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宋希濂敢于率集团军司令部大纵深穿插进战场中心是国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空前壮举并不过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各战区高级指挥官的指挥部大都在后方，部分官儿们白天在麻将桌上，夜间在舞厅里在妓院中对前线遥控指挥，装腔作势，厉声厉色地表演给姨太太们看，似乎他们一个个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而前线部队就在他们这种糊里糊涂的瞎指挥下丧师辱国，一溃千里。“我宋希濂身为民族将领决不搞这一套！”他在老鲁田山峰上带领众将庄严宣誓，就是抱着深入虎穴，一拼到底的决心的。
宋希濂把他的司令部推进到龙陵前线的中心，后方是否空虚呢？不会的，他早安排好了。不仅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第五军在沿江布防，随时待命增援，且有卫立煌长官坐镇保山调度一切。而更重要的是有李根源、张问德、刘楚湘等人动员起来的千百万滇西民众乃至全云南民众做坚强后盾。宋希濂记得去年春天，接替陈诚上任不久的卫立煌在大理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和滇西地方官员、爱国士绅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卫立煌严肃地说：“蒋委员长为了抗战事业而节衣缩食，不仅不吸烟、不喝酒，连一日三餐也只是两菜一汤……”当即有一位须髯飘动的老人站起来插话说：“清卫长官转告委员长，如他真的领导全国抗战，节衣缩食之举大可不必！不仅龙肝凤髓，即使吃人心人肝，我们也供得起。如果嫌我骨硬肉老，我可以先把我的儿子送上去！”言如金石，掷地有声，一时全场震动。卫立煌急忙偏头问坐在身边的李根源：“此老是谁？”李根源介绍说：“此乃委员长亲笔嘉奖的‘天下最有骨气的渎书人’、铁骨铮铮的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此意老夫亦有同感！”卫立煌听后，微笑着走到张问德面前，无限敬佩地说：“张老县长傲骨雄风，果然名不虚传！你老之意我虽不便转呈委座，但对我全军将士，不能不说是一阵惊天动地，让人热血奔腾的战鼓！”
这件事对宋希濂的震动很大，或者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一年多来．每想起这一幕，他就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县长，这样的云贵监察使，我们的民族就不会亡；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身后有这样不顾生死，为支援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汗而毫无怨言的滇西人民，能不增添千百倍的神勇么！”
是的，滇西民众的抗战决心和激情，是宋希濂敢于深入战地中心的精神动力。
“芒市的米，龙陵的雨”，进入雨季的龙陵全境，真正是雨天雾海，连月不开。有人说这是因为高黎贡山太高，松山又如一柱擎天，半开的南天门把印度洋的风风雨雨放进来，关在龙陵境内没日没夜地下个不停，使龙陵每年都要在雨季中泡半年。这话虽有点儿夸张，但龙陵是个雨城，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龙陵古名黑水笼，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为哀牢县，属永昌郡。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七七〇年）建厅，分永昌府所属的潞江、芒市、遮放三司及勐版土千总归龙陵厅管辖，自此才叫做龙陵。去年秋天，日寇筑城专家，五十六联队队长八宝大佐由龙陵到腾冲协助构筑城防工事。一天，八宝与一四八联队参谋长金木一雄曾就“龙陵”这两个字进行过一次“学术”对话，因颇有意思，不妨引述如下：八宝：“我研究过，‘龙’是支那民族的图腾，陵是坟墓，故而是埋葬皇帝的地方，比如明、清时代的什么东陵和西陵。我想：‘龙陵’这两个字是预示着帝国皇军要在这里埋葬中国这条‘龙’，这是顺应天心，看来中国的气数已尽。”
金木：“不然，任何学问都可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中国把埋葬皇帝的地方叫做‘皇陵’，我们帝国的部队不也叫皇军吗？！”
