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规则的改变，最开始让人们感觉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们才见得到收益。

    取舍有方：“格局”影响未来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3》里面，“五国伐齐”是秦昭襄王嬴稷完全进入状态之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

    战国中后期，齐闵王在苏秦的忽悠之下，一举灭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宋国。结果没承想，这件事让齐国成了其他诸侯国的公敌，秦国牵头，联合赵、魏、韩、燕群殴齐国。最终的结果是齐国差点被灭，从此一蹶不振，齐闵王也在逃跑过程中死在了楚国人手里。

    这里面最让人意外的是，素来被人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却承诺不要齐国一寸土地，打完了就撤兵。可以说在这件事上，嬴稷表现得实在是太“仗义”了。

    我们之前说过，每一个诸侯国都好比是一个创业公司。打仗是要花钱要死人的，秦国作为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企业，偶尔拿出一些小钱做做公益，改善一下公众形象，这个倒是有可能，但是在战国时代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投入一个做大项目的资源，却不要一点回报，这就太不可思议了。

    要搞清这背后的猫腻，我们就必须从当时的全局来看。

    经过几百年的激烈竞争，诸侯国已经分化形成了三个梯队：

    秦国和齐国处于第一梯队。秦国不用说，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国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都排在战国七大之首，综合实力是当时的NO.1。而齐国呢，拿岳云鹏的相声里的段子来说，就是标准的富六代。

    齐国大致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这里土地肥沃，水热条件俱佳，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直到现在，山东还是我们国家的农业大省。此外，这里背靠着渤海和黄海，所以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盐资源。特别是盐，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国家放开盐业专营，其实也不过是最近两年的事，而在当时，控制盐业资源和现在控制了石油差不多。再者，齐国的位置还联通南北，所以商业也非常发达。它的首都临淄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地位放在现在起码相当于纽约。齐国的强大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有钱。

    可是除了有钱，齐国其他方面就比较菜了。

    军事方面，按照史书记载，齐人长于技击，疏于阵战。翻译成白话就是，打架可以，打仗不咋样。咱们语文课本里面的那篇《曹刿论战》，曹刿打败的就是齐国军队，而当时领导齐国的还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管仲这一对齐国史上最强大的CP。

    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可能是因为太富裕了，齐国自身改革的动力一直不大，齐威王田因齐时代搞过一段时间的高压反腐，任用了一些平民官员，但最终也没怎么触及根本。五国伐齐时，齐闵王的丞相是孟尝君田文，而田文的封地基本就是国中之国，根本不受中央政府管理。

    齐国就好比一个企业，技术力量一般，内部管理一般，但是架不住人家资金雄厚，身大力不亏，光堆钱，就可以给自己堆出一个业内龙头老大来。

    除了齐国和秦国，韩、赵、魏、燕、楚都已经沦落成了二流国家，处于第二梯队。此外还有鲁国、宋国之类只能打酱油的小国，算是第三梯队。

    这样一来，天下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秦与齐两个超级大国东西对望，中间一堆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国家来回摇摆。

    对秦国来说，这种平衡局面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吞灭六国一统天下是它的基本国策。有齐国这个庞然大物在对面制衡，秦国要想东出，基本就没有指望。只要秦国动作大一点，齐国这个大金主就可以组织几国一起抵抗秦国。

    齐国人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舒服。它也是大国，国君也有做天下之主的想法。到了齐闵王一代，齐国的GDP已经远超过其他诸侯国，此时的齐闵王也开始雄心勃勃地准备称霸天下。当然他这么想倒也无可厚非，仅从实力上来说，齐国确实是除秦国之外，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家。这时候，齐闵王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利用手头流动资金充裕的优势，尽快把国内的几块短板补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赶紧练好内功。

    其次，应该持续不断地组织合纵伐秦，对秦国的盟国采取且打且拉的政策，这样就可以不断削弱和孤立秦国，同时让天下的动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保持自己国家及周边的稳定。这种模式短时间内可能见不到什么利益，反倒要花不少钱，但是长远来看，这将为齐国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日后等到时机成熟，自然就有机会大出于天下。

