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之殇：从奋斗的落魄贵族到自刎的西楚霸王
成功往往不可复制
高富帅、贵族范儿；非常能打，带着一帮小弟杀出一片天地；非常有女人缘，身边有一个可以陪着他去死的绝世美女；戾气太重，好杀戮；用人不察，身边的不少马仔背叛了他；最后，被对头困住，为了保持尊严，选择自尽。
这段话看着非常像描写黑帮的套路，但是，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史记》里，上面这些话都能一一对上号。有意思的是，这些要素放在商纣王头上，也照样适用。
项羽是楚国贵族出身，纣王出生于中国最古老的王族之一；传说项羽力能扛鼎，纣王也可以徒手擒拿猛兽；项羽身边有虞姬，纣王身边有妲己，而且按照史书记载，这两个美人最后都陪着他们死了；《史记》记载，项羽动辄屠城、杀降，商纣王更是司马迁笔下的头号暴君；项羽身边，韩信、陈平、英布纷纷弃他而去，纣王身边，连微子、箕子这些血亲都背叛了他；最后，项羽自刎于乌江，纣王自焚于鹿台。
权且不论这些事的真假，一样的事，放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成了暴君、昏君的代名词，另一个却成了悲剧英雄，道理在哪呢？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史记》并不是很客观，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什么状态下完成的这本书。
历史上真实的项羽，他的一辈子确实也是非常有戏剧色彩的。两千多年以前，二十四岁的他跟着叔叔打天下，两年以后，由于一次意外，他成了家族企业唯一的继承人。在此之后，经过一系列打拼，他把家族企业做成了行业龙头老大。从出道算起，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他就迎来了人生巅峰。过了仅仅四年时间，三十一岁的他就公司破产、资产归零、众叛亲离，最后只剩下一个女人，陪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如今总有那么一些人，到处贩卖所谓的“成功学”。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里面都包含了大量偶然因素，甚至有一些运气的成分，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相对创业而言，守业反倒更需要智慧，运气在其中的权重通常微乎其微。换句话来说，对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研究一个人是如何失败的，其实比看他是怎么成功的，更有意义。
言归正题，我们接着来说项羽。项羽突然成为项氏集团一把手，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秦末大乱，楚国贵族项梁也随即起兵造反，企图在乱世之中分一杯羹。因为在被灭的六大国里，楚国的残余势力根基最深，而且在文化上，楚国与其他六个诸侯国差异也非常大。实际上在天下大乱来临之前，始皇帝嬴政并没来得及改造楚国，所以天下大乱以后，其他几国的复辟贵族基本都是被秦人打剩下的乌合之众，并没多少实力，唯独楚人还保持极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与此同时，秦国大将章邯率领由囚徒组建的十万大军，正在函谷关以东地区四处镇压复辟贵族。在现在山东省菏泽市的定陶区，章邯抓住项梁军事部署的破绽，一举全歼了项梁所部的楚军主力，连项梁本人都被秦军割去了脑袋。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项羽一直是被他叔父当成唯一继承人来培养的。但仔细琢磨之下这多少有点说不通。项梁自己有没有子嗣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自起兵开始，项梁一直是把自己的这个侄子当成战将使用。最开始在老家会稽郡杀太守，项羽担任的就是刺客的角色，起兵以后，他也一直是作为前军大将，带着楚军的前锋部队在打仗。照理说，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有帝王之心的人，都不会把自己的继承人放在危险的地方。一旦他有什么闪失，你的事业也就不再有未来了。
除非战场态势是绝对地一边倒，否则战场绝不是给太子镀金的好地方，更何况“统”和“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光在前线砍人，是学不会帝王之术的。这就好比隋末唐初，一直都是李建成留在长安，李世民和李元吉在外打仗，因为前者才是李渊认定的太子，而后者如果在战场上出了三长两短，抛去亲情，仅从利害关系来说，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定陶之战的时候，项羽和刘邦兵分两路，一直往西推进。结果章邯成功地绕开楚军前锋，直扑后方大本营，一举全歼了项梁所部。而项羽恰恰是因为待在理论上最危险的地方，反倒躲过了一劫，由此他才成了项氏集团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项梁一死，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意外。章邯回军北上。一来，北方地区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二来，章邯打算把所有叛军都吸引到便于大兵团作战的华北平原一举歼灭。章邯所选的预设战场是巨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
而在此同时，原先被项梁拿来当傀儡的楚怀王熊心，这个时候反倒一下子也有了实权，因为项羽当时根本没能力继续控制他。刚一翻身，怀王就对项羽起了杀心。为了压制项羽，怀王开始拉一个打一个，他扶持原本是外来户的刘邦，对刘邦是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这还不算，怀王紧接着又令项羽率领项家军剩余人马北上巨鹿和章邯决战。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的巨鹿就是个坑，项家军又刚刚遭受重创。秦军在巨鹿集结了二十万兵力，而项羽手里的兵力七拼八凑也就五六万，这里面真正的精锐力量也就两三万。这摆明了就是要他去送死。这还不够，为了能进一步制住项羽，怀王还给他派去一个上级领导——楚怀王的亲信宋义。
意外便由此发生了。宋义显然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途中一直拖拖拉拉不动，一拖就是四十六天。这反倒给了项羽和谋士范增重新谋划、私下串联各路将领的时间。宋义到达后，项羽突然毫无征兆地上演了一场下克上，发动兵变砍了宋义的脑袋，重新拿回了军队指挥权。
更要命的是，在这四十六天里，咸阳也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赵高杀了李斯，彻底架空了秦二世胡亥，同时还企图暗杀章邯派往咸阳述职的副将司马欣。赵高这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把秦国彻底送上了不归路。先前他们杀蒙恬、蒙毅兄弟就已经动摇了军心，而这次和李斯一起被杀的，还有代表军方利益的冯劫和冯去疾。前线的秦军对中央政府算是彻底断了念想。而赵高这个时候也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在他看来，在前线手握重兵的章邯已经成了自己最大的威胁，所以连他派来的副将也要杀。到了这一步，巨鹿的二十万秦军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理由。
通常的说法是，项羽能打赢秦军是因为“破釜沉舟”，但是，真实的战争从来不是靠玩命就能打赢的。这就好比真正的草根逆袭，不是光靠勤奋就能达成的。事实是，秦军王离部放弃抵抗，是在“破釜沉舟”一个月以后的事，而章邯所部停战，则是十一个月以后的事。而这段时间里，楚军和秦军的防线基本没什么变化，即便是《史记》里也没有关于这段时间秦军伤亡数字的记载。从军事常识来说，阵地战中，你统计不到对方的伤亡情况，那只能说明你从没占过战场主动权。
最后项羽和章邯之间的停战，史书里不叫“受降”也不叫“投诚”，而叫“殷墟会盟”。殷墟在现在的河南安阳。也就是说，双方是结盟，而不是谁打败了谁。不止如此，关中这块天下最重要的土地，也被均分给了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个秦军的最高军事主官。
在项羽和章邯有血仇的情况下，他能答应对方这么苛刻的条件，唯一的解释就是，楚军根本啃不动秦军。五六万对二十万，实力悬殊，当然谁也啃不动。
正是秦国内部的政治倾轧四处波及无辜，导致秦军将领处于自保和失望的双重心态，最终放弃了对咸阳政府的支持。而从项羽这边来说，一场原本是要弄死他的政治阴谋，反倒以楚军的不战而胜告终，在各路诸侯中，项羽从一个弱势的继承人，变成了击败暴秦的英雄。因此，项羽被各路造反诸侯推举成了纵长，相当于武林盟主，这一年项羽不过才二十六七岁。
这个年轻的贵族子弟瞬间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但是，到此他的运气基本也就被透支光了，后面的事，就只能交给智慧来做了。
权、责、利要平衡
我们总说一个人要有上进心、要有追求，那具体该上到哪层、进到何处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繁杂的因素都加以简化，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模型，将由三部分构成：责、权、利。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最终肯定都要落在这三样上面。“利”最简单，你的工作所能给你提供的财富就是利；“权”即权力，只要是和人打交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可以影响他人的权力，即便是天天宅在家里的作者或是程序员也不例外；至于“责”，则是一旦你的职务行为出了差池，你需要承担的责任。
一种于人于己都有利的理想状态，是每个人的责、权、利可以保持平衡。而在两千多年以前，项羽恰恰是因为没看清这个问题，结果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个跟头。他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始于这个错误。
公元前207年秋，章邯与项羽在殷墟会盟。一直以来，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都是各路造反诸侯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谁想一夜之间，大家成了自己人。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项梁和项羽虽然名为叔侄但情同父子。那么，章邯和项羽按理说应该是有杀父之仇的。可殷墟会盟的结果是，秦军维持原建制，仍由章邯指挥，不止如此，章邯、司马欣、董翳这秦军的一、二、三把手，都得到了封王的承诺。要知道，后来楚军阵营里，除了项羽是西楚霸王之外，也只有英布一个人获封九江王。
项羽并不是个有心胸的人，但凡是攻城略地遇到当地军民抵抗后，他无一例外会对城中百姓无差别屠杀。能让这么一个毫无恻隐之心的人如此妥协，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面对章邯，既没胆也没能力把人家怎么样。
或许有人问，不是秦国二十万降兵最后都被项羽坑杀了吗？非常遗憾，这个说法只见于《史记》这一本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文献或是考古证据能证明。况且从常识上说，在冷兵器时代，五六万人要去杀十几、二十万人，而且还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即便是统统被缴械那也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再者说，就算项羽和他手下的楚军个个都是超人，他们连二十万人都杀了，也不差章邯他们三个吧？非要留下对方还给人家都封了王，封地还是天下最富饶的关中地区，让他们获得了项羽手下众多有功之臣想都不敢想的地位和财富，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由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一个推断，当时项羽所率的楚军，实际力量定然要超过刘邦和其他一些诸侯，但是在面对章邯所率的秦军时，肯定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所谓殷墟会盟，那就是真的结盟，这并不是为了给章邯留面子的托词。
