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媒体宣传抗日

    中国单独抗击了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承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击法西斯侵略的重大任务；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的抗战是十分艰难困苦的。而当时世界号称民主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抗战缺乏了解，可以说基本上是袖手旁观，或者看不到中国抗战的地位与意义。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宋美龄利用她的身份，发挥她的专长，或在外国刊物上，或通过广播，反复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重视与支持。

    1937年10月12日，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十一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固守立场》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十分形象地写道：“我一方面执笔写作此文，一方面坐待着日机的前来空袭。一刻钟前已鸣过警报了。我每当空袭，循例要出去观察，尤其注意我方怎样地从事抵抗，等一会儿敌机到达的时候，我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接着又说：“日本在上海启衅到今，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我国人民所受的惨痛，简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据外籍军事家声称，我们英勇而军备较逊的军队，受到有计划而残酷的日本炸弹和炮火摧残的厉害，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即如今日的西班牙战事以及过去的世界大战，也赶不上它的凶猛。他们并且说，不明白为何人类血肉之躯，能像我国军队这样，固守着阵线，至今仍屹然不动。”“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往返，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我们还缺乏精劲的空军，当遭遇到侵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仰赖美国和其他各国，向他们定购大批飞机，希望他们能迅速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接着，文章又叙述了日军飞机轰炸以及空战的情况：“下午的二点四十二分。九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下午二点四十六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二点三十四分开始的。”“下午二点五十分，西北方面有激烈空战。”“下午二点五十一分，城的西南方面，浓烈的烟尘和火焰突然飞了起来，若干轰炸机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下午二点五十五分，当北面天空之中正在激战的时候，其余的轰炸机溜到南面，向飞机场投着炸弹。”“下午二点五十六分，同一方向，又有了爆烈的声响。略偏西面，空战正进行激烈。”“下午二点五十八分……下午三点十分……下午三点十七分……下午三点二十分，此刻空中连飞机引擎的声音都没有了，空袭约在三点四十分结束。”这次空袭的结局：“击落了三架日机，上午还有两架，那两架是中途就被截拦，没有到达南京。参加空袭的敌机，计双发动机重轰炸机九架(每架载空军六人)，和六架驱逐机，我方的损失计两架被迫降落，机师四人受伤，一人牺牲了生命。”

    讲了这次空袭局面之后，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政府的态度：“当我的文字中途被空袭所打断的时候，我正说到我们即使用最悲观的态度来推测，也想不到美国竟会禁止船舶运输军火来华，并且拒绝颁发赴华美籍教练员的护照。这一切恐怖，虽则威胁文化的基础，这蔑弃国际条约和法律的举动，虽则危害人类安全的根源，然而我们却发现美国的行为，不仅阻挠我们寻觅自卫的途径，并且间接地帮助敌人，完成他们打击我国至屈膝的威胁。这种意欲保持中立的举动，实则不过助桀为虐，还有什么疑义呢？我们不仅觉得美国态度的令人骇异，并且深深地感到，我们服从国联的条约和精神，因此受到了丧失东三省的苦痛，我们的脸上，不啻受了这堂堂共和大国的掌击，这个堂堂的共和大国，是我们一向以敬意相瞻仰和效法的。当我们以现金向美国购买飞机，而美国服从日本荒谬的要求，为尊重他们的封锁政策，不准将飞机运输出口的时候，那末，我们以为世界的忠信和正义，已到末日，还能责难我们武断吗？

    在这不宣而战的冲突之中，那种荒谬的封锁政策，打击中国至屈膝的普遍呼声，以及全国广大区域的人民，受到最不人道的大规模的屠杀，这种种，万分地使我们伤心。”读了这番宋美龄指责美国政府的文字，不能不感到这个时候宋的立场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位置，而且不以美国这个大国强国为恐惧，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接着，宋美龄在文章中又做了肯定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然而西方人也有被日人所凌辱的，这才激起很大的愤慨，使他们起来为中国主张正义，又因为日人各方面的暴行，有加无已，使美国官方对事态的演变，不能闭目坐视。美国总统最近仗义执言，发表了公正的批评，虽则为时略迟，仍然可以当作一种正义的行动而加以欢迎的。我们素来相信美国对于有计划地灭亡我中国的团体，决不赞与，由是而更得到了确切的明证。接着我们又欣幸地读到美国国务院的宣言，我们深愿这篇宣言能给日本以更大的打击；同时，我们的信仰，因此也更加坚定，我们应该深深地自省，如何向着尊重条约，和及早把敌人逐出国土的两大目标，勇往迈进。”

    对海外宣传中国抗战，在抗战前期或抗战中期(在重庆)，宋美龄都做了许多工作。她通过广播或其他形式，向美国，向澳大利亚，向加拿大，向英国，以及向印度，宣传了中国的抗战。具体的：1937年2月21日向美国作了题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同年9月12日向美国发表《告美国民众》的播讲；1938年2月由中国代表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上宣读了她的致词，同年4月11日应加拿大广播公司之请自武汉发表演说，同年4月28日向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十五次全国大会播讲，同年5月14日以《中国的现在、过去与将来》为题自武昌致函美国某同情中国的友人；1940年4月18日对美广播，同年11月20日对美国发表了《感谢美国妇女踊跃援华》的播讲；1941年4月28日对英播讲，同年11月10日对美国发表《答谢美国友谊》的播讲，同年12月4日对美国发表题为《民主中国的贡献》的播讲；1942年3月17日在重庆对印度人民广播致词，同年5月4日向美国发表了题为《人道的锁匙》的答谢词，同年6月1日对美国军民广播，这是一次翻译了蒋介石声明之后，利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的讲话，同年6月13日就接受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发表了题为《献给我的母校》的讲话，同年7月22日为盟国妇女战时工作展览会在伦敦举行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英国姐妹们》一文，同年10月11日以《集中智慧共谋和平》为题致信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克里浦斯爵士夫人，等等。这些讲话、文章和信函，是宋美龄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国，就中国的抗战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恶。“日本军阀把中国人民的鲜血，涂染了广袤的区域，把中国无数的家室，烧成了灰尘。他们的野蛮，简直足以使从前阿蒂拉的部属惊骇得瞠目结舌。”“凡是日本军队铁蹄所及，他们在我国，随处都划上了毁灭的刻痕。他们造成了无数衔冤饮恨、死于非命的死者，其中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男人、有女人、有幼孩；他们还同时摧残了古旧的城市、繁盛的村镇、工厂、店铺，以及许多人工作着的团体、学校和慈善卫生的机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疯狂的屠杀和摧残。”

    第二，展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华的业绩。“中国一向是被认为怯懦无能的，军事上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然而如今已决定放弃从前的容忍政策，不再忍受暴敌的侵略残杀和无理侮辱，全国奋起，为了国家的生存而从事抗战。”“我们屡次的感到死神已在眼前，但是藉助于精神的力量，我们总把敌人阻挡住了。我们的军民团结一条心，在被逼迫到无地可容时，我们便像浮云般的出没于深山丛林。我们可能从某地抑退，但是中华民国的军队是永远不知道失败为何事的。”

    第三，斥责民主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袖手旁观态度。“各民主政府，并没有做过实际有效的工作，连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都没有做到。结果，我们用了简陋的武器，为了民主国家所拥护的原则，为了国际条约和公法的尊严，同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这样英勇地艰苦抗战，反给民主各国冷酷地丢在一边。而更使大家迷惑的是，我们已被摧残到了这个地步，而民主各国对于日本要求列强保守中立的谰言，似乎还小心翼翼地愿意去听从。我国那些对于跟随民主主义步趋发生怀疑的人们，指明民主国家的所谓保守中立，是很可骇异的，事实上不过纵容日本无节制地在它铁蹄能及的我国领土之上，继续广泛屠杀和奸淫掳掠的凶行罢了。”宋美龄还是有区别地指出：“民主国家人民向我们所表示的无限同情……民主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很显明地有着区别，这许多人愿意帮助我们的好意，我们决不能辜负的，并且应当深深感谢他们。”特别对美国政府，宋美龄说：“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

    宋美龄在多次讲话中说：“我们只希望民主国家的人民，固守他们所声言的信仰，固守他们所赞助的道义行为。若不如此，世界将重返到原始的野蛮时代，强权和暴戾将代替了正直与礼义的地位，高据于崇高的宝座而支配世界的一切！”

    第四，感谢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宋美龄首先向美国人民表示：“诸位既给我们以物质的援助，又给我们以精神的鼓励，你们信赖我们抗战的立场，了解我们所奋斗的目标，对于世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性，这两点我觉得意义尤属重大。我们中国需要一切对我们表示善意的国家援助，而这种援助若是一种含有积极性的鼓励，不仅是消极的周济，则我们将加倍地欢迎。”

