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该忘的事，袁总统都不忘，于是，除了辫子之外，北京又复古了。结果……
一
中南海的瀛台。
暮春的夕阳，还在西山之腰，这里已经是一片灯火通明；昔日冷清的大厅，陡然摆设了盛宴的桌椅：灯红酒绿，菜香扑鼻。那些邀来作陪的大员，鱼贯而入，笑语欢声，缭庭绕院：副总统黎元洪——这个很少在京城露面的人物，今日也春风满面，握着内阁代总理孙宝椅的手，仿佛有说不完的军国大事；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跟约法会议议长孙毓筠寒暄两句之后，便默默地坐到一个角落里去了；李经羲坐下之后发现杨度坐在一旁独自沉默，便走过去和他聊天；最忙碌不定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显然，他以主持人的身份在应酬八方。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大总统袁世凯陪着一位比他略见苍老的人走进来。所有在场的人一齐起立欢迎。此人便是袁世凯拟任命为国务卿的徐世昌。徐世昌，刚到花甲之年业经明显老态了，那并不高大的身躯有点驼背，鬓角也见银丝，双眸有点内陷；唇边那抹短须却修饰得齐齐整整。他并没有因为“民国了”感到失落，他步履轻盈，满面带笑，频频向人们抱拳致意，间或寒暄几句。自然，那些目光环绕着他转动。
“大家入座吧，入座！”梁士诒大声叫着。
在中间一个八仙桌上，袁世凯入了主座，徐世昌坐进宾席，大家依次坐定，盛宴方才开始。
袁世凯举起杯来，对着大家笑笑，说：“各位，各位！今天我们相聚，为我们的老相国徐卜五阁下洗尘。卜五不辞辛苦，从东海之滨的青岛来到京城与大家聚会叙旧，我们应为之举杯！”大家起立，共同举杯，齐呼：“老相国好！”
徐世昌是做过前清内阁协理大臣的，故称他为相国。他和袁世凯已有三十多年的交情。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这位皇帝的内阁协理大臣便隐居青岛，抱定了不做民国的官，不剪辫子，不受民国的勋的“三不”主义。1913年12月，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崇陵奉安大典，徐世昌也匆匆忙忙来到北京，参加了没有“国”的“国丧”。有人问他：“老相国，你的老朋友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了，在就职那一天还授你勋一位呢。这是民国最高荣誉呀！你是为受勋位而来的吧？”
徐世昌淡淡笑着，摇摇头。“我是有‘三不’主义的，此行是来参加先帝移灵典礼，也顺道看看老朋友，向他表示祝贺。”那一次，徐世昌却连老朋友也没看便走了。
早时，袁总统要改国务院为设国务卿了，又想起这位老朋友，并派他的学生王揖唐去青岛劝驾，才有此次瀛台盛宴。
酒过几巡了，袁世凯端起酒杯，离开座位，来到徐世昌面前，呼着只有当年他们文社朋友才呼的徐的雅号说：“菊人兄，让我们再度携起手来，奋斗在一条绳上如何？”
徐世昌端起杯，还是淡淡笑着。“菊人老矣，有负众望。”
“老当益壮！国家、黎民都盼望你。”
“盼我？”徐世昌摇摇头，“我……‘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罢哩，罢哩。这些年，一切都习惯了，‘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诸位，喝酒，喝酒！”
在一旁沉默多时的杨度，心里猛然动了一下。“啊？这个发了霉的老相国真的要学那朱希真一心爱山好水去了吗？果然如此，倒也是一个聪明之举。”
在今日的宴会上，杨度是比较消沉的，他下定决心，像当年徐庶进曹营一样，一言不发。有什么好说的呢？民国了，杨度认为一切都不维新的维新了，他心向了袁项城，倾其全力，要实现一片新天地。他无意与袁平分秋色，他只决心做一个辅佐袁的好“内助”——当一名有作有为，又不显山不露水的“宰相”。许多时来，他在中南海也没以宰相自居。不想，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之后，宰相这一缺并没有青睐他，而是三邀四请要托付给大清王朝的内阁协理大臣。杨度心灰意冷了。若非十分不得已，他真不来参加这样的宴会。他本来想，这次宴会的结果是：袁世凯在大庭广众之下拖也把徐世昌拖出来，按也得按到“国务卿”的位子上；而徐世昌，一定是半推半就，造成一种无可变更的事实。现在，袁世凯是初衷不改，恳请再三，那个徐卜五，却真的不愿出山。尤其在他明明白白地朗诵出朱敦儒的《鹧鸪天·西都作》之后。他心上的一块沉沉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朱敦儒，字希真，南宋绍兴进士，为秘书省正字，擢兵部郎中，迁两浙东西路提点刑狱。晚年他离开官场，过起遁世隐居的生活，再不出仕。徐世昌借他的词句，显系有效法之意。杨度终于端起杯，来到徐世昌面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他一杯。
和杨度同病同态的，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这个曾经领衔奏请朝廷立宪和召开国会的原云贵总督，此番出任政治会议议长便打定主意夺“相”位。李经羲的政治会议确实为袁总统的立法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在李翘首以待相位时，他也发现了袁世凯青睐的不是他，而是徐世昌……
在杨度敬完酒之后，李经羲满面笑容地走向徐世昌。
天下事无不是奇妙的，杨、李二位的良苦用心都是无法获得良好结果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窥测出大总统的良苦用心——英国人朱尔典的“肺腑相劝”，侍女秋艳的“亲眼目睹”，已经大大地动摇了袁世凯的“共和”之心，他左思右想，认定“中国是不宜实行共和”的，还是君主好。就在他一手捧着“共和”，一手捧着“君主”在等量之际，他的原籍河南项城祖坟看守人韩诚来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庄稼汉，背着一块长方形的石板，说是来给“送宝”的。老汉被引到袁世凯面前，双膝跪倒，连声“报喜”！袁世凯慌忙拉起他，说：“老人家免了免了，大老远来了，身子骨还好吗？”