但是无论如何，项羽的确是终结掉了大秦帝国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加之楚军的规模和战力又都强于其他各路诸侯，于是这帮人一起推举项羽做纵长，差不多就是诸侯联军的盟主。而这个不过二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被一堆老家伙一起哄还真就应允了，殊不知这背后正是人家给他挖好的一个大坑。在此之前，陈胜、吴广两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死在这些老家伙的算计之下。这些人打仗不行，对算计却是驾轻就熟。
项羽这个所谓的“纵长”，听上去好像非常厉害，可是细推敲一下，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个虚名，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就是无利可图。不止无利，还无权。楚军和其他诸侯之间的联盟只是空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项羽对各路诸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手段，这就是“无权”。既无利又无权，但是责却一点没少，联军的任何一点恶行，不管是谁干的，肯定都要记在项羽的头上。
事实上，项羽完全可以不接这个虚名。当初他叔叔项梁想方设法从民间找出一个楚王族后裔，立为傀儡楚王，其本意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差不多，除了获得楚地的民心以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始终可以权大责小，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
当时，项羽已经夺回了军队的控制权，实力还不减反增，所以楚怀王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翻盘的机会，后面只能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傀儡。这种情况下，项羽完全可以拿怀王当借口，推脱掉这个纵长的位置。然而遗憾的是，项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这样，章邯所率的秦军、项羽的楚军加上其他诸侯军，共计四十万人，浩浩荡荡、闹闹哄哄地开始向咸阳开进。刘邦所率的几万人马，之前因为一路没碰到多少秦军主力，所以已经先于众人开进了关中地区。
而更早之时，在得知章邯在巨鹿和项羽停战以后，赵高随即杀了秦二世胡亥，准备献降，以为如此自己也可以封个王。作为这段时期的过渡，赵高拉来了始皇帝的侄子子婴做新的傀儡秦王，没承想子婴竟然能找到机会反杀了赵高，并且迅速翦除掉他的所有亲信。如此一来，刘邦接受了子婴的投降。
秦人的先祖以五十里封地起家，历经三十代君王、七百余年所造就的大秦帝国，最终正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当时是公元前206年的春天。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鸿门宴”的故事了。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所以这里我们没必要再去细说。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复盘当时的情况，其实项羽在鸿门不杀刘邦，并非是什么妇人之仁，相反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即便你杀了他，汉军也未必就一定会溃散，最后很可能还是要两军正面交战。而无论是章邯手里的秦军，还是其他诸侯的杂牌军，项羽都无法真正控制人家。一旦真打起来，届时这些人会怎么做，是不是会来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都不好说。毕竟，天下就这么大，少一派势力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多分得一块利益。所以，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明智的。这一步项羽尚可以控制，而后面的事，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当初出兵之前，楚怀王给大家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叫“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既然刘邦已经和项羽达成了妥协，那起码从理论上说，项羽就应该是关中王，即便因为有章邯他们的存在，项羽不太可能尽得关中之地，但是得一部分也是可能的。
经过秦人多年苦心经营，关中盆地当时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而且是战略要冲、形胜之地。历史上，周、秦、汉、隋、唐皆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最终统一天下。这样一块地方，如果让实力最强的项羽染指，那么未来必然会成为所有诸侯的潜在威胁。
于是乎，各路诸侯在关中地区开始大肆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一时间让秦地变成了人间地狱。这里面楚军的表现如何已经不可考，但项羽既然是纵长，那无论他手里沾没沾血，这个罪责自然都只能算在他头上。
各路诸侯在关中大肆杀戮还有另外一层想法。
当初秦灭六国一统华夏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诛杀六国王族，而是强制他们全都迁移到了咸阳居住。六国贵族虽然没了权力，但待遇并不差，照样过得钟鸣鼎食。秦末天下大乱时，那些造反的所谓的六国贵族，其实和六国王族没什么关系，有也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旁支，有的则干脆只是当地的地头蛇，真正根正苗红的六国遗族，基本算是一个都没有。如今大秦帝国被灭了，这些正儿八经的六国遗族该如何自处呢？
在关中大屠杀之后，后世史料中再无关于迁居咸阳的六国遗民的记载，这里面的奥妙，不言而喻。
一番杀戮之后，项羽这个诸侯纵长，早已成了秦人眼中不共戴天的死敌，他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立足。楚人此时已经是关中秦人恨不得食肉寝皮的仇人，他们即便想留，又怎么待得住？所以楚霸王所言“不能锦衣夜行”的说法只是一句托词罢了。
而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秦将，在这里面也属于躺着中枪。明明殷墟会盟谈下来，关中将被他们仨瓜分，结果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地盘就先被一群乌合之众给祸害了，他们三个在秦人眼中，也成了彻头彻尾的背叛者，成了“秦奸”。后来刘邦的还定三秦之战，章邯他们明明是主场作战，却被打得一败涂地，根源就在于民心尽失。
项羽忙活了一圈，却只是空得了一个西楚霸王的头衔，最重要的关中地区他一点都没得到。刘邦虽然也从中退了出来，但他拿到的汉中，是进入关中的战略通道。项羽手中所控制的实际疆域，与进入关中之前比，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他的根据地彭城和关中地区之间，还隔着一个魏国，所以他对关中秦故地根本没什么影响力。而且彭城处于江淮平原，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项羽窝在这里，就已经不再具备争天下的资格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过如此啊。
从责、权、利的角度来说，那些看似无比荣耀但事实上责大权小的位置，从处世之道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大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说，能否保持责、权、利三者配合，其实也是评判一套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权大而利小，则容易滋生贪腐；责大而权小利小，会打击士气、流失人才；责小而权大，则容易滋生弄权者，架空上级领导。
总之，项羽离开关中，从大势来说其实就已经输了。
能力太强也是负担
有个词叫“优胜劣汰”，这词表面上看没什么毛病，但是，历史上总会有那么一些倒霉的家伙，最终反倒败在了自身能力的强大上。
以项羽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偏科异常严重，可以说他是经济白痴、政治白痴和外交白痴，可偏偏在打仗方面，能力却非常出众。具有如此强大的业务能力，他非但没有让项氏集团进一步强大，反倒成为集团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刘邦退居汉中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卷土重来，一口气灭掉章邯等三个前秦势力。彻底占据关中，也就是原先秦国的疆域以后，刘邦一跃成为当时各派势力中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这个巨大的胜利，使得刘邦一时间没控制住自己。用如今的话说就是，他膨胀了。
项羽这时候就要郁闷多了。先是兵进关中期间被各路诸侯摆了一道，给他头上安了一个纵长的空头衔，然后诸侯联军在关中一通奸淫掳掠，当然这里面作恶的肯定也少不了楚军，但是最后关中人心里记住的仇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作为秦奸的章邯，一个就是首恶项羽。这么一来，关中项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和其他诸侯一道撤出关中。
关于撤出关中，一般的说法是，项羽在戏下，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主持了诸侯分封，不算他自己一共封了十八路诸侯，因为分得不公平，所以导致天下大乱，项羽众叛亲离。其实这件事上，项羽同样是做了背锅侠。所谓分封十八路诸侯，这里面除了瓜分了秦地的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位外加刘邦以外，其他诸侯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出身，所谓的封地原本就是他们在天下大乱以后实际控制的地盘，分封无非是对既定事实走个程序、昭告天下而已，项羽这个纵长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相当于现在公证处的公证员。
再者，早在秦末天下大乱初期，这些造反的诸侯间相互吞并杀戮，早已是家常便饭。所以说，天下大乱这个锅，还真不能让项羽一个人来背。而项羽很可能还没搞清到底是什么状况，就自己号称“西楚霸王”。“霸”字的潜台词就是他自认为是诸侯中的霸主，就跟春秋时代的五霸是一个性质，其他诸侯虽然和他没有隶属关系，但是他们必须要买霸王的面子，必要的时候还要听其调遣。
虽说项羽的实力要强过多数诸侯，但事实上众多诸侯却不买他的面子。既然不能说服你，那就只能打到你服了。于是项羽开始对周边诸侯进行讨伐。刘邦能够顺利地完成还定三秦之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项羽根本没精力去关注关中。
刘邦统一关中秦地时，项羽正在齐国和当地群众撕打，其老窝彭城正处于空虚的状态。刘邦看到有机可乘，想要一鼓作气灭掉实力最强大的项羽，于是广发英雄帖，联合各路诸侯，一下子拉来五十六万人——当然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有水分的，组团去掏项羽的老窝。
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支联军去打一座空城，自然是手到擒来。当时正在山东作战的楚军，一下子腹背受敌，落入了非常凶险的境地。大本营丢了的项羽开始展现出他超凡的军事才能，面对多数人可能都要绝望的境地，这个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大胆。
项羽心里清楚，刘邦的诸侯联军看上去规模庞大，但存在一个最大的破绽：他们并不是一支独立完整的军队，而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联盟。任何性质的联盟都逃不出一个铁律，就是成员数量与联盟质量、联盟行动力成反比。这和现在网络社区“人数翻番，智商减半”是一个道理。即便是放到现在，欧盟不是也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到最后，英国为了不被拖累，索性要脱离欧盟了。
刘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前头脑一热，为了打仗时规格尽可能高一点，所以对要求入伙的诸侯来者不拒，结果一来二去，把他自己弄到了几个月之前项羽所处的那个尴尬境地，有责无权还无利。除政治上麻烦之外，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么大规模的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协调，那必然是看着吓人，其实到处都有隙可钻。
