇葩”的事，连续对魏国发动了三次战争，并且三战三胜，打赢了就回来，没取魏国一寸土地。这又是为什么？秦国建立了以功授爵的制度，给了草根逆袭的通道，那后面自然是提供立功的机会。光靠种地多打粮食，效率太低了，对普通人来说，要想以最快的速度立功得爵，最好的途径就是打仗。只有打仗才能在短期内选出一大批平民新贵，也只有如此，朝堂上的政治力量对比才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又绕回到了前面说到的一个问题。改革需要受益阶层的支持，朝廷应该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和机会，而不该是利益本身。通过这种渠道上来的那叫精英，如果搞李自成式的开仓放粮，直接向下层释放好处，最后选拔上来的新贵阶层，必然是投机专营者。因为你释放的利益再多，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惠及的只能是某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如果不是通过优胜劣汰得益，那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通过投机钻营得利。
从嬴渠梁的角度来说，改变国内政治格局就是最大的利益，这个目的达到了也就万事大吉了。为了和魏国争夺那点土地而增加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根本犯不上。万一魏惠王被彻底激怒了，和秦国发生全面战争，那国内的改革必然会被中断。
经过十年时间，秦国第一阶段的变法才不紧不慢地走完。清朝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内颁布了一百多份诏书，这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就算没有慈禧太后，他能成功也是见鬼了。一句话，改革急不得。这十年，嬴渠梁和商鞅把贵族的墙脚也挖得差不多了，新贵阶层此时已经发展壮大，足以制衡旧贵阶层。
于是，第二阶段变法开始。后面的路就顺畅多了，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权，政治上实现郡县制，中央权力一直管到乡村一级，改革的核心目标至此完全实现，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正式开始。
冰炭同炉：秦法与激赏体制
立法基于人性
秦朝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制社会。所谓“秦法暴虐”，其实挺不靠谱。
两千多年以前，秦人以法治国、以法强国，最终一统天下。其实历朝历代，哪一朝都有法，但完全用法律来维持社会运转，而不是把法律当成官员手里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在古代也就只有秦这一朝。如今古装剧里动不动就冒出来的“法外开恩”“法不外乎人情”这样的话，你要是穿越回秦朝，可千万别乱说——你这是动摇人家的立国根基。
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秦法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不少的。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关于秦法的几条冷知识。
首先说说当时的税收制度。严格说起来，这个制度并不算是秦国人的创举，他们也是从东方列国学习的先进经验。先秦两汉时代的税收，收的不是钱，而是粮食和布匹，这个学名叫“租”，而税收的大头，在当时显然是农业税。
那时候农业税征收的标准，我们现在看上去可能会觉得太粗糙、太不近人情了：你的地土质好不好，阳光充不充足，取水方不方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国家压根不管，全国上下所有的农田都是一种征收比例，一般情况下税率是5％到10％，历史上最低的时候能到3％多一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有失公允，但其实是最公平、最合理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想把税收精准化，每年或者至少隔几年就得对全国的农田进行一次普查，然后就得根据不同的亩产，定出一个阶梯化的税率，那么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在任何时代，这种普查都必须动用大量人力深入基层，来一一排查。这些人自然是要吃财政饭的，这块财政支出从哪来呢？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增加相应税收来弥补。
其次，有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土地普查将提供海量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大规模普查，想一一核实、复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后面想一想也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富裕的人家只需要花点钱，打点好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就可以把自己家的地统统算成低产田，这样自然就可以在税收上获得好处。
我们知道，朝廷每年的财政消耗是一定的，这一块是国家的“刚需”。既然富人们少缴了税，那这部分税收缺口该谁来填呢？显然只能是没什么能量的穷人。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明朝末年，就是因为东南士绅拒绝缴税，结果税赋负担全都压在了北方的贫苦农民身上，终于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说，有公务员腐败那就反腐嘛。但这里面毕竟有个概率问题，抓住了就倒霉了，可抓不住的，到手的就是真金白银啊，而且为了降低被抓的概率，受贿的公务员必定会拿出一部分钱贿赂同僚和上司，拉一堆人下水，建立攻守同盟……
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反腐只能是事后行为，在此之前，腐败对国家造成的影响已经存在了，而这种破坏可能是不可逆的。
说句难听的话，搞腐败也是要遵从经济规律的。一个地方如果能形成一个稳固的产业，那么随之就会有吃喝拉撒睡一系列其他需要，围绕着这个产业就会带动起周边一大串下游产业，这就是基础产业和它的产业链。腐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要开了一个口子，腐败经济有了“基础产业”，那么后面自然就会衍生出和腐败相关的产业链。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秦的税收制度在设计上避免了出现权力寻租空间，这比事后反腐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先秦时代的这种“一刀切”式的税收模式，反而能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分析。国家每年都需要对上一年的粮食产量做一个统计，以此估算出当年的具体税率，但是具体到每人每户，这个统计和他们的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是说我少报一点产量就可以少缴税，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瞒报的动机，只需要逐级呈报统计，就万事大吉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规则的制定，根本目的并非是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公平和公正，而是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你始终都应该坚持“算大账，不算小账”。你需要的是从整体层面计算各个阶层的利益得失，而不是把自己代入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去算账。比如当我们看到先秦时代一刀切的税收制度时，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肯定是，如果哪一家的地不好，那这家必然是这种制度的利益受损者。如果你是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个问题是不该去想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冷酷无情，但是事实的确如此。一旦你的思路过于具象化，那后面必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上是从规则制定者的角度来说。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挺残酷的现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是一刀切还是精准化，只要你还居于弱势，那最终你都必然是利益受损者，而且很可能谁都没有错。对此，唯一的解决途径，只能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也算是给我们喝点励志鸡汤吧。
秦的法律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冰炭同炉——罚，能罚到你胆战心惊；赏，也能赏到你胆战心惊。
秦的激赏体制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你是打仗、种地、做工、经商、从政，只要做出了成绩，那按照以功授爵的体制，你就都可以得到爵位，也就是秦国的干股。这个爵位绝不是象征性的，有了它，国家就会给你相应的土地、房子，而且和现在的股份一样，这些也可以转让出售。如果你们家亲戚有谁在监狱里服刑，只要你乐意，就可以用自己的爵位换取他的减刑甚至是提前释放——当然你的爵位也就没有了。
这么实惠的赏，为什么有时候却能赏到你胆战心惊呢？如果你立了功，国家要赏赐你，而你想客气一下，说“愧不敢当”“不要了”，那么官员很可能会立马翻脸，直接把你丢进大牢里去。秦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功而不受赏，为罪。这一条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是太惊世骇俗，孔子对这一条，应该是赞成的——别忘了，儒家和法家一直都是不对付的。
历史上有一个“子贡赎人”的典故。鲁国有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几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后，想玩一把高风亮节，拒绝了国家的奖励，结果回来以后孔子非但没表扬他，还将他骂了一顿。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为感谢他，送了他一头牛，子路大大方方就收下了，他老师反倒夸了一番。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说白了还是一个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无论国家对你的赏赐有多丰厚，可是对一国来说，真不缺你这仨瓜俩枣。受赏者如果自己玩高风亮节，拒绝赏赐成就虚名，还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那必然就会给后来者形成道德压力，一旦立功得赏了，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标杆在那，人家该怎么自处？不接受，好些草根出身的人，可能就指望这条途径改变命运呢。
你玩“高风亮节”，玩“道德标杆”，看似为国解忧，事实上从根本上破坏了国与民之间劳而必得、功而必赏的契约，由此产生的危害会危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有你这么一个恶例在这，今后谁还敢为国家立功？做了贡献，不但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反倒会让立功者背负道德压力。你这是在惩善扬恶、奖懒罚勤，孔老夫子看到了也是要骂人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恰恰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做着事实上最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在秦国，则干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你这种“装”，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在挖大秦帝国的墙脚。
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其实反倒不如古人高明。如今在我们的宣传中，似乎已经形成这么一种惯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必须是过得越惨越有宣传价值，清贫都已经满足不了某些人的“道德癖好”了，最好是他们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自己或者家人重病缠身，孩子得不到像样的教育，要是没孩子那就更好了……