八宝：“你的意思是龙陵将是帝国皇军的坟墓？”
金木：“如果中国人这样理解是当然的。”
八宝：“我五十六联队正在龙陵、松山构筑工事，为中国兵掘坟墓！”
金木：“我刚才说过，任何学问都可从相反的两个方面理解。”
不管八宝和金木对“龙陵”这两个字怎样理解和争辩，历史将作出切实的结论。但在中国方面，最理解龙陵、保山、腾冲战略地位的人莫过于宋希濂将军。早在前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刚到滇西的宋希濂巡视过怒江防线后，就曾打算将大理、保山、龙陵、腾冲、芒市、片马、拖角、阿墩子、西昌等地划为一个国防特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曾派参谋处长马宗毅到阿墩子，委任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片马、拖角调查，同时命十一集团军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调查（当然，所有这些步骤，都得到了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密切配合和鼓励）。
“这一广大区域太重要，襟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而带五岭（高黎贡山、怒山、小哀牢山、苍山、玉龙山），临泰缅而屏西藏，实乃我中华西南第一要塞！”宋希濂说。基于这一科学认识，所以宋希濂和李根源在人缅远征军狂逃回国途中乱炸保山至永平的公路时，才断然下令制止溃逃之军，并坚守怒江防线，保住了保山，为滇西大反攻奠定了基础。否则下关、昆明一失，日寇威逼重庆，那么，全国抗战将是另一种不堪设想的结局了。
当然，也正因为宋希濂有这种认识，给他造成了历史性的悲剧，在解放战争中一错再错，从而在向滇西的撤退中吃了不少苦头。
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起义的头一天，陈明仁给宋希濂发来一个电报，劝其同时起义。而宋希濂则以“事关重大，正慎重研究中”予以拒绝。同时又对胡宗南、罗文山说：“……我最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至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我曾在滇西住过好几年，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等是相当熟悉的。最好以保山、龙陵、腾冲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以及高黎贡山之险阻止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
当宋希濂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宋希濂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然而，事与愿违，诚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身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宋希濂，在解放战争中往滇西败逃的路上，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被解放军俘虏了。只有为他打前站的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只身经滇西、片马，逃到缅甸的眉苗市，为当地一个华侨剧团拉幕布，后来在华侨杨登廷、尹兆国的帮助下飞到台湾，被蒋介石任命为特种兵司令。
其实龙陵城并没有如保山、腾冲那样高大雄伟的城墙。严格地说，它只是滇西万山丛中千百个星星点点的小坝子中的一个小集镇。只因它东有与保山隔江相望的松山天险，南有与缅甸连接的木城，西有和芒市接壤的要隘南天门，北有龙川江彼岸的“极边第一城”腾冲，滇缅公路又横贯全境，因而它的战略地位就十分重要，被称为滇缅路上的咽喉。可是，与保山、腾冲、芒市比较，龙陵显得山太多，坝太少，也太小，充其量有一个高低不平的镇安坝、平达坝而已。然而龙陵有的是山和山上的森林，这就为龙陵人民抗日打游击铺开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乎朱家锡的龙潞游击队、常绍群的抗日游击队、木城的傈僳族游击队等等，在万山之间，纵横驰骋，使日寇从侵占龙陵那天起，就夜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