项羽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他带着两万多骑兵抛开大部队，马不停蹄，星夜兼程，从联军各部之间的一个个空隙穿过去，然后直扑刘邦所在的大本营，结果一击命中，联军只用一个上午即宣告系统崩溃。
由此楚汉争霸也就完成了第二阶段。项羽凭借高超的军事判断和指挥能力，掰回了一局，但是局面也仅仅是到此为止。因为一次胜利并不能改变楚汉的实力对比。刘邦虽然败得很惨，但是他背后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沃土可是一点没受损失，战争都是在项羽家里打的，打赢打输，砸的都是他的场子。
其实很多事和打仗的道理差不多，当总量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技术问题其实将不再是问题。我技术不如你，但是我实力比你强，我和你竞争，十次里面输掉九次，我输得起，可是你只要输一次就再没有翻盘的机会。说得再露骨一点：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其实都不算问题。
彭城一战刘邦败了，但除损失了一部分面子以外并没有伤筋动骨，至于战损，他前面损失多少，后面萧何马上就能给补上多少。项羽可就就惨了，虽然打赢了，但是自己的场子被砸得七零八碎，最后算下账来他还是净损失。比之更要命的是，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让楚军的将军们都得上了项羽依赖症。
在项梁意外身亡之前，项羽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战将的角色，可能脑子里都一直没想过做继承人的问题。结果一夜之间，项羽成了项氏集团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是他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从手刃宋义，到巨鹿之战，再到彭城之战，都是他亲自上手的。
可是做君王和做名将终归是不一样的。而久而久之，楚军上下也都习惯了直接在项羽的指挥下作战，时间一长，楚军的管理习惯必然趋于畸形，其他将领在主观上也逐渐不再习惯于独立应对问题。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稀奇，法国皇帝拿破仑也面临过这样的尴尬局面。因为老大太能打了，又非常愿意亲自上阵，时间一长，下面的众多高管都慢慢退化了。最终拿破仑这个最高统帅，干脆成了法军的救火队长，哪个方向战事不利，皇帝就跑去哪里救火。
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当你身为最高管理者，却把大量精力投入具体的实际操作当中时，必然意味着全局化的管理缺位。即便是牧羊人都知道，在放羊的时候，自己只需躺在石头上晒太阳，而不需要去插手牧羊犬对羊群的管理。在现实中，很多人因为业务能力强被提拔到管理者的位置，可是在心理上，他们却依然没有习惯这种角色的转换。专业素养的强大，可以让你在做管理者的同时，兼具一部分指导者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越俎代庖。
彭城之战结束后，刘邦并没有一路退回关中，而是留在了荥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在这里他和项羽耗上了，刘邦根本不用担心关中，因为背后有萧何这个头号大管家替自己料理一切，他只需要隔一段时间回去一趟就行。
而项羽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个时候的楚军只有他亲自带着，才可能打胜仗，所以要想和汉军对峙，他必须陪着刘邦在郑州待着。可是郑州不但远离彭城，中间还隔着一个魏国，项羽不在国都，家里那一摊儿基本就没人打理了，时间一长，社会运行、经济运转肯定都要出问题。可如果一走了之，刘邦就在眼前，不弄死他就走了，太不甘心。另一方面，在汉军眼皮底下后撤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就这样，项羽陪着刘邦在荥阳耗上了，这一耗就是两年半。
两年多的时间里，刘邦回了咸阳好几次，项羽却是一刻也不敢挪窝。他眼睁睁看着韩信带着偏师一路北上，把一系列杂牌诸侯悉数消灭，最后灭了齐国，此时，汉军的手已经伸到了楚军的背后。而西楚由于老大长期不在家，又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丞相，其治理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西楚的败亡到此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你产品做得再好，如果市场布局做不好、内部管理做不好，最后必然还是死路一条。
圈子与基本盘设计
从某种程度上说，楚汉相争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家族企业制度”PK“职业经理人制度”。
楚承楚制，汉承秦制，仅此一条，其实楚汉对局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没什么悬念的定局。
所谓楚制，说白了就是家族管理、血亲政治，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二者根本无从分开。战国时的楚国，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贵族共和国，甚至说是一个联邦。昭、屈、景三个氏族共同组成了楚国的芈姓王族，而在它之外，还有敖氏、蔫氏、伍氏、项氏、庄氏、黄氏……每一姓都有他们自己的封地，这些地盘儿不是楚王分封给他们的，而是人家的自留地，很多大族在当地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只不过是因为楚王室实力最强，软硬兼施之下，这些大家族才在法律层面承认了楚王是自己的王。
但这种承认也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中楚国的各个封地其实就是大家族的独立王国，不用给中央政府纳税，自己完全掌握行政、司法权力。封地内部，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完全取决于他姓什么，在族内的辈分高还是低。而楚国的中央政府，为了笼络住这些大世族，还必须给人家的家族子弟预留好职位。国家机器就那么大，世族子弟和王族子弟们一瓜分，也就再不剩什么了。
所谓的楚国，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所构成的，而每个圈子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
有句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楚国草创时期，楚人的先祖凭借家族血脉，可以上下同心，筚路蓝缕。然而在国家疆域基本稳定之后，这种血亲政治又成了楚国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大家族往往是连肉带汤一锅端，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他们眼中有家而无国，大族的家事，就是全体楚人的国事，而楚人的国事，在大族眼中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屁事。
这种局面，吴起想改变，结果被贵族发动政变，乱箭射死；屈原也想过要改革，结果刚刚动了动嘴，就被流放了。幸好他是王族子弟，否则可能会和吴起一个下场。最终，在秦灭楚的战争中，秦人的史书中记载，楚军面对秦军的进攻时并没多少抵抗意志，各部只有在保卫他们本族的封地时，才会拼死抵抗，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天下大乱之后，项羽建立起的西楚，从管理模式上说，基本就是战国时代楚国的翻版，完全延续了血亲政治的那一套。一个人在楚营中的地位，本质上依然只取决于他和项氏血统的远近，这是任何功绩都抵消不了的。最显著的例子有两个。
项羽的首席谋士范增，号称是他的“亚父”——意思是仅比亲爹差一点。可还没到关键时刻，稍稍一点风吹草动，这个亚父马上就变得一文不值。陈平跳槽到刘邦阵营中以后，随即对项羽展开了舆论战。陈平利用自己原先在楚营的人脉，花重金制造舆论。其实还真说不上是造谣，因为陈平在楚营传播的言论是：项家完全是家族管理，靠血统搞小圈子，外姓的文臣武将功劳再大，你最终也不过是个打工的，项羽完全可以说扔就扔。
舆论战中，造谣并不可怕，只要公开透明，做好辟谣就能“怼”回去。可怕的是，对方说的都是对的。
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普遍都开始重视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可是这种重视，却往往让人忘了舆论的本质。舆论最终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只可能是催化剂，而不可能是改变事实本来面目的置换剂。“苍蝇不叮无缝蛋”，两千年前，陈平恰恰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陈平下大本钱散布这些言论，其实并不指望这点“苍蝇”能造成多大杀伤，他真正对楚军的打击，是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项羽这颗蛋是有缝的。
果不其然，楚营的舆论开始有激化项氏族人和外姓高管矛盾的趋势，而项羽作为老板，原本应该是居中坐在仲裁者的位置，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姓项。最终，季布、钟离眛等外姓将领被边缘化，作为外臣总后台的范增被解除职务，在回老家的途中病逝了。
汉对西楚的舆论战之所以像刀切豆腐一般顺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平对楚的问题实在是太了解了。他也曾经是项羽阵营的谋士，通过功劳获得了卿一级的爵位，可以说不但有高薪，还有股权。而另一方面，陈平还是楚营圈子文化的直接受害者。陈平曾经作为项羽使臣，说服了殷王司马卬——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军阀，投靠项羽接受收编，结果没承想，刘邦还定三秦，彻底控制了秦国故土，刘氏集团行情一路看涨，而司马卬这种地方军阀，自然就追涨杀跌，转投到刘邦那边了。
这其实就是一次不可控的失败，然而陈平却成了事件的背锅侠。因为此事没人承担责任不行，让项羽圈子里的人来承担也不好看，很可能众多项家子弟瞅着陈平这个外来户也不爽，自然他这个外姓人就该背这个锅了。好在陈平没有范增那么讲究，发现苗头不对就赶紧跑路了。
史书里的说法是项羽生性多疑。可是别忘了，项羽的叔叔项伯明里暗里一直和刘邦阵营有来往，可是始终安然无恙。一句话，你有多大能力，干了多大成绩，到头来终归都抵不过一个姓“项”。项羽是典型的贵族子弟，在他的逻辑中，血统才决定了一个人高贵与否。
在他眼里，他的父辈是老大，他是老二。对于那些布衣平民出身的官员，无论项羽最初如何恭谦礼让，但他骨子里依旧觉得这些人永远不过是自己的奴才，雷霆雨露皆是天恩，用你是看得起你，什么责权对等、以功授爵，这些在项氏血统面前统统一文不值。
如此一来，项羽集团天然对外姓精英就缺乏凝聚力，进而整个集团也就缺乏扩张力。因为集团中每个人都不是傻子，多数人肯定都会遵循心利互换的对等原则，你给我多少利益和尊重，我自然会给你多少忠心，谁也没有义务对谁无条件无原则地愚忠。
于是，项羽阵营的控制力和忠诚度迅速被削弱，放着庞大的精英群体，他不愿用也不敢用。但是光凭项氏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么点人来打天下，可能吗？而且项氏家族的成员，生下来就有干股，戏下分封以后，西楚的地盘直接成了项氏成员的封地，每个人都有铁杆儿庄稼。只要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就不愁吃喝，自然也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
以上这些，其实也是一切搞小圈子机构的通病。这些圈子有的是靠血亲，也有的是靠其他天然的关系，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靠某种亲近感而形成的，虽说不可否认这种圈子在初期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而刘邦阵营承袭秦的制度，建立起了一套类似如今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体制。