    她对英国人民表示：“在我们抵抗日本军阀侵略的过程中，你们给予我中国以同情与援助，我今天得有机会向诸位发表谈话，且略申我全国同胞感谢的悃忱，实在觉得欣幸。救济中国灾难的英国捐款，从前称为‘梅易爵士救济金’。这种援助一向鼓励了我们争取自由的战斗。我们知道，英国也在艰苦地从事于生死的搏斗，可是英国人士仍旧尽力之所及继续支援着我们，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受惠勿忘的民族，对于英国这种友谊的表示，自然永远不会忘记。”对美国的支持，宋美龄一再说：“你们对我国表示的种种善意与同情，我们是多么的感谢，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给我们的许多礼物，我们是多么的欢迎。美国正在英勇竭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正义与人道。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之上的。我们共同敌人，目无法纪，藉着野蛮的武力，以图自私。在他们的横行狂暴之前，中美两国的友谊，也决不会动摇的。”

    再一件是，出版《战争与和平通讯》一书。此书是将宋美龄的讲话、信件和其他有关抗日的文章收集起来，用政府的名义予以出版。由于收集仓促，几乎没有经过编辑加工和适当的校对，宋美龄对此书“深感失望”，“对其中大多数段落都极为不满意”。然而，该书“在披露美龄的性格及其在危难中的发展方面，却胜过最正式的书籍”。

    在其中的一些文稿中，宋美龄对西方国家不援助中国抗战的做法感到强烈的不满。她说，她无法相信她眼中所见的——这些国家自毁其诺。在书中描述了宋美龄对西方国家认识的过程：“最初夫人仅是拒绝接受这种现实，到最后不得不信时，她忍不住就要以苛责的言语相对了。”在这本书中，宋美龄讲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她说：“就日本军阀目前在华的行动来观察，诸君当能明了日本军阀居心的险恶和残忍，依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数年以来无日不在准备的，征服中国的企图，为了达到这目的，即使完全歼灭我中国人民，也无所顾惜。”

    第二，谴责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熟视无睹。她说：“所奇怪的是，列强竟袖手旁观，完全没有考虑到制止的步骤，是不是日本军阀每日虚构事实的宣传，竟能使各国相信么？还是因为日本有催眠技术，麻醉了世界的政治家呢？‘这并非战争，只是一种事变’的日本咒语，似乎赋有蛊惑的魔力，驱使世界保守缄默。

    甚至8月28日日本首相近卫的宣言，声称日本意欲‘鞭笞中国使之屈膝，不敢再有抗战精神’，似乎也不足惊醒世界，使他们感觉到这是正在进展中的漫天奇祸。”

    第三，揭穿了西方国家寄希望于用“国际法”来制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只是一种空想。她说：“列强的签订九国公约，原欲避此巨劫，也为了特别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免受日本军阀的侵略。列强又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组设国联，用这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理的侵凌。奇怪的是，这些条约，今竟荡然不存，开历史未有的先例。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了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不仅战士捐躯疆场，连他们的家属妇孺，也难幸免，这些都是日本军阀正在中国肆行无忌的行为。然而条约的崩溃，与夫二十世纪重复发现这种大规模残杀无辜的惨剧，文明各国也不能无咎。”

    第四，表明了中国人民已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的决心。她说：“中国一向是被认为怯懦无能的，军事上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然而如今已决定放弃以前的容忍政策，不再忍受暴敌的侵略残杀和无理侮辱，全国奋起，为了国家的生存而从事抗战。”“我们历年来负着怯懦恶名，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力之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涂染了鲜红的血液，或毁灭在猛烈的火焰之中，亦所不惜。”

    第五，感谢华侨和海外人士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她说：“在抗战中。我愿意特别称道海外爱国同胞的忠诚赞助，这将是我国最后胜利的一大因素。因此，我代表蒋委员长，向海外侨胞，申谢他们的慷慨捐输，并保证我们将用所有的能力，来作扞卫疆土的奋斗，务求不辜负他们合作鼓励的美意，同时我还要感谢友邦人士同情的表示和精神的鼓舞，这实在给了我们无上的激励，这种同情是必要的，我们正须仰仗着世界各国的智慧与公平，使日本军阀朝夕孜孜所散播的荒诞流言，对于世界及中国，不致发生不良的影响；并且还希望我们的主张和努力，得到中国素所信守与维护的条约的援助。”宋美龄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是反映了蒋介石抗战初期的“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不过蒋介石对国联迷信多一点，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又必要的行动来制裁日本；而宋美龄则对西方各国谴责多一点。蒋介石是“求救”多一点，宋美龄则是“感化”多一点，例如在上述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段感人的话：“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但是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惶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以及慈母悲悼她爱子的眼泪，家室被烧时的黑烟与火焰，种种凄绝人世的境况，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再会罢，诸君。”

    宋美龄这些向海外，尤其是向美国所作的舆论上的宣传呼吁(包括斥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有的书评述：“的确，如果人都明白她所说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就会行动起来救中国！”

    动员妇女参加抗战

    1937年8月1日，上海会战爆发前，风声已紧张，宋美龄在南京将国民党头目的夫人与女儿召集起来，建议妇女要齐心协力，帮助赢得战争。宋美龄在会上指出：“妇女的工作不只局限于生产军火和办医院，而且还应教育大众，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大多数人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规模和意义还不甚清楚，国家领导人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姐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许多农村妇女在地里干活，所以中国的农民必须减少疾病，消除阻碍粮食生产的无知。他们在学习这些基本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其他的东西——读书、写字和思考。所以有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新生活运动还应该继续，尽管战争暂时把它变成了防御的机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建立了一个“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宋美龄作了题为《告中国妇女》的演讲。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正当强邻压境，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重、最危险的时机。因为战争是凶险可怕的，我们不得不在战争的阴影之下集合，实是万分遗憾的事情。这次战争，我们必要牺牲很多将士，无数无辜的平民，和损失国家无穷的财产与资源。眼看我们十年来埋头苦干的建设，要被这十分残暴的敌人摧毁了，但为了国家的生命，有时我们需要这样极度的牺牲。我们政府的态度，现在已经明白表示，凡是自爱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们已经忍受了，我们不再迟疑，要勇往向前，用尽我们的全副力量，来救国家的危急。”接着，她针对妇女说：“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各人要尽量地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什么地方有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得争先恐后地来担任。”10月6日，宋美龄应澳大利亚悉尼某刊物之请，在国外发表了题为《战争与中国女性》一文。文章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痛斥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宣扬了中国的艰难抗战。

    第一，向国外友人宣传了怎么看待中国妇女。文章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对于中国女性的观念也各有不同。那些浪漫主义者印象中的中国女性，是在花叶掩隐、亭台复折的曲径小道之上，姗姗微步出来的一位云鬟翠袖的人物；另有一种人，所见的中国女性，则是沉静而耐苦地跟男人共同在田里辛勤工作，或是与自然的困难，作奋勇的搏斗。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另一种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宋美龄比较肯定地认为：“我们已有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女性用新的确信自立了起来，并且用新的眼光来批判人生。”

    第二，向世界揭示了日寇入侵给中国妇女带来的灾难。文章说：“不幸的现在中国已被战争的祸患，变成非常不愉快、非常苦痛的时代了。这战争，各国虽不承认它是战争，实则是残酷无比的战争，它的进行，完全不受任何规则、任何法律的节制，凡是近代技术所办得到的一切大规模杀人工具，都给敌人完全利用了。”宋美龄具体地描述：“死亡与毁灭，每天自各处的天空下降，自北至南，以及辽远的内地，凡日本飞机飞翔所及的地方，都遭受猛烈的炸弹的投掷，许多非战斗员和妇孺，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伤枕藉。他们的家室，不论是茅屋，是精舍，都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炸成废墟，有的烧成灰尘。敌人的空军是绝不尊重生命与财产的。”

    第三，着重宣传了中国妇女已投身于这场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文章说：“生活于这种灾祸侵寻之中，从炸弹之下幸存生命的中国妇女，已经严切领受了当前的事实，她们立刻觉悟了自己的责任，认识了在国难期间应尽的义务。