好容易得着一笔奖励，甚至可能是烈士的抚恤金，你不拒绝，或者不把它捐给希望工程，你就是严重地不道德……
试问这种逻辑，不是在惩善扬恶又是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成天吟风弄月，没事就去秦淮河喝花酒的文人们，给老百姓灌输了这样的概念：无利不起早、势利之徒、利欲熏心……只要是沾上一个“利”字，在我们的辞典里就找不出几个褒义词来。
在这个问题上，先秦两汉时代的人们看得远比后世要明白。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两句话在本意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所描述的就是人类本性、客观事实。
如今大家总说企业文化，在两千多年前，秦国也是有企业文化的。功而不受赏者为罪，得赏以后，哪怕你招摇过市，都没人说你。在秦军当中，不同爵位的士兵，连每天吃的饭都有明显的高低之别，这个差异不是因为职务、出身，而是取决于你立了多大的功，得了多高的爵位。只要你做出了贡献，就该大大方方享受国家给你的奖励。
秦国因法而强，而秦法之所以能造就这么一个大帝国，除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之外，另一个要素正是，他们制定法律不是基于什么理想、什么理论，而是基于法家对人性的深刻了解。
·注·
秦朝律法真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吗？真的“重农抑商，阻碍了后世中国进步”吗？从云梦竹简和睡虎地竹简上的记载看，已知的秦法有三十多种，其中经济法就占了11种：《田律》《仓律》《厩苑律》《牛羊课》《金布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司空》《关市》《效律》。这些条款显然谈不上什么“压迫人民”，而是为了规范商业。假如真要是“抑商”，那完全可以一禁了之，根本无须这么麻烦。
事实上在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可能去禁止商业、关起门过日子，因为这将意味着别人都在利用全天下的资源搞经济，而你却只着眼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大争之世，这无异于自杀。
除去这些，秦法中很大一块是拿来治官的。譬如秦律中还有“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这样的条款。大意是：养牛场要是养的牛有十头以上，一年死了三分之一，或者不到十头就死了三头，那么从县令到牛场负责人统统有罪。秦汉时代，养牛场是国营的，也就是说，那时搞垮国企或者导致国资大量损失，一干官员都是要吃牢饭的。
拒绝“高级黑”
这里我们要说的，算是一条历史冷知识。在秦国的法律里面有这么一个条款：秦政、秦法不得颂扬。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不但不能对国家政策造谣诽谤，随便歌功颂德也被法律明确禁止。如果你穿越回秦朝，千千万万记住这一条：拍马屁是要吃官司的。
史书里记载了这么两个例子。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行（指变法）之十年，秦民大悦（老百姓Happy了，都感觉世道变好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治安好了），家给人足（生活富裕了）……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当初到处宣扬秦国改革如何如何不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开始组团夸大秦改革改得好了）。”
结果商鞅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拉低了社会底线），尽迁之于边城（统统流放到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件事以后呢，这类人统统闭嘴了）。”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出一次远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流放、发配，即便不会让你死，也能要你半条命。所以这个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了。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按照《史记》里面的说法，最开始骂改革的人，和后来夸改革的人，其实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之前他们骂的时候，没被怎么样，最起码没有受这么重的处罚。
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秦昭襄王嬴稷的时候，有一次嬴稷得了重病，于是各地有不少人都开始发起倡议：搞众筹，让老百姓自发筹钱，买牛宰了祭天，为君王祈福。这个活动，其实和现在动不动就有人在微博上点蜡烛的性质差不多，但是要论下的本钱，可比发微博大多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古代农业社会，牛是经济的基础，地位和现在的石油差不多。牛属于国家的战略资源，别说随便宰了祭天，在秦国的国营养牛场，如果一次性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牛，相关的官员，从上到下统统都要被抓去坐牢的。这次热心群众为领导祈福的活动，最后的结果同样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嬴稷缓过劲来以后，非但没有感动，反而下令廷尉府彻查。
我们前面说过，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法治朝代，就算是秦王气得跳脚骂娘，他也不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直接一声令下就把人推出去斩首。一切都得按流程走。秦王给丞相下令，然后丞相再给廷尉府发公文，让廷尉府来查办，然后把最终结果呈报上去。
最后查办的结果是，这次搞众筹给领导祈福的所有参与者，每个人被判罚甲两副——就是要求你在规定期限里，去置办两套铠甲，然后交给国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相当于一下子被罚了十几万。
从这两个记载来看，秦法不得颂扬这个条款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被执行过的，商鞅当初制定这个法条是非常认真的。乍一听上去，可能大家都会感觉非常不合情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伸手不打送礼的，可偏偏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这么干就是要挨打。
之所以定下这么一条法律，商鞅有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为了避免出现官员沽名钓誉，光搞“面子”工程的问题。
打个比方：一条河分成两个河段护理，一个河段的主官兢兢业业，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每年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加固河堤。有朝一日洪水来了，这个地方因为基础工程做得扎实，老百姓虽然没有受灾，但是也不会对主管官员有什么好感。
另一个河段，主管官员平时啥事不干，随便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怎么高兴怎么来。到了发大水的时候，这位就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几天几夜没合眼，最后累晕过去，刚被抬下去，醒过来又冲上去……
要是论口碑、评价，显然是第二个官员更得人心，他平时不得罪人，关键时候还把老百姓感动得痛哭流涕。在第一个官员的治理下，人们没有受到洪水之苦，就只会记得他平时的严厉，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还年年拉着你上河堤挑土搬石头，真是劳民伤财。但从理智上说，显然第一个才是合格的官员，第二个应该叫渎职、懒政。
但是，上级面对所谓的民意时如何取舍，这是很为难的，所以商鞅干脆严禁人们夸奖官员。这么一来，对一个官吏的评测就完全是按绩效考核来走，排除了其他不必要的干扰因素。
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对多数人来说，要喜欢一样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感动，很容易，有一时的感觉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和如今人们的冲动型消费是一个道理，买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好像不买就活不过今天了，可买完了，过不了多久，感觉就没了。
可是多数人要恨一个东西，就要难得多。这个“恨”不等于看着不顺眼。看不顺眼顶多可以不看，恨是非得要这个东西、这个人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你才会感觉到舒坦。一般来说，非得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侵害，才会引发人们的恨意。人的恨往往比爱要来得更真实。
一件事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关键要看骂的人有多少。要知道，骂人和夸人不一样，不考虑少数奇葩，对多数人来说，无论骂的是谁，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心理上的阻力。他能骂出来，说明他的理念确实和你有冲突。所以，骂的人越少，说明这件事推进的阻力越小，后面做成的概率就会很大。
相反，如果一堆人对你齐声赞扬，你可以高兴，可以欣慰，但万万不能把这个赞扬太当回事。尤其是现在，点赞无非是动下手指头的事，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如果你真拿这个当参照因素，最后很可能会坑死自己。
商鞅的这道法令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高级黑”的现象。
所谓“拍马屁”，还有一个叫法是“阿谀奉承”。假使有人仅仅是动动嘴皮子，通过颂扬秦王或是秦法就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那后面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必然会有投机钻营之徒纷纷效仿。
假使秦国高层在决策上出了什么疏漏，那这些投机者照样会把这些错误说得无比光荣、伟大、正确。谁敢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就会对这人横加指责，说你这是抹黑大秦帝国的光辉形象，企图勾结六国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或者是告诉你，函谷关又没加盖子，你要是不满意就可以滚去山（崤山）东六国……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现象真的泛滥了，那结果会怎样呢？这些口口声声维护大秦帝国形象的钻营之徒，在世人眼里，他们俨然就是秦国官方的代言人。有这样一群人存在，只会让百姓对秦国彻底失望，甚至于老百姓会被彻底激怒，陈胜、吴广可能就要提前一百多年出现了。
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叫“一粉顶十黑”。从古至今，大到一国，小到一人一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都说，人的舌头是软的，可是它却能杀人，而相对于诽谤和谩骂，捧杀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
对于造谣和污蔑，我可以拿出真相据理力争，可是这种捧杀，人家的策略是上来先把自己和你绑在一起，然后开始打着你的旗号，去打击你的基本盘，让你的衣食父母和你最终反目成仇。
这种捧杀，有心的、无意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好比有的公众人物，最能毁他形象的，往往就是他的粉丝团。对企业而言，很多时候，公关危机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危机公关部门给搞出来的。比如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出了疏漏，原本赔偿加道歉就可以了，按照传播学规律，这点新闻的热度可能连一周都维持不了，就没人记得了。可是有些公关部门非要把受众当傻子，雇佣一大堆行事拙劣的水军抹黑受害者，或是搞一堆专家学者开研讨会，说一堆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假话、空话，结果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劣迹非但没有消除，反倒搞得人尽皆知，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一阶段美联航发生的事件。安保把一个越南裔医生强行拖拽下飞机，开始的时候，美联航一口咬定自己没错，甚至为了转移话题，把当事人过去的一些劣迹都挖了出来。问题是，人家以前做了什么，和你现在的错误行为有关系吗？