汉承秦制，而在此一百多年前，商君就已经建立起了秦的基本盘体系。刘邦打天下，靠的不是中阳里的乡党，也不是刘氏族人，而是一个更大的盘面。虽然比之秦国，这套体制的公平性弱化了不少，但大体结构依然不差。能力和实际利益激赏，是连接这个基本盘的唯一纽带：功必赏，过必罚，最大限度地让所有平民成为汉阵营的基本盘。以功授爵制度，从平民当中可以不断遴选出精英，而且这些精英还是现行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成为这个基本盘的第二层级，而众多高端精英，在刘邦一视同仁的态度下，成了最核心的第三层级。
刘邦阵营内，从丞相萧何往下直到普通士兵，大家都是要靠业绩吃饭的。别看刘邦动不动一高兴就给谁封个侯爵，可封的都是别人手里的地盘，你要想兑现，就必须先和刘邦一起干掉项羽和其他一堆杂牌诸侯。有公平公正的激赏体制，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那摆着，后面的事自然就好办了。
公元前202年年初，楚汉之争最终落下帷幕，楚灭汉兴。刘项之间差的，不是运气，更不是人品，而是实力上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实力差距的，是制度以及领导者的胸襟、见识的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最后一刻，项羽还是没放下他的贵族逻辑。
项羽被困垓下，深夜突围。我们都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可这背后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垓下被围时楚军尚有十万人，项羽没有像长平之战中的赵括那样率全军突围，而是趁天黑带着八百亲兵秘密逃离，对垓下的数万楚军官兵，项羽没有给他们任何交代，既没有布置他们突围，也没有授权他们向汉军投降。
这样一来，这数万楚军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指挥。楚军营地的一切如常，成了项羽逃跑时最好的掩护。在项羽眼里，这些普通兵卒为他这个贵族献身，恐怕应该算是他们祖上积了阴德。第二天面对汉军的进攻，楚军上下还在傻呵呵地等待主帅下达命令，却始终没等到。没有命令又不敢随便逃命，结果一战下来，十万楚军被汉军斩首八万。
《史记》里对项羽的死，司马迁同时写了两个版本。一般人们知道的只有乌江自刎那个特别热血的版本，但这只在《史记·项羽本纪》一篇中出现。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历史文献，包括《史记》的其他部分，对项羽之死通常都说得非常简单明确：项羽逃出楚营后，被灌婴所率的骑兵斩杀于东城，而此处距离乌江尚有一百多公里……
·注·
关于项羽垓下被围，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四面楚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当时汉军半夜在楚营外高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莫不以为汉已尽得楚地，于是士气崩溃，才有了后面的项羽率八百骑南逃乌江。
但是问题来了：在没有音响设备的古代，光靠肉嗓子在旷野中使劲喊，一个人的声音能传出多远？而且为了安全考虑，士兵唱歌时肯定还不能离楚军营地太近。
一个营地要保障几万人的吃喝拉撒，那铺开了绝对给人的感觉是“无边无际”。要让大部分楚军都听到，刘邦和张良得准备在楚军周围放多少个千人合唱团？而且军队主官的营帐肯定是在营区内层，如果项羽本人都可以听见歌声，那这些人是在什么地方唱的？大军驻扎，无论昼夜，外围必然要保持多支小股部队来回巡逻，如果汉军的“合唱团”和人家遭遇了怎么办？要是汉军真能解决这么多技术问题，那索性过去对项羽搞斩首行动更合适。
除此之外，当时不是楚军“以为”楚地尽失，而是本来就是如此，灌婴就是从彭城过来的。如果项羽的情报系统已经差到这么久都不知道这件事，那么恐怕他也没可能活着跑到垓下。
而至于“霸王别姬”，其实也不过是后人的杜撰——历代史书中，对项羽的王后都没有记述，关于他身边的女人，《史记》中只有八个字——“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汉书》里只多了一个字——“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仅此而已。
刘邦称帝：心理定价与格局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草根上位”“草根逆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显然是后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草根帝王——刘邦。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草根”，只不过是老天爷小小的一次任性，最初把他们放错了位置而已。
我们知道，知识可以靠后天努力去慢慢积累，但是还有一些东西，靠努力也是得不到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那什么是格局呢？形象点说，它就好比是我们心里的一套定价体系，对我们来说，什么算贵，什么算贱，什么算重要，什么算不重要，这些问题决定的不只是你的消费观念，也是你给自己所设定的“玻璃天花板”的高度，一旦到达这个高度，你将很难再有提升。
通常教科书里都会告诉我们：那些成功的大人物，在发迹之初必然是励志典型，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和道德楷模。他们一定是天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勤俭节约、远离声色犬马、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是否果真如此我不知道，但在刘邦身上，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美德”。按照普通人的价值标准，早年的刘邦绝对是个典型的“Loser”——失败者。
他成天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只知道四处结交各种奇怪的朋友，一直到三十多岁还是一个老光棍外加啃老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连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最基本的人生标配都没混上。不仅如此，面对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他还一点都不虚心，不懂得讲文明礼貌。
总而言之，“五讲四美三热爱”刘邦是一条没做到，但是，这些“罪过”也没妨碍他后来成为大汉的开国皇帝，他是继始皇帝之后，第二个实现华夏大一统的人。
那究竟是历史错了，还是某些道理错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细究。其实人的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有句名言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将军未必就是好士兵。
虽然说大格局意味着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你的格局或者说定价体系与你所处的境遇不符时，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有些人总爱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现实是，能扫天下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往往就不存在“一屋一舍”，他们看到的是山川地势，是财货，是人口的多寡。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很可能不具备普通人的生存能力，比如韩信，比如刘邦。
在普通农家看来，几吊钱是能决定全家生活质量的大事，而有没有稳定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更是天一般大的事，可这些在刘邦眼里却都不是事儿。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人脉、是时机。时机到了，散尽千金都不可惜，时机未到，这几吊钱和老婆，有与没有，区别不大。
早年被刘邦看重的人，比如樊哙、夏侯婴、灌婴、周勃这些人，虽说混得都比他好，但也强得有限。这些人真算不上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有的甚至还带点“社会人”的习性。在先秦时代，中国实行的制度和现在的瑞典、以色列差不多，都是兵民一体制度，老百姓每年都要定时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刘邦恰恰是通过这些机会，看到了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成为管理者的潜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做小买卖的、宰狗的、给红白喜事拉鼓乐班子的，关键时候都能披挂上阵、领军打仗。
《史记》里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汉王朝的发迹史：好像就是一群小草根跟着一个超级大草根，沾了张良、韩信几个贵族遗老遗少的光，莫名其妙就集体逆袭成功了。
其实刘邦恰恰是在自己到处结交朋友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标准，筛掉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草根”。不但把这些人统统滤除了，而且连其他人怎么评价自己也压根不在乎，在饮食男女的问题上从来没考虑过为了旁人看着舒服就委屈了自己。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你说他游手好闲、贪杯好色、泼皮无赖，好像都没错，毕竟人们能看见的只有表象。所谓“本质”，在没显现出来之前，谁也没理由去相信它。
那么刘邦的这种心理估价体系，究竟算好还是不好呢？这里没有答案。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知道自己会去造反做皇帝，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哪可能有那么多深谋远虑，无非天性使然。
论岁数，刘邦其实只比始皇帝嬴政小三岁。早年间他还曾经粉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而且还是铁杆脑残粉。他从老家沛县跑到魏国大梁，而这时信陵君早就死了，又不甘心无功而返，转而投奔信陵君的亲密战友兼门客张耳的门下。直到秦灭魏国，张耳上了大秦帝国的追逃名单，刘邦才跑回沛县老家。刘邦是公元前256年生人，秦灭魏是在公元前225年，从时间上算，他都三十了还在追星呢。
信陵君身上的种种特质，和秦制是完全相悖的，而刘邦建立汉朝又继承了秦制，刘邦粉信陵君的行为应该是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说刘邦早年不事生产、好酒好色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说出来估计连他自己都会笑。刘邦最大的幸运是他赶上了秦末大乱，如果没有这场动乱，或许他就是乡里的一个笑柄，最多能在死后被左邻右舍记住个把年。
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他们与王侯将相相差的无非是财富和社会地位，就心智乃至价值评判标准而言，二者别无二致，甚至他们的才智远比那些王侯将相要出色得多。当乱世降临，契约、职务、社会地位这些传统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力将会大为缩水，这种时候像刘邦这样的异类，就有了和上层贵族竞争的机会。
如果在太平盛世，刘邦、韩信之类的人和普通人相比，反倒是毫无优势。刘邦那种大开大合的处事方式，在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这些都会让他的生活面临很多麻烦。
如今人们依然在讨论寒门子弟如何获得上升空间的问题。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历朝历代，哪一朝都不会为了给寒门子弟提供上升通道，而压低选才用人的门槛，这就好比你不能因为山区的孩子没条件学某一门类的知识，高考就不去考这一门。从国家层面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并非是靠政策来扶持寒门子弟上学、当官，而是要在社会分配层面，减少寒门的比例，尽最大可能去增加中产阶层。
刘邦、陈平、樊哙这些人家虽然不是贵族，但也不是我们现在语境下的贫困户，严格说他们都应该是出自中产之家。