    本来各阶级的妇女，接着她们各种环境的需要，同样有尽力的责任的。”“任何年龄、任何地位的妇女，都得把绝大的力量来贡献给当前的工作。战争开始的时候，社交的享受就停止了，没有娱乐，没有欢会，谁都专心壹志于救死扶伤、慰劳军队以及各种切实的救国工作。”宋美龄十分具体地写道：“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她们都自愿参与接济士兵、救援贫民的工作。我们这里所产生的现象和各国在战争时所有的现象，完全没有两样——妇女界的领袖，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东西。已有一百个妇女推销队组织成立，销售一百万元救国公债。此外，有的还在组织中。收集金银珍宝以充实国库的运动也踊跃地在推进。女界领袖慷慨捐输或出力办理医院及难民收容所。上海女子青年会、妇女俱乐部及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同学会在上海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即为一例……从慰劳伤兵，赡养难民起，一直到提倡节约运动，整个的战时工作中，中国妇女都在贡献她们的能力和财力。酒楼的侍女，舞厅的舞女，如今都在医院及救济机关里辛勤工作，也有若干年轻女性，驾驶着开赴战场的汽车或运输车辆。”

    第四，论述为什么中国妇女“竭尽了她们全力去干这种救济战祸的工作呢”？

    文章回答说：“我们中国正抵抗着一个野蛮残暴、野心无比的敌人，以求自卫，所以中国的妇女都放弃了安静与快乐的追求，尽力于辅助战士、救援国家的工作。”

    1938年5月下旬，宋美龄在庐山开了妇女谈话会，出席的有宋霭龄及冯玉祥、陈诚等人的夫人共50名“中国妇女界的知识分子”和“所谓妇女界的领袖”。召开这次谈话会的目的，按宋美龄说的，“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分子能够聚首一堂，大家认识。要是我们女子能够表示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更不得不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这是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二个原因。”这次会议的议程有：“(一)战时妇女工作问题；(二)如何动员妇女民众；(三)如何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事业；(四)改善妇女生活问题；(五)妇女团体联络问题。”5月20日，宋美龄在谈话会上发表了演讲，谈了这次会议的目的与要求，把新生活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展开，以训练全国的妇女工作人员，投入抗战。她说：“这一次会的目标在于订定一个试验性质的纲领，以训练全国的妇女工作人员。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一种已经存在的组织，这组织须具全国性，并且，还要能够深入各阶层的民众。我指的就是新生活运动……”会上决定建立妇女咨询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九个部门：总务部、训练部、宣传部、生活部、生产部、战争救济部和战争地区服务团、难民儿童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确实做了许多动员与教育妇女投身抗战的工作。

    她先后发表了许多篇文章与讲话：《妇女谈话会演讲词》(193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妇女节纪念会讲词》(1939年3月8日)，《妇女与家庭》与《中国妇女工作》(1940年6月)，《告女青年书》(1940年9月20日)，《中国妇女抗战的使命》(1941年7月为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作)，《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四周年讲词》(1941年8月1日)，《我们中华妇女》(1942年2月12日在全印妇女会议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讲)和《向全印妇女发表演说》(1942年2月12日)，《向世界广播中国妇女战时工作》(1942年3月8日)，《向伦敦国际妇女会致意词》(1944年3月8日)，等等。

    这些文章与讲话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而阐述了不同的内容。

    在抗战处在持久阶段，宋美龄一再提出：抗日战争已加速了中国妇女的“抬头与解放”，“它激起她的爱国热情，并给予她久所梦想而迄未实现的工作领域；它使她获得在社会上与男人平等努力的机会；它使她开始担负那些原为富有经验的男人们所独占的责任；最后，她在协同击溃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终于表现出她的创造力”。

    到了抗战将要取得胜利的阶段，宋美龄说：“在战云迷漫、烽火蔽天之中，我们妇女所担当的任务，大都发动于我们挚爱国家的情绪，发动于我们的爱国心。

    有人说得很对，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当然爱国心决不可以丧失，倘使爱国心丧失了，那种日子势将恶劣到不堪设想。但是有了爱国心以外，艰危的世局并且还需要我们有远大的眼光，把全世界的人类一视同仁。到未来的新秩序实现之时，我们必须以过去对于本国人民的爱护与贡献，推广到整个世界的人类。我希望我妇女界也都有这种四海一家的观念。我并且同样地希望她们将发挥无可抗拒的力量，保证这种观念必能实现。我中国妇女完全同情这种世界理想，正以最大的热诚准备与你们合作，尽一切的努力，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因为一国的真正幸福，必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幸福。”

    举办训练班。当时武汉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武汉民众的抗战情绪极为热烈，青年界尤为突出。宋美龄要利用这个形势，把她的那一套推向全国，于是就在武汉开办训练班，选自全国流入武汉的女青年，分两批接受特别教师的训练。

    第一批50名，第二批120名。经过训练后，由30名组为一队，被派往全国各地，利用当地的学校、寺庙和任何公共建筑物，建立教育中心，从事卫生、乡村经济、基本阅读、写作、算术、战争教育等教学活动，也有一些人在医院工作。

    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武汉成为训练的中心，班数也越来越多。核心工作仍在宋美龄身上。宋美龄以她的地位、身份，使得这些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少女成为当时服务于抗战的女战士。宋美龄每天必到各班级发表演说。她的语言与情绪热烈、激动、急切，使年轻的女学员们激发出一股英雄崇拜的热情和憧憬着所期待的她们的未来。虽然由于所花的精力很大，但她对这种“集合学校教育及政府政策于一体的方式”很有兴趣，十分自得于此一工作。她抓得十分细致，例如要求学员个人用自己的碗(不许公用)，对碗盘的卫生要求也很高(用三遍水冲洗)，外出居住营区的清洁要求更严格，当然这一些正如一些书评论：“任何清楚乡土中国情形的人，都会对这些成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要求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不过这批培训出来而撒向全国各地的女教师的工作效果如何呢？《宋氏家族》一书有一段文字叙述：“更深刻的东西是女孩子们的仪表以及她们上课的方式。这些老师并不是在大城市街道上闲散的脆弱、纤细的花朵，她们体格健壮、脸庞红润、步履矫捷。这并非由于美龄办的训练学校使她们成为这样，而是美龄将这些过去生活在富裕家庭樊笼中的妇女释放出来，让她们投身到工作中去。听她们当中的人上课，人们不禁会对采用旧的教学方法传授新思想的形式感到钦佩。在乡村中学的泥土地板课室里，或在自由中国到处可见的老式三面墙的大房子里，一群儿童和在地里劳动了一天，只有在黄昏才能腾出点儿空来的疲惫的农村妇女，跟在老师后面咿呀背诵着有关卫生、道德哲理和三除以九的简单真理。”

    宋美龄所做的妇女工作(包括发表文章与演讲)虽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仅仅只是做了一些上层的，而且是表面的工作；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对动员全民族投入这场伟大的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救护难童，探望伤兵

    救护难童是战时迫切的问题，当宋美龄随蒋介石到达武汉时，难童已经达到数千人。宋美龄始终忙于难童的衣、食、住等事务的张罗。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迁移难童时，日军飞机的滥炸，难童死伤惨重，宋美龄在给美国青年的一封信中控诉了一幕惨状：“我们过去乘轮船从汉口到下游港口。一天，日本飞机发现了一艘满载儿童的轮船。向它投弹，当场炸死了许多小生命，其他儿童则掉进了滔滔江水。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他们骑上龙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从此我们再也不乘轮船了。”为了安置与教育这批难童，宋美龄在重庆为他们准备了住房，同时搞了一个“收养”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世界上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发誓将这些孤儿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数目不限，每个儿童每年的生活教育费是二十美元。收养者可以得到一张他的养子的照片，以及每年他在学校和孤儿院的情况报告。”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蒋夫人组织一个妇女委员会从各战区收容了一火车一火车饿得半死、破衣烂衫的孤儿，让他们吃得饱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蓝衣服，排着队登上船，撤向后方。”

    为了呼吁社会救护难童，宋美龄还在《妇女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谨为难童请命》。她在文中说：“我们跟凶横残暴的敌人作殊死战已经有八个多月了。要支持这样的战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全体民众在政府领导之下，团结奋斗；要民众能团结奋斗，必先让我们明了在这大时代中各自应负的责任，更应让他们知道国家所遭遇的是什么？他们的反响应怎样？所以我们希望在这短文里，说明民众应注意的是什么，应负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可是目前最引起我个人注意的是难童的问题。”

    “现在成千成万的儿童，有的父母死亡，成了流浪的孤儿，有的虽有父母，但他的家庭已经穷无立锥之地，衣食都成问题，这些儿童全要我们去照顾的，怎样解决他们的衣食住问题和教育问题，全是我们的责任。”又说：“现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进行募款运动”，“我们正计划着把这些儿童运送到后方最安全的几个中心，布置适当的房屋，派定负责的人去照顾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和一切待遇上，要尽可能地使他们安适，给他们职业的训练，养成他们自力求生的本能；等他们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就按照他们的能力辅助他们，使他们到了适当时期，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