“好，好，”老人爬起来，说，“托袁家祖上的福，好着呢！”
“这么远的路，老人家还背块石板……”
老汉神秘兮兮地说：“正为这事，才专门跑来。不瞒东家老爷说，这事只有东家老爷你才能批解得开，别人谁也没有这能耐。”
“啥事呀？看老人家神的。”
“神事，神事！”韩诚拉起衣袖，揉了一把额角渗出的汗水，说：“东家老爷，你说奇事不奇事，老太爷仙居旁边长出一棵紫藤树，几年间就丈多高。奇就奇在通身上下像一条盘龙，头像龙头，尾像龙尾，人工做也做不那样像！你说奇不！”
“真有其事？”袁世凯又惊又喜。
“还有呢，”韩诚说，“老太爷的墓边上，常常红光四射。有一天，我被红光耀醒了，爬起来一打量，嘿！红光像大扫帚一般，直往上喷花，耀得半天通红。我越想越觉奇。第二天，我就在墓边仔细寻找，竟发现裂了一条地线。顺着线缝儿往下挖挖，更奇了……”
“怎么样了？”袁世凯急着问。
“这不，原来土层深处竟有一块古物。我怕走了风水，便急忙送到京城来了。”
袁世凯迫不及待，忙将包石的布片取开，却见一方腐蚀像颇浓的石块，他用手拂去面上的尘土，竟露出苍劲有力的四个楷书大字——“天命攸归”！袁世凯还疑为是花了眼呢，再用手抚摸一番，果然不错。“‘天命攸归’……天命……”他明白了：“我的祖坟，我的祖坟……”从那一天起，袁世凯便不满足干那个正式的大总统了。
就是因为不甘心只做大总统，袁世凯才想起了徐世昌。“除了他，还有谁能够更熟悉宫廷那一套呢？！”
宴会上，徐世昌反复表示，他只想“且插梅花醉洛阳”。但是，他却再三表示感谢袁世凯对他的“盛情款待”。
二
徐世昌离开中南海瀛台，但却没有离开北京城。袁世凯对徐宴会上的冷漠虽然感到失望，但却并不绝望。他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盘旋北京，就说明他出山的可能还存在。于是，宴会的第二天，他便派遣国务院代总理孙宝琦和陆军总长段祺瑞来到徐世昌的下榻处，继续劝驾。
徐世昌此番见到大总统的代表，不仅绝口不再谈“且插梅花醉洛阳”，而且对时局颇说了一些肺腑之言。这更令总统代表有了笑脸。
原来这位前清相国中南海回来，便虔诚地向吕祖进行了祈祷，竟然讨了一个“良机莫失”的签。徐世昌皱起眉沉思有时，笑了。
“老相国既然对国事洞察秋毫，自然胸有治国良谋。大总统的重托，看来真是慧眼识栋梁了。”孙宝琦对徐世昌拍马屁了。
段祺瑞也说：“卜公为人为政，朝野有口皆碑。国人无不翘首以待，敬候阁下出山。”
徐世昌笑了。“这么说来，我对国家还有点用？”
“岂止‘点’用，乃是栋梁！”孙、段齐颂。
“好吧，我就姑且出来过渡过渡，帮帮老朋友的忙。”徐世昌站起身，朝着孙、段微笑。又说：“可是，有两件事情得先说清楚：第一，我绝不接受民国的官俸；第二，我是过渡，务必请他随时物色替人。”
“一切听从老相国吩咐！”孙、段二人终于满意而归。
徐世昌接受国务卿，愿意出山，袁世凯十分欣喜，立即在总统府的最幽静处——遐瞩楼——为他安排了办公室，并再三叮嘱总统府所有人员对徐一律以“相国”尊之，自己也常至遐瞩楼虚心聆教。徐世昌刚刚住定，袁世凯便以老朋友馈赠名义送去大洋四千元，“以备零用”。因为不是俸禄，徐世昌也坦然收下了。
徐世昌既不愧前清重臣，又不负朋友之托，做了袁政府的国务卿之后，着实大刀阔斧地帮他做了一串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真以政事堂代替了国务院，政事堂除国务卿外又设置了左右丞二人；总统府的秘书厅也改成了内史监，袁的老笔手阮忠枢也由副秘书长擢升为内史；公府中的“谒见礼”也改为“觐见礼”，各省民政长通通改为巡按使，观察使改为道尹，都督改为将军；文官分为九秩，勋授实行五爵，连业经通行全国的无官职称谓“先生”，“君”也一律恢复为“大人”“老爷”。一切都回到了前清盛世！端阳佳节这一天，徐世昌还换了一套朝服，戴上红顶花翎，乘坐肩舆前往清宫，以太傅身份向退了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叩头贺节，并参加了清室的节宴。徐世昌想帮助袁世凯干什么，岂不一目了然了吗！
袁世凯对徐世昌的作为十分满意，他坚信用人用对了。“徐卜五之外，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谁也没有这么熟知章法！”他尤为满意的是，徐世昌采取的措施实行起来平平静静，没有波折，更没有人反对。“中国人还是喜欢帝制，留恋帝制的。朱尔典说得对，皇权才是极权。极权不灭！”
袁世凯毕竟是官场上的老手了，这条道上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他是饱受了，他明白自己举步维艰。他常常抓住袖筒里的胳臂还在问“是真是假”。徐世昌帮他采取的种种，他很满意，但他依然悬着心。
新领了内史监的阮忠枢慌慌张张地过来了，他喊了一声“大总统”，而后有点慌张，他不知道该行鞠躬礼呢还是该行长跪礼？“大总统”是叫了，还要不要再续上“万岁、万万岁”？
这个比袁世凯略长几岁的文案、刀笔，近年来也在沉沉浮浮：本来，他是袁世凯一号笔杆，袁的所有行文，无不出自他手，他对宫廷、官场的文牍熟悉到纯青程度。民国成立，行文从格式到词语都变了，他陡然逊色了，几乎成了闲员，袁世凯也打算给他几个养老金让他回原籍去。现在，他突然又红了起来，并且一下子便跳到内史监的宝座。照官例，他得算内阁大臣了，他有点惊慌不已。他说不清大总统厚爱他的原因。
“斗公，我正要找你，有些事想同你商量。”
“大总统，你吩咐。”阮忠枢恭恭敬敬。
“不是吩咐，是商量。”袁世凯说，“你说说，昔日的那种祀天、祀孔大礼，是不是就必须废掉呢？”
阮忠枢是望着袁世凯眼神办事办习惯了的，他的话音他一听便听了个明白。忙说：“是的，是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朝一朝、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几代、几十几百代人的心血啊！都废了，不是没有文化，不要祖先了吗？不行。有些事不能废。”
“你就说祀天、祀孔这些事。”袁世凯觉得他把话说远了。