社会中下层要想挤入上层，最大的障碍恐怕并非是财富和人脉，而恰恰是他们脑子里的那套估价体系。一个平民之家，不精打细算肯定过不好日子，但是一个人天天忙于精打细算，也的确不太可能有精力再去算大账。细说起来，这世上又有哪个富翁的钱是靠省出来攒出来的？身份和思维如果脱节，不会是一件舒服的事，王者的思维配上底层的地位，如果没有机遇，那就是一个悲剧；反过来如果地位上升了，却依然没摆脱穷人的思维，那你可能就是《人民的名义》里那个“穷怕了”的赵德汉。
刘邦身上有帝王潜质，从外部条件说也赶上了好时候，但仅仅靠这两样，尚不足以激活他身上的帝王之气。
萧何择主：育木而栖
刘邦身边的臣子当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就是大汉首任丞相萧何。
在帝王将相完美合作的历史故事里，主旋律就是贤臣投明君或明君访贤臣，而刘邦和萧何的合作，打开头就没按这个套路演。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末世，究竟谁是贤臣谁是明君还真不好说，况且贤和明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合作默契才能称得上是彼此的贤臣明君。
有句话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萧何做的，应该叫育木而栖。一般人都是找个合适的老板打工，或者是自主创业当老板。而萧何是自主创业，同时给自己培育了一个老板出来，这个老板就是刘邦。
故事得从刘邦回到老家沛县说起。
当初刘邦为了追星，从现在的江苏徐州跑到了河南开封，直线距离有三百多公里，这在当时绝对不算近。他投到了张耳门下。这样漂了几年，秦灭魏国后，张耳等魏国一众上层贵族一哄而散，刘邦没办法又回了老家。
刘邦回到沛县以后也不省事，不但不事生产，还时不时就打架斗殴或者妨碍公务，被县衙行政拘留。一来二去，他就引起了县里一个功曹的注意，这个功曹也是沛县本地人，名叫萧何。
萧何家在沛县当地应该算是条件不错，据史书记载，他们家世代都出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肯定不会差。他所做的功曹，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县令不在职的时候，他有权行使县令的权力，所以这个位置事实上相当于县里的二把手。
这里我们加句题外话，从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两个问题。
首先，传说中秦法酷烈，一不留神犯点错就要被割鼻子毁容，其实是不存在的，否则像刘邦这样的老炮儿，怎么可能几进宫以后还能全须全尾地出来？
另一个问题是，秦统一天下之战到了后期，官员的数量已经不够用了。按理说，秦国的官员选拔和培养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一个人能耐再大，也得用几年时间走完流程。而随着秦版图的急剧扩张，这套人员选拔体制开始入不敷出。很多新收之地，风土人情乃至方言都和秦国本土大不相同，咸阳派去的官员到任以后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最后只能变通着来，咸阳只派一两个主官，具体事务还是由当地官员办，萧何、夏侯婴这些人，就是这么进的县衙，甚至他们可能就是旧政府的留用人员。
而这就给秦帝国的基层政权埋下了隐患——这些人后来都造反了。其实到现在，很多企业扩张过快以后也是这样，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跟不上，而是人员跟不上。
回到正题上来。萧何一方面来自本地有影响力的大族，另一方面，他本人确实极富才干，没用多久，他就吃透了秦的各项律法条例，所以政绩非常突出。当时咸阳会不定期地派出监察御史到各地巡视，就和现在的中央巡视组性质差不多。很快，一个监察御史就注意到了萧何的能力，准备报请上级把萧何调入咸阳任职。
如果是一般人，肯定认为这是一夜之间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可是偏偏萧何不领情，人家好说歹说，就是不肯上调，最后这个监察御史也没辙了，只好由着他留下。
其实萧何心里非常清楚，秦在新国土上的政权并不稳固，而且始皇帝时期，各种基建项目集中上马，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现象，各级政府的财政都存在极大的隐患。作为一个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萧何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在秦二世上台以后，朝堂上政治混乱，相互倾轧，各级官员都必须搞政治站队、人人过关。
这种局面下，这个国家的崩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萧何如果离开本乡本土，跑到咸阳去做个所谓的京官，无非就是享受几年面子，后面必然要给这个帝国陪葬，甚至于在咸阳那种波诡云谲的政治氛围下，他都活不到帝国崩溃，就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如果留在沛县老家，他自己不但更加安全，还可以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寻求机会，大大地分一杯羹。当时，项伯、项羽叔侄正在暗中招兵买马，积蓄力量。萧何在徐州其实也干着差不多的事，而在他的计划中，居于核心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刘邦。
在一般人看来，刘邦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混混，可是在萧何看来，这个混混可不是一般的混混。首先，刘邦早年肯定是上过学的，汉初的燕王卢绾最早就是刘邦的发小兼同学。你不能说他水平有多高，但人家肯定是有文化的，否则也做不了泗水亭亭长。刘邦的弟弟刘交是荀子弟子浮丘伯的学生，可以说是大学者。其次，刘邦早年崇拜信陵君，甚至为此可以抛家舍业远赴河南开封，技术层面先不说，这起码说明刘邦是有自己的理想的。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混混”，和那些只会吃喝嫖赌的混混，能是一回事吗？
而且刘邦所结交的一帮朋友，从贩夫走卒到衙门口的公务员，可谓是一应俱全，这些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点平时不引人注意，但在乱世绝对用得到的特质。樊哙、灌婴、周勃、夏侯婴、卢绾这些人，随便拉一个出来就能领兵打仗，不是因为他们先前跟对了人，而是因为刘邦最初就选对了人。
此外，刘邦几次犯事，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从心里对权威就没有畏惧之心，这对于平民来说不是好事，而对一个王者恰恰是应必备的条件。对大人物保持礼貌即可，但绝不该畏惧和盲从。
如果这算是混混的话，刘邦身上的这些潜质，其实更像民国时天津卫、上海滩的那些“大混混儿”，比如杜月笙、黄金荣。只不过历史没给刘邦这个机会，所以他只能造反当皇帝去了。
而更奇妙的是，刘邦身上的这些特质，萧何能看得一清二楚，他甚至比刘邦自己都清楚。既然萧何有这般见识，也有基本的条件，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创业做老板。可他偏偏自己不干，却刻意引导、甚至可以说是培养刘邦，要把他塑造成自己未来的老板。
为了这个目标，萧何几次帮着刘邦平事，把他从局子里弄出来。后来又保举他做了泗水亭亭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虽然这个官不大，但以刘邦的悟性，很快他就能对权力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提拔这么一个历史不清白还有案底的人做公务员，萧何当时肯定得消耗不少资源。
后来，刘邦放跑修骊山墓的囚徒，带着人躲进芒砀山，还是萧何保了刘太公和吕雉的平安。沛县起义时，萧何带着曹参、夏侯婴，和刘邦里应外合，杀了县令。然后萧何联合众人，推举刘邦做了沛县之主，号为沛公。至此，一个东阳里的“Loser”兼混混儿，正式被萧何培养成了自己的老板。
从人生规划来说，萧何如此行事，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性价比最高的路。
萧何比刘邦早生一年。他们造反那一年，刘邦四十八，萧何应该是四十九。当时的县，地位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市。照理说，作为市政府的二把手，萧何当时早就已经处于人生的舒适区间了，他冒着全家被杀头的风险这么折腾，就为了给刘邦做嫁衣吗？当然不是。
那他做这一切意义何在呢？
萧何家是当地的大户，在乱世之下，这种家族可谓是不进则死，你不去折腾，就肯定要被折腾。他既然能提前闻到乱世的味道，自然就要早作打算。
而从技术层面来说，在乱世造反和现在创业本质上差不多，都是一件有高风险的事。见识、智慧、理想这些特质是王者的必要条件，但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一个人要走到那个位置，还需要有一股王者之气，王者之气就是：关键时刻能够大开大合，行事舍弃中庸、杀伐决断，拥有常人所不及的决心和毅力，不受日常舆论、世俗道德的影响和左右，虽濒临困境却能举重若轻，胸怀天下而放眼四海……
这些要素不说是天生的，但肯定不是学校里能学出来的。
刘邦还是亭长的时候，见到始皇帝的车队通过，脱口而出一句“大丈夫生当如此”，这里面没有羡慕嫉妒恨，没有卑躬屈膝，只有一股子豪气！
这是学得来的吗？
假如天下大乱提前了二十年，萧何三十来岁，凭着年轻，或许他能保持一股差不多的豪气，或许也会选择走向前台。但历史不能假设。萧何了解刘邦，同样也了解自己，他有见识、有智慧、有才能，唯独没有这股王者之气。一个人的位置并非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越好。什么算是适合自己的？这就需要你有自我定位的能力，而这种自知正是多数人所没有的大智慧。
此外，从投入产出比看，萧何选择屈居人后，其实也是降低了人生的机会成本和账面成本。从机会成本来说，做老大的获益高但是风险也是最大的，如果有朝一日失败，别人都有机会投诚、接受招安，唯独老大没有；从账面投入来说，萧何虽然一直是大汉帝国的首席大管家，但论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比起刘邦来还是要轻松得多，论生活质量，肯定还是萧何更高一点。
不说别的，论寿命刘邦也没活过萧何，刘邦病逝时六十二岁，生前除了造反，和项羽争天下，就是打匈奴和四处平叛，等到天下太平了，他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萧何比刘邦多活了四年。刘邦死后，刘氏血脉随即卷入宫斗，皇子们被吕后杀得七七八八，而萧何家族却一直安享尊荣，后代一直承袭着萧何的爵位。
这算不算是萧何算计刘邦呢？其实也算不上。刘邦生来奉行的处事原则，就是“不能九鼎食，便当九鼎烹”。事实上萧何对刘邦的忠诚，是臣子当中最高的，楚汉争霸期间，刘邦可以放心把背后托付出去的，唯有萧何一人。
这君臣二人是各得其所，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明君贤臣。
德不律人：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
《汉书》中有一卷叫《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这里面对文臣当中的三大功臣做了点评，他们分别是：萧何、陈平、张良。
对萧何的评价是：“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定诸侯”——简单说，萧何就是汉帝国的首席大管家。那么张良和陈平对汉帝国的贡献有哪些呢？
在汉的臣子中，张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是带资参股。和人们想象中道骨仙风的形象不一样，真实的张良其实没那么神，人家真正牛的是手里的资源。
张良的爷爷张开地、父亲张平都曾是韩国的丞相，两人一共经历了五代韩王。从技术角度来说，权力能够在王族血统以外世袭传承，唯一的解释不是这个人贤能，只能是这个家族的势力太强大了。
韩国被灭国之后，韩王室被强行迁往咸阳，张良却能平安无事。秦灭六国以后，他还能有可靠的情报网和社会资源，在博浪沙组织对秦始皇的刺杀，失败以后还能安全撤退，不但保证自己没事，还能罩着被通缉在逃的项伯……
这些事，要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哪一件都是办不成的。
张良和刘邦初次相遇的时候，就已经自费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这哪里是道骨仙风，明明就是汉朝的杜月笙。
最开始张良和刘邦的关系若即若离，并没有明确的君臣名分。鸿门宴的时候，张良更像是第三方的调停人，而不是刘邦的臣子，否则他说话也不会那么好使。一方面，刘邦这边始终对他虚位以待，另一方面，张良也有自己的产业。鸿门宴以后，刘邦被挤到了巴蜀、汉中，这后面的变数其实非常大，张良这个时候选择退出来自主创业，从人情来说，这不能算错，但也不算特别仗义。