    在1939年5月，重庆遭到一次空前的日本飞机的轰炸。“各个地方都把5月4日描绘成地狱，重庆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领受了。

    一次永生难忘的教训，数以千计的人糊里糊涂地就丧生了。”当时，宋美龄也参加了救难工作，“整个晚上蒋夫人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监督救难的工作，直到五月五日中午过后，她才有时间照料她自己的孤儿”。“战争孤儿们分别由负责他们的妇女照看，并由她们向孤儿下达命令。清晨之前，一支六千儿童的队伍被送往农村，给他们的指示是行进，不停地行进，尽可能远地脱离死亡区，直到他们能得到进一步的援助。”宋美龄下令正在空车回城的所有用来疏散重庆市民的卡车及私人车辆载运这些孤儿。当时“她站在路中，手中挥舞着旗子，召唤驶来的车子，车内的一听要载孩子往往立刻调头就走，而不知和他讲话的就是蒋夫人。这也难怪，因为此时夫人满脸尘垢，全身衣裳也不再整齐。其他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她的侍从官都被派去为孩子们张罗吃的了。又有几辆车被拦了又走，司机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会是蒋夫人。最后，总算勉强征召了足够的车辆，孩子们分别被送往有吃住可寻的目的地”。

    1939年10月下旬，宋美龄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儿童保育院院长会议。宋美龄认为：这次会议“我们不但要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改进办法，而且我认为如此聚首一堂，在我们本身，也不啻是一种实际的训练，人的才能发展是无止境的，工作的不断改良也是如此，我们要明了不进步就要退步的道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以客观的态度和无我的精神检讨过去工作的缺点，尽量研究如何更求进步的办法，使我们今后能尽到更多的贡献”。

    10月20日，宋美龄在会议上作了演讲，着重谈了对儿童保育的三条意见：

    一是“我们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念”；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困苦和物力艰难，要他们特别刻苦和俭约”。

    很显然，宋美龄的这三条要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在当时也是无法做到的。不过，宋美龄在演讲中谈到一点情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她说：“我们现在保育了二万个儿童，每月经费二十五万元，除国家补助大约四分之一以外，大部分都是辛辛劳劳捐募得来的。这些捐款来自热心赞助我们的外国人士，来自我们在海外勤苦做工的侨胞，也有国外儿童们。以自己劳力和贩卖所得而捐助的，这中间出钱的多不是有钱的人，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不必一一列举。我们主持保育院的同仁，必须使儿童们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他们能感激知恩，长大了必须努力图报。我们持久抗战，国家财政，一天天的艰难，而我们保育儿童的事业，仍必须维持下去，这就要院内儿童们能够特别刻苦，特别俭约，要爱惜公物，不要浪费公物，要自己能劳动来弥补缺乏，不要事事仰仗公家，倚靠捐助，而视为当然应享的权利。要知道中国境内还有几十万几百万流离困苦的儿童，哪里能人人过保育院这样的生活，所以一切应该习于简陋，自知勤苦，一切设备能利用废物的就该尽量利用。能使自己劳力来生产的，就要尽量生产。世上惟有生在苦难之中，而不知国家民族同胞困苦的人，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惟有愈困苦愈奋斗，立志牺牲自己，爱护国家，救助同胞的人，才是有出息有希望的人；我们主持保育院的同仁们，必须使儿童认识这一个意义。”宋美龄在演讲的最后说：“我们在国家遭受如此侵略蹂躏中间来保护国家未来生命的儿童，培养民族新生的幼苗，这个使命是最神圣的。”

    在参加救难工作的同时，宋美龄还参加了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当时，重庆为了培育一批女老师，特地办了师范学校的女子班。宋美龄重视了这项工作，因这一批女子正要培养成为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师。她经常要连续数小时为师范学校女子班授课，“她不能让学生们在领受她的几番教诲之前就走入社会”。

    宋美龄还亲赴上海前线看望伤兵和处理政务。这时，她往往身穿工作装——蓝色羊毛便裤、衬衫，不显示她的身份。其间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那是在1937年10月的一天，她与端纳一道到抗战前沿阵地看望伤员。途中她与端纳所乘坐的小车撞在一块凸地上，车子翻出了公路，车里的人被甩了出来。宋美龄被摔在一个泥潭里，失去了知觉，弄得端纳惊恐万分，待宋美龄醒来后，又继续乘车前往前沿阵地，探望伤员。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有一段形象的文字叙述：事故发生后，“端纳感到自己飞了起来，而且看到美龄和副官的身体在他眼前飞掠过去，他摔倒在翻倒的小车旁，有些战栗，但却没受伤，端纳站起身，立即赶到美龄身边，她躺在一个泥潭里，失去了知觉。她脸上满是泥泞，四肢瘫软，但似乎没有擦伤，尽管脸色像纸一样白。端纳把美龄拖出泥潭，弯下身听她的呼吸，虽然她一动不动，但却还活着……‘夫人！’端纳叫道，‘夫人？’一群农民聚拢了来。第二辆车上的副官也赶到现场。端纳轻轻地摇着美龄瘫软的身体。‘喂，醒醒。’端纳粗声地说，‘你最好醒一醒，睁开眼看看。’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她轻松地飞向天空，秋千上那勇敢的少女……喂，夫人，醒醒！我希望你能现在看一看自己，你绝对是个美人！’仍旧没有反应，夫人还是昏迷，一种恐惧的疑惑向端纳袭来……‘你身上都是泥！’端纳吼叫道，‘你的脸上、裤子上和……哦，上帝，她没救了。’他自语道。这时，美龄微微动了动，呻吟了一声。端纳即刻站了起来，把手放在她的腋下，扶她站了起来。‘好啦’，他说道，嗓门很大，好像从没有想到过她不行了似的。‘你没事，你能走。来，咱们去找个住舍。’美龄摇摆地站了起来，似乎摸不着头脑。‘我恐怕不能走。’她反驳说。但端纳不容她考虑，搀着她朝一家最近的农舍走去。走到时，他还不停地对美龄说她如何像一个泥美人。端纳把美龄装有衣服的手提包交给她，劝她去换一条裤子。美龄单独一人时，又险些昏过去，多亏端纳使劲地敲门，催她动作快点。她再次坐到车里考虑下一步计划时，面色显得苍白。‘我们现在这里’，端纳说，手里挥着一张地图。‘如果你想回南京，我很高兴。但假如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我们仍可以在进城之前视察一下伤兵，时间很充裕，你怎么想？’美龄考虑了一下，‘继续去上海。’她说道。轿车又启动了，这次开得慢了些。美龄静静地坐在车子里，听着自己的呼吸，想看看身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不能呼吸’，她突然惊恐地说，‘一呼吸就疼’。‘那就别呼吸’，端纳不在乎地说。‘筋骨断了’，她想到，‘可不呼吸我就会死…….然而夫人活了下来。尽管很痛苦，她当晚10点钟视察了伤兵。第二天一早她安全到家后，医生发现她确实摔折了筋骨，于是强迫她安静地卧床休养。”

    邀请陈纳德来华办空军

    宋美龄想要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早有动议，且得到蒋介石的大力支持。随着中日战争的逐步展开，宋美龄更加紧了这项工作。起初，她聘请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驾驶员罗伊·霍勃鲁克作为顾问。霍勃鲁克就推荐了克莱尔·李·陈纳德。1937年5月，陈纳德来华，在上海会见了宋美龄。陈纳德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说：“一个炎热的午后，罗伊·霍勃鲁克来找我，把我带到法租界的一所大厦内，去见我的新的雇佣者——蒋夫人，接见的人说蒋夫人已出去了，于是便邀我们到一间幽静凉爽的内室中去等待她回来。忽然之间，一个穿着流行的巴黎式长袍的年轻女子轻步跑了进来，这是一个洋溢着热情与活力的女子，照我的推测，那是罗伊的一位年轻朋友吧，便仍安坐不动，可是，罗伊把我推了一把，随即向她说道：‘夫人，我可以介绍陈纳德上校给你吗？’原来这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二十岁的女人就是蒋夫人！她讲的英语，带着美国南方腔，这初次见面的印象使我至今尚在迷惑之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女王。’”

    当时，宋美龄就同陈纳德交谈了几个小时。“他尽量将自己关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的想法告诉她。她要他用书面报告形式写下他的想法。他答应在3个月内交给她。