结果这件事搞成了世界级的新闻。关于这家航空公司过去的种种劣迹，人们的记忆都被唤醒了。在危机公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美联航的股票市值开始缩水，最后实在实在顶不住了，才用1.4亿美元的赔偿金和当事人和解。
类似的问题在国内也存在。过去大家忽视舆论的作用，如今有些机构又开始迷信舆论的作用，认为政策层面、产品质量层面、服务层面……总之，任何方面出了问题，靠所谓的危机公关都可以摆平。他们的办法就是头疼医嘴，脚疼还是医嘴，结果往往是芝麻大的窟窿，最后被挖成了火车隧道。
《吕氏春秋》：精准的营销推广
如何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或者建立自己的人脉？
之前我们说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利益格局，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劳永逸。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秦国的政治环境也在变。商鞅变法在经济上扶持了国内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打通了社会下层向上层发展的通道。
然而，久而久之，原本用以制衡贵族政治的布衣官僚们，却慢慢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这就好比现代企业，为了让企业运行规范化，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制度，最终反倒搞成了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互“怼”的局面。从政治层面来讲，这就成了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历史的君权和相权之争。
从利益角度来说，多数人都会存在一种坐公交车心理：你没上车的时候，都希望通道顺畅，自己能顺利地挤上车；你一旦上了车，那就希望赶紧关门，后面不再有人上来，这样自己才能在车上舒服一点。
两千多年前商鞅的改革，给平民精英们提供了挤上车的机会，而当他们坐稳以后，也开始琢磨如何关门，不让更多的人挤上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无法用什么契约精神或是道德说教来解决的，因为它的根源是人性，是人趋利避害心理下的必然选择。唯一可靠的解决途径，就是用规则和权力来加以制衡。
秦国从秦孝公往后，先后经过了六代君主，到了嬴政登基以后，秦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样子了。于是秦国的新贵阶层、秦的官僚阶层在吕不韦就任丞相以后，就开始琢磨要关门、轰人了。
任何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事，首先要甄选出同道中人，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放在如今的职场来说，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络。
对比以前一言不合就政变的模式，吕不韦对秦国政治的搅局，显得更加优雅。他没有在朝堂上去和秦王互“怼”，也没在下面使什么手段，而是自己出资，编了一套丛书，叫《吕氏春秋》，全书26卷，一共二十多万字，在用竹简的年代，这个规模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资本论》了。
书里融合了儒、道、法、墨、兵、阴阳等多派学说的观点，看上去就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实里面有吕不韦自己完整的思想。简单说，就是主张要进三退二——商鞅时代国家的政策进了三，现在需要退二。
不考虑书里面的技术问题，单从利益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大批的秦国官吏确实有这个需求。商鞅为秦国设计的制度使得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活力和压力，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像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一样，不管什么阶层，都处于停不下来、歇不下来的状态。久而久之，秦国成了超级大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在当时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多数官吏都不想这么连轴转了。
原本他们是秦国法律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如今这套体系成了他们固化自己利益的最大障碍。其实一切改革都是如此，环境在变，改革的基本盘同样也在变，今天的支持者，在若干年后站到了对立面，这并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所谓的“忠诚”上，那么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会让人失望的。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迎合的正是这样一种环境的改变。
光是编纂一本书，对政治搅局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吕氏春秋》完成以后，吕不韦和他的公关团队搞了一次成功的网络推广。他们向全国宣布，谁能改书中一个字，就赏千金。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特质决定了当时的政治远比后来要更平民化，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家里，非常容易出营销、推广类的高人。吴起和商鞅都搞过徙木立信，谁扛着跟木头走一圈，就赏百金。按照物价换算，这相当于现在北京二环内的一套小户型了，这就是一次成功的信誉推广。
吕不韦搞的这个“改一字赏千金”，同样是一次营销推广，但他这一次和商鞅那次还是不一样。商鞅那次推广，受众面非常广，涵盖全民，用现在营销领域的话说，思路就是“得草根者得天下”。而吕不韦走的则是精确筛选目标群体的路子——要想改书里的内容，那你首先就得先把书看一遍，能把这本大部头通读并且搞懂的，肯定都是知识阶层中的精英。
吕不韦用这么一部高难度的著作，精确地筛选出了自己的目标人群。以这些人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他们自然很容易就能看出书中所隐含的思想主旨，而吕不韦的进三退二的主张，和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又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在一场学术活动的掩护之下，吕不韦不声不响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基本盘。他的支持者，是这个国家里知识水平最高、最聪明的一批人，这些人当中，身居要职或是手握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自然不在少数。
更绝的是，这些人多数可能都没和吕不韦见过面，但是大家已经做到了上下同欲——因为他们的利益取向和《吕氏春秋》里所表述的是完全一致的。对比那些私底下偷偷摸摸串联走动、拉帮结派、彼此赌咒发誓立盟书之类的手段，吕不韦的手段是不是更加的优雅和高明呢？
其实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去搅局，从技术层面来说，套路都是一样的：首先你需要看清大势，如果大环境不容许，那你就是螳臂当车，只有环境成熟了，一切才可能谈起。吕不韦的这次推广能够成功，前提是秦国的官僚阶层已经有了利益固化的诉求，吕不韦所做的，不过就是顺水推舟而已。
政治永远是一门“玩”人的艺术，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先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所谓的基本盘，细说起来又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利益一致者。你和他们无须建立太多的密切联系，因为利益一致，最起码他们不会是你的反对者。你要做的是，在行事时不要伤害到这些人，将人家推到对立面。商鞅变法时的底层百姓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在多数时候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可是如果他们反对，那你将寸步难行。不论你要做什么，对大众抱有必要的敬畏之心，这是最基本的处世原则。
第二个层面，支持者。支持者并不是指狂热的粉丝，而是指从前一群体中甄选出的精英。这些人应该具有实际行动力以及高于多数人的自我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说得直白些，这些人首先得是聪明人。
绝不能靠收买、贿赂来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群体，这不仅仅是道义问题，而是这种收买换来的忠诚度，必然和你所掌握的资源成正比，一旦你的资源保有量出现波动，那这些人必然会一哄而散，从而加剧你的危机。收买所得到的支持者，在质量上也是无法保证的，保不齐他们就是会把你坑死的“猪队友”。
商鞅是通过以功得爵的模式，从平民阶层甄选出了布衣精英，而吕不韦则是通过一部《吕氏春秋》，从国内的知识阶层中甄选出了与自己价值取向一致的精英群体。这些人很难有机会和商鞅、吕不韦面对面交流，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一旦这些人坐到了中层管理者的位置，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政府中处局级的水准，那么基本上等同于整个权力体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忠于你的这套思想体系了。
不仅仅是对管理者而言，即便是对普通人来说，人脉的质量也绝对比数量重要。拓展关系网的最根本之处，是首先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一个人是否能让其他人接纳，不在于他是否对人低三下四，而在于他本身的价值。互相吃吃饭、递个名片加个微信，这算不上是拓展人脉。那些只是吃吃喝喝、互相吹捧的低质量圈子，其实不融入也没什么关系，至少说，没必要对这些过多投入时间和精力。
基本盘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核心圈子。这里面的人将是你直接依靠的力量。
吕不韦是战国时代搅局“坏分子”里境界最高的一个。他看得清大势，选得对基本盘，明白搅局大业人才先行的道理。
秦国朝堂上要求二次改革、局部废除商君之法的动议，原本就没停止过，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一次，如今新崛起的官僚阶层也加入进来，无形中给秦王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压力下，秦国上层做出改变是迟早的事。这是吕氏搅局的又一个创举，零打碎敲，蚕食前进。
好在这期间出了一连串的意外。先是在嫪毐叛乱中，吕不韦站错了队，嬴政借机会罢免了这个搅局高手的相位。这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暂时把开倒车的呼声给压下来。继任丞相王绾，其实也是吕不韦的支持者，这老头笼络了大部分知识阶层的精英，嬴政要是不用这些人，手里也就没人可用了。
秦国打了十五年的统一战争，这段时间里国家一致对外，也就没机会讨论别的，秦国的朝堂上总算消停了十五年。可是时间只能消弭感情，消弭仇恨，却消弭不了人对利益的诉求。战争刚结束，作为帝国CEO的丞相王绾又带头旧事重提，还是主张分封制。
经过十五年的战争，嬴政建立起了绝对的威信，军方也坚决站在了他这一边。朝堂上的君臣互“怼”，嬴政并没落下风，但是也没占上风，毕竟他面对的是全公司大部分的高管。
最终秦国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矛盾彻底激化，CEO王绾宣布辞职，与此同时，大量民间的老学究也被卷了进来，这才有了焚书坑儒。
李信伐楚：有担当的领导才可爱
有的时候，要看清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真实实力，不能光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还得看他失败时候的表现。本质上说胜败是实力和能力的问题，但这里面也确实有概率的因素。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再强大，也不可能保证永远不犯错，更不可能保证永远碰不到意料之外的倒霉事。胜多败少是实力够强大，只胜不败，那就是好运气当头了。
从公元前230年算起，到公元前221年，嬴政只用了十年时间，就灭六国统一了华夏。在此之前，秦国已经有了六代君王的积累，家底丰厚，而其他六个诸侯国，在嬴政时代都已经被削弱得大不如前。所以这十年的战争并没什么悬念，也就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这里面唯一可圈可点的，反倒是嬴政少有的一次败仗——秦灭楚之战。