张良走的路子其实和项梁差不多，找来一个韩王室的后裔韩成做韩王，以复韩的名义拉起了一支武装。张良有势力、有社会资源、也有头脑，但是他的打仗能力就不怎样了。这位属于总体谋划能力强，但具体动手能力极差的人。他直接指挥的几次战役都以惨败告终，而他面对的还是秦国县一级的守备部队，主要就是负责治安管理的队伍，战斗力也就比城管强点有限，比大秦正规军要差出几条街去。
几番折腾以后，张良这点家底赔得差不多了，韩王成也死在了项羽手里，而此时刘邦已经重返关中，张良才正式投到刘邦门下。
这就好比是你自主创业失败后才回来投靠原老板。刘邦对此并没当回事，张良回归以后，依然处于核心圈子。从刘邦这个老板的角度来看，用人无非看重两点：一是是否有用，二是忠诚度是否有保障。张良本身就具备高级顾问的素养，此外，借助家族势力，张良在各个大族之间拥有广阔的人脉，这对外交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忠诚度，赔光了家底的张良，肯定比以前忠诚度要高，至于张良之前的几进几出，刘邦根本没有在意。
拥有足够大的胸襟，不被情绪所干扰，这也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养。
相对于张良，陈平是更为纯粹的职业经理人。陈平是从项羽那里溜出来一路投奔到了刘邦这里的。关于陈平有这么几件不算大的事，但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见识和处事原则。
陈平自小熟读黄老之书。年轻的时候，一次乡里搞祭神，祭祀完了，由陈平来负责把祭肉切开分给乡亲们，分完了以后大家都挺满意，夸陈平分得好。陈平就一个人感慨：要是有一天能让我治理天下，我也能像分肉一样使众人心服。
大家可能会想，不就是分个肉嘛，怎么陈平就能开脑洞开到治理天下上去了？其实陈平恰恰是很早就看清了管理的实质：治天下即宰天下，而所谓宰天下，即分天下之利。所以丞相这个官职又被称作宰相、太宰，而管理的实质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分配平衡了则管理成功，不平衡则管理失败。
另一件事发生在分祭肉以后。陈平和同时代的几个牛人差不多，都有一个不事生产的毛病，年轻时天天宅在家里看书，顺便把自己养得又白又胖，按当时的审美绝对是小鲜肉。他总不干活，家里所有的农活儿就只能落在他哥哥一个人身上。在当时，为了避免出现游手好闲的啃老族，秦法规定，男子加冠成年以后，兄弟必须分家各过各的，否则就必须缴纳双倍租税。陈平他哥为了弟弟，一直咬着牙不分家，结果就是一个人干活，交两份税，时间一长，家里就过不下去了。
正在这兄弟俩快山穷水尽的时候，有个张屠户家招女婿。在农业时代，屠户这个职业听着不好听，但绝对是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这张家大小姐哪都好，就一个缺点——太能“克夫”了。前后嫁了五次，五次都是新郎官没熬到拜堂入洞房，就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五婚以后这张家小姐还是黄花大闺女，可是谁也没胆子再去做这张家小姐的第六任老公。
陈平一听这消息，立马就去相亲了。说白了，陈平就是奔人家银子去的。在一般人看来，这多少有点真小人的嘴脸，但这也说明一点，陈平这个人不拘常理，也不会用道德外衣来标榜自己。
可你要说他贪财，第三件事就更有意思了。
按说一般人跑路，肯定要先收拾细软。但陈平从项羽大营里跑路的时候，却把项羽给他的钱、财、物都归拢好，一样也没带走，来了个“挂印封金”。不过他这么干，可不是为了彰显气节。一来，把接受的财物全都留下，封好了再走，以他对项羽的了解，项羽怎么也不太好意思追杀自己。更重要的是，从项羽大营到刘邦所在的关中，这一路上早就是盗贼四起，他一个不能杀不能砍的文官，拿着一大笔钱出去走一圈，铁定是个死，什么都不带反倒安全。
途中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生得白胖白胖，又是一个人出门，就觉得这肯定是只肥羊，于是心生歹念。陈平自然看出来了，所以一上船，就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等于是告诉船老大，爷身上镚子没有，您就甭惦记了。这又恰恰说明陈平知主次、明取舍。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在好些突发灾害中，很多人正是因为关键时候贪恋财物才死于非命。身上没钱，陈平这一路恐怕过得很不舒服。但这样的人正是刘邦所需的。能一眼看透管理的本质，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明智的取舍判断，这是才能。对自己的利益诉求乃至欲望不加掩饰，在常人看来是不知耻，可在刘邦这个老板看来，这人在自己面前清澈见底，自然易于管理。在忠诚度上，陈平这样的人可比那些道学先生让人放心得多。
陈平到任后不久，关于他的匿名检举信也随之到了刘邦这里。有人举报陈平早年行为不检，和自己嫂子不清不楚，很可能有不正当关系，而且还贪财收受过贿赂，之前曾经两次跳槽，没有忠诚观念。
对此，刘邦就是一笑了之。通常来说，只有在技术层面找不出人家罪过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用道德来否定一个人。反过来说，有人举报陈平有道德污点，这些事情的真假暂且不论，这恰恰说明了他在做事方面让他们挑不出毛病。
从领导者角度说，过分的道德洁癖，绝非一个好习惯。德可自律，而不可律人。对用人而言，只能凭借几个量化标准来管理人，毕竟在很多时候，道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也很难统一认识的。适当的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管理者的一个必备要素。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过分的道德洁癖氛围之下，没准儿就会有人给你的手下设个仙人跳之类的局，以此要挟他就范，让他出卖企业的关键信息。显然，这是得不偿失的。
有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说法，狮子不可以犯狮子的错误，狐狸不可以犯狐狸的错误。规章制度，必须要在不同的群体间统一标准，而在现实操作中，道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乃至不同的环境下，其实是难以统一的。
当然，一切终归是有度的。国家终归是要有一个道德风尚的问题，企业也肯定要考虑公众形象。对于这个问题，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给出了答案：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把道德模范放在标杆的位置上，把有能力的人放在做实事的位置上去，二者互不干涉，并行不悖。
刘邦用的人，有个说法叫无耻嗜利之徒。恰恰因为这帮人嗜利，激赏机制才好运转，要是这些人天天玩情怀，死活不提利益诉求，可心里算盘又打得噼啪响，面对这么一群人，估计老板会直接疯掉。
在大汉开国之后，刘邦一方面论功行赏，另一方面又四处寻访老学者，恢复了儒家经典——《尚书》，这就是为全社会树立道德基准。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道德终归只能是提倡，而不能去硬性规定，否则就变成了以德律人，这终将导致德、法不分，社会治理出现混乱。
韩信失势：议价权因何贬值
“势”与议价权
大汉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作死”的典型，那就是韩信。
一说到韩信，多数人脑子里都会出现这样的概念：“兵仙”、“兔死狗烹”。韩信是兵家奇才，靠一人之力打下了大汉江山，功成名就以后，汉高祖刘邦忌惮功臣，于是兔死狗烹、屠戮功臣。
很多人头脑中的所谓“历史”，都是历史课本和评书演义的混合产物，譬如对韩信的这个刻板印象。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的确存在很多能力超乎常人的牛人，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会仅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真实的历史中，韩信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但远没有人们印象里那么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大处着眼才能说清楚。
历史上的楚汉战争，从项羽火烧阿房宫，诸侯各归其位算起，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还定三秦。刘邦从汉中打回关中，灭了章邯、董翳、司马欣这三个前秦将领，基本掌握了战国后期秦国所控制的疆域。汉军打得最惨烈的时候正是这个阶段，连侯爵一级的高级将官，都阵亡了两个。但是这种情况在后来再未出现过。而汉家天下的大势，正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
打仗归根到底拼的是国力。刘邦既然恢复了战国后期秦国的疆域，那就说明当时的力量对比也基本恢复到了战国后期的样子，汉取代了秦成为天下的NO.1。当时汉的实际控制范围包括如今陕西、宁夏、四川全部，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大部，而西楚霸王项羽手里，掌握的是现今的江苏及安徽北部部分地区，外加山东东部及河南南部的少部分地区，这种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后面已然没有太多悬念。
第二阶段，刘邦头脑发热，想毕其功于一役，趁着项羽在山东和当地诸侯掐架的时刻，联合各路诸侯，直接杀奔项羽的国都彭城，结果打败了，全线后撤。但是，这次损失对刘邦来说并没伤筋动骨。
楚汉战争进入第三阶段，刘邦亲自率领汉军和项羽主力在现在的河南省荥阳市一带展开了长期拉锯战，不紧不慢地消耗楚军的实力，另外派出一支偏师北上，消灭其他实力更弱的诸侯。
而韩信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带领偏师北上的将领就是他。所以，要论韩信对大汉基业的贡献，其实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而且他所指挥的大部分战役，打的都是一些二三流的小诸侯，战果虽大，但含金量就要差一些了。
大部分时间，和项羽主力在打仗的，一直是刘邦亲率的那支汉军。韩信真正和项羽正面交手，已经是项羽被困在垓下的时候，那会整个楚汉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据《史记》里的记载，双方第一次交手，韩信面对项羽其实是打输了，所幸另外两路援军及时赶到，才扭转了战场局势。最后项羽是死在汉军大将灌婴手里，和韩信并没有关系。
说韩信是项羽在战场上的克星，是言过其实的。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十面埋伏”这些传说，都是元朝以后，由说书人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在史书里都不存在。
其实在多数时候，历史就是那么无趣，像电影里那样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桥段，在现实中不能说没有，但终归是少之又少。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搞清楚韩信人生悲剧的问题真正出在哪。
韩信是汉军当中的优秀将领，但是并没有“优秀”到无可替代的程度。相对于打仗这个业务能力，韩信真正优秀的是他的独立指挥能力。前面提到过，韩信在汉军中最大的贡献，是率领偏师北上开拓北方根据地。周勃、灌婴、樊哙这些人相当于总公司的部门高管，而韩信则是外地分公司的主管经理，他的能力没有稀缺到可遇不可求的地步。
以手里的资源来说，像张良、郦食其这些人，都属于带资入股，人家手里掌握着大量人脉和信息，而韩信是没落贵族出身，投军之前连吃饭都成问题，到刘邦这里时，是独自一个人，自然也谈不上资源问题。
既没有无可取代的个人能力，也没有足量的资源，这两点决定了韩信在面对刘邦这个老板时，在议价权上，天然是不怎么有底气的。其实在大部分时候，能够支撑起员工对高层议价权的，正是能力和资源这两点，而相对来说，后者的权重往往还要更大一些。譬如《军师联盟》中曹操的谋士荀彧，在真实历史中，真正支撑荀彧地位的，其实是他们家族在当地士族中的深厚人脉。
直到如今，众多企业在人事任用上，也往往会考虑这一点。当你发现有人凭借家庭出身或是过去的经历而获得更好的待遇时，我们只能说，这的确让人很无奈，但又的确有其合理性。
最初，韩信在项羽帐下因为不得志，于是跳槽到刘邦这边。因为汉承秦制，所以从制度上说，刘邦阵营给予底层员工的上升空间要更大。据《史记》记载，韩信先是得到夏侯婴的举荐，做了负责后勤管理的一个中层，紧接着又得到了萧何的举荐。萧何是文官，对打仗并没有多少了解，而韩信所要谋求的职位是军事主官，在此之前他还从没参与指挥过任何战斗。这事，就好比一个经管专业的教授，推荐一个校管理科的科长去计算机学院任教讲课一样，怎么想都让人觉得不靠谱。