    他们讨论了他如何当顾问一职的事。她表示如果陈纳德能致函航空委员会的高级秘书，说明他的职责，她将正式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她建议他第一件要干的事是视察一下中国空军的设施，因为她想了解空军的现状和能力等情况。她要求他由南京开始。她拨给他两架BT13式教练机，并要他自己挑选视察组人员。”

    陈纳德一开始工作，见到当时的中国空军是很不满意的。这支空军害己胜于克敌，完全控制在意大利人手中。据说有500架飞机，但能飞的还不足100架，腐败之风太盛。陈纳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意大利人简直是在竭尽全力危害中国。”

    他还笔录了一些细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又重新加以了整理。他说：“意大利人尽管在中国航空界掀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浪，他们在加强中国空军实力方面，实际是一无所成。意大利人在洛阳创办的空军学校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空军学生只要习完正式驾驶的训练课程，不问其能力如何，都可以毕业。中国的空军学生，乃系由中国的上层阶级的家庭选拔出来的；当他们被美国人主持的杭州空军学校淘汰出来时，便引起他们的家长对蒋委员长的抗议，使他苦恼万分。而现在意大利人的这种教育方针，刚好解决了这个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毁了中国的空军。”

    又说：“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离奇古怪的办事方法，也是意大利人定下来的。从来没有一架飞机因任何原因而在正式簿册上注销。有些飞机已经全毁，已经折毁或者竟完全是废物，可是仍列在飞机的簿册上，因此在纸面上看来，空军的实力简直惊人。其结果是当中国抗战开始时，航空委员会簿册上登记的飞机有500架，但是只有91架可用以作战。”这是陈纳德在视察一周后所发现的情况。“他既厌恶又懊丧。"我对这里的情况感到可怕。要是我不愿为中国服务，我会回家去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空军对战争一点也没准备，我会尽力而为，并助以一臂之力"。

    7月7日陈纳德去参观洛阳的意大利航校时听到日本人攻打北京附近卢沟桥的消息。后来的事态表明中日战争的开始。陈纳德立即致电蒋介石：他愿以任何身份为中央政府效劳。”端纳向陈纳德介绍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事实，“从孙中山创建共和国开始，谈到了蒋介石如何上台及其出身，详细介绍了宋查理一家……还介绍了各军阀以及其中一些可能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阀……还扼要介绍了少帅张学良绑架蒋介石、蒋的被释放和少帅的政治流放”。端纳对陈纳德说：“委员长是权欲熏心的，必要时，他会狠心的，可他是一个爱国志士。至于蒋夫人，尽管她是个妇道人家……却像钢铁一样坚强。她像委员长一样，在政治上很有抱负，权欲极强。打赢战争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事。你只跟委员长和夫人打交道，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据“飞虎队”成员回忆：“陈纳德在中国期间一直遵循这些忠告。”

    接着，宋美龄邀请陈纳德赴江西庐山参加了会议，陈纳德第一次同蒋介石打交道。

    陈纳德同忆说：“蒋委员长在他那座平房里挂着帘子的走廊上接见我们。这座平房，隐在松树丛的阴影之中，蒋夫人向他介绍了我。他微笑着以西方的礼节与我握手相见。牯岭这一会议，建立了我和蒋委员长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后不论遇着怎样棘手或者不愉快的问题，他总信赖我供给他坦白的事实；只要我能使他相信我的建议于抗战有益，他无不采纳。与他共处时，我似乎成了他衡量是否于抗战有助的惟一准则了——当我使他相信这对于美国驾驶员的救助和获得目标情报有必要的时候，他甚至让我和共党以及其他党派的领袖直接往来。”

    “飞虎队”成员杰克·萨姆森在《陈纳德》一书中写道：“几天后他第一次同委员长打交道。他同翅膀不硬的、只有5年历史的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一起被召到牯岭避暑胜地去开会。委员长在他平房的装有纱窗的平台上接见了两人。蒋夫人也在座。蒋开门见山，用中文向毛说得很快。蒋夫人翻译。”蒋介石要听听陈纳德的意见，“陈纳德开始谈了。他告诉委员长在最近视察中所见到的情况。他谈到意大利人所造成的损失和空军糟糕情况。他说到应该按美国方式来训练驾驶员，需要用什么型号的飞机来对付日本人。他谈到要搞一个地面警报网和建立新的简易机场。他没有把眼睛从委员长的脸上移开。他说完后，委员长站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离开了平台，进入了小屋。夫人也点了一下头和笑了一下。陈纳德赢得了蒋的尊重。在他以后同这个统治者的密切交往中从未丧失过这种尊重”。1937年7月26日，陈纳德给宋美龄(当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寄去了他任职的合同书。于是，陈纳德就在宋美龄的手下(当然亦是在蒋介石的手下)投身于中国的抗战。

    第一，陈纳德参与上海、南京、武汉的对日空战。“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蒋夫人问陈纳德该怎么办。空军的飞机已从开封调来保卫南京。陈纳德知道，炮弹是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上发出的。这些军舰向正在进攻的日军提供炮火支援。蒋夫人要中国空军拿出计划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组织战斗。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里搞了20年战术训练的陈纳德此时确是如鱼得水”。在《陈纳德》一书中有这样几段文字：他决定将他的寇蒂斯鹰式飞机派去作战，对付日本轻型巡洋舰的俯冲轰炸机，把诺思格普的轻型轰炸机派去对付设在“出云”号重型巡洋舰上的日本海军司令部。这些舰只都停泊在黄浦江上。

    陈纳德驾驶着一架鹰75式单翼战斗机——是蒋夫人为他买的——从南京沿江而下来观察这次空袭。

    那夜在南京，陈纳德在日记中写道：空袭甚差。丁领导的第五组几乎炸沉了英国的“坎伯兰号”。第二组朝外国租界又扔了颗炸弹。第四组在杭州附近打下了几架日本轰炸机。日本人袭击时丧失了12架飞机。

    翌日，日本人首次空袭南京。中国的追击机在云层上面嗡嗡作响，等待着来犯之敌。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打了起来。日本人开始升级并认真进行轰炸。中国人使用其所拥有的有限空中力量尽力加以还击。尽管在飞机数量和型号方面存在极大的悬殊，中国战斗机驾驶员只要一息尚存，干得很好。

    陈纳德投身于保卫中国的机场和城市。他根据他的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老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这三角地带组织了一个地面电话警报网。日本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对南京接连三天进行袭击。他们一下子损失了54架轰炸机。日本人第三次企图空袭南京时，中国驾驶员打掉了13架轰炸机中的7架。从此日本人再也不敢夜袭南京了。

    他沉湎于艰苦的战斗，连家都很少顾得上。他为年轻的中国驾驶员的损失感到难过。中国驾驶员不顾敌强我弱，成百上千地英勇献身。许多人不愿从打坏的飞机中跳伞，认为这样做有失面子。

    日本轰炸机一有机会就全力轰炸汉口。它们当时有第一流的战斗机护航，因此，中国战斗机驾驶员损失惨重……冬末春初，日本人日益接近汉口，人心日益沮丧。中国空军几乎不复存在，只有让俄国人来从空中保卫城市了……1938年春，唯一使陈纳德感到汉口有一线光明的是4月29日天皇生日时的日本惨败。俄国人痛击日机已有几周。陈纳德知道，日本人会在天皇生日那天进行空袭，所以他要有所准备……陈纳德派了20名驾驶员用俄国战斗机巡逻城市南边上空，并命令他们拖住日本战斗机，使它们消耗大量汽油。在东边，40架俄国飞机埋伏在高空，等待日本人折回芜湖基地……(日本)39架飞机中，有36架给打下……第二，陈纳德在昆明训练中国空军。武汉失守以后，“蒋夫人面对失败，仍想保存她的一部分空军。至少可在中国内地保持一个不断训练的计划以便与日本机群作战。她命令陈纳德驱车去湘西的芷江，用剩下的几架鹰式飞机成立一所航校”。结果，不得不放弃该地，陈纳德在那里呆了几周。“那里有3架鹰式飞机和几个中国士官生在受训。不能洗澡，没有电，只吃中国的乡下饭菜。但将军喜欢这样的饭食，所以他并不挨饿。他晚上靠着一盏油灯打牌。