    然而齐闵王却只能看见眼前的利益。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投资必须尽快变现，必须马上能见到收益。于是齐闵王很快就盯上了宋国这个小国。

    宋国差不多位于现在河南商丘那一带，这个国家面积不大，也没什么军事力量，但是它的商业特别发达，国家特别富裕，所以也就免不了要被人惦记。在齐闵王看来，宋国其实就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软柿子——相对比较好打，而且还有钱。

    齐闵王的这种思维模式在如今也照样不新鲜，说难听了就是急功近利。我们国家很多产业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和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众多企业如今依然是重营销、轻研发，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缺乏对全局的判断。

    甚至于在个人人生规划上，这种思路也是存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曾经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当他们面对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时，是该选择去工作还是该继续深造，或者是一份工作收入不错，但是发展空间不大，另一份收入相对一般，但对个人提升很有帮助，这个时候该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你是寒门子弟，全家都指着你养家糊口，那自然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可如果你的家境还不错，那么不妨趁着自己还处于学习能力的高峰时期，尽可能提升自己。至于所谓的“啃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算什么问题。你短期内或许拿不回来多少真金白银，但是它给你的未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两千多年以前，齐闵王就为自己的急功近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前面说过，当时的天下事实上处于一种东西两强相互制衡的局面，所有处于第二、第三梯队的国家都是这种平衡的受益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左右逢源的空间。齐国一举吞灭了富庶的宋国，一下子打破了这个平衡，更重要的是它让这些二流和三流诸侯国在心理上失去了安全感——今天灭了宋国，明天没准儿它就会灭到自己头上，虽说齐军不怎么能打，但架不住人家有钱，哪怕是用钱砸，也能砸死你。

    这么一来，齐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各个诸侯国的公敌。而秦昭襄王嬴稷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号召各诸侯国联合讨伐齐国。一旦东西制衡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秦国自然就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齐国被打垮，秦就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到时候再想吞灭各国，理论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嬴稷之所以承诺不要齐国寸土，为的就是避免各诸侯国之间讨价还价、来回扯皮。尽快达成协议，尽快联合攻齐，与这个战略大格局的改变相比，齐国的那点国土根本不值一提，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反倒可能会破坏自己的大目标。因为一旦拖的时间长了，齐闵王就有时间恢复灭宋所消耗的力量，同时还能消化掉宋国这个战果，把它变成自己的国家实力。到那个时候再想打齐国，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时间一旦拖长了，诸侯们就可能从最初的恐惧中回过味儿来，如果他们意识到平衡被打破之后的最终结果，肯定不会再去配合你。

    有句话叫“搂草打兔子”，很多人在处世的时候，总会这么想，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看见一些其他的机会，也可以捎带获得一些利益。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过分关注这些次要目标，最终殃及主要目标，那就得不偿失了。

    舍得，有“舍”方有“得”，而舍什么、取什么，归根到底靠的是一个人对全局的掌控，也就是所谓的“格局”。

    显然，嬴稷的格局要比齐闵王大得多。秦国的这笔投资，看似没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天下的格局，为后世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奠定了最关键的一块基石。而齐闵王，在逃亡途中最终被楚国人所杀，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决定结局”。

    ·注·

    赵武灵王赵雍所处的年代，恰好跨越了秦国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个时代，秦武王突然去世之后，原本在燕国做质子（人质）的秦王子稷随即回国继位。而这一切能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获得了赵武灵王的支持——赵军一路护送嬴稷母子回到了秦国，为其登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这也意味着赵国让自己成了秦国的“债主”。