“不能废，不该废。”阮忠枢说，“天道不可违。圣人之训，惊天撼地，一部《论语》不朽于天下，谁能与之伦比？！得祀天，要祀孔。这两件事件件废不得！”
袁世凯舒心地笑了。
不几日，便有一道“大总统命令”发布出来：
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忘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祀祖为王者之私亲，转昧报本为人群之通义，遂使牲牢弗具，坛壝为虚，甚非所以著鸿仪崇盛典也。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莅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主精神隐相翕合。前经政治会议议决，嗣由礼制馆拟定祀天通礼，业已公布施行。兹据内务部呈称：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民国亲自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用扩古义而答洪庥。
振振有词，名正言顺！这道命令使中国四万万黎民都目瞪口呆！
果然，在距1915年还有七天的那日，从黎明起，自新华门至天坛，沿途路面一律加铺黄土。早在三天前沿街各家已不许留宿亲友，且户户需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等处的摊贩一律赶走，天坛四周布满警察和荷枪实弹的士兵。
钟鸣三声，袁世凯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那是一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周垂以璎珞；舆抵昭亨门再换竹椅显轿至祭坛前。
袁世凯下了显轿，在荫昌和陆锦等高级军官的搀扶下缓步走上台阶，去行祭祀礼。
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系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俨然以一副皇帝气派出现在天坛，连祀天祝版也是清朝皇帝用的样式。唯独见新花样的，只是祝版上皇帝例用的“子臣”二字换成了“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字样。北京人由于“久违”了这种场面，虽戒备森严，远处人山人海。这一点，又令袁世凯兴奋不已。“黎民百姓还是打心眼里拥戴皇帝的！”
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袁世凯“帝梦”渐酣的时候，中国内外都发生了令他十分头疼的事。在他的老家河南揭竿而起的白狼暴动，使袁世凯坐卧不安，他下了决心消灭他。起初，他任命毅军翼长赵倜为“剿匪督办”，并悬赏五千元捉拿白狼。结果，赵倜大败而归。之后，袁又令河南、湖北两省会剿。还是剿不灭。再后来，他派人到紫荆关掘了白狼的祖坟，撤换了河南都督张镇芳，改派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坐镇信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白狼起义军还是越发壮大，势力不仅河南，且渐至湖北、陕西、甘肃。到了1914年4月，白狼军以暴风骤雨之势向西北急进，经永寿、长武、平凉入甘；5月占领秦州（天水），6月又迂回礼县、阶州（武都），并很快逼回西安。袁世凯慌了神，不仅派北洋干将陆建章督陕，并且调集五省都督联合剿白。一万人的白狼军，竟弄得北洋系段祺瑞、张镇芳、赵倜、王占元、陆建章、张敬尧、倪嗣冲等一群大将及十万大兵惶惶不安，成为民国以来北洋政府最大的一次镇压农民运动，更是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然而，白狼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了。
正是袁世凯喜庆讨白狼“胜利”之际，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世界乱了：先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和3日，德国先后向俄国、法国宣战，并于4日大举进攻比利时；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又不久，土耳其、保加利亚、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美国都卷了这场大战。
对于这一场以欧洲为中心的大战，袁世凯政府只表示了一个“严守中立”的态度。然而，中国能中立吗？中国中立不了。
8月15日，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和“确保东亚和平”，向德国发出通牒，要求德国将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解除武装，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
德国则答复：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27日，日本第二舰队公然宣布封锁胶州湾。
9月2日，日本侵略军两万人配合少数英军以对德宣战为名，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登陆，当日占领了黄县、莱州。9月12日占领即墨，25日领占滩县，10月5日占领青州车站，6日占领济南车站，10日占领博山煤矿……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波及中国，而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海海域及几乎山东全省。