    反正，除了吃睡，没多少事可做。”于是，陈纳德给正在香港的宋美龄打电话报告情况，宋美龄要陈纳德去昆明，“尽力把8月间已开始筹建的航校办起来。

    学校能招募多少年轻的中国士官生，就培养多少。她说，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仗还是要打下去的”。陈纳德在昆明认真地训练中国的空军，并开始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陈纳德回忆说：“日本对于让中国在不受困扰之下孕育一支空军多少存点畏惧，天气良好，日本飞机似乎每日必空袭昆明。我们在昆明，机场仅有教练机及很少的短程高射炮。在昆明，我们的空军训练须在黎明或者下午四五点钟，因为这两个时间空袭较少，敌人轰炸机炸死军营中的受训学生，炸毁我的房子及炸毙数千市民，我的办公室几遭粉碎。

    第三，陈纳德组织和领导在中国的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对日作战。1939年10月陈纳德回美国休假，1940年2月重返中国，宋美龄和端纳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他，并向他介绍了他不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2月12日)晚上8时30分他遇到他们时，夫人还像以往那样美丽，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围着一个貂皮领子。

    夫人在介绍空军训练计划时，端纳没有说话。计划进行得不妙，原因是缺乏驾驶员和飞机。好在中国空军已得到一批鹰式75飞机，并已部署在中国的各个空军基地。他们来接他因为他是他们的朋友，希望他能从美国带来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是，陈纳德没有什么可告慰他们的。”1940年夏天开始，日军飞机对重庆实施轰炸，这一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宋美龄派陈纳德赴美国帮助宋子文(此时宋子文已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行政长官名义在美国力求为中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各种物资)，蒋介石、宋美龄给陈纳德的任务是：“尽力弄到更多的美国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驾驶这些飞机的驾驶员”。蒋介石对陈纳德说：“设法照你的意见去实现这个方案，尽最大力量去买飞机及雇用美国驾驶员。”陈纳德一到华盛顿所办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收集到有关日本战斗机的情报材料交给陆军情报部门。11月1日。他在华盛顿V街向宋子文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报到。1941年夏，陈纳德完成了蒋介石、宋美龄交给他的赴美使命而重返中国。这一年7月开始，美国空军志愿队(中国人把它称为“飞虎队”)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日本飞机对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多，未曾遇到任何抵抗。1941年12月20日却大为吃惊，他们与保卫昆明的机头上涂有鲨鱼头的P-40飞机遭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利用他们的重型飞机实施快速俯冲，使三菱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遭到灭顶之灾，日机仓皇逃回河内基地。此后几个月时间内，美国志愿航空队战功赫赫，闻名世界。”1942年初，宋美龄同蒋介石在昆明巡视，2月28日，宋美龄在欢迎自印缅归来的陈纳德及其“飞虎队”的宴会发表了讲话。讲话一开头，她说：“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他并且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接着，宋美龄大加赞许陈纳德说：“陈纳德上校在五年来的抗战中已经作了积极的努力。各位很知道陈上校的为人。你们知道他是多么值得钦佩的一位司令官，他又是如何的大公无私。我对他唯一不满之处就是他对于个人的工作从未感到满意。我再冒昧的说一句，不管现在的工作是多么繁重，他还是以为你们要做得更多。”最后，宋美龄说：“战争并不是端赖装备、枪炮、步兵或空军的；主要是靠精神或士气。当我一走进这间屋子时，我立即感觉到你们是多么精神抖擞。

    现在你们打了仅仅几个月的仗，就充满了热忱和血气。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更要紧的便是一天天的更加坚强，同时不论情形怎样，不能消极下来。因为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第一，中国人民大无畏的勇气，第二，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第三，中华民族永存不灭的灵魂。因此不论你们做什么事，或到什么地方，永远记住这就是你们不惜远涉重洋来扶持的中华民国。”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在中国作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四，陈纳德任驻华空军指挥官，指挥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对日作战。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打电报给陈纳德说：“在美国志愿队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你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受委员长领导。你的军衔是准将，任务是协助中国人训练中国空军。”之后，陈纳德率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在滇缅路以及在缅北展开了对日军的激战，陈纳德同宋美龄的电文来回频繁。5月4日，日军空军为正在接近怒江的装甲部队开道，以50架轰炸机攻打保山。

    6日，陈纳德致电宋美龄求战：“美国志愿队昨天在保山附近打下8架飞机。日本人炸城和机场。日本人在怒江西岸。桥梁被毁。日本人未遇抵抗，因兵民惊恐，沿公路东撤。我认为，形势无望，日本人可乘卡车直驶昆明，除非将公路和桥梁炸毁，并坚决阻击。许多中国卡车仍在怒江西岸，有被日军缴获之虞，特请委员长核准进攻怒江与龙陵之间的目标。”7日，宋美龄复电陈纳德：“委员长指示你派出一切可派出的志愿队袭击怒江与龙陵市之间的卡车和船只等。”8日，陈纳德报告宋美龄说：“美国志愿队轰炸了怒江西岸。第二次出击有中国轰炸机支援，袭击了龙陵附近的卡车。敌人无空中活动，但发现大批敌人的空卡车向龙陵移动。今午将痛击卡车车队。未发现炮兵阵地。”

    9日，陈纳德又致电宋美龄：“昨16时40分美志愿队在怒江桥以西5至10英里处进攻日军炮兵卡车队，用的是0.50机枪。许多卡车被焚。不少车辆中弹累累。我机全部返回，唯一架为地面炮火所击伤。未遇日机。今晨云层较低，不宜行动。请告地面形势变化。”12日，陈纳德再电告宋美龄有关战况：“美国志愿队昨轰炸和扫射向南行驶的75-100辆日军卡车，车队的后端刚进入畹町市，而其车首在城南。有20辆被焚，不少车辆被击毁。我机受到车队中轻型坦克火力的还击。沿回到怒江的公路侦察时仅发现，隔了较长时间才偶尔有卡车出现。我认为，在畹町以北没有大于营一级的日军。今晨沿怒江西岸也未发现日军踪迹。”上述陈纳德给宋美龄的电报，基本上是一些侦察情况的报告，宋美龄还是感到不满足，一再电告陈纳德说：“从周一起，请派美国志愿队在密支那与八莫之间以及英都和辛博之间飞行以保护我在辛博附近的地面部队从西向东横渡伊洛瓦底江，并使敌机无法攻击我军，如可能，请于三次在不同时间每次派3到6架飞机。

    委员长希望此计划能连续执行5日。”当晚，宋美龄又电告陈纳德：“请派飞机了解密支那和八莫有否敌军，因日军声称它们已占领上述城市。还请派机去密支那与八莫之间的辛博了解我军是否已有单位抵达该处。请要求驾驶员观察敌我在上述城市的军队动向。请告美国志愿队，我感谢他们优异的工作。”对此，陈纳德在14日详细电告宋美龄，他无法执行她所交给的任务：“在对形势和各种有关因素进行了周密调查之后，我遗憾地告诉您，志愿队无法执行您5月12日927号来电中所述及的任务，理由如下：(1)距离太远，从昆明经密支那到辛博再回到昆明共785英里路程，而从昆明去英都和去辛博再回到昆明的距离是897英里。这两段路程均超出了P-40的航程。如云南驿能用作基地，上述距离可缩减到500和600英里。在第一种情况下，P-40只能留在前方约20分钟。在第二种情况下，飞机几乎无法来回。(2)从昆明到英都的飞行条件迅速恶化。低云和大雨成天不停。为此，我认为，在辛博地区的军队不需要战斗机保护，因为日机由于阴雨，无法经常运作。军队夜间行动或在多云的白天行动不会被日本空袭部队发现或遭其攻击。(3)尽管可勉强从云南驿进行侦察，但利用云南驿作为基地不切实际。可要求整个志愿队执行来电所示任务，但云南驿并无容纳一个中队的居住条件。那里的警报网很不可靠。它的运作原则是安全第一，也无人试图对情报进行估计。如将空军部队驻在该处，它将被迫成天执行预警任务，或者停在机场上，冒被突然轰炸之险。(4)保山无法用作基地，尽管它位于上述地区的有效航程之内。保山周围的警报系统在该城被炸之前即已失灵。我的一个中队在那里地面上挨过打。自从保山被炸后，没有必要再在那里维持一个可以信得过的警报系统。(5)美国志愿队的飞机和设备均需大修，而飞机均未具备执行如此长久任务之条件。”陈纳德在叙述这五条理由之后，又综合说：“鉴于本地区天气日益不宜飞行，我谨建议，一俟重庆准备工作就绪，即执行迁往重庆的原计划。在此期间，我们可对设备进行大修，并由我驾驶员从印度运来新的飞机。我已开始将指挥部的无线电台和一些设备用卡车运到中部地区的新机场，为时约一周或10天，志愿队便能在该地有效运作。如在指定地区的地面部队的行动能与我空中行动相配合，我深信，将会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恭候您进一步指示并重申我们愿给予最大援助的愿望。”虽然如此，陈纳德仍指挥志愿队从昆明基地起飞去进行巡逻、轰炸和扫射。6月23日，陈纳德向宋美龄报告战绩：“昨日美国志愿队在汉口以南江上打坏了日军的炮艇，打毁了3只小艇。在与21架日本战斗机战斗中，我们打下1架，也可能是5架。我方1架在衡阳机场被打坏，但可修复，无其他损失。今日天气不好。你可发表上述报道。”