    秦王稷（昭襄王）登基伊始，迫于赵国的压力，实际主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不得不同意任命原赵国官员楼缓为秦国丞相。在先秦时代，如果两国结盟，由其中一国人到对方国家为相，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譬如在秦惠文王（秦王驷）时代，孟尝君曾入秦为相，张仪也曾入魏国为相。而苏秦的所谓配“六国相印”，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始终是为燕国的利益在服务。这种外邦丞相的主要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在国家战略层面协调两国的利益。至于这种丞相的含金量，则完全取决于两国之间谁更占主动地位。考虑到当时赵国在地缘和政治上对秦的压力，楼缓入秦为相，对秦来说恐怕是带着不少屈辱的性质。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这种情况是头一次出现。

    在赵武灵王被自己人饿死在沙丘行宫以后，赵国国势随之急转直下，楼缓跟着就被秦人解除职务礼送出境，也验证了这一点。

    搅局之道：规则的把握与利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必然有政治，而只要有政治，必然有你来我往的斗争，其中有武的也有文的。

    在历史书里，但凡是涉及变法、改革之类的内容，必然会记载那么几次朝堂之上唇枪舌剑的辩论，譬如最著名的西汉盐铁会议。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辩论最终无一例外都是以改革派的胜出而告终。辩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彼此讲道理，而在政治世界中，往往最无用的就是讲道理。改革归根到底改的是利益划分，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归属没有对错，只有输赢、得失。

    任何关于改革的动议，一旦被拿到朝堂之上讨论，其实说明最高层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讨论并不是真要听那些未来的利益受损者讲道理，而是要通过争论本身来看清谁支持、谁反对，通过辩论的激烈程度，对未来改革的阻力做出一个预估判断。即便是反对声浪过大，作为决策者也不过是暂时作罢，换个时间再做而已。

    真正高明的反对者，在这个阶段是不会跳出来打这种无用的口舌官司的。所谓“疾风过岗，伏草惟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阵大风刮过山岗，那些挺拔的树木，很容易就会被大风连根拔起，可那些见风就趴下的小草，反倒可以生存下来。两千多年前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在新政推行之前，秦国高层并没有闹到要杀人立威的地步。

    搅局的铁则之一：你要争的是输赢，而不是道理上的对错，当大势无法阻拦的时候，保全自身就是第一要务。

    商鞅变法是各诸侯国中最成功的，而秦国反对派的搅局，其实也是花样最多的。即便秦国的改革是最彻底的，也没能妨碍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地反复。这种搅局，从秦孝公时代一直贯穿到秦始皇时代。

    秦国变法开始以后，反对派们很快就把搅局事业从朝堂上挪到了朝堂以外。有句话叫“大政在野不在朝”，意思是说真正要改变一国的政治走向，最终靠的并非是上层的宫斗，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认知。这一点，无论是变法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意识到了，舆论战是秦国政治斗争的重中之重。

    据历史记载，在商鞅变法期间，秦国起码搞出过两次大的舆论热点事件。这两件事在风格上非常接近，都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套路。任何改革，最终都是要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而真正高明的搅局者绝不会站在外面试图破坏规则或者否定规则，相反，他会加入，甚至会比那些支持者更清楚这些规则。

    搅局的第二条铁则：成功破坏一样东西的前提，不是憎恶，而是了解。

    那具体什么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呢？当时商鞅和秦孝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老百姓上访。新颁布的秦法当中有一条非常明确，就是禁止集会，对集会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反对派偏偏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任何规则的改变，最开始让人们感觉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并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见得到收益。秦国上层的反对者，恰恰是在打这个时间差。新法推行之初，他们利用民间的不满情绪，组织大量平民到首都栎阳集体上访，这么一来，确实是将了秦孝公和商鞅一军。

    如果你真的严格执法，把这些人统统下了大牢，那后面必然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要知道在战国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并没几个人去遵从。如果孝公和商鞅急急忙忙去挖幕后的主使者，后果同样难以承受，搞不好，很可能会把上层原本心照不宣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更可能让主使者博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头衔，到时候只怕是麻烦更大。

    而如果冷处理，等于是开了一个法不责众的恶例。法家变法，要的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几番权衡下来，商鞅和秦孝公选择了冷处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认”。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招是最笨的，但在很多时候也恰恰是最明智的。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商鞅和孝公要的是最终的胜利，而不是争一时一事的输赢，哪一个选择对整体影响最小，这个选择就是最正确的。