只说如今龙陵的霏霏淫雨和紧紧罩住千山万岭的黑云浓雾，给宋希濂的反攻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天上，尽管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云层以上发出闷雷般的隆隆声，但云天雾海却使运输机找不到目标空投粮袋和子弹箱，巨大的四引擎的B-24解放者式轰炸机也找不到日军阵地轰炸：P-51C型战斗机虽然飞得很高很快，时速比P-40型快一百五十英里，但在整个支那上空也找不到猖獗一时的日寇第五飞行师团的零式飞机了。在高空中，英勇的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们除了见山鹰俯冲进云雾去啄食死尸外，再见不到日本飞机的踪迹。因为此时日寇飞机，“除了以少数飞机进行游击式的奇袭外，已经到了再也不能进行其他战斗的地步。”（[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圣战全史》）
在地上，由于大雨如注，山水横流，遍地湿渍渍的犹如泽国的龙陵境内，唯一的一条滇缅路又被松山上的日寇切断，所以几万已渡过怒江的远征军部队的粮弹必须从三江口、打黑渡、攀枝花渡口经保山、昌宁、施甸的几万民夫肩挑马驮，在流弹横飞中翻山越岭，绕过崎岖泥泞的羊肠小路运上来，因而部队饥一顿、饱一顿在浴血拼搏，民夫们也滚成只见两个眼珠在转的泥人，苦不堪言。
“必须尽快将龙陵城打下来，切断松山守敌退路，然后东西夹击，吃掉一一三联队。同时也使固守腾冲之敌失去依托．让二十集团军能尽快消灭腾北之敌。”在小把地指挥部，宋希濂对幕僚们说。
“报告总座，”参谋长车藩如指着地图向宋希濂汇报说，“本集团军自渡江以后，右翼洪行的三十九师陷于磨盘石，对红木树久攻不下；正面刘又军的二十八师攻占腊勐街后被松山守敌抵住，再不能前进一步；只有左翼王凌云的第二军自三江口一线渡江后进展还较顺利，现在第二军的几个加强团已进抵平达西南地区；八十八师攻占平达后因敌反扑又告失陷，只有八十七师进抵勐冒一线，正待命行动。”
“立即命令：八十八师抽二六四团经华达岭攻占放马桥，不顾一切，大纵深穿插去切断龙芒公路。”宋希濂指着地图说，“命八十七师之二六〇团进占腾龙桥，对腾冲警戒；命八十八师派一部围困平达之敌，其余两师主力直扑龙陵城郊，应猛打猛冲，以迅雷之势攻下龙陵！集团军指挥部随军推进！”他向幕僚们横扫一眼，又大声说道：“反攻成败，举国注目，或成人雄，流芳千古；或当亡国奴遗臭万年，有委座手谕在此，望全体将士以民族尊严自励。参谋长，将此令先用电话向各部传达，再下达纸令，立即执行。”
半个小时后，即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下午五时，龙陵的层层山峦在远征军急速挺进的一股股铁流中跳动起来，与直泻的暴雨、横刮的山风、满山遍野的山洪、天上的电闪雷鸣、地上猛烈的枪炮声，形成了威武雄壮的大合奏。
渡江后横扫了几处小股日寇的阻击，一直推进到勐冒和黄草坝之间的八十七师主力，受命后沿老户蚌直插龙陵城郊的文笔塔，而后向西郊的伏龙寺攻击前进。该师的二六〇团一部在大坝受命后沿镇安街直下腾龙桥。与此同时，八十八师主力从蚌渺向金竹坪推进，并在金竹坪展开，对龙陵城东南郊的日寇守敌发动猛攻。
驻守龙陵城的日寇，早就奉命“严阵以待，吸住重庆军，以待增援部队到来，内外夹击，将其一举歼灭”，已在城郊四周的山头阵地上等待多时了。原先，他们认为中国兵可能在春初进攻，那时天时地利都宜于进攻部队行动，但整个春季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听到中国兵反攻的枪声；进入雨季后，他们高枕无忧了，认为中国兵决不会违反兵家之大忌，在云遮雾漫，大雨滂沱中拖泥带水地发动进攻。然而，中国兵在一夜之间全线渡江成功后，龙陵守敌闻讯才整装待战，因为龙陵城防司令武勇纠夫对“严阵以待”的命令不以为然。他想，松山坚如磐石，腾冲固若金汤，平达山险兵强，龙陵将不会有一个中国兵来送死。直到黄草坝发现大量中国兵时，武勇纠夫才下令部队进入早已构筑好的工事。两天后，中国兵的炮弹就呼啸着落将下来，将各山头炸得地动山摇，泥水横飞。