楚国这个国家在当时说不上强，但是它具有辽阔的国土，巨大的体量。现在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以及江西的一部分，在两千多年以前全算是楚国的地盘儿。秦国要灭楚国，就好比是一头强壮的狮子去吃一头年老体弱的大象，吃是吃得了，但是肯定不容易。
面对这么一个对手，当时秦国高层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老将王翦提出来的：要彻底灭了楚国，必须集中六十万兵力，步步为营，耗时最少要两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六十万秦军从陕西出发一路打到现在的江西省北部，以两年时间计算，消耗粮食至少要五十万吨，这还没把马消耗的粮草算进去。这么大一笔开销，秦国也能拿得出来，但是，基本算是把当年的财政预算彻底掏空了。
另一种意见是当时新崛起的少壮派李信提出来的：动用二十万兵力，打闪电战，速战速决灭了楚国。
几次反复争论以后，嬴政最后决定采用李信的方案。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我们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嬴政作为一国之君，肯定要考虑国家的家底儿问题，而且李信也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菜鸟，在此之前他的确打了不少漂亮仗，在年轻一代将领中算是数一数二的。
管理者在权衡几个方案时，心里肯定会自觉地倾向于花钱最少的那个，如果某个方案要求你把企业全部的账面资金都投进去，这时候无论这个方案理论上的风险有多低，大家肯定会在心理上排斥它，这本来就是人寻求心理安全感的正常反应。
这么一来，老将军王翦不干了，选择辞官归隐回老家了。用现在惯常的办公室政治视角来看，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老头情商太低，这个时候辞职，说明他坚信“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明显是在给嬴政撂脸子。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王翦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信率领着二十万大军开出咸阳，随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向南猛攻，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间断，很快就逼近了楚国的首都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按照李信的设想，这种快速打法不给楚人一点喘息之机，在他们组织起大规模反击之前，秦军就已经打完了。
愿望很美好，这和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时小布什的想法如出一辙。
这个方案能灭掉楚国吗？能。但有一个大前提，这中间各个环节一点也不能错。李信的方案属于一环紧扣一环，几乎没有一点容错率。他手里一共就二十万兵力，还分成了两路，在五六个省那么大范围的战场作战，一点机动兵力也没留，如果某个环节出现意外，那可就是满盘皆输。
如果我们手里没多少本钱，为了生存最后一搏，赌一把运气，像李信这么干是完全正确的，可如果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这么干就完全是给自己找不自在。明明可以拼实力，你却非要和别人赌运气。
果不其然。李信最开始打得顺风顺水，但是各支部队怎么也不可能一点意外情况都遇不到。有的部队遇到意外耽搁了，在通讯落后的古代，这种情况不能及时通知到其他部队，而大家还在按原计划往前推进，于是秦军各部之间的距离开始越拉越大，和后勤补给的距离也越拉越大。
其他意外情况也发生了。已经投降的几个城市突然反叛，彻底搅黄了李信的计划，因为他手里一点机动兵力也没有，这几个点的崩盘，导致秦军战线全线崩溃，头一天还在高歌猛进的二十万大军，第二天就变成仓皇逃命了。三天之内，秦军全面溃败，相当于师一级的高级军事主官就阵亡了七个，主将李信也是侥幸才逃了出来。
如今有句很俗的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句话不无道理，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小到企业做项目，成败归根到底靠的是实力、资源，它们决定了某件事你能不能做，而所谓技巧、谋略，这些因素能决定的只是资源的利用率高低。你做的事越大，越不可以倚重那些看似花哨的技巧，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李信必死无疑。这个主意是他出的，仗也是他指挥打的，给他安一个败军辱国的罪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嬴政偏偏没按这个“常理”去走，据史书记载，嬴政并没有迁怒于任何人。这次失败说到底是战略决策的失败，李信只是一个将官，是决策的执行者，这个决策最终是嬴政自己拍板的，他想靠技巧性的东西来节约一点项目支出，却忘了大巧不工的道理。
嬴政赦免了李信的死罪，又亲自到老将军王翦家登门道歉，请老头重新出山。这两件事一做，也就等于昭告朝野，这次战败的责任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这种规模的战败，从秦孝公开始算下来，一百三十多年来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么大的罪名无论让哪个臣子去被背，这个人以及他的家人都必死无疑。如果真的如此操作，那么表面上秦王的面子似乎是保住了，可从此以后，谁还敢出谋划策？谁还敢主动请战？你做的事越大，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并不是没出现过。比如长平之战，明明是赵军被困，赵括按照赵王的决策去主动出击，最后战死沙场，结果赵国上层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赵括头上，赵括背了这么大一口锅，被中国人用“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嘲笑至今。
后面的故事就没什么悬念了，王翦再次披挂上阵，率领秦军六十万，步步为营，历时一年多，用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全线平推，彻底打败了楚军，灭了楚国。
不久，齐国不战而降，秦国一统天下。
始皇帝嬴政这样的胸襟，从古到今也是少之又少的。作为领导者，始终应该像嬴政一样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天下即朕，而不是朕即天下。
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对于一把手来说，你的荣辱归根到底只和成败有关系。主动承担战败责任，主动登门给王翦道歉，这些都没有损害嬴政的面子，人们现在记住的是，他是统一华夏的“千古一帝”，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面子吗？
不能为了“面子”伤及“里子”，因为“里子”没了，“面子”再大，最后也撑不住。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他们总会认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越是不能认错，认了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可事实是，你的地位仅仅取决于你所掌握的资源，当然其中也包括你的智力资源，而“认错”，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智慧。地位高下与一个人会不会犯错，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只不过身居高位者犯错又不认错，危害会比普通人严重得多。
而李信也并没有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在灭楚之战失败以后，嬴政只是暂时把他雪藏了起来。灭楚战争结束以后，李信再度被起用，被派到了王翦之子王贲麾下，参与了剿灭燕国在辽东残余势力的战争。此战李信大获全胜，俘虏了燕王。这场仗难度并不大，嬴政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为了给李信一个洗刷耻辱的机会。
李信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事将领，确实缺乏老将王翦那样的大局眼光，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去历练的，就技术层面而言，他做得并不差。能够用不多的兵力，在布满山丘、湖泊的南方地区，长途奔袭，组织出多路进攻，各个环节紧密相扣、严丝合缝，这样的统筹规划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人才难得，多数人做这件事，不要说战败，可能连战的机会都没有。
可以说，李信确实是个人才，他欠缺的无非是阅历和运气，更重要的是，他还很年轻。国家不可能永远都指望几个老人，把他保下来，秦军才能后继有人。
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其实都是这样，人才难得。有些领导者总会有这种奇怪的念头，拿几个犯了错但能力不错的人才来明正典刑，顶格处置，以此来说明自己执法严明。如果他们犯的是罪，那被惩治自然无可厚非，可如果是错，那么扪心自问，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立威”、树名望吗？
道理说来说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贵在务实。适当地不看重面子，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慕虚名而不避实祸。
李斯上位：从郡吏到丞相的攀爬
准确定位基本盘
这里我们要说的故事，算是一个草根逆袭的典型案例。
其实一个人的上升，本质上说和初中物理中的“势能—动能转化”原理差不多。再简单点说，一个人的发迹，不仅仅是勤奋努力做事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还需要：守正、积势、待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的一辈子，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可以说是功也皇皇，罪也昭昭。
论功劳：李斯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秦丞相，他的前任王绾，在秦统一天下以后没干别的，尽忙着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怼”始皇帝了。王绾辞职以后，李斯成了大秦帝国的首席大管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驰道，车同轨……所有这些工作能够具体落实下来，都要归功于李斯的操持，他在嬴政统一六国期间也是兢兢业业地尽心辅助。
而论过：众所周知，秦的灭亡始于沙丘之变——秦始皇病逝之后，李斯和赵高、胡亥合谋，伪造皇帝遗诏，逼杀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同时还杀了当时统帅边军的蒙恬、蒙毅兄弟，由此导致天下大乱。
关于这些，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还是这里说说他发迹的这一段。
纵观李斯的一生，前半辈子基本就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守正、积势、待时”这三条里，李斯可谓是把“积势”这一条做到了极致。那什么算“势”呢？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切有助于个人进一步提升的资源，比如知识、见识、人脉……
李斯的老家在楚国的上蔡县，位置在现在的河南驻马店。最早的时候，李斯在老家做了一个郡吏，大致相当于现在省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这个位置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勉强可以算是一个中产。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捧着这么一个铁饭碗可能就非常满足了，最终会在这个位置上安安分分了此一生。但偏偏李斯并不是这样的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必然是他最大的财富，可是在你还尚未得志的时候，这份聪明可能就是你郁闷的根源了。
《史记》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李斯在厕所看见几只老鼠，一个个瘦小枯干，见到人吓得赶紧逃跑，之后他在粮仓里又见到几只老鼠，个顶个吃得肥头大耳，也不怕人。李斯于是就感慨：同样的动物，有两种境遇，完全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于是李斯立志，要做一只米仓之鼠。
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米仓之鼠”这个处世哲学，还是可以应在李斯身上的。