    这一回合较量过后，没过多久反对派的第二击就又来了。秦孝公的太子嬴驷，在这些人的怂恿下也违法了！当时嬴驷应该就是十来岁，正处于熊孩子阶段。这个麻烦比上一个更大。嬴驷是太子，你要是真处置他，最终可能危及秦国的权力继承，那后面的问题性质就完全变了。原本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脚，如今一下子变成了立储之争，这必然会带来高层的政治地震，这是要动摇国本的。

    能不能还学上次那样冷处理呢？同样不行。你对集体上访的老百姓网开一面，虽然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原则，但依然维系了国家在百姓心中的信用。只要信用维持住了，人心就不至于散，法律的权威性在后面还有机会修复找补。

    可这一次不一样，违法犯罪的是太子。法家治国有一条原则：举国一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也就是俗话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权重而言，这一条原则远比有法必依要重要。后者是一个反映高层权威性的问题，而这条反映的则是高层的信誉问题。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这条原则其实也是立法者和平民之间的一道契约。权威性受到挑战，还有机会修复，而信誉一旦受损，修复起来将异常困难。时至今日，同样如此。

    所谓威信，威即权威，信即信誉。对任何机构的领导者而言，失信的危害往往远大于失威。而企业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同样如此。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恰恰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维护面子远比维护信誉要重要，而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信誉没了，人心散了。

    反对派给孝公和商鞅做了这样一个死局，历史上并未记载这是谁干的，但这个人绝对是操弄权术的高手。首先他明白，这种政治斗争，最终争的就是人心归属。其次，他在节奏把握上也恰到好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就开始惠及平民阶层，人们对新法带来的不便之处也已经慢慢适应，那个时候再作文章，在舆论上造谣诽谤，肯定是吃力不讨好。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一件好事刚刚降临在人们头上时，除了惊喜之外，恐怕人们心中还会有疑虑，这些好处是不是别人设的套，或者这些好处会不会得而复失。越是平民阶层，这种不安全感越强。一旦让人感觉到得而复失，那对人心理的冲击将比得不到还要严重得多，这就是人性。

    此时的秦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这名高手不再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而是利用人们的疑虑。此外，这个人对法家治国的理念，以及其中的关键之处，同样心知肚明。商鞅或是秦孝公，其中只要有一个这个时候出来保太子，朝堂之上的反对派绝对会顺水推舟，让嬴驷安然无恙。

    而一旦这样，秦国法律体系的信誉必将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在老百姓看来，法责不责众是国家仁不仁义的问题，而法责不责太子，则是国家有没有信用的问题。如果法不责太子，那么孝公和商鞅苦心聚拢的人心将在短时间内散尽，面对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如果失去民间支持，改革必然难以为继，后面就有可能让对方翻了盘。

    可以说，这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死局。所幸的是老天爷眷顾这君臣二人，让嬴驷晚生了几年，当时他还未成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律》里面，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那是不是幕后主使者棋差一招，没算到这一步呢？恐怕不是。这一法条无疑是救了嬴驷一命，但事情到此远远不算完。

    按照相关法律，秦国廷尉府对嬴驷免于处罚，这是没问题的，符合程序正义。可一旦牵扯到他的太子身份，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

    在处理民间纠纷，或是公司内部处理平级人员之间的矛盾时，通过程序正义原则来平息争论，这个没问题，可是上层对下层，官方对民间，或是企业对受众，你也只讲程序正义，这就远远不够了。

    在老百姓看来，这不过就是你失信以后的托词罢了。这种心理很正常，居于弱势一方的人群面对强势一方时，出于保全自己利益的考虑，必然会有极强的戒备心理，这和老百姓讲不讲道理没太大关系。这种时候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试图用这一条去应对社会舆论，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当时商鞅即便搬出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条款，最终的结果也只是给嬴驷找了个台阶下。秦国的改革，在民间还是要面对信誉崩溃、人心散失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不能处罚未成年人，但是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罚监护人。于是商鞅当即收押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我们说过，称谓里带公子或是公孙的，那就是皇亲国戚，而能教导太子，说明这俩人不只是王室成员，而且是王室中非常重要的人。