反攻的中国兵自渡江以来，虽然在连日大雨中浸泡，在长途奔袭中滚成泥人，而且吃的供应不上，但为了收复河山，报仇雪恨，攻击精神还是十分旺盛，人人一往无前，动作勇猛。尽管日寇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阻击，他们还是迎着漫天风雨，怒涛般地一浪浪冲上去，夺取了长岭岗、龙卡山、老东坡，在战壕中抱住日寇翻滚撕咬．可是，当中国兵攻下城郊各个山头阵地，喘息方定，正打算从四面八方冲下山去收复弹丸小城龙陵时，背后日军却满山遍野杀上来，一时双方喊杀声与惊雷闪电交织在一起，直杀得天愁地惨，尸横遍地。经反复冲杀，中国兵终于抵不住日寇的疯狂攻势‘败下阵来。一攻龙陵告吹，战局急转直下。
为困守龙陵之敌解围的是驻腾日军～四八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的增援部队和驻芒市的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指挥的预备队。早在四月初，日寇南方军司令河边正三上将根据驻印中美联军对缅北日军势不可挡的攻势，重庆军云集滇西以及美军在太平洋向日本本土逐步接近的态势，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正在所向无敌的胜利进军和南方军在缅甸与滇西的兵力、使命，制定了一个“防御缅北，进攻滇西，切实占领中印公路”的“乌”号作战计划。可是，到了五月上旬，“乌”号作战计划即将化为乌有。按日本人的说法是：“我方对敌军空降部队的攻击一再受挫，富昆战线也面临崩溃之势，方面军以及第十五军、三十三军都在为救援，打开这方面的战局而奋起时，云南方面的重庆军却乘虚而入，猛烈发起全面反攻。
“五月十一日，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全部渡过怒江转入攻势，当我与五十六师团将其阻止在高黎贡山以东时，十一集团军的六个师却从双虹桥至三江口之间的十几个渡口上全线渡过怒江，主力向龙陵方向挺进。这时，重庆军的反攻势如潮水，在云南全线展开。”（见《大东亚圣战全史》一书）
虽然如此，松山佑三中将对即将开往龙陵增援的日军还杀气腾腾地说：“我的猎物终于自投罗网了！我五十六师团全体官兵盼望这一天已经两年了！对我们原先只打算在三个月之内消灭中国的帝国军人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本来，中国的历史，在一九三七年末就应结束！本来，从一九三八年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应该这样写：‘在世界的东方，曾有过一个古老的中国，因为它的没落和腐朽，阻碍大和民族的竞争精神，因而被大日本皇军永远淘汰了。自那以后，他们还活着的官员，是告诫我们不要堕落和腐败的警牌，他们还没有绝种的儿孙，正变为我们的奴隶和畜生，供我们作千秋万代的驱使！他们的万里江山，正按天之骄子——文明的大和民族儿孙们的意志重新治理。这就是一个没落和腐朽的、被历史淘汰的曾有匠千年灿烂文化的民族的可悲结局。’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和中国打了七年了，这一笔至今还没有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注意！我的武士们：这一笔不是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就是中国人按相反的意思写在他们的历史上。现在，中国军队和帝国皇军都在争这支笔杆，谁胜了谁写！所以，我命令：到龙陵去吃掉七十一军，把这支记载历史的大笔夺过来，按我们的意思，愿怎么写就怎么写，前进！”
五十六师团拼凑起来的万余部队，从芒市狂风暴雨似的向龙陵卷杀而来。
半小时前，松山佑i还给他的部属——驻腾冲的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发去急电，电报云：腾冲，一四八联队长藏重：重庆军已全线渡江，其主力已被我诱至龙陵郊区。我反击时机已经成熟，令你部以少量部队牵制敌二十集团军于高黎贡山，集中主力飞援龙陵，合围敌七十一军，并全部消灭之。而后与我松山守备队东渡怒江，进击保山。这样，滇西军必将土崩瓦解，昆明指曰可下，大东亚圣战胜利在即。我五十六师团效忠天皇，光耀帝国史册的时机，确属千载难得，望电至兵出，此令。
师团长松山佑三
与此同时，松山中将还向前往松山阵地视察，被困在那里的师团参谋长永井清雄发去电报说：“……本师团对保山以东神往有年而不得东渡怒江而引为恨事，此次重庆军与天时地利相悖而贸然进兵，乃天皇陛下洪福也……我一一三联队独撑松山阵地而岿然不动，于我帝国皇军增辉不少。现在，我南北大军即日挥戈而来。务望腊勐守备队严守松山，密切配合增援部队，并切实作好东进准备，当此成败一举之时，国民将注视我每一武士神功，世界战史将记载我五十六师团之奇迹……”