而且更不靠谱的是，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韩信在刘邦这边，入职没几天就做到了中层，但还是感觉升职太慢了，于是又要离职，结果就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再然后，刘邦立马封坛拜将，让韩信做了大将军。但问题是，汉军当时，其实根本没有“大将军”这个职务，而且按照史书记载，在封坛拜将以后，指挥打仗的其实还是刘邦，韩信真正上战场，那是一年以后的事，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合理推想一下，其实最可能的情况是，萧何确实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但韩信能成为汉军的高级将领，肯定还是要经过和刘邦的长期磨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韩信在汉军中崭露头角，是在他入职一年多以后。那种仅凭一夜长谈，就能让老大直接把你提拔到CEO位置的传说，从古到今，都仅仅是传说而已。按理说，这个升迁速度即便是在战争时期，也已经是非常快了。但如果说韩信还是感觉不满，甚至萌生去意，那还真有可能，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细说。
真正让局面发生扭转的契机，是前面提到过的，刘邦在战略上冒进，在彭城被项羽击败、全线溃败的时候。当时，韩信独自收拢了一部分溃散的汉军，把他们重新组织以后，顶住了追击而来的楚军前锋部队，为灌婴所率领的骑兵投入战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有了这一次能力的展示，韩信获得了上升的机会，并最终成为领军大将，率领偏师独自北上。
韩信率军打的都是一些二三流的对手，比如魏国、赵国、燕国、齐国，这些诸侯国在秦亡、天下大乱时纷纷复辟，但早已不复战国时代的景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不是什么贵族，就是一群地头蛇而已。打掉他们，从技术难度上来说并不算太难，但真正的问题出在“势”的改变上。
前期，基本都是韩信打下一个地盘，后方就派人来接管一个，可是打到齐国问题就来了。齐国自古就富庶，谁得到它，在经济上都有独立建国的可能性，而且这里所处的位置，恰恰是在项羽的后方。此时楚汉战争已经到了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
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韩信手中的议价权一下子多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韩信背叛刘邦，那么即便刘邦断了韩信的后勤补给，靠齐国当地的资源，韩信依然可以维持手里的军队。而且一旦韩信选择和项羽结盟，那么项羽就会从腹背受敌的状态解脱出来，虽然说实力总体上还是汉更强，但战场上的态势依然可能扭转。
韩信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托使臣给刘邦捎信，要求封自己为齐王。在他看来，这是最稳妥的变现途径。就算他反水，也并不能改变汉强楚弱的基本格局，顶多是增加了历史发展的变数，但最终会如何，谁也说不好。他想，不如借这个机会要求刘邦封自己为王，这样更稳妥、更实惠。
而刘邦也的确如韩信所想，封了韩信为齐王。韩信在齐地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总公司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开始迅速弱化。韩信并没有意识到，他手中的议价权并非是基于自己的能力或是资源，而是基于他的“势”变强了。“势”是会变化的，这意味他手中的议价权也是可以贬值的。
打下齐国，原本应该是韩信的职务行为，完成任务之后，封赏自然是少不了的，但他主动请封齐王，这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说好听了叫顺势而上，说不好听了，就叫“趁火打劫”。无论后面韩信如何表忠心，但是他背叛者的形象已经在刘邦君臣的眼中确立了。韩信的悲剧命运，从此就算是埋下了。
对今人来说，提高自身面对上级的议价权，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途径上，议价的正道应该是提高个人能力和拓展自身资源。如果仅仅因为一时的态势改变，让你手中有了更多的议价权，这个时候，还是谨慎为好。
韩信这一辈子，作死的例子远不止这一次。
心态也是智慧的一部分
前段时间，人类棋手对战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的新闻，曾经热过好一阵子。如果把人和电脑、手机加以比对，人的知识储备就好比是硬盘里的数据和文件；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力，好比是CPU；记忆力则好比是内存。
相比之下，计算机没有而我们有的是情绪和性格，这可能既是人类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劣势……
拿韩信来说，作为两千年前的一位高级军事主官，韩信的军事素养或者说是业务能力，虽没有传说中那样神，但肯定算得上是十分优秀。乱世往往是能人辈出、将星云集的时候，像灌婴、曹参、周勃这些将领，都是从刘邦起兵开始，一直到灭楚立汉，从头到尾打了通关的，而韩信则是半道才加入的，就功绩和能力而言，这些人最起码和韩信处于同一重量级的。萧何、陈平、张良，这些人的功绩和影响力都远大于韩信。这些人都得以善终，唯独韩信死于非命，所以所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说法，细琢磨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出在韩信的性格或者说心态上。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韩信早年的一些琐事就可以窥得一二。
像韩信这样的大才，一旦出生于底层，往往会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他们有远远超乎常人的见识和智慧，却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的生存能力。屠龙之技，在龙出现之前是养活不了你的。而在韩信所处的秦代，还没有单纯靠著书立说就能谋生的途径，而他家里也没什么可以依靠的亲戚，所以年轻时候的韩信过得比较惨，有一段时间只能到处蹭饭为生。
有两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典故，“漂母乞食”和“胯下之辱”，它们就是韩信在那个时候悲催生活的写照。“胯下之辱”因为尽人皆知，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单来说说“漂母乞食”。
韩信有一段时间天天在他们的亭长家蹭饭，这一蹭就是好几个月，每天一到饭点儿准时就来。他总这样白吃白喝，搁谁身上都不乐意，时间一长，亭长的老婆干脆每天天不亮就起火做饭，全家人吃完了再继续睡回笼觉。
扑了几次空之后，韩信终于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史记》里的说法是“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翻译成白话就是：韩信毛了，再也不去了。后面他一个人去城外，想靠钓鱼谋生，结果鱼一条没钓着，在河边洗衣服的大妈施舍他一顿饭，才没被饿死。
后来韩信功成名就，以楚王的身份回老家。富贵之后回老家显摆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韩信衣锦还乡后做的几件事，暴露出了这个人的性格缺陷。对施舍自己一餐饭的漂母，韩信送给了一千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没问题，可是对养了自己好几个月的亭长，韩信给了人家一百钱，算是那段时间的伙食费。两相比较之下，对后者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从这件小事来看，韩信的处世哲学是非常糟糕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时代，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家里多一口人吃饭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亭长一家能让韩信蹭好几个月的饭，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搁在现在，估计也没几个人乐意。虽说最后这件事有始无终，但善举终归是善举，更何况亭长家为此连作息时间都改了，为的就是给两边都保持一份面子。
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亭长也算是尽到了本分，韩信若是不再纠结这件事，倒也无妨。但是拿出一百钱来羞辱人家，这就做得非常过分了。这种性格说好听点叫以自我为中心，往难听里说就是不知好歹，甚至想得更坏一点，对漂母一饭报以千金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为了羞辱亭长而做的。
比这件事更不可思议的是，韩信竟然把当初当街羞辱自己，让他钻裤裆的那个无赖，提拔成了中尉——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局长。于公而言，你仅凭个人好恶，就把国家暴力机关随随便便交到地痞流氓手里，这恐怕就不只是对权力的小小任性吧？
于私而言，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韩信这种所谓的以德报怨，说白了就是一种沽名钓誉式的表演，对比用百钱来羞辱养了他几个月的亭长，这种做法说是下贱都不为过。更何况，你还是在用国家公器表演，代价是乡里百姓未来多年的太平日子。只能说，这两件事办得是一无公心，二无私德。再考虑到韩信从齐王变成楚王，其实是刘邦刻意打压的结果，这个时候正处于“以观后效”的阶段，所以他这么肆意妄为更是没有智慧。
韩信身上有贵族血统，在军事方面又的确有着不错的天赋，这两个因素与他早年糟糕的社会境遇叠加在一起，于是他最终形成了一套害人害己的处世哲学。有本事的人，多多少少会有那么点孤傲，但是万事有度，一旦过度，就会造成一个人性格的扭曲。
我们不得不说，才华和智慧并不是一回事。韩信有才华，但是他的智慧显然支撑不起这份才华。身怀大才却又社会地位低下，这使得他非常需要获得别人的承认，另一方面，这又造成了他的极度自负和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他看来，在一个非亲非故的亭长家里白吃白喝是他应得的，你不让他吃反倒是不仁不义。
这个世界上，人们从来不会因为你有才华而理所应当高看你、厚待你，非功不赏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常态。才华仅仅意味着你有条件立功。说得再通俗点就是，人家给你什么，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的能力能够换来别人需要的东西。而韩信彻头彻尾偏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至于让侮辱自己的无赖做官，这种心态其实也不新鲜。好些草根出身的人在富贵之后，往往也会回老家大摆宴席，宴请那些曾经轻视乃至羞辱自己的人。说到底他们还是没有摆脱过去的弱者心态，没有长出一颗真正的王者之心。对于羞辱自己的这些人，其实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无视，而不是蹲下来俯视，你对他们多看一眼，都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
在这两种心态的交织之下，韩信所做的一些事，在他自己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在他人看来，则是极其可疑的。
以请封齐王来说，汉军攻占齐国并非韩信一人之力，真正的战争永远不会像评书里说的那样，靠一个人的奇谋妙算就能打赢。大规模战争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型系统工程。韩信所部刚进齐国时，面对齐楚联军并不占优势，直到曹参、灌婴率领的援军赶到，战场态势才发生了扭转。而且，这几个人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这就好比我们举全公司之力去做一个大项目，在进行到某个关键环节时，其中一个部门经理突然向董事会提出要给自己升职、加薪，还得有干股，否则自己就撂挑子让整个项目陪葬，这并不是以功讨赏，这叫“趁火打劫”。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面对这样一个高管，肯定会对其忠诚度产生怀疑。