所谓“米”，对多数人来说就是名利，再说俗一点就是钱和社会地位。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去赚钱或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就像老鼠偷到米一样，这个还不算太难。真正不容易的，是在这其中能够掌握主动权，这就好比一只老鼠住到粮仓里一样。
老鼠偷到一把米无非吃一顿，下顿吃不吃得到可就两说了，可如果置身米仓，可以在任何时候想吃就吃。对人而言，找到一份收入稳定乃至收入颇丰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被裁员或是减薪，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掌握至少一部分议价权。
李斯意识到，提高自身议价权最根本的办法，首在提升个人能力。知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能的。为了让自己成为“米仓之鼠”，李斯放弃了在驻马店老家的公务员铁饭碗，远赴齐国稷下学宫求学，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淄博。在那里，李斯拜在了荀子门下。
在当时，荀子已经是儒家的名士。先秦时代，孔子之后的儒家出现过两个大师：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相对来说，前者更加主流，后者更加务实。某种程度上说，荀子的学说反倒更接近于法家。
那个时候，学生和老师完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李斯能拜在荀子门下，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才智过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李斯这个人务实不务虚，只在乎是否可用，并没有考虑什么主流不主流的问题。
在山东求学的那几年，李斯还结识了一个富二代同学韩非，也就是后来的韩非子。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天天和这么一个贵族待在一起，那段日子对平民出身的李斯来说，估计是很受刺激的。在荀子门下完成学业之后，李斯和韩非就各奔东西了。韩非选择了回国继续做学问，沿着老师荀子的学术方向做进一步研究，结果他从儒家的非主流干脆进化成了法家，后来写了一部著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非子》。
李斯选择师从偏实用主义的荀子学派，这恰恰是一条对平民子弟来说最可靠的路径。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没什么生存压力，静下心来坐而论道，或者专研一下诗词歌赋、音乐书画，培养一身文化气息，这一点完全没问题，而一般家庭乃至寒门出来的孩子，要想获得上升的机会，必须更加务实。
说得再明白一点，学美术的，十万个孩子里面未必能出一个齐白石、毕加索，学体育的，十万个孩子里同样未必就能出一个姚明、孙杨，但是学理工科，十个孩子里起码能出五六个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您自认还没有踏入中产阶层，还没有计划能实现“小目标”，那么未来在下一代的问题上，还是建议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拿来给孩子报个靠谱的辅导班来补习数理化和英语，暂时放弃一下钢琴、书法、美术。
李斯学成之后没有返回老家，而是去了秦国，这就像现在的毕业生，只要有机会肯定都乐意往北、上、广跑，原因无他，机会多，而且竞争环境相对公平。到了秦国之后，李斯作为名校毕业生，在丞相吕不韦那找到了一份舍人的工作，也就相当于私人幕僚或是私人助理。这个位置本身并不高，却给了李斯大量机会去接近秦国的上层人物，包括当时还没亲政的秦王嬴政。
如果立志要做一只“米仓之鼠”而不是吃米的老鼠，那么你在前期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积累自己的“势能”，而不是急于变现。知识是“势”，人脉同样是“势”。
嬴政在二十四岁之前的境遇其实和生活在慈禧太后阴影下的光绪帝差不多，这个秦王几乎就是个摆设，朝政完全掌握在丞相吕不韦、太后赵姬和长信侯嫪毐三个人手里。李斯正是利用这个空档期，和嬴政做了充分的交流，既展示了自己的才学，也先于其他大臣取得了嬴政的信任。这个过程就是积累了只属于李斯自己的势能。
按理说，吕不韦才是给李斯开工资的老板，嬴政的那个秦王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可是李斯却偏偏对他格外地上心。这是因为李斯未卜先知，预料到后面嬴政必然能拿回政权吗？恐怕不是。这其中的奥妙也很简单：吕不韦、嫪毐和太后，他们的基本盘都是秦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那些位列朝堂的高级文官以及他们背后的大家族，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是尽快走回头路，让秦国阶层固化。
加入这样一个超级高富帅集团，李斯不过是个打工的，一眼望到的前途无非是有可能从低级打工仔变成高级打工仔，但是永远也不会掌握议价权这个东西。而亲近嬴政就不同了，嬴政非常需要可以平衡既得利益阶层的新兴势力。如果以成为“米仓之鼠”为目标的话，李斯加入嬴政这一边，也许会赢，也许会输，可是加入吕不韦这一边，则永无出头之日。那么如何选择自然也就显而易见了。而这也是“势”的第三层意思——见识。
我们总结一下：要做“米仓之鼠”，把握议价权，就需要沉下心来，积累足够的势能，而不是急于变现。具体而言就是提升能力、扩展人脉、并且拥有非凡的见识，要做到前两点，最重要的在于务实，而拥有非凡的见识靠的是智慧，这只能说可遇而不可求了。
李斯正是靠着这“三步走”，成功地踏上了“奔向米仓之路”。而让他位极人臣和死于非命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米仓之鼠
细说起来，一个人其实无所谓优点或是缺点，有的无非是特质。在某些环境之下，这种特质可以让你青云直上，达到人生巅峰，而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的特质，也可能会把你直接送入地狱。李斯的一辈子，恰好是对以上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我们说过，李斯一生所求，是做一只“米仓之鼠”，而不只是得到“仓中之米”，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李斯曾经做过挺长时间的郡吏，也就是公务员，早年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三观塑造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所处的位置，日子虽然说不上多有钱，但起码吃喝不愁，同时，还能切身感受到权力的力量。
当金钱和权力可以放在一个维度来对比的时候，在李斯看来，权力远比金钱重要。权力越大，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也就越大。所谓“米仓之鼠”的哲学，说白了就是要追求尽可能大的权力，某种程度上说这和祁同伟的“胜天半子”有点像，但是更加实际。李斯的成功，正是源于对绝对权力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做丞相吕不韦的舍人的时候，李斯就把宝压在了当时不过是傀儡君王的嬴政身上。原因无他，吕不韦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基本盘，其支持者多为高官大族，在这么一个圈子里，李斯或许会衣食无忧，但一辈子都只能作为一个打工仔仰人鼻息。而只有在嬴政这个光杆司令这边，才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虽然存在风险，但为了权力，他也必须要赌这一把。
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李斯真正发迹，走上秦国政治舞台，是源于当初他所写的那篇《谏逐客书》。嬴政亲政，罢黜吕不韦相位之后，对吕不韦在任上所做的工作进行彻底的清查，结果在外国来秦人员中查出不少间谍，再加上吕不韦、嫪毐原本就是赵国人，于是在秦国国内一下子形成了排外的声浪。秦国本土官员集体上奏，要求驱逐为秦国官方做事的所有外国人。
“逐客令”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而李斯恰好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于是李斯给嬴政写了一封信，也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信中，李斯详陈了在秦外国人对秦国的贡献，最终这封信说动了嬴政，逐客令被撤销，李斯也因此得到了重用。
如果考虑当时秦国的政治生态，真实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驱逐秦国政府里所有的外来户，受益最大的显然不是秦王，而只能是世代居于秦国的大族。从秦孝公开始，历代秦王都热衷于大量使用外国官员，从商鞅开始往后算，秦国历代丞相里，土生土长的秦人只有樗里疾一个。秦王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为了制衡本土的贵族集团。
更何况，李斯那个时候早已完成政治站队，成了秦王嬴政的基本盘，结果连他都在被驱逐的名单里。
所以，嬴政就算再傻，也应该看得出这里面的猫腻，无非就是本土贵族势力想借着舆论压力，对秦国的政治格局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拿掉制衡自己的“外籍”官员。如果被他们做成了的话，那秦王这个董事长到时候照样会被架空，秦国的政治局面甚至可能倒退回商鞅变法之前。
所以李斯的这份《谏逐客书》，与其说是在说服秦王，不如说是给秦王创造一个顺水推舟的条件。
这场风波过去以后，李斯随即被秦王一路擢拔，升到了廷尉，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司法部长＋首席大法官这样一个位置。在秦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廷尉府和丞相府虽然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但事实上是两个平行的机构，前者负责司法和国家安全事务，后者负责行政事务。所以，这时候李斯事实上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己“米仓之鼠”的目标。然而事情也就由此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秦统一天下以后，丞相王绾几次三番要求秦始皇恢复分封制，最终闹到逼宫的地步，秦国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几乎就要公开化。最终王绾被迫辞职，嬴政让李斯这个“自己人”接替了王绾的位置。
正是秦始皇的这个安排，给秦朝的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李斯原本是司法机关的一把手，如今上调成了行政机构的首脑，这么一来，就等于让权力结构中原本平行的两条线，在李斯这里出现了一个交点。
经常有人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事实上政治真正的精髓在于平衡。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一套权力班子，如果仅仅是人员层面出现腐败问题，尚可以整治，可一旦在结构上失去平衡，那将治无可治。任何权力机构的设置，都必然要考虑相互制约的问题，可如果两个互相制约的机构之间，关键人员能够来回调动，那么这种机构层面的制衡作用，就必然要被削弱。
这就好比一个人先前还在踢球，一转眼又成了裁判，而且动不动还要下场踢两脚，那他执法的公正性，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李斯这个丞相身上拥有行政和司法双重背景，这使得他变得空前强势。这样一个强势丞相，自然可以约束住之前对皇帝阳奉阴违的文官集团。可谁又能制衡李斯呢？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在巡视途中突然病逝。当时始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只有李斯、胡亥、赵高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当中，真正可以左右历史走向的，只有李斯一人。
在极端的环境下，人的善与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为了做“米仓之鼠”，为了能彻底主宰自己的命运，李斯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从一个楚国小公务员一路奋斗到了大秦丞相。而在始皇帝驾崩的那一刻，他对权力的追逐，最终异化成了一种执念。
一般的说法是，赵高向李斯进谗言，说皇长子扶苏并不喜欢李斯，而与蒙恬、蒙毅兄弟俩关系非常好，一旦扶苏继位，李斯就要被边缘化，所以李斯才伙同胡亥、赵高，伪造始皇帝遗诏，立胡亥为继承人，同时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其实这个说法一点也经不起推敲。李斯宦海沉浮二十多年，早就修炼成了官场老油条，这种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旁人几句话给说服？