    最后宣判的时候，商鞅完全是顶格判的，判处这两个人“劓刑”，也就是割掉鼻子。这不光是毁了人家容，还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人格侮辱，如果抠法条，这样的判决对二人确实算不得公正。

    商鞅面对政治对手的这次算计，完全是靠死打硬磕扛下来的，即便是秦孝公再支持商鞅，他毕竟不能左右所有的王室成员。此后，虽然秦国变法依然在顺利推进，可是商鞅与秦国王室之间的裂痕，却已经留下了，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孝公去世以后，商鞅被车裂而没得善终，一大半的根源就在这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暂且不考虑道德问题，所谓权谋，最高的境界并不是玩阴谋，不是隐瞒欺骗，而是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操弄规则，而最高明的搅局，则是把握大势、操弄人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

    ·注·

    关于商鞅的结局，人们通常的印象是他因为反叛而遭车裂，并且这里面还引出了“作法自毙”的典故（逃亡过程中没带“身份证”住不了旅馆）。

    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出自《史记》一书，是孤证，而且其中有不少细节经不起推敲（类似的问题在《史记》里不止一处）。

    这些问题暂且不论，我们这里只说一点：秦国丞相范雎评价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句话是对外国使臣说的，而且是当着秦王嬴稷的面说的。

    嬴稷是嬴驷的儿子，假如商鞅真是以叛徒的身份被嬴驷处决的话，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讲，还是从常理来推断，范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更何况还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

    当然，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些终归只是细节。总而言之，秦王驷废人但存政，成了秦法新的守护者。在商鞅身后，华夏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内行外行：“统”“治”需分离

    外行能不能、该不该领导内行？这是一个时不时就会被人提出来的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统治”这两个字说起。汉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现在两个字为一词，但是在古汉语里两个字通常是独立的意思，比如“商贾”“法律”“官吏”……

    “统治”这个词，从政治和管理角度来说，“统”和“治”一直都是两个概念。能够做到“统”和“治”分离，是管理体系成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秦国的商鞅变法，从管理学角度来说就是基本实现了统和治分离，建立了职业官僚体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君王负责统，大臣负责治。那么这和“外行”“内行”有什么关系呢？

    世界上永远都不可能存在外行能做好内行的事，这和所谓的“跨专业”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跨专业”，无非是从一个行当的内行变成另一个行当的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本质上就是一个“统”和“治”的关系。

    “治”就是处理具体的业务，这其中包含了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而“统”就是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保持不同人之间的责权平衡、利益平衡……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统”看做是比较特殊的专业领域，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哪所学校会开设这么一个专业——你见过哪个学校有皇帝专业、总统专业？市面上所谓的总裁班，真正的价值无非是让你去拓展人脉。

    之所以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诉求，说白了无非是为了避免一个专业部门内部近亲繁殖、统治不分，最终尾大不掉形成独立王国。专业的人还是去做专业的事为好。

    在秦始皇之前，秦国六代国君，从秦孝公嬴渠梁到秦庄襄王嬴异人，在内政上都没什么存在感，这点从历史书上我们就能感觉出来。如果不关注历史的话，你连名字都未必叫得全。可秦国恰恰是在这六代低调的秦王手里逐步壮大起来的。