大汉建国后，刘邦找机会罢黜了韩信的齐王，改封他为楚王。如此，让他从自己原先经营的老部门里出来，换到一个新地方，其实还是为了削弱韩信的权力。如果韩信当时的眼界能够大一些，其实很容易就能看清当时的局面：天下初定，民间十室九空，百姓多半家徒四壁，整个国家都亟待休养生息。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功臣勋贵、异姓王。
皇帝是天下之主，不负功臣，就要负百姓。这种局面下，不论谁做皇帝，不论他是不是薄德寡恩，最终都只能是一个选择——宁负功臣，不负天下，否则用不了几年天下还得大乱，到时候大家谁也跑不了。无须再考虑其他因素，单凭这一条，就意味着削藩和废异姓王，必然是汉帝国的大势所趋。
然而韩信对此却浑然不觉，依然保持着他的迷之自信和肆意妄为。封一个无赖做市公安局局长，祸害的好歹还只是一个市，可之后他竟然又私自收留了前楚国大将、正被长安通缉的甲级战犯钟离眜。长安几次要人，身为楚王的韩信都给顶了回去。
事情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是不依法行政的问题了，而是在公然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威。在韩信眼里，这件事其实就和他用百钱羞辱那个亭长一样，就是泄私愤。而对身在长安的刘邦君臣而言，这意味着韩信在招降纳叛，这是要反的前兆，逼得刘邦不得不亲自南下视察韩信的楚地。
韩信一看事闹大了，立马慌了神，直接把钟离眛杀了，带着他的人头去见皇帝。如此，在旁人看来，这种死无对证的局面反倒更让人起疑。借着这件事，刘邦下令夺去了韩信的王位，改封为淮阴侯。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时期，萧何、陈平、张良、曹参、灌婴、樊哙这些刘邦的功臣和嫡系，他们最高的爵位不过是侯爵。所以刘邦这次对韩信的处置，其实还是很克制的。韩信虽然没了实际权力，但是荣誉、地位、财富还都是保留的。
韩信被处分之后，曾去舞阳侯樊哙府上做客。当时樊哙是汉朝左丞相外加刘邦的妹夫，他对正在走背字的韩信依然待之以王侯之礼。可是，当樊哙前脚刚客客气气把他送出大门，韩信就来了一句“我这辈子竟然落得和樊哙这帮人为伍”。居然连说话的基本礼节都不讲究了！于公于私，樊哙和韩信之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人家也没得罪你，没必要看谁不顺眼就“怼”谁吧。
而最终把韩信送上断头台的，是与他素来交好的陈豨。陈豨突然发动叛乱，刘邦当时恰好领兵在外，长安城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这种情况下，韩信在吕后和丞相萧何眼里，就成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不定时炸弹。在此之前韩信种种让人生疑的举动，必然会再次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这颗炸弹一旦炸了，则天下都可能要跟着大乱。到这一步，韩信自然是必死无疑，这和他当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没有一点关系。
其实说到底，性格和心态本质上同样是智慧的一部分。
黄老之术：“不折腾”的智慧
如今研究“国学”的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黄老之术。这个学说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比较推崇，历经吕后专权、文帝、景帝几代被发扬光大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这套理论就不再受皇帝待见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这套学说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把黄老之术落实在政策层面，简单概括就是俩字：无为，三个字就是：不折腾。当时的西汉中央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休养生息，尽量什么也不干预。
西汉的政治体制是“一国两制”，函谷关以西，延续秦朝时的郡县制，算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函谷关以东，就是封国制了，封王们在封地有官员任免权、收税权甚至武装力量。
那段时期基本也不上马什么大的基建项目，财政支出少，财政收入自然也就不需要太多，对老百姓保持低税率。汉高祖刘邦时期，农业税的税率是“十五税一”，文景两代皇帝进一步降到了“三十取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事实体经济的个税最高也就缴到3.3％，这也是中国古代税率最低的时期。文帝时代还进一步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也就是商品跨地区运输，不再需要政府批文了。
对外，面对不断袭扰西北地区的匈奴人，政府采取的是和亲政策，就是用钱和女人来买太平。
汉朝皇帝对自己同样是不怎么折腾，汉高祖刘邦修了未央宫和长乐宫以后，长安的首都圈基本就没怎么变过，到了汉文帝时期，宫室、仪仗队、专车等全是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一点没增加。
几十年下来，成就了历史书里著名的“文景之治”。一般的史学界的说法，这是西汉王朝无为而治的结果，这个说法不算错，但也肯定不全面。
其实无为而治并不新鲜，拿现代企业打个比方，一个企业在经历了上升期以后，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时候只要保证资金链稳定、上下游稳定、内部人员稳定，基本就可以无为而治了，那些为改而改的所谓的改革、企业文化，其实都是毫无必要的。无为而治的大前提是企业已经完成了上升期。
所以说，这种“无为”不是无条件的。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的建立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在它之前还有个秦朝。大秦帝国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打击了地方豪强，兴建了遍布全国的道路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修了长城，顺便把各地大族、有钱人大部分迁居到了关中，也就是秦汉时代的首都圈，让这里的经济总量对其他地区形成绝对优势，除此以外，秦朝还给汉朝留下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法律体系……
一个统一国家的基本框架已经完全建成了，而秦始皇一家把能得罪的势力也统统得罪了。因为一系列国家的超级工程密集上马，大干快干，导致国家消费不足、投资过热，最终财政崩溃，秦朝灭亡。汉朝开国之后，通过秦的教训，从刘邦开始，几代皇帝都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既得利益集团是国家的大患，但是硬“怼”利益集团，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我们知道，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各个诸侯国都热衷于变法，也就是改革。虽然各国变法的路径不一样，但是基本目标都是那几个：强化中央集权、打压贵族利益集团、培养壮大平民中产阶层。说白了就是重新分蛋糕，让更多的人能够收益，这样大家才会跟着国君一起打仗，国家才能在战国乱世里生存下来。
因为正处乱世，能够给一个国家安安静静做内部调整的时间并不算多，所以当时的变法都比较着急，想力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蹴而就，结果往往招致既得利益阶层的集体反扑，最终导致改革措施要么大为缩水，要么彻底失败。四百年的时间里，最后真正完全成功的只有秦国一家，所以最后是秦统一了天下。
这段历史，汉朝历代皇帝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他们非常清楚，在战场上把项羽弄死不难，但是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盘子里的蛋糕，却是难上加难。
所以，自刘邦开始，汉朝的政策就是进三退二——秦朝进三步、汉朝退二步。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低税率，本质上都是在给既得利益集团让利。秦始皇打了他们一棒子，汉朝给了他们一个甜枣，于是利益集团就可以和中央之间暂时相安无事。两边不斗了，老百姓也就不会受到殃及，于是就可以安心种地，国家经济就可以休养生息。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前朝遗产，抑制皇室的开销，减少财政支出，民间的税收负担自然也就跟着可以减轻。
所谓汉承秦制，汉朝继承的不只是秦朝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包括秦的国家建设成果，所以如今我们总是说“秦汉”，因为这俩朝代从国家传承上说是一体的，同样，隋唐也是这样。
放在今天，当机构面临改革重组的问题时，同样需要考虑张弛有度。在第一代改革者脑子里必须有这么一个概念：守十方可得之六七。什么意思呢？面对利益受损者的反弹，多数改革最终都必然要有所回调，你今天做到了十，后任才有进三退二的空间，最终才能留下六七分，而这很可能就是机构重组后的最终成果。
作为继承者，退让也绝非是无原则的，更不是可以一退再退的。汉朝开国之初，以函谷关为界，一国东西两制，这就给中央集权制度保留了半壁江山，而且还是含金量最高的半壁，同时，与这套制度匹配的法律体系也被保留了下来。
西汉开国几代皇帝的“无为”，说到底也只是“为”得不太明显而已。汉文帝时期，距离汉朝开国已经好几十年了，跟着刘邦的那一批元老因为年龄的关系，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了，于是汉文帝抓住机会，软硬兼施，把老一代的功臣迁出了长安。这样一来，皇帝就摆脱了这些元老大臣的掣肘。否则他们都是汉文帝他爹那一辈的，一旦摆起资历来，即便你是皇帝也得让人家三分。如此这般，汉文帝就赶在勋贵集团的年轻一代彻底成势之前，削弱了一支既得利益集团。
刘邦时代开始的低税率政策不光使老百姓受益，最大的获利者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低税收使得这些富人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他们开始疯狂兼并土地，甚至私自铸钱发行货币，这基本就是奔着做土皇帝去的。所以在文帝、景帝两代，通过严打的方式打掉了不少不法豪强。同时，通过国家政策向平民阶层倾斜，进一步保证豪强不至于做得太大。
到了汉景帝时代，汉朝中央政府开始进一步削弱诸侯的权力。虽然说中间出了“七国之乱”，逼着汉景帝不得已杀了晁错，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函谷关以东封国，在行政级别上降到了郡一级，面积也大为减少。封国内官员的任免权、司法权和商业税等权力，也逐一被中央政府收回。
我们说了一圈，这些举措和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变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对比战国时代，汉朝这些政策推进的顺利程度就要强太多了。究其根由，一是之前有秦朝十四年高压政策垫底儿；二则是汉朝初期虽然朝廷也是内忧外患，但环境的恶劣程度比起战国时代还是要好太多，外部压力小，很多事就没必要集中起来一蹴而就。从刘邦到汉文帝、汉景帝，其实都在推进中央集权和打压既得利益阶层，只不过他们把这个过程分解得非常细碎，每个时间段里只会集中力量推进一两个政策，这样引起的反弹小，而中央政府也可以集中精力去推，时间成了降低难度最好的稀释剂。
这种小碎步的模式，看似容易，但是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政策必须有连续性。汉朝这种看似无为实则大有为的政策，从刘邦到汉景帝延续了三代君王，到汉武帝时，才最终一举完成，彻底结束了无为而治的时代。秦国的变法是秦孝公一代完成的，可是从他往后一直到秦始皇，七代君王始终顶着既得利益阶层反弹的压力，这也是政策的高度延续。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也好，如果无法维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那么任何看似非常美好的改革方案，最终都只能是一张画上的饼。
如果对秦汉时代做一个总结，可以这么概括：一次成功的改组，肯定得有人做“恶人”才行，这样才能为后来者留出余地。而作为后来者，绝不能抱着摘桃子的心态，肆意挥霍前任的成果。退让妥协可以，但绝不能无原则地退让，而且这种退让，日后还是要慢慢找补回来的，这就需要政策可以在几代领导者之间连续下去。
说到底，改革绝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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