蒙恬所代表的蒙氏家族，根基都在军队里，都是职业军人出身，而秦国的体制下，军政两条线是很难有交集的。换句话说，即便扶苏继位，一个军事贵族家族也很难稀释掉当朝丞相的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其实不论是哪个皇子最终上位，按照正常程序，李斯都理应到点下课。从商鞅算起，到李斯之前，秦国的丞相，除了商鞅死于非命之外，最后基本都是软着陆，没有一个是干到死的，这个惯例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权臣在一个位置待得太久，导致尾大不掉，最终害人害己，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连续辅佐几代君王的例子当然也不是没有，最著名的就是司马懿，连续辅佐曹家四代君王，最后发动政变。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一直都充满了各种诱惑：权力、金钱、美色，甚至虚名。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会让人们去逾越那些日常的规则、红线。而坦率地说，绝大多数人是肯定经不起诱惑的。
一套成功的组织体系正常运转的大前提，不应该是假设多数成员都能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相反，是要尽可能避免去考验人性。就比如秦王室对丞相的态度。当丞相达到人生的巅峰之后，秦王不给机会让他们在权欲与忠诚之间做选择，而是让他们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谢幕，届时国家政权将继续正常运转，而软着陆的前高管也可以安享富贵生活。如此虽不完美，却是一个各方利益都可以平衡的结局。
李斯真正恐惧的，不是扶苏也不是蒙恬，而是到点下课，失去权力。面对如此强势的丞相，任何一个正常继位的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让他依照惯例谢幕。
李斯想要做一辈子他眼中的“米仓之鼠”，这是谁都给不了他的，于是在最后一刻，他决定自己来。那个所谓的赵高的谗言，即便真的存在，也不过是李斯拿来自欺，以保护自己心中那点道德感的托辞罢了。赵高说那些话，顶多是顺水推舟而已。
这并非是人品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信念和追求是所有人走向成功的最大动力，而当有朝一日成功真正来临之后，如果不对自己的心态加以调整，依然干劲十足地在既定的轨道上狂奔，那么信念就可能会异化成一种执念，最终把成功之路变成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守正、积势、待时
前面我们说过，任何人的发迹，将其过程简化之后，不外乎三个步骤：守正、积势、待时。所谓守正，是要维持起码的良知和底线，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这是基础的一步；所谓积势，就是积累自己的才学、经验、人脉、见识；待时，顾名思义就是等待时机。对普通人而言，待时说好听点是概率问题，说不好听就是看运气，总之这是不可控的。
李斯的一辈子，把积势做到了极致，又运气极好，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上升时机，可是最终却偏偏输在了看似最简单的“守正”两个字上。对李斯而言，到点下课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按照秦国政治的惯例，李斯铁定是软着陆，并不会让名誉和财富受到什么损失。
更何况，李斯的大儿子李由年纪轻轻已经做到了郡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省一级的高官，未来升迁进入中央政府高层绝对是大概率事件。而他们家的儿子，基本都娶了皇家的公主，女儿都嫁给了嬴政的儿子，可以说一家都是皇亲国戚。这种情况下，李斯其实早就持有了大秦帝国的原始股。
但是，李斯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第一集里面，有个小官巨贪赵德汉，藏了满满一屋子钱却一分没敢挥霍，一说原因，是他打小家里就穷，穷怕了。此时李斯的心理，和赵德汉其实就有几分类似。当初在上蔡做小公务员，成天被各级官员呼来喝去，没有权力的日子，他也怕了，哪怕仅仅是少了一个头衔，实际权力有所缩水，对他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走正常的程序，李斯必然要到点下课，可如果不是正常程序呢？胡亥从伙同李斯、赵高一起矫诏的那一刻起，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君臣、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不可示人的同盟关系。你自己破了规矩，那么后面就必然有人照做。
从古到今，无论是对平民还是对皇帝来说，任何一次对规则的破坏和逾越，都不可能是无代价的。从长远来看，你的代价绝不只是违背了良心。你开了头，别人就会继续有样学样，届时你势必会从破坏规矩的受益者，变成受害者。
沙丘之变中，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其实等于是合股做了一桩见不得人、但也大到没边的生意。这里面，股金比例最高的就是李斯，因为他这个丞相是当时政府的最高首脑，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行政和司法资源；赵高这个办公室主任的股权比例次之，因为他掌握着皇帝身边的一切具体事务；而作为未来皇帝的胡亥，反倒是这个小团体中占股比例最小的一个，他除了有一个皇子身份也就真没什么了。当时胡亥才二十一岁，天天跟在始皇帝身边，也就说明他并没机会去参与多少实际政务，父亲一死，他也就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言。
所以这笔账仔细算下来，沙丘之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天下大乱，要论首恶，李斯是怎么也跑不了的。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还仅仅是一场上层权力斗争，对国家和老百姓而言，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真正毁灭这个帝国的，是由此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沙丘之变之后，胡亥成了皇帝，李斯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而赵高，却并不想让这场政治动乱就此停下来。
于是秦国所有的官吏、皇子都被要求必须“过筛子”“站队”，在这个过程中，秦国的皇子，但凡有点可能能继承皇位的，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清除掉了。官员们在站队过程中也被干掉了一大半，特别是掌握关键位置、事实上可以不太受丞相辖制的官员，更是被杀的杀、抓的抓。
这些事都是胡亥下命令，赵高在前面一手操办，李斯反倒退到幕后了，在这个过程中，史书里找不到一点关于他的记载。我们说，李斯参与了一场足以让自己被灭族的阴谋，到头来却被两个实权没自己大的人架空了，这也太奇怪了。那么相对合理的推论是，可能当时李斯认为，让赵高在前台操刀对自己更有利。
丞相是百官之首，理论上说，这个位置既可以视为皇帝给官僚们派的“监工”，也可以视为官僚们向皇帝讨价还价的“员工代表”，而如今这种局面下，显然后一种角色更能增加李斯的政治筹码。要下面官员们站队，要清除异己甚至要杀人，这些都是在做“恶人”。李斯肯定会无比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当初他参与矫诏，干掉和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冲突的扶苏、蒙恬，为的是不让自己的政治资源贬值，而面对始皇帝办公室主任的赵高，李斯报以轻视的态度。因为赵高手里没有那么多政治资源，让他去做恶人，最终还可以污损他的政治羽毛。
根据近些年的历史考证，赵高其实并不是太监，他不但身体健全，还生得高大威猛，善于骑射。当时的咸阳令，也就是首都的市长，就是赵高的女婿。如果他真是太监，又怎么可能杀了胡亥准备自己登基呢？
赵高的父亲曾经是秦国廷尉府的官吏，赵高从小耳濡目染，对司法工作以及法家学说都异常熟悉。在通过了秦国的公务员考试以后，很年轻就进入了中央直属单位。史书中对赵高在那段时期的评价是：工作勤奋，行事坚韧不拔，果断敢行。秦奉行以法治国，赵高正好专业对口，所以后来就被一路擢拔，不但成了嬴政的办公室主任，还成了少皇子胡亥的老师。严格说起来，赵高和李斯应该算是同行，而这二位后来的经历，也精准地诠释了一句话：知识不等于智慧，水平不代表良心。
在赵高对官场进行大清洗的时候，李斯很可能是出于爱护政治羽毛的考虑，退到了幕后。这看似聪明，但聪明终归不等于智慧。李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高行事会如此之狠，如此没有底线：各级官吏在短时间内纷纷被拿下，整个帝国的运行管理完全陷于混乱状态。而赵高在短时期内，就用自己人几乎置换了大半个官场，先前占股比例最高的李斯，就这样一下子被赵高反超。
一旦规则被打破，那么竞争比的往往不再是谁更有才学，而是谁更狠，谁更不择手段。既要做坏事，又要做好人，这世上哪可能有这种好事？所谓盗亦有道，只可能存在于小说和幻想里，现实中盗就是盗。
从本质上来说，赵高和李斯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的差别不过在于运气以及“狠”的程度。李斯想获得不受制衡、没有期限的绝对权力，赵高也想要同样的东西，于是李斯就必须得死。
有动机，有力量，那后面的事也就没悬念了。
公元前208年，李斯最终在这场毫无规则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被判腰斩之刑，全家也被抄斩。不久之后，赵高彻底架空了胡亥，接着又逼其自杀。在后来的宫变中，赵高被子婴所杀，同样落了个满门抄斩。而在这样反复的折腾之下，大秦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了。
纵观李斯的发迹史，可谓是“积势”的经典案例：先是敢于扔掉铁饭碗去求学，接着能对自己的位置做出精准的判断，在丞相吕不韦权势喧天的时候，敢把宝押在当时毫无实权的嬴政身上，这最终造就了他的成功。
而面对看似最简单的“守正”时，他却败得一塌糊涂，这看似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归根到底影响的还是人的实际利益。中国传统中有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话看着像是迷信，但是老辈儿人把“积阴德”，也就是“守正”的权重，放在“读书”的前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世而亡：秦帝国的起落
阶层与政治
当成功真的来临，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与那些曾经被你依靠的力量——股肱之臣的关系，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成为你最大的麻烦。
公元前221年，秦正式统一了天下，秦国在这时真正成为大秦帝国。这就好比一家创业公司，经过多年的拼搏、厮杀，最后终于在纽约证交所敲钟，宣布挂牌上市了。
然而，作为帝国的第一任董事长，始皇帝嬴政在这个时候恐怕并不会感到轻松。
前文里我们说过这么一个问题：在一百多年以前，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打破了既得利益阶层对秦国社会资源的垄断，实现了国家的改制重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累积，新崛起的布衣精英阶层，已经慢慢变成了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由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阻挡国家向前发展的绊脚石。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简单归结为信仰不坚定，根本原因无非是人的位置变了，利益取向自然也就跟着变了。这就好比把东北的老虎放到非洲大草原上，它们的行为模式，最终也会慢慢变得像非洲的狮子那样。
早在嬴政登基之初，相国吕不韦就通过一部《吕氏春秋》，完整阐述了他的观点，简单说就是：商鞅时代进了三步，如今需要退两步。至于理由，剔除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新崛起的新贵阶层如今同样想搞阶层固化，想多拿钱、少干活、不操心，具体而言，就是弱化中央集权，强化阶层固化。
看上去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无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别忘了，从古至今，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可能单打独斗。打得下天下的人，身边必然会存在一个核心集体，才智或是资源，他们手里肯定握有某些在你看来难以替代的东西。
吕不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笼络的人很大一部分都属于这个核心圈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非功不赏，以劳定酬，这原本是最合理的模式，为什么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了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现实，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议价能力，除了贡献与公正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员工的可替代性有多强。越是难以替代的人，他的议价能力自然就越强。