    秦朝末年，当国家陷入混乱，最后还在挽救大秦帝国的，是并非武将出身的章邯。这个人最早干的是少府令，属于秦的高级管理者，他的部门负责管理秦皇室的财务和收税，和军事并不沾边。章邯懂不懂军事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懂得如何用人。当陈胜、吴广大军兵临函谷关时，秦国最大的问题是关中没多少兵可用，如果临时征召肯定来不及。章邯给正在骊山修始皇陵的劳改犯下了道命令，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行，前提是他们要自愿组成军队抵抗叛军，这样不但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还能依据军功授爵制度获取相应的爵位。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激赏之下，章邯在短期内就组织了一支规模达十万人的囚徒军团。军队有了，剩下的事自然有专业的参谋和中层军官来负责。这么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就彻底镇压了陈胜、吴广大军，还斩杀了项羽的叔父项梁。像章邯这类能够出将入相的人才，并不一定就精通多个行业，但他必然精通“统治”二字的精髓。

    楚汉争霸的时候，汉延续了秦的管理体系，关中的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意识到汉王刘邦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有丞相萧何。一般来说，英明的君主不会去插手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他所要做的，无非是选出合适的高级官员，并且在关键的时候决定他们的去留。

    而作为汉王朝的大管家、CEO，丞相的工作也同样是选人、用人、监督人。汉文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典故，汉文帝在朝上问右丞相周勃：

    今年的死刑犯有多少？

    不知道……

    今年财政，收了多少粮食，多少钱币？

    还是不知道……

    周勃是刘邦时代的老将，资历老打仗行，但做CEO确实不是他的专长。两道题问下来，他的脸上就挂不住了。

    汉文帝又把左丞相陈平叫来，问了同样的问题。陈平说让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来回答问题。文帝说那我要你干什么呢？陈平回答道，我是替你管好他们的。最后的结果是，周勃选择了辞职，汉朝废除了左右丞相制度，只设一相，首位丞相就是陈平。

    作为高层管理者，事无巨细过多地插手具体事务，也许能给外人一个兢兢业业、深入基层的印象，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种越俎代庖并不是什么聪明的举动。术业有专攻，你的职责就是明确赏罚，维持管理人员的稳定和平衡。过多地插手自己压根不懂的业务，只能是给下面搅局。

    日本明治维新时，首位海军大臣是西乡从道，这个人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专业知识完全是外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也从来没打算去弄懂。每次视察的时候，下属给他讲解，他也从不装懂，动不动就恍然大悟来一句“なるほど”（原来如此），久而久之，下面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原来如此”大臣。这么一位外行曾经连续三次出任海军大臣，期间日本海军还打赢了甲午海战，后来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对他一直是言听计从。

    山本还是大佐的时候，西乡从道让他做一份报告出来。山本为了这份报告折腾了大半年，做好交给西乡从道以后，没几天西乡就告诉他，看完了。

    山本就问，不可能吧，整理这份报告花了七个月，大臣您怎么可能五天就看完了，您不会是没看吧？

    他还挺聪明。西乡从道确实没看。山本权兵卫当时就炸了，身为海军大臣，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对部下的心血如此不屑一顾？！

    结果西乡从道乐呵呵地跟他说，我是陆军出来的，反正也看不懂，何苦看它啊？我是长官，不需要看，你们看到就行。我呢，就是负责帮你们要钱要权的。

    从此以后，山本权兵卫就彻底跟定了西乡。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始终应该秉承这么一个态度：君不与臣争功，上不与下争功。管理层要做的，无非是激赏和惩戒，具体执行者们把事情做好了，这自然就是你的功劳和政绩。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个体制有完备、可量化的激赏机制，并且最高层领导者心里有数，知道功劳是谁的，不会因为一时的好恶或是沽名钓誉，扰乱赏罚机制。假如这两点做不到，面对一个昏聩的上层，其实也就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了。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智慧，该如何把握制约和激赏这个度，往往只有当时当事才能说得清楚。这一点并非人人能做得到，所谓“上智谋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众多的领导者，往往会担心作为执行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自己架空，于是便热衷于各种“办公室政治”，最终，种种宫斗戏让做技术做业务的人员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导致实际事务做不下去，满盘皆输。

    要避免这种局面，需要领导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睿智者立法。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不只是建立了统治完全分开的管理体制，而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功赏体系、监督机制。