    7月3日，陈纳德接到了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这个命令是蒋介石发的。7月4日，“志愿队”在空中纪念它最后的一日，那天它在衡阳击落了敌战机5架，又护送着美空军的B-25型机去轰炸广州天河机场。这一天，宋霭龄和宋庆龄送给陈纳德一幅蒋介石与宋美龄同陈纳德合影的油画。之后，陈纳德在美驻华空军队任职，与史迪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纳德将他的意见写了十四条给罗斯福总统：

    (1)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2)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3)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少。

    (4)我想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1923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5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5年之久。去年，我先是指挥美国志愿队，之后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我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超过50架作战的飞机来对付日本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作为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指挥官，我们从来没有在与日本进行的空战中打败过。在我指挥下的这支小小的战斗力量经过核实已消灭了300多架日本战斗机，毁坏敌机约300架。我相信。一共约600架，而我们自己只损失12名美国志愿队飞行员和4名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飞行员。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轰炸机力量最多由8架中型轰炸机组成。我使用这些飞机，对日本人的仓库、军队和船只进行过25次袭击，而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敌人的活动而损失一人一机。

    (5)我到中国前，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顾问指挥的。在美国参战前，我把意大利人请出了中国(因为我认为我们迟早会与轴心国和日本打仗的)。我自信，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6)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为了有效维持上述这支空军力量，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一定要建立一条空中补给线。

    1943年3月，陈纳德擢升为少将，接着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直接指挥。陈纳德说：“自从身为航空队指挥官，和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便大大地起了跟飞虎队、美驻空军游击时期迥乎不同的变化。我的昆明总部成了永久性质。于是我再作云南的居民。”陈纳德还提及宋美龄和她的两位姐姐经常送一些他所喜欢的食品给他。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离华返美，由魏德迈(从锡兰调来)接任中国战区总司令。陈纳德认为：“魏德迈人格完美，待人公正。他觉得在一个坦白而不失尊严的基础上来有效地应付蒋主席和其他中国领袖们是可能的，既不能野蛮无礼，也不能百依百顺。”很显然，陈纳德是有极大的偏见。不过，魏德迈支持了陈纳德在华的对日军事行动(如嘉许第十四航空队大肆炸击在汉口的巨大日军基地)，“十四航空队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日本人认为无力再战的时候起，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止，共击毁敌机一千六百三十四架，美机在空战中的损失只十六架而已。在中国上空的日本空军可说已被消灭了”。

    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华参加主持中国的空军建设与作战，中途虽回国一趟，但他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基本在中国服务，为中国的抗战尽了一份力。他对宋美龄是有相当好感与信任的。陈纳德在回忆中说：“从此之后，我便随她一道工作，经过了那悠长的惨淡的抗战的岁月，其间曾有多少次失败，及至现在抗战胜利，由于和平尚未完成，只令人感到更加痛苦与失望。由于与她共事多年的经验，使我相信，她是世界上最完美杰出和有决断的女人之一。她虽然仪态万方，具有十足的女性美，而在那战争爆发的沉闷的日子里，她却以全力从事工作。她担负起沉重的责任，对于当时空军所有的麻烦问题，沉着应付，她希望空军能赶快成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能有所行动的中国空军。”

    由于马歇尔(美军参谋总长)的反对，陈纳德被召回国。1945年8月当中国抗战胜利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的大后方。陈纳德在回忆中说：“我辞别重庆的那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我抵达后，蒋主席请我跟他一起住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我婉拒了。”“那天晚上，在一个宴会上，蒋主席把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勋章授给我，魏德迈在我的特殊功勋勋章上还加上第二个橡叶丛。在散会之前，蒋主席拉开我，作私人谈话。蒋主席极可看出是很忧愁的。当他像要摸索一个开始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漫无目的闲谈一会。最后，他突然说：‘对于这，我真觉得抱歉，倘若蒋夫人在这儿的话(那时她在巴西)，她会能够把事情弄得清楚些，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明白，我告诉蒋主席说，我绝对没有因已发生的种种而对他和他的人民有半点意见。而且，倘若再用得着我的话我甚愿考虑再来中国。”8日，陈纳德离开昆明。陈纳德说：“我带着十二分的愤怒和失意离开中国。”

    好心的陈纳德，在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新的内战后，还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署长拉加弟亚(Fiorello La Guardia)会谈，会谈后建立了一个“行总空运大队”(CNRRA Air Tillaoer)给中国运送救济物资，实际上这是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新内战服务。陈纳德虽然也否认了说他“已计划着再组织一个美志愿队，去替政府军打共党”，陈纳德说这是“无中不能生有”，但在事实上，他在大帮蒋介石的忙。正因如此，陈纳德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太完美的形象。

    陈纳德于1958年7月27日在美国去世，只活了67个年头。去世前，宋美龄到医院看望了他，并用熟悉的老军衔称呼陈纳德：“上校，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

    去世后，宋美龄参加葬礼。墓碑后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林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字。

    与史迪威相处

    史迪威是蒋介石请来的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9日，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蒋介石说：“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大者远者着想。此次世界大战，必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同一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23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关于东亚的联合军事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

    1942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由美、中、英、苏领衔的26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月3日，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蒋介石对此在元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关于中国战区的设立是华盛顿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初计划的战区范围是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最后决定将缅甸北部划入南太平洋战区，后又划入东南亚战区，其统帅与中国战区统帅地位不同。东南亚战区统帅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的。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统帅后，就电示宋子文(当时宋作为中国代表在华盛顿参加《联合国共同宣言》签字)，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要求这个人“不必是个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对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军队情况十分了解的军界人士，如果他们还是按照老观点看待目前的国民军，那是不利指挥作战的”。美国人评论说：“蒋介石的电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他希望给他派一位顺从但在国内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人，不希望给他派一位卓有见识以致会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想要像德鲁姆将军这样的人。”

    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根据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推荐，发表了史迪威担任此职。史迪威受命后，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集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宋子文(宋于1941年12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中国国际物资供应小组人员交谈。2月11日，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飞往迈阿密，飞机两次起飞都未成功，他们第三次终于在13日那一天离开了美国，经过加勒比海到南美洲，越过大西洋到非洲，北上抵开罗，然后向东经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湾，于25日到达印度的新德里。当时战争形势是：“如果德军突破中东，日本突破印度，德日军队会师的可怕景象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缅甸成了至关重要的地方。”在史迪威到达印度之前，蒋介石为了联合印度共同抗日，访问了印度。3月3日，史迪威等人踏上了他们的旅途的最后一段，离开加尔各答前往重庆。途中在腊戍，史迪威住在“传教士建造的，专供外国人聚会的‘酒馆’大饭店里”。

    此时，宋美龄随蒋介石也住在这里，蒋介石是专为指挥缅甸战役而来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接见了史迪威。蒋介石的态度诚恳而又友好，严峻得像一块磨光的石头，脸上挂着与他眼神不一致的强装出来的笑容，看不出他有没有苦恼和焦虑。

    史迪威在腊戍还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商震(当时任总参谋部外事局局长，负责和盟军的联络工作，据说是中国唯一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高级将领)，紧接着，史迪威又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在昆明见了陈纳德，谈了关于把美国航空志愿队编入空军部队的问题。然后飞达重庆，住进了拉铁摩尔曾住过的宋子文建造的一座西式房子里。

    宋美龄与蒋介石要史迪威在中国干一些什么？

    首先，“授权”史迪威指挥缅甸战役。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带着指挥权问题上的‘巨大精神负担’去向蒋介石报到”。几天后，蒋介石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史迪威，并讨论了缅甸战役问题。史迪威认为，发动攻势能够拯救缅甸，而且能使中国人恢复自信心。11日，蒋介石向史迪威保证说：“今天早上，我已下了命令，要第五军和第六军听你指挥。”他还说已经告诉那两个军的军长杜聿明和甘丽初以及总参谋部林蔚“绝对服从你的命令”。于是，史迪威就到了缅甸，结果这两个军无动于衷。17日，史迪威又返回重庆说服蒋介石派出中国部队。这样，使战机失去，史迪威说：“仅说服委员长派出军队就耽搁了那么多时间，以至我们本来可以在缅甸得到的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史迪威不仅受杜聿明、林蔚的牵制，连军需署署长也不全听他的。宋美龄写信给史迪威，转达蒋介石的“希望”：“他希望再次向你强调应该实施‘纵深配合战术’。”有一天，史迪威竟收到了三封信，其中主意几经变化。史迪威感叹地说：“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