五十六师团的成员，百分之九十都是日本北九州和福冈县人组成的，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山地作战部队。自侵占腾龙以来，其残暴和凶恶在沦陷区人民心中，已如毒蛇猛兽。日本人著文说：“自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以来，（五十六师团）就担任云南省的防务，在松山师团长的统率下，提出了把当地战场当做自己练兵场的豪迈口号，洋溢着必胜的信念……”（[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圣战全史·云南及缅北战役》）
被中国人将他们与野兽画等号的日本侵略者在滇西是怎样“练兵”的呢？且看历史记载：“（龙陵松山）永兴寨的张凤英，房屋被日寇烧了，八十多岁的父亲被烧死，本人半身瘫痪，无法逃走，只得用树枝树叶靠在坎子上避雨遮身，每天找野菜以度日。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连这样一个残废女人也都不放过，松山守备队多次对她进行奸污。一天，这些日寇抓到了张凤英的叔父，强迫他去奸污自己的侄媳妇，他死也不肯，日寇就用刺刀戳他的大腿，他拼命逃跑了。日寇却把狼犬牵去奸污那女人，张凤英气得大骂，被日寇一枪打死。”（《云南文史资料》三十九辑：《滇西抗战》）
当时．在场目睹这一兽行的腊勐守备队长真锅大佐也对参与这一罪行的金光少佐说：“我们这样做，未必与帝国文明和天皇陛下的仁慈相适应。”而一脸横肉、塌鼻子下仁丹胡一抖一抖的金光惠次郎却说：“我们在练兵，在心理上练兵。只有不断杀人的人，才会随时警惕地保护自己不要被人杀。我们的武士绝少投敌，就是他的指挥官能寻找一切杀人的机会和手段来增强自己部队的胆魄，加强与敌势不两立的决心，从而保证自身不被报复。世界上小偷小摸很容易被抓获，而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还往往被颂为英雄，这种现象是耐人深思的。再说，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早已是一条狗，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西方人不是早就挂出牌子‘华人与狗不准人内’么！我用一条名贵的军犬去和一个残废的中国女人交配，还是看重了中匡人。若论这个女人在中国的教育和地位，以及国家对她的待遇，她的命还不如帝国皇军的一条狗！你看，连我的军犬都不愿爬到她身上去，这就是它对这个女人很厌恶。结果她吧！大东亚圣战就是为了清除一切污秽和劣种！”金光说着手举枪响，一枪残杀了张凤英，而后摸一下仁丹胡，戛然一笑，“我为皇道乐土又清除了一粒垃圾！”
“野蛮的滇西人从不知道协助皇军！在这一带崇山峻岭牛居住的、被汉文化蛊惑极深、民族自尊心和尚武精神还没有灭绝的野蛮人给皇军增加了不少麻烦和死亡。他们把归顺皇军的人定罪为汉奸，并不断扰乱地方治安，处处与皇军作对，这种不可教化的人在滇西多如牛毛。所以皇军不得不用巨大的精力来对付他们，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迫使他们臣服，使他们知道顺从和反抗对他们的生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局（掌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发明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古训，则被他们当作耳边风！”（《藏重讲话录》一书中《松山中将视察腾冲在军官会议上的讲话》）
松山佑三说的“用各种手段强迫他们臣服”的手段是什么？且听保山县上江区赖绒乡排路村七十多岁的傈僳族老人的揭露：“我叫文才妹扒。日本人在我们村子杀吃了两个人，我亲眼看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我们正在吃晚饭，从赖茂江边上来一股日本敌人，敌人很多，包围了村子，狗也不敢叫。我们发现敌人来了，家家户户的人都逃进村外的林子里躲避，只有普儿张扒和他的侄女光学玛没有跑。普儿张扒当过牌首（清代任命的村寨头人），那年六十八岁，他说：‘日本人也是人，他们同中央军打仗，对老百姓不会怎样，我不怕。，就和他的侄女留在家里。
“第二天，敌人上平安寨山顶去了。胆子大一点的人才悄悄摸回村里看。他们进村后才发现普儿张扒和光学玛被敌人杀吃了。日本人取下我家的门板剁人肉，用我家的铁锅在门口煮人肉，把吃剩的两个人头骷髅和一堆人骨头丢在门口。回村的人看到这种惨景，不敢落家，我背上自家的铁锅又折回密林里躲避。当时我看到铁锅里还糊着厚厚的一层人油，心如刀绞，再也不忍心用它，就把锅送了别人。”（李道生、马秉坤合著《泸水军民联合抗日战事纪实》）