    秦国以功授爵的体制完全涵盖了王国里的所有国人，在一个工程中，每一个人只要有贡献，就会有相应的奖励规定，并且这些绩效考核都是量化过的，完全避免了舆论、风评的影响。这样就避免出现领导不到一线就没有政绩，或者功劳全归搞行政的、错误全是一线的等等类似的问题。

    在人员选拔上，秦代还没有科举制度，人才选拔主要还是通过举荐或是自荐，但是秦法当中有明确的监督和问责机制。譬如一个官员违法或是渎职，那么当初的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比如秦昭襄王时代的丞相范雎，就是因为举荐了自己的两个恩人，结果这二位都不争气，一个渎职导致战败，一个干脆叛逃，这最终导致了范雎被罢免。

    这种模式同样避免了小团体近亲繁殖、结党营私。而事实上，相对于事前考核或是选举，监督、问责和弹劾机制的成熟与否通常要更加重要。毕竟骗人一时容易，骗一世要难得多。

    明确了责权范围、利益边界，这使得秦帝国的国君和高管敢于放心大胆地做甩手掌柜，把专业问题交于专业人员，也使得下层的技术人员可以较少受政治掣肘，放手做事。可以说，正是规则和赏罚的科学、明晰，造就了两千多年前效率最高的行政体制。

    怀才不遇：见识与能力不是一回事儿

    如今大家总在说要提升个人能力，那究竟什么算是能力呢？

    所谓的能力，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种：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是否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则要看你自己的人生定位。

    从古到今，“怀才不遇”这四个字在历代文人嘴里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但是细究一下，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可能真没文人们说的那么高。

    《史记》里，司马迁写了三个活得最憋屈、最怀才不遇的人：屈原、贾谊、李广，而这三人里面又首推屈原。

    屈原出身于战国中期的楚国贵族。当时因为各诸侯国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所以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草根逆袭”的黄金时期，布衣寒门出将入相的事，在当时并不罕见。即便是像楚国这种极度保守的国家，也有过楚悼王任用平民吴起为令尹的前例。

    楚国王族有三个分支：昭氏、屈氏、景氏。屈原便来自屈氏。也就是说，屈原其实是王族子弟，真正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如果说他没有上升通道，就好比说王思聪缺钱一样可笑。况且屈原当时已经官拜左徒，差不多相当于如今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都到这个级别了，还说“怀才不遇”恐怕就说不通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共计四千五百字，其中记载屈原生平的共计一千多字。要知道在《史记》当中，连韩国灭国这么大的事司马迁也才写了十七个字，可见太史公对屈原这个人是青睐有加，基本就是把屈原当成自己的“爱豆”了。可问题来了，司马迁这么粉屈原，却在这一千多字里光写他怎么跳江了，对于屈原具体的本事、功绩，基本就没说。

    所谓“才华”，并不是说谁有，你就有的。

    如果没有立得住的功绩支撑，所谓的“大才”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其实谈不上冤枉。我曾经给赵括翻案，也是因为他能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把战神白起指挥下的秦军杀得死伤过半，我们才能说“纸上谈兵”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表现才华还有其他途径，就是著书立说。最典型的就是韩非，韩非同样是韩国王族子弟，在他所处的战国后期，韩国内部的种种弊端已经是积重难返，而且韩国国力原本就不强，内外交困之下，韩国早已是救无可救。相比于屈原时代的楚国，韩非所面临的局面更加糟糕。这种局面下，韩非在韩国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施展空间，而他自己又不愿意像商鞅、张仪那样，转投其他国家。所以韩非把自己难以施展的才华寄托在一本书里，那就是《韩非子》，这部著作是法家各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有这么一部书存在，谁也不能否认韩非的才华。

    战国时代的精英们，普遍心态是寻求入世，事功心都非常强，所以纯粹为了学术著书立说的真不多。当时士人们写书，主要还是将其作为一种个人宣传手段，最典型的就是孙武，靠《孙子兵法》炒出知名度，直接获得吴王阖闾的高薪招聘。