面对着日本的大举入侵，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只对“日军在山东境内发行纸币，毁伤稻田及虐待人民”提出抗议；而另一方面，则命令各省当局“严禁人民抗日”，取缔“排斥友邦”之小学教科书。战云弥漫，领土被侵。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该怎么办呢？他能怎么办呢？
袁世凯，别看他“治人、抓权”很有一套，但外交，却是庸才得很。他只从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老师李鸿章那里学到一个秘诀，那就是“以夷制夷”。不同的是：他的老师是以俄制日，而他则是以英制日。他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英国能帮中国一下，别国就不敢入侵中国。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请到总统府。
“公使先生阁下，欧洲之战，业经波及中国。”袁世凯带有诉苦及哀求的口吻说：“日本军队对我大举入侵，山东大部被占，胶州湾主权已为掠去。我们盼望大英帝国能够公正地干预此事。”
朱尔典明白袁世凯在向他们求救了。他端起茶杯，眨眨眼睛，先表示个无可奈何的架势，淡淡地笑了笑，才说：“总统的心意，我们理解而且同情。不过，我也坦诚地奉告：日本已经加入了协约国，站在我们一条战线上。你们还是中立国。我们没有理由帮助一个中立国来抵制自己的盟国。”
“这么说来，贵国就没有办法了？”袁世凯有点着急。
“办法也不是绝对没有。”朱尔典卖了一个“关子”。
“什么办法？”袁世凯又有一线希望。
“如果中国也加入协约国，”朱尔典神气了，“情形就完全两样了。那样，中国也是我们的盟国，又是日本的盟国。我们总不能看着盟国欺侮盟国。你说对不对？”
袁世凯点点头。
“再说，都是盟国了，日本就没有理由再来欺侮自己的伙伴。”
“中国加入协约国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没有力量出兵欧洲呀！”袁世凯明白自己的国力和兵力。
英国人摇摇头，说：“出兵不出兵，是无所谓的，只要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资上尽可能支持我们，就可以被认为尽了盟国的义务。”
袁世凯想了想，觉得这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在国际上，可以争取盟国保护，不致被侵；在国内，还可以以参战名义扩张军队。于是，袁世凯便满口答应参加协约国了，并且提出了入盟的三个条件，即：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协约国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中国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这三个条件英、法、俄都同意了，但日本政府不同意，并且态度强硬地说：“以后凡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否则，日本不能认为有效。”
英国人傻眼了。袁世凯也傻眼了。日本人却得寸进尺，大肆侵略了。
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11日，日本内阁议决在欧洲战争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交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青岛守备，山东路矿及海关均派日本人管理，并派相应官吏。在军管期内，中国人出入青岛需领取日军许可证，胶济路上的中国护路军队要撤出……
袁世凯从李鸿章那里学来的“以夷制夷”政策完全失败了，他崇拜中的那个英夷并没有力量制服侵略他的那个日夷。他装模作样地也发出了抗议，发表声明，强作精神要维护“主权”，但是，他却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他无力抵抗。
袁世凯把个人的事想得太多了，而把中国的事又想得太少了。世界大战会怎么样？他心中无数；日本人想在中国干什么？他心中的数也并不大——日本人对德宣战，日本人进攻中国的山东，并不只想胶州湾，也不是只想山东省，他是想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想在吞并朝鲜之后进一步吞并中国，以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人很聪明，当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相当特殊权利的时候，日本人还不敢把手向中国腹地伸得太长，他只能着眼东北的满蒙地带。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各国在欧洲战场拼得你死我活，谁也顾不得东方了，日本人的机会来了，他们要把中国从世界地图上消灭的野心变成了现实行动。
战火在胶州湾燃起之后，袁世凯的觉也睡不好了。一天，他把他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找到居仁堂，问他：“日本政府究竟对中国抱什么态度？”
有贺长雄笑笑，说了一句题外的话：“大总统阁下，如果中国改行君主立宪制，中日两国政治制度相同，便有利于两国间的提携合作。”
袁世凯锁了锁眉，觉得此话有点耳熟。他想起来了，早几天，他让中国驻日本国公使陆宗舆向日本表示抗议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曾向陆说：“如果中国改行君主立宪制，日本则愿意从旁协助。”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也曾向袁建议：“中国现行民主共和制，并不适合国情，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
袁世凯想了这些，又惊又喜：他惊日本人精明，能看透他心里的奥秘；