关于吃人问题，松本在《支那征程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昨天师团长松山在观赏叠水河大瀑布时，他站在太极桥上，对十多名官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战争，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只是远距离射杀，意味着胆怯，拼杀才显示出勇敢，而敢于将敌人生吞活咽，才是我们武士精神的体现：再说，中国人的繁殖能力比猪羊快得多，这是一种不需要我们饲养的动物。可惜我们的营养学家对中国人的脂肪、蛋白质、热能及对日本人的营养价值还没有作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我们吃过中国人肉的武士至今还没有—个中毒，这对我们儿孙的幸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对常闹饥荒的人类也是一种伟大贡献（笑声），而我们的关东军在东北的细菌试验，虽然卓有成效，但他们只知道消灭中国人，而忽视了中国人的食用价值（众笑）。”
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淫，滇西人民没有屈服，日寇所到之处，老百姓先是逃散一空，继而就组织起各种游击队与之对抗，打得日寇心惊胆寒，坐卧不宁。所以，松山佑三只好对他的参谋长永井清雄发出这样恶毒的哀叹：“怎样当良民（亡国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课题。我研究过，他们的祖先曾弯下腰来，双手抚地，充当过元鞑子的上马石。老盯姓讨来的新娘，必须先让他们供应的‘家鞑子’‘赛咕赛咕’。他们的帝王，动辄给强霸者送上美女千名，还美其名日‘和番’，以显示其文明的大国风度；他们的土地，大块大块地割让给世界列强；他们的内河，可以让外国军舰横冲直撞；他们的大小官员，很有一部分人在‘睦邻友邦，上给他们的百姓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可是，这些顽冥不灵的野人，如今居然不理解我们‘中日提携’的良苦用心，真可谓一盘散沙，不可救药。对这样的民族，除了斩尽杀绝，使其亡国灭种外，实在别无选择！”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等来早与来迟！尽管松山中将对五十六师团的增援部队鼓气，色厉内荏地说什么滇西远征军攻至龙陵境内是“自投罗网”，但他心里不能不对严峻战场形势进行认真的估计。他知道，他的对手宋希濂和陈明仁以及卜一集团军的全班虎将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七十一军这支部队，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战斗开始，就同帝国皇军勇猛拼战到现在。而且宋希濂乘坐的那匹东洋战马，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兰封对日军名将土肥源的十四师团战斗中抓获的。宋希濂敢于将它叫做“土肥源”，正说明这名中国战将对帝国皇军的蔑视。松山想：“自日中开战以来，中国的文官武将们只有少数几个人敢于正视皇军，多数则是谈虎色变的。而宋希濂骑着东洋大马转战南北，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这就是无视帝国威严，实在可恶！如果陈明仁俘获了天皇的战马，难道也要用‘裕仁’这两个字来命名么？！”
是的，严峻的、急转直下的战局不能不令每一个忠于天皇的帝国将领认真思虑：在欧洲，德国侵略军正在败退，美机也乘胜进击。仅五月十二日这一天，美国空军第八军的九百三十五架轰炸机在一万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英国基地起飞，对德国的石油加工厂进行了毁灭性轰炸；在亚洲，美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中国的成都起飞，已将死神降到日本本土（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在这稍后的时间里、美机从马里亚岛基地起飞，先后将一万吨燃烧弹投向东京，名古屋。