    屈原的著作倒是也不少：《离骚》《天问》《九歌》《九章》……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你这完全是点歪了“科技树”。其实仅仅就个人来说，屈原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对自己的定位和认识上。

    一个人的见识和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所谓见识，或者说判断力，是你可以一眼看到问题的本源。就好比屈原，他可以看到秦国才是楚国最大的危险，也可以看到楚国真正的出路在于学习秦国，搞变法改革，屈原当时还为此专门制定了一套新法令，可以说屈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但是能力呢？

    “见识”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能力”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屈原和绝大多数自认怀才不遇的人一样，缺乏的恰恰是能力。仅仅能看清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还能根据现实情况，将一个大目标层层分解，做成具体可行的“任务包”，并且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执行下去。

    秦之商鞅、张仪、司马错等名臣，同样可以一眼看透世间问题的本质，但他们的能力却远远不止于此。譬如商鞅变法，可谓是“佛心鬼手”，可以在前期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隐忍不发，暗暗积累力量，又用长达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革，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痛觉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逐步架空旧贵集团，完成了这一重要步骤，才敢大刀阔斧一举改变秦国各阶层间的利益格局。

    反观屈原的种种表现，除了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他方面都没有可圈可点之处。据史书记载，屈原只要一见到楚王，就会打开话匣子，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而且说到动情处，保不齐就会失态、失礼。作为诗人，这叫随性，而作为政治家，这只能算是极不成熟。

    人们一般都认为楚怀王耳根子软，听信奸臣谗言才造成了屈原的悲剧。可是屈原每每在楚王面前失礼，楚怀王都能一笑了之，作为领导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其实也算不容易了。

    而且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本来就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面对楚王，屈原显然非常缺乏和领导者沟通的能力。即便是楚怀王缺乏决断力，靳尚、郑袖还有张仪这个秦国外来户，他们都可以轻易影响楚王的决断，屈原作为左徒原本并不缺乏楚王的信任，在这种占有优势的状态下，为什么就不能呢？这说明他并不擅长与人沟通。如果你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陈述一件事的利害关系，仅仅给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是很难说服任何人的。

    这种定性不定量的思维习惯，也直接影响到了屈原的判断。比如屈原认准了秦国是楚国的最大威胁，于是就主张彻底与秦决裂，可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并不是这么玩的。国与国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绝对的敌友关系，这就好比1942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它未来和苏联必然会是敌对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美国就应该和苏联人为敌。

    而屈原恰恰是没有这种量化思维的习惯。其实在当时，楚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与秦国的友好关系，只要不出现一边倒的情况，那么对楚国来说的确是有利的。屈原一上来就坚决反秦，这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降低你在世人眼中的可信度。某种程度上说，屈原这种缺乏弹性的态度，反倒是促成了楚国后来对秦国的一边倒。

    在面对政敌的时候，屈原屡屡在朝堂之上直截了当地斥责子兰、郑袖等人，可是从史书里我们没有找到他采取什么措施，去逐步削弱这些贵族的基本盘，或是拿出这些人里通外国的证据来打击他们的势力。这就好比一个人天天对着一群恶人说我要砍死你们，说完以后却连刀都没磨过，那最终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屈原被放逐以至于愤懑自尽，与这件事恐怕是有直接的关系。

    在历史上，有见识但没有实际操作能力，最后能封侯拜相的人还是有的，楚汉时代的张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张良指挥打仗一点都不行，凡是他指挥的仗，不论大小基本都没赢过。论打仗他远不如韩信、灌婴、周勃这些人，具体管理也没萧何那两下子，搞秘密外交更不如陈平，而且从他年轻时策划过博浪沙刺杀始皇帝来看，这个人也不算很理智，也有一点类似诗人的气质。可是，他的见识超群，后来给自己的定位也非常准确。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刘邦身边的高级顾问，这个角色的影响力可以说无处在也无处不在，他不负责具体的谋划，而是在大方向上辅佐老大，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扮演的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但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多数时候，这不过是人们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识出了问题，混淆了“见识”与“能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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