他喜的是日本人同情他，他有转危为安的希望。他对有贺长雄点头笑笑，说：“阁下的意见容我再想想。”
有贺长雄毕竟只是袁世凯的顾问，他不必做出公文式答复。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却是日本政府的代表，同他来往就不是说说而已。
1915年1月18日，这个日置益便正儿八经地交给大总统袁世凯一件重要公文，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袁世凯，“这是解决中日悬案的重要公文”，并要求“在两国直接交涉过程中，请大总统保密”。
外国公使直接把文件交驻在国总统，已是怪事。袁世凯略看几行便十分吃惊，原来这是一份包括五号二十一条件的“侵略计划书”。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想了一会儿，说：“这是属于外交争端，请贵公使找外交部交涉吧。”
四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作为中国人民永远的耻辱史，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的“二十一条”都会永远地记入史册。“二十一条”简而言之共为五大内容：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二、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权；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
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
袁世凯锁眉了，他在自己的房子里缓缓地踱着步子，思索着接受这“二十一条”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要是阻挡出去又会带来什么？尤其是或进或退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他不能不认真思考。袁世凯拿不出决定意见。
他的驻日本国公使陆宗舆从日本给他传来密报，说：“日本外相加藤明白表示：中国政府如果不承认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条件，日本政府将暗地帮助国民党人进行反（袁）政府活动；相反，如果承认这种条件，日本政府将协助中国政府。”陆公使还说：“日本外相说，大总统在朝鲜时期便颇有反日情绪，今后如欲变更国体，首先必须取得日本政府支持。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条件，日本政府才会有好感。”
陆宗舆是袁世凯手下办理对日外交的“四大金刚”之一，是个很注重分寸，很会利用外交辞令的人，袁世凯明白：陆宗舆传来的日本政府态度是被调和了的中性语句，日本人的态度必然是更恶劣的。这更增加了袁世凯的压力。
日本人找上门来了，又是那样气势汹汹，不理睬是不行的。袁世凯把他的外交总长，陆军总长以及国务卿召到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外交总长孙宝琦把“二十一条”逐条讲了一遍，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表示什么。屋子里一时间寂静得有点恐怖。是的，形势挺严峻，排除又排除不了，接受又是亡国灭民，谁承担这个千古罪名呢？国务卿徐世昌觉得自己是个“过渡”的官，是应酬门面的，袁民国的困难由你袁民国拿主张去好了，我听之任之；外交总长觉得自己是国际关系中的“联络员”，“二十一条”传达完了，责任已尽，怎么办？那是总统、国务卿的事，他也听之任之；陆军部总长段祺瑞，以军人的素质抱着“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宗旨，等待接受命令，所以，他也默不作声。这样，屋子里除了“死”再不会有什么了。
袁世凯耐不住沉默——日本人不允许他沉默，他得有个明明白白的进退。他望了望面前木雕泥塑般的三个人，心里有点气：“你们是我的左右臂，是我的辅佐大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怎么一个一个都成了没嘴的葫芦？难道你们这些大员连匹夫也不如吗？国家兴亡，匹夫还有责呢。怎么办？你们总得说话呀！”
段祺瑞先站了起来，他对着孙宝琦说：“日本人太猖狂了，这些条件，我们绝不能承认。把这些东西却还给日本政府，免得唠唠叨叨。”
袁世凯瞪了段祺瑞一眼，略有怒气地想：“幼稚！能却还还用你提？”他只是这么愤愤地瞪了一眼，还是说：“我们虚弱得很，倘若原件却还，一条不依，定致邦交决裂，酿成战衅。这却如何是好？”说话间，他的目光早投向徐世昌，盼望国务卿能给以支持或献一个良策。
徐世昌圆滑，他懂得袁世凯这个目光的内涵和分量。他转过脸就把这份“情意”转赠给了孙宝琦。他说：“折冲樽俎，责在外交，此事应由孙总长往会日使，婉言解释，表明为难情形，要他们改换条约，以达到双方都能接受。”
孙宝琦坐上外交总长位置，已属勉为。他知道，这把交椅应是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或汪荣之之辈中之一的座位。尤其是曹汝霖，他精通日语，又是早期的留日学生，前清时他便由外交部主事提升至侍郎，他更是情理中的外交总长。所以，当国务卿点了他的名之后，他却不冷不热地说：“宝琦不才，恐难胜任，请大总统另选贤能，宝琦情愿辞职。”
袁世凯一听，怒了。心想：“国难当头，作为国家重臣，不能鞠躬尽瘁，为国解难，反而临阵脱逃，这算什么忠臣良将？”他真想狠狠地臭骂他一顿，然后把他贬为庶民。可是，他暗自气怒了一阵子，还是吞了下去，只说：“你若去职，让谁替代呢？”
孙宝琦说：“最称佳者，莫过陆子欣。”
“陆征祥？”袁世凯重复了一句。
“是陆征祥。”孙宝琦说，“他算是对日专家了。”
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气，把脸转给徐世昌。“且让陆子欣挡冲挡冲如何？”