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之后，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华北、华东等各敌后战场开始了摧枯拉朽的反攻作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缅北，三十三军团正被驻印中美联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滇西，十几个中国师一夜之间渡过怒江天险，正向龙陵进逼，他们敢于爬到云天之上的日夜雷电交加空气稀薄的高黎贡山，敢于不顾死活地大纵深穿插到龙陵城郊来，就证明他们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和作战实力，是不敢这样大举进攻来玩命的。所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松山中将牙一咬：“宁可玉碎，也要将中国兵打过怒江以东去！”于是，立即催军前进。
本来，松山佑三中将每战都要乘骑在南方军中那一匹赫赫有名的大黑马的，因为突然想到宋希濂和他的“土肥源”，所以他叫卫士牵走大黑马，自己钻进一辆轻型装甲指挥车，沿芒龙公路急驰而进。“我不能叫陈明仁占便宜，将我的战马抓去壮他的军威！而且还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松山深谋远虑地想。
松山中将指挥五十六师团的近万名增援部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直扑八十八师二六四团防守的放马桥；另两股则从放马桥两翼避开公路、翻山越岭偷袭已占领龙陵城郊的中国部队。
松山佑三中将能很快指挥一支近万人的快速部队对滇西远征军作出反应，向岌岌可危的龙陵城郊飞速前进，这对兵力单薄，各条战线显得捉襟见肘的日军来说，似乎是一种奇迹。而实际上是早有准备的。当中美联军特遣部队攻占密支那机场，紧接着中国驻印军八十八团、一五〇团、新编三十师、十四师、五十师数万健儿将密支那铁桶般地包围起来，当滇西远征军换上美式装备，日夜训练之时，河边上将和三十三军团本多司令官就根据各方情况制定了“防御缅北，进攻滇西”的“断”字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三十三军团从八莫、南坎、曼德勒、腊戍抽调来一切可能抽调的部队以及新从日本福冈、佐贺、长崎等地调来的三千名新兵，全开到芒市大坝中的酸果（羊奶果）、芒果林中隐蔽集结，以待滇西远征军西渡怒江，深入到一定地方，正打得精疲力竭或稍胜后忘乎所以之时，这支以逸待劳的部队才猛然出击，给中国部队一个出乎意料的反击。到那时，随后追击的日军纵然不能直捣昆明，也能达到继续切断中国赖以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的战略目的。
中国滇西远征军八十八师的二六四团，奉师长胡家骥之命，在龙潞游击队的协助下，六月四日从蚌渺经河底厂、山头寨在大雨滂沱中经两夜长途奔袭（昼伏夜出），绕过日寇在龙芒公路两侧的重重步哨，一举攻下距芒市坝只有二十多里的放马桥，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后，立即在公路两侧的各山头构筑工事。可是，每个散兵坑还挖不到一尺深时，松山佑三指挥的援军就在浓云密雾的掩护下沿芒龙公路扑上来。一时间两军相碰，举枪就打，挥刀就杀，呐喊声、枪炮声在各山头和云雾间回响不绝。
松山中将见他派出的步兵在放马桥各山头将中国兵缠住，立即命令十几辆轻型坦克和大队骑兵沿公路向一丘田前进。冲过中国兵刚刚攻占的放马桥后，正逢他们的同类——驻守南天门、张金坡的日寇冲下来接应，于是他们合为一股，反身向龙陵城郊的伏龙寺、红土坡、老东坡杀来。
从放马桥两边山地中前进的日寇，听到放马桥的枪声和惊天动地的吼杀声，不作片刻停留，他们知道松山师团长的中路军吸住中国兵后，更便利他们向龙陵城郊奔袭。
此时龙陵全境依旧是大雨如注，云天雾海，灰蒙蒙的天与地混沌成一片。就在这种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日寇偷袭部队正如一把巨大的铁钳，穿云破雾向龙陵钳来。
刚刚收复了龙陵城郊长岭岗、广林坡、老东坡、龙卡山、伏龙寺、红土山等地的中国兵，望着山下巴掌大的一个小龙陵城，认为只要一个冲锋就可以捉取瓮中之鳖，因此，都放下心来，也不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既得阵地，也不放出远距离步哨进行警戒。很多兵便一身泥血，仰面朝天躺在被炮弹、手榴弹犁翻过来的黄土坡上，张着大嘴接凉阴阴的雨水喝；有的还在一尺多深的黄黑难分的交通壕、战壕的积水中拖出日军的尸体来翻弄，想从他们的尸体上搜出点罐头之类的东西来。