如果整个体系走入正轨，已经常态化运作，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跟着越明显。常态化意味着稳定，而稳定必然会带来固化的问题。作为持股的老员工，自然是希望越固化越好，当然前提是不要玩得太过，触碰到最高层的“逆鳞”。而作为刚入职的年轻人，想的自然是上升通道越多越好。
如果站在老板的立场来看，问题就要复杂多了。只要是关于人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就肯定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周期性的调整，让这些问题维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具体而言，对于自己身边的这个难以取代的核心圈子，首先尽最大可能不要让他们“抱团”，内部制衡是最常规的应对手段；其次，要让体系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进去，只要他的“不可替代”变成了“可以替代”，那众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任何一个机构，出于管理方便，存在一些论资排辈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对年轻人过于压制，或是过于苛刻，从长远来说也并非就是好事。在秦国不断壮大的这一百多年里，几代秦王都在设法维持着这么一种动态平衡。
在杀了商鞅之后，秦国上层一直刻意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因为无论当初多么无奈，但在天下精英的眼中，这终归是秦国高层的一次严重违约，如果再来几次，秦国的信誉必将荡然无存。
所以在商鞅之后，秦国对于丞相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套默认的“软着陆”机制。张仪、甘茂、魏冉、范雎、蔡泽等人，在其权力、威望到达巅峰以后，就会以某种理由被解职或是被劝辞职，这期间秦廷尽可能避免对其进行进一步清算或是问责，去职之后，他们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譬如张仪、甘茂，有了秦国任职的经验，就很容易在魏国和齐国谋得CEO的职务，其余的卸职丞相也基本做到了平稳落地，安享富贵。
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持一种平衡：既不能让管理层过分做大，架空董事会，也不能把事做得太绝，寒了天下人心。到了嬴政这一代，这个原则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书里总是把秦始皇和暴政、暴君这些词联系起来，其实真实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比后世的君王，某种程度说，嬴政面对大臣甚至有点窝囊。最初丞相吕不韦擅权，不让早已成年的秦王亲政，后来又搞了一部《吕氏春秋》满世界推广，虽然在法律层面挑不出他有任何问题，可是傻子都清楚，他出这本书就是奔着推动秦国逆向改革去的，嫪毐叛乱这件事吕不韦也牵扯其中。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置一国丞相于死地。可嬴政只是罢免了吕不韦的相位。不过老头想不开，最终还是自杀了。
吕不韦的众多支持者也并没有被波及。如果是清朝时的文字狱，光是围绕《吕氏春秋》这套书，就会刮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血雨腥风。
从这件事看，嬴政面对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一直尽力避免出现正面冲突。吕不韦被罢免后，灭六国统一天下这件事，随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秦国六代君王奋斗一百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这就是理想和信念；从更现实的角度说，这时候秦国在实力上对山东六国早就具备了压倒性优势，发动大规模统一战争，应该说对嬴政是毫无风险的；这种情况下打上几仗，也可以解决内部的一些矛盾。
首先，不管有没有风险，灭六国都绝对是一个超大工程，有这么一件大事，朝堂上其他无关轻重的争论自然就可以放一放，大家都冷静冷静。另一方面，如此大规模的项目，必然会给年轻一辈的精英提供大量立功、升职的机会，届时大量新鲜血液快速补充进来，对原本闹着要开倒车的一班老臣，也能起到制衡和稀释的作用。
譬如在秦灭楚之战中，嬴政不惜得罪老将军王翦，起用李信这个少壮派。此举除了军事角度的考虑之外，也有未来人事问题上的考虑。无奈李信的火候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败给了项燕，导致嬴政这个董事长不得不扛下战败的全部责任，向王翦登门道歉。
归结起来说，嬴政处理内部问题的思路，一个是“正”，一个是“仁”。
所谓“正”，“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你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哪个具体的人的问题。官僚之间相互倾轧、相互算计的那套所谓计谋，并不适用于君对臣的制约。而所谓“仁”，就好理解了。吕不韦都把事做到那个份儿上了，最后也不过就是丢官而已。
按理说，这套思路是非常合乎正道的，但现实没有如嬴政所愿。十五年的战争刚一结束，老问题马上就又回来了。当时任大秦丞相的王绾，是吕不韦的铁杆粉丝，仗刚一打完，王绾就提交动议，要国家实行分封制，也就是新打下来的国土，不再归中央政府直接领导，而是封给秦始皇的皇子们，成立自治的诸侯国。
之所以选这么个时间，就是因为刚打完仗，一切都百废待兴，而且通过立功受奖提拔上来的新锐官员——也就是新崛起的少壮派，这个时候还没彻底就位，管理层的控制权事实上还掌握在这帮老人手里。此时嬴政是既没精力也没人力，王绾挑这个时间窗口提这件事，摆明就是为了逼宫。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些管理层精英完全可以置国家大计于不顾。
上至君王，下到平民，关于为人处世，终归离不开三个字：道、势、术。所谓道，正道、道德、道义；所谓势，一个人所能掌握的资源；而所谓术，说通俗些就是心机。把自己变成“心机婊”，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可如果你真的认为只要心中光明，世间就没有黑暗，一味死守政治正确，那即便你是皇帝，你也同样死定了。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朝堂，就发生过这么一次政治正确害死人的事。
中央集权制与分封制
说起秦朝的二世而亡，人们总会把问题归到俩人身上——秦二世胡亥、中车府令赵高，这二位一个是昏君、一个是奸臣。但是，真实的情况并没这么简单。首先，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当它们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光靠一两个人折腾就能衰败了，这是不可能的。秦的破产倒闭真要是追责的话，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始皇帝嬴政的时代。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在秦王嬴政登基之前，秦国已经出现了老员工尾大不掉的问题，标志就是《吕氏春秋》的出版发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相当于是秦国知识精英阶层的一个宣言书。这些人要的可不是加薪那么简单，而是要老板修改根本制度，大幅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
虽然吕不韦因为卷入政变，最后被罢免了丞相，但是他的这套理论，却依然在秦国的管理层内部大行其道。其实很多时候，一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源于几个发起者，而是因为最基本的利益格局的改变。与此相关的人也许不能系统化地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们肯定能感觉出现有的这套东西让他们不爽。这时候，所谓的发起者，不过是提醒了众人问题所在而已。
历史上真实的嫪毐叛乱，其实带有很明显的复辟的味道——说白了还是要废除自商鞅开始的那套高度集约化的国家运行机制。当时，光是高级别官员参与叛乱的就有二十多名，其中包括内史和卫尉，也就是首都卫戍区司令和负责皇宫内部保卫工作的最高军事主官。
这么多高管参与其中，本身就是秦国精英阶层态度的反映。在叛乱被完全镇压、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为吕不韦和太后求情的官员依然是络绎不绝，这就更说明问题。
其实这世上，从没有哪个皇帝，像老百姓想象的那样真的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任何领导者，都必须考虑管理层的态度，即便你是君王也不例外，在多数时候，这些人的态度甚至比民意更重要。
嬴政正式亲政以后，来自管理层的这股压力一直都没有减弱过。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打了十五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结果国家刚刚稳当一点，丞相王绾马上旧事重提。王绾在嬴政正式成为皇帝以后，随即提出，皇帝应该继续学周朝搞分封制，也就是除了太子，给每一个皇子一块土地，让他们到封土建国，成为帝国的子公司。
这看着似乎是在给秦始皇的儿子们争利益，其实是官员们在给自己争。在天下统一以前，秦的国家体系一直是郡县制，也就是中央权力通过郡县两级逐层分解，最终直接下达到基层。这种体制下，即便国家版图扩大了，人口和官员的比例，对比原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就好比一个金字塔，光是基座扩大了，塔尖还是那么大点，而这势必导致作为管理层的官员，在面对皇帝时的议价能力减弱。天下一统以后，大家不但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安心享福，反倒要面临更加残酷的职业竞争——以前好歹多数官员都是秦国人，如今全天下的知识精英争这些有限的位子。这么一来，秦国的高级人力资源就成了买方市场。
如果改成分封制，每个封王都必然要单独建立一套管理班子，这么一来，等于凭空多出了一堆官位。职位一多，对知识精英阶层来说，自然就是卖方市场，竞争压力骤然下降。况且，在郡县制下，各个地方政府平级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但是分封制就不同了，封国和封国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而这种竞争最后会变成人才的竞争，这同样是在增加知识精英阶层的议价权。这种封国间的竞争一旦过度，必然需要中央政府来做仲裁者，对咸阳的高官们来说，这个角色可是比郡县制下的高官好太多了。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身居咸阳的这些京官，每天所做的无外乎是：把中央政府的命令层层分解下达，把下级上传的信息加以汇总上报，总之一切都有章可循，自由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而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是仲裁者，或者说那些身居中央的高官才是仲裁者。这时候，官员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将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封国为了自身利益，必然要在中央政府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身居咸阳的这些高管身后也就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那么他们面对皇帝的时候，议价权也会增加。
而一旦这些秦国高管们手中的议价权过分膨胀，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官员们虽然在理论上还是要对皇帝负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皇帝对他们的控制力将大大减弱；其次，秦国以功得爵、非功不赏、爵位不可世袭的原则，届时将无法守住，后果必然是阶层固化、门阀做大，社会资源再次被少数人所垄断；秦国的官场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规则：站队比能力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上级官员比百姓重要，务虚比务实重要……
一般说秦始皇坚持郡县制、拒绝分封制的理由，通常是认为他担心若干年后，秦国会像周朝一样，最终演化为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的局面。这只能算是远虑，如果一旦实施分封制，光是近忧就够秦帝国受的。官员手中的议价权增加，不光是会让皇帝失去对管理层的节制，对老百姓来说同样将是一场灾难。