徐世昌闭着眼睛没说话。段祺瑞却沉不住气地说：“既然孙总长觉得陆子欣比他更合适，大总统当然得用一位‘更合适’的人去跟日本人交涉了。”下边他还想说“当初就不该让不合适的人占着位子”。但他还是没有说出来。他望了望袁世凯，又说：“礼用尽的时候，还得考虑用兵的事。”
袁世凯知道段祺瑞也对孙宝琦有意见，便接着话说：“是的，是的。对待入侵者，不该忘记反抗。”
陆征祥被召到总统府，表面上推辞一番，袁世凯温言相勉，他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之后，即同总统、国务卿商量同日本进行谈判，并即日照会日本公使，约定谈判日期。
一场中日之间的艰难谈判开始了。一家是以强欺弱，横行霸道，拟把别国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一家是屈膝求荣，步步后退，想以乞怜之姿换取敌人的“慈悲”。
就“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是从1915年2月5日正式开始，到4月17日，两个半月之中，共举行二十五次会谈。会谈，一直是在讨价还价之中。袁世凯的代表只敢对“二十一条”提出修正，而日本代表，始终坚持一成不变。到了5月26日进入第二十六次会谈时，日本政府竟自行提出了修改方案。中国代表兴奋了一阵子，但修改文本到手之后，他们又傻了眼睛。日本人不仅对自己的侵略条件一丝不改，而在形式上又耍了个花招，把“二十一条”第四号部分日本的侵略要求改成“是袁世凯政府自动提出而不是日本政府强加的”；又把第五号部分涉及其他国关系条文抽出做悬案处理，其目的不过是缓和西方国家干涉而已。中国代表把日本人的“修改条约”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叹息着摇摇头。
谈判，只是日本人侵略的方式之一，那不是全部。早在3月8日中日第七次会谈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就明白地对中国代表曹汝霖说：“如果数日内谈判仍无满意之进展，恐将发生意外。”袁世凯吓坏了，怕日本人真采取“意外”。于是，在第八次会谈中便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路期限等条款做了很大让步。让步归让步，日本人还是采取了“意外”行动：
3月14日，日本向中国的东北、天津、山东等地增兵三万人，以示示威；
3月18日，日军一部公然开入沈阳。
日本外交官、武官到中国各地到处收集情报，化装资本家、学者、旅行团偷盗中国机密；5月7日，突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修正案为全体承认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这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之内，中国政府必须对“二十一条”做出或可或否的明确答复。
外交部把这个通牒送到袁世凯面前，陆征祥只站着轻声地喊了“总统”二字，便转身退出去，而袁世凯也并未留他再谈什么。
5月的北京还是一派温和气候的，一年一度的百花又盛开在中南海。袁世凯感到他的房间里很冷，冷得他总想加衣服。日本人的通牒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时间，都没有退步了。要么全盘接受下来；要么原封退了回去。袁世凯在自己面前握出两只拳头，他反复掂量，哪一只比哪一只更重还是更轻？他衡量不准。在他面前，还有几片纸头，是由江苏将军冯国璋领衔、联络十九省将军发来的电报。这个电报他已经看过好几遍，现在，他把握紧的拳头又舒展开来，重新展开这张电报：
日款发生，亡国预兆。国家既处如此危险之地位，国璋等对于中华民国同膺捍卫之责，义不容袖手旁观，一任神州之陆沉，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璋等分属军人，必尽其军人救国之天职。凡欲破坏吾国领土之完全者，吾辈军人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但其国民尚能投袂奋起，以身殉国。所望大总统与政府，群起严词峻拒，勿稍畏葸，我军民等当始终为后盾也。乞鉴察！
看着这份电报，他又想到了长江巡阅使张勋的电报，想到广东惠州镇守使龙觐光的电报，都是决请政府拒约的。昨天，陆军总长段祺瑞还当面向他表示主战的决心……“中国人心里愤怒呀！”
袁世凯有些发愁！
五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人强加给中国人的“二十一条”，是中国人永远不可忘记的耻辱事件，是中国人民心灵上永远永远烙下的一块伤疤。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民，袁世凯是不会接受那个耻辱性的“二十一条”的，在他给冯国璋等军人的复电中便曾明白表示：“立国于此风云变态无常之世界，必具有一种自立不挫之精神，有自立不挫之精神，人虽谋我，焉能亡我？”但是，作为梦想着要做中国皇帝的袁世凯，他想得更多的，是他现在的“宝座”能不能坐得牢？他走向“太和殿”这条道是否“顺”？所以，在隔了几日之后，在他又给军人们的电报中便变了脸，说什么“惟该将军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最后，命令似的对将军们说“……不必兼顾外交。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协同地方禁止，至要勿误”。
一夜之间，判若两人。国人对袁世凯惊讶了，“这是一个什么总统？国难当头，他一时要人们‘具有一种自立不挫之精神’，一时又抱怨人们‘越俎代谋，实非所宜’。究竟怎么才好？”
无论如何对待国人（军人），日本人的“最后通牒”是发出了，四十八小时是个界限，袁世凯必须有个态度——不管可否。5月8日，袁世凯把副总统、国务卿、各部总长通通找到中南海的春藕斋举行会议，希望由大家拿出办法，至少是做出决定。并希望立即召开一个参政院全体会议，由参政院——袁世凯把参政院看重了，他要参政院做他的挡箭牌子——做出最后决定。