    于是，史迪威又到了重庆同蒋介石会谈，宋美龄建议蒋介石亲赴腊戍一趟。4月1日，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和史迪威一起来到缅甸。“英国人用标准的礼仪欢迎委员长夫妇，缅甸步兵队吹奏起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次日，他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要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并说‘我完全有权提升、任免和惩处中国远征军的任何军官(上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调门’。史迪威同蒋委员长夫妇手挽着手，满面笑容地合影，以供报界发表。”当宋美龄与蒋介石离开缅甸时，宋美龄给史迪威留下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说：罐中的食品代表着生活的甘和苦。

    她向史迪威保证：“我支持你……我在线的另一端……你前面摆着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一个男子汉。我要补充说，你是一名多么出色的男子汉啊！”最终，缅甸战役还是盟军失败。败因是多方面的，有“日军的空军优势最有破坏力”、“日军的主动精神”，有“英国人早已把缅甸勾销了”，当然也有“愚蠢的毫无生气的指挥”、蒋介石的“插手”。

    4月16日，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很快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败北。”5月24日，史迪威对一群记者说：“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6月3日，史迪威到了重庆，宋美龄与蒋介石并不因为缅甸战役的失败而冷淡了史迪威，还是非常热诚地接待了他。蒋介石还邀请他到黄山过周末。史迪威把缅甸战役的“全部”事实告诉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史迪威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人(史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信中说“很多中国高级指挥官应该枪毙”，建议枪决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和两名师长、一名团长)，提出整编军队。其次，指使史迪威去争取美援。

    缅甸失陷后，1942年5月25日，蒋介石向美国警告说，除非中国亲眼看见了盟国援助，否则“他对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抗战会彻底崩溃”。事先，在23日，宋美龄已经写信给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还说蒋介石也是“第一次"感到悲观。于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就要史迪威去争取美援。蒋介石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就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具体要求是：提供一支有500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和通过驼峰航线保证这支部队得到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和装备。

    当美国认为无法兑现时，蒋介石十分恼火地认为：“身为参谋长的史迪威这样做简直是玩忽职守”，“一个外国人不能从自己的国家获得所需的物资，显然是没有向国内施加影响的结果”。对此，宋美龄也曾怒不可遏地说：“每次英国人吃败仗，都把中国人的装备拿去抵挡，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没必要再打下去了！”最后，她以一种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要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过了三天，宋美龄又同蒋介石正式提出带有截止期限的“三项要求”：“一、美国于八、九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二、自八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作战的飞机要达五百架，而且以后需要一直保持在这个数目上；三、自八月起，空运队每月保持五千吨之运输量。”蒋介石与宋美龄又说，如果这几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只好“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另作安排”。史迪威表示“非常愿意”将这些意见向美国政府报告，但宋美龄还要史迪威在这些意见上“附上他赞同的意见”。这时，史迪威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支持一个向他本国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

    宋美龄十分恼火，指责史迪威，还把秘书叫来，要记下史迪威的每一句话。史迪威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向宋美龄解释了当时运输条件的不具备，她才明白了一点儿。后来，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答应在不远的将来给予解决，美国陆军部在史迪威的强烈要求下，赞成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罗斯福不喜欢这样讨价还价，认为向一被围困的盟国提出条件是不慷慨、不大方的举动。陆军部向总统建议在翌年发动缅甸战役和按照史迪威的提议，以中国参战和整编军队为条件，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不管怎么样，美国还是答应了蒋介石与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是未同意美国派部队参战的内容。罗斯福于10月通知蒋介石，自1943年起，将派出100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航线空运5000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265架作战飞机。罗斯福没有提出什么“交换条件”，只是强调说要“改组军队”。同时，罗斯福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建议马歇尔把史迪威撤换，“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参谋总长马歇尔不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认为：“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第三，要史迪威指挥夺回缅甸的战役。

    在缅甸失败的时候，史迪威已经在制订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了，因为他认为“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这一计划的要点是：“把中国部队运往印度，由美国训练和配备武器，使之成为收复缅甸的特遣部队。”“主力部队从印度发动进攻，其他中国部队从云南采取辅助行动。”中间经过几多周折，1943年12月20日，史迪威前往缅甸前线，他看到“只有他亲自出马，中国人才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这次，史迪威这位年逾60岁的老将在缅甸前线待了七个月，中间只到新德里和重庆作过一两天短暂旅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场夺回缅甸的战役。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规定：丫军越过萨尔温江，在东面与敌人作战；英国第四军前进至钦敦江，在西南与日本人交战。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缅甸北部，防止日本人干扰史迪威部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史迪威部像一把尖刀直插缅北地区，作为开辟中印公路的先头部队。史迪威又克服了种种困难、阻挠与周折(例如缅甸战役正激烈进行的时候，丫军却按兵不动，连罗斯福都敦促蒋介石立即行动)。1944年5月17日，盟军部队夺取密支那机场，这是日本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正如有的书上评述：“这一仗是史迪威两年来屡遭挫折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对于他焦虑不安的心灵犹如甘露。”蒋介石受到密支那之役的鼓舞，也加强了在缅甸的行动，6月16日攻下加迈。10天后，史迪威的部队和第七十七钦迪突击旅同时从南面发起进攻，攻占了孟拱。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一小块地区外，一直到伊洛瓦底江的整个北缅都处于盟军控制下。8月3日，经过75天的围攻，盟军终于攻克了密支那。史迪威感叹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无忧无虑了，终于能享受几分钟的平静。”

    这样一位出色的忠于中国抗战事业的将领，最后蒋介石为什么要逼走他呢？

    罗斯福曾对此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这完全是由于性格不合的缘故。

    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过一些争吵’——哦，已好久了——前几天，争吵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未涉及中国的政治。这与战略与政策、与租借物资，或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与赫尔利、纳尔逊、与高斯的辞职，与所谓的共产党，都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个性问题’。”实际上，史迪威在中国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离华正是罗斯福说的“都没有关系”的问题所致。首先，史迪威的确看透了蒋介石，向他指出问题所在，催他采取行动并强迫他改革。史迪威说：“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我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弊病。我就军队的情况向他提出警告。我告诉过他，这一切应如何改正。这一切他都不予理睬，对他的军队的可悲状况视而不见。

    这是对他本人、他的军政部和总参谋部的严肃的起诉。”史迪威认为：“不除掉蒋介石，美国在中国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其次，史迪威的确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积极抗日的，应该支持他们，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的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史迪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当时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大量的被蒋介石藏起来准备将来反共之用。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桂林以西200英里处的独山周围的山里，发现了一个隐藏武器的山洞，洞内有20多个仓库，每个仓库约有200英尺长，洞内贮存的武器弹药有5万吨，其中有50门崭新的野战炮和炮弹。最后，蒋介石在9月25日以备忘录一份送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事)因而停止。如果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指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史迪威依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为之战斗过的中国。

    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0月20日下午5时，史迪威由赫尔利(原美国陆军部长、时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陪同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史迪威回答很简练，他只请蒋介石记住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事先，蒋介石派人见史迪威，提出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史迪威婉言谢绝了。21日，史迪威离华，赫尔利、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机场送行。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来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

    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史迪威的被召回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盟邦之间最不愉快的一页。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曾写道：“我预见到会有很多的麻烦，史迪威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美国人民中间很孚众望。”美国舆论界对此事件的报道，更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加深了华盛顿方面对蒋介石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在撤换史迪威的过程中，宋美龄曾为调解、缓和蒋、史冲突，也为调和中美关系起了中介的作用。还在一年前的1943年9月，蒋介石就考虑要求美国将史迪威调离中国。宋美龄曾极力劝阻，并和大姐宋霭龄出面好言劝慰史迪威。史迪威在宋氏姐妹的安抚下，表示愿意继续合作。在随后的开罗会议上，史迪威曾代表中国向盟国提出许多要求，蒋、史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两人的冲突始终无法解决。终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伴随着召回史迪威而来的是罗斯福决定削减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承诺，他将远东战后的稳定放在了与苏联的合作上。显然，宋美龄虽然曾经尽力发挥柔软的协调作用，延后了两人的决裂，但夫人外交终究无力挽回大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