分封制必然导致秦的政权体制叠床架屋，不断重复建设。官员要想在官场站得住脚，靠的将不再是能力，而是“势”。那么“势”从哪来呢？俗话说人多势众，届时朝中的掌权者，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必然要拼命增加自己的人员配置。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吃财政饭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搞实际生产的人越来越少。
那这笔支出最终会落在哪呢？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负担最终只能是老百姓来承担。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管理层如果没有议价权，必然会导致缺乏做事的动力，但是如果议价权过大，也势必会导致管理层逐步失去活力，最终成为整个机构运行最大的丢不掉的负担和障碍。而一定程度上的权力集中，是遏制这一趋势必不可少的手段。
此外，必要的内部竞争是好事，可是一旦出现过度竞争，同样会危及高层的权力结构，导致高层管理者手中议价权过大。
回到两千多年前，王绾以一种近乎逼宫的方式，向始皇帝嬴政提出建立分封制的主张。不同的立场，会导致人的是非善恶观念也有所不同。在王绾看来，可能他自己觉得这真的是在维护正道——利益取向这个东西，最终必然会深入骨髓，演化成一个人的文化或是信仰，最起码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如此。
王绾的这一通折腾，给国家埋下了隐患。面对官员们气势汹汹的逼宫，很多原本该做的事，嬴政都没法做了。譬如说，嬴政到死都没立太子，因为一旦立了太子，不管太子是谁，都意味着其他皇子再没什么指望了，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分封制的支持者，既然当不了皇帝，那做个藩王也是不错的。原本一群高管逼宫就够受的了，如果自己的儿子们也加入，那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同样因为这个问题，嬴政也没立皇后。道理是一样的，立任何一个妃嫔为皇后，都相当于暗示她的儿子很可能就是太子。
除此以外，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原王朝通常会在首都之外再设立一个陪都，来分散部分首都的职能，周、汉、隋唐都是如此。首都放在陕西关中，也就是现在的西安，陪都通常就是河南的洛阳，中央以此来强化对东部地区的控制。
嬴政这时候避免做出和周朝类似的设置，任何让人联想到分封制的举动他都回避。为了体现皇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决心，他只能把首都的一切职能，都集中在咸阳，这样一来，势必弱化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
而嬴政所面临的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些。
焚书坑儒
关于秦始皇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可能就是焚书坑儒了，因为这一件事，嬴政被历代文人骂成是暴君，一骂就骂了两千多年。
王绾选在国家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节骨眼儿逼宫，真是选对了时候。这个时间段，正是秦始皇最离不开这些高管、指着他们干活儿的时候，说得直白一点，这就是趁火打劫。而如果这仅仅是几个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利益，或者说好听点是理念之争，那也就罢了，可是这场逼宫，是把整个国家以及老百姓的利益都压上去了。
国家刚从战时状态向和平时期转轨，外部环境、西北地区还面临着匈奴人的威胁。这种情况下，你要求整个上层建筑什么都不干，先陪着你坐而论道，否则就罢工，起码从道义而言，王绾和他的支持者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算光彩。
一直以来，嬴政在面对知识阶层精英的时候，可能是被某种政治正确给困扰住了。自从嬴驷杀商鞅之后，为了在知识精英阶层重建信誉，秦王室在对待这个群体的时候，一直是比较谨慎的。
吕不韦都卷入政变了，这么好的借口，嬴政最终也还是没杀他，只是罢免了他的丞相之位。丞相王绾带头逼宫，最后也仅仅让他辞职，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下了台阶。可以说，除了嫪毐政变以外，秦国朝堂的政治斗争一直都不是很激烈，像后世汉武帝、朱元璋那样动不动一个案子牵扯成千上万人的事，在秦国根本没出现过。
在封赏方面，始皇帝的做法同样是有政治正确的味道。秦灭六国打了十五年仗，期间一共封了二十八个侯爵，这是官方承认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批人。到侯爵这一级基本就等于拿到了董事会的席位，对国家大政方针都有发言权。而这二十八人里面没一个是王室成员。要知道，当时秦国没有爵位世袭一说，所以王室成员也得通过以功得爵这条路，来提高社会地位。
这么安排，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彰显皇帝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绝对公正，没有私心。
而在意识形态上，嬴政政治正确的味道就更重了。秦统一天下以后，嬴政在朝堂上设立了一个博士官制度，这个“博士”和现在学位制度里的博士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个官方编制。秦汉时期的博士官，有点类似于现在顾问委员会的意思：就是招揽一批知名学者，没有具体的职能和责权范围，什么都不管，但又什么都可以参与。招募进来的学者，都有行政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而且这个待遇还不低。比如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一说为八世），就被封为文通君。在当时，封君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商鞅、白起还有赵国的赵奢，这些著名的人物都被封君。
纵观始皇帝嬴政的一生，从执政角度说，设立博士官制度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败笔。嬴政在面对一堆大臣的压力下，一直努力维护秦国的管理制度，可是不料想在这样的坚持中，他自己却撞开了一个口子。
博士官制度在很多方面和秦国的政治原则都是相悖的。首先是非功不赏、以功得爵。孔鲋除了他的先祖特别有名气外，史书上查不到这个人对秦国有什么贡献，可是给予他的地位却堪比再造秦国的商鞅、战神白起。
而且这个机构的定位异常混乱：你说是行政机构，它却没有任何责权；说它是学术机构，可是这些人天天在朝堂上杵着，也没见做学问；说它是军师智囊团，也没见他们参与任何具体事务的谋划。
官方养学者这种事在先秦时代并不新鲜。最著名的就是齐威王田因齐搞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当时齐国的中央财政负责给稷下学宫里的学者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学者们在其中做学术讨论，但从来不会参与朝堂政治。
而且稷下学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兼容并蓄、百无禁忌。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总之任何学派都可以在其中自由讨论，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各种思想自由碰撞的平台，稷下学宫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和文化成果，至于这些成果哪些会为国家所用，那是齐国的政治家们要考虑的事，和学宫里的学者并无直接关系。
反观嬴政搞的这个博士官制度，学术和政治搅和在一块，黏黏糊糊一大堆，分都分不清。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学者的招募中完全是有选择的，儒家学者占了绝大多数，学派单一化、同质化，那百家争鸣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之所以说不可思议，是因为秦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为治国思想的主轴，其中还包含墨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派，但唯独没有儒家什么事。
嬴政设立博士官，首要目的可能就是彰显国家对文化的重视。博士官主要是儒家学者，也是基于嬴政面对当时麻烦的一种妥协。
我们知道，孔子所创的儒家和后来西汉董仲舒搞的儒学相去甚远，连核心思想都不一样，和后来的程朱理学比，差别就更大了。
如果单看政治主张的话，孔子的主张其实是恢复周朝的体制。而《吕氏春秋》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恰恰就是儒家理论。这就好理解了。以吕不韦为代表的一堆精英新贵，都在盼着国家重新搞分封制，让管理层的利益得以固化。这个利益诉求谁都不能直接说，必须把争利的事搞得风雅一点，于是乎，这些官员就开始普遍推崇儒家学说。
嬴政之所以拉一堆儒家学者进来，其实是一种妥协的态度：你们推崇儒家，我也重视儒家，我们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嘛。另外，他也希望借这些儒家学者的嘴，来说服这些大臣：你们总拿儒家的理论来说事，如今找一些博学之士参政议政，总该无话可说了吧？
秦国设立博士官之后，这些儒家学者写了不少主旋律的东西颂扬始皇帝的政绩，大儒周青臣在嬴政的生日宴会上，就现场来过一段颂词。按理说，秦国法律为了避免官员沽名钓誉，是严禁对君王和官员歌功颂德的，如今嬴政这么搞，等于是废弃了这条原则，其目的就是想告诉群臣，今天辉煌的胜利来之不易，大家千万别再折腾了。
可是不要忘了，一切理念之争的背后，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不解决利益问题，不解决人的问题，想光靠讲道理来说服对方根本做不到。退一步说，我说理说不过你，我还可以撒泼呢！
撒泼的结果是王绾辞职，之后复辟派的官员们消停了一段时间。过了三年，这件事再一次被重提，还是要求皇帝搞分封制，那些嬴政请来的儒家学者，也都纷纷站到了复辟派一边。没有办法，这背后隐含的利益实在太大了，这些精英们即便是前赴后继，也要想方设法吃到这块蛋糕。
中间的细节我们略去不表。结果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逼宫，彻底激怒了嬴政，博士官制度因此被皇帝废除，始皇帝下达《坑儒令》，一共处死了四百六十多号人，一大批儒家典籍也成了禁书。
细论起来，嬴政的这个处理方式并不算成功。
最开始的时候，嬴政面对朝堂上的复辟势力一直是在刻意回避冲突。一提这件事他就打太极转移目标，打仗，修长城，实在找不到抓手了，干脆就不立太子、不立皇后，就避实就虚，建立博士官制度讨论学术问题。这边是不断的回避、退让，那边却是死缠烂打不死不休，这样逼宫到嬴政忍无可忍，矛盾就以最糟糕的形式被激化了。而最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双输的。
如果一团软软的棉花里面藏了一根针，这时候你还去捏它会是什么结果？始皇帝一开始的不断避让，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以不断地逼宫，反正没有要命的风险。但是，棉花里都可以藏针，何况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所以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双方较量的姿势都不正确。
嬴政的这种行事风格，或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赵国做人质，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事事都需要谨小慎微。好容易回到了秦国，母亲赵姬又私心太重，为了和嫪毐一起把持秦国，一直压制自己的儿子，让一国之君直到二十四岁才有机会亲政。慈禧对光绪可以如此，他们毕竟不是母子，赵姬和嬴政可是亲母子。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非常容易让人养成隐忍、戒备的心理。这种隐忍一旦越过了红线，最终的爆发也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处世风格其实并不好。因为总有那么一些矛盾，是不会因为你的刻意回避而消失的，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尽早地把矛盾解决掉，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好事，隐忍反倒可能成为对方得寸进尺的诱因。
于我们个人而言，开诚布公、不让矛盾积压绝对是个好习惯。在我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只要尺度得当，把自己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同样不是一件坏事。
作为一国之君，嬴政面临的情况远比如今的职场要复杂。焚书坑儒这件事虽然处理失当，但终归还真是一个局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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