上午的会开得很冷清，除了决定“下午开参政院全体会”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对“通牒”表示可否。连那些平时气愤不已的军人也怕因“越俎代谋”而敛口。
下午，在去纯一斋出席参政院全体会议前，陆征祥慌慌张张地跑到居仁堂，愁眉苦脸地去见袁世凯。袁世凯一见外交总长眉脸，便问：“怎么，有急事？”
陆征祥说：“英国公使到我家去了。”
“谈什么？”袁世凯有点吃惊。他不知这位老朋友为何避开他而去会外交总长了。
“关于日本的通牒事。”
“他什么意见？”
“很糟糕。”
“说！”
“朱尔典说，‘中国已面临最危险的时候了。我在中国四十年，跟大总统有三十年交情，今天不能不过来讲几句极诚挚的话。日本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如果与日本开战，将自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虽然同情，却是爱莫能助。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全部条件而外，别无自全之道’……”
“接受全部条件？！”袁世凯皱了皱眉，背过身去。
“朱尔典还说，‘中国暂时忍辱负重，从此整军经武，埋头十年，或者有与日本抬头相见的一天……’大总统……”
袁世凯转过身，等待他的外交总长说出最关键的言语。
“英国公使让我把这些话全盘告诉你。”陆征祥说，“他还逼着我必须同意他的意见，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条件。”
袁世凯又背过身去，苦苦地思索着英国人的意见。
陆征祥又说：“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找我了，他们提出了与英国相同的劝告。”
5月，正是燕赵的仲春天气，中南海的居仁堂，却又显得暑气蒸人。外交总长在不断揉着额角的汗渍，大总统也在揉着额角的汗渍。“没有余地了！”袁世凯暗暗自想。不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吗？明显，一场恶战立即会在中日两国之间展开。“中国有战胜日本的可能吗？”袁世凯是经武出身，中国现有的军队都是他培植起来的，有多大战力他清清楚楚。“果然一战，中国人的英雄豪气倒是打出来了，但是，中国也将从此灭亡了。中国灭亡了，大总统也不可避免地是亡国之君，是日本人的奴隶。再高的理想，通通化为乌有了。”袁世凯流汗的额角，猛可间添了一层冷冰，他通身寒战起来。
“接受‘二十一条’，”他退上一步想，“那样，固然有失中国人的品德，但是，中国毕竟只是失去了部分主权，并没有亡国。”袁世凯没忘他的“大业”——做大总统也好，将来当皇帝也好，都得有个主权国家，占山为王还得有一片山呢。“只要中国不亡，我就有回旋的余地。”袁世凯想起了朱尔典的话，“整军经武，埋头十年”。“是的，埋头十年我就不相信没有与日本人抬头相见的日子！”想到这里，袁世凯陡然感到轻松了，房子里的空气也凉爽宜人了。袁世凯问陆征祥：“你是怎么想的？说说看。”
“我看朱公使的意见有道理。我们不能硬拼。”又问：“参政会议的议员会怎么样呢？”
“把利害摆明白，争取他们理解政府吧。”袁世凯不再说话。
8日下午2两时半，参政院会议在中南海纯一斋召开。为“二十一条”召开的参政院会议，先由外交部总长做了“引导”的发言，他在说明了中国所处的形势之后说：“日本已撤回了‘条件’中的第五号部分，此外，凡属自居优越感以及侵犯中国主权的各项条件，经过我们力争，也都得到修正，比起原案来，我们挽回不少。”“二十一条”竟变成了“侵犯中国主权的各项，都得到修正”。那就是说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侵略中国主权了。
袁世凯在陆征祥说完之后也上了台，他的脸色非常阴沉。他对着鸦雀无声的会场观看了好一阵，才以“沉痛无比”之言说了一段中国面临的“沉痛无比”的形势。最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
袁世凯说：“我们的力量不如人呀，不能跟人家对打。英国朋友关心我们，朱尔典公使关怀我们，其情可感。我们应该记住朱公使的话：埋头十年，卧薪尝胆，将来或者还有抬头的一天。否则，亡国之祸必不可免！”大总统的话说得具情具理，谁还敢再说什么呢？
参政院，本来是袁氏家族中的一群食客，他们都是看着袁世凯的脸色办事的，当然对于袁世凯业经默认的“二十一条”只得全体通过不敢做任何异议。
现在，就是由外交部履行手续了。距离日本政府的“通牒”最后期限还有七个小时，负责中日谈判的中国代表、外交次长曹汝霖又一次走进总统府，把那份将要公开发表的承认“二十一条”的公文文本送到袁世凯面前，请他签发。袁世凯接过文本细看，觉得与昨天下午看的文本不一样，便问是怎么回事。曹汝霖吞吐着说：“文本草稿经日本公使过目，他们有异议。”
“什么异议？”袁世凯业经看明白了，便说，“那就一定要在第五号条款下加‘日后另外协商’六字？”
曹汝霖只微微点头。其实，刚刚日本公使那里就为此几字他已吃了不少白眼。原稿上只说“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日本人大发雷霆说：“此项回文与原议不符，本公使未便接受。”曹不得已只好加上“日后另外协商”几字。
袁世凯大怒了。“你太胆大妄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请示我？你做得了主吗？”
“是，是。”曹汝霖惊恐着，说，“我再去找日本人谈判。”
袁世凯压着文本的手却没有松开，怒发完了之后却默默地低下头，轻轻地叹着气。大约是感到“回天无力”了，他还是对着外交次长摇摇头，然后，一字不改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批准了这个将要公开发表的文本。曹汝霖于通牒期限前两小时送达日本公使馆。
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宣布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交涉始末。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同日本侵略者正式签订了那个“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条约。