这不是远征军战士们的懒散和松懈，他们实在是饥饿和拼杀得浑身无力了。在三天三夜的冲杀拼搏中，很多人只捞到一碗半生半熟的饭。龙陵这个地方太穷，山多坝子小。日寇侵占龙陵后，老百姓往深山野箐中逃散一空，有些恋土难移的人在田间劳动，还被日寇当作活靶一一射死在田中。举目四望，田地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决不像保山那样的产粮区，在滇西战役中能供给远征军十三万六千多包大米（这是一九四二年初支援入缅远征军至反攻开始之数字）；也不像腾冲那样，在被日寇侵占两年多后，二十集团军开进腾冲时，家家户户还能从坛坛罐罐中倒出米来，供应六万子弟兵达半年之久。
滇西远征军进攻龙陵时，正值腾龙地区的雨季盛期，正如当地民谚所说：“芒种的雨，夏至的风，大小暑下个不透风。”在这种天气里打仗难，运输更难。这期间仅在松山两边羊肠小道上为运输粮弹倒毙的骡马就有三千余匹。所以在前线拼杀的官兵不仅吃不上饭，连子弹都快打光了。
攻下龙陵城郊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比如八十七师二六二团团长傅碧人率领该部攻击勐连坡时，空前惨烈，反复冲杀九次，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傅团长也负重伤）才得最后占领。
中国兵不顾人困马乏正攻下龙陵外围的封家坡、桅杆坡时，突然背后“呀呀”地吼声如雷，眨眼间日寇如蝗虫般地从西南满山遍野地冲杀上来。中国兵调转枪口正与敌混杀之时．北面又惊天动地地翻腾起来，一阵排炮在中国兵占领的文笔塔、红土坡、五三一〇高地爆炸后，日寇大队骑兵和步兵就在硝烟雾雨中冲上山来。
北面这一股日军是从腾冲开来的。
原来，为了执行“断”作战计划，侵占腾冲的日寇一四八联队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当二十集团军五个师（一一六师、一三〇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预备二师）于五月L一日从双虹桥、栗柴坝等渡口攻上高黎贡山的南、北斋公房和日寇激战之时，联队长并没有派出大队援兵北上增援。他要等待中国兵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时，瞅准战机，选准突破口一举打过怒江，为帝国的大东亚圣战创造奇迹。“凭我的了解，中国兵在向后狂逃时，他们自相践踏和顺便洗劫百姓的本领，可抵得上我们帝国的几个师团。”藏重康美眉飞色舞地对参谋长金木一雄说。
接到师团长“电至兵出”的命令后，藏重命早已集结待命的一千五百名步兵跳上汽车，五百名骑兵飞上战马，沿腾龙公路气势汹汹地向龙陵扑来。只一个冲锋，打散了守卫腾龙桥的中国兵，而后向巴拿掌一线急速推进。到了巴拿掌，五百多名步兵从汽车上跳下来，奉命进攻大坪子、老户蚌，而后向黄草坝攻击前进。另一股到了龙陵近郊，炮兵架起大炮，步骑兵在丛林中一线展开，趁着炮兵轰击效果，又是一个冲锋，迫使中国兵弃阵而逃。
松山中将与藏重援军会师龙陵后，立即挥师东进，咬住中国败兵紧追不舍。他们要与松山阵地上的守军汇合，趁中国兵前方混乱，后方空虚之际，从惠通桥杀上老鲁田，直捣卫立煌的长官部，“不消两天，滇西重庆军将全线崩溃、土崩瓦解！我的武士们，打到勐冒，活捉宋希濂，前进！”松山佑三此时已从轻型坦克中钻出来，很张狂地跨上战马，抽出战刀向东一指，日寇呐喊一声，向黄草坝、向勐冒飞奔而来。
对于松山中将这次行动，日本陆军大佐、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曾喜形于色地在《大东亚圣战全史》一书中写道“……松山师团长决定在缅北保持现状，在南面采取攻势。于是将步兵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大佐指挥的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留在腾越，与敌二十集团军对峙；亲率主力抄回，以闪电之势，首先袭击包围龙陵之敌……从五月十日以来，在两个月内，该师团的战斗虽因兵力大相悬殊和地势艰险未能给予敌军决定性打击，但对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敌军，施展如燕子翻身的灵活战术，极尽了内线作战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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