六
袁世凯接受那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打上一块羞耻的烙印。羞耻激起人们的愤怒，激起人们的仇恨，激起人们做出他们能够做得到的反抗行动。以抵制日货作为突破口的爱国反日运动，一瞬间便在全国范围内荡起：不用日货，不坐日船，不跟日本人来往，处罚贩卖日货的奸商，成了爱国人民的行动公约。
青年华侨自愿回国抗日。
海外留学生组织回国请愿团，请愿抗日救亡。上海人民发起救国储金运动……
善良的中国人民，竟忽略了这天大的羞辱还是因为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总统卖国投敌所造成的，应该着力反袁、反卖国政府。人民没有激起反袁怒潮，袁却再三再四下令压制人民的反日救亡运动。接受“二十一条”之次日，袁世凯便向全国发出“密谕”，把日本人说成“三头六臂”，为自己不抵抗政策做辩护；不久，又以政事堂国务卿名义再发“密谕”，仍然为自己的罪责解脱。欲盖弥彰，袁世凯这样做了，反而引起了国人的注目。于是，一股“不承认‘二十一条’”“出兵收复山东”“诛卖国贼以谢国人”的呼声震撼全国。袁世凯惊慌了。他挖空心思，想让外交总长做他的替罪羊。陆征祥无可奈何，只得通电辞职。陆不想承担全责，在自己的“辞职通电”中写入“曹次长误签”条约几字，曹汝霖发了怒，他也在辞职通电上毫不掩饰地为自己辩护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部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这话一经公开，袁世凯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骂曹汝霖：“混账，混账！还不曾亡国，就把自己的主子出卖了。”一怒之下，把他已经决定授给曹汝霖勋三位以奖其签约之功的命令也取消了。
曹汝霖毕竟是为袁总统卖了力的，怒归怒，骂归骂，袁总统还是不忘他的“贡献”和忠心，袁世凯不仅不批准他辞职，反而还给了曹“仪同特任”，享受总长的待遇。以后，中国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一方面是人民的反日情绪与日俱增，一方面是袁政府对爱国人民镇压的升级。爱国有罪，成为中国人民最痛心无不皱眉的现状。
“二十一条”接受下来了，卖国已成为事实。乍听这个词，袁世凯还有点冷飕飕地颤抖。听得多了，耳朵大约是适应了，并不感到刺激了。他只想把这件事先丢下，去办那些该办的事情。
什么事情该办？什么事情最急呢？紧紧张张度过了许多天的袁世凯，仿佛觉得没有太急的事可做了。“二十一条”虽然蒙受莫大的耻辱，但毕竟没有亡国，而袁世凯还是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大总统他便执掌着治理这个国家的一切大权。无论“二十一条”把多大主权丢掉了。割地了，赔款了，划出租界了，任他去，中国的版图还得是中国的版图！这么思索着，袁世凯该干什么自然由他了。
中华民国快到她的四岁生日了，袁世凯的复出也快到四周年了。当因为“二十一条”而遭到的咒骂声渐渐离他耳朵远了的时候，他舒了一口气，想心平气和地回顾一下这四年。往日，内外交困，烽火狼烟，他顾不及。现在，仿佛温和了，也该回顾了。
事情也真够多的，当他想从冗杂的项目中找一两个“头等”的时候，又仿佛都是头等、都不是头等。
正是袁世凯心神不定的时候，人传“有一个河南同窗一定求见”。袁世凯问了姓氏，却毫无记忆了。便说：“大约是一位老乡在北京受困了，给他送点银钱，就说我很忙，无暇见他。”
侍从却说：“他说他不缺钱，是来给你送比钱还贵重的东西的。已经等待你好多天了。”
“什么东西？”
“他不告知，说‘只当面交给你’。”袁世凯眨眨眼，说：“让他进来吧。”
一个清瘦的儒生被领进居仁堂，约五十岁上下，衣着朴素，满面带笑，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向袁世凯问好，但只鞠了个躬。
“请，请坐吧。”袁世凯还在打量他，“从河南来，有何见教？”
“大总统不认识我了？”那人淡淡一笑，“我是唐天喜将军家的塾师，叫任芝铭的，见过大总统的面。大总统还欣赏过我的诗呢！”
袁世凯望了望他，毫无印象。便说：“噢。你有什么事吗？请讲。”
“我刚从河南来，河南老乡都惦记你呢！”这位自称任芝铭的人说，“你有个表弟叫张镇芳，对吗？是沾了你的光做了河南都督。很为河南人办了几件难忘的事。”
“是吗？”袁世凯心里高兴。
任芝铭说：“这不，大总统把国民党灭了，你的表弟便在河南大肆屠杀革命党。还在开封西门外为革命党招魂、开追悼会。结果，竟把骗去开会的上万人全杀了。小的写了一首诗，读给大总统听听。”说着，从衣兜里取出一片纸，平仄有韵的念道：
帝乡人命贱如麻，
冤血三年浸碧沙。
我欲招魂魂不至，
腥风吹赤半天霞。
“大总统见笑了，见笑了。”
袁世凯眯着眼睛，慢慢思索起来——屠杀革命党，那是他部署的；张镇芳在河南杀人，他也知道。唐天喜的塾师写诗骂张镇芳，他觉得不可能。因而，他再次打量那个来人。“你……你是任芝铭？”
“是的，大总统。”
“这诗是你的心里话？”
“是的，大总统。”任芝铭说，“不只这一首，还有。”
“还有？什么诗？”
“国家经济困难，国家又须用钱。”任芝铭说，“别的省份闹独立捐税不好收，河南是你的原籍，所以，一年竟收两次人丁税。河南人真‘高兴’。小的也写了一首诗。”说着，又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念道：
豫民生计本无聊，
丰沛恩泽愧汉高。
翻使渥承优待处，
岁输履亩助新朝。
“怎么样，还可以吧？”
“你……你……你什么人？敢来本总统面前戏弄？来人！”袁世凯发怒了。
几个侍从闯进来。
“把这个疯子给我捆下去！”来人七手八脚，抓起那人。
“我不是任芝铭，也不是河南人。可那事却千真万确；那诗，也千真万确是任芝铭写的。我只是觉得挺好玩，才冒名顶替送给你，请大总统好好读读吧！”
袁世凯软瘫瘫地坐